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创造力的人看来是那些以最简捷方式达到潜意识的人。
——南希·内皮尔《重塑自己》（1990）
如若缺少异想天开的游戏，则不可能产生创造活动。我们对想象活动
的亏欠真是不计其数。
——卡尔·荣格
儿童时代展现的幻觉形成了我们的未来，变成自我实现的预示，梦境
印图画。
——卡尔·萨根
自尊是生活中任何成功和努力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它激发着创造力、变革力和创业冒险精神。没有令人敬畏的自信，任何人无法成就值得的事业。如果没有同样强烈的自我形象和自尊，这种自信也将不可能具备。她们之所以独特，是由于如常人想到的那样，多数高成就者令人生厌地傲慢和无所不知，被称为自大狂。在众人眼里，这些成就者如同自我膨胀的土佬，但在高度创造性和突破性变革的领地，这些特性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妇女何以变得如此自信？有些是由于早年的不安全感迫使她们假自信以显得知晓事理，许多是出于对恐惧的过份补偿。而且，正如我们将在此章后面讨论的那样，模仿杰出行为能培养出色行动，积极思维确实有助于事值的正面积极发生。信则使然，大多数女性深信不可能之事，因而实现了不可能。其他一些，如哥达·梅，艾恩·兰达，莉莲·弗农和玛丽·凯·阿什是乐观的妇女，生活在灾难频发的生活之中。如果梅有个否定的想法，她必定会放弃，因为在过去40年中，她每天不断面对死亡和灾难。阿什有同样的品性，她否认任何否定的想法。她最喜欢问候她的基层推销员，“你好吗”，“很好”，答道，“不”，阿什回答：“你真伟大，装做如此直到你实现。”这便是伟人的行为和态度。但大多数是行动型的，将希望的果园建筑在梦想之上，她们急于去“做”，而不是“讲”，一旦有成功的经历，她们会激发起一连串的成功，她们的自信建立于每项成功之上，直至她们深信自己无所不能，永不失败。成功孕育成功，自信催化自信。
什么激励着她们？
当然不是正规的教育或智商，尽管她们中许多受过良好教育，所有人都极其聪明，这与家庭遗传和经济地位无关，事实上，看来存在所谓的银勺综合症与创造天才的负向关系。所有这些妇女几乎都从一无所有起家，她们在几乎毫无经济外援的情况下达到顶峰。她们取得成功的年龄也不是一个因素：玛丽亚·卡拉斯，麦当娜，简·芳达和奥普拉·温弗雷在年逢二、三十岁时就功成名就，而玛丽·凯·阿什和哥达·梅在达到事业顶峰时已六、七十岁了。成功的共同指数和传统标度在她们身上并不显著，看来有些更深的因素存在于她们巨大成功的背后，一些与其精神相伴的因素，这存在于每位人物内在个性之中，这便是她们神圣不可侵犯的自尊。
她们与众不同吗？
是的，这些伟大的妇女创造幻想家确实与众不同。她们敲击着不同节奏的鼓乐，但她们行进中的节奏声对常人而言不堪入耳，它的一种内部激发的能量，来源于潜意识深处，而并非来自有意识的外部或认知行为，也不来源于父母、同伴、老师和其他良师益友。我们会发现，老师、家长和其他早年的榜样对于积极的内在形象和高度自尊的形成有关键性作用，但是一旦这些内部形象形成，这些创造天才便会将那些原始支持源弃之不顾，以其独有的节奏行进，她只听自己内在的调子和早年深埋于潜意识之中的经验行进。这一深植定势因素与她教育培训、父母影响或同伴压力关系甚微或毫无关系，它来源于发自内部深处驱动的成就需求，而并非源自任何外在社会的或父母的价值定向驱动。
这可以从玛格丽特·米德的独立和发自内心的自由需求中得以说明。9岁时她就萌发从事宗教指导，并作出多方决定成为圣公教会员以完全防卫她那不可知论的父母。相反地，艾恩·兰达在13岁时决意成为无神论者以反对她那虔诚信教的犹太父母。米德和兰德都像爱因斯坦一样，以蔑视教师进行反叛。这些妇女在早年就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由于俄国人对少数民族的屠杀（尤指对犹太人的屠杀）使她这位幼童受到惊吓，梅决定成为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斯坦内姆承认自己还是孩子时，便在驱逐母亲由于工作被解雇而神经崩溃的阴影影响，温弗雷承认早在5岁时便决定从事播讲工作。每位妇女都运用内在世界而不是外在世界的视野获取她们成年的成功，就是说，她们倾听内在鼓声，对其他世人所闻则充耳不听。是的，她们与众不同，但是她们不是在外部有形品格方面有别于他人，而是她们发自内在的声音驱动着她们去取得巨大的成就。
