他的主张是，要么等到埃及彻底武装起来，向以色列发动进攻，收复所有的失地，要么就继续忍受下去。由于埃及全面武装超过以色列的可能性几乎是零，萨迪克实际上不主张与以色列开战。这就不能为萨达特容忍。到1972年底，萨迪克在战争准备问题上还是裹足不前，萨达特毫不犹豫地撤掉了他的国防部长职务，转而以伊斯梅尔·阿里取而代之。埃军总参谋长沙兹利认为，不管埃及如何努力，埃及和以色列在空军方面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即使苏联向埃及提供它最先进的飞机，考虑到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埃及空军仍然不是以军的对手，更何况苏联并不想向埃及提供此类飞机。埃及意识到它从以色列手中夺取空中优势的可能性几乎接近于零。但是，沙兹利此言并不表明他反对开战，恰恰相反，他在寻求抵消以色列空中优势的方法。
沙兹利找到了，“六天”战争后苏联的军事学说就特别强调防空火炮和导弹对制空权的影响，沙兹利敏锐地意识到，这正是抵消以色列空中优势的方法。因此，苏联新式的萨姆导弹列入了埃及的军火引进清单。以色列对此却毫不知情，依然沉浸在空中优势的幻想中，无怪乎以色列前空军司令霍德到10月6日上午10时还不相信战争即将爆发，说：“埃及还没有空军呢！”
由于以色列低估了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实力，在分析阿拉伯国家的意图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误差。以色列接受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认为只有胜利的战争才能达到政治目的。以色列在历次中东战争中的胜利也证实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但是，阿拉伯人并不这么看，经历了三次军事失败的埃及决策者更不如此看。他们认为，军事行动应当从属于政治，即使无法保证取得军事胜利，只要政治目标得到实现，民族尊严得到恢复，政权得以巩固，即使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没有胜利的希望，进行这场战争还是值得的。对于赎罪日战争前的埃及来说，情况正是如此。
由于多次战败，埃及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受到沉重打击，不战术和的局面给埃及的国民经济造成沉重的负担，人民对此不满，萨达特的政权不稳。他必须打破僵局，打破僵局的办法，就是与以色列重开战端。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人们将会说我已履行了职责。在渡河期间，如果我们失败了，这是我们的命运。但是人民不能责备我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们已经保卫了埃及的尊严，即使在渡河期间，我们损失两万人也在所不惜。”对萨达特来说，他的目标不是消灭以色列，而是同以色列打一仗，以恢复埃及人的自信心。根据埃及当时的实力，要实现这个目标是有能力的。而以色列却没有意识到埃及对以色列政策的转变，仍然以过去的经验看待埃以矛盾，出现估计失误也就不可避免。
僵化的理论，墨守成规的思维方法，使以色列
情报部门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无动于衷，对即将到
来的危机视而不见。
对边界地带出现的异常军事形势，以色列的情报人员是不是都视而不见？肯定不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先知先觉者，但是，只要你面对现实，及时发现问题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实际上，战争爆发之前，达扬、埃拉扎尔和霍菲都对边境地区的形势表示过担心，但是，不可理解的是，他们谁也没有采取行动，来避免这场危机。
能够采取行动的人对即将来临的风暴无动于衷，处于战争前沿、从蛛丝马迹中察觉到情况有变的下级情报人员，却在认认真真地进行分析、预测。
西曼·托夫是一个基层情报人员，战争爆发前是南部军区司令部情报处的情报参谋，专门分析埃及军队的战斗序列。他从埃及军队调动的迹象中，察觉出一些蛛丝马迹。10月1日和3日他两次对埃及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兵力部署情况作了详细的分析，认为埃及的演习是为了掩饰它的战争准备。他说：“从一切可以观察到的迹象来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事后证明，这是以色列情报部门第一份有关战争的情报报告。
报告送到了南部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戴维·格达利亚中校手中。格达利亚毫不犹豫地驳回了托夫的报告，理由是，这份报告与“情报部的判断——埃军的行动是演习——相互矛盾”。格达利亚在这里似乎忘记了一个基本原则；以色列军事情报部本身的判断也有赖于基层情报单位提供的情报。他对军事情报部所作的判断毫不怀疑，更没有去想一想，为什么身处前线的托夫分析的结果与军事情报部的判断相反。
埃及的军事调动也引起了另外一位情报人员的注意。10月5日下午1点钟，军事情报部埃及科科长约拿·班德曼中校起草了一份情报分析报告。在报告的前39段，他列举了埃及的军事集结，给人的印象是战争即将爆发。但是，在写完这39段以后，班德曼觉得意犹未尽，又在后面写上一段自己对上述迹象的分析。他说：“即使运河沿岸的军事部署似乎反映了进攻的企图，根据我们所作的最佳估计，埃及人对于他们自己和以色列国防军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的判断并未发生任何变化。因此，埃及企图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很小。”我们注意到，班德曼自相矛盾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军事情报部所作的“最佳估计”。
以色列军事情报部到底是如何估计阿拉伯国家的意图的？原来，泽拉于1972年10月上任后，对阿以之间的力量对比及可能出现的情况作过两条最基本的判断。他认为：一、埃及在取得空中优势前，不会发动进攻，也就是说，如果埃及没有袭击以色列的手段，如远程轰炸机或地地导弹，它就不会发动战争；二、如果没有埃及的配合，叙利亚也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战争。泽拉的理论被他的同僚广泛接受，他因为这一条理论获得了声誉。由于泽拉是军事情报部长，以色列军事情报部把这两个信条当作金科玉律，并以这两个标准来取舍情报。
在估计埃及的意图时，情报人员心中总会问上一句：埃及拥有战略空军没有？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改变没有？如果没有，那么战争就不会打起来。凡是符合这几种假设的情报资料，情报人员就将它当作真实情报，反之则斥之为“不真实”。即使在情报搜集部门掌握了大量证据，说明阿拉伯国家即将发动进攻，泽拉仍认为，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小之又小”。事实证明，泽拉的假设错了。人们指责泽拉用先入为主的假设主宰了情报分析人员的视野，以至于对即将出现的危险机而不见。
应该说，泽拉的假设在赎罪日战争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正确的。它是在分析了“六天”战争后中东的力量对比之后得出的结论。泽拉根据他的假设，也曾作出过几次正确的判断。关键是，客观事物在不断变化，埃以双方的力量对比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当时正确，并不意味着永远正确。任何假设，必须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只有这样，假设才不会过时，才不致于误事。但泽拉明显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将他的假设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永远正确的真理。他认为埃及的空军在1974年之前不会对以色列产生威胁，埃及不会贸然发动战争。当埃及大量引进萨姆导弹后，以色列情报机构虽然了解这一事实，却没有对此进行正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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