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晓阳
曾国藩是文人出身，除非情况特殊，朝廷是不可能划出军队由他统领的，而太平天国反清浪潮则为曾国藩顺利地招兵买马找到了借口。鉴于清军累战不利，太平军气焰嚣张，清政府决定授权给那些地主阶级，让他们组建军队，平讨叛逆。借着这股东风，曾国藩接到了咸丰皇帝的圣旨——下乡办团练。于是他回到湖南老家，开始着手组建“湘勇”。
由于是自筹粮饷，湘勇薪俸又远远高于绿营军，所以每个月曾国藩都要为银子发愁。起初办团练，他是依靠当地财团、富户以及自己常年积攒下的一点积蓄来完成的。到了后来，为了增强自身战斗力，湘勇数量越来越大，富商们也渐渐感到吃力了，抱着对这些友人的歉意，曾国藩诚惶诚恐地上书给皇帝，看看能不能从国库支出一部分银子来供养湘勇。执政者对于这个点子很不满意，但是为了稳住自己的江山，远在朝堂之上的国君还是发下了圣旨：地方政府要向协助剿匪的武装团练输饷，具体事宜视情况而定。落实到曾国藩，因他常年在江浙一带活动，那么他的“湘勇”就理应由两江总督主持输饷。
本来，“为湘勇输饷”是国家政策，但因触动了地方政府利益，很多地方官员就施展权术，能拖就拖，能不给就不给。很多时候，湘勇的军费开支都是曾国藩自己解决的。而必要的时候，就只能利用手中的武力来做文章，曾国藩这样想了，也这样做了。
1861年，太平军包围了杭州，太守王有龄是文人出身，自知敌不过太平军，连忙就近向手握重兵的曾国藩求援。但王有龄和曾国藩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他在输饷问题上很不合作，后来他写信给曾国藩请求援助。曾国藩派出的援军援军不慌不忙地在浙赣边界转悠了月余之后，才慢腾腾地开往杭州，等到楚军赶到的时候，杭州城已被太平军攻破。王有龄苦守数十天，弹尽粮绝，绝望之中服毒自尽。
关于救援杭州一事，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曾国藩从中作梗，虽然造成国家失城陷地，但是通过这次事件，他既打击了异己，又进一步树立了自己的权威。自王有龄事件之后，虽然曾国藩还是一如既往地“温和”、“谦让”，但是所有人对他强硬的手腕都心领神会，于是很少有地方官僚再和曾国藩对着干了。
说到底，利用自己手中的军队来威吓、打击政敌，迫使对方心甘情愿地拜倒在自己脚下，就是曾国藩“王道”的体现。他利用手中军队的威慑力，为自己树立起了不可侵犯的权威，尽管他从来没有展示过自己的野心，或许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过自己当皇帝的想法，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湘勇的势力越来越大，李鸿章、胡林翼、彭玉麟等人对曾国藩俯首帖耳，甚至连皇帝都心惊胆战，更不用提那些唯唯诺诺的官僚朝臣了。可以说，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曾国藩的权势是超过了所有人的。客观来说，曾国藩的湘勇，在事业上主要为他解决了这几个重大问题，从而协助了他的“外推王道”。
1.强权代表实权。在组建了自己的私人雇佣军之后，曾国藩实际上完成了由文官向“武”统帅过渡的演变。手中有兵，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攻击太平军，甚至可以和绿营军、满八旗进行周旋、讨价、抗衡。可以说，湘勇是曾国藩成功中极为重要的因素，持有军队与否，是引起曾国藩质变的关键。
2.军队代表主动权。如果没有军队，政敌王有龄是不会也不可能委身向他求援的，救与不救，其实只在曾国藩的一句话。有了军队，曾国藩不光在攻击敌人时不用苦等朝廷分拨，而且在和同僚的暗战中也占据了主动权。在各个方面都占据主动之后，外推王道也就顺理成章了。
假如当年曾国藩没有下定决心去组建属于自己的军队，他就不会威服群雄，就不会完成自己“外推王道”的政治目标，那么他的官场也不会那么顺利，他个人就不会取得那么高的历史地位。从一定角度上来说，无论当官还是做人，都是要有自己威严的，善良的人会得到大家的喜爱，那些有权势的善良之人更会得到大家的尊重和服从，从而使自己的最终理想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可以说，曾国藩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他除了自身的个人修养非常高之外，还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才最终登堂入室，成为名垂海内的中兴四大名臣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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