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章书目介绍
第一章 1949年至1976年的毛泽东思想
这一章是1987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14卷中有关1949年前的毛泽东思想一章的续篇，对1949年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由于许多决定性的文章无法得到而长期没有进展。那些在中国发表的文章通常都经过大量的修改以致很难从中追溯其最初的说法。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大量以前未发表的文件被广泛传播，但直至今天，尚没有一个中文原版的1949年后毛泽东著作的综合版本能与在日本发行的、20卷本的毛泽东早期著作的汇编相匹敌。（有关这个由竹内实指导编写的1949年以前毛泽东著作汇编的详情，请参看第13卷中截至1949年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文献。）
由官方在1977年出版的包括1949—1957年间著作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同时有英译本）是经过多方筛选的。现在已经因在编写过程中受极左思潮影响而停止发售。1980年，中共中央委员会下设的一个机构——中央文献研究室奉命出版几本专题资料汇编，包括书信和一些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但直到1987年，被认为非常完整的按年代顺序编写的第一卷才开始有限地发行（参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1949年9月—1950年12月）。这卷覆盖时间仅包括一年零一个季度却长达784页的文稿足以向人们显示要完成截至1976年的文稿的编辑工作将需要多么大的劳动量，花费多么长的时间。
同时，德国、美国、日本的学者们为了分别用德文、英文、中文编辑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在毛去世不久便开始搜集有关的材料。最初的一批人在赫尔穆特·马丁的领导下，用了几年的时间成功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参看原文《毛泽东》）。然而，他们的高效率却得到了相反的酬劳。当他们的最后一辑将要出版时，一大批新材料如洪水般涌来。这一方面由于上面提到的中国官方的活动，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编辑物在海外更加广泛的传播。在这种新形势下，德国的版本虽然仍旧有用（特别是因为它包括许多中文原文作为附录），但却已显得过时而无法令人满意。
相反，由竹内实和中村公义带领的一批日本学者却决定放弃继续编写1949年10月以后中文毛泽东著作汇编的努力。因为所有关键的手稿和文件都在中共权威机构的控制下，要与之竞争是毫无希望的。（当然，这时的情况与《毛泽东集》中所涉及的时代已大不相同。那时，毛的许多文章在写出后便立刻发表了，因此可以在许多图书馆里找到。）
美国的一批学者，在高英茂的指导下，努力尝试在这两个极端中找出一条中间路线。他们编辑的文稿第一卷（包括截至1955年的文章）目前已经问世。[参看《毛泽东文稿（1949—1976）》，由迈克尔·高英茂和约翰·K·龙（音）编写，第1卷，1949年9月—1955年12月）]他们正在努力翻译所有新出版的中文材料，把它们收进这套汇编中，或者收入按年代编辑的部分，或者收入一个最后的增补本中。
但是，就目前来看，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无论是中文的还是外文的，都不够完整和实用，而在近期内出现令人满意的版本的希望也很微小，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对毛泽东的思想有兴趣的人不得不依靠不同的专家和机构根据他们自己的观点所做出的选择。
大量十分有用的、但不是最好的红卫兵材料的译文由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在1974年以《毛泽东思想杂录》的书名出版，共两卷。最近出版的一个重要文集，收集了20余篇新近得到的非官方资料，书名为《毛主席的秘密讲话》（1989），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蒂莫西·奇克和尤金·吴编辑。一卷的毛泽东于1956年—1971年的谈话和信件的书在1974年用英文出版，书名为《毛泽东的讲话和信件》（美国版名为《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由S.R.施拉姆编辑。还可参看杰罗姆·陈编辑的《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1970）和由莫斯·罗伯茨翻译的毛泽东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的论点汇编》（1977）。
在西方人对毛的思想的阐释中，由约翰·布赖恩·斯塔尔所著的《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1979）是一部概述。它具有把毛从1920年到1970年所写的一切都看作一个整体的倾向。它用这样一种方法来分析毛的思想，认为毛的整个生活和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点。弗雷德里克·E.韦克曼在他的《历史与意愿》一书中同样把“五四”时期毛泽东的思想与其后期思想相联系，但不像前书那样过于简单化和不加鉴别。在早期的一些著作中，阿瑟特·科恩所著的《毛泽东的共产主义》（1971〔1964〕）强调了毛泽东的思想中的斯大林主义根源。詹姆斯·熊（音）的《思想与实践》则强调了毛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关系。虽然他把毛泽东的思想作为知识分子活动的独特的中国模式这一点与西方通用的系统教义大相庭径，并因此引起争议，但他的研究从总体上来说无疑是有关这个题目的最富积极意义的工作之一。这可参看S.施拉姆编写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9年修订本）。另外，在迪克·威尔逊所著的《在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1977）一书中可以看到对毛泽东在各方面的贡献所进行的一系列虽不太成熟、但却是有益的评价。
在最近出版的关于1949年以后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中，有两本文集或许是最值得注意的，一本是莫里斯·迈斯纳所著的《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思想》（1982），书中提出这样的观点：虽然毛倡导的社会目标是禀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他为达到这个目标所使用的手段却不是。迈斯纳认为毛在大跃进，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和行动有着深刻的、积极的历史影响。今天，没有多少中国人会同意这个观点，但迈斯纳花费了大量精力来进行论证。另外一本是邹谠所著的《文化大革命和毛以后的改革》（1988），书中进行了更客观、更审慎和深刻的分析，其中大半涉及毛晚年的理论和政策。
许多有关毛的思想的最有趣和最新颖的著作目前出现在中国国内，那里原文的准确程度和学术独立性都有了很大改善。官方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包括在1981年6月27日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当然，其中某些方面涉及毛的思想。但是，要使中国学者在几年的时间里脱离过去的框架是不容易的。不过这些束缚还是不断遇到挑战或被给以非常灵活的解释。这种灵活性在《毛泽东思想研究》杂志的文章中很少看到。该杂志在成都出版，处于杨超的影响之下。杨是毛在延安的哲学学习小组的活跃分子，也是该小组成员中目前尚健在的唯一一人。另外一些不太正统的解释也在公开发行的文章中出现，如在由苏绍智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杨超的《唯物辩证法的若干理论问题》（1982），最初名为《论毛主席哲学体系》（1978）几乎发表于毛在世的年代。像由萧延中编写、由李锐撰写序言的《晚年毛泽东：关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这一类的著作，是决不可能在毛在世时出版的。在内部还发表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分析文章，如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刊物《文献和研究》上以及其他内部刊物上等。确实，前面所提到的有关毛晚年的文章，其资料很多来源于这些内部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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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危机时期中国的状况
事实上，像任何一个其他城市机构一样，中国官方的出版事业也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受到严重破坏，几乎没有什么新书出版，实际上，所有专业性杂志都停刊了。甚至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也有几个月暂停出版。国家的宣传机器的确仍在运转——主要有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北京周报》这些刊物和宣传机构进行了大量论战性和言过其实的宣传，这些思想贫乏的文章的绝大部分都被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馆译成了英文并发表在他们的三份杂志上，这三份杂志是：《中国大陆报刊概览》、《中国大陆杂志选》和《当代背景材料》。此外，美国和英国政府都设有机构不断监听和翻译中国国家和各省的电台广播，并把结果记录在外国广播信息处的《动态》和《世界广播概要》上。
中国的中央当局试图通过发布一系列中央指示和传播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来维持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秩序，大部分这种指示和讲话都通过内部渠道传达，但是有许多被红卫兵组织公布出来，然后被外国研究机构搜集在一起。其中有用的纲领性文件有《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集（1966—1967）》、“有关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集”、“外传的中共领导人1966年7—10月的讲话和言论”。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发表的最重要的讲话可以在以下著作中找到：由杰罗姆·陈编的《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毛泽东思想杂录（1949—1968）》，由S.施拉姆编写的《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1956—1971）》。这些资料都被约翰·布赖恩·斯塔尔和南希·安妮·戴尔按目录分类并编制了索引收进《解放后毛泽东的著作：目录和索引》中。由迈克尔·高英茂编辑的《林彪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一书包括一个类似的林彪讲话选集。
非官方出版的过多的报纸、杂志弥补了官方出版物的缺乏。它们都是由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红卫兵组织出版的。这些出版物包括对中央及各省领导的极富煽动性的谴责；对1949年以来的主要政策批判性的评论；文化大革命的年表以及对在不同的单位和机构中派性斗争的感情激动的叙述。某些红卫兵出版物还包括一些文化大革命主要受害者的自我批判。当然，红卫兵传播媒介的准确程度是十分值得怀疑的，但如果使用谨慎，它们仍然是一种无法估量的研究工具。
由于从表面上看，在中国国内保存的红卫兵出版物数量很少，因此，有兴趣的学者必须依靠在中国以外保存的资料集。在华盛顿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收集了八批红卫兵资料，用微缩胶卷和照相复制本分发给各个对此有兴趣的图书馆。许多这些出版物被依次译出并刊登在《中国大陆杂志选》和《当代背景材料》中。对这些红卫兵出版物的最好的文献指南是李翔云编辑的《红卫兵出版物研究指南（1966—1969）》。此外，联合研究所和密执安大学都出版了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红卫兵资料的目录：《联合研究所所藏红卫兵出版物目录》及由汤逎文和马惟一编辑的《有关红卫兵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始资料》。
自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覆灭、华国锋去职以后，人们试图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及结果作一次广泛的评价。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在中国又出现了关于文化大革命出版物的第二次高潮。在这些新出现的资料中，有对“四人帮”和林彪的支持者进行审判的记录：《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1980年9月—1981年1月）》。同样重要的有对文化大革命的描述和评价，包括在官方发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该历史决议的起草和颁布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详细材料的出版提供了机会，如：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和纪念中国共产党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秘书处编辑的《党史会议报告集》；中共党史研究会编写的《学习历史决议专集》和孙敦璠等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1976年以来，一批回忆录和个人传记相继问世。其中有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有趣的资料和特殊的细节。陈再道的“武汉‘七·二○’事件始末”详细叙述了他在1967年7月武汉事件中的经历。中国最高级的军事将领之一聂荣臻的回忆录在1983—1984年出版，也揭示了许多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由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撰写的“在江西的日子里”讲述了她父亲在1967至1973年间受管制和在国内流放的情况。一本对周恩来进行广泛赞扬的《周恩来传略》由方钜成和姜桂侬撰写。对康生进行了深刻批判性研究的是仲侃撰写的《康生评传》。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方式提供了一定的理解依据，一些故事集披露出运动对个人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包括陈若曦的《尹县长的处死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其他故事》；佩里·林克编的《顽固的毒草》和《玫瑰与刺：中国小说的第二次百花齐放（1979—1980）》；海伦·F.绥和泽尔达·斯特恩编写的《毛的收获：中国新一代的呼声》。