早期自我形象和成年的成功
还是个年轻女孩时，凯瑟琳大帝就幻想成为俄国这一伟大民族的受人崇拜的领袖，这些梦想使她成为俄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久的女皇，尽管她是纯粹的德国血统，不沾任何俄国血液，她却成为世上最具统治力、最强大、最无所畏惧的女性，她成年的自我形象创立于孩提时期，引导她超越其想象。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少年时听到一个神秘的声音（在特蕾莎嬷嬷的回忆中也有），召唤她去治愈伤残病穷者，她的贵族身份使她具备所有优势踏入欧洲的沙龙，但她却毕生致力于为病人和需要者创立护士职业，当问及何以为之，弗洛伦斯答道：“上帝召唤我去为他尽职。”丽切尔·卡森是极度内向而脆弱的女性，嗜书如命，生性爱好写作和教育，但她以其激进著作《寂静的春天》（1962）一书成为著名的“大自然修女”，她使生态学家喻户晓，不是经由意图而是通过自己对大自然完美和真理的探寻而获得，她的工作使得世界从鼠目寸光的政府及商人中得以解救，然而她的巨大成功基于她对童年梦想的补偿搜寻，而不是建立在任何外在的敌视政府和商人的企图。
玛丽亚·卡拉斯在《传记》杂志（1957）中提到她在5岁时决定人事歌唱生涯，因而牺牲生活中的一切来贯彻始终，她甚至放弃高中以从事她钟爱的伟大的女歌剧主角事业。特蕾莎嬷嬷像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一样出身于欧洲中高层家庭，但却梦想成为一名布道者，帮助弱者和穷人，她教养而就的气质使她毕生奉献给穷人和病人。自少儿时代，特蕾莎嬷嬷就极度热衷于成为穷人的教养者，她从没看见在她未来生活中存在任何众多的机遇，她告诉记者，“12岁时，我第一次明白，我有一个职业；帮助穷人，我要成为一名布道师。”自那种冲动后再也不曾有其他选择。这些妇女以这些童年梦想绘就内在自我形象。
奥普拉·温弗雷在早年也有相似的发现，她在两岁时作了一次教堂致词，受到大人们众多嘉许，他们称赞道：“她极富才华”，她信了，她立刻宣布她将在成年后“效力演讲”，12岁时，她在那什维拉便以“小演说家”闻名，在一次教堂致词演讲中赚取500美元，这些早年演讲经历在她年轻的头脑中将“演讲”等同于成年的成就，她逃脱密西西比乡村、米尔沃基贫民窟和那什维拉贫穷的梦想注入了演讲成功的形象。温弗雷最近告诉新闻界她的“个性”和“精神个体”如同电视明星奥普拉一样，只不过是她在6岁时形成的奔向美好生活的梦想造就。
艾恩·兰达在9岁时立志写出有史诗般男女主人公的历险故事，自此以后，她不间断地写日记。哈沃德·洛克（她《本源》中的主人公）和约翰·戈特（《亚特拉斯耸肩》里的代表男子）成为她童年梦想成功的实现，她告诉记者，她的生活哲学和目标在年逢20岁与9岁时并无多大差别。玛格丽特·米德，独立女性的典范，9岁时便写诗和日记，10岁前便成为家庭的叛逆。艾斯蒂·劳达在10岁生日之前已决定美化世界成为其毕生的事业。所有这些妇女有共同特性——她们很早就形成内在自我形象，成年的幻想只不过是用她们儿童时的想象去创造突破性的成功，她们努力生活于儿童的想象中，这往往成为成年的“个性”，引来伟大的成就。
麦当娜在9岁时几乎赤身裸体地在底特律圣·安东尼台上表演，给她那受传统束缚，笃信、虔诚的父亲以致命的打击，她穿着肉鱼比基尼，受到了震惊而沉醉的观众欢声雷动的掌声，这一肆无忌惮的行径受到来自观众积极反馈的强化，这给予麦当娜的定位是怪诞和裸露行为是获得承认和赞同的可接受行径，从此她不断成功地采用这一令人震惊又富挑衅的行为，正是她这种吸引公众的方法的社会接受性，不断满足了她受人喜爱和崇拜的欲望，这同样得到了经济回报，她的裸露导向像带和以怪诞取胜的表演，可以追根溯源到儿童时代企望得到认可和承认的事件，这一早期的经历满足了她内在渴望，并孕育成娱乐奇才。麦当娜儿童时代的幻想／现实曲目是儿童形象能刺激成年创造行为的又一极佳例子。
