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充斥着暗杀、暴乱和没完没了的战争。历经这一乱局，尼克松1969年接过了恢复美国国家凝聚力和外交政策连贯性的重任。作为富有经验的公众人物，尼克松聪明过人，却有少见的个人不安全感，因此他并不是恢复国内和平的理想领导人。但是也必须记住，当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就职的时候，大规模示威、恐吓威胁、非暴力反抗等手段已成气候，逐渐脱离了和平抗议的范畴。
不过对于重新确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质这项任务，尼克松已经胸有成竹。作为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以及多次参选的总统候选人，他见多识广。外国领导人与尼克松接触时，一般不会与他对抗，让他难堪，而是愿意与他进行他最擅长的实质性对话。与一般有政治抱负的人相比，他独来独往的个性让他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因此他更愿意潜心读书。这使他成为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在外交政策上准备最充分的候任总统。
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还没有哪位总统如此系统地从理论上将国际秩序作为一个全球概念加以阐述。1971年与《时代》杂志编辑对话时，尼克松提出了这个概念。在他的想象中，五个主要政治和经济权力中心将在非正式承诺的基础上运行，都以克制的态度追求自己的利益。它们的雄心和克制相互交织，形成了均衡：
我们必须记住，世界历史上唯一一次拥有较长的和平时期，是在形成均势的时候。当一个国家相对其潜在竞争者实力无限大的时候，正是战争危险来临的时候。所以我希望美国在世界上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我认为，如果我们看到强大而健康的美国、欧洲、苏联、中国和日本形成合理的平衡，相互制衡，但不相互拆台，那么这将是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更加美好的世界。19
这篇讲话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国一致”中的两个国家其实是敌对国家：苏联和中国。美国与前者陷入冷战，与后者在中断关系20多年后刚刚恢复外交接触，美国与中国既没有互设大使馆，也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西奥多·罗斯福曾提出一种国际秩序设想，美国在其中充当全球均势的守卫者。尼克松更进一步，认为世界秩序千变万化，均势不会一成不变，美国不是平衡者，而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尼克松在这段话中宣布放弃挑动均势中的一方斗另一方，这展示了他的策略技巧。警告潜在对手的微妙方式就是，公开声明放弃对方已知的我方能力，而这种能力实际上不受声明的影响。尼克松是在起程访问北京之前说这番话的。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两国关系显著改善，也是在任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国。美国与这两个共产党巨人的关系比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用中国制衡苏联当然成为这项渐进战略的用心所在。1971年2月，尼克松的年度外交政策报告称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美国官方文件首次给予中国这一级别的承认），并宣称美国已经“准备好（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与北京对话”20。
1971年7月我正在所谓的秘密访华途中，尼克松就中国的国内政策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堪萨斯城的讲话中，尼克松认为：
中国的国内阵痛（即“文化大革命”）不会长久持续下去。因为当我们把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看待时（我在世界各地见到过他们），他们富有创造力，成就卓著，是世界上最能干的民族之一。8亿中国人民必定会成为巨大的经济力量。这就意味着，凭着这些特质，如果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他们也能够在其他领域大显身手。21
这些说法在今天已经是老生常谈，在当时却是革命性的。22这些是尼克松的即兴谈话，而我当时与华盛顿无法联络，所以我是在20多年来与北京的首次对话中从周恩来口中听到这番话的。尼克松尽管是一位坚定不移的反共产主义者，但他认定，地缘政治平衡的迫切性超过了意识形态纯洁性的需要，这一认识与他的中国同行不谋而合。