对所谓“北京之春”运动的抗议文学作品以及其他近期所写的分析文章，都对当代知识分子如何解释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过程和结果提供了思路。王希哲的“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一文对该次运动进行了最无情的谴责，其程度远远超出了官方的解释。由更年轻的知识分子撰写的一本有趣的文选于1986年春天在纽约出版，书名是《知识分子》。
在中国之外，文化大革命曾经是一系列的次生文学的题目，这些作品有很多被詹姆斯·C.F.王（音）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书目注释》一书中所引用。最早的著作由西方记者和政府官员所写，很多成书于香港。虽然这些著作不具备事后认识和观察的便利条件，但它们大部分最能代表中国观察家的思想。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两份香港的时事通讯：《中国新闻分析》，由L.莱德尼神父编撰；《中国新闻概览》，由英国政府出版。更为详细的、相对来讲更全面的当代的评述有罗伯特·S.埃勒根特所著的《毛的大革命》；斯坦利·卡诺的《毛与中国：从革命到革命》和爱德华·E.赖斯的《毛的道路》。具有同样价值的还有由美国政府的一位分析家菲利普·布里奇姆所编辑、收在《中国季刊》的系列文章：“毛的文化大革命：起源和发展”，“毛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和“毛的文化大革命：巩固权力的斗争”。
所有关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政治史都包括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评论，其中最好的是帕里斯·H.张的《中国的权力和政策》（第二次编辑）；于尔根·多姆斯的《中国国内政治（1949—1972）》；雅克·吉勒马的《执政的中国共产党（1949—1976）》和莫里斯·迈斯纳的《毛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有趣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的学术性研究尚付缺如。例外的是琼·多比尔著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该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按照毛主义的观点来写的。此外还有更客观一些的，由李翔云（音）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个案研究》以及安炳炯的《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政治进程动力学》。虽然该书主要是关于60年代早期的情况的，但也包括对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的详细评述。
要全面了解文化大革命，只有通过对该运动在某些具体的地方和单位开展的方式进行考察，对文化大革命在一些主要省市展开时的典型事例进行研究。这方面的成果有：维克多·福肯汉的“广西、云南和福建的文化大革命”；加德尔·福尔塔多的“黑龙江和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1966—1968）”；尼尔·亨特的《上海日记》；保罗·海尔和威廉·希顿的“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维克多·倪的“革命和官僚政治：文化大革命在上海”、《各省的文化大革命》及安德鲁·G.沃尔德的《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风暴”》。
对在特殊的基层单位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活动的比较分析研究有：马克·J.布里奇和戈登·怀特所著的《当代中国的微型政治》；威廉·欣顿的《百日战争》；戴维·密尔顿和南希·戴尔·密尔顿所著的《风不会减弱》以及维克多·倪的《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
另一种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是考察积极投身于这个运动中的个人。令人感兴趣的是，虽然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章通常也是毛传记的结尾，但却只有很少的著作把视点集中于毛在该运动中的作用上，更多的则是对其他领导人的描述。如对周恩来，可参见鲁宾逊编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书中由托马斯·W.鲁宾逊撰写的文章“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关于刘少奇，可看洛厄尔·迪特默的《刘少奇与中国文化革命》；有关文化革命人物江青的最著名的两篇传记是罗克珊·威特克的《江青同志》和罗斯·特里尔的《白骨精》。此外，几部关于当年的红卫兵的回忆录也已出版，包括戈登·A.贝内特和罗纳德·N.蒙塔珀图的《红卫兵》；高原的《生来红：文化革命记事》；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罗的《文革之子》以及肯林的《上天的报应：一个中国年轻人的日记》。
在文化大革命中卷入最深的三个社会集团是被当作运动目标的党和国家的干部，作为打击武器的红卫兵和主要的直接受益者人民解放军。对国家官员试图在红卫兵的扫荡中逃生的描述与分析可看帕里斯·H.张的“省级党的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生存策略”和理查德·鲍姆的“困难条件下的精英行为”。关于文化大革命对党政中枢构成的影响有以下文章和著作：理查德·K.迪奥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界精英的影响”；唐纳德·W.克莱恩的“国务院和文化大革命”；查尔斯·纽豪瑟尔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共机器的影响”和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的《中国的省的领导层：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关于中共九大所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变动的分析可看唐纳德·W.克莱因和洛伊斯·B.黑格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和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的“中共领导层的变化”。
关于对红卫兵运动及致力于领导这个运动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的研究，下列著作是比较值得注意的：安妮塔·詹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反映”；帕里斯·H.张的《中国文化革命中的激进分子和激进思想》；克劳斯·梅内尔特的《北京和国内外的新左派》；斯坦利·罗森的《红卫兵的派性与广州的文化大革命》；马丁·辛格的《受过教育的青年与文化大革命》。托马斯·P.伯恩斯坦的《上山下乡》描述了当年的红卫兵在1968年运动结束后被送往农村地区的情况。
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的研究有以下著作：钱玉生（音）的《衰退的中国革命》；于尔根·多姆斯的“文化大革命与军队”和“军队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中的作用（1967—1968）”；哈维·W·内尔森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军事力量”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军队官僚”。
其他社会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影响较小，如关于农民的可看理查德·鲍姆的“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关于知识分子的可看默尔·戈德曼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安妮·F.瑟斯顿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看不见的创伤”。
最后，还有一大批对文化大革命进行阐释的文学作品，它们考察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评价它的结果，从更加客观的理论和历史的视角来确定它的地位。一般来讲，在毛去世和“四人帮”覆灭之前所撰写的著作对文化大革命有更多的同情，自那之后的著作则更具批判性。理查德·鲍姆和路易斯·B.贝内特编写的《中国在骚动：文化大革命透视》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其他值得注意的阐释性文章有安炳炯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对政治秩序的寻求”；约翰·伊斯雷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的连续性与不连续性”；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的《革命的不朽》；莫里斯·迈斯纳的文章“列宁主义和毛主义”；S.施拉姆的“从历史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理查德·所罗门的《毛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以及邹谠的文章“文化大革命与中国的政治制度”。约翰·刘易斯的《中国的党的领导和革命权力》一书中的三篇文章同样很有价值，它们是：伦纳德·夏皮罗与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的“在极权主义领袖之下坚如磐石的党的作用”；许华茨的“在美德统治下”以及S.施拉姆的“中国共产主义思想意识中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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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苏对抗
除了正式的（经常是宣传性的）官方声明，从当时北京制定外交政策的两个机构外交部和中国共产党得到的原始资料十分有限，因此，除红卫兵的材料之外，专家们只能主要依据讲话、官方报纸的评论、政府出版物透露的消息、宣传小册子以及对电台广播的监听——所有这些都必须谨慎使用，因为首先，不同文字间的分析技术不够完善，其次，在这一章的事例中使用的是非中文材料，大部分是英文和俄文的一手或二手资料。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中文材料取消了限制，诸如回忆录、可靠的中国方面的分析资料及内部材料等仍见得不太多。但愿这种状况在不久的将来会改变。
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著作需要使用所有可能的资料并附加一些辅助材料，即：在中国文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导论，再结合以外部来源的资料。人们必须在各种各样的资料中寻求逻辑上的一致性。由于在这一章的事例中大部分材料都不是中文而是俄文的，很多重要时期的材料在事件发生后不久便得到了，因此审慎地筛选和压缩将会得出比较满意，有时是决定性的结果。
红卫兵的材料目前全被图书馆控制着。参见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出版的《红卫兵出版物》（23卷并8篇附录），美国主要的大学研究图书馆都有大量中国资料集刊（伯克利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密执安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它们都有自己的目录索引，国会图书馆也是如此。
除此之外，人们还必须借助正式的中国官方出版物，如《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周报》、《世界知识》、《红旗》杂志，然而，目前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是美国政府出的译文集《中国动态》，由国外广播信息处出版。（总的来说，英国刊物《世界广播概览：远东》并不能与《动态》完全重叠，两种刊物需相互补充。）没有《动态》，撰写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著作均会感到相当的不便并留下很多空白。当然，也还需其他美国政府的译文集作为补充。如：《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译文集》（根据题目附有不同的小标题），由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出版。《中国大陆报刊概览》及与此相关的较次要的资料集，由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一直出版到1977年9月30日。苏联的资料与中国官方资料一样有其局限性。这包括俄国的《真理报》、《消息报》和塔斯社。对苏联资料来源的必不可少的参照是外国广播信息处的《苏联动态》和《当代苏联报刊文摘》。
有一些中国文件集包括中国对外政策以及中苏关系方面的主要公报和声明。它们是：哈罗德·欣顿编的5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9）》；（还有两卷增补本《中华人民共和国（1929—1984）》）。约翰·吉廷斯编的《中苏争论概观》以及詹姆斯·T.迈尔斯编的2卷本的《中国政治：文件和分析》。令人遗憾的是，权威的《现代中国社会》（由施坚雅主持编写）却未收进中国外交政策的条目。
一些中文的研究著作、回忆录和有关外交政策方面的文集在1980年开始出现。这包括高皋和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郑德荣等编的《新中国记事（1949—1984）》、《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当代中国外交》；郝梦笔和段浩然编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
一些英文杂志对研究中国外交政策也是十分有用的，特别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季刊》，它有一个季度年表和文件表，按照国家和专题对中国的外交关系进行观察。同样有参考价值的还有《问题与研究》（台北）、《亚洲概览》、《共产主义问题》、《远东经济评论》、《时事》（香港，1961—1972年）、《当代中国》（1974—1979年）、《中国大陆评论》（香港，1965—1967年）、《太平洋事务》和《中国新闻概要》。非常有用的还有韩国杂志《中苏关系》，它有一部分内容是英文的。还有两份台湾杂志经常包括一些在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信息，但使用时必须谨慎。它们是《大陆中国内幕》和《中共研究》。最重要的俄文杂志是《远东问题》，它主要研究中国问题。其他有关的俄文杂志有《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共产党人》和《国际事务》。还可参看内部年鉴《中国的国家和社会》，该年鉴资料由莫斯科东方研究所的中国科编写，其中经常包括一些关于苏联对中国政策的洞察与分析。