凯瑟琳大帝和琳达·沃切纳同样有驱动成年行为的儿时经历。凯瑟琳有严重的背髓骨弯曲病症，有时使她难以入睡，那时她就决意成为一名成功者，当她在少年时被一位愚蠢的皇位觊觎者锁在箱子里时，她魔术般地将此计划演化成当俄罗斯女皇。琳达·沃切纳成为商界不由自主的卓越成就者，也是由于11岁时一年半卧床不起的经历，琳达全身绷着石膏，几乎丧失行走的希望，那时她发誓要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决不让医生、麻醉师或老板阻止她发号施令，正如她所说：“我今天有的品格来自于生病时候”（《女士先生》，1987年1月）。
一项对犹太人聚集区少年男女的比较研究显示，探寻的自由对西欧和中东的孩子来说可能是其成长的积极因素，艾丽森·斯谷里布拉斯在《自尊的孩子》（1979）中发现犹太区长大的孩子有智力发展的刀刃。“自由探索我们的环境，发展我们的四肢能力，与智力发展紧密相联，”这种早期探索自由的有无看来成为发展创造性个人的关键。这十三位幻想家都被发现是由极其宽容的家长抚养，这看来已成为发展她们的精神自由，从而获取成年成就的一个因素。
异想天开有助于创造性想象
研究显示许多妇女更聪明、富有、强壮，有良好的政治背景，比这十三位创造天才有更多自然条件。但是使她们与众不同的一个关键成份是她们不由自主地将“儿童时代奇思异想的潜意识升华为成年的成就”，她们常常沉浸于梦幻世界和书中，幻想一个更能接受的现实世界，许多人梦想躲进梦幻世界以对付不幸的童年，一旦成年，她们试图走出这些梦幻，通过升华或现实将形象转变成有形的目标。她们具备独特的能力，辩识超级女英雄的品格，她们就像“艾丽丝通过镜子漫游”，来发现自己的幻想。这些幻想家似乎常常将内在的幻觉与外部现实世界相混淆。有许多孩子异想天开，但这些妇女的幻想如此个性化，以致她们常以梦想取代现实。
孩提时期，格洛丽亚·斯坦内姆就想以舞蹈方式跳出特雷多，因为在那儿她不快活，她真希望她能被领养，另外一个家庭能解救她，把她带走。她最终逃离了特雷多，但是以一位独立的女权主义者的身份。玛丽亚·卡拉斯梦想成为歌剧女主角，以其生活中任何人，任何事为代价，甚至包括自己的健康。哥达·梅想成为密尔沃基学校教师，但她需要驱除俄国魔妖，这将她引入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世界，帮助她创立以色列王国。琳达·沃切纳11岁时梦想能象正常儿童那样行走，她保证一旦她能重新行走，她将永不知疲倦，从此，她以如此无穷的能量超过美国工业界众多巨头，将她的公司从濒临灭亡的绝境中拯救出来。这些妇女将儿童构想内在化为她们成年成就背后的驱动力。
阅读是奇思异想的一种最普遍方式，这些妇女在儿时便嗜书如命。艾恩·兰达承认年轻时迷恋于法文小说而丢弃了功课，一其她人通过玩具、白日梦和其他美好生活的幻想来解脱。奥普拉·温弗雷便是一位沉浸于书籍，将自己当作伟大的女演员的孩子；格洛丽亚·斯坦内姆决定成为曼哈顿一位摇滚舞蹈家；艾斯蒂·劳达幻想制造化妆品；麦当娜则想成名而颇具威力，以使自己不再受到伤害；莉莲·弗农和艾恩·兰达是不安全的移民，只想能成为美国梦所能接纳的一份子。玩“逼真”的游戏是孩子们的共性，这些妇女的不同点在于她们不同程度地将超人成就梦想贮存在潜意识之中，成年时便将此幻想加以创造和再玩。一旦遇到挫折，她们便躲进自己的幻想世界——现实的潜意识幻境，她们踏进电话亭，而迈出来成为超级女人”，以其秘密的女英雄形象出现。
自我形象＝自尊＝自信＝创造天才
自我形象塑造我们的自尊，转而又决定我们的自信度。没有自信，创造的奇迹不可能出现，原因在于不打破常规，不可能有创新，而没有强烈的自信，人们就无法打破常规。打破常规，或如哈佛哲学家约瑟夫·舒姆彼特称为的“创造性摧毁”，便是创造和革新的全部内涵所在。不推倒旧屋无法建新房，新的婚姻关系需要建立在旧的破灭基础上，因而创新是依存于标准态的摧毁，任何反叛行为都需要极度的自信以能冲击旧体制。从定义而言，创造人才否认传统，最好以坚定不移的信仰和刚毅不屈的自我为武装，以能勇猛顽强地捍卫自尊，这十三位女性正具备了上述品性。
