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正常化之路（1977—1979年）
新总统的当选既给北京带来了忧虑，也带来了希望。一方面，吉米·卡特总统不必背上最终困扰着尼克松和福特的国内政治负担；另一方面，这位新总统对中国人还是一个未知数，因而，北京不得不与基本上不相识的美国高级官员开展培养个人关系的艰苦工作。与此同时，1976年是中国一个不寻常的年份，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邓小平第二次下台；华国锋出人意料地出任总理和党的主席；唐山大地震；“四人帮”的垮台，等等，反映了中国政治与人事的巨大变化。中国需要喘息的时间。
不过，到这年夏末，万斯国务卿访问北京时，中国的政局已开始趋于稳定。1977年8月，虽然名义上由华国锋主持了党的代表大会，但是，邓小平的复出更引人注意，邓是在刚刚举行的十届三中会全上恢复职务的。华为中美关系加了温，他强调，美国对中国现存的军事威胁的消除如何使情况变得有利起来，华还引用列宁的话提醒他的同事：“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①
如果北京领导人曾希望卡特政府迅速行动，那么，他们的期望很快成为泡影。尽管与中国改善关系是优先考虑的重要政策。但是，在新总统上任伊始的议事日程中，其他问题更为重要。一位参加过这一时期有关中国问题政策制定的政府官员说：1977年，卡特政府“忽视了中国”。①
中国人以公开和私下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当卡特总统有意将万斯之行说成是一次成功的访问时，北京的高级官员（包括邓）很快予以否认。在万斯访华的几个星期里，中国发表了一些傲慢的言论，对美国关心他们“台湾的老朋友”表示不满，声称两国关系正常化后，仍与台湾进行武器交易，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将“逼使中国对台湾动用武力”，“台湾这么一大批反革命分子”的存在，意味着国家统一“非用武力不可”。③
同样明显的，中国人很快又重新对福特当政期间首先发起的缓和运动进行攻击，这意味着国务卿万斯是对苏联采取“姑息”政策的拥护者之一。根据中国一份权威性的估价报告，苏美关系的改善，既加强了苏联的力量，又对中国构成了直接威胁：“……西方又出现了类似30年代的绥靖主义思潮。……当代的绥靖主义者也像他们的先辈一样，妄图把苏联这股祸水引向东方，引向中国。……用二十年后中国将成为第三个超级大国这种虚妄的‘预见’来吓唬苏联。……只要看一看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拼命散布‘缓和’幻想，竭力鼓励西方的绥靖思潮，就可以明白。”①
与同福特政府打交道的初期一样，北京决定在卡特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的竞争对手中选择已占优势的一方。1978年冬，中国曾两次向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发出访华邀请。米歇尔·奥克森伯格认为，“中国人求助于世界观与他们较为接近的官员”。②
邓十分了解布热津斯基与万斯明显的个性差异及政策倾向。华盛顿政策制定者中间的分歧既反映了美国官方的不一致，也反映了美国对中国与苏联策略上的重大分歧。万斯国务卿认为，美国有必要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掌握平衡”。在万斯看来，与苏联搞好关系，以及签署长期拖延的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他认为，致力于与中国战略合作会激怒苏联，甚至有可能使美苏关系更为紧张。③
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特别是前者）不同意万斯的观点。在国务卿看来，布热津斯基和布朗都认为在关系正常化之前，各种“加强安全”措施（军事人员的交流，向中国转让技术，通过第三国向中国出售武器装备，以及其他方式的合作）只会警告而不会激怒莫斯科。由于苏联在第三世界不断取得进展，布热津斯基向卡特总统争辩说：“与中国的关系有助于向苏联显示，他们的主张是不容易如愿以偿的，也是要付出代价的”④
围绕着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中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与资本主义世界保持更加密切的技术和经济联系。在1978年2月的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提出了十年发展规划，包括建设120个大型工业项目，估计需要投资6000亿美元，其中约600—700亿美元用于购买进口的技术与设备。①尽管后来的结果表明中国的目标大大超出它的国力，但是，这项规划的目标意味着北京将向国外越来越多地寻求它的发展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1978年2月，中国便开始与日本签定了200亿美元的贸易协定。