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文献为数不算多。一些特殊题目的原始资料只有在国会图书馆的计算机复制服务处能够得到。但必须注意在关键词句上不要探究和解释得过宽或过窄。托马斯·W.鲁宾逊有一部未发表的著作《中国对外关系文献目录（1949—1975）》，它有3637个条目；并有作者和题目的双重索引。另外还有杰西卡·S.布朗等编的《中苏冲突：历史文献目录》。更近期的英文著述资料有《外交事务》，著作有《近期国际关系丛书》，系列文章有《政治学ABC》和《有关中国问题的博士论文》。《亚洲研究杂志》确实在它的年鉴文献中编列了中国外文政策的资料栏，但内容每年出入相当大。在苏联方面，《斯拉夫评论》出版了一个年鉴文献，但有着同样的局限。幸运的是，俄文材料的索引很完善。首先，有V.P.朱拉夫勒瓦的《中国文献》年鉴。它是由P.E.斯卡奇科夫编写的早期的一份同名的传统年鉴的补充（但那份年鉴至今仍未作为单独的一卷出版）。除此之外，还有《远东问题》杂志的评论专栏，《人民中国》年鉴、《亚非人民》杂志以及正式的俄文著作、文章和重要的报纸（《当代苏联报刊文摘》上附有《真理报》和《消息报》的英文索引）。
关于中苏关系的著作数量相当大，大多数是对基本政策的分析。下面所列的只是使用原始资料及分析质量很高的著作。遗憾的是，篇幅有限，因此只能容纳与本章所涉及的时期有关的著述，且对每个大的领域只能收入一部典型著作。
奥顿·安布罗兹的《世界权力的改组》；安泰顺（音）的《中苏领土争端》；鲍大可的《中国和东亚的大国》；罗伯特·博德曼的《英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4）》；O.B.鲍里索夫和B.T.科洛斯科夫的《苏中关系（1940—1973）》； O·埃德蒙·克拉布的《中国和俄国的“重大比赛”》；丹尼斯·J.杜林的《中苏冲突中的领土要求》；赫伯特·J.埃利森编的《中苏冲突》；戴维·弗洛伊德的《毛反对赫鲁晓夫》；雷蒙德·L.加特霍夫编的《中苏军事关系》；哈里·格尔曼的《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集结和反华冒险》；乔治·金斯伯格和卡尔·F.平克勒的《中苏领土争端（1949—1964）》；约翰·吉廷斯的《中苏争论概观》和《世界与中国（1922—1972）》；托马斯·M.戈特利布的《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的派系和战略三角关系的起源》；威廉·E.格里菲斯的《中苏关系（1964—1965）》和《中苏分裂》；梅尔文·格尔托和汪永木（音）的《处于威胁下的中国》；莫顿·H.霍尔珀林编的《中苏关系与军备控制》；哈罗德·欣顿的《熊在门口》及《三个半大国》；G.F.赫德森、理查德·洛温撒尔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中苏争论》；C.G.雅各布森的《毛以来的中苏关系》；杰弗里·朱克斯的《苏联在亚洲》；基辛研究报告《中苏争端》；米哈伊尔·A.克洛奇科的《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肯尼思·G.利伯撒尔的《70年代的中苏冲突》；阿尔弗雷德·D.洛的《中苏争端》；克劳斯·梅内尔特的《北京和莫斯科》；乔纳森·D.波拉克的《联盟政治的教训》、《80年代的中苏冲突》及《中苏敌对与中国安全之论争》；托马斯·W.鲁宾逊的《边界谈判和中美苏关系的前景》及《中苏边界争端》；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的《中俄战争》；格雷特津·安·桑德勒斯的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眼中的苏联形象（1949—1979）》；哈里·施瓦茨的《沙皇、大臣和政委》；巴巴尼·森·格普塔的《70年代以后苏联同亚洲的关系》；理查德·H.所罗门等编的《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集结》、《核对峙与亚洲的安全》；罗伯特·G.萨特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外交政策（1966—1977）》；罗杰·斯韦林根的《苏联和战后日本》；唐纳德·B.S.扎戈里亚的《中苏冲突（1956—1961）》；肯尼思·G.韦斯的《炮舰里产生的力量：中苏危机中的美国》；艾伦·S.惠廷的《中国威慑微积分学：印度和印度之那》；理查德·威奇的《中苏危机的政治》；迈克尔·B.亚胡达的《中国在世界事物中的作用》；唐纳德·S.扎戈里亚编的《苏联在东亚的政策》、《中苏冲突（1956—1961）》和《越南三角关系：莫斯科、北京和河内》。
虽然关于这个题目的俄文书籍经常是宣传性的，但也有几本杰出的分析性的作品问世。另外，一些关于中国其他方面的俄文材料表面上似乎与中国对外政策无关，实际上却包含着相当有用的资料。由于俄国人倾向于不直接说出其真正的兴趣所在，故下面所列著作虽从标题上看并不明显，但的确是与该题目相关的。
O.B.鲍里索夫的《中国70年代的对内对外政策》；O.B.鲍里索夫和B.T.科洛斯科夫合著的《1945—1970年的苏中关系梗概》；费德尔·勃拉茨基的《毛泽东：一幅意识形态和心理肖像》；L.P.德留辛的《毛主义的社会政治本质》；K.A.伊格洛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机构（1967—1981）》；V.G.吉尔布拉斯的《中国：危机在继续》；B.N.戈尔巴切夫的《中国军队的社会和政治作用（1958—1969）》；L.M.古德什尼科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结构》、《中国：社会与国家》、《中国：寻求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传统与现实》、《中国邻邦》、《中华人民共和国（1973—1979）》；L.S.丘扎基里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运动（1949—1966）》；M.I.马卡洛夫等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雷莎·米洛维茨卡娅和尤里·西姆尤诺夫合著的《苏中关系简史》；G.N.莫斯克的《中国军队：毛主义者冒险政治的工具》、《危险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人阶级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苏联中国问题研究的题目》；A.M.鲁缅采夫的《“毛泽东思想”的来源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外国对当代中国的研究》；S.L.齐赫文斯基的《中国的历史和现在》；O.弗拉迪米洛夫和V.伊亚赞切夫合著的《毛泽东：一幅政治肖像》及B.扎尼津、A.米洛诺夫和伊亚·米哈伊洛夫合著的《论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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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毛的接班人问题和毛主义的终结
文化大革命以前，西方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只是为了搞到资料。因为只有十分有限的中央报纸和杂志、数量很少的公开讲话以及个别流落到香港的难民可资询问。一些省内报纸的复印件被偷带到香港，省里的电台广播与北京的电台一样受到监听。即使这些简单的传递工具也仍然需要进行大量的释读和甚至更多的翻译工作，但它毕竟是一个容易掌握的资料基础。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类资料被一大批新的和不同类型的材料所补充，它们大部分由那些搜查被罢黜的官员的红卫兵所披露。新材料中最重要的是迄今未发表的毛的讲话集，这类材料令人迷惑地使用同样的题目，最常见的是《毛泽东思想万岁！》它们的译本以不同形式出现，最著名的是S.施拉姆的《毛泽东的讲话和信件（1956—1971）》（美国版名是《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杰罗姆·陈的《毛泽东》及《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由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出版的两卷本的《毛泽东思想杂录》以及有争议的《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4，9.3，9.4，10.2，10.4，11.4）这些选集明显地被不同的机构收集到一起，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许多新版本仍旧在中国不断出现。结果导致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蒂莫西·奇克和尤金·吴编写的一套新译本《毛主席的秘密讲话》的问世。一部1949年以后毛的著作全集正在由高英茂和约翰·K.龙（音）编辑并整理，该书名为《毛泽东文集（1949—1976）》，第1卷已经出版。但是，这些文集中的大部分材料涉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时期，1966年之后的讲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1968年夏天红卫兵上山下乡之后才解禁。
其他大部头的、由红卫兵出版的资料是报纸。这些刊物经常对当时及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事务进行倾向性极明显的评论。但它们已被李翔云精心整理后收进《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一书中。还有，这些材料只包括到1968年夏天这个时期，在那以后，虽然中国公开了关于林彪事件的内部文件，但资料来源明显地减少了。另外，70年代来中国的西方人增多，导致了一些目击者的报道。如罗杰·加赛德的《活跃起来！：毛之后的中国》，尽管书名如此，但仍包括从1976年1月开始的一些事件。
只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一大批关于1969—1976年的新材料才得以面世。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尽管官方对这个主题的研究有限制，但仍出现了一些综合性的评论，最可靠和最全面的是王年一的《（1949—1989年的中国）：大动乱的年代》。作者是国防大学的一名教授，显然掌握着一般人无法得到的材料。一部更早的非常可信的著作由政治学家高皋和严家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原文如此——译者）撰写，书名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该著作在出版前夕被查禁，最初的版本在香港发行，但最初的天津版的版本在西方也流传很广。作者感到只利用公开的材料局限性太大，但却又因其他材料使用不当造成一些错误而受到指摘。第二版显然接受了批评进行了修改。第一版的英译本在台湾出版。在一般的西方著作中，于尔根·多姆斯的《中国国内内政（1949—1972）》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把广泛地描写和对特殊事件的严密分析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1921—1985）：一幅自画像》由香港时事通讯《中国新闻分析》的长期编辑在对中国进行了多年观察的基础上撰写而成。
还有一些中文的文章选集，涉及不同方面的问题、事件或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周明的《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共6卷。第一卷论及那十年中高级领导人的活动及其命运，包括一些幸存的亲属所写的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刘少奇的孩子。第二卷涉及那段历史本身的一些事件，如1965年武汉的武斗、1967</PGN年的“二月逆流”和1971年的林彪事件。第三卷重又描写个人的命运，如一些级别较低的高层官员和知识分子，同样有这些人的亲属所写的文章，如陶铸的妻子。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论析》是一本文章集，由党的资深历史学家撰写，论述这10年中的主要事件，其中包括与本章所论及的时期相关的有趣资料。《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由谭宗级和郑谦编著，是同样类型的著作。
更全面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材料现在已可以从各省的出版社得到，大部分是重复的，但在一些有趣的题目上作一番浏览还是值得的。这样你可以看到表面上在某处是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在其他地方都并非如此。例如：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讲义》看来似乎是第一部这样的著作。它透露了1959年在庐山的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之间，还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会上彭德怀受到了批判。所有有关这个范围的著作都被当代的作者研究过，最全面的、有准确的资料以及会议参加者名单的著作是郝梦笔和段浩然编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该书第二卷包括1949年以后的时期，同样非常有用的是稍后党的历史学家中的老前辈胡华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9—1981）》是在中共成立60周年之际由中共出版的文献，作为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后年代的评价和总结。对于它的解释性的著作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以上两本书都是确定官方对重大事件态度的基本读物，与胡华的著作一样，后者在公开发行之前在西方也有内部版本流传。
另一类有价值的资料是编年史，它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资料的重复，同时包括颇有用的主要会议和事件的概要。这些重要的材料包括：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房维中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该书吸引的人远远超出经济学家的范围。
另一类作品致力于单个事件的描述，包括党代会、人代会等。这些会议都有官方出版的文献，如《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关于林彪事件的文件从来都不是官方发表的，但是在西方也有汇编和译本，如高英茂编的《林彪事件》；另有一部中文的分析著作是于南的“周总理处置‘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的一些情况”；由荷兰记者雅普·冯·吉内肯撰写的一部西方评述性著作是《林彪浮沉录》；更近的有关这一事件的译本，是以林彪女儿的陈述为基础的，原文是《华侨日报》上的连载文章“生活在历史阴影中的林豆豆”（1988年6月14—23日）；另有谭宗级发表在《教学参考》（下）上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华侨日报》上还有另一篇由王若水撰写的连载文章“从批‘左’倒向反右的一次个人经历”，描写了林彪从一个极左的样板转变为极右派的道路。
