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的兴衰
接班人问题
这时，毛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重建高级领导层，特别是选择一个可靠的接班人。他曾经希望建立一套培养和选拔接班人的程序，以避免其他极权主义国家所经历的在接班人问题上的斗争，就像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那样。但他的几次努力都失败了。50年代，他设计了“二线”机制，使他的同僚有机会在一线锻炼、曝光，而他自己在二线进行控制。刘少奇代替毛担任国家主席，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部分，但是它在刘少奇下台后就不存在了；同样地，他培养的“最好的学生”的模式也随着林彪坠死而失败了。①主席将如何解决“毛之后，谁接班？”的问题呢？更关键的是，他将如何解决“毛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呢？
林彪覆灭以后，三种势力开始在政治局里崛起：激进派，文革中的幸存者，文革的受益者。激进派是原来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极左派的余党，就是他们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到1967年，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利益迅速分化，构成了矛盾，但在重要问题上他们仍然保持一致。随着林彪及其集团的瓦解，以前的林江联盟只剩下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谢富治。谢富治原来不属于核心集团，但由于他担任公安部长，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当文化大革命蓬勃发展时他对核心集团就十分有用了。康生，由于他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似乎越来越扮演一个名义上的角色；谢富治死于1972年。这样，就剩下了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幸存者指那些高级官员，尽管他们都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主攻方向，但他们都一直与毛泽东进行合作：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先念，代理国家主席董必武以及朱德、刘伯承和叶剑英三位老帅。所有这些人中，只有周、李和叶在政治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其他三位之所以留在政治局，是因为他们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对毛都是忠诚可靠的；确实，刘伯承虽然智力超群，但眼睛失明，没有政治活动能力，保留他的政治局委员，主要是对革命元勋的优遇。
林彪事件以后，毛似乎感到有必要加强同这些幸存者的关系，因此同意为一批高级官员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重新安排工作。这些官员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曾对此提出过尖锐批评，即所谓“二月逆流”，并因此被打倒，现在把打倒他们的罪责全部推给了林彪。当其中一位元帅、前外交部长陈毅于1972年1月逝世时，毛出人意外地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并高度评价了这位老帅。①
一件将对中国历史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是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平反昭雪。1969年10月，根据林彪的疏散命令，邓和他的一部分家眷从北京转移到江西省，在一个县的拖拉机厂担任钳工，每天工作半天。当林彪覆灭的消息传来时，他在1971年11月和1972年8月两次给毛写信，请求允许他为党和国家再做些工作。在收到第二封信后，毛对邓小平的革命功绩作了赞许的批语，同意他返京工作，1973年3月，有关他返京的手续办完，邓小平返回北京。②至于邓小平第二次崛起的原因及其后果，本章后面将要探讨。
第三种势力是那些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由于他们的上司遭到清洗，同时也由于他们控制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复杂政局的能力，他们在中国政坛上逐渐上升。林彪覆灭后立即涌现出来的这些官员主要是军人：许世友、陈锡联、李德生和汪东兴；但其中也包括一位文职官员纪登奎，他参与了对林彪余党的清洗，逐渐提高了自己的地位。①
毛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三组人中，显然没有一位合适的能够捍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接班人。无疑，周恩来是毛属下最高级的官员，如果主席认为他是自己合适的接班人，他早就可以这样做了，而且能得到广泛赞同。但是，毛不准备把他的极左纲领委托给任何一位幸存者。而且，不能想象周会比毛长寿。1972年5月，在例行体检中，发现他患有癌症。②
原中央文革小组的余党，显然是毛寻找一位可靠接班人的地方。但主席一定早已意识到，人民解放军不可能接受一位江青、张春桥那样的，曾经煽起暴力冲突和流血，挑起动乱的人，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中，也没有谁具有崇高的威望，从而获得广泛的支持和主席的认可。
在这种困难情况下，毛采取了非常措施。他把一位基层激进派成员像坐直升飞机似的，迅速提拔到最高领导层。王洪文，在林彪覆灭时年仅36岁，原是上海一家工厂的保卫干部，在上海“一月风暴”期间支持张春桥、姚文元，因而迅速崛起，到1971年他已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左派大本营上海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上海警备区政委。④