其他方面的发展推动着中美关系的进程。美国在阻止苏联势力渗入第三世界方面不断受挫，使布热津斯基更加积极地制定有关中国的政策。与此同时，邓的权力也在不断巩固。中越关系的迅速恶化又提供了行动的契机。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时，中越关系几乎破裂。晚春时节，越南驱赶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侨民，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中国后来断绝了与越南的所有经济与技术联系。7月末，中国发表声明说：“在越南当局每一个反华步骤后面，都有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巨大阴影。……莫斯科需要的是，争霸东南亚和亚洲的‘前哨’。……为了迂回包抄欧洲，孤立美国。”②美国对苏联侵入安哥拉和非洲之角的顾虑与中国对东南亚地区安全的担心联系在一起。“反对霸权主义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终于开始形成，其中包括美国。
中国的政策假定美国实际上成了国际舞台上的温和力量：……苏联还是两个超级大国中更凶恶、更冒险、更狡诈的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美国）当前不能不力图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在总的战略上不能不处于守势。……苏联决定……削弱和排挤美国在世界各个地区的势力。……③
同时，布热津斯基在与邓的讨论中坚持认为，在台湾问题上，卡特总统“已下了决心”，这表明美国愿意就这一问题与中国进行会谈，寻找一个中国可以接受的方案。卡特总统受国家安全顾问访华成功的鼓舞，于6月份决定，到这年年底大力推进与中国全面的外交关系。作为附加的结果，到10月中旬，他中止了使美越关系正常化的所有计划，以便不致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复杂化。虽然卡特政府没有将这一决定通知中国人，但是，正式的通知似乎是多余的，因为美国与河内的谈判已经失败，而与北京的会谈却已取得进展。
中国已经取得重大的突破：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在美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美国人再三声明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的重要性。美国准备使自己与中国的安全与发展目标更为一致，替中国向美国的盟友说情。作为美国政策的一部分，它有意修改协定，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包括可能的武器销售和她的欧洲盟国拥有的相应设备。为了进一步表明愿意为中国作出努力，布热津斯基还私下敦促东京尽早批准拖延已久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②
毫无疑问，中国人在与美国和日本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中所作的努力，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尽管有旁证表明，邓似乎能说服他那些疑心重重的同事，美国对华政策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很难断定其他高级官员的不满和猜疑程度。例如，华国锋就十分不满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决定，尽管这是中国领导人缺乏灵活性的问题。虽然邓的决策余地仍有限，但这也是中国谈判人员想要传递的信息，即他们将不顾国内辩论的扩大。
中国最终愿意接受美国与台湾未来关系比较含糊的框架，其中包括美国声称的它有权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与北京的公开抗议不符）。美国不指望也没有得到中国人对这些协定的明确的赞同或认可，但是某种程度的忍耐是外交惯例。况且在关系正常化最后会谈的几个月前，卡特政府拒绝了台湾求购新式飞机的几次要求，限制台湾只能购买编制内飞机的数目。卡特总统还向北京表示，保留继续“向台湾出售严格选择过的、不会对中国造成威胁的武器的权利”。①
北京有充分的理由对这些规定感到欣慰，虽然近期美国不会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但是美国的决定暗示，它准备向台湾出售的武器是有质的限度的。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权利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出售另外的武器，而只能出售所规定的武器。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打消了中国和平解决台湾的意图的宣布，但双方默默的克制（中国人在其政策中声明并减少了针对台湾的军事部署，美国人则诚心诚意地保证限制军事武器的出售）表明了中美政策不言而喻却很重要的联系。中国人似乎想说服台北的领导人，他们不可能从卡特政府那里得到广泛的承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会取消其援助的。由于中国减少在福建省的军事力量，并继续对台湾做出政治姿态，中国也期望美国尽早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在12月中旬中美关系正常化时，华盛顿单方面声明，保留继续向台湾有限度地出售防御武器的权利，这似乎是暂时保全面子的姿态，这是美国提出的一年内暂停武器销售的结果。