她们强烈的内在自我形象成为巨大自信的燃料，激发出令人敬畏的高能量，这一能量赋予她们创造性的突破。高能量在每位伟大领袖和事业家身上发现，它成为将例外有别于常规的驱动力量，这一生活源动力——庞然大体的内在化动力——需要用于克眼逆境，影响别人追随到革新和创造活动所及的无人知晓之地。但是如果没有能产生出高度自尊，并以此演化为巨大自信的强烈的自我形象，伟大成就不可能达到，创造性成功也不可能。
良师和早期榜样是自尊形成的关键
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在1993年4月告诉《时髦》杂志，她早年两位成功型偶象是哥达·梅和艾恩·兰达。特蕾莎嬷嬷和艾恩·兰达则以宗教的或小说人物为自己的榜样，特蕾莎嬷嬷的模范是圣母玛丽亚和基督，自8岁起，她便以玛丽亚形象造就个性，12岁时，她决定毕生奉献基督，以帮助穷人为己任。艾恩选择凯瑟琳大帝作为自己的女性偶象加以模仿，还从法文小说中选择了勇士塞勒斯，8岁时她便崇拜着凯瑟琳大帝和勇士塞勒斯，塞勒斯给她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以致于兰达终身致力于对伟大的男女英雄人物的撰写和哲学思索，她决意在10岁之前写出伟大的史诗般英雄人物，著名的主观主义哲学运动便是这些梦想的实现，她的主观主义者哲学观最终成为意志自由党的信条，所有这一切的演绎成功正是由于她早年需要有幻想的英雄来成为自己生活的模范。兰达在《阿特拉斯耸肩》中的一句引语证实了这点，“我现在所持有的哲学观与我所能追忆到的过去是一样的。”
玛格丽特·米德在她的自传中写道“我的祖母……对我的生活有决定性影响”，因为是祖母允许她探索和观察人，祖母从她很小起便像成人似地对待她，因而米德是在以一种不同眼光看待世界的过程中长大。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告诉自传体作者，“我的一切几乎都归功于父亲，他告诉她要学会领头，而绝不从众。奥普拉·温弗雷借助书籍来塑造性格，她说道：“书本告诉我生活中有种种可能性……阅读赐予我希望。”她用文学来作为逃脱密西西比贫困乡村的工具，从而内定了自己小说的偶象，书籍成为她通往成功的道路，她承认“对我而言，这是一扇开启美好生活的门户”，她通过创造虚幻景象来作为行为模范，从而走出了那扇门；以后，她的父亲和芭芭拉·沃特斯成为她现实生活的模范。她说：“我父亲拯救了我的生活，他坚持认为我实际上比想象的要行，并坚信我能做得更多更好，从而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自此以后她便模仿芭芭拉·沃特斯。
玛丽·凯·阿什模仿自己的母亲，通过成功的表现来创造她积极的自我形象。很小的时候，母亲便告诉她能做到一切，她相信母亲的格言：“只要别人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阿什相信她能试图标新立异，因为自小孩起她便被驱使这么做，她那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体系被艾达·布莱克——她的第一位女上司所强化，是她让阿什相信自己是战无不胜的。
积极的自我形象应付了不利环境
积极的自我形象是走出贫民窟、危机和不幸童年的门票。女性幻想家格洛丽亚·斯坦内姆、奥普拉·温弗雷、简·芳达、艾恩·兰达、莉莲·弗农、玛丽亚·卡拉斯、玛丽·凯·阿什、哥达·梅和艾斯蒂·劳达都克服了贫困的环境或巨大的悲痛来达到成功的顶峰。她们早年生活环境并非如媒介所描绘的如同田园诗般美好。哥达·梅和艾恩·兰达都自年幼时便在俄国革命时不断地与死亡抗争；丽莎·克莱伯恩和莉莲·弗农都是逃脱纳粹恐怖魔掌，以落魄的移民身份分别来到新奥尔良和纽约；玛丽亚·卡拉斯从受战争蹂躏的希腊的饥饿线上挣扎过来；玛格丽特·撒切尔少年时代在二战炮火袭击的英格兰幸免于难。这些妇女都从年少时所失去的和所遭受的危机中学到了东西，并以此作为鞭策动力，她们能将不利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以构建伸缩自如的自尊。她们早年的经历给她们留下了惊吓，但纯粹是生理上的，她们受伤的零件在伤口愈合后更为强健，她们克眼早年的悲剧，通过将需求升华为积极的内在能量，来达到她们各自领域的顶峰。