很显然，王洪文的崛起，旨在为激进派提供一个易于为人接受的形象。37岁的王洪文，英俊潇洒，是文化大革命中两种最重要的力量的象征：青年和工人。激进派希望通过王洪文，重新激起青年人因红卫兵运动瓦解而消失的热情，同时，王洪文的无产阶级出身，也可以用来吸引城市工人的支持。而且，不管他在上海扮演了什么角色，没有一位将军可以就1967年和1968年全国性的城市无政府状态谴责他。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王洪文被选举担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从而上升为党内第三号人物。⑤这样，后来的“四人帮”的第四个成员出台了，他的脱颖而出完全由于毛和周恩来的推荐。王洪文仅仅只有六年革命斗争经验和政治经历，却要他赶上像周恩来那样的经历了大革命、国内战争、外敌入侵、党内斗争的60年风风雨雨的老同志，并且与他们进行抗衡，这确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是另一场毛主义者将遭受失败的政治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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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反左攻势
当王洪文到达北京时，他的激进派同僚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正处于守势。他们从林彪及其军事集团的毁灭中获得了利益，搬掉了他们继承毛的衣钵的一个主要障碍；但林彪的行动玷污了左派的事业。他所招致的一些耻辱，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以前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盟友。
周恩来利用“九·一三事件”之后激进派的混乱和被动局面，恢复了他的长达一年的运动，以稳定局势，促进经济发展。1971年12月，他要求国家计委官员努力消除工业管理制度的无政府状态，恢复经济秩序和责任心。由于受到左派的威胁，工厂管理者长期以来不敢维持生产秩序和纪律。但是，在周的推动下，由国家计委制定的管理规定，却遭到了张春桥的否决，因此不能作为正式文件下发。虽然没有统计数字证实，据称这些规定对工业生产无疑具有有益的影响。①
在农业方面，周恩来指示，各地必须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学习大寨经验，只有在地方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能模仿大寨大队的平均主义做法。③
然而，1972年可以称为周恩来年。文化领域出现松动，在周的鼓励下，一位著名学者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要恢复教育改革和科学研究。虽然这篇文章没有能够在激进派控制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并且遭到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反击，但毕竟最后还是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了。①激进派抓到这根救命稻草，重新开始了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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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3年8月24—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会议筹备期间，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受中央工作会议委托，负责起草十大的三个主要文件：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草案。②这表明激进派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重新取得了优势地位。
在十大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尽管九大以来中国的领导层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两个报告和新党章仍然反映了九大的路线，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用王洪文的话说：“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⑤
新党章增加的其他内容，反映了激进派关注的其他问题：批判修正主义；反潮流；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必要性；坚持党对其他国家机关，尤其是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允许压制批评。①
在十大结束后召开的党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了中国共产党新的中央领导班子。选举结果反映了激进派的复活，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大大增加，九大时5位常委，现在增加到9人。9名常委中，毛泽东、王洪文、康生、张春桥可以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目标的坚决支持者；朱德（86岁）和董必武（87岁）是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没有什么政治影响，他们当选为常委主要是满足那些怀旧的高级官员，但（假如与他们协商）他们几乎肯定会支持毛泽东；随后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是一匹黑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对激进的要求态度暖昧，可以算作激进派的机会主义的支持者。这样，在政治局常委中，只有周恩来和叶剑英代表了稳健派的声音。