邓曾说过，那个时期是对北京有利的时期。中国的克制态度，呼吁爱国主义和国家统一，最终希望将台北带到谈判桌上。1978年12月15日发表的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的措词，又增加了中国人的这一乐观思想。公报中说：“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而，明确承认中国地位的语言取代了《上海公报》中的含糊词句，所有“与台湾的商业、文化、贸易以及其他关系”都将“通过非官方途径进行”。①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台湾宽宏大量和几乎仁慈的未来政策的动机是不言而喻的。1979年1月1日即中美关系正常化和美国不再承认台北政府的那一天，中国开始向台湾呼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标志着大陆对台湾占领的金门和马祖岛海岸炮轰的结束，并保证“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③
邓认为，与台湾相关问题的不确定性比中国安全的增强和他本人的国内政治地位更为重要。邓说中美两国都“从全球的观点”出发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与1972年毛泽东在与尼克松和基辛格会谈时所表达的观点一致。50000447_0462_3④当中美关系首次获得重大突破时，国家安全原则便决定了这一进程的方向和势头，这一原则允许让步和冒险，否则要实现它是极为困难的。在邓看来，美国决策中布热津斯基比万斯占上风是中美关系的最好保证。与基辛格不同，布热津斯基实际上没有与苏联领导人取得相类似的谅解的意图。这对伙伴即中国的脆弱和需求与美国总统热望建立与众不同的全面外交关系之间的合作已经开始，拥护更密切的中美关系的人在各自的政府中取胜。
1978年12月中旬，即将宣布中美建交之际，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在国际上的胜利也在这次全会上充分反映出来，中国政治的潮流决定性地偏向邓小平一边，他的经济改革和重新调整，以及把他关键性的政治搭档（包括胡耀邦）安排进政治局的计划现在得到了认可。新上来的党的副主席陈云及时压缩了1978年春由华国锋提出的宏大的发展计划。不过，外交政策的突破与其说是邓的国内政治力量加强的源泉，还不如说是一种反映。卡特政府的建议及让步对促进关系正常化的过程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邓在国内地位的巩固使他拥有这种权力，没有这种权力，双方就不能达成共识，也就不能发生1979年1月邓那次极为成功的美国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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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越战争
邓试图立即考验这种新的关系。在邓1月份访问华盛顿和东京期间，他非常关注中越边境日益升级的紧张关系。1978年12月初，《苏越和平友好条约》签署。随后，河内于12月底侵占了柬埔寨。这证实了中国关于“大小霸权主义者”的侵略意图的断言。由于中美建交协议的缔结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邓更无顾忌地表示中国决心“给越南一次教训”。在没有获得华盛顿或东京认可和同意的情况下，中国开始准备对越南发动一次进攻。
这次战争始于1979年2月17日，到3月15日结束。时间不长，但伤亡惨重。它使中美开始和解以来长期潜伏着的中越关系的恶化达到了极点。自从基辛格秘密访华，特别是尼克松访华以后，河内的领导人意识到中国与越南的利益开始发生分歧。尽管北京在70年代初仍试图与河内维持着在几十年反西方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政治关系和私人联系，但越南的需求愈来愈被置于中国更广泛的安全考虑之下——这种考虑始于与华盛顿的关系。1974年1月，中国突然夺取了当时由越南占领的南中国海（即中国南海——译者）西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然而这无助于消除河内对北京更为长远的意图的疑虑。这样，越南战争后争夺东南亚地区控制权的斗争就实实在在地展开了。
名义上，这场斗争的焦点是柬埔寨。①红色高棉武装在1975年春取得了胜利，并迅速而残忍地推行一种可怕的原始农业共产主义制度，对柬埔寨社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最终导致了近100万柬埔寨人的死亡。红色高棉的极端仇外行动主要针对越南人，波尔布特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决心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根除越南的影响（包括现实的和想象的）。红色高棉需要外部支持，这不可避免地使它与北京的关系更加密切，因为70年代中期北京残余的激进主义和潜在的排外主义与正在柬埔寨实行的教条式共产主义极为相称。因此，北京的内部斗争在印度支那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后果，这表现在中国愈来愈支持金边的极端主义政府。“四人帮”倒台后，形势仍未好转，因为缺乏经验的华国锋很快就与红色高棉签订了重要的、新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协定。