帮助她们克眼早年不幸的一个因素是内在对自己强烈的信任。犹太人经常教导他们的孩子树立强大的自我形象，不断警告他们是伟大而强盛的，他们由此臭名远扬（这些妇女中有六人至少有一位犹太父母）。甚至那些没有犹太父母的，其父母也沿用犹太人的传统，灌输自己的孩子树立无所不能的自我形象，她们被宠爱，受崇拜，并不断被灌输自己是伟大、不凡、聪明，而又美丽的，超过其他人，这种说教构造了有弹性的自尊，帮助她们克眼早期的不幸与灾难。大多数女性以后承认她们那时便相信，长大后会不平凡。
她们中许多人儿时在学校被认为早熟或比别的孩子聪明。奥普拉·温弗雷，琳达·沃切纳，艾恩·兰达，麦当娜和简·芳达承认有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她们知道自己比朋友们更聪明，更有才能，这一自我认识赋予她们在学校和以后的生活中取得更大更高的成就，也强化了她们的自我形象，她们相信自己不同寻常并以此行事。心理学家近期发现我们“成为自己所想”，“想象变成现实”。她们以精神优越感行事，从而激励她们攀行。
这些妇女往往对自己的卑弱和不安进行过度补偿（弗洛依德的术语是升华）。强大的个体由不安和超成就所驱动，来平息内心的恐惧。她们中许多人是与众不同的，这在她们很早的生活中就定势以“不同”观点作为积极的品格，而非不利因素；因而，当同伴告知自己与众不同，只会成为她们自尊强化的积极因素，她们往往将自己的与众不同作为一种财富，而绝非负担，以此来强固自我形象。
不利的自尊和风险躲避
与乐观自信相反，玛格丽特·撒切尔是个不幸的聪明孩子，她的乌托邦梦境常常被自卑斯否定。躲避风险的父母从不让孩子去尝试和品尝失败，去经历崭新的未知世界，而是固执己见地让孩子遵从严格的清规戒律，这样的父母用自己的信条、传统的好坏错对道德标准灌教孩子，对这些父母而言，任何与自己信仰不同的都是坏东西，所有对政治信仰的反对都是奇思怪念，独立思索是不可接受并要受到惩罚的。如此环境与任何创造性努力真是大相径庭。
《否定想法奢侈品》（1992）一书是任何想成为创造幻想家的人的理想哲学。反面形象阻碍创造力，容易产生微观视野个性类型，而积极的宏观幻想视野是伟大的创造努力的关键。反面形象制造出将信仰体系建筑在遵从已有清规戒律的条文上，憎恨“变化”和“新事物”，或“未知体”；相反地，正面形象能创造出伟大的创造者和革新派，崇拜变化和新事物，未知体。反面教员教人们如何不破坏常规，而正面教员经常摘取打破常规的禁果。
Wal－Mart连锁超市的创立者塞姆·沃尔顿在自传中提到，他的成功立足于打破常规，他说道：“我经商的第一准则是‘打破常规’”。创造者往往打破常规，因为获得反对偶像崇拜者的声名。独立不逊是种打破常规的刃器。简·芳达，玛丽亚·卡拉斯，艾恩·兰达，麦当娜，莉莲·弗农，格洛丽亚·斯坦内姆，哥这·梅，奥普拉·温弗雷和艾斯蒂·劳达是第一次序的破规者，麦当娜则是这群破规者中精华人物，她生活在被承认的边缘上，令公司要员、经理和主任们眼花涂乱，则是因为他们从未敢违背社会常规。甚至被传统裹缠着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也以其特有的方式打破规则，在她英国首相任期中，她常发问，“他是我们的人吗”？——即撒切尔主义及信条的信奉者——每当接纳新员入党都是如此，这便是她特定的避免采用不是她队伍之列的风险躲避者人物的方法，她是创造型领袖的个性化身，用一种积极的自尊对付她的反对者，不愿将任何时间花在任何不愿将果园建筑在她信条上的人身上。
直觉和自我形象
创造天才的共同品格是独立性、高度自尊、反叛精神、自大狂、爱冒风险、不妥协和众望所归的领导才能。所有这些品格都建立在坚定不移的自我形象之上，事实上，伟大领袖的自尊和形象近乎傲慢，而没有它，他们则毫无建树。特蕾莎·艾米比尔在《成长创造》（1989）中发现：“如若没有内在火花，则不可能有创造活动。”她说道：“内在的动机”是创造的情绪，所有创造源自内有，而不是来自绝无”。正如精神分析家安东尼·斯托在《创造的动力学》（1993）中描述的过程：“创造者习惯于在他们有意识决定的源泉之外绘就其灵感的独立性。”他发现强烈的直觉是爱因斯坦、达尔文、莫扎特和德彪西的驱动力，他说：“创造者极容易走进内部世界，”正是在这一内部世界中，创造天才们找到了灵感。