新当选的政治局成员，如华国锋、吴德、陈永贵（斯达汉诺夫式的农民，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几乎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因此可以想象他们会支持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李先念、谭震林等高级干部，在周恩来短暂的反左期间，经过周的努力，得以重新工作，进入中央委员会，但未能返回政治局。
当激进派经过林彪事件的打击，在十大上取得胜利之后，他们便秣马厉兵，准备向他们最可怕的敌人周恩来总理本人发动攻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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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林批孔”
1974年1月18月，毛批示同意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③而秦始皇是遭到中国历代历史学家辱骂的专制统治者。
到8月，毛的讲话肯定已经在政治鉴赏家中广泛地传开，激进派控制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位广东教授撰写的文章，提出了随后的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些主要观点，其中包括与当代中国政治关系最密切的那个观点。他引用了孔子的《论语》中的一段话：“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虽然转弯抹角，却明白无误地批判了周恩来重新起用一些高级干部的措施。使人产生这种感觉的一个原因是周的姓氏的缘故，他所批判的一位公元前12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周公，正好与周恩来同姓。④（原文如此——译者）。
当这篇文章在中国上下讨论的时候，江青跑到清华，组建了一个班子，为全国性的官方批判运动提供理论武器。⑤该小组由前中央警卫团、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政委迟群领导。迟群当时是
表61969年4月—1973年8月领导班子的变化
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同时负责首都另一所重点院校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他的助手是谢静宜，也来自8341部队，曾做过江青的秘书（原文如此，实际上，谢在文革前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中——译者），后来调到清华大学担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①
1973年秋天，迟群和谢静宜组织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12位（后来增加到32位）学者，专门进行研究，撰写文章，把林彪和孔子联系起来，为了现实政治的迫切需要，去进行历史类比。这个理论批判队伍被称为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简称“梁效”（两校）。梁效成员搬进专门的办公地点，配给特供伙食，从事收集材料的工作，而这又常常是根据江青授意进行的。③1974年1月18日发布的文件，是“梁效”的第一个重要成果。
这标志着官方的“批判林彪，批判孔子”运动（“批林批孔”）的正式开始，它由江青和王洪文一手策划，1974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元旦社论《元旦献词》，为大张旗鼓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作舆论准备，预示着它的到来。⑤
1月24日，据说未经毛泽东批准，但可能得到毛的首肯，江青等人召开了在京部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第二天，又召开了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她和姚文元、迟群、谢静宜都在会上作了讲话。③
批判保守势力的复辟是这场运动的一个主题，强调在要求前进的人和企图倒转历史车轮的人之间，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⑥
不管这场喻古讽今的大批判对活着的周的心理影响如何，由于身患癌症，总理的身体日渐衰弱，最后不得不中断工作，同意手术。⑨才偶尔离开医院。但如果激进派认为他们长期以来穷于对付的对手将要消失，并为此洋洋得意，他们的满足只是十分短暂的。周身患绝症，促使毛着手解决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令他的激进的追随者沮丧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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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复出
毛必须找到一个人来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虽然主席认为大乱达到大治，可能也为全国性的动乱激动不已，但他同时清醒地认识到，需要一种稳定力量，以避免全面的混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甚至在更早些时候如大跃进时期，周恩来一直发挥这样的作用。虽然他为应付局面（或是为应景）仍可从病床上挺身而起——最值得一提的是，1975年1月13日他离开医院，在四届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但他已不可能为处理国家每件重大事务而长时间地辛勤工作了。