在1972年总统竞选中，尼克松的对手乔治·麦戈文曾经嘲弄地说：“回家吧，美国！”尼克松的回应是，如果美国逃避其国际责任，那么它肯定在国内也会失败。他宣称：“只有在履行海外责任方面有大作为，我们才能始终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只有继续作为伟大的国家，我们才能在克服国内挑战方面有大作为。”23与此同时，他希望抑制“我们自恃高明，好为别人借箸代筹的本能”，从而不让“他们依赖我们为其定计”24。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尼克松开启了编写世界现状年度报告的做法。就像所有的总统文件均由白宫同事起草，这类报告由我主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不过，尼克松要确定文件的总体战略基调，并在定稿之前多次审阅。它们是政府部门的外交政策指南，更重要的是，它们向其他国家表明了美国的战略方向。
尼克松强调，美国不能把命运全部或部分寄托于他国的善意。在这一点上，尼克松可谓一个现实主义者。正如他在1970年的报告中强调的，和平需要谈判，也需要有寻求新型伙伴关系的意愿，但只有这些还不够：“持久和平的第二个元素必须是美国的实力。我们知道，和平不可能仅仅通过善意实现。”25他断定，通过持续展示美国的力量以及开展全球行动的明确意愿，和平就会得到巩固而不会被阻滞。这让人想起了西奥多·罗斯福1907~1909年派遣大白舰队进行的环球航行。同样，美国也不能期望其他国家把未来押在他人的善意之上。主导原则是努力建立权力与合法性相得益彰的国际秩序，做到使这一秩序的所有关键成员都认为这种安排公正合理：
对于所有国家，无论是敌人还是朋友，维护国际体系都与其利益攸关。他们必须感觉到他们的原则得到了尊重，他们的国家利益得到了维护……如果国际环境满足了他们的重要关切，他们就会努力去维护它。26
正是这种国际秩序愿景为对华打开大门提供了最初动力。尼克松认为向中国开放是整个愿景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向中国开放的一个原因是试图走出过去10年美国的国内争吵。尼克松接掌的美国已经被10年国内国际动荡和无休止的战争所动摇。至关重要的是，要向美国传递一个和平与国际礼让的愿景，鼓舞它去追求一个无愧于历史和价值观的愿景。同样重要的是，尼克松重新定义了美国的世界秩序概念。与中国改善关系将逐渐孤立苏联，或者迫使苏联寻求改善对美关系。只要美国小心行事，与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关系胜过它们之间的关系，困扰美国外交政策20年的中苏合作追求世界霸权的噩梦将被驱散。（在适当的时候，苏联会发现在欧洲和亚洲两面受敌，与自己貌合神离的意识形态阵营里也出现了敌人。苏联已经无力驾驭这个自设的无解困局。）
尼克松力图让美国的理想主义更加实际，让美国的实用主义更具有长远眼光，结果却受到两面夹击，反映出美国人在实力和原则之间摇摆不定。理想主义者批评尼克松按照地缘政治原则推行外交政策。保守派对他提出质疑，声称缓和与苏联的紧张关系是在共产主义对西方文明的挑战面前畏缩退让。两派批评者都忽视了以下事实：尼克松在苏联周边部署了坚不可摧的防御措施；他是第一位访问东欧（南斯拉夫、波兰和罗马尼亚）的美国总统，象征着对苏联的控制发出了挑战；他让美国平安度过了与苏联的几次危机，其中两次（1970年10月和1973年10月）他义无反顾地让美军进入警戒状态。
在建立国际秩序的地缘政治方面，尼克松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技巧。他不厌其烦地将各种战略要素联系起来，在抵御危机时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勇气，在追求外交政策长期目标时则坚韧不拔。他惯用的逻辑是：“半途而废与坚持到底要付出同样的代价，那干脆坚持到底好了。”结果，从1972年至1973年，在18个月之内，他结束了越南战争，对华打开了大门；为抵抗北越攻势而不断升级军事措施的同时就与苏联举行了峰会，让苏联盟国埃及转而与美国紧密合作；在中东促成了两份脱离接触协议（一份在以色列与埃及之间，另一份在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以叙脱离接触协议持续至今，连目前的血腥内战都没有影响它）；启动了欧洲安全会议。长期来看，欧安会严重削弱了苏联对东欧的控制。
这些策略成果即将转化成长远的世界秩序概念，把令人鼓舞的愿景与切实可靠的均势联系起来。但就在这个节点上，悲剧发生了。越南战争让各方筋疲力尽。水门风暴纯粹是愚蠢的自作自受，又被尼克松的长期批评者无情利用，让整个行政部门陷入瘫痪。在正常时期，尼克松的政策多路并进，完全可以汇聚成美国新的长期战略。尼克松已经看见了希望与现实交汇的乐土（冷战结束、重新定义大西洋联盟、与中国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大步迈向中东和平、苏联开始重新融入国际秩序），但他已经没有时间将地缘政治愿景与这些进展融合起来，这段旅程只能留给他人去走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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