的确，中国和柬埔寨除了在意识形态上具有人们所推测的一致性外，双方都强烈地敌视越南。1977年党的十一大之后，邓在政治上重新崛起。在寻求平衡（如果不是协调的话）北京与从前的河内盟友的政治和安全需要方面，他并没有表现出周恩来的灵活或敏锐。越南在1975年取得全国胜利后，就认为没有必要与中国保持先前的关系了。尽管直到1977年底或1978年初，越南倒向莫斯科还是态度暧昧或可以逆转，但趋势已很明显：越南试图与苏联结成联盟，（包抄中国），以减少来自北方的强大邻国提出的挑战。而且，苏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使越南能筹划推翻波尔布特政权，并在金边建立一个亲越政府。
到1978年春，北京和河内为避免双方关系出现严重破裂所作的一切努力已告结束；双方领导人都一心一意地寻求必要的外部支持以实现他们的长远目标。邓对越南的反感似乎是强烈的，而且几乎是本能的。其他中国高级领导人对河内公然违抗中国并与莫斯科结盟的企图公开表示强烈的不满。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认为越南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盟友，因为在河内几十年的反西方战争中，北京给河内提供了大量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而越南准备对这种援助抹黑。无论如何，越南对中国华侨的迫害也许是对中国最严重的冒犯：在对所有中国人最敏感的问题上，河内公开对北京的领导人提出挑战。
到1978年秋，越南已开始精心策划对柬埔寨的侵略。河内可能估计到，采取强有力的突击行动推翻红色高棉政权仅能引起北京间接的政治报复，特别是在越南与苏联签订条约之后。这样，莫斯科的安全保证与其说增加了河内的勇气，还不如说消除了河内的疑虑，因为它们将可能是警告中国不要对越南采取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
在与河内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邓为取得中美关系突破所做的努力就显得特别迫切。他很有理由推测，使用武力严惩那个刚使美国蒙受耻辱的国家，可以使华盛顿领导人从中获得补偿。尽管没有必要取得华盛顿的明确支持，但与美国建立相当密切的关系，可以防止苏联领导人因北京对它的新条约伙伴采取行动而向中国报复。
因此，1979年2月中旬中国对越南的进攻是对中美新关系的第一次重大考验。邓并没有掩盖他的意图，在访问华盛顿期间，他向卡特总统通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布热津斯基所谓的苏中之间第一次“代理人的战争”非常短暂，持续不到20天。①邓不愿使苏联介入一场有限的冲突，因此他不想或不要求美国提供援助。美国已承认中国，并不积极反对北京采取这样的行动，这似乎就是足够的支持。事实上，根据邓的观点，北京对越南的进攻履行了中美“反霸”协议中中国的义务。两国都必须采取相似但又互补的措施惩罚“大小霸权主义者”的侵略行为，这样就使他们更广泛的战略计划复杂化。在邓看来，中国的对越战争只有放在全球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北京已承担责任，否则，这责任会由美国来承担。
中国的战略思想是为本国利益服务的和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的。通过强调反越军事行动方面的统一战线以及突出河内与莫斯科的互相勾结，北京扩大而不是减弱了苏联在东南亚的利益和介入。虽然中国的直接军事目标是有限的，但战争以后河内对莫斯科的依赖明显增加。在几个月内，苏联军舰开始定期使用越南在金兰湾的海军设施。自从赫鲁晓夫在1954年将旅顺和大连港归还中国以来，莫斯科首次获得了太平洋上的一个前沿基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的行动有助于实现中国的预言：即苏联将在东南亚寻找一个据点，以完成它早先在安哥拉和非洲之角所取得的突破。
至此，中国已制定印度支那战争的路线，它有效地说明了中国在不可预测的将来对东南亚政策的性质。中国试图把抵抗越南占领柬埔寨的、各种利益根本不同的力量联合起来，包括由忠于西哈努克亲王的力量、宋双领导的反共残余分子以及被推翻的红色高棉组成的不可靠的联合。在中国看来，只有建立由“爱国力量”组成的具有广泛基础的联盟，才能瓦解越南征服柬埔寨的长远计划。同样重要的是，北京试图通过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中那些最有决心抵制河内的国家进行密切合作，动员国际力量反对越南的占领。
对越南在柬埔寨行动的国际性谴责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政治和外交机会。①自从美国撤离南越，特别是西贡政权垮台以来，北京试图扩大与东盟国家的联系，并使东南亚各国领导人放心，中国与残余的共产党游击队运动的联系是暂时的、无关紧要的。然而，由于许多国家对中国在这一地区的长远意图仍持怀疑态度，因此他们不敢相信北京的保证。尽管东盟国家中极少对越南表示特别的同情，但北京准备对越南使用武力使许多国家深感不安，他们确信中国正在这一地区扩大它的政治和安全利益。
然而，中美和解和越南的入侵使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更加高大。虽然美国没有在政策上与中国进行广泛的协调，但是华盛顿认为北京的政治和外交干预大体上是对美国利益的支持。美国不体面地从越南撤离，此事离现在太近了、太令人痛苦了，以致美国不可能重新直接干预该地区的安全。美国的克制政策使中国承担起东盟国家、特别是泰国安全的间接保护人的角色。仅仅在几年前，这种角色的转换是不可想象的。邓和其他领导人许诺，一旦越南进攻泰国边境，中国将给予泰国军事援助。