对毛来说，不幸的是，王洪文令他大失所望。王在上海工作时，毛以为他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发现了一些政治技巧。③
至于江青，除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代表毛从事一些政治活动外，中国2000多年延续下来的男人当权的政治文化，以及植根于这种文化的偏见，使她通往权力的道路上充满了障碍。毛意识到，作为一个妇女，江青是一个政治包袱。因为妇女统治违背了儒家的父系继承制度，因为她们所谓的错误行为，女性统治者的历史都受到男人历史学家们的谴责。从1974年起，江青一直试图改变西汉吕后和唐代武则天女皇的反面历史形象。吕后、武则天，以及晚清的慈禧太后，向来是历史学家主要的攻击对象。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虽然江青和她的上海帮仍然在推动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在这段时期里，毛不时对他们提出批评，表示不信任，显出一种分离的倾向。婚姻冲突是一种可能的解释。根据特里尔的记载，1975年江青搬出中南海（中国领导人住在里面），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特里尔的材料说，这是她和毛泽东之间政治上发生了分歧，而不只是感情纠纷。③一位中国观察家提供的一项证据表明，毛对“四人帮”的攻击是为了解除他们敌手的武装所放的烟幕的一部分，暗示他与他们已分道扬镳。果真如此，那么他主要想蒙骗的是邓小平。
1974年10月 4日，毛再也不能忽视周恩来患病可能造成的影响，提议邓小平接替周总理的位置，担任第一副总理，主持政府日常工作。这样，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两个主要受害者之一即将重新获得管理中国的权力了。王洪文的直线上升已经够异乎寻常的了，但重新起用邓小平却更令人大感意外。然而从上一年年底以来，邓小平这颗政治明星正在重新上升以及上升的原因，人们都是很清楚的。现在的问题是，人民解放军在政权中的作用如何。
在1973年12月12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已经谈到，他希望将各军区的司令员对调，以剥夺他们长期形成的军事控制和联系能力以及他们最近一段时期获得的党政职务。他抱怨说，政治局不管政治，军委不管军事，明显地暗示军队不要干预政治。为了减少将军们对这些提议的不满，毛做了两件事：他提议邓小平进入中央军委，担任总参谋长；他说林彪粗暴对待人民解放军的革命英雄，他受了林彪欺骗，为此还作了自我批评。不管这种解释是否使将军们感到满意，但毕竟他道歉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毛如愿以偿了：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同一天，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原文为“重新在中央军委起重要的政治作用”——译者），并决定他进入政治局。交易的成分显而易见。作为对将军们放弃政治权力的回报，他们得到许诺，权力将交给一位可靠的老同志。邓小平宣布，所有八个军区的司令员都将在10天以内到他们的新岗位去报到。①令“四人帮”感到不快的是，1974年4月，邓小平被挑选率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向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介绍毛的三个世界理论。
毛重新起用邓小平，削弱了“四人帮”潜在的最强大的对手——军队，“四人帮”至少可以因此得到一些安慰。但当毛在10月透露他准备让邓小平管理国家时，“四人帮”慌作一团，积极采取激烈的行动，试图使毛放弃他的打算。10月18日，王洪文秘密飞往长沙去见毛，②这样，毛生平最后一个大的运动的舞台搭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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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主持工作的一年
1975年1月，在邓小平接管党政日常工作时，他并没透露出他的想法。③难道他会相信毛已放弃了文化大革命并允许他恢复文化大革命前夕曾推行过的那些更为理性的政策吗？
这里有某些鼓励性暗示：对像他自己一样的人即使不恢复原职的话，也进行了平反；在毛的支持下，周恩来在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长远的经济规划和以后众所周知的“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②
邓奋力解决一些紧迫问题。④
更为紧迫的问题是工人的骚乱。最引人注目的是苏州、南京、南昌和其他地方的铁路工人罢工和阴谋破坏活动，这显然是“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左”倾分子煽动的结果。4条主要铁路干线交通中断，引起了巨大的经济混乱。邓利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恢复了秩序，同时也恢复了中央的控制②
在寻求解决经济方面根深蒂固、长期存在的问题的方法时，邓召开了会议并采取了一系列主动措施。制定了三个重要的政策性文件：《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国家计划委员会起草，8月18日公布）；《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胡耀邦、胡乔木和其他人起草，9月26日公布）④
