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 位 期
毛逝世和“四人帮”被清洗后不久，国家迫切需要的是安宁和稳定。必须重新向党、军队和人民保证：动荡的年代已经结束，国家正处于坚定而温和的领导之下。必须使人们有继往开来这样一种似乎有些矛盾的信念。
优先要解决的是那个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造成领导层分裂的问题，即：“毛之后，谁接班？”幸存的领导人叶剑英和李先念可能认为，仅仅3年时间，由于死的死，被打倒的被打倒，政治局委员已从十大任命的25人减至16人，再在政治局剩余的成员之间进行新的斗争是不合时宜的。不论才干如何，华国锋披着合法的外衣，并拥有任职权。他是主席选定的，他占着职位，并且领导组成了反“四人帮”的阵营。9月7日（原文有误，应为10月7日——译者）中央发布了由华国锋继承毛担任党的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消息。由于华国锋还保留着总理职位，他就正式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二人的接班人。由于身兼这两个人的职位，他似乎已处于坚不可摧的地位。然而，他将发现，职位固然带来了威望和特权，但权力却要有更深的根基。
在就新领导人达成一致意见的同时，政治局还须摧毁国内激进派的基地。幸运的是，上海竟然是一只纸老虎。由于失去了全国性的领导人，“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举棋不定，竟然被一些极易识破的计谋引诱到北京，从而彻底崩溃，丝毫也未能实施他们要战斗到底的威胁。结果是，只有持续一周的轻微武装抵抗。政治局派出两位候补委员苏振华和倪志福去控制那里的局势；许世友取代了不可靠的丁盛，重新临时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以便为政治家们提供必要的军事支援。①上海问题解决后，就该由华国锋在全国行使他的领导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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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的困境
从一开始，华国锋的领导就陷于一种无法解决的困境，其标志是毛和周传给他的互相矛盾的遗产。一方面，毫无疑问，毛希望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和成果能够得到保持。否定文化大革命将损害选定华国锋为接班人的那个人的地位，并在实际上否定那个使华国锋从相对默默无闻达到今日显赫名声的整个时期。华国锋合法地位的唯一根据是毛的支持，他迅速采取行动以便确保只有他控制着毛的遗产。10月8日，中央宣布《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将在华国锋的指导下编辑出版。同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造毛主席纪念堂，这项决定违背了毛和他的同事们一致同意的历时已27年的准则，即不仿效苏联形式，不以修墓和重新给城市和街道命名的做法来表达对领导人的尊敬。①华国锋毫不怀疑毛对自己的持续影响力；他，可能还有他的那些文革受益者的同事们，试图把毛对这个国家的持续影响力镌刻入大理石中。
华国锋的护身符是毛的“你办事，我放心”这句不时重复的话。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提出一个新口号，来表述毛主席纪念堂的象征意义：毛永远与我们在一起。与此相适应，华国锋批准了汪东兴提出的似乎为毛泽东思想具体定调的准则，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他们的的目的是阻止对毛泽东晚年的行为提出质疑，这有助于众所周知的“凡是派”成员上台。③
但是，华国锋和“凡是派”想披上毛的保护衣这种尝试已经受到在中国南方的邓小平的保护人的挑战。在致华国锋的一封信中，许世友和韦国清质问，对毛泽东的缺点只是不提是否可取，而这些缺点是人皆共知的；信中说，毛对华国锋作为接班人的支持缺少合法性，接班人的合法性必须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确定；信中明白地暗示，如果毛强加在邓身上的错误定论不撤销的话，他们将在中央全会上对华国锋提出挑战。①
华国锋进行了反击。在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的、讨论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再次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反复提出的“两个凡是”的准则，坚持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声称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正确的。在努力为继续执行左倾政策辩护时，华国锋甚至谴责“四人帮”是极右分子（在林彪事件之后，“四人帮”也曾使用过这一策略）。
华国锋开始受到党内老同志的责难，著名的有陈云。几十年前直到文化大革命，陈云就是政治局常委和该机构的前辈。陈云和另一名批评者王震把重点集中在几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上，即天安门事件的评价和第二次恢复邓小平的名誉和要求。他们宣称，这是大家的一致要求。华国锋可能会感到惊讶，这难道是叶剑英许诺的老干部对他的支持，作为对他领导反“四人帮”斗争的回报？无论如何，华国锋拒绝了陈云和王震的要求，甚至不许把他们的发言打印在会议记录中。②
这次工作会议的材料中没有提到叶剑英或李先念加入了老同志批评华国锋立场的行列。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感情很复杂。对一名像叶剑英这样的政治局常委来说，在一大批更年轻的党的官员面前正式批评这个精英会萃的机构中的另一名成员是非同寻常的。更重要的是，叶剑英和李先念对华国锋怀有某种程度的忠诚，现在，在某种意义上，华国锋既是毛泽东也是他们封授的。叶剑英和李先念毫无疑义地支持1975年期间邓小平所做的一切事情，但在1977年，他们对邓小平的复出抱着矛盾的心理。如果邓小平不复出，他们作为政界元老控制中国的政局，指导华国锋；如果邓小平复出的话，他们至少得把部分角色让与邓小平。而邓小平将对他们采取何种态度呢？他会不会觉得他们像周恩来一样，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生存下去而做了一些他们感到遗憾的事、说了一些他们感到遗憾的话呢？而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像宽恕死者一样宽恕生者吗？
