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20世纪60年代的痛苦和总统的下台，美国首先需要的是恢复凝聚力。幸运的是，应时势召唤来完成这一空前任务的人是杰拉尔德·福特。
福特从未涉足总统政治的复杂旋涡，却被推上了一个他想都没想过的职位。正因如此，他不受焦点群体和公共关系的困扰，能够在总统任期内实践善意的价值观和他自小培养起来的对国家的信念。他长期在众议院任职，身居重要的国防和情报小组委员会，熟谙外交政策挑战。
福特的历史任务是弥合美国内部的分歧。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努力——且通常成功地——将实力与原则相结合。他的政府见证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这里指埃及）之间首份协议的签订，其条款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第二次西奈停火协议标志着埃及不可逆转地转向支持和平协议。福特发起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促成南部非洲由多数人统治，这是第一位美国总统在此问题上采取明确行动。面对国内强烈的反对，他监督召开了欧洲安全会议，会议产生的一些条款把人权奉为欧洲安全原则之一。这些条款被波兰的莱赫·瓦文萨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瓦茨拉夫·哈维尔等人大胆采用，在他们的国家引入了民主，开启了东欧剧变的序幕。
在杰拉尔德·福特的葬礼上，我致悼词，其中几句话是：
自古以来，尽管人类罪孽深重，上帝还是保留了人类，因为在任何时期，总会有十个正义之士来救赎人类，尽管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角色。杰拉尔德·福特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美国还享有不可战胜的光环，印度支那的失败给美国带来了无法想象的挑战。吉米·卡特正是这时成为美国总统的。一直是中东地区秩序的支柱的伊朗被一些什叶派领袖接管。他们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向美国宣战，颠覆了中东的力量均势。其标志就是围困美国驻德黑兰外交使团400多天。几乎同时，苏联认为入侵并占领阿富汗的时机已到。
值此动荡之际，卡特大胆地推进中东和平进程，最终在白宫举行了签字仪式。埃以和平条约的签署是一个历史性事件。虽然这得益于前几届政府消除了苏联的影响，开启了和平进程，但在卡特任内结束谈判却是这一持久而坚定的外交努力的顶点。卡特与中国建立了全面外交关系，巩固了对华开放政策，就这一新方向形成了两党共识。而且他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做出强烈反应，支持抵抗苏联占领的人。固然，直到任期结束，他在新的战略挑战面前曾经有过犹豫（寻找权力和合法性之间的平衡），但就是在这段极度痛苦的时期，卡特重申了人类尊严的价值，这对美国自身的形象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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