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确实是以色列历史上极具重要意义的一场战争。在此之前，以色列虽然已经吞并了阿拉伯国家的大片领土，但是，它还是缺乏防御纵深。联合国为它规定的边界使它不可能具有这种防御纵深。第三次中东战争前，埃及人占领的加沙地带犹如一把尖刀，直指以色列南部和沿海一线。这一带人口集中的城镇全部处于埃及的威胁之下，而圣城耶路撒冷则一分为二，以色列掌握了新城，而旧城仍旧掌握在约旦人手中，阿拉伯人可以轻易地从那里向以色列出击，耶路撒冷的枪击事件不断发生。
约旦军队只要沿着通向耶路撒冷的街道向前推进500米，就能切断通向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主动脉。约旦驻守在图勒卡尔姆的部队，能监视10英里外的以色列滨海城市尼塔尼亚，只要用装甲兵向前推进这一段距离，就可以把以色列拦腰切断。在北线，叙利亚军队驻扎在戈兰高地上，以色列北部村镇尽在叙利亚的火力控制之下。这种态势让以色列军方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无论什么时候，以色列军队都要掌握战略主动权，如果让阿拉伯人掌握了光机，那么，以色列真可能被赶入大海。
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结局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以色列军队在北线占领了戈兰高地，俯瞰以色列的一颗钉子被拔掉了。现在不是叙利亚威胁以色列，而是恰好相反。在南线，以色列不仅夺得了加沙地带，而且占领了西奈半岛，从而彻底消除了来自埃及的威胁，埃及的主要城市塞得港、苏伊士城和伊斯梅利亚都处于以军的炮击威胁下，以色列空军再度到达埃及的首都开罗也不是一件难事。现在，如果埃及人要向以色列发动进攻，埃及军队首先就面临如何横渡苏伊士运河的问题，即使他们渡过运河，加妙地带的广阔空间也足以使以色列军队与埃及人周旋。
而且，对埃及军队来说，要克服运河和沙漠这两大障碍向以色列本土发动进攻，绝非易事。而由于耶路撒冷全部被以色列占领，以色列不用再担心约旦把以色列拦腰切断了。如果说真的存在什么“生存空间”的话，那么以色列的生存空间现在真是大大改善了。过去，埃及空军从本土飞到以色列只需4分钟，现在，这段时间已经延长到16分钟，以色列有足够的时间来对付危机了。以色列的战略地位有了很大改善。
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后的六年被绝大多数以色列人认为是以色列立国以来最好的六年。这六年间，以色列经济繁荣，国内稳定，特别是外部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阿拉伯国家被打败了，以至于在与犹太人相处时失去了自信心。人们相信，事态正处于良好的控制之中。尽管阿拉伯人不愿按照以色列的条件在和平协定上签字，以色列人还是对“六天”战争后的现状感到满意。尽管以色列人从未忘记阿拉伯人消灭以色列的梦想，但绝大多数以色列人认为，阿拉伯人的这个梦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变成现实。以色列立国以来就有的居安思危心理立即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狂妄。麻痹、轻敌。阿里尔·沙龙宣称：“以色列现在是一个超级大国，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都不如我们。我们能在一个星期之内征服从喀土穆到巴格达和阿尔及利亚这一广袤的地区。”
沙龙此言典型地暴露出以色列政界、军界特别是军事情报部门在“六天”战争后的狂妄心态。对阿拉伯人的和平倡议，他们轻率地拒绝了。阿拉伯人要和平可以，但要以色列从被占领土上撤军，没门儿！在以色列看来，战败者是没有资格讨价还价的。阿拉伯人除了按以色列的条件在协议上签字外，没有其他选择。他们没有想到，阿拉伯人也是一个不肯服输的民族，以色列在战场上让阿拉伯人蒙受耻辱，又拒绝了阿拉伯人的和平倡议，只会把阿拉伯人，也把以色列自己绑上战车。此外，这种狂妄态度势必影响到他们对形势的客观分析。阿穆思前任部长亚里夫对此曾有一个精辟的论述。他说：“妄自尊大和自我陶醉的情绪使我们对中东地区将来的发展和变化的分析产生了混乱。”