然而，叶剑英和李先念正确地估计了党和军队中感情的力量，意识到，毛泽东逝世后，坚持反对邓的复出将是困难的。他们大概也知道，邓小平可能比华国锋更有能力驾驭文化大革命后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是众望所归。几年来左倾分子煽动起来的政治混乱、宗派斗争和无纪律状态再次对经济造成损害。罢工、蓄意破坏和铁路交通再次瘫痪被广为报道。1976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情况大大低于预期目标，其中部分原因是受唐山大地震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最后3年，即1974—1976年期间，各方面的损失估计为：钢2800万吨，工业产值1000亿元，国家收入400亿元。①华国锋号召实现“大治”，但事实上只有邓可能做到这一点。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叶剑英和李先念可能忠告过华国锋，抵制邓对他来说将是一场严重的政治灾难。最好的做法是让邓保证，他将既往不咎。1977年4月10日，邓写信给中央委员会，批评“两个凡是”，并提出使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随后，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来看他，其中一位可能是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试图在文革受益者们即“凡是派”同意邓小平复出之前与邓达成一项妥协。邓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想与他们妥协，并指出，如果“两个凡是”是正确的，就不可能名正言顺地恢复自己的名誉和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即使毛泽本人也从未说过他讲过的话都是正确的，马克思和列宁也没有。①
邓的这封信从未发表过，因此无法确定当时的传闻，即在这封信还是以往的通信中，邓是不是表示过，他愿意拥护华国锋继续做党的领导人。②
这样的某种保证似乎是可能的，否则“凡是派”就没有理由同意让邓出来工作。如果邓做过某种保证，这可能是为什么这封信没有收在《邓小平文选》里的原因：这与华国锋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比。
无论怎么理解，这封信使邓得以出席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并恢复了他的一切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华国锋的职位得到正式追认，他还固执地坚持对“两个凡是”和文化大革命的支持。可见到的邓讲话的文本表明，他重申要完整地看待毛泽东思想，但这一次，他很谨慎，没有正面抨击“两个凡是”。在他下次抨击之前，他得准备抨击的依据。相反，他提倡毛的一句旧口号——“实事求是”，这句口号成了后毛时代邓小平政策的精髓。③
在这次全会妥协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于8月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次轮到华国锋谨慎了，他不再坚持“两个凡是”，也没有重申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是，他清楚地意识到不能批评毛或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则会损害他自己的地位。相反，他以一大段热情洋溢的颂词开始，歌颂已故的毛泽东主席，接着重申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成就、党的十大（在这次大会上华国锋被选入政治局）路线的正确性以及坚持阶级斗争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他还令人寒心地宣称：“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①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邓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三号领导人出现，排在华国锋和叶剑英（他作了关于新的党章的报告）之后。邓的简短闭幕词是另一篇仅有的、公开发表的讲话。他称华国锋是“我们英明的领袖”，但没有仿效华颂扬文化大革命。他避开争论，号召恢复诚实和埋头苦干、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当然还有实事求是。但他也不得不妥协，表示支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关键环节”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现行路线。这些教条后来受到中国党史学家的斥责。②无怪乎邓没有把这篇闭幕词收入他的“文选”中，尽管在当时的形势下，这篇闭幕词对他和中国共产党来说都很重要。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产生的一个领导层中，左倾分子被清洗出去，但左倾的受害者并没有受到特别的照顾。在党的十大上选举的中央委员中，有1/3的委员可能因为同情左倾而落选，其中75％以上系群众组织代表。另一类很可能是左倾分子的人，大多是新近入党的，也损失惨重，人数减少70％以上。
政治局也是一个妥协，但力量对比有利于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和文革受益者，26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6名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赵紫阳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获得了初步的立脚点，后来他成了邓小平改革纲领的先锋。在新的五人政治局常委中，邓是后来严厉批评华国锋和“凡是派”的唯一成员；华国锋则得到“凡是派”主要拥护者汪东兴的支持；汪东兴因反对“四人帮”有功和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首脑所拥有的权力而受到人们的赏识；华的共同保护人李先念与叶剑英站在一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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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的“大跃进”