对中国来说，更加艰巨的任务是要这一地区的领导人相信，中国的声明反映了中国支持东盟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真诚愿望，而不是以越南为代价建立中国的势力范围。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他们对这一地区没有长远的野心，他们只是试图迫使越南吐出其侵略果实，最终建立一个独立的、不结盟的柬埔寨。
尽管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承诺仍表示怀疑，但北京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在1981年7月联合国召开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会议上，中国坚决支持东盟国家，使这一进展达到了顶点。中国联合泰国和新加坡，组成一个外交“统一战线”，阻止了除社会主义集团外对由越南扶植的政府的广泛承认。中国在东南亚也成功地孤立了越南。与此同时，北京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以及外交透明度大大地增强了。因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场对越南的惩罚性战争有助于为北京创造更大的长远政治机会。
然而，从国内情况来看，中国的对越战争留下了令人忧虑的遗产。邓宣称中国对越战争已取得了圆满胜利，但这似乎不符合事实。战争造成的人力和物力损失远远超过原来的估计，从而损害了中国军队的声誉。越南在毗连中国的北方省份重新部署大量前线战斗部队，而对越南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却没有起到明显的牵制作用。同样，中国的军事压力并没有迫使河内重新估价它对西方国家的政策。而且，战争的最大后果是，越南在安全方面更加依赖苏联了。
事实上，中国（而不是越南）不得不调整它的政策。由于1978年底无节制地购买外国设备和技术，中国的税收负担已很重。中越战争中更新所损耗的设备的费用更使中国的预算来源几近枯竭。不断增加的预算赤字以及过分注重形象的外交政策加重了在新的政治形势下中国潜在的负担和危险。当初与美国和日本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所带来的喜悦转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冷静地估价与两国关系的潜力，特别是经济领域的潜力。早在1979年2月，中国官员就私下通知日本公司由于预算的限制，中国不可能及时履行建造工业工厂的合同。由于对越战争的代价已完全清楚，因此需要大量缩减基本建设和购买技术的资金。这一问题马上成了决策议程的中心内容，从而导致6月份宣布实施为期3年的“经济调整”政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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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的迂回曲折
虽然华国锋因在 1978年制定雄心勃勃的《十年发展规划》而首当其冲，受到了最主要的批评，但此间邓的政治威信也受到损害。1979年4月初，卡特总统签署了由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这一法案所包括的条款和义务（特别是关于台湾的安全）大大超过了卡特政府原来所期望的以及中国原来所预料的范围和程度。③与此同时，中美关系的全面恢复以及中国对越南的强硬外交都没有导致美国外交政策议程中更广泛的亲北京倾向。甚至在默许中国今后在东南亚的军事行动方面，华盛顿的官员们仍持谨慎态度。因为他们担心这种默许只能进一步激化这一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形势。此外，卡特政府竭力达成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邓和其他领导人强烈反对这一条约）表明，卡特政府优先考虑的是制定美国自身的政策，而不是巩固与北京的关系。
因此，与美国的这种新关系似乎是喜忧参半，它很可能损害邓的政治声誉，如果不是他的领导地位的话。邓比其他高级官员更热衷于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包括与西方开展更广泛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在取消或延期与外国公司签订的合同以后，这些机会似乎是靠不住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和西欧公司由于合同被取消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尽管它们在中国较早地获得了立足点）。而且，邓对南部邻国的好战姿态与他希望在少受苏联压力干扰的情况下实施发展计划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建议恢复与苏联的谈判。1979年4月3日，外交部长黄华通知苏联大使，中国打算使1950年签订的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黄华强调了中国的“一贯主张”，“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并建议“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①这样，中国主动要求就中苏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不附带条件的谈判，这与1969至1978年之间的边界谈判不同。