爱因斯坦是运用内在思维创立崭新理论的极佳范例，他纯粹通过直觉思维过程创立了相对论，然后等待科学界通过观察和实验证实他的理论，这又花了15年时间，他说，“理论能通过实验加以证实，但从实验通往理论的路径是没有的。”直觉研究者丹尼尔·卡蓬在著名杂志《今日心理学》（1993·4）中讨论“直觉的分析”，认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莱纳斯·波林，洛德·艾德里安和乔纳斯·索尔克证实同样结论，他们告诉他，“我们在演算之前便已知道答案。”安东尼·斯托在《创造动力学》中讲道：
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足促进了幻想者对内在世界的开拓，……敏感，早
熟、拥有优于一般装置的神经系统的天才儿童……，受到婴儿时全部经历
的影响最深刻，最有可能“深植”。
直觉和“内知”对创造过程至关重要。丹尼尔·卡蓬确定了我们的想法，认为直觉来源于潜意识，是“人类智慧的主要部分”，他说道：“创造艺术家一直知道创造的摇篮是直觉，”所以，所有创造活动来自潜意识，他进一步认为“直觉关系到生物体的存活”，因为它是“生物体祖先的本能制成品；由此非条件反映变成条件性的，并组织成所谓的直觉适应性行为模式”。
事实和幻想是纠缠不清，相互交织的
研究显示伟大的女幻想家们由自己的潜意识形象激起灵感。保罗·皮尔索尔在《创造奇迹》（1993）中认为，“感知造就现实”。他对健康的研究证实了他的想法；我们的观察决定着现实；我们儿童时代和成年的自我形象最终定势着我们的成功。对天才的研究显示他们的内在幻想与现实纠缠不清、相互交织，他们并不急于区别意识和潜意识事实。琳达·西切尔斯·伦纳德，一位荣格理论和皙学研究者将这种女性列为“幻想家”，她发现她们在探视未来，揭示事实方面，具有高度的直觉感——有时是黑暗的预言，有时是灯光下的图景……[她们的]图案是无法通过正规思维所能把握的，她继续说道：“梦想家通过突如其来时而令人震撼，时而让人狂喜的形象、梦境、内在声音、词语和标题、观点，或体感所得的潜意识来直接获取知识。”（《见识疯女人》1993）。
这十三位女天才自孩童时期就定格成为力争超凡和获得阿德勒传统时代的超成就，她们拥有“精神级能量”或“内在化个性”，将她们推向永不满足于平庸的境地，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哥达·梅所获得的成就便可看作是这种内在化能量的功能。这些女性被驱动满足她们内在成功的需要，她们儿童时形象成为推动她们达到成功顶峰的一种内在动力——并不是预知或有意识的——而是由于她们预决性的需求要满足内在现实图景。弗里德里克·涅兹切和阿尔弗雷德·艾德（弗洛依德信徒）将这种动力称为“意志力”或“超越和完善竞争力”（艾德，1979）。特蕾莎·艾米比亚（1989）发现，“激情并不是由于自身原因要做某事的内在动力，做事的动力是因为它有趣、好玩、满足和自我挑战……它来自内部”。
精神级能量（弗洛依德观）
这十三位妇女拥有惊人的疯狂精力。琳达·沃切纳雷厉风行，使商业界难以置信有如此庞大的创造能量的妇女而为此膛目结舌，莉莲·弗农以其轻描淡写的说法，说自己有一打动能，麦当娜是生活力的模范；哥达·梅在年逢70时还充满活力，经常一连几天不离开办公室，偶尔睡会儿觉，也常常是在书桌上；丽莎·克莱伯恩一连几年每天工作18小时，而奥普拉·温弗雷的日程安排会令大多数男士累垮。这些能量是她们巨大的自信的功能，以此来求得自身完美的自我争斗需求的满足。
意识与潜意识行为：场景或电影