华国锋曾考虑过“毛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就华的设想而言，它似乎是60年代中期激进主义和50年代中期经济学的结合，是难以实现的。可以肯定的是，华的双份遗产中更为人普遍接受的部分是周恩来交托的中国四个现代化。除了最狂热的左倾分子之外，其他所有人都能团结在这个目标周围。而华国锋确实设想了一个成功的发展计划，以便为许多人闷在心里的问题提供答案，即华国锋有什么权利位居最高职位。文化大革命前，他在省里的官僚经历虽无大瑕疵，却也平淡寻常；他年纪较轻从而没有成为红卫兵打击的第一批省级官员；当形势转变再次需要有经验的干部时，他又比较走运；当林彪事件在领导层中留下较大的权力真空时，他因有足够的资历而被调到北京；当王洪文使毛失望时，他由于有足够的能力和比较左倾而为毛泽东所接受。没有人能指责华运气好。但是，当中央还有比他资历更深和更高明的人可用时，难道是他的经历使他有足够的正当理由来领导毛和周之后的中国吗？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可能并不这样看，因而华需要证明自己的能力。
对华而言，不幸的是，他的承诺超过了实际能力。在1978年2—3月举行的新的（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总理把他宏伟的十年规划（1976—1985年）公诸于众，这个规划周恩来在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最后一次报告中预示过。这个十年规划的目标是，到1985年，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1977为2370万吨），石油产量达到3.5亿吨（1977年为9360万吨）。华国锋要求在剩下的8年时间里，建设120个大型项目，14个大的重工业基地，基建投资相当于前28年的基建投资总和。这个规划没有考虑到60年代的教训和70年代的经济损失。①如同本卷第6章中所说，这个规划未经深思熟虑，缺乏精确的资料。想象中赖以扩大生产的油田原只是个想入非非的计划。华的“大跃进”规划严重依赖机械进口，外汇开支庞大。华不仅没有继承周的火炬，反而模仿毛的狂想。他非但没有给自己带来荣誉；反而把中国引向另一场经济灾难。这也会被人用来反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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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
邓小平反击华国锋和“凡是派”的方式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权力的神秘性质。在党和国家的所有机构中，华是至高无上的领导人，而邓不是。“凡是派”当权，而邓的拥护者们并不掌权。然而，在1977年7月的十届三中全会到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这段较短的时期内，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办法似乎是通过报刊动员高层人物的舆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用笔名发表的文章（应为特约评论员文章——译者），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成了拥邓力量的第二次呐喊。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中共党员。后来他自称，1977年秋他把这篇文章送去发表，反对“两个凡是”，完全是自己主动做的，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驳斥“两个凡是”那样的教条，邓就没有重新掌权的希望。①这篇文章抨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而无论是林彪、江青还是华国锋表述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都认为，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是永远不变的真理，无论环境怎样改变，也不应该篡改。
令华和汪东兴烦恼的是，这篇文章很快刊登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成为点燃如火如荼的全国性辩论的火花。④邓并以夸张的词藻得出结论：
同志们请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呢？这种根本观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方法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⑤
在这个阶段，这场斗争远非赢定了的。在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初期，华国锋和叶剑英都发表过讲话，但两人都没有赞扬邓的真理旗帜。⑤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如何恢复农业和制订1980年经济计划。但是陈云再次带头，很快把会议转变成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全面辩论。他要求公正地恢复薄一波的名誉（他的革命经历已被玷污）；为已于1966年底倒台的陶铸恢复名誉；为于1959年被免职、并在60年代后期受到公开批判的彭德怀恢复名誉，以及应该承认康生所犯的严重错误。但是，对“凡是派”而言，陈云具有挑衅性的建议是他坚持天安门事件的积极性质应予以肯定。⑥
陈云的发言引发了一阵拥护性发言，著名的有谭震林，他要求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系列事件。①随着“凡是派”立场的退让，就不必奇怪他们也准备同意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受害者的名誉了，大多数受害者的命运并不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
对华和“凡是派”来说，更危险的挫折发生在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次全会的目的是使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正式化。在全会上，一批文化大革命受害者入选政治局，他们人数之多足以使领导层中的人数对比对邓小平有利。陈云官复原职，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并成为一个新机构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一书记，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清洗党内的文化大革命左倾分子。③汪东兴和“凡是派”的其他成员仍保留其在政治局的职位，但对他们而言，这次全会是不祥之兆。