以色列人尤其对“六天”战争后出现的安全边界感到满意。以色列认为，由于以色列的领土大大扩张，使得阿拉伯人发动战争的困难大大增加。以色列的新边界事实上起着一种威慑作用。1973年3月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访问华盛顿，在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时，梅厄宣称：“我们的日子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好过。”她说，以色列在军事上坚不可摧，阿拉伯人没有军事选择。以色列军方认为，苏伊士运河以及沿运河东岸构筑的巴列夫防线将构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前总参谋长巴列夫认为，西奈的常备军就足以阻止埃及的大规模进攻。300辆以色列坦克就可以对付埃及1500辆坦克。达标曾说，面对巴列夫防线，任何埃及军队渡河攻击，都将在24小时内被消灭。
他甚至夸口说，即使以色列遭到突然袭击，它也能很快扭转局势。战争爆发前不久，沙龙就在苏伊士运河前对美国记者说：“苏伊士运河也许不是一条和平的防线，但在这条防线上可以避免战争。任何国家走向战争的唯一理由就是受到了攻击或者认为自己能够获胜。但是，在这条防线上，埃及没有取胜的机会。”在赎罪日战争前，尽管有越来越多的战争征兆，但以色列仍然沉醉在军事优势的美梦里。在10月5日的内阁会议上，泽拉还坚持认为，埃军大规模渡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达扬则拼命反对埃拉扎尔全面动员的要求。
安全环境的改变导致了以色列安全战略的根本改变。过去，由于以色列缺乏周旋余地，以色列军界总是奉行先发制人的战略。以色列决不能让阿拉伯人取得主动权，而且一旦战争爆发，以色列必须在敌方领土上展开兵力，否则对以色列就是灾难。第三次中东战争就是这种战略的典型体现。可是，在这场战争以后，由于安全环境的改善，以色列的战略也随之改为遏制战略。意思是，以色列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战略纵深，完全可以不承担战争发起者的罪名，而让阿拉伯人打第一枪，然后，以色列发起反击，结束战争。遏制战略成了赎罪日战争之前的主流思想。
阿拉伯民族是吃软不吃硬的民族，对此，以色列人也是心知肚明。为了奉行遏制战略，让埃及人知难而退，以色列决定沿运河东岸修建一条防线，在埃及和西奈半岛之间架起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这就是耗费巨资的巴列夫防线。以色列指望，这条防线能挫败埃及的战争图谋，为以色列赢得宝贵的机动时间。
与此相联系的是以色列过低估计了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实力，尤其是过低估计了阿拉伯国家的防空实力。军事情报部确认，在经历了“六天”战争的惨败后，阿拉伯国家既没有胆量，也没有实力再同以色列打一场战争。以色列现在是高枕无忧。
应该说，从纯军事角度考虑，以色列在军事上确实占有较大优势，尤其在空军实力上。消耗战后，美国又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先进武器，以色列军队对自己的装备感到前所未有的满意。不仅是以色列人，阿拉伯人也认识到制空权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
1972年6月6日，埃及国家情报局局长艾哈迈德·伊斯梅尔·阿里（赎罪日战争时任国防部长）在一份情报估计中称，由于以色列的优势特别是空中优势十分明显，埃及不可能实施成功的突然袭击。萨达特和国防部长萨迪克也同意上述意见。除非埃及拥有一支能对以色列实施报复性袭击的空军，否则埃及不应对以色列开战，埃及已经经受不起一场军事灾难了。但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埃及又必须进行这场战争，因此，埃及必须寻求抵消以色列空中优势的途径。萨达特坚持要打一场有限战争，而国防部长萨迪克恰好和他唱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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