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独立自主的形象（1980—1982年）
苏军入侵阿富汗带来了一系列的政治和战略后果。尤其是莫斯科的行动，改变了美国认为自冷战以来苏联很少“热战”的观念，并导致了华盛顿与北京关系的新的发展。当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争吵得沸沸扬扬、不可开交的时候，美国国防部长布朗于1980年1月初预期访问北京，这是美国国防部最高官员的首次访华，而苏联入侵阿富汗是这次访华的决定性因素。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再把苏美关系缓和置于优先地位。莫斯科不得不为其侵略行径付出代价。卡特总统从美国参议院撤回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的进一步讨论，对苏联实行谷物禁运，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卡特总统还明确强调，波斯湾的安全对美国的安全利益至关重要。邓几年来的频频游说得到了报偿：美国改变了所有关于中国安全问题的立场。同时，美国政府最终放松了向中国出口各种尖端技术的限制；美国在对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上不再维持等距离的形象了。由此，中国领导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对美国的政治和战略价值。
然而即使在美国国防部长访华的情况下，中国的态度仍不明朗。按道理，反苏战线已把中国拖入了日趋恶化的超级大国的关系中，但中国无意介入美国和苏联之间日趋紧张的冲突。邓十分清楚，中美关系现在是苏美关系的晴雨表，中国是这一进程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中国领导人认为，凶神恶煞的扩张主义者苏联，其威胁的矛头首先指向西方和日本，其次才是中国。①
1980年，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元旦讲话中表达了这种政治意图。1月16日，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召集的高级干部会议上，邓在一个重要的政策报告中又对这种意图作了进一步的阐述。②邓认为，80年代中国有三个主要目标：第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要加紧经济建设”。最后一个目标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虽然邓承认和平的前景仍不明朗（“八十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八十年代的开端就不好”），但他仍很乐观：
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
邓小平断言，“对国内形势和四个现代化的未来持怀疑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但他并没有明确指出，中国在反对苏联扩张的同时，如何避免战争。反霸统一战线的概念仍很模糊。最后，邓对台湾的措辞虽然是例行公事式的，但暗示了这个小岛的政治前途可能再次成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争斗点。
美国的对台政策使台湾问题扑朔迷离。仅仅在国防部长布朗抵北京前三天，卡特政府宣布恢复对台湾的军事援助。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美国履行了暂停一年向台湾出售新武器的诺言，而北京以为美国会在1980年继续执行这种政策。相反，卡特政府甚至暗示，美国可能向台湾提供新的战斗机。虽然北京在当时没公开抗议，但美国政府的这些言行无疑对中美关系产生了破坏性后果，使北京怀疑美国的诚意，北京原以为美国会支持它孤立台湾的政策。
总统竞选运动也日益临近。对中国人来说，美国选举程序的运行令人迷惑不解和无法预测。在尼克松和福特总统时期，中美关系远未达到卡特政府时期的的突破性进展，所以北京很希望卡特连任，使中美关系有一个巩固和稳定时期。可是，卡特总统日益增长的政治威望，并未给他的连任前景带来好兆头。像他的前任福特一样，他面临民主党内的重大挑战。
但更多的隐忧来自共和党右翼分子罗纳德·里根的挑战。早在四年前，里根就差一点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现在他迅速击败了共和党内的竞争对手。然而，里根也不同于1976年时的卡特，他的政治态度很明确。一方面，他对美苏和解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而且醉心于向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优势发起强有力的挑战。但最重要的是，里根是个反共分子，公开对台湾表示政治上的同情（事实上，尼克松总统曾派当时的州长里根去台湾，就他1972年的访华向蒋介石做解释工作，使蒋放心）。里根也对卡特政府不承认台湾的举动进行了抨击。他在争取提名竞选运动中声称，他打算把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升级，有可能去掉“非官方关系”这块遮羞布。
中国对这种前景放心不下，早在里根被提名前，就开始公开警告这种举动会带来的后果。当共和党批准了涉及到对台湾关系的党纲时，中国立即认为这是对它的严重挑衅。于是，里根派他的竞选伙伴、前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向中国人解释，力图使中国人放心。尽管共和党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这一招，但邓小平和中国其他高级领导人仍在不安地注视着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中国经过长期努力与美国建立起来的关系处在危险之中，中国不得不再次估价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制定了新的对美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不建立在与美国高级官员的亲密与直接的联系上。