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代表的路线明确抛弃左倾主义及其变种，“凡是派”的困境更加突出了。“两个凡是”被否定了。阶级斗争不再是“纲”，四个现代化处于优先位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丢弃。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全面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毛本人的时机还未成熟。①但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政策标志着中国过去十年的政策有了根本的变化。
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采取措施，不再执行华国锋顽固坚持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如同上文已指出的，在有关农村社会主义问题上，华与“四人帮”只存在步调上的分歧，而没有目标上的差异。甚至在“四人帮”被清洗后，华国锋仍坚持大锅饭，如提倡生产大队核算、限制自留地和农村集市贸易。到1978年年中，华地位削弱，②这些政策开始受到责难。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华国锋的纲领和大寨模式。为了调动中国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三中全会恢复了60年代初期的政策，并搭起一个框架，作为中国农村彻底重建的开端：
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杜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各级组织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③
甚至在工业领域，华的纲领也没有得到批准。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十年规划没有被提到。相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的影响再次明显可见，三中全会要求更平衡和更稳定的增长，而不是华所主张的大规模投资重工业。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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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墙
华国锋和“凡是派”在三中全会上的失败主要是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即那些一直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干部和军官组成的“沉默的多数”）成功动员的产物。但这次工作会议和全会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首都出现了公众对邓路线强有力的支持，对天安门事件影响仍记忆犹新的领导层不能不受此形势影响。
天安门事件表明，在50年代初期就受到灌输的国家纪律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受到多大程度的削弱。毛曾宣称，“造反有理”。1976年4月5日，首都成千上万人起来造反了，反对毛为他死后选定的政治领导人和经济、社会纲领。70年代中期，中国各地发生了罢工、怠工和纯粹的流氓行为。这表明，不只是政治上已经觉醒的首都居民才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已受到严重削弱。
毛的逝世以及那些希望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的逐步崛起，在首都又激起了一场支持这一进程的新的群众活动。天安门事件是公众为邓和他所坚持的路线平反而进行斗争的第一幕。其后插演的幕间节目是吴德市长下台。吴德对镇压天安门抗议者负有重要责任，在经受了历时18个月的报界隐蔽抨击和大标语公开攻击之后，吴德终于在1978年10月被撤职。③民主墙算是第二幕，但这一次由于邓本人的反对，帷幕提前落下了。
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一个星期后，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长安大街（经过天安门，离广场不远的一条宽阔大街）的一堵墙上。①这张由一名技工张帖的大字报，点名批评毛支持“四人帮”解除邓小平的职务。早些时候另一张大字报称邓为“活着的周恩来”，并谴责当局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第三张攻击“一小撮高层人物”（显然是指“凡是派”）阻碍对这一事件的所谓反革命性质的重新评价。
支持邓、反对“凡是派”、批评毛成了许多大字报的主题。它们肯定使邓和他在工作会议中的支持者有一种满足感：即在此关键时刻他们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但这些写大字报的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不久他们就发行小册子、报纸和杂志；或立讨论组，“如人权同盟”和“启蒙社”。在第一张大字报贴出的一个星期内，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阅读民主墙上的大字报，而且积极地争论问题，甚至与外国人一起讨论。11月26日，美国报业辛迪加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带着人们给他提供的问题，准备第二天采访邓小平。27日晚，诺瓦克的同事，多伦多《环球和邮政报》驻北京记者约翰·弗雷泽向听众们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邓已告诉诺瓦克，民主墙是件好事，“大混乱爆发了”。但是当激动的听众听到邓在预测事件的前景时说，民主墙上所写的东西并不都正确时，他们激动的心情又平静下来。②
民主墙是一种比天安门事件更为深刻的现象。后者是对毛和“四人帮”的愤怒的短暂爆发；大多数诗词是悼念周恩来或谴责江青的。另一方面，在民主墙，中国的年轻人（主要是受过初中或高中教育的蓝领阶层）③对广泛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进行探讨。尽管他们经常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天真，但他们明显地对中国实现“第五个现代化”——民主——的可能性极为热心：
五届人大开红花，
起草人民新宪法。
八亿人民齐欢唱，
同心建设新国家。
先烈鲜血没白流，
换来今日新宪法。
保卫民主和民权，
促进四个现代化。①
