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南山阵地以南的解放军阵地上，也是夜以继日地做着攻山的准备工作。解放军指战员都明白，兰州战役将是一场伤亡惨重的攻坚战，马军北依黄河天险，南据东岗坡、皋兰山、沈家岭、狗娃山一线的高山峻岭，又有坚固的工事居高临下，再加上马军弹药充足，以逸待劳，要从山下攻上去，拿下这一线数十里长的山地工事，扫清兰州市南面外围的障碍，为攻入兰州古城捣毁马步芳父子的巢穴打通道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说真的，能不能攻下马军的南山阵地，指战员心里的确没有十分把握。
彭德怀用望远镜观察了马军的南山阵地后，脸上本来就严肃的神情更加冷峻了。他对一举攻下马军南山阵地能否成功，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起过。他本来就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对这件事情就更不会吐露真情了。
大战在即，兰州并不平静，皋兰山上山下，仿佛一锅烧得滚沸的开水。
§22
敌我双方都做好了准备。决战如张弓之箭。
1949年8月20日，兰州战役宣告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许光达第2兵团，杨得志第19兵团，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兰州。
在这关键时刻，敌人的营垒里，相互之间的明争暗斗更加尖锐、复杂、激烈了。
当解放军越过六盘山，大举向西挺进，马步芳、马鸿逵的部队全线向兰州、宁夏撤退的时候，马步芳幻想实行他们的所谓配合友军，前后夹击，歼灭解放军于兰州城下的方案。马步芳曾经几次发电请求蒋介石令胡宗南由秦岭出兵，马鸿逵、马鸿宾由宁夏南下，分进合击，对进攻兰州的解放军实行包抄围歼，毕其功于兰州之役。
但是，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刘任为首的“中央派”，鉴于胡宗南、马步芳和二马内部的矛盾越演越烈，因此又别具心肠。“中央派”密议断定：宁马对青马出任西北长官公署长官一直心怀不满。宁马虽然也弄到个甘肃省主席的职位，但受青马束缚，不能为所欲为，认为兰州是青马势力范围，所以对兰州的得失，并不关心，认为只要保得住宁夏老巢就够了。二马倾轧至此已表面化，不可能临难相顾；胡宗南龟缩汉中，自顾不暇，乘解放军西去，正好扼守秦岭，苟安整补，企图坐收渔人之利。况且胡宗南自扶眉战役失败后，对青马有‘观死不救”的切齿之恨，按兵不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而陇南兵团虚有“中央军”之表，其实毫无战斗力。马继援的陇东兵团，战斗力虽较强，毕竟众寡悬殊，难以应付……。经过一番密谋商议，“中央派”得出的结论是：兰州战役，青马孤立无援，凶多吉少，兰州失守已成定局。
“中央派”虽然明于知己，却昧于知彼。他们对解放军尔后的行动估计，直到这时还是坚持静宁会议上的观点，作出了自认为是正确的判断。他们估计解放军打下兰州后，必将转锋南下，消灭胡宗南的残兵败将，最后进军四川，决不会深入草枯水冷的河西走廊，更不会急于向戈壁千里的新疆挺进……因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仗，打到兰州就会告一段落。于是，“中央派”就幻想在河西走廊养精蓄锐，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反守为攻。
“中央派”根据自己一厢情愿的主观判断和幻想，对将要准备作为根据地的河西地区，又不能不深思熟虑了。他们明自马步芳之兄马步青曾割据河西多年，在当地回族中潜在势力相当大，且邻近青海，素为青马所垂涎，而驻新疆的骑5军马呈祥部又为其嫡系，一旦青、新二马连接，不仅河西，即便新疆也将受其威胁。而且，如果“中央派”与蒋介石的空运断绝，“中央派”在青马已认为再无利用的时候，则有被吞噬、抛弃的可能，所以决不能让马继援窜据河西。于是，“中央派”承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排除异己，消灭杂牌，保存自己的一贯做法，以陇东兵团独立担当兰州保卫战，陇南兵团为总预备队。这个计划，他们认为战胜了，还可望合作；战败了，消灭的是马家军，“中央系统”的陇南兵团仍可保存无损。这就是“中央派”对兰州战役的看法以及他们将要采取的对策。
虽然在暗中密谋排斥马家军这一点上，以刘任为首的“中央派”是一致的，但在蓄意保存陇南兵团的目的这一方面“中央派”内部，又有主和派与主战派两个集团各自不同的图谋。
陶峙岳由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调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兼任河西警备司令）之后，将部分亲信留下来，如曾震五、彭铭鼎等在甘肃方面继续工作。这一陶系主和派，虽说早有脱离蒋介石集团另创局面的打算，但是因本身没有力量，而且距解放区太远，不易配合，所以未敢贸然行事。
最先提出和平主张，并发动联络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北问题的，是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
在甘肃方面，彭铭鼎是主和派的骨干分子。他在私下里四处活动，八方联络，暗暗地进行着一些和平的游说。
有一次，彭铭鼎找到国民党骆驼兵团团长贺新民，两人坐在一处，交谈了半晌。当谈到今后的打算与出路时，彭铭鼎压低声音，心神不安地说：“常言道，自古英雄识时务。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共产党得天下已成定局，蒋介石寄希望于马步芳和马鸿逵挽救残局，不过是一种企图而已。”
他长叹一声，沉思良久，说：“我们还得早作打算啊！”
贺新民想了想，问：“你看，我们都作些什么打算才好呢？”
彭铭鼎望着贺新民的脸，瞅了半晌，终于下了决心，低声说：“我们要保有河西，必须要有陇南兵团这一‘中央系统’的可靠力量，我们与马家军之间矛盾很深，如果到了紧急关头，马家军是靠不住的。再者，在万不得已时，应做跟共产党打交道的准备，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作资本，只能订城下之盟，决无讨价还价之余地。”
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一字一顿地说：“对我们来说，积蓄与共产党讨价还价的政治资本，实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棋。”
贺新民听得出来，他话中所谓的“棋”，弦外之音，针对的就是“中央派”内部的主战派。
主战派的中坚人物，就是桂系的刘任。他们这一伙，是根本不赞同起义的。
正是由于主和派和主战派之间的看法不一，见解不同，各自的打算也就相差甚远，因而主和派也就有意避开主战派，暗中加紧了密谋活动。
刘任的主战派，虽然自始至终没有参与和平解放的策划，但是当时对共同设计摆脱青马的势力，据守河西走廊的行动，尽管暗中有和与战之分歧，究竟还是没有形成公开的分裂，表面上仍然是同谋勾手合作的。
主战派与主和派，是在共同追逐的目标下，开始计议如何保存属于“中央系统”的陇南兵团的有关斗争策略问题的。
要掌握陇南兵团这份破残的家底，也不是容易的事，内情非常复杂。
第119军军长王洽性原已配属国民党第5兵团指挥，扶眉战役后，王治岐别有用心，龟绪武都，坐观成败去了。虽经三令五申，他却按兵不动。
第120军军长周嘉彬是张治中的女婿，易于争取，可是此刻他的部队正逗留陇西途中，摇摆不定，曾有要把该部拖到汉中去依靠胡宗南的传闻。
刘任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派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政工处长上官业佑前去劝说，勒令周嘉彬率部开赴兰州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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