“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的活动被它某位成员的妻子在乐黛云和卡罗林·韦克曼所著的《走进暴风雨》中进行了描述。该书是一部极其吸引人的著作，它叙述了1949年以后的全面清洗，全书从一个背离了党的路线从而犯了严重错误的党员的角度来进行描述。在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后为纪念周恩来所作的诗被收进《革命诗抄》和《天安门诗文集》中，还有一个英文版本的由萧兰编的《天安门诗抄》。官方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正式文本可以参看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中国还出版了较短的中、英文版本的《历史的审判》、《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审判》。戴维·邦纳维亚的《北京裁决》中有译成英文的实况广播报道的摘录。正像其题目提示的那样，约翰·加德纳所著的《中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一书讨论了许多这类的事件，默尔·戈德曼在《中国知识分子》一书中详细论及了知识分子的内讧。戴维·茨威格的《中国农村的激进主义》叙述了“四人帮”为在重要的中国政治舞台制订一条极左路线所进行的活动。这部书是第一批从漫长的对中国农村的研究中受益而写成的专题著作中的一部。
以上提到的胡华也是大部头系列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的主编。该书30多卷在他去世前已成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概要，每一卷包括至少12个已去世的党的领导人的传记。通常是把早期的烈士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仍健在的国家领导人混合编排在一起。
自从这些丛书的第一卷于1980年出版以后，有关人物生平的专著、对某位领导人的回忆文章集和他们的著作选都陆续问世。其中有许多比胡华的丛书中的短文更为详细。虽然有些很明显是杜撰的，包括许多令人怀疑的谈话记录，但总的来说还都是有参考价值的。对于这章所涉及的时期，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是《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选集》（下）、《周总理生平大事记》；关于周的还有《不尽的思念》。关于其他人的有《邓小平文选（1975—1982）》；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南枝的《叶群野史》；朱仲丽（前高级官员王稼祥的遗孀）的《女皇梦：江青外传》；叶永烈的《张春桥浮沉史》；仲侃的《康生评传》；林青山的《康生外传》；薛冶生编的《叶剑英光辉的一生》；《萦思录：怀念叶剑英》；《聂荣臻回忆录》（下）。关于个人的文章通常先发表在期刊上，然后才被收进各类书籍中。《新华月报》和《新华文摘》有专栏重登这些文章中的一部分。
西方关于中国领导人生平的详细著述要少得多，这类书包括户西恩·派伊的《毛泽东：领袖人物》（这是一部心理分析的作品）；迪克·威尔逊编的《在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在毛去世后不久，一系列由著名专家撰写的专著陆续出版。它们有：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及《白骨精》（关于江青的）；罗克珊·威特克的《江青同志》，该书主要根据江青会见作者时的自述写成；罗杰·法利格特和雷米·考夫的《康生及其在中国的秘密工作（1927—1987）》；丁望的《王洪文、张春桥评传》和《华主席：中国共产党人的领袖》。
很明显，仅仅依靠中文（和西文）的著作是远远不够的。关于党史的中文杂志和其他出版物，很多曾属于内部刊物，但由于目前可以得到复印件，因此也很有参考价值。如《党史研究》（1980—1987年）曾经是内部刊物，现在已用《中共党史研究》的刊名公开发行（1988年—）。此外还有《党的文献》、《党史通讯》、《文献和研究》、《党史研究资料》、《内部文稿》、《党史资料征集通讯》。在以上杂志及文选上刊登的文章偶尔在其他刊物上也可看到，最著名的是由朱成甲编辑的3卷本的《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但是，接触这些更秘密的材料并未使人们忘记这样的事实，即重要的文章经常在定期刊物上出现。
目前在中国的各种刊物中出现这样多的材料，以致一批较年青的西方学者在蒂莫西·奇克的指导下编辑了《中国共产党研究通讯》（1988年秋—），以便在这个领域中向大家通报出现的最重要的新材料。这份杂志是那些寻求及时接触有价值的新资料的人所必读的。希望当代中国的权威人物们注意到这份杂志并意识到在开放的年代“内部”已经成为完全过时的分类方法，对于哪些资料是真正需要保密的这个问题将会出现一种更现实的看法。
在那些更加普及的西方杂志中，《中国季刊》和《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刊载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较多。《中国季刊》的“每季大事和文献”栏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台北的《问题与研究》经常最先登载重要的共产党文件的译文。
在中国出版物中，对文化大革命后这段时期的政治进行严密分析的著述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在1976年以后的年代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仍健在并主管国家事务，另一方面，当代资料的性质与过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同。这类材料汗牛充栋，著作和期刊的出版都出现了空前的爆炸，官方出版物更趋真实，更少宣传性，同时可以把它们与公开表达的各种观点进行对照。此外，中国政治进程的透明度也比过去高得多，因此，对上层争论的详细报道很快就会在香港刊物《争鸣》和《九十年代》等上面出现。
另一方面，内容集中于毛以后时代的编年史是很重要的。著名的有李盛平和张明澍的《1976—1986：十年政治大事记》；黄见秋、孙大力、魏新生、张占斌、王洪模等编的《新时期专题记事（1976年10月—1986年10月）》；李永春、史远芹、郭秀芝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大事记》。一部极有价值的编年史的西方译本是肯尼思·利伯撒尔和布鲁斯·J.迪克森合编的《党中央和政府会议研究指南（1949—1986）》。
除《邓小平文选（1975—1982）》外，已经被引用的还有一部主要的文献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卷）。从不同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时期的、由西方人编的文献集是约翰·P.伯恩斯和斯坦利·罗森的《毛以后的中国的政策冲突》；以及肯尼思·利伯撒尔、詹姆斯·唐和恽赛充（音）编的《中共中央和政治局文件》，该书解释了这类文件是如何产生及传达的。
西方对邓小平改革运动的报道数量惊人，从一般的著作、专题文章到记者的分析等应有尽有。在综合性的著作中，最好的有鲍大可和拉尔夫·N.克拉夫编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哈里·哈丁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戴维·M.兰普顿编的《毛以后的中国政策的实施》；伊丽莎白·J.佩里和克里斯廷·汪编的《毛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邹谠的《文化大革命与毛以后的改革》。一部十分有用的背景材料是一年一本的《中国简报》，由亚洲协会中国委员会出版。专著有戴维·S.G.古德曼的《北京街头的呼声》；埃利斯·乔菲的《毛以后的中国军队》；肯尼思·利伯撒尔和米歇尔·奥克森伯格的《中国政策的制定》，该书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以前、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及其以后的能源工业。琼·C.奥伊的《国家和当代中国的农民》，该书从50年代中期写到80年代末，同茨威格的书一样，也是得到了这个时期之后农村研究的一些资料才写成的。
许多西方报社驻中国的记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或像美国记者那样，在文化大革命后，很快接受有关中国的训练或很快了解中国的情况。在早期报道性的著作中，最优秀的有理查德·伯恩斯坦的《从世界的中央寻求关于中国的真相》；戴维·邦纳维亚的《中国人：一幅肖像》；福克斯·巴特菲尔德的《中国：生活在苦海中》；约翰·弗雷泽的《中国人》；杰伊和林达·马修斯的《十亿：中国记事》；菲利普·肖特的《龙和熊》；史蒂文·W.莫舍的有争议的《破碎的大地：农村的中国人》，这本书是根据一个人类学博士生的报道写成的。这个博士生是那些1979年1月中美复交后第一批到中国农村考察的美国学者之一。西蒙·利斯是一位学者兼随笔记者，他的作品交织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尖锐的评论和对许多关于中国的西方著作中的空话的揭露，他的主要著述有《中国的阴影》、《毛主席的新衣》、《破损了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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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对美开放
虽然有大量的第二手资料，但人们对中共九大和十大之间的中国外交政策仍然研究得很不够。主要的障碍来自资料方面：现有的资料难以对这个时期中国的决策过程作出全面的描述。中国人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内幕一直十分敏感。这些禁忌近年来已有所缓减，人们已经能够和与外交事务有关的官员和研究机构进行较密切的接触了。但是，对于外交政策的讨论和制定，对于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领导层斗争激烈的时期），现有的历史资料却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
然而，由于官方越来越鼓励人们做整理档案的工作，中国的研究人员已经编成了更全面的中国外交史（包括本世纪70年代）的档案资料书籍。这些活动的高潮是《当代中国外交》的出版。这本书简要叙述了这个时期的外交事件，具有权威性，尽管它没有透露政策制定方面的情况。此外，高级官员的一些回忆录和回忆文章对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的外交政策作了较深入的重估，尽管还不十分详细。其中有：《聂荣臻回忆录》；铁竹伟：“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见《昆仑》）；叶剑英传记编写组：《叶剑英传略》。亨利·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埃德加·斯诺与中国高级官员的谈话记录也是珍贵的资料，它们都完整地发表在斯诺《漫长的革命》一书中。
美国官员们关于本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著作也使学者们获益匪浅。这些著作包括：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原则》；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动乱年代》；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十年”（见《外交事务》）；理查德·H.所罗门：《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赛勒斯·万斯：《艰难的选择》。
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资料的主要来源，仍然是中共主要的新闻媒介，特别是《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关于重要的外交政策声明，《北京周报》亦有很高的参考价值。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恢复了1966年中断的探讨外交事务的重要期刊的出版工作。这些期刊包括《世界知识》和《国际问题研究》，这两种杂志都是由外交部出版的。要探讨外交政策的发展动态，美国政府出版的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和英国广播公司出版的《世界广播概要：远东》是两种基本的参考资料。美国政府出版的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的系列期刊中也有一些极为重要的文件和资料。
此外，邓小平的讲话（包括一些评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讲话）都收录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中。流传到台湾或西方的中国内部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可作为这些资料的补充。虽然有时候人们对这些材料的可信程度有争论，但其中的许多材料还是提供了发生重大政策冲突时的重要情况。收录了这些文件的两部书籍是：陈庆编：《中国与第三世界》；高英茂编：《林彪事件》。反映中国内部对敏感的外交问题进行争论的讽刺文章是另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虽然有些学者怀疑其价值。关于此类资料的解释，请参阅肯尼思·G.利伯撒尔：“讽刺文章中反映出的外交政策争论（1973—1976）》（见《中国季刊》）；哈里·哈丁：“中国全球姿态中的内部政治（1973—1978）”，见托马斯·芬格等编的《中国对独立自主的追求》。
尽管资料有限，学者们还是写出了关于某些具体事件和某些时期的一些专著和一些重要的多卷本著述。关于多卷本著述，特别请参阅约瑟夫·卡米莱里：《中国的外交政策》；戈兰姆·W.乔德赫里：《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哈里·哈丁编：《80年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塞缪尔·金（音）编：《中国与世界：毛以后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理查德·H.所罗门编：《中国因素》；迈克尔·亚胡达：《孤立主义走向尽头：毛以后的中国外交政策》。
促成中美和解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中苏发生军事冲突之后北京改变了安全计划。关于这个论题，参阅约翰·W.加弗：《中国决定与美国和解（1968—1971）》；哈里·格尔曼：《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集结和反华冒险》；托马斯·M.戈特利布：《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与战略三角关系的起源》；梅尔文·格托夫和汪永木（音）：《处于威胁下的中国》；萧铮和迈克尔·魏图恩斯基编：《中美关系正常化及其政策深意》；理查德·威希：《中苏危机的政治》。