邓小平接受诺瓦克采访时的谈话表明，邓对这场民主运动的最初反应大体上是肯定的。就在那次采访的前一天，邓曾告诉一位日本领导人：“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评群众发扬民主……群众就要让他们出气！”②不幸的是，关于这场运动，邓小平很快觉察到民主与四个现代化之间的矛盾。而且，不管他最早的反应如何，他发现民主墙在他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与其说是一种有利条件，不如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这种矛盾在于，政治大辩论可能失控并削弱他声称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安定团结。他肯定记得，正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年轻人大串联的时候，中国的城市陷入了一片混乱，中国的经济遭受了10年中最严重的挫折。问题的棘手之处在于，由老干部和人民解放军高级军官构成的“沉默的多数”（邓在与“凡是派”的斗争中主要依靠他们的支持）对于对他们的权威和地位的新威胁感到不安。他们不愿看到推翻“四人帮”之后文化大革命又以某种新形式出现。
在邓于1月28日至2月4日访美之前，由于担心引起不利的舆论宣传，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尽管邓在国外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解放军在2月中旬至3月中旬的中越边境战争（邓十分关心的一件事）中没能给越南一次令人信服的军事教训，邓在此后的地位也许被削弱了。有报道说，在3月中旬，邓还告诉他的高级同僚，镇压民主运动可能会导致不良后果：可以镇压反革命，也可以限制阴谋破坏活动，但回到压制不同观点和不愿听取批评的老路上去，将会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支持。②邓在阐述提出这些标准的必要性时所作所为的讲话令人想起了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时毛的所作所为。邓说：
有些坏分子……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
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煽动下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吗？③
《探索》杂志的编辑、民主运动中的活跃人物魏京生指责当权者抛弃了“民主保护者的面具”。3天之后，北京当局颁布条例限制民主运动，第二天，魏被捕。在1979年10月的审判中，他被判处15年徒刑。①此时，民主运动已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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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下台
中国党史专家正确评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它是1949年以后这个历史时期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如果华国锋有足够的机智或灵敏的话，他本来可以与那些在民主运动问题上反对邓小平的老干部形成共同的事业。也许正是担心真会这样，邓才如此迅速地改变了策略。但事实上，华和“凡是派”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泥潭不能自拔，因此即使有这种联盟，也不过是短暂的成功。
结果，华孤立无援，眼巴巴看着一个反“凡是派”联盟在最高领导层中形成了。在1979年9月25日至28日召开的四中全会上，赵紫阳被提拔为政治局委员。前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他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继邓小平和刘少奇之后职位最高的受害者）也回到了政治局。另有11名杰出的老干部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
在1980年3月23日至29日召开的五中全会上，邓实现了更大的突破。华在“凡是派”中的支持者——汪东兴、纪登奎、吴德和陈锡联（即“小四人帮”）被免去一切党政职务。来自大寨的模范农民领袖陈永贵（他被认为无能但没有恶意）被免去政治局委员职务。胡耀邦和赵紫阳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委。胡是邓的忠实追随者，他在50年代一直担任共青团书记。现在他被选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自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撤职后，这一职位一直空缺。新建立的书记处几乎由清一色的邓的支持者组成。最后会议同意，对文化大革命中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所有指控都是错误的，应为他平反。②
邓的下一个步骤是要消除“凡是派”在国务院的影响。根据五中全会的决议，1980年4月，副总理陈锡联和纪登奎被撤职。但是要免除华国锋的总理职务则较困难。邓主张党政分开，并建议除华之外，一大批老干部（包括他自己）辞去副总理职务，这样也可使国务院成员年轻化。尽管邓要消除两个机构重叠的愿望是真诚的，但这一策略本来就骗不了人，更不用说华了。华本来可以利用其军委主席的职位去寻求军队的支持；但一则关于华在1980年5月的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简短报道表明，他原来可能希望在共同坚持毛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忠诚的纽带。①但是即使军队将领们开始对邓的某些政策感到不安，他们也不可能选华作为他们的领头人。
在8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每年召开的人大会议因此推迟到月底召开）之后，高层领导同意由赵紫阳来接替华的总理职务。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和其他三位老干部适时地辞去了副总理职务，陈永贵也被免去了副总理职务。③
下一阶段就是败坏华的声誉和撤除其保留的职位。在11月至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一大批高级干部的请求下，华的履历受到了无情的审查。会议肯定了华国锋在帮助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所立下的功劳，但指责他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没有纠正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甚至他在表面上已纠正的错误也再次被指了出来。