尽管在70年代中期北京和莫斯科都定期地努力减少或至少控制边界的军事紧张关系，但是两国都不愿给对方的友好表示以回报。在中苏关系的原则上，莫斯科赞成比较宽宏大量甚至有点夸张的提法，但中国发言人反复表示不能接受这些提法。即使边界谈判仍不定期进行，但由于双方提出的要求和条件相互冲突，这使得他们进退两难，一筹莫展。中国的建议更为慎重和有限，最引人瞩目的是，1975年12月中国送回一架苏联直升飞机的全体人员（1974年初，这架飞机因迷失方向进入中国领空。中国外交官承认，原先对他们进行间谍活动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因此要释放他们）。但是，这样的善意姿态是罕见的，即使有的话，一般只在中等外交级别上进行，没有来自高层政治领导人的支持表示。
因此，外交部的主动做法必然反映上级的决定：即试探一下与莫斯科改善关系，或至少为更广泛地讨论国家关系开辟渠道。确切地说，这与毛去世后不久中国断然拒绝莫斯科的主动步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从60年代双方关系恶化以来，大门至少第一次微微开启了。
河内与莫斯科的关系日益密切，这可能使邓意识到，需要适当缓和与苏联的紧张关系。然而，由于经济倒退、中越边境战争以及领导层内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日益不安，邓出乎意料地在政治上处于守势，因此邓更有可能同意那些外交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削弱了他旨在加强与西方安全合作的计划。②同样重要的是， 1979年4月中旬，中国宣布恢复已去世的外交部官员王稼祥的名誉。1962年，王稼祥和陈云一道主张中国应缓和与它的外部敌人的紧张关系，以便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解决国内经济危机上。
如果中国愿意在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进行谈判，那么莫斯科似乎必须对北京的建议作出积极反应。即使谈判会引起越南的猜疑，中国愿意讨论重大问题还是明显地对莫斯科有利，因为这也意味着中美和解是不稳定的，有其局限性。但在1979年12月中苏谈判开始时，邓小平再次掌握中国大权，因此北京立刻指责苏联在谈判中缺乏诚意。事实上，邓起初可能对这样的谈判表示默许，因为他相信莫斯科在关键问题上会固执己见，毫不让步。然而，由于那个月底苏联发动了对阿富汗的侵略，这使谈判无限期地被延期了。
甚至当邓同意进行中苏谈判时，他仍继续试探与美国发展更为全面的关系的可能性。在4月份会见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时，邓首次提出与华盛顿进行公开的安全合作的可能性，包括访问军港，购买美国武器（包括先进的战斗机）以及（颇具讽刺性的）在中国领土上用美国监测站以核查苏联执行武器控制条约的情况。③ 邓认识到这三项建议都带有实质性的问题，并具有敏感性，特别是在《与台湾关系法》通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邓也知道美国的政策仍继续阻止向中国出售任何军事武器。而且，中国在大量削减预算的同时不可能大规模地购买武器。但是他们的大胆建议意味着他想做中美关系中异想天开的事。美国是否认为中国如此可靠和重要，所以应向它提供很敏感的技术、甚至主要的武器设备，或至少表示它愿意考虑这种可能性？美国是否充分注意到它的战略地位的削弱，而把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看成是美国战略利益的一项重要收获，即使它使苏美关系改善的可能性严重复杂化？
邓明确表示，他愿意考虑美国向中国提供武器，但他没有提出与美国进行更具约束力的防务合作的方式。中国领导人中没有人——尤其是那个与华盛顿关系最密切的人——会感激和屈服于外国势力，特别是那个仍被指责为干涉中国内政的国家。然而，如果美国让中国获得如此敏感的技术，那么这意味着美国愿意把北京看作是一个准同盟者，同样，这也表示华盛顿不再试图在两个主要共产党国家之间实行等距离外交。
邓充分意识到他的主动做法将对当时卡特政府中激烈的官僚争斗产生直接影响。针对国务卿万斯的反对，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国防部长布朗反复要求总统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政策，并且如果西欧向中国出售武器，美国应保持“善意的中立”。由于伊朗局势日益不稳，苏联愈来愈介入阿富汗和南也门，华盛顿的观念发生了变化；1979年5月初，卡特总统向北京建议，建立一种他简称为“萌芽阶段的美中军事关系”。①尽管卡特政府在如何制定这笔交易的长远方针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邓有理由得出结论：美国的政策正在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改变。
可是，北京也似乎对苏联扩张的可能性感到真正的忧虑。由于巴列维国王被推翻后西南亚局势日益不稳，中国愈来愈担心苏联会在波斯湾和印度支那取得大的突破。中国的战略分析家一直在警告，苏联可能在政治地缘上分两路向西南亚和东南亚进军。他们断言，如果莫斯科控制了重要的战略要道和交通线，那么，它将在经济上控制西方和日本，不提中国安全的本意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北京认为没有必要让人们注意到它自身的脆弱性。邓在私下的谈话中更为直率。在邓看来，美国对驱逐巴列维的人的反应还远远不够，他怀疑美国有抵制莫斯科在地缘政治上稳步前进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不能确信美国能否被当作抵消苏联力量增长的砝码。