在左倾分子要求实行更加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的煽动下，这一年的六、七月份在华中、华南地区爆发了罢工浪潮。这个关于工业的文件解决了这次罢工浪潮的根源。①
正是《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个文件对左倾分子进行了全面抨击，大量地引用了毛的早期著作来阐明不能因强调革命而妨碍生产的观点：“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一旦抓了革命，生产就自然地并毫不费力地提高了，这只是那些纵情于神话的人才相信的观点。”③
江青在农业问题上也与邓进行了交战。在9月15日至10月19日召开的、有3700名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她号召回到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期的公社理想上去，并强调平均主义和阶级斗争。在另一方面，邓回顾了60年代初期，那时利用各种刺激鼓励农民的积极性。④
另一个利用历史或文学作品为当代政治目的服务的古怪例子是，江青在她的大寨讲话中通过贬责一本著名的古典小说《水浒传》中的男主人公来影射邓小平。她宣称，“必须认真阅读这本书，看清这个叛徒的面目。……宋江那个人搞了许多两面诡计”⑦
在邓小平当权的一年中，毛的行为是矛盾的。③
毛的模棱两可可能反映出他已丧失了决断力。这是理智和感情的真正矛盾。这也可能是他身体日渐虚弱的表现。从1974年初到1975年8月，即在毛接受摘除白内障手术时，他已不能看书了。由于他的机要秘书生病住院，毛不得不依靠他的年轻女秘书张玉凤给他读官方文件和报纸。1975年底，毛患了帕金森病，已说不出话了，甚至在会见某些外国要人时，只能靠写或发出只有他的随从能理解的咕噜声与他们交谈。根据张的回忆：
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型和表情上进行揣摩，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的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①
毛的左倾侄儿毛远新似乎在1975年9月底从东北调到北京，充当主席与政治局的联络员。他也反对邓。毛远新像埃古（莎士比亚剧作《奥赛多》中的反面人物——译者）一样，歪曲邓的报告并把他对邓对文化大革命忠诚的怀疑都送进主席的耳朵。他找到了一位富有同感的倾听者。②
所有这些因素也许会有助于改变毛的态度。但考虑到毛与邓交往甚长，毛在1973年就天真地认为这位从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二号人物已改变了他的缺点，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更有可能的假设是，毛提拔邓小平是一个策略，其目的部分是为了蒙骗军队以更有效地解决“毛之后，哪一派统治？”的问题；部分是为了赢得时间以解决“毛之后，谁接班？”这一问题。他在1975年提出的观点并没有表示他已改变了他在“毛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上长期坚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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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的逝世和邓的下台
甚至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以前，批判邓小平政策的浪潮已逐渐兴起。“四人帮”可能觉察到主席对邓的容忍正在消失，于是决定发动一场运动打倒他。正如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初战战场是知识界一样。
一位清华大学的党员干部（或许受到邓的支持者的鼓动）两次写信给毛，诉说了“四人帮”在那里的忠实追随者迟群和谢静宜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毛把这视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11月3 </PGN日，迟和谢公布了毛支持他们的复信，这标志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始。③
11月，在毛的指示下，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议”。华国锋在会上宣读了毛的讲话要点，然后将《要点》传达到各省的高级党员干部。毛的讲话和随后颁发的拥护毛的讲话的中央文件的要点是：从7月到9月，政治谣言四起，有人企图分裂最高领导层，攻击文化大革命，力图翻案。④毛有效地从邓那里收回了他的权力，并使当时的运动成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正在此时周恩来逝世了，这突然引发了一场将在年内波及整个中国的政治危机，几个月来，周一直不怎么活跃，但在他活着时，他是理性和克制的象征：不管国家变得如何混乱，在某个地方，总有人试图恢复秩序，并保护人们免受文化大革命的最坏影响。早在20年代初，邓小平在巴黎勤工俭学时就和周在一起。他在周逝世4年以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总结了人们对周的态度：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①
周在逝世前一直担任总理职务。现在选择接班人，不可能再推迟了。邓是当然的候选人。周选择邓本来暗示着他依然愿意保留一位温和派人物掌舵。尽管“左”派对邓的复旧主义政策的批判浪潮日益高涨，但他还没有受到公开的羞辱，还让他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致悼词②
但是毛必定已估计到，如果让邓继承周的衣钵，这实质上将使邓的地位在他本人逝世后变得不可动摇。现在必须打倒邓，否则他最终将除掉那些想真诚地保护毛主义和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人。同样的论据也妨碍了叶剑英、李先念等其他主要幸存者来继承周的职务。