华一直坚持使用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他未曾主动去修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继续发动反邓运动，拒绝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此，他再次受到攻击。他对匆匆作出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负有责任（这两件事可能得到叶剑英和李先念的同意）。他因阻碍对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进行平反而受到指责。在对待毛问题的态度上和在支持“两个凡是”中，他一直是“固执己见”。他对前两年经济上的盲进及其造成的严重损失负有很大责任。②
由于受到了全面攻击，华请求免去他所有的职务。但考虑到礼仪的需要，或许为了给叶剑英留点面子，③华没有受到致命的一击。在中共六中全会作出正式决议之前，他不会被免除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务。然而，尽管到1981年6月底，他还一直保留着他的头衔（1981年6月底以后，他被降为党的副主席），但他的职位却立即由别人取代了：胡耀邦任党的主席，邓小平任军委主席——大家都认为他早该担任军委主席职务了！
最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延期召开，④华保留其中国高级领导层中名义成员身份的时间比原计划延长了约18个月。但在1982年9月，华国锋被降为中央委员。他从前的合作者汪东兴降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最后一名。华的时期正式结束。
①高皋和严家其：《“文革命”十年史》，第703—708页；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7页；《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5页。多姆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 治》第138页的叙述中认为曾有过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①《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5页。
②首次披露于1977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社论中；《中共党 史大事年表》，第406—407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70页。
③《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70页。中国出版界大量出版关于华国锋的书籍和小册子。根据S.施拉姆1984年撰写的作品，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卡片索引中，约有300种关于华国锋个人崇拜的书籍和小册子，根据施拉姆的判断，这只是全国出版的此类图书和小册子的一小部分；S.施拉姆：“‘经济挂帅？’三中全会以来的意识形态与政策（1978—1984）”，《中国季刊》第99期（1984年9月），第417页。注1。这时，华国锋最受人喜爱的宣传照片是他和毛在一起——可能是已故的毛主席说那番不可思议的祝福词的时候。有些观察家发现，华国锋改变发型以使自己像毛泽东的样子。
①多姆斯：《中华人民并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46—147页。
②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70—671页；《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7—408页。陈云发言的要点见《陈云文选》（1956—1985），第207页。
①房：《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73—574页；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40—142页。
①《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51—52页；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71页。
②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74页。关于在跟华国锋谈话中邓表示对他的拥护，见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看望邓小平和在医院中的刘伯承的手稿备忘录，哈佛费正清中心图书馆收藏。我感谢迈克尔·舍恩哈尔斯使我注意这条材料。
③ “实事求是”这句口号源于汉朝；《邓小平文选》，第55—60页；《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9—410页。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2页。
②《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91—195页；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74页。有报道说，邓小平原计划作的关于实事求是的报告由胡乔木起草，但是，当邓小平被委派致闭幕词时，聂荣臻上交了胡乔木的文章，后来发表在《红旗》杂志上，但没有作为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我感谢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提供了这条材料。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27—236页。关于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构成的更详细的分析，见多姆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50—151页。
①房：《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95—596页。
②见S·施拉姆采访胡福明的报告，载于施拉姆所著“经济挂帅”一文中，《中国季刊》第99期，第417—419页。
①例如，胡福明的原标题是“实践是真理的一个标准”，被修改为“实践是所有真理的标准”，而最后刊登时又改为“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曾详细调查过这篇文章产生的过程，1989年2月3日，他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提交了这个课题的研究报告。
②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80—683页；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87页。据舍恩哈尔斯说，胡福明听到主要政治家的消极反应后，变得如此忧虑以至不承认与这篇文章（在内部通报上报道过此消息）有关联，因为这篇文章被改得面目全非。由于罗瑞卿的干预，胡耀邦两名助手中的一位写的补充文章刊登在《解放军报》上；这是罗瑞卿1978年8月去世前最后一项重要的政治行动。
