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进我们的房间关窗时，我们还没有起床，不过我发现他好像生病了，全身哆嗦，脸色苍白，步履蹒跚，似乎动一下就会疼痛至死。
“哪儿不舒服了，宝贝儿？”
“头痛。”
“赶快回床上躺着去。”
“不，我没事儿。”
“你先回床上去，我穿好衣服就去看你。”
不一会儿，他穿好了衣服，坐在火炉旁。这个九岁男孩看上去又虚弱又可怜，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烧得很厉害。
“上床躺着，”我说，“你发烧了。”
“我没事儿。”他说。
医生很快来了，给孩子量了体温。
“多少度？”我问医生。
“一百零二度。”
下楼后，医生留下三种药，是三种不同颜色的胶囊，并交代如何服用。一种是退烧药，一种是止泻药，还有一种是抗酸药。他解释说，流感病菌只有在酸性环境中才能存活。他似乎对流感很在行，还说只要发烧不超过一百零四度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只是轻度流感，只要当心别引起肺炎，就没有什么危险。
我回到房里，记下孩子的体温和服药的时间。
“要不要我读书给你听？”
“好的，您想读就读吧。”孩子说。他脸色苍白，眼窝下方有黑晕。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似乎漠不关心。
我大声读起霍华德·派尔的《海盗故事》，可我发觉他根本没有听。
“感觉怎么样，宝贝儿？”我问道。
“目前为止，还是那样儿。”他说。
我坐在床脚，自顾自地念着书，等着到时间再给他吃另一种胶囊。按理说他应该睡着了，可是我抬头一看，他正神情古怪地盯着床脚。
“怎么不去睡会儿？吃药的时候我会叫醒你。”
“我还是醒着好。”
过了一会儿，他冲我说道：“爸爸，要是您觉得心烦的话，就不用在这儿陪我。”
“没有什么可心烦的。”
“不，我是说，如果这事会给您带来烦恼的话，您就不用待在这里了。”我以为他有点儿神志不清了，十一点按医嘱给他吃完药，我便出去了。
户外有些寒冷，天空中下着雨加雪，飘洒在地面，形成一层薄冰，那光秃秃的树木、灌木丛、修剪过的树枝、草坪和空地，似乎都被笼罩在寒冰里。我牵着小爱尔兰塞特犬出门，沿着大路和结了冰的小溪往前走，可是，要在光溜溜的冰面上站立和行走，真是有点困难。红毛犬连跌带滑，一路趔趄，我也重重地摔了两跤，猎枪都被甩了出去，在冰面上滑出去老远。
一群鹌鹑躲在悬着树枝的高高的堤岸下，被我们惊飞了，我立刻举枪击落两只。有几只仍然栖息在树上，其他大部分都钻进了灌木丛。要想把它们赶出来，你得在生长着灌木丛的土地上跳几下。结果，你在这些又滑又有弹性的树枝上摇摇晃晃，还没站稳时，它们又飞了出来，你很难瞄准。我击落了两只，放跑了五只。不过，我在动身返程时，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群鹤鹑，不禁窃窃自喜，还剩下许多，改日再来寻觅猎捕。
回到家，家里人告诉我孩子不让任何人进他的房间。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千万不要被我传染。”
我走到他身边，发现他还保持着我离开时的姿势。他面色苍白，但两颊烧得通红，眼睛依旧一动不动地盯着床脚。
我测了他的体温。
“多少？”
“一百来度吧。”我说。其实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刚才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
“你的体温没问题，”我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不担心，”他说，“可是我忍不住。”
“不要想。”我说，“放松点儿。”
“我挺放松的。”他说着，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显然，他在极力克制自己。
“喝点水，把药吃了。”
“您觉得这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
我坐下来，打开《海盗故事》，读给他听，但看得出来，他根本没兴趣。于是我停了下来。
“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死？”他问道。
“什么？”
“我还能活多久？”
“你不会死。你这是怎么了？”
“哦，不，我会死的。我听到他说一百零二度。”
“人发烧到一百零二度是不会死的，你真是在说傻话。”
“我知道会的。在法国上学的时候，同学们告诉我，发烧到四十度就活不了了。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自早上九点起，整整一天时间，他都在等死。
“你这可怜的宝贝儿，”我说，“哦，可怜的傻宝贝儿，这就像英里和公里的问题。你不会死的。那种温度计不一样。用那种温度计测，三十七度是正常体温。而用这种温度计测，正常体温是九十八度。”
“您肯定？”
“十分肯定。”我说，“这就像英里和公里的换算一样。你知道，就好像我们车速开到七十英里，该换算成多少公里一样。”
“哦。”他说。
他紧盯着床脚的目光渐渐轻松了一些，一直绷着的那股劲儿也终于缓了下来。第二天，他轻松极了，为了一点儿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就大哭大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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