最有可能当总理的激进候选人是“四人帮”中最有能力的成员、位居邓小平之后排名第二的副总理张春桥。但毛很久以前就已确定周的接班人不应是个激进分子。一位激进的总理不但不能维护毛主义，而且会突然引起敌对反应，导致人和纲领的废弃。
因此毛不得不选择一位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可能毛的精明设想是，这样一个人会非常感激毛并一定能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个受益者或许也想在领导层中保留一个激进分子，以便平衡老干部对其地位的威胁。这样，这支纯洁的毛主义火炬会在政治局里继续燃烧，即使不在它的鼎盛时期。
毛选上了华国锋，其原因尚未被人所知；也许毛在选择合适的继承人时又犯了错误。华作为一位官员，在毛的家乡湖南省的工作很早就受到了毛的注意和赞赏。③隐密的反邓运动得到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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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的策略
“四人帮”对华国锋的晋升十分恼怒，尤其是张春桥——他显然对总理一职垂涎已久。④这导致他们犯下重大的策略性错误。大概，这一错误使他们在毛死后保留权力的微小希望也化为乌有。他们没有与潜在的同盟者合作，而是全力以赴，夺取权力。
此时政治局的政治形势对“四人帮”是有利的（见表7）。文化大革命前老干部中的幸存者处于守势，他们在管事的政治局委员中为数不多。由于邓小平和叶剑英已靠边站，王洪文和张春桥是本可以利用他们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有利地位联合华国锋控制党的。华在此关键时刻本会欢迎这种支持的，特别是因为它会得到毛的赞许。“四人帮”的天然盟友是像华一样的受益者。他们相对年轻和活跃；而且，正如毛可能已觉察到的，因为他们获得权力的方式不同，他们会遭到幸存者的怀疑，同时他们也怀疑幸存者。而且，这些受益者包括军界和政界的要人，他们在任何摊牌中都将是重要的同盟者。这些人是：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中央警卫部队（即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司令员汪东兴；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①
表7 周恩来逝世后政治局的政治形势
但由于没有毛来进行严格的日常控制，“四人帮”又不能忍受任何妥协，反而使他们天生的好战态度放任自流。直到最近一向习惯于充当主席的守门人和代表的江青，③这样就使华不得不寻求幸存者的支持。于是，相互依赖的现实戏剧性地展现在了人们眼前。
“四人帮”不满足于驱邓损华，他们公然蔑视公众对周恩来的感情（他们必定了解公众对周的感情）。这位总理逝世时没有发布公告说明他将被火葬，也没公布追悼会在何时何地举行。但消息一传出，约有100万人伫立在从天安门广场到八宝山公墓的大街上，许多人手捧白色的纸花表示哀悼。在一个地方，群众纷纷拥上，阻止了送葬行列，要求按中国的习俗将周土葬。只有在周的遗孀邓颖超从车上下来，向群众说明火葬是周的生前愿望之后，送葬行列才得以继续前进。⑤
“四人帮”的反应不是暂时有所收敛，而是公然反对对周的悼念。虽然周没有被点名批判，但他们通过控制新闻媒介限制人们公开表达对周的哀悼，并同意对周的政策进行大肆攻击。①此后，在首都的心脏，即天安门的毛的巨幅画像的正前方发生了支持周、邓，反对“四人帮”的更加激动人心的示威。“南京事件”正是这一示威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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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
清明节是中国人怀念祖先和扫墓的传统节日。几年前，中共为了消除迷信，将这一天变成了缅怀革命先烈的日子。于是，北京人民利用这一机会来悼念中共最伟大的英雄并借以表达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3月19日，北京牛街小学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旁摆上了第一只花圈。4天后，一个自安徽来的人放上了第二只，并附有悼词。这两只花圈很快就被警察移走了。首都公安局的首脑隐晦地发出了信号：“花圈背后有严重的阶级斗争”。3月25日拂晓，一所中学送来了一只花圈，没过多久，一些工人送来了纪念匾。3月30日，出现了第一个人民解放军的花圈。这些纪念物没有再被移走，首都人民深受鼓舞。②
3月30日以后，纪念碑下的花圈越来越多，与北京市政府的命令背道而驰。一队又一队，一个单位又一个单位，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广场，送来了花圈、悼词，还朗诵着他人的悼词。清明节即4月4日这一天，刚好是星期天，大约有200万人到过广场。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底座部分全部被花圈所覆盖，在它的周围，花圈摆了一圈又一圈。大多数花圈都是自制的，上面扎有寄托哀思的白纸花，周恩来的像片贴在中央，旁边挂着两根丝带，写有悼念的文字。许多花圈上还别有颂词和诗歌，还有一些则张贴在纪念碑上。正是这些悼文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们挤在一起，急于了解别人是否也和自己有着同样的情感。①
有些纯粹是悼念总理的：
他没有遗产，他没有嗣息，他没有坟墓，他也没有留下骨灰。
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他富有全中国，他儿孙好几亿，遍地黄土都是他的坟。他把
什么都留给了我们，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是谁？他是谁？
他是总理！是我们最敬爱的总理！②
怀有这样的情感当时非常普遍，但人们最热心诵读的还是攻击“四人帮”的诗篇。其中有些比较隐晦，有些则一目了然：
某女士真疯狂，
妄想当女皇！
给你个镜子照一照，
看你是个啥模样？
