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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世界秩序》

首页 > 世界秩序 > 第二章 欧洲均势体系及其终结

欧洲的未来

  欧洲一路走到今天,可谓历尽沧桑。欧洲开启了全球探险,并把自己的做法和价值观向世界各地传播。每个世纪,欧洲都改变了自己的内部结构,提出了关于国际秩序性质的新思路。今天欧洲处于一个时代的巅峰。为了融入这一时代,欧洲认为有必要舍弃过去三个半世纪里指导其行为的政治机制。为了减轻德国新近统一造成的冲击,2002年新成立的欧洲联盟推出了共同货币,2004年又搭建了正式的政治结构,宣布欧洲是统一、完整和自由的,它将通过和平机制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分歧。

  德国的统一改变了欧洲的均势,因为没有任何宪法安排可以改变一个事实:德国再次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单一货币带来了自从神圣罗马帝国以来欧洲从未有过的高度统一。欧盟会发挥其宪章所称的全球作用,还是会像查理五世治下的帝国那样,最终无力维持自身的统一?

  在某种意义上,新架构意味着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摈弃。然而,欧盟也可被视为欧洲回归威斯特伐利亚基于国家的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欧洲创立的,在近代的大部分年份里,欧洲将这一体系推广至世界各地,把它树立为一个典范并加以捍卫。只不过这一次欧盟代表了一种地区权力,而不是国家权力,成为全球新版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一个新单元。

  这一结果融合了国家和区域的行为方式,然而迄今为止仍未能充分享受任何一种方式的好处。欧盟削弱了其成员国的主权和传统的政府职能,例如对本国货币和边界的控制权。另一方面,欧洲的政治仍然主要以国家为主。在很多国家,抵制欧盟的政策已经成为国内的头号问题。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混合体,它在宪法意义上介于国家和邦联之间,通过部长级会议和一个共同的官僚机构运作,更像神圣罗马帝国,而不是19世纪的欧洲。然而,与神圣罗马帝国不同(至少就神圣罗马帝国大部分时间而言),欧盟试图通过寻找指导性的原则和目标解决内部的种种矛盾。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欧盟一方面寻求货币统一,另一方面又任由各国自理本国财政,同时还有一个与民主制不符的官僚机构。在外交政策上,欧盟拥护普世理想,然而缺乏推行这些理想的手段。它的超国家特征与成员国对本国的忠诚互相冲突。欧盟既是一个统一体,内部又有东西欧之别和南北欧之分,对挑战国家统一的自治运动(加泰罗尼亚、苏格兰)持理解宽容的态度。欧洲的“社会模式”既依赖市场机制,又对它感到不适。欧盟的政策将宽以待人的包容精神神圣化,几乎到了不愿坚持独特的西方价值观的地步,而其成员国在政治上的做法却反映了对非欧洲移民流入的恐惧。

  结果,出现了一个考验欧盟自身在公众眼里所具有的合法性的周期。欧洲国家放弃了很大一部分曾被视为本国主权的权力。由于欧洲各国领导人执政还是在野依然取决于本国的民主进程,他们往往倾向于奉行利己的政策,结果引发了欧洲不同地区之间的争端,通常围绕着经济问题。尤其在出现危机时,例如2009年的危机,欧洲机制为求自保,被迫采取干预性更强的应急措施。然而当要求公众为了“欧洲事业”做出牺牲时,他们对自己应负什么义务也许并没有清楚的认识。欧洲各国领导人于是面临选择:要么无视本国人民的意愿,要么遵从本国人民意愿与布鲁塞尔分庭抗礼。

  欧洲再次回到了问题的起始点,只不过这一次这个问题具有全球意义。从彼此竞争的心态和对立的趋势中,能生成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哪些国家将成为这一秩序的成员?欧洲各国的政策将以何种方式发生联系?欧洲需要多大程度的统一?欧洲又能承受多大的差异?从长远观点看,一个与之相反的问题也许更具有根本意义:鉴于历史,为了实现有意义的统一,欧洲必须保留多大的差异?

