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会谈是德苏之间短暂“蜜月”的终点。通过这次会谈，双方都摸清了对方的底细。莫洛托夫知道，苏德冲突已经不可避免。当时参与谈判的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华西列夫斯基说，凡是经历过那种气氛的人都知道，苏德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可是，斯大林对德苏关系有过肯定的判断，谁敢与他唱反调？莫洛托夫回来向斯大林报告说，他对希特勒不会在近期进攻苏联的判断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坚持己见也就不足为怪了。
苏联政治体制的不良影响尤其表现在苏联情报机构上面。在总的集权体制下，苏联的情报机构也形成了一种高度集权的体制。1941年2月3日，为了加强国外情报工作，苏联成立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原内务部国外情报部成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外份报局，米哈伊洛维奇·费金任局长。但是，在苏德战争爆发以前，国外情报局的影响远远比不上总参情报部，费金的地位更非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部长贝利亚可比。总参情报部长卜卜戈里科夫将军是斯大林的主要情报顾问，他直接对斯大林负责。戈里科夫是一名出色的战将，却从无情报工作经历，在情报领域他完全是一个门外汉。这与他的历届前任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更可恶的是，戈里科夫还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心中满脑子想的是自己在斯大林心目中位置，情报工作成了他讨好斯大林的工具。他一门心思要讨好斯大林，平时他主要用心揣摩斯大林的心理，了解斯大林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而不是扎扎实实地组织情报的搜集和分析。应该说，总参情报部确实有十分良好的情报来源，而且也不乏实事求是的情报分析人员。但是，所有的情报资料最后都要经戈里科夫汇总，由他提供给斯大林。经戈里科夫之手提供给斯大林的情报可分成两大类：来源可靠类和来源可疑类，但判断情报是否可靠不是他自己对情报的客观评判，也不是根据情报的来源，而是根据情报是否同斯大林的意见相一致。
任何情报，不管其来源如何，只要它同斯大林的看法一致，他就将其列入“可靠”一类；对那些与斯大林看法相左的情报，他就将其列入来源可疑类，斯大林在这些文件上批上“存档”即予退回。这些情报也就不再传阅，即使作为戈里科夫的顶头上司的总参谋长和国防人民委员也无从了解。所以那些与斯大林意见相左的情报到底送来多少，价值如何，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一无所知。像佐尔格的报告，虽然传到了斯大林之手，却被认为是“来源可疑”，根本没有传阅就被存档了。
在戈里科夫的领导下，苏军情报部的情报评价工作很明显缺乏客观性。戈里科夫不仅抹杀了情报搜集人员的卓越功绩，而且受了德国战略欺骗的影响，继而向斯大林施加了错误的影响，从而导致突然袭击不可避免。苏共二十大后，戈里科夫追随当时的反斯大林浪潮，将苏德战争前苏联的情报失误完全归因于斯大林个人。他认为，总参情报部已经完全将情报资料送给了斯大林，斯大林本人应对这些情报的分析判断失误负责。但是他的观点遭到苏联历史学家的批驳，很明显是站不住脚的。
戈里科夫确实向斯大林提供过很多有关“巴巴罗萨”行动的情报，但这些情报都是经他处理过的。如1941年3月20日，戈里科夫上报了一份有关“巴巴罗萨”的情报，预言战争将在1941年5月15日至6月15日之间爆发。这份情报具有极大的可靠性，可是这份情报明显不符合斯大林的口味，于是戈里科夫在报告上批道：“l．根据上述言论和今春可能的作战方案，我认为发动对苏战争最可能的时间，是在战胜英国以后，或在德国缔结光荣的对英和约以后。2．关于今春对苏战争不可避免的传说和文件，必须看作是英国甚至可能是德国情报机构散布的假情报。”
一份极有价值的情报，经过戈里科夫的“判断”后，成了一份假情报。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对苏联情报人员，斯大林也不信任。在30年代苏联紧张的政治背景下，斯大林形成了一种怀疑一切的习惯。能够获取他信任的只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人都被当作异己排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斯大林不惜向昔日的战友举起屠刀，从事国外情报工作的情报人员首当其冲。在大清洗时一大批杰出的苏联情报人员惨死在内务部的屠刀之下，连总参情报部部长别尔津也未能幸免。而在苏德战争前报告德国侵略意图的绝大部分是总参情报部系统的情报人员，如佐尔格情报网，“露西”和“红色乐队”都是别尔津当年用建的，而且，这些情报网的组建也是违背斯大林意愿的。当年，杨大林为了讨好希特勒，曾下令总参情报部不得在德国境内活动。
在别尔津死后，总参情报部杰出的情报人员提供的情报不被重视，也就不足为怪了。更何况他们提供的情报有违斯大林的心意，在斯大林看来不值得相信。战争爆发前，“红色乐队”最后报告了德军进攻的消息。这个情报对斯大林有所触动，他问国外情报部部长资金，这些情报是从哪里搞来的，是否可靠，他们又是如何搞到这种绝密情报的。当他被告知，情报来源在德国，他沉默不语。然后他对费金说：“除了皮克（德国共产党领袖政h，其他德国人都不可靠，是吗？”费金答：“是的，斯大林同志。”他明白斯大林的言下之意，这些情报来自纳粹党员和德国军官，很不可靠，很可能是德国人故意传递的假情报。斯大林对自己的主观判断盲目自信，对希特勒的允诺则深信不疑，甚至于到了自欺欺人的地步。6月13日，塔斯社针对“巴巴罗萨”行动的流言竟然出来辟谣，攻击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苏德两国之间挑拨离间。
“我想这是希特勒向我们挑衅，难道他真的敢
发动战争吗？”战争终于不以斯大林的意志为转
移，按时爆发了。可斯大林还指望通过和平途径
解决问题。
6月21日下午，德国柏林。苏联大使弗拉基米尔·杰卡诺索夫一直在打电话给德国外交部，要求约见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澄清一些问题，并对德国飞机侵犯苏联边界一事向德方提出抗议。为这种事情，他已经向德国提出过多次抗议，尽管不会有任何效果，但一个处于被伤害地位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不有所表示是说不过去的。但是，他得到的答复是：“里宾特洛甫不在城内，何时回来，不得而知。”杰卡诺索夫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无法可想。
6月对日就这样过去了，到22日1点，莫斯科又发来急电，通报了莫洛托夫与舒伦堡谈话的内容，要求他立即会见德国外长。大使馆的翻译别列日科夫再次要通了德国外交部的电话，但答复依旧。一个小时后，他终于接到来自德国外交部的电话：里宾特洛甫将在4点钟接见苏联大使。杰卡诺索夫和别列日科夫立即驱车前往威廉大街，只见德国外交部前人头攒动，看到苏联大使过来，新闻记者立即围了上来，帮他们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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