纠集一小撮，
兴风又作浪；
欺上瞒下跳得欢，
好景终不长。……
若有人反总理，
如同狂犬吠日
——梦想！③
面对这些口诛笔伐，“四人帮”暂时认识到了现实。他们与政治局里的文革受益者们合谋采取强硬手段。本来，政治局在4月1日的会议上已经认定南京事件是分裂分子和邓小平的支持者制造的。根据这一否定性的判断，北京的警察在4月2日和3日开始采取行动，企图阻止悼念者，搬走花圈。①
4月4日晚，当清明节即将到来时，政治局又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的形势。政治局主要成员朱德、叶剑英、李先念等一些老革命家以及支持他们的许世友将军都未参加，④
在这次会议上，“四人帮”和文革受益者们继续合作的基础变得更为牢固了，双方都感到了威胁，他们的主张遭到人们唾弃。如果华国锋的论断是正确的，即毛泽东本人也成了一些悼念诗文攻击的目标，这就意味着他们分享权力的基石已经动摇。⑤毛尚在世就发生了这种事情，那么他死后又会发生什么呢？这样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支持周恩来的高潮至少也说明人们不再把毛当成指引未来的、独一无二的、神一般的领袖了。另外还有一条道路，他们选中了这条路，即他们也反对毛选中的接班人。人们对周的敬意表明他们想要邓小平来接替他的职务，那天晚上与会的每一个人都清楚，邓小平重握大权就等于是他们的灾难。
这样，就有必要迅速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毛远新将会议结论向他的伯父作了汇报，并且得到了毛的认可，于是，警察很快就开始行动。至4月5日凌晨4时，广场上的花圈和诗文全被清除了；滞留广场看诗文和守护花圈的人被逮捕。②
当局采取行动的消息迅速传开，人们开始从城市的四面八方向广场汇集，这时的行动是个人的而非集体的。但是有一群人——10个中学生于早上6点钟来到广场准备敬献花圈，没料到他们的去路被挡住了，纪念碑周围站满了军人和民兵，说纪念碑要清理。⑤
下午6时30分，吴德通过广场上的喇叭发出呼吁，要求群众离开广场。50000447_0380_5①
当晚召集的会议上，政治局作出结论，认为这一“事件”是“反革命暴乱”。4月7日，主席听了毛远新关于此事的报告之后，下令将《人民日报》关于整个事件的报道和吴德当时的讲话一起发表。邓被解除了所有职务，但允许他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不知邓当时还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就在当天，他被人民解放军神秘地转移到了南方某安全地。他在政治局里的盟友许世友和韦国清控制着那里的驻军。②
4月7日，毛作出了或许是他最重要的决策：命令立即将华国锋提拔到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的职位上。④这句话后来被华当成护身符。实际上，华的生存能力并不见得比前三任接班人强，只是毛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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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逝世
对于大多数迷信、讲究传统的中国人来说，1976年是充满凶兆的一年。周恩来于1月去逝，接着，89岁高龄的老革命家朱德于7月逝世，在早年艰苦的环境中，正是由于他对毛的忠诚才确保了军队服从党的领导。过了3个星期，华北煤城——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死亡达24.2万多人，重伤16.4万人。①
整个国家动荡不安，一方面是由于极左分子煽动反对邓小平引起的，另一方面则是公众对邓遭清洗感到愤怒引起的。铁路运输再次发生堵塞；钢产量在1976年的头5个月比预定指标少了123万吨；化肥、棉纱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也迅速下降，导致国民财政收入减少了20亿元。年度计划的各项指标不得不重新修改。②
在自然灾害、政治动乱和经济崩溃同时发生的时刻，精英们也逐渐认识到毛的生命正在走向终结。④
将军们也开始动起来了。王震将军劝说身为政治局成员的老帅叶剑英与“四人帮”作斗争。叶的老友聂荣臻元帅和杨成武将军也经常与他联系。叶还与其他政治局成员，包括华国锋及其他遭“四人帮”冷遇的文革受益者们一起磋商。叶又到了他的故乡——广东，在这里他与邓小平会了面，发现邓也作好了战斗准备：
我们要么任人宰割，让党和国家蜕化变质，眼看着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先烈用热血换来的江山被这四个人毁灭，甘心历史倒退一百年，要么我们就与他们斗争到底，只要一息尚存。如果我们赢了，一切都迎刃而解；如果我们输了，只要活着，我们就上山打游击，或者我们也可以到国外找一块庇护地，以待时机。目前，我们可以用来与他们作斗争的力量至少有广州军区、福州军区、南京军区。如果再拖下去，连这一点本钱我们也会输掉。①
但是叶还要等一等。他对王震说，毛没死就采取行动不恰当，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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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四人帮”
“四人帮”战略上的错误在于他们未能与文革受益者们建立共同的奋斗目标；战术上的错误在于他们在毛死后全都留在北京。林彪曾有过在广东另建一个中央的计划，邓小平下台后躲到盟友的控制区里，实际上，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都为他们提供了这一教训：面对强于自己的对手时，应另找一个安全据点。他们没有吸取这一教训。
江青及其同党过于得意忘形了。由于毛的支持，他们扶摇直上，很快地、轻而易举地攫取了大权；在毛的默许下，他们目空一切，大发淫威。他们每个人都滥用特权——中共曾发动一场革命来消灭的东西。但是，正如米洛万·吉拉斯所说，特权是官僚独裁制度的派生物，不可避免。①在一个世纪以前，这些人就可能是宫廷里的一个阴谋集团，利用与皇上的亲密关系，高高在上，却不知圈外的权力现实。