许多单卷本和多卷本专著还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的全球战略环境的变化进行了研究。这些专著有：赫伯特·J.埃利森编：《中苏冲突》；班宁·N.加勒特和邦尼·S.格拉泽：《战争与和平》；肯尼思·G.利伯撒尔：《70年代的中苏冲突》；乔纳森·D.波拉克：《中苏敌对和中国的安全之辩论》、《联盟政治的教训》；杰拉尔德·西格尔：《毛以后的中苏关系》；道格拉斯·T.斯图尔特和威廉·T.托编：《中国、苏联和西方：80年代的战略和政治面面观》；苏吉（音）：《苏联对中国的想象及其对华政策（1969—1979）》；罗伯特·G.萨特： 中国外交政策：毛以后的发展》；艾伦·S.惠廷：《西伯利亚的发展与东亚：威胁还是承诺？》。
与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相比，中日关系研究得还很不够。然而也有一些成果，参阅罗伯特·E.贝德斯基：《脆弱的协定：1978年中日和平条约的全球透视》；李季银（音）：《日本面对中国》、《中国与日本：新的经济外交》；罗伯特·泰勒：《中日轴心：亚洲的一支新生力量？》。关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文章，有新木内江藤：“日本和中国——一个新阶段？”（见《共产主义问题》）、“近期中日关系的发展”（见《亚洲概览》）；良清国分：“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制定中的政治”（见《中国季刊》）。
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特别是中越关系的恶化）的有关资料既丰富又详细。特别引人注目的著作是纳严·詹达：《兄弟仇敌：战争之后的战争》。另阅张保民（音）：《北京、河内、华侨和处在中国与越南之间的柬埔寨》；威廉·J.杜克尔：《中国和越南：冲突的根源》；尤金·K.劳森：《中越冲突》；罗伯特·S.罗斯：《印度支那纷争：中国的对越政策（1975—1979）》。
关于70年代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再次出现的意义，塞缪尔·S.金的《中国、联合国和世界秩序》一书作了详尽的研究。关于对7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中经济方面的评析，参阅鲍大可：《从全球角度看中国经济》；艾伦·S.惠廷《70年代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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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国的经济政策及其贯彻情况
有关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和著述是与改革本身同步的。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7年）经济政策及其实施情况的研究工作也刚刚起步。论述六七十年代中国经济的文章和书籍确实很多，但论述当前中国经济的著作却不得不依据数量有限且可靠程度大有疑问的资料。事实上，西方关于“文革”时期中国经济的大部分文献资料都集中在对农业、工业、国民总产值和其他许多项目的重建成就的估计上。尽管有这些限制，但也不乏有价值的著作。对写于六七十年代的有价值的英文著作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德怀特·H.珀金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之研究：概览”（见《亚洲研究杂志》）一文中的书目索引。
从1979年开始，中国政府又恢复了对官方统计资料的公布和出版。这项工作已中断了将近20年，这期间中国把所有的经济资料都当作国家机密。1979年统计工作的规模很小，进入80年代以来，规模就越来越大了。最有用的资料是国家统计局用中英文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该年鉴始于1981年，以后每年一版，收录的资料越来越多，其中不但有80年代的，而且有更早时期的。198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共1029页，而50年代的主要统计资料《伟大的十年》（国家统计局编）只有200余页，且开本要小得多，二者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目前尚有数十种各部门的专门统计年鉴（如《中国农业年鉴》），各省的统计年鉴（如广东统计局的《广东省统计年鉴》）以及许多专项研究资料（如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
除这些统计资料外，依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资料写成的英文著作也越来越多，有一些实地调查工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的合作项目。这些合作项目的两项重要成果是吉恩·蒂德里克和陈毅远编的《中国的工业改革》和威廉·伯德和林青松编的《中国的乡镇企业：结构、发展和改革》。
在依据新获得的材料对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进行的各种研究中，对中国农村的研究成果最多。根据中国的实地调查资料对改革前后农村的研究，参阅威廉·L.帕里什编：《中国农村的发展》。对1949年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进行的较广泛的经济分析（利用了一些新资料），参阅尼古拉斯·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德怀特·珀金斯和沙义德·尤素福：《中国农村的发展》。仅依据80年代新获得的资料对六七十年代中国工业的发展的研究成果很少，较卓著者是巴里·诺顿的“三线：在中国内地保卫工业化”（见《中国季刊》）。
有一些综合性的论文集集中讨论了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成就的有关问题。此类著作有：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面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2卷）；伊丽莎白·J.佩里和克里斯廷·汪编：《毛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目前出版的许多论文集是中外经济学家合作的结晶，其中最有用的是布鲁斯·L.雷诺兹编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比较经济学杂志》专刊）。世界银行大约每隔四年推出一本关于中国经济的综合性著作。德怀特·H.珀金斯的“改革中的中国经济体制”（见《经济资料杂志》）一文从总体上分析了中国的改革活动，文中附有很多书目索引。
80年代与六七十年代的一个不同之处是，80年代中国学者的经济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了。这些成果有的发表在数十种经济学杂志上（其中许多杂志在1979年以前是不存在的），有些发表在各种报纸上。上海出版的《世界经济导报》在组织文章辩论经济改革的争议问题方面尤为活跃，读者群很广。然而，此类文章大部分是用中文写的，虽然其中的一些被译成了英文以便让其他国家的读者阅读。最值得注意的英文译文集是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编辑、由M·E.夏普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的改革：挑战与选择》（布鲁斯·L.·雷诺兹写了引言）。该公司还定期出版名为《中国经济研究》的专门刊登经济论文译文的杂志。
最后，还有一类讨论中国经济的著作。这类著作主观上主要是写给生意圈中的人看的，但其中亦有论述当前人们普遍感兴趣的经济问题的文章。这类著作中较著名的有美中贸易委员会出版的《中国贸易评论》和日本海外贸易组织出版的《中国通讯》。着重讨论贸易问题的一本有用的论文集是尤金·K.劳森编的《美中贸易：问题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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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教 育
本章是《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4章和第9章的续文。那两章中所述的资料和研究方法是笔者在此处提供资料和进一步评论的必不可少的背景材料。总的来讲，官方的中文报刊杂志仍是主要的资料来源，但某些变化值得注意。从50年代末开始，中国政府限制报纸在境外发行，使香港联合研究所剪报的用处减少了许多。不过，联合研究所的剪报一直保持到了70年代初。最后，当该研究所于1983年关闭时，始于1950年的剪报全部移交给了香港浸礼会学院图书馆。此外，红卫兵编印的大量非官方出版物记录了1966—1968年间发生的事件，并对“文革”前几年的事情做了重要的回顾。然而，当红卫兵“复课闹革命”后，他们的独立出版活动就停止了。文化大革命的10年（1966—1976）中，地方政府的报纸一直在出版，只是在1967—1969年动乱最严重的时期在各地曾有过简短的中断。
不过，这些出版物在境外的发行仍受到严格限制。所以，1969—1976年间，外国人所能接触到的中国新闻媒体基本上限于“两报一刊”。这些都是由毛的中央政府控制的国家出版物，作为建立中央政府在红卫兵群众运动阶段结束以后谋求建立的新秩序的舆论工具，它们拥有绝对的权威性。《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加上紧紧追随它们的《光明日报》和后来的《学习与批判》，是“教育革命”试验及1968至1976年间发生的事件的主要资料来源。偶尔也有地方出版的研究刊物被带出中国，例如广东师范学院出版的《教育革命》和上海师范大学出版的《教育实践》等。
这就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口述历史方法流行的客观环境。当时，学术界和其他行业对中国的兴趣都很高，在新闻媒体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采访离境的中国居民实际上是唯一可行的一种办法。在那些年中，这些采访活动主要由在香港的美国教授和研究生们主持，他们以成立于1963年的大学服务中心为主要研究基地，该中心是从中国大陆迁来香港的。正如在第14卷的书目说明中指出的，主要依据口述资料写成的关于教育的书的作者是斯坦利·罗森、苏珊·舍克和乔纳森·昂格尔。他们三人都是在大学服务中心开始博士论文的撰写工作的。
1976年以后官方出版物的激增和向境外销售限制的放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10年文件资料的匮乏。目前最值得人们注意的是香港的大学服务中心于1987年获得的大批省级报纸。1987年后，该中心已不再是独立的研究机构，但它的图书馆座落在香港中文大学，仍然是收藏中国国家级和省级报纸最全、查阅最方便的地方。实际上，各省从1949年一直到今天出版的报纸该图书馆都有。这些报纸收藏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10年的独一无二的资料来源，亦可替代大学服务中心收藏的早些年间的剪报，因为（据出版的索引介绍）那些剪报的来源——各省的报纸很不完备。此外，这些报纸收藏还优于中国本土的报纸收藏，原因有二：一是它们很容易借阅，二是中国的图书馆没有把如此大量的报纸收藏在一处供人使用。
1976年之后，关于教育、青年和科学的官方和半官方的出版物也极为丰富。到80年代中期，花费笔墨集中讨论这些主题的报纸主要有：《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教育文摘》、《教师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科技日报》、《科学文化报》、《两用人才报》（专登军队教育方面的消息）等。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刊资料选编有一些与上述主题有关的系列专集，收录的与教育问题有关的文章虽然不很完备，但很有利用价值。
主要的刊物有：《人民教育》）、《教育研究》、《高教战线》（80年代中期改名为《中国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与职业》、《教学通讯》。各省市都有这些专业报刊的复印资料汇编本，其中的大部分都与教育有关。北京、上海和其他许多省市还出版自己的刊物，如《上海教育》、《山西教育》和《福建教育》等。这些省市级教育刊物在形式上都是相似的，刊登的主要是与教学有关的消息，面向的是教师。
另一个资料来源是绝大多数高等院校出版的学报。这些刊物所登的学术论文的面非常之广，主要讨论教育问题的是师范院校出版的刊物，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和《东北师范大学学报》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的出版物数量大增的同时，各个翻译机构译出的成果却日趋减少。各个方面的主题（特别是与教育有关的主题）的译文数量都减少了。美国政府主要的翻译材料（报刊概览、报刊摘要、《当代背景材料》和附录）都于1977年并入了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中。这份刊物简要摘发每天的重大新闻。据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人员讲，决定合并的原因是（决定是他们于1976年做出的），当时把持中国官方新闻媒介的“两报一刊”使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成了多余之事。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中国问题专家在预料事情的发展方向一事上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的失误，这个决定今天看来是个错误。合并计划刚执行完毕，中国的出版物就如雨后春笋般大批出现了。这就需要对越来越多的资料进行整理。这种需要于1979年导致原来的美国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变成了出版系列专业丛刊的机构。1979—1987年间，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和外国广播信息处联合出版的《中国报告：政治、社会和军事事务》中译载了关于教育和青年问题的文章。80年代中期，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各类丛刊进一步专业化。以1987年为例，有三种丛刊译载有关教育问题的文章，它们是：《中国地区报告》、《中国——红旗》和《中国——国务院简报》。科技文章的译文由一份专门的丛刊发表。然而，遗憾的是，1977—1979年间，这些丛刊对教育问题的兴趣虽然极高（当时毛主义的实验正在被推翻），但当教育制度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态后，讨论教育问题的译文的比例很快就大幅度下降了。结果，大约从1980年开始，想要单纯依靠英文译文对教育战线的发展做一个概括的了解都成为不可能的事了。对不懂汉语的人来说，《中国教育译丛》是一份很好的杂志。1977年前，它由国际艺术和科学出版社出版，1977年后由M.E.夏普出版公司出版。这份杂志一年出四期，译文的面虽然不宽，但都非常好。
除了某些专业领域之外，中国方面可能仍对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地政治模式和公众情绪的变化特别敏感（包括中国的和外部世界的）。特别是，外国研究者感到惊讶的、能提示当代中国的情况的变化，就是那里发生的政治事件的反映，其结果与对中国人自己一样令人感到冷讽挖苦。所以，尽管自1976年以来我们通过亲身体验和出版物对中国的了解有了大幅度增加，但目前有兴趣的英文读者所能看到的资料却没有相应地增加。不过，这类英文资料也许足够了，因为有兴趣的读者群本身已经减小了。中国先是作为敌人，后来又作为新朋友，曾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这种关注以各种形式持续了30年。但到了1980年，原来的倾向性已经过时，后来的新鲜感已开始消逝。1976年后重新推行开放政策的中国自认是一个贫穷落后、寻求西方援助、谋求让西方社会接受的国家。就引起人们的好奇这一点而言，作为友好亲善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与70年代初期使得观察家们以同情的心态观察其革命实验的中国是完全不同的。
