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旅馆里只住着两位美国旅人。他们进出房间和上下楼梯时，碰见的人都很陌生。他们住在二楼，面朝大海，也面对着公园和战争纪念碑。公园里有大棕榈树和绿色的长凳。天气好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个带着画架的艺术家。艺术家们都喜欢棕榈树的姿态，喜欢面对着公园和大海的这栋旅馆那种明快的色彩。意大利人大老远跑来看战争纪念碑。纪念碑是青铜铸的，在雨里泛着光。这会儿正下着雨。雨水从棕榈树上滴下来。石子路上出现一汪汪积水。雨水滂沱，海浪裹着雨水像一条长长的线涌上岸，又沿着沙滩滑下去，然后再裹着雨水涌上来。泊在战争纪念碑旁边广场上的汽车都开走了。广场对面有个侍者站在咖啡馆门口，正朝着空荡荡的广场张望。
美国人的妻子正站在窗边往外看，外面有只猫刚好蜷缩在他们窗子底下一张滴着雨水的绿桌子下。那只猫缩紧了身子，不让雨水滴到身上。
“我要去逮那只猫咪。”妻子说。
“我去。”丈夫躺在床上说。
“不，我去。外面那只可怜的猫咪想在桌子底下躲雨呢。”
丈夫靠在床头的两只枕头上，继续看书。
“别淋湿了。”他说。
他的妻子下楼去了。经过旅馆营业处的时候，店主起身向她哈哈腰，他的办公桌就在营业处那头。他是个老头儿，个子很高。
“下雨了。”妻子说。
她有点喜欢这个店主。
“是啊，是啊，太太，坏天气，真是个坏天气。”
房间里光线很暗，他站在房间另一头的写字台后面。美国太太喜欢他，喜欢他接到任何投诉时都那么认真的态度；喜欢他的修养，喜欢他乐意为她效劳的模样；喜欢他作为店主的那种感觉，喜欢他那张苍老、严肃的脸和他那双大手。
她怀着对他的喜爱，打开门向外张望。雨下得更大了。一个人披着橡胶斗篷的人正穿过空荡荡的广场，朝咖啡馆走去。那只猫应该就在右边。或许她可以沿着墙，从屋檐底下走过去。她站在门口还没迈出去，背后有人为她撑开一把伞。原来是负责照料他们房间的女侍者。
“您可千万别淋湿了。”她面带笑容，用意大利语说道。毫无疑问，是店主派她来的。
女侍者撑着伞，美国太太沿着石子路走到他们房间的窗子底下。那张桌子就在这儿，被雨水冲洗得鲜绿鲜绿的，可是猫不见了。她突然大失所望。女侍者望着她。
“您丢东西了吗，太太？”
“刚才有只猫。”年轻的美国太太说。
“有只猫？”
“对，一只猫。”
“一只猫？”女侍者哈哈一笑，“雨里的猫？”
“对。”她说，“就在这张桌子底下。”她又加了一句，“噢，我可真想要它，我就想要只猫咪。”
她用英语说这几句话时，女侍者紧绷着脸。
“来吧，太太。”她说，“我们该回里面去了，要不您会淋湿的。”
“我想也是。”年轻的美国太太说。
她们沿着石子路往回走，进门后，女侍者在外面收了伞。那个美国太太经过办公室时，店主在写字台那头向她哈哈腰。太太从心里觉得某些东西又渺小又麻烦。这个店主让她觉得自己十分渺小，却又十分重要。她一时觉得自己太重要了。
她走上楼梯，打开房门。乔治还在床上看书。
“猫逮到了吗？”他放下书问道。
“跑了。”
“奇怪，会跑到哪儿去呢？”他把目光从书上移开，说道。
太太坐在床边。
“我真想要那只猫。”她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要它。我就是想要那只可怜的猫咪。可怜巴巴地淋着雨对一只猫咪来说有点悲惨。”
乔治的目光又挪到了书上。
她站起身，在梳妆台前坐下，拿起镜子左照照右看看。她端详着自己的侧影，从这一侧看到那一侧，又照照后脑勺和颈窝。
“你觉得我把头发留长好不好？”她一边再次端详自己的侧影，一边问。
乔治抬起头来，看着她的颈窝，她的头发很短，像个男孩儿。
“我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我可烦死了。”她说，“像个男孩子，真够恼人的。”
乔治挪动了一下身子，换了个姿势。从她开始说话，他的目光就一直停留在她的身上。
“你看上去漂亮极了。”他说。
她把镜子放在梳妆台上，走到窗边，向外张望。天色渐渐暗了。
“我要把头发扎到后面，扎得又紧又光滑，在后脑勺盘个大大的髻，坠在后面沉甸甸的。”她说，“我真想有只猫咪坐在我的膝头上，我一摸它，它就发出呜呜的声音。”
“是吗？”乔治躺在床上应道。
“还有，我想用银碗吃饭，要点上蜡烛。我还希望现在就是春天，我要对着镜子梳妆，我要一只猫咪，还要几件新衣裳。”
“噢，别说了，去找点儿东西看吧。”乔治说着，又低头开始看书。
太太向窗外眺望着。天很黑了，雨点敲打着棕榈树。
“不管怎么说，我都想要一只猫。”她说，“我想要只猫，现在就想要只猫。要是我没有长头发，也没什么别的好玩儿的，总能有只猫吧。”
乔治没有理睬她，依旧看着书。太太又望着窗外，广场上的灯都亮了。
有人敲门。
“请进。”乔治说着，抬眼望去。
女侍者站在门口，怀里紧紧抱着一只大花斑猫，她松开手把猫放下来。
“不好意思，打扰了，”她说，“老板让我把这只猫送给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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