到11月初，《红旗》杂志评论员生动地描述了西方脆弱性的黯淡景象，他认为，西南亚日益加深的不稳定“也许甚至会触发超级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令人满意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理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战略的全球性质，但这位评论员同时又警告说，在形势要求作出更强有力的反应时，某些西方政治家仍企图与苏联修好。他得出结论，需要“采取切实措施和实际步骤不断打乱战争策划者的扩张计划，反对绥靖主义政策，在必要时对侵略者采取针锋相对的行动”。①评论员的可怕估计似乎同样针对那些仍想与莫斯科和解的中国领导人。
1979年12月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充分证实了北京的可怕警告。1月中旬，在一篇关于苏联入侵的权威性评论文章中，《人民日报》观察员将苏联的行动归咎于阿富汗内部的不稳定和美国人的忍让退缩。①
这些警告似乎是既说给国内人、也说给西方人听的。中苏第一轮谈判于1979年12月初在莫斯科结束，双方同意来年春天在北京继续进行谈判。然而，到1980年1月19日，——即苏联入侵阿富汗后3个多星期——外交部宣布北京不准备继续谈判，因为在新的情况下，进一步谈判是不合适的。某些中国官员似乎仍不愿放弃与莫斯科的谈判机会，他们认为这次入侵是一种软弱无能和孤注一掷的行为，而不是更广泛和更具威胁性的战略意图的一部分。可是这种更为温和的观点明显代表了少数人的观点。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西南亚和东南亚开始进行，它预示着“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应对越南和苏联施加压力。在这种形势下，扩大与美国的合作似乎非常迫切；对苏联和解和灵活性的暗示等于向华盛顿和莫斯科发出错误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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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南亚
由于莫斯科的入侵，中国对南亚的政策变得灵活了。从60年代中期起，北京已把对南亚政策的重点放在维护巴基斯坦的安全与独立上。1965年和1971年，巴基斯坦与印度发生两次边界冲突，均败在占绝对优势的印度军队手下，但巴基斯坦却从中国得到了极为重要的政治与安全支持，其中包括大规模地重建其武装部队。与此同时，中国却不拒绝与印度改善关系。但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与印度关系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在军事领域）以及1971年 8月签订《印苏条约》以后，使中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更加困难重重了。此外，中美关系的和解，又使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因苏联和美国在南亚次大陆的利益冲突而逐渐定型。由于巴基斯坦在推进中美关系和解进程中所起的神秘而又卓有成效的作用（包括向北京传递尼克松政府最早的信息，以及基辛格利用巴基斯坦作“掩护”而秘密访华），这一格局更加稳固了。
尽管如此，北京仍抱有希望，以促成巴基斯坦与印度关系的发展，而这在后来成了中国与新德里恢复关系的基础。 A.B.瓦杰帕伊访问了中国，这是近20年来中印两国之间的最高级接触。
然而，瓦杰帕伊访华期间，正值中国进攻越南，这使新德里很不愉快地想到了1962年北京与印度的边界战争。部分是因为表示对河内的支持，但也因为北京仿佛漠视了印度人的感情，访问还未结束，瓦杰帕伊就一气之下离开了中国。中印双方没有机会认真探讨有关边界纠纷，以取得相互谅解。改善中印关系的进程遂告中断。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使中印关系在短期内得到改善更是困难重重。新德里不愿强烈谴责苏联的行动。莫斯科入侵阿富汗，大大加剧了苏美在南亚地缘政治中的争斗，也使北京和新德里的对立形势越来越紧张。由于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北京进一步加强了对巴基斯坦的支持，既支持伊斯兰堡面对苏联潜在威胁的决心，又为阿富汗境内的抵抗力量开辟了一条军事援助的通道。为了使中印关系有可能发展，消除主要在政治和军事上存在的紧张关系，进行适当的外交往来，这些都是基本的要求，但在那个时候，这些东西都非常缺乏。
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和解的大门仍然是敞开着的，特别是80年代初，英迪拉·甘地总理开始使印度摆脱与莫斯科过分牵扯的关系。1981年4月，中国提出为改善中印关系进行谈判，北京的积极姿态促成了这年6月黄华访印。黄华的印度之行，是20多年来中国外交部长的首次访印。同年12月，双方在北京开始了边界谈判。在这次谈判以及1982年5月中印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二轮谈判中，两国代表团都反复重申各自在边界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尽管如此，由于没有以前的冲突，谈判中的攻击也显得更有意义。①中印不太可能出现公开对抗的关系，但是，苏联不断介入阿富汗，以及印度继续关注中巴关系，严重地束缚了双方政治关系的发展。