1980年11月，罗纳德·里根在大选中彻底击败吉米·卡特，这一结果确实给北京带来了麻烦。当中国猛烈抨击美国对苏联的挑战无能为力时，中国人意识到，卡特总统最终对北京采取了强有力的支持，这是尼克松和福特所不及的。然而，里根不仅不相信与中国密切合作的政治和战略价值，反而多次强调要对台湾的要求给予更多的关注。里根就任总统后不到一星期，台北就重新提出他们对更先进战斗机的长期需求。①美国对台政策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美国虽然不再承认台湾，并承诺与北京保持明确的关系，但它不愿中断与台湾的非官方军事联系。北京认为，美国的新式武器仅仅是给台湾壮壮胆，使海峡两岸的统一成为一个难以捉摸的目标。因此，美国继续对台湾承担义务的任何声明以及美台关系从非官方性质的任何升格都严重损害了北京对美国政策的信任感。这样，很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邓在领导层中施展影响的余地很有限。
为了证明中国对外政策异乎寻常的变化是正确的，邓把中国说成是落后、脆弱和极需外援的国家。同时他认为苏联的挑战是全球性的和咄咄逼人的，并号召受苏联霸权主义势力威胁的所有国家加强合作，其中包括美国和中国。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不可能在其他问题上过分反对华盛顿，这就给了美国在不存在共同利益的地区较自由的行动权。因此，作为美国新政府把支持和发展与北京的关系置于重要地位的重要标志，美国处理台湾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对华政策的两个重要决定（都是卡特政府遗留下来的问题）需要新政府逐渐解决：一是向台湾出售新式武器；另一个则是允许中国人购买美国的武器和防御技术。对中美两国领导人来说，这两个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当美国前总统福特在1981年3月底访华时，他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当然是里根政府的意图）：美国可以向台湾提供新式武器，同时允许把美国的武器卖给中国。①
这样，为了满足台湾对新式飞机的再三要求而不断增加的压力，与里根政府对华基本政策悬而未决的辩论汇集在一起。中国领导人不客气地说：同时向北京和台北出售武器的交易根本行不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向中国出售武器是不受欢迎的。结果，预期的美国向北京转让机密技术的事被搁置一边，以待美国澄清它的对台政策。尽管北京处于潜在的危险中，其领导人还是公开提出，圆满解决中美在武器出售问题上的争执是中国与华盛顿在对付苏联问题上进一步合作的前提。
与美国的纠葛再次引起1980—1981年冬春期间长时间的半学术性辩论，辩论的内容是西化的后果及其危害，以及依靠外国的力量对中国安全和发展的危险。②虽然这场争论表面上主要集中在对19世纪那位改革家的评价上，但毫无疑问，这与中国对经济和技术援助的迫切需要有关。但同时，这些需求又被对外国势力控制的恐惧抵销掉了。总之，这些争论的内容比较空洞，那些尖锐刺人的话语使人联想起1973—1974年的批孔运动中对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影射批评，或者是1976年因莫须有的“崇洋媚外”罪名而对邓的责难。
因此，重新开始的、寓意丰富的辩论并不是一场重大的倒邓运动的前兆。邓小平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深入他从1980年以来所进行的影响深远的政治和行政改革，其中包括对中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领导人员的变动。①邓小平的这些计划到1981年初便停顿下来，主要原因：一是在贯彻经济调整政策时遇到了新的困难；二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保守分子因对邓改革计划的后果产生怀疑而引起的抵触行为。但这一切，都未能阻止邓把华国锋从领导岗位上换下来。1981年6月，华国锋辞去了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1981年底，邓又重新掌握了政治主动权，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这种主动权达到了顶点。在这次大会上，改革派牢固地控制了政权。
虽然邓的政治势力在1981年暂时还比较弱，但这并未使中国的对外政策受到挫折。然而，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设计师，邓小平因在中美关系中让步过多而可能受到无言的指责。他极力避免因过分亲近西方而受到谴责。因而，是邓的政策而不是他个人重新受到检查和挑战。
对晚清政府改革的争论表明，中国的改革要冒风险，即把长期的独立交回到邪恶的、反复无常的西方人手中。言外之意是，中国的长期政策是满足这个国家真正的经济和安全需要，避免过分依赖外国势力的危险，因西方在华利益是自私的，对中国有潜在的危害。但是，恢复孤立的政策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与外界日益增加的交往中，加强中国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对国家政策和邓本人都是最好的考验和挑战。
就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6月中旬，美国国务卿黑格访问了中国。中国人很熟悉黑格，他积极参与了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早期计划。在里根新政府中，他和副总统布什一样，是和中国人私交最深的高级官员。黑格身为国务卿，在政府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控制权问题上，与白宫官员和国防部进行了充满敌意的辩论，并在辩论中引人瞩目。黑格也以对北京的同情而知名，他认为进一步发展对华关系在“战略上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中国人在参与美国的官僚和政策斗争中似乎不像过去那样自信。