③《邓小平文选》，第127—132页。《人民日报》编辑胡绩伟因转载这篇文章受到该报前任主编吴冷西的斥责，而胡乔木因胡耀邦属下的行为而指责了胡耀邦。因而邓小平的干预是决定性的进展，胡绩伟在《人民日报》上给以大力宣传；舍恩哈尔斯研讨会。
④ S.施拉姆：“经济挂帅？”，第419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132页。
①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56页。
②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82页。迈克尔·舍恩哈尔斯告诉我，《解放军报》上的文章是第一篇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
③《邓小平文选》，第141页。
④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57页。
⑤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82—683、 686—687页。当时邓小平正在东南亚访问，会议开始时不在。
⑥《陈云文选》（1956—1985），第208—210页。
⑦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89页。
①加赛德：《活跃起来！》，第200—201页；北京市委声明的文本在“每季大事和文献”中，《中国季刊》第77期（1979年3月），第659页。
②邓小平在这次全会上的发言中明确说，他痛恨那些搞“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连党的最关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对于看风使舵、找靠山、不讲党的原则的人，也不能轻易信任”；《邓小平文选》，第160页。
③关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以及产生这些成果的一些事件的详细摘要，见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编：《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第274—280页。
①《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 160—161页。
②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63—164页。
③引自“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77期（1979年3月），第170页。
①同上，第169页。
②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79期（1979年9月），第647页。
③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94—196页。
①以下对民主墙的简要概括主要根据加赛德就亲眼所见写的报道：《活跃起来！》，第212—298 页；加拿大新闻记者约翰·弗雷泽：《中国人：一个民族的肖像》，第203—271页；戴维· S.G.古德曼的《北京街头的呼声：中国民主运动的诗歌与政治》中的分析和诗词。加赛德和弗雷泽与这场“民主运动”的参加者有多次接触。
②弗雷泽：《中国人：一个民族的肖像》，第245页。
③这是对一位中国参与者的分析。引自古德曼：《北京街头的呼声》，第141页。此人于1979 年5月被捕，他批评了知识分子的“傲慢”，并指责他们没有参加这场运动。
①李宏宽（音）：《宪法颂》，引自古德曼：《北京街头的呼声》，第70页。
②引自加赛德：《活跃起来！》，第247—248页。
①引自加赛德：《活跃起来！》，第256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172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181页。
④加赛德：《活跃起来！》，第256—257、262页。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文件》，第169页。
②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第281—289页。
①华强调道德价值与物质刺激并重。参见“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83期（1980年 9月），第615页。
②邓与其他五位老干部辞职的通告与陈永贵辞职的公告是分开的，措词也稍有不同，这表明， 陈是不体面地离开，而且不是光荣引退。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文件汇编》，第175—176页。
③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73—175页；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 （下），第705—709页。
①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下），第709—710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 事年表》，第438—439页；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第290—291页。
②引自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76页。
③正如我已指出的，叶对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保留华的领导职务和在1977年劝说华重新 承认邓的领导职务负有某种责任。1981年6月六中全会开会时，叶剑英没有出席，表面上 说是生病了，但他写信表示同意这次人事变动和对华国锋的批评。一份正式的党的报告书认为有必要发表这封信的摘要，以免人们对他的缺席产生误解。见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 重要会议集》（下），第293页。
④多姆斯指出，1980年2月的五中全会曾决定提前召开中共十二大，即在1982年十一大的五 年任期结束前召开。他认为原先预期召开的时间是1981年年初，但由于在对毛的评价问题 上和行政改革上出现分歧，会议被迫延期。这样，十一大任期仍按期结束。见《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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