就同要在该领域吸引公众更大的兴趣一样，学术研究为得到鼓舞也花费了许许多多的精力。1945年以后的冷战造成了这样的心态：开始是竭力证明中国是亚洲的头号共产党敌国，后来则竭立证明中国不是头号敌国。到1980年，这两种任务都成为过去，没有与之相比的新任务出现。这些变化和另一些事情促成了40年代末以来知识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出现史无前例的沉寂状态。学者们争相寻找采访对象，了解某项政策在某市或某村的实施情况及发现一些新文件即可引起轰动的日子突然间一去不复返了。另外也不仅仅是获得的“内部”文件太多和潜在的情报提供者的人数太多以致于败坏了胃口的问题。人们对许多论题的研究和探索仍很不充分，尽管可供研究的资料比以前多得多。
对中国教育的研究仍然是所有这些研究政治和各代人的倾向的中心。50年代的研究中，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主要的课题。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与教育社会学和教育发展有关的课题很快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此后，这些课题一直引人注目，因为毛的“教育革命”深深触动了世界各地那些极想知道中国的实验能否大规模推广以及会留下什么样的教训的人的神经。然而，当毛以后的中国政府无条件地自动放弃那些实验时，早先为革命运动说好话的那些富有同情心的记者的声誉受到了损害。所以，学者们和公众对教育问题的关心程度大为减轻。毛的继任者是否能长期把教育从中国国内对公共政策的争论中摆脱出来，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但是，目前的事态发展有效地抑制了外国人对中国教育经验的广泛兴趣。当然，每个人都知道中国历朝历代和历届中国政府都通过夸大本朝的成就和诋毁前朝的政绩来强调自身的合法性。但到80年代末，人们普遍缺乏兴趣和好奇心去证实新政府就与教育有关的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而对本届政府和以前的毛主义者的政府发表的声明。结果，中文资料查阅环境的改善所造成的综合运用文件和实地调查资料进行研究的机会在许多领域里都提供了便利条件。
最后，除上面已提到者以外，还有一个因素是造成对中国教育研究的落后现状的重要原因。这与中国大批知识分子得到“解放”有关，他们以前被当作革命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敌人而处在受怀疑的地位。他们被“解放”后还出现在国际学术界，作为各国学者的朋友和同事对中国教育作权威性的演讲。但是在这互相影响的过程中，外国研究人员越来越难以区分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了，他们关于文化大革命以及专门的教育问题的观点和著述与毛以后中国政府的倾向性完全一致，使人难以分清他们是学术研究人员还是中国政治圈子中的人物。把教育置于中国的传统环境来观察，人们也许会认为，知识分子官僚化的体制的建立是为了帮助新政府重写历史。把教育置于1949年以来的历史环境来观察，人们也许会认为，被平反的知识分子阶层是革命的受害者，就承担的义务和自身利益而言，他们又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新秩序的忠实同盟者。也许，还需好多年才会使每个人从1949—1979年动乱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只有到那时，中外学术界才可能重新获得培养研究教育问题的新一代学者的必要的见识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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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文艺创作与政治
描述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生活（特别是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命运）的资料可分下述四类：（1）中国出版的汉文资料；（2）国外出版的汉文资料；（3）中国出版的英文资料；（4）国外出版的英文和其他语种的资料。
1.第一类除小说、诗歌、杂文、戏曲剧本和评论之外，还包括官方和非官方的报纸。《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刊登显示文化界动态的重要官方文件；红卫兵自编自印的小报的主要消息来源是谣言，不可尽信，只能使人们对“革命气氛”产生深刻的印象。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学术刊物的数量大幅度减少，70年代才逐渐恢复出版。
2.在文化大革命进行过程中，台湾和香港出版的汉文资料很有价值。开始时，这些资料的出版是为了参加“两条路线斗争”。例如，1967年6月香港自联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红皮小册子——《刘少奇语录》，与《毛泽东主席语录》唱对台戏。然而，严肃可靠的研究著作是赵聪的《中国大陆的戏剧改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3.中国出版的英文资料的长处在于它刊登重要文件和报告的官方译本。文化大革命早期的一份著名刊物是《有关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文件汇编》。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直出版的《中国文学》（只在1967年有过短暂中断），是对我们的论题极为重要的一份刊物。毛泽东逝世之后作家和艺术家得到平反的情况，不但见于中文报刊，而且常出现于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上。
4.除香港的联合研究所出版的英语刊物和台湾出版的《问题与研究》（只偶然涉及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之外，欧洲和美国还出版了大量的文章和书籍。不过，对目击者的报告和专家学者的分析应加以区别。
有些目击记是欧洲人写的，出版很快；有些是中国人写的，主要是80年代出版的。俄国社会学家阿列可谢·泽罗克霍夫契夫写的报告是1968年在《新世界》月刊上出版的，该书的德文译本名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探微》。在德文中，作者的名字被拼为A.N.Schelochowzew。和这个阶段苏联的其他出版物一样，本书的调子很不友好，充满攻击之词，但它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描述是准确且相当可靠的。V.A.基维佐夫、S.D.马尔可夫和V.F.索罗金合编的《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1949—1979）》一书也充满着攻击之词。泽罗克霍夫契夫和马尔可夫还出版了更多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学的著述。荷兰外交官D.W.福克玛的《来自北京的报告》是根据亲身经历集中描述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问题的一本书。法国外交官让·埃曼写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书。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罗合写的《文革之子》一书，根据亲眼所见的事实描述了一位12岁即成为红卫兵的中国青年的兴衰荣辱，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现为北京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的乐黛云向卡罗林·韦克曼讲述了自己遭受迫害和侥幸生存下来的经历，后者据此写成了《走进暴风雨》。
在学术研究著作中，默尔·戈德曼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书很出色，它对1960—1980年间的政治史和知识分子史作了全面且可靠的概括性论述。在这本书之前还有许多著作，如理查德·H.所罗门：《毛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托马斯·W.鲁宾逊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罗克珊·威特克的《江青同志》是一本独一无二的资料，它主要是依据江青对作者的讲述写成的。
论述文学和艺术的著作较少。黄胄的《共产党中国的英雄和坏蛋：从当代中国小说看现实生活》一书涉及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许芥煜的《中国文坛》既有分析研究，又有访谈记录。毛泽东逝世以后，特别是西方社会学家注意到“伤痕文学”现象以后，出现了论述这一文学现象的著述，此处只能提到其中的一部分，如戴卫·S.G.古德曼：《北京街头的呼声》；霍华德·戈德布拉特编：《80年代的中国文学》；沃尔夫冈·库宾和鲁道夫·G.瓦格纳编：《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批评文集：1978年柏林会议论文集》；鲁道夫·G.瓦格纳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和政治》；杰弗里·C.金克利编：《毛以后的中国文学和社会（1978—1981）》；迈克尔·S.杜克：《繁荣与争论：毛以后时代的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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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农村
1949年以前，世界上一些最出色的农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是在中国进行的，其中一部分是由西德尼·甘布尔、莫顿·弗里德等西方人搞的，而大部分是由费孝通、林耀华和杨庆堃这些才华横溢的中国社会科学家搞的。这些学者的著作，著名的有西德尼·甘布尔的《定县：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社会》；莫顿·弗里德的《中国社会的组织》；费孝通的《中国农民的生活》；林耀华的《金翅》。这些著作对了解共产党夺取政权前10年中国农村生活的经纬，提供了厚实的基础。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新政权压制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其理由是它们传播资产阶级的理论。除此而外，对像费孝通这样的极出色的学者也进行了悲剧性的迫害；压制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极大地损害了国际间的了解。关于中国广大农民的经历的完整材料，外国人简直一点也得不到。
中国各地出版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地方志，经常以丰富的、引人入胜的章节来描述一个村庄、公社或县。可是，这些文献通常发行量非常有限，在中国境外是见不到的。在其他国家可以买到的中文文献，或者是在外国的图书馆里可以借到的中文文献，主要是有关农村的土改、合作化、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事件的，是用一成不变的言辞对其进行赞扬的。它们被现实的政治路线所渲染，以致于没有多少普通农民对这些事件的真实想法的第一手可靠资料。例如，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大量的报刊文章和书籍赞美山西省的一个生产大队——大寨，这个生产大队被认为是经济上丰产且具有革命精神的样板。这类著作中一本用英文写的优秀代表作，名为《大寨：中国农业的旗手》。但是，到了70年代末，邓小平及其伙伴们推翻了毛主义者以后，官方出版物宣称大寨的成功是虚构的，把大寨的英雄式的领袖陈永贵贬称为骗子。
通过对一份《连江文件》的研讨，可以得到其使用的丰富的、直言不讳的资料的线索。该文件是一份有关福建省在大跃进以后的问题的地方报告，被台湾的文化特务搞到了，这类文献通常对外国人是保密的。这些文献现在已经被译在C.S·陈编写的《连江县的农村人民公社》一书中。
然而，在这期间，即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出版的，而且能在西方找到的中文报纸、书籍、期刊，还是提供了大量线索，说明中国农村正在干什么。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在西方的中国专家做了大量的工作来筛选和解释这些线索。采用这种方法整理出来的关于农村生活的报告，最成功的是弗朗兹·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埃兹拉·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理查德·鲍姆：《革命的序幕》；维维思·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杨庆堃：《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家庭》、《一个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杨的两本著作把共产党执政前夕在广东一个村庄进行的人类学分析和对50年代发表的关于农村生活的谨慎分析结合在了一起。
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采访了从中国去香港的移民。移民的谈话越来越多地补充了从中国官方出版物中获得的线索。然而，使用这种方法去认识中国农村生活的演变过程固然不错，但有一个问题：大部分移民是来自中国的城市，而不是来自农村。因此，当西方学者写到农村生活时，他们使用的资料充其量不过是二手资料，是那些市民（通常是来自广东地区）凭记忆叙述的农村生活。这些人在农村只度过一段时间（常常是不自愿地被下放到农村去的）。在6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有许多主要是依靠这些采访材料写成的著作，约翰·C.佩尔泽尔的“中国大跃进后一个生产大队的经济管理”（载W.E.威尔莫特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则是这类著作的佼佼者。到70年代初跑到香港来的人多了，这些人都在农村呆了很长时间。探寻这些人的住址和采访他们的方法都精细了，因而获得了一些极有参考价值的材料。威廉·L.帕里什及马丁·金·怀特的《现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使用了量多质优的社会学分析，描绘了一幅广东省农村地区社会连续性和变迁的复杂图画。安尼塔·詹、理查德·马德森和乔纳森·昂格尔的《陈村》以及理查德·马德森的《一个中国农村里的伦理和权力》，使用了来自广东同一个村子里的移民们的叙述，从而构成了一份那个村自1950年到1980年的上下连贯的社会历史。