虽然中国人无疑为黑格密切中美关系的主张所鼓舞，但黑格的意见要占上风还需假以时日。甚至在黑格试图让北京相信美国的意图时——包括美国政府公开表示，中国在武器控制清单上不再受先前规定的限制，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购买最有杀伤力的武器，但是，中国官员还是表达了他们的担心和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称：“我们已多次声明，我们宁可不要美国的武器，也绝不同意美继续干涉我国内政，售武器给台湾。”②
因此，中国人怀疑美国人的意图，认为美国人没有合作的动机。在宴会祝酒辞中，黑格热情洋溢地陈述中国对美国利益的重要性。接着，中国外长黄华的论调是谨慎而含糊不清的。黄华不仅没有提到“苏联霸权主义”（以往中国声明中对苏联的标准用词），而且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东和南非问题，以及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需要，而美国和中国在上述问题上却存在着很大分歧。①
而且，对于黑格公开要人们注意中美两国可能愿意扩大防务合作范围，中国人似乎不太高兴。新华社的一篇社论也明确反对黑格关于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声明和里根总统对台援助的新保证。社论声称，“美国与台湾的关系，特别是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问题”。正如社论进一步评述的：
美国朝野始终有些人在谋求使台湾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而取得国际地位。……美国朝野至今还有一种议论，认为中国是讲大局的……中国会吞下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苦丸”。这显然是一种被颠倒了的逻辑。②
中美两国政治和安全方面的进一步合作似乎受到了损害。在与华盛顿的关系越来越不稳定的情况下，北京开始研究切实可行的政策。
这一转变最显著的标志是7月中旬邓小平对香港一著名记者的谈话。邓小平一贯支持中国外交政策中明确体现的坚定的民族主义色彩。中国其他领导人也许会怀疑中美关系和解的逻辑，但邓小平也明确表示，他不对美国感恩戴德：
美国认为中国有求于美国，其实中国无求于人，……只是期望各国通力合作，中国希望中美关系向前发展，不向后倒退，但这不是片面的。……美国如果真的搞得中美关系倒退，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就算倒退到1972年以前的情形，中国也不会垮，……中国人是有志气的，决不卑躬屈膝，向人哀求。③
所以，中国开始寻求在未来的中美关系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本国的政治地位。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就有必要调整中国的观点和政策。整个70年代，由于中国与美国合作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北京不再坚持以前的提法，即赞赏第三世界联合起来，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中国号召建立国际新秩序。这一号召是切合实际的，不再煽动重新分配地球资源了，而是不断强调需要各国联合起来，反对苏联的对外扩张。然而，到1981年夏末，形势又发生了转变，北京重新开始批评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并再次声明支持不结盟运动。1981年10月，关于国际合作与发展的22国首脑会议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外交事务）重申了中国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支持，并进一步断言：“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的争夺，威胁和侵犯了许多国家的独立和安全。”①至少从赵紫阳声明的意图来看，中国再次把美国和苏联联系在一起，把它们视为国际安全的威胁者。
实际情况更加错综复杂。北京很清楚，里根政府今后会继续考虑向台湾出售武器，同时也会增加对中国的技术转让。但在后一个问题上，中国人小心翼翼，不表示过分的热情，唯恐被误认为中国默许美国重新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政府认为，不依赖美国的政治地位，暗示威胁要对中国不利的行为进行政治报复，这为中国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和保护。
这种姿态也使中国与华盛顿恢复谈判的大门敞开着。当里根政府对台湾的防务需要进行为期一年的考察接近尾声时，中国官员暗示，在协商美国今后向台湾出售武器时，中国会有某些灵活性。虽然北京不能明确同意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但中国人对美国行为的反应受这些事务的范围和性质的制约。中国也许使自己与华盛顿之间在政治上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与华盛顿关系内在的重要性促使北京不愿把中美关系置于危险的境地。
1982年1月，使中美关系朝更积极方向发展的机会终于来了。美国通知北京，美国同意继续与台湾共同生产F-5E战斗机，但拒绝了台湾对F-5G——一种新的更先进的飞机型号的要求。最坏的事情没有发生：通过暗示，里根政府规定了向台湾出售军事技术的最高限度，使北京能继续在政治上遏制住台湾。1月底，中国第一次公开表示，如果中美双方就美国最终停止向台湾转让武器问题制订一个方案，中国打算同意美国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北京方面声称，非正式的保证是不可靠的：如果没有正式的协议，当美国向台北交付额外的武器时，中美关系有可能倒退、甚至破裂。