亚伯拉罕·莫斯洛，韦恩·戴尔和其他著名心理学家曾传播这一信条“我们成为自己所想”，并鼓动一位少女说：“我在15岁时便会成为男孩”。心理学家已经证实，我们的心理想象决定大多数追求的行为操作。从山顶滑雪下来的技巧与积极的心理准备大有关系，而不仅仅是滑雪技术问题。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第一个认为波变成粒子的方法取决于我们对它们的观察。医学专家和作家保罗·皮尔塞说：“一条深刻的真理是我们的感知创造自己的现实”，他的意思是我们的行动与我们对事实的潜意识图象纠缠交织。请试试踏上无人操作的电梯，看着你的头脑如何对待身体的，你想保持平衡很困难，因为你的头脑已定势着你的身体与感知的电梯运行相适应。在电梯没动时你的脑子在想电梯在动，并告诉身体去调节适应那种运动。大多数哺乳期母亲具有同样的直觉力量，由于奶水常常因饿时的哭叫声开始溢出，因此一听到孩子哭声，乳奶便会外溢；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母亲能区别婴儿是因为饿而哭，还是由于尿布脏等不舒服而引发的哭叫。更奇怪的是当别的婴儿要吃时的哭叫声引起母亲奶水外溢的经历。无论成人还是婴儿，每种意识活动或思想由头脑所感知到的真实形成的“潜意识预知”所操纵，那便是自尊之于创造性过程之重要的本质。是头脑中的电影而非场景决定了我们的行为。
心理学家还发现，那些想着肯定的人倾向于表现良好，而想着否定的往往表现不佳。新的心理学流派现在培养人们通过积极的成功形象来决定自身，正如许多田径运动员直觉到的想象成功会增加成功的可能。格里格雷·贝特森给出下述引语来描绘自大狂玛格里特·米德，“这几乎是纯粹能量原理，我无法赶上，而她不能停顿。她犹如一艘拖船。她能坐下，到上午8点写3000字，并将其他时间花在博物馆”（哈沃德，1984）。有良好的心理准备，滑下一个困难的隆坡，则会使肌肉放松，这是保证高成功率和获得欢呼声的条件。相反地，往坏处着想，使人的身体倾斜，肌肉绷紧，无疑导致从山上摔倒的先决性失败。心理学想象流派认为，“信则使然”，这一信条如今已被移用到医疗和健康领域。
迪派克·乔伯拉是世界闻名的医生、讲演者和作家，他确认癌症和爱滋病的医治是我们信仰体系的功能。他认为，身体的每个细胞每年都在替换，新细胞以好或坏的形式替换——有些注定病变，而有些注定良好，乔伯拉相信，那些开始从癌症和爱滋病中恢复的人有“不知道”自己是病者的好细胞，这些细胞成为良体，帮助摧毁疾病。他做了令人信眼的观察：那些最先死于诊断为像癌症这样绝症的人是那些“知晓”自己死亡可能的人；医生往往死得最快，因为他们对生还成功的可能和自身的限制“知晓”太多！对自己死亡可能性“毫无知识”的赢弱老妇恢复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她对自我限制一无所知。换言之，最好是不清楚自己健康和疾病的统计概率。
相反地，最好是“明白”自己成功的潜能，但在踏入崭新而无人知晓的领域时。敞开你的选择大门。运用你的右脑（质量天性）来开拓这种可能，而让你的左脑（数量感觉）躲到一边。人们有种定势成功的潜意识，创造幻想家能让此发生，他们从不让有意识的现实阻碍成功之路。换言之，幻想家们知道该走向哪里，拒绝让自己的头脑来干涉身体的行进，他们是整体论者，能将自己的头脑、身体和潜意识一起调动集中瞄准目标。
那些编制内在成功电影的妇女成为社会上创造性成就者。书中这十三位女性完全控制自己的内在电影，让剧情带着自己走向希望的田园。她们是整体论者，从不允许约定俗成或自我内心不安干扰她们的表演，这些女性具备独特的能力来操作由自己内部（潜意识）控制的头脑状态，同时能摒弃一切外部（有意识）的干扰。换言之，她们从不让头脑阻挡身体的去路。
行为和成功＝以往写就的剧本
看来伟大作家（如艾恩·兰达）和毒瘾者的区别，首相（如玛格丽特·撒切尔或哥达·梅）与失业秘书的差异，声名显赫的明星（如简·芳达，玛丽亚·卡拉斯或麦当娜）与臭名昭著的妓女的不同与自身的有意识形象并无多大关系。我们所生活其内的角色早预定成电影胶卷，由我们的潜意识放映，而不是由我们的意识来操作。这并不是说潜意识电影是无法更改的，但所放映的电影内容是我们的感觉所无法控制的，除非我们采取行动改写储存在潜意识之中的原始剧本。我们的“自我”的内部图象是自我形象，是我们坚持不懈所要成为的状态。我们的潜意识头脑储存着宏观图景，决定着我们生活每个阶段的表演内容；我们的意识只允许我们扮演个别场景，如出去约会，选择对象，而对象的生理及情感品格的选择则由我们的潜意识需求决定。我们选择对象基于内在寻求安全感和归属感，而不是我们的意识头脑的愿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潜意识需要一位内向顺从的对象，那么我们的意识本身极不可能去挑选一位操纵外向型行为人物。