①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载《北京周报》1977年8月 26日，第60—61页。
②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十年》，第184页。
③同上，第182页。
④赛勒斯·万斯：《艰难的选择》，第82页。
①赛勒斯·万斯：《艰难的选择》，第82页。
②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一位高级领导人说，中国对卡特关照台湾‘很不高兴’”，见《纽约时报》1977年8月30日；路易斯·博卡迪：“邓说万斯之行使正常关系受到损害”，见 《纽约时报》1977年9月7日；“中国高级领导人断然反对台湾与美国协调一致的做法”，见 《华尔街杂志》，1977年10月3日；“中国副总理重申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叫嚷必然 要使用武力”，见《华尔街杂志》，1977年10月4日。
③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十年》，第182页。
①任谷平：“慕尼黑的悲剧与当代的绥靖主义”，载1977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
②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十年》，第183页。
③见万斯：《艰难的选择》，第120—139页。
④引文源自1979年10月5日布热津斯基给卡特总统的备忘录。布热津斯基在《权力与原则》 第566页中曾引用。
①理查德·鲍姆的“引言”，见理查德·鲍姆编：《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新技术革命》，第4— 6页。
②《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从越南当局反华看苏联的战略意图”，载《红旗》第8期（1978 年8月1日），第101—104页。
③《人民日报》社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载 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
①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原则》，第216—218页。
②本节所引用的更为广泛的讨论，见丹尼尔·特雷蒂亚克的“1978年的中日条约：钓鱼岛事 件的前奏”，载《亚洲概览》第18卷第12期（1978年12月），第1235—1249页。
①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十年》，第187页。
①见所罗门：《中国因素》，第300—302页。
②《北京周报》1979年1月5日，第17页。
③引文源自中美关系正常化协定签署之际中国单方面发表的声明，见所罗门：《中国因素》，第 304页。
④见邓小平1979年1月5日会见美国记者时的谈话，《北京周报》1979年1月12日，第17页。
①关于对这方面的全面论述，参见纳严·詹纳达著：《兄弟仇敌：战争之后的战争》和罗伯特 ·S.罗斯：《印度支那纷争：中国的对越政策（1975—1979）》。
①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原则》，第409—410页。
①关于对这一问题的更广泛的讨论，参阅张保民（音）：《处在中国和越南之间的柬埔寨》，特 别是第113—133页。
①良清国分：“中国对外经济决策中的政治：取消与日本建造工厂事件”，《中国季刊》，1986年 3月第105期，第23页。
①原文见所罗门的《中国因素》第304－314页。
②《洛杉矶时报》，1979年3月25日。
③《纽约时报》，1979年4月20日。
①《北京周报》1979年4月4日，第3—4页。
①在1981年初的一次会见中，邓承认“我们，包括我自己，对经济建设一直过于乐观”。引自良清国分：《中国对外经济决策中的政治》，第39页。
②同上，第23页。
③杰伊·马修斯：“中国为美核查《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提供便利的资料”，1979年 4月 20日 《华盛顿邮报》。
①卡特总统的话引自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原则》，第421页。
①所有引文出自评论员文章：“当前战争危险与保卫世界和平”，《红旗》1979年第 11期，第 53—58页。
②观察员文章：“警钟敲响了”，《人民日报》1980年 1月15日。
①本刊评论员：“反面教员在给大家上新课——评苏联侵略和占领阿富汗”，《红旗》，1980年 1月16日第2期，第46—48页。
①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情况，见亚科夫·Y.I.弗尔茨伯格：《中国的西南策略：包围与反包 围》，第63—85页。
①杰罗尔德·F.埃尔金、布雷恩·弗雷德里克斯：“中印边界谈判——新德里的观点”，载 《亚洲概览》第 23卷第 10期（1983年 10月），第 1132—1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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