华盛顿和北京之间长期的、紧张激烈的谈判左右着随后六个月的议程，谈判涉及的内容是如何为今后的武器出售制订一个合适的方案。整个谈判期间，中方反复警告，中美关系已处在“重要关头”，有“倒退”的危险。虽然北京从未明确表示，一旦未能达成满意的协议将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双方关系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坚持下来了（包括加强防务合作）却是很清楚的。同时，中国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发自内心的抨击，特别是在美国表示继续对台湾的安全履行责任时。台湾对大陆的领导人非常敏感，经常对他们在私下或公开场合表露出来的强烈的民族主义论调充满愤怒。邓小平和其他高级官员，则对美国的意图保持着警惕和怀疑，这使他们只有很少的行动余地。
尽管谈判充满着紧张和对峙，但中美两国还是于1982年8月17日达成协议，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了联合公报。于是，作为中美关系长期保障的第三个重要文件就这样签署了。华盛顿对北京做了重要的让步和承诺：
美国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①
虽然中美双方官员立即对这个协议作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但是，联合公报明确表达了中国人的关心，有助于减缓北京对华盛顿的怀疑，因而为支撑两国的未来关系建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但是，对中美关系不容置疑的损害仍需一些时间去弥补。
两国关系的长期不确定性和削弱了的信任都使两国（特别是中国）重新估价中美关系的价值。中国已明确寻求不再依靠与美国亲密关系的对外政策策略，特别是中国对苏美争霸的立场尤其如此。但是，从中国更为广泛的利益和需要来说，看不出有什么变化。1982年4月中旬，《红旗》杂志上的权威性评论文章，再次强调了中国加强与西方经济联系的重要性。这篇文章指出，吸引外国投资、引进先进科学技术，以及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都是中国长远发展计划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③
因此，中国试图维护和扩大其对外关系的规模，以此加强中国的实力和地位。中国重新阐述外交原则的努力似乎与中国对日关系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在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中，日本最赞成与中国保持长期密切的关系。80年代初，中国对经济的重新估价，以及中美关系的突然恶化，使东京非常不安，因为这些事态的发展削弱了日本假设的基础，而70年代后期的中日合作就是以这种假设为根据的。因而中国领导人再三试图向日本高级官员表示，中日关系不会受中美关系中的政治不稳定的影响。
但是，中国对美国的看法必然使北京刻意渲染地区政治和安全，包括中日关系的价值。随着同美国的争吵不断加剧，中国对日本军事实力和政治作用的顾虑再次加重。1982年夏，日本文部省试图在教科书中淡化关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日本侵华的用语，激起了北京暴风骤雨般的抗议。从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国人在重要的政策声明中首次发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潜在危险的警告。中国人对《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的支持也采取了更含糊其辞的态度。虽然日本随后收回了拟议中的教科书修改计划，平息了中国领导人的愤怒，但这件事不可避免地损害了中国与日本的政治关系。
所以，在更大程度上，中国对华盛顿和日本开始实行双重政策。在政治方面，中国断然否认与美国和日本在这个地区存在明显一致的政治和军事战略。但这种分歧并不影响中国加强与美国和日本的合作，因为这些关系对中国寻求经济、技术和科学发展的愿望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确定了非对抗性的外交政策框架：为了现代化规划的需要，中国寻求全面的合作，但中国避免卷入大规模的政治和战略竞争中去，这种竞争在东亚以大国关系为特征。
中国把国际紧张和动荡的局势归因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争霸斗争”。这样，中国仍能自由确定莫斯科或华盛顿对中国的安全构成的威胁程度。在这一点上，中国想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一定的距离，更多的是假设，而不是现实。无论是在公开声明，还是在私下表述中，中国继续认为苏联仍是进攻性的，对中国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随后，中国的战略家们认为，美国可能对苏联进行更有效的挑战，而苏联也许会减少武力使用，可这一天还未到来。
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永远不做美苏争霸的马前卒。正如1982年8月底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对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所说的：“中国不会依附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会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也不会打‘苏联牌’来对付美国，也决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②至少，从理论上说，中国完成了向独立自主形象的转变。