此外，有些外国人由于有特殊关系访问了中国农村，目睹了农村的生活情况。他们的丛书又补充了那些从外部了解中国的专业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其材料经常缺乏科学的分析，加之他们信仰中国革命而担负的政治义务，材料就蒙上了浓厚的色彩。不过，其中最好的著作也生动、详细、真实地叙述了农村的生活，甚至这些叙述并不符合作者对社会主义的期望。而这类著作中最出色的是威廉·欣顿的《翻身》和《身翻》——山西省“长弓村”盛衰兴败目击记。这类书的其他著作还有：杰克·陈的《福星高照的一年》；伊莎贝尔和戴维·克鲁克的《一个中国乡村的群众运动》，以及简·迈尔达尔采访柳林农民的录音——《来自一个中国村庄的报告》；简·迈尔达尔和冈·凯斯勒的《中国：革命在继续》；简·迈尔达尔的《重返一个中国村庄》。
到了1978年，中国小心翼翼地开始允许专业社会科学家到农村去进行科研工作。他们去了以后的第一批成果是史蒂文·莫舍的《破碎的大地：农村的中国人》，这是史蒂文在广东一个村庄里呆了一年的研究成果，但是却引来了非议，因为中国人指责作者使用了不道德的研究方法。戴维·茨威格的《中国农村的激进主义（1968—1981）》，是在南京附近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爱德华·弗里德曼、保罗·G.皮科韦兹及马克·塞尔登的《中国的村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河北省研究了八年的基础上写成的。在离他不远的的地方，西德尼·甘布尔也在为其《定县》而进行实地考察。《华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农村革命的帮凶》一书，则是海伦·绥在广东进行研究之后写成的。
对系统了解人民共和国农村生活更具长远重要意义的是，80年代社会学作为合法的学科再次在中国学术生活中出现，速度虽然慢些，但很稳健。费孝通再次披挂上阵，重新去开弦弓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这里是他1939年出版的经典名著《中国农民的生活》的基础。一系列文章已源源不断地刊登在《社会》等杂志、刊物上，这些皆是费孝通和其他中国农村社会学学者研究的成果。费孝通新的研究成果有些已译成英文，刊登在费孝通的《中国农村特写》一书中。
关于中国人口统计学及农村经济的大量统计数字将会涌出，社会学家和研究中国农村的其他学者将受益匪浅。直到80年代初，根本找不到准确、详细的人口和经济统计数字。在此以前发表了经过编纂的统计数字，不过这些数字皆属于“社会科学小说”特征的一类。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头十年的统计数字，《伟大的十年》便是一例，〔译本1974年由华盛顿州立大学（东亚研究项目）发表〕。就像处理科学小说一样，真正的事实可能埋藏在想象的叙述中，需花大力气才能把有用的事实挖掘出来。
由于中国在80年代推行改革政策和对西方开放，搜集统计数字和公开发表许多统计汇编的工作也专业化了。1982年使用最现代化的技术，进行了全国范围的人口统计。人口调查取得了丰富的资料，对研究农村人口发展趋势的学者非常有用。人口调查的资料译成英文发表在《1982年中国人口普查》和《新中国的人口》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每年发表“中国人口年鉴”。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家统计局发表了由薛暮桥主编的《中国经济年鉴》（附1949—1980年经济统计数字）。此后每年由中国统计资料及咨询服务中心发表一本《中国统计年鉴》。自1981年起还发表了《中国经济年鉴》。绝大多数省份也发表各自的经济年鉴，西方主要研究中心的图书馆都有这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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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人民共和国的城市生活
自1949年以来，用中文写的有关城市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的一般作品实为凤毛麟角。不过，有两份主要的中国城市规划的刊物《建筑学报》和《城市建设》刊登关于城市政策和城市某特定地区进行改造的文章，能提供不少信息。此外。有关官方城市政策和计划的作品、文章也很多。参见：赖志衍编的《接管城市的工作经验》；刘少奇等的《新民主主义的城市政策》；卢蕻的《论城乡合作》、《论城市关系》、《祖国新型城市》；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城市规划参考图例》。还有几本有关几个特殊城市变迁的著作。参见老舍：《我热爱新北京》和《肇家浜的变迁》（肇家浜是上海的一个贫民区）。自1979年以来，几种新社会学杂志开始发表关于城市社会生活的带有资料的经验主义研究。可特别参见：《社会科学战线》、《社会》和《中国社会科学》。还有一本中国出版的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及一本西方翻译过去的刊物《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不时地发表有关城市社会模式的有意思的文章。
西方学术界对1949年以前的中国城市组织和社会生活也有许多有益的研究，这些研究为了解1949年以后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其中特别重要的著作有：施坚雅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马克·埃尔文和施坚雅编的《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威廉·罗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团（1796—1895）》；西德尼·甘布尔的《北京：社会概览》；乔治·凯茨的《丰收的年岁》；奥尔加·兰的《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爱德华·李的《现代广州》；莫顿·弗里德的《中国社会的组织》；H.Y.洛的《吴的历险记》；罗兹·墨菲的《上海：开启现代中国之门的钥匙》和艾达·普鲁伊特的《韩的女儿和尹老夫人》。
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集中在1949年以后个别城市的变迁。可特别参见：埃兹拉·沃格尔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林恩·T.怀特第三的《在上海的经历》和肯尼思·利伯撒尔的《天津的革命与传统（1949—1952）》。也可参见克里斯托弗·豪编的资料丰富的会议文件集《上海：一个亚洲主要城市的革命和发展》。总的说来，有关1949年以后中国城市组织结构变化的最出色的研究成果还是弗朗兹·舒尔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6章）。约翰·刘易斯编的《共产党中国的城市》是一本非常有用的关于城市组织和发展趋势的会议文件汇编，一直收集到文化大革命。马丁·金·怀特和威廉·L.帕里什的《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一书，就中国城市是以什么方式组织起来的，以及中国城市的独特的社会生活类型问题，提供了一部社会学研究的概览，其重点集中在70年代。盖尔·亨德森和迈伦·S.科恩的《中国的医院》一书，则呈现给读者一副人种分布的肖像图和对武汉一所医院的社会生活模式的分析。
一些专题论文和论文集论述了1949年前后城市人口发展趋势、城市地理和城市规划等。参见：吉尔伯特·罗兹曼的《满清和日本德川时期的城市网络》；C.K.龙（音）和诺顿·金斯伯格编的《中国：城市化与国家的发展》；莫里斯·厄尔曼的《1953年和1958年的大陆中国城市》；罗兹·墨菲的《正在消失的毛主义幻想》；劳伦斯·马和爱德华·汉顿编的《现代中国的城市发展》；埃德温·温克尔和珍妮特·卡迪编的《中国的城市规划》；以及理查德·柯克比的《中国的城市化》（也可参见：施坚雅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劳伦斯·马也提供了一份同一个主题的、非常有用的书目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城市和城市规划》，并参见利奥·奥林斯关于中国官方城市人口统计混乱的讨论；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的《四个现代化下的中国》第一卷中的“中国的城市人口：概念、密集和影响”和柯克比的《中国的城市化》。
一些刚刚引用的成果涉及到限制人口增长的努力的效果，这个效果也是一些专题论文论证的中心。例如田心源的《中国的人口战》；托马斯·伯恩斯坦的《上山下乡》；以及朱迪斯·班尼斯特的“上海的死亡率、出生率及避孕措施”。有关城市就业问题的有查尔斯·霍夫曼的《中国的工人》；克里斯托弗·豪的《1949—1957年中国城市的就业和经济增长》、《现代中国的工资类型和工资政策（1919—1972）》；以及托马斯·罗斯基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有关城市的社会管理问题在下面这些文章中提到了：约翰·刘易斯主编的《共产党中国的城市》；艾米·威尔逊、西德尼·格林布拉特和理查德·威尔逊编的《中国社会的不正常现象和社会控制》；以及杰罗姆·艾伦·科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程序入门（1949—1963）》（特别是第2章）。
还有许多以前曾经在中国不同的城市居住过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他们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叙述的材料，给我们提供了他们当时生活情况的生动画面。材料特别丰富的是德克·博德的《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伊曼纽尔·约翰·赫维的《在中国的一个非洲学生》；贝弗利·胡珀的《北京内幕》；米哈伊尔·克洛奇科的《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拉尔夫和南希·拉普伍德的《中国革命纵览》；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罗的《文革之子》；斯文·林奎斯特的《危机中的中国》；鲁思·厄恩肖·洛和凯瑟琳·金德曼的《在外国人眼里》；罗伯特·罗的《逃出红色中国》；彼得·卢姆的《1950—1953年的北京》；包柏漪的《第八个月亮》；威廉·休厄尔的《我在中国的日子》；董志平（音）和汉弗莱·埃文斯的《思想革命》；雪莉·伍德的《中国的一条街道》；埃斯特·周英（音）的《红色中国乡下的灰姑娘》；玛丽亚·严（音）的《宏大的园地》以及乐黛云和卡罗林·韦克曼的《走进暴风雨》。M.伯纳德·弗罗利克的《毛的人民》一书中的一些描写和陈若曦的《尹县长的被处死》中的虚构故事，描述得同样栩栩如生。众多记者的报道对于评论中国城市在特定时代的环境同样有用，例如：理查德·伯恩斯坦的《从世界的中央寻求关于中国的真相》；福克斯·巴特菲尔德的《中国：在苦海中生存》；詹姆斯·卡梅伦的《红衣官员》；约翰·弗雷泽的《中国人》；罗伯特·吉莱恩的《六亿中国人》；弗兰克·莫里斯的《毛的中国的报告》；弗雷德里克·诺萨尔的《北京快讯》；鲁思·赛德尔的《丰盛之家》；威廉·史蒂文森的《黄风》和罗斯·特里尔的《铁树开花》。画册和导游书也对中国的首都有出色的描绘，例如：胡佳（音）的《北京今昔》；奈杰尔·卡梅伦和布赖恩·布雷克的《北京：三个城市的故事》；弗利克斯·格林的《北京》；藤彦太郎的《北京》和奥迪尔·凯尔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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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文学
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主要资料是发表的书籍（小说、剧本、短篇小说集、论文、理论著作及诗刊）和文学杂志。最近几年，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发行每个年度的获奖作品选集或者其他新的文学作品选集。在毛以后的时代，期刊如雨后春笋。早期创刊的杂志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刊、现又复刊的有《人民文学》（刊载创作性作品）、《文艺报》（理论性探讨）、《文学评论》（发表评论文章），它们都倾向于代表自己既定的观点。在发表新作品方面更勇于冒险的是《收获》、《十月》、《当代》；特别是省级办的刊物，像广东的《广州文艺》和《书评》，湖北的《湖北文艺》、《长江文艺》，辽宁的《鸭绿江》，《安徽文学》和《上海文学》。有关剧本方面的专业杂志包括《剧本》、《戏剧报》和《上海戏剧》。电影方面的有《中国电影》。新诗的主要期刊是《诗刊》、《星星》和《诗探索》。《文艺学习》、《文艺研究》和《读书》刊载重要的评论文章。上海图书馆编辑的《全国报刊索引》是一份期刊索引，每月出版一期，包括文学杂志。上海的《文学报》则是一份时事通讯周刊。一些大陆的地下出版物自1980年开始被台湾翻印成丛书——《大陆地下刊物汇编》，由台北的中国共产主义问题研究所出版。
密切注视中国文学发展情况的香港刊物包括《九十年代》、《动向》和《明报月刊》。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了《现代中国文学通讯》。关于当代文学的论文时常出现在《亚洲研究》、《中国文学、论文、文章和评论》、《当代中国》和伦敦的《中国季刊》上。台湾的新作品主要发表在《纯文学》、《中外文学》、《现代文学》、《台湾文艺》和《幼狮文艺》等主要杂志上。
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许多现代大陆作品的英译本。该社《中国文学》每月还刊载新的翻译作品。这本杂志的索引（包括1976年以前的）已分别由汉斯·J.欣鲁普和唐纳德·吉布斯出版。由已故的许芥煜主编的两本重要的文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和《二十世纪中国诗歌选》。聂华苓两卷本的《百花文学》则是一部记述1956—1957年那个极重要年代的，集创作、评论和理论诸论题、作品为一书的很有益处的集子。霍华德·戈德布拉特主编的《80年代的中国文学》是一部关于“第四届作家和艺术家代表大会”的文件集。毛以后时代的创作成果被翻译并发表在迈克尔·S.杜克编的《当代中国文学》上；李怡编的《新现实主义》；佩里·林克编的《玫瑰与刺》、《顽强的毒草》；斯蒂芬·C.宋（音）和约翰·明福特主编的《高山上的树木》；以及海伦·F.绥（音）和泽尔达·斯特恩主编的《毛的收获》。齐邦媛出版了两卷本的《台湾当代中国文学选集（1949—1974）》，收集了各种文体的台湾文选，并将其翻译成英文。
蔡美西（音）的《当代中国小说和短篇小说（1949—1974）：书目提要》用途很广。包括更多的书目提要材料的书是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会为1979年底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准备的《六十年文艺大事记（1919—1979）》。陈若曦的“民主墙与地下刊物”则提供了一份1978—1979年间地下文学的细目。《中国当代作家小传》和香港出版的《中国文学家的昨天》则是两本有助于研究的传记辞典。
两部关于当代文学史的主要的新著，已由几个大学的学者组成的写作组编纂而成，由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以后部分）和吉林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书名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两卷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已由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林曼叔等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的内容截止到1956年。在夏志清的《现代中国小说史》中，作者对大陆的一些主要作家没有表示同情。科林·麦克拉思的《现代中国戏剧》中的后几章，提供了自1949年以来这一时期的有价值的资料。而一本更早、更详细的研究成果是赵聪的《中国大陆的戏剧改革》。杰伊·莱德的《电影》一书主要讲的是1949年以后的电影。朱莉亚·林的《当代中国诗歌》是对大陆诗人的研究。