妓女很不幸地有个负面自我图象，这在生活早期就决定好了，她的潜意识自我图象深植在脑海中，她无法看见自己成为别的人，除非她能改变那种内部图象，不然，她将难于从本能的陷阱中自拔，而注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内部电影里。这些图象不可磨灭除非更改，它们不是任何有意识思维过程，如说声：“我要成为首相，便能更改的，‘首相’必须深刻铭记在自我形象的母带上，不然，人们绝不会有能力达到这一职位。”许多女性富有才华，又有成为首相的内部剧本，但由于其他种种原因而无法升到这一高职：时间因素、机遇、政党等。但是如果此人缺乏正确的深刻于内部的首相形象，那么无论运气还是其他力量的介入，都无法将此人推到这一高职。
唯一能改变我们宏观潜意识形象的方法是重写这部剧本或重定我们是谁的个性。本书中的伟大女革新天才早就定格成追求伟大事业，并有标志她们成功个性的内在信仰体系。每个生活的低成就者是生活在自己预定培植的失败之中。说句陈词滥调，“想大则是大——想小则为小！”思想强化着潜意识。世界上女性天才的精髓是都想大，最终达到了崇高的目标，并完全相信她们值得成功。《新闻周刊》说到玛格丽特·米德，“米德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不是她成为世界著名的人类学家，而是她从未曾想到过这一切不会发生。”不幸的是，生活失败者同样达到理想化成就水平，并深信不疑自己值得这种卑微的境地。一位经理回忆起琳达·沃切纳20岁时对这位精力充沛者的一句评论：“或者是他们将这女孩从这儿赶走，要不然她定会统治这一地方”，她不仅统治了它，而且拥有了它！
小结
这十三位幻想家与传统女性不同，但与其他成功的男子和妇女极其相似，她们的行为特点与世界上其她一些伟大女性，如凯瑟琳大帝、玛格丽特·米德和特蕾莎嬷嬷非常相象。这些女性吹奏着不同的鼓乐，但鼓中是早期深植于精神中的内在化的信仰体系，这些印痕决定她们的潜意识地渴求伟大事物，一旦成年她们朝此迈进，去搜寻和迈向这些事物，如前所述她们的潜意识成为她们意识行为和认知动向的操纵者。
所有这些女性赋有超乎寻常的强烈自尊，这能使她们将童年的梦想转化成成年职业成功的现实，她们的成就被建筑在强大自尊之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自信所强化，而自尊又演绎于令人敬畏的自我形象。她们是那么深信，对别人看来是风险的东西对她们而言则毫无风险可言，因为她们满足于处置生活中的矛盾，她们视风险纯粹为获取目标的一种必需品。因而，她们以放弃的途径获取新的机遇，就好像一种新的冒险只不过是生活道路上的另一个机会。
看来女性创造天才并不具备任何成功的遗传天性，而只是具备略高于平均值的智商，高能量和不屈不挠的自我形象。这些妇女聪明、坚定，内在赋予成就，并有高于一般水平的冒风险倾向，她们是以与众不同为荣耀的独立的人，她们不顾父母的反对、同伴的压力和所谓专家们的嘲讽，去追求自己内在化的梦想。玛格丽特·撒切尔小学老师赞扬她赢得演讲比赛真是幸运。她以其独一无二的风格回答道：“我不是幸运，而是应该得到”。这种独一无二的精神决定了大多数女创造天才。玛格丽特的父亲向她灌输“率公众之先”而不随波逐流的重要性。
这些妇女具备不知疲倦的精神和能量使得她们别具一格，她们的“超级女性”角色使她们比别人，包括她们影响领域的大多数男子略胜一筹，她们的个性再次证实了阿德勒的预言：所有男（女）都努力成为优秀和完美。女幻想家看来更好地实现了阿德勒的预言。这些超级成功、创新的创业妇女不惜任何代价努力成为出色和完美的人，这一决定则来源于形成于5至13岁的潜意识信仰体系。看来那些最容易动用潜意识深井能量的人（参见从玛格丽特·米德那儿发现的惊人事实）是那些将生活成就完善化，从而成为最有创造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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