这些情形仍使未来中苏关系的性质极不明确。邓小平、胡耀邦和中国其他高级官员清楚地认识到，与中美之间的分歧相比，中苏敌对是一个长期的、更难处理的问题。胡耀邦在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苏联在整个亚洲的军事活动，造成对“亚洲和平和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胡耀邦敦促苏联领导人，“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对我国安全的威胁”，这对莫斯科履行其改善中苏关系的一贯保证是一个直接的挑战。③
在1981年的大部分时间及1982年间，中美之间的矛盾不断发展，莫斯科唱起了赞歌，它显然希望利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日益恶化的政治关系。当莫斯科从对中美关系所做的最可怕的恶梦中逐渐清醒过来的时候，苏联领导人显然采取了积极的办法，向北京暗示其灵活态度。但是，中国人仍心有余悸，特别是苏联毫不减弱它对阿富汗和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虽然两国在国家关系方面都已定下了比较适当的调子，但它们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更为广泛的分歧仍不见减缩。中国特别不希望为了驱使自己突然转向莫斯科而与华盛顿的关系发生麻烦。
然而，到1982年秋，中苏两国的关系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灵活松动的迹象。中国形式上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姿态，向莫斯科表示，中国不再同美国在明显是由于反苏图谋而产生的政策上进行合作，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关于武器出售的条约的签订，终止了中美关系潜在的滑坡，北京感到既然与美国的关系看起来不会再有危险，这就增加了对莫斯科的活动余地。中国人也想调整好自己，以便仔细观察随着勃列日涅夫日益虚弱而迫近的继承问题所带来的任何机会。
1982年10月，中国人决定探试一下苏联人的意向。作为对前年春天克里姆林宫提议的反应，中国人建议开始双方副外长级的“磋商”，以讨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这样，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取消的谈判现在又重新开始，但谈判主要是在较有希望的政治领域。虽然双方谁都没有预想外交关系能早早地、迅速地得到改善，但是，中国和苏联外交联系的正常渠道又建立起来了。11月，由于勃列日涅夫逝世，中国人（以外交部长黄华个人名义）能够直接向新的苏联领导人转达这样的信息：北京仍然为更全面地探讨改善双方的关系敞开大门。
与此同时，中国反复地明确表示，中苏关系的改善决不意味着损害与西方的关系。中国与美国、日本和西欧有着广泛的经济和技术联系，这一利害关系太重要了，不能为了同苏联试探性的、仍然是充满疑问的政治关系去冒风险。80年代初的不确定、不稳固状态也一直牵制着北京。但是，与敌对国家和友好国家有更多样化的外交关系至少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长期稳定提供了可能，而这一问题曾如此长久地使中国领导人感到困惑。当1982年即将辞别之际，邓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如果还不能自鸣得意的话，起码也有理由自慰了：持久可靠的外交路线如果还没有完全实现，其轮廓也终于依稀可辨了。
①这一看法特别在《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中有所反映。见1980年1月11日《人民日 报》：“苏联争霸世界的军事战略”。
②邓在1月份的论述未见原稿，所有的引文源自“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 16日）， 载《邓小平文选》第203—237页。（书中引文有误——译者。）
①亨利·斯科特·斯托克斯：“台湾行政院长希望里根送新式武器”，载《纽约时报》1981年 1月25日。
①迈克尔·帕克斯：“福特希望解决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载《洛杉矶时报》1981年3月28 日。
②关于这些辩论的典型事例见杨东梁：“‘海防和塞防之争’浅析”，载1981年2月10日《光 明日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1年3月5日，第3—7页；乔还田：“有关 李鸿章洋务运动的讨论情况”，载《人民日报》1981年3月30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 国动态》，1981年4月3日，第8—12页，及乔还田：“不应把洋务派的外交活动从洋务运 动中抽出去”，载《人民日报》1981年5月7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1年 5月15日，第4—7页。
①关于此事更广泛的讨论，见H.莱曼·米勒，“中国的行政革命”，载《当代史》，（1983年 9月）第82卷第485期，第270—274页。
①新华社，1981年6月10日。
② “仍是一着死棋”，同上，1981年6月10日。
①新华社，1981年6月14日。
② “发展中美关系的一个关键”，同上，1981年6月19日。
③见邓在香港的一次会见有关人士的谈话，《明报》1981年8月25日。此次会见发生在7月 中旬，但直到8月底才见报。
①引文源自赵紫阳出席坎昆首脑会议后在墨西哥国会发表的讲话。新华社，1981年10月27 日。
①引自美国官方文本《国务院公报》，1982年10月，第20页。
②编辑部：“关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红旗》杂志第8期（1982年4月16日），第2— 10页。
③见赵紫阳与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国家元首若奥·贝尔纳多·维埃拉的谈话，新华社，1982年 4月17日（应为4月18日——译者）。
①据新华社1982年8月22日电（应是8月20日——译者）。
②同上，1982年9月4日电。
③同上。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