有关评论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是张钟主编的《当代文学概观》、《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讲》（1980年整理收集），以及有关毛以后时代的新作家的《文学评论丛刊》第10集（《当代作家评论》专集）。夏志清在《新文学的传统》中对当代台湾作家提出了个人见解。何欣的《中国现代小说的趋兆》也包括了台湾小说。叶维廉编的《中国现代作家论》和尉天聪主编的《乡土文学讨论集》则是两本重要的评论论文集。
历次学术讨论会的内容已经汇编成评论性的论文集。较早的见西里尔·伯奇编的《中国共产主义文学》。较近年代的著作包括：沃尔夫冈·库宾和鲁道夫·G.瓦格纳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批判文集：1978年柏林会议论文集》；邦尼·麦克杜格尔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俗文学和表演艺术（1949—1979）》，文章来自1979年在哈佛举行的会议，以及杰弗里·C.金克利编的《毛以后：中国的文学和社会（1978—1981）》（是1982年在圣约翰大学举行的会议论文选）。1979年在得克萨斯大学举行的关于台湾小说的会议论文收集在珍妮特·L.福洛特编的《台湾的中国小说》中。
一些论文对1949年以来的大陆文学形式也进行了探讨。亚罗斯拉夫·普鲁赛克的《解放后的中国文学及其民间传统》是对早年使用民间形式创作的一种有益研究。D.W.福克玛的《中国的文学教条与苏联的影响》和默尔·戈德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持不同文艺见解者》两书都记载了50年代的主要争论。黄胄的《共产党中国的英雄和坏蛋》分析了主流小说的重要作品，而迈克尔·戈茨的“当代中国小说中的工人形象（1949—1964）”是一篇未发表的论文。迈克尔·S.杜克的《繁荣与争论：毛以后时代的中国文学》则分析了最近的作品。关于作家个人的最出色的研究是梅仪慈的《丁玲的小说》。理论家姚文元（“四人帮”成员）则是拉斯·拉格瓦尔德的《作为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的姚文元》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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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1949—1982年）
台湾作为1885年后中国的一个省的10年历史，在《剑桥中国史》（第11卷）中作了评鉴，对精力充沛的、主张现代化的巡抚刘铭传（1885—1891年）领导下的台湾税制改革和西方化建设项目作了详细介绍。作者K.C.刘教授和R.J.史密斯教授引用了威廉·M.斯派德尔、郭丁一（音）、伦纳德·H.D.戈登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有关1949年以前的台湾历史的第二手英文资料是：詹姆斯·W.戴维森的《福摩萨岛》；W.G.戈达德的《福摩萨》；乔治·W.巴克利的《殖民地的发展与台湾的人口》；以及乔治·H.克尔的《福摩萨》；薛光前编的《现代台湾》涉及到1949年以前的台湾历史。谢觉民的《台湾—厄尔巴—福摩萨》（1964年出版），虽然现在过时了，但仍不失为一本出色的地理学著作。
日本从1895年以后统治台湾达半个世纪之久，台湾1945年以来的历史当然受日本统治时期的影响很深。《剑桥中国史》没有涉及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台湾，这可以理解，但也令人遗憾。《剑桥中国史》没有一卷追溯20世纪初叶中国人在日本帝国范围内的生活经历。虽然近数十年来日本对其帝国的研究已拓宽了，使用了许多材料，问题也讨论了，但比较而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不够。中国历史学家应该从中找到更多的机会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位研究1895—1945年时期台湾的主要学者是拉蒙·迈尔斯，他写了不少关于台湾作为日本帝国的殖民地，以及台湾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农业经济的文章。此后又由他和马克·R.皮蒂编了一本专题论文集《日本殖民帝国（1895—1945）》，还有14位撰稿人参加编写，皆来源于1979年的一次研讨会。这本论文集主要讨论如何集中探讨日本的动机、管理、经济动力以及关于朝鲜和台湾的历史编纂工作，但是若干章节提供了不少资料，并引用了已发表的关于台湾历史几个特殊方面的材料。请参见陈青直（音）写的第五章（“帝国的警察和社会控制系统”）；陈以德写的第六章（“统一帝国的尝试”）；塞缪尔·何保山（音）写的第九章（“殖民主义与发展：韩国、台湾和广东”）；敏行沟口和有三山本写的第十章（“台湾和朝鲜资本的形成”）；以及拉蒙·H.迈尔斯和山田三郎写的第十一章（“帝国的农业发展”）。一部开拓性的专著是帕特里夏·楚鲁米写的《日本在台湾的殖民教育（1895—1945）》。
收录了636条1945—1979年间出版的有关台湾内容的文献目录，请参见1980年第3期《台湾近代史研究》杂志。英文出版物请参见J.布鲁斯·雅各布斯、琼·哈格和安妮·塞奇利合编的《台湾：一本包罗万象的英文出版物文献目录》，布鲁斯·雅各布斯为其写了引言。
对1949年以来台湾发展的研究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研究相比较，成果要少得多，虽然台湾大部分课题的研究资料更丰富，更容易得到。欧洲和日本学者很少有人对台湾产生兴趣，这个领域全由美国学者垄断了。而且，美国学者的成果高度集中在美国对华政策因美国与台湾的关系而造成的难题上。
研究台湾的作品题目，除美—台关系外，就是台湾的经济发展。由于经济建设上的成功，台湾被视为一个样板，为了可能将其经济政策应用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人们对其进行研究。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约瑟夫·A.亚格尔写的一份见识广博的研究报告《台湾的农业改造：农村建设联合委员会的经验》。1950—1979年间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准进入中国大陆，他们只得去台湾作实地考察，并发表了许多著作。70年代台湾的诗歌、小说引起了比较文学学者越来越多的注意。比较而言，对台湾军事部门及政治演变的基础性研究，就几乎等于零了。另外一个被忽视的方面是自中华民国失去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并与大多数国家断交后台湾对外关系的情况。
研究台湾的重要原始资料来源，是台湾当局和省政府各机构发表的数量众多的出版物。最有用的刊物包括：《中国年鉴》（政府新闻署）；《统计年鉴》（预算、会计、统计总署）；以及《台湾统计资料册》（经济计划与发展委员会）。台北国民党总部也发表有关国民党的资料。报纸很多，特别是《中央日报》（国民党党报）、《中国时报》（私营）以及《联合报》。《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在美国有中文版。政治刊物如《时报周刊》、《八十年代》、《深耕》以及《黄河》等，刊载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看法。由于作者不得不回避敏感的问题，如蒋经国的接班人问题、对北京的政策问题，政治分析发表以后还必须采访台湾消息灵通人士加以补充。无以数计的经济、文学及其他专题的期刊，皆垂手可得。
美国对台政策方面的原始资料有《美国对外关系》丛书的中国卷（现已出到1957年）、 中国白皮书》（1949年，斯坦福大学1968年以上下两卷重新发表），以及每月一期的美国《国务院公报》。国会不时举行对华政策听证会，提供了很珍贵的材料，特别是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可资使用的回忆录有：哈里·S.杜鲁门的《面临决策的一年》（1955年）、《考验与希望的岁月》（1956年）；迪安·艾奇逊的《欣逢肇始》（1969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受命变革（1953—1956）》（1963年）和《缔造和平（1956—1961）》（1965年）；小阿瑟·M.施莱辛格的《一千天》（1965年）；西奥多·索伦森的《肯尼迪》（1965年）；以及罗杰·希尔斯曼的《推动一个国家》（1968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是不可缺少的资料来源。华盛顿特区国会季刊公司出版的《中国与美国的远东政策（1945—1967）》（1967年）和《中国与美国的外交政策》（1973年）包括了美国对华、对台政策的总结，使用非常方便。986986 香港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和《亚洲华尔街杂志》周刊经常刊登有关台湾的文章。《远东经济评论年鉴》和《亚洲概览》每年1月份和2月份发表的年度调查文章，皆对台湾上一年的发展情况作一总结。《中国季刊》和《亚洲研究杂志》有时也刊载关于台湾的文章。
《人民日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台政策和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发表看法的原始资料。最重要的社论和政府的政策声明用英文登在《北京周报》上。华盛顿特区外国广播信息处出版的《中国动态》则是最重要的英文资料，内有中国广播内容的译文。中国杂志如《世界知识》、《国际问题研究》等刊登关于台湾和美国对台政策的文章。北京办的香港报纸，如《大公报》和《文汇报》亦是如此。
全面探讨台湾经济、军事、政治和外交关系史的书几乎没有几本。最全面的要属拉尔夫·N.克拉夫的《岛国中国》（1978年）。丘宏达编的《中国与台湾争端》（1973年）以及《中国与台湾问题》（1979年），包括了台湾早期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的章节，并汇集了很有价值的文件。以上这三本书都特别强调了美—台关系。詹姆斯·熊（音）等编的《台湾经验（1950—1980）》（1981年）摘录了许多书和文章里的有关内容，涉及的面很广，包括文化价值、教育、社会状况、法律与正义，以及防务政策等问题。乔云万（音）编的《台湾的未来？》（1974年）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台湾，而维克托·H.李编的《台湾的未来》（1980年），包容了美国华人的一场辩论，对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的关系的看法五花八门。
关于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美—台关系书籍，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福斯特·雷亚·杜勒斯的《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外交政策（1949—1969）》；罗斯·Y.凯恩的《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威廉·J.巴恩兹编的《中国与美国：寻求新的关系》；鲍大可的《对华政策：外汇决定》和《美国武器出售》；拉尔夫·N.克拉夫、罗伯特·P.奥克斯南和威廉·瓦茨合著的《美国与中国》；杰罗姆·科恩、爱德华·弗里德曼、哈罗德·欣顿和艾伦·S.惠廷合著的《台湾与美国的政策》；理查德·穆尔斯廷和莫顿·阿布拉莫维茨合著的《重新制定对华政策》；前驻中华民国大使卡尔·L.兰金的《在中国任职》；邹谠的《金门纷争：毛、蒋和杜勒斯》；拉蒙·H.迈尔斯主编的《两个中国》；埃德温·K.斯奈德、A.詹姆斯·格雷戈尔及玛丽亚·张霞（音）合著的《与台湾关系法和中华民国的防务》；罗伯特·L.唐恩的《重大的忧虑》；威廉·金特纳与约翰·F.科帕合著的《两个中国问题》。J.H.卡利基的《中美危机的模式》剖析了1954—1955年和1958年在沿海岛屿的对抗。
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分析，请参见尼尔·H.雅各比的《美国对台湾的援助》；陈诚的《台湾的土地改革》；沃尔特·盖伦森编的《台湾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约翰·C.H.费、古斯塔夫·兰尼斯和雪莉·W.Y.郭合著的《公平发展》；杨懋春的《台湾土地改革的社会经济效益》；安东尼·Y.C.顾（音）的《土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T.H.沈（音）编的《农业在发展战略中的地位》；A.詹姆斯·格雷戈尔与玛丽亚·张霞、安德鲁·B.齐默尔曼合著的《意识形态与发展》；简·S.普赖拜拉的《台湾的财富、发展、稳定与公正的社会目标》；李国鼎的《台湾经济蓬勃发展的经验》；雪莉·W.Y.郭的《过渡中的台湾经济》。同样有兴趣的是劳伦斯·J.劳（音）编的《发展模式》。
关于台湾政治发展的主要著作是：乔治·H.克尔的《被出卖的福摩萨》；彭明敏的《自由的体验》；道格拉斯·门德尔的《台湾民族主义的政治》；马黄（音）的《台湾知识分子的骚动：要求实行政治改革（1971—1973）》；阿瑟·J.勒曼的《台湾的政治》；J.布鲁斯·雅各布斯的《在一个农村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地方政治》。上面提到的丘宏达编的两本书和薛光前的一部著作中也有台湾政治发展的章节。最新的一个研究成果是约翰·F.科帕与乔治·P.陈的《台湾的选举》（1984年）。亦请参见《中国季刊》第99期 （1984年9月）的台湾专刊。
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包括：埃米莉·马丁·艾亨和希尔·盖茨编的《台湾社会的人类学》；迈伦·L.科恩的《团结的屋子，分裂的屋子：台湾的中国家庭》；伯纳德·加林的《台湾的新星：一个变化中的中国村庄》；沃尔夫冈·L.格里奇丁的《1970年台湾的价值体系》；伯顿·帕斯特纳克的《两个中国村庄的亲戚关系和社会》；理查德·W.威尔逊的《学做中国人》；理查德·W.威尔逊和艾米·A.威尔逊、西德尼·L.格林布拉特编的《中国社会的价值变化》；诺马·戴蒙德的《昆沈：一个台湾村庄》；以及托马斯·B.戈尔德的最新成果《台湾奇迹中的国家与社会》。
有关蒋介石的传记，请参见董显光的《蒋介石》；布赖恩·克罗泽的《丢掉中国的人》。
关于军事能力，请参见斯图尔特·E.约翰逊、约瑟夫·A.亚格尔的《东北亚的军事平衡》和威廉·H.奥弗霍尔特的“东亚的核扩散”。
戴维·纳尔逊·罗的《非正式外交关系》是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后唯一探讨台湾的国际关系的专著。丘宏达与冷少佺合编的《中国： 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七十年》里有一章探讨从1949年到1981年台湾的国际关系。
台湾的主要文学作品是：齐邦媛等编的《当代中国文学选集：台湾（1949—1974）》（第一卷：诗歌和随笔；第二卷：短篇小说）；维维安·苏林（音）编的《同根生：现代中国妇女故事》；黄春明（音）（译名为霍华德·戈德布拉特）的《一个堕落的坏女人及其他故事》；约瑟夫·S.M.劳和蒂莫西·A.罗斯编的《台湾的中国小说（1960—1970）》；珍妮特·L.福洛特编的《台湾的中国小说》，包括对台湾主要作家的评价和台湾小说的趋向。也可参9889见西里尔·伯奇在本书第11章中对台湾新小说和新诗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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