  欧洲维持一个全球体系时,代表了世界秩序的主导概念。欧洲的政治家设计了国际架构并将其推广到世界各地。今天,对新世界秩序的性质本身就存在着争议,而且欧洲之外的地区也将在决定这一秩序的构成因素上发挥重要作用。世界是否正在走向区域集团,而这些集团扮演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国家角色?如果是这样,会不会因此形成均势?还是关键的成员因此锐减为少数几个,以致秩序不可避免地变得僵硬,体制缺乏弹性的各个集团相互对峙,重演20世纪初险象环生的一幕?美国、中国也许还有印度和巴西等大陆国家已经实现群聚效应,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欧洲将如何应对它转变为一个区域单元的过程?迄今为止,欧洲各国主要将一体化进程视作增强欧洲各行政机构职能的官僚机构问题,换言之,是对既有机构的补充完善。推动欧洲内部支持这些目标的驱动力将来自何方?欧洲历史显示,仅靠行政措施从来无法实现统一,而是必须有一个统一者。德国的统一靠普鲁士,意大利靠皮埃蒙特。没有它们的领导(和制造既成事实的意愿),统一事业会胎死腹中。哪个国家或机构会扮演这个角色?还是必须创立一个新机构或内部小集团来指引道路?

  假如欧洲无论通过何种道路实现了统一,它将如何界定自己的全球角色?欧洲面临三个选择:构建大西洋伙伴关系,采取更加中立的立场,或是与一个欧洲以外的大国或国家集团逐渐结成一种心照不宣的誓约关系。欧洲是希望未来同盟关系发生变化,还是把自己视为通常采取相同立场的北大西洋集团的一员?它会更认同自己的哪一段历史?是距今不远的大西洋国家团结一致的历史,还是为了国家利益尔虞我诈的那段更久远的历史?简而言之,还会继续存在一个大西洋共同体吗?如果如我热切希望的那样仍然有的话,它会如何界定自己?

  大西洋两岸都需要思考这个问题。仅靠发挥自己熟悉的作用,大西洋共同体是无法跟上时代步伐的。很多情况下,大西洋联盟的欧洲成员在共同决定全球战略问题时,常常认为自己的政策就是扮演中立的规则监管者或援助的分配者。然而,当这一模式遭到拒绝或运作中出现偏差时,他们往往手足无措。新一代人的经历不同于冷战时期要面对苏联的挑战,他们需要赋予常常被引用的“大西洋伙伴关系”更具体的含义。

  欧洲的政治如何演变,归根结底要由欧洲人自己决定。然而这事关欧洲的大西洋伙伴的重大利益。一个新欧洲会积极参与新国际秩序的建立,还是会因内部问题缠身而自我消耗?当代地缘政治和战略现实排除了传统欧洲大国奉行纯均势战略的可能性。由泛欧精英掌管的一个新生的“规则加准则”组织,同样难以胜任推行全球战略的重任,除非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地缘政治的现实。

  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美国完全应该加强欧盟,防止它一步步滑入地缘政治真空。美国若在政治、经济和防御上与欧洲分家,就地缘意义而言,就会成为欧亚大陆对岸的一个岛国。欧洲自己可能也会成为亚洲和中东势力范围的附庸。

  不到一个世纪前,欧洲几乎垄断了全球秩序的制定。如今,它却有可能置身于当代探索世界秩序的努力之外,把自身的建设当作地缘政治的终极目标。在很多人眼里,这一结果代表了几代人的梦想——一个祥和统一、摈弃列强争夺的大陆。问题是,虽然欧洲倡导的软实力方法常常激动人心,世界上却没有几个地区愿意坚定不移地只奉行这一风格的政策,从而有可能导致不平衡。对世界秩序的探索正处于令人心悬的时刻,曾在世界秩序的塑造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欧洲却转向了自我。而任何一个不参与塑造世界秩序的地区,都有可能被形成的世界秩序吞没。于是,欧洲在它努力逾越的过去和它尚未界定的未来之间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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