与宫廷阴谋集团不同的是，“四人帮”在上海有相当大的权力基础，他们本可到上海暂时退避一段时间的。然而相反，他们显然以为与毛关系密切，是政治局常委，又控制了新闻媒介，这些加在一起足可以使他们具备夺取首都的权力的条件。因此，他们倾全力于夺权目标上。毛刚死，江青在黎明前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对毛的丧事安排并不关心，而急于马上将邓小平开除出党。②
“四人帮”的行动计划似乎是三管齐下：坚持他们继承毛思想的权利；控制党中央；准备武装对抗。在姚文元的指挥下，各主要新闻机构很快就大肆宣扬据说是毛的临终嘱咐的重要意义：“按既定方针办”。如果不这样做，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③显然，他们的目标就是阻止任何逆转反邓运动方向、或（这更可怕了）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努力。
通过新闻界，“四人帮”制造了对他们有利的政治气氛，这可以动摇下层干部对首都力量平衡的判断，③
“四人帮”篡权的步伐更紧了。9月19日，江青要求政治局常委——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和张春桥——召开紧急会议，她和毛远新要参加，但不让叶剑英参加。会上，江提议授权毛远新整理他伯父的各种文件，目的是要找或者至少要“发现”毛的最后遗嘱，以利于江青夺权。最后通过表决决定由中央办公厅封存毛的所有文件。④
9月29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江青和张春桥企图强行讨论江青今后的作用问题，他们拒绝了叶剑英和李先念的意见（即毛远新应当返回辽宁的本职岗位），提出反建议——授权毛远新为下一次中央全会准备政治工作报告。⑥
“四人帮”的第三项措施是准备武力对抗。上海民兵（约10万之众）都发放了武器，并接到了准备战斗的命令。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也建立了秘密联系。王洪文及其同党在与下属们的谈话中都充满了火药味。①
10月2日，毛远新引起一阵恐慌。他命令[（沈阳部队）——译者]一个装甲师开往北京；沈阳军区司令部打电话向叶剑英报告，叶立即命令该师停止前进，返回原地。②尽管文化大革命变化万端，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军事指挥系统的忠诚丝毫未变，“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根本打不进去。
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历史学家们对“四人帮”搞军事政变也许有些夸大其辞。无论怎样异想天开，他们也应该想到以上海的民兵是无法与占绝对优势的人民解放军相抗衡的。上海可能成为他们最后的堡垒，但绝对成不了延安式的走向胜利的跳板。实际上，江青及其同党们一直呆在北京，这就给人们一个印象：他们是在自欺欺人，以为即使毛死后，政治也不会有反常现象，斗争仍将按文化大革命制订的规则继续进行下去，他们就是靠文化大革命规则爬到顶峰的。但是，他们的庇护者死了，而与他们作斗争的是一批为建立新中国身经百战的老战士——这些人革命时就没有尊重过任何规则，需要时能迅速无情地采取行动。
或迟或早，这样的行动都将发生，原因就如邓小平在他南方藏身之地所说的。叶剑英明显地感觉到，由于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他必须担当一关键角色。叶发现华有些犹豫不决，华原打算通过召开中央全会来解决与“四人帮”的争端，但是看到9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对抗，又得到叶的承诺——如果他勇敢地站出来斗争，叶和其他老同志将支持他——之后，华认识到，通过正常程序来解决问题已不合时宜。③
紧随着江青与王洪文的挑衅性的讲话之后，《光明日报》10月4日发表了一篇意识形态上要坚决斗争到底的文章，根据一种说法，正是这篇文章最终导致了对“四人帮”采取行动。②
①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接班人问题的比较充分的讨论，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北京的交接班”，《纽约书评》第35卷第2期（1988年2月18日），第21—22页。
①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4页。毛在最后一刻决定参加1972年1月10日陈毅的追悼会，并在追悼会上对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说，陈毅一直支持他，而林彪却反对他。有关的描写，请参见张玉凤写的11篇文章：“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载1988年12月26日至1989年1月6的《光明日报》。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此类活动。
②参见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28—530页；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4页。有关邓小平居留江西期间更详细的描述，参见裘之倬：。“邓小平在1969—1972年”，载《新华文摘》1988年第4期，第133—155页。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的信的复印件现藏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图书馆。在这封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指出，没有这个“无比巨大的照妖镜”，就无法使林彪和陈伯达这样的人暴露原形，由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推荐给我的这封信，是吹捧和自谦的结合，也反映对林、陈事件的个人看法。
①有关纪在清洗林彪余党过程中的作用，参见1998年6月18日《华侨日报》。有关纪在毛的 庇护下逐渐上升的描写，参见王灵书：“纪登奎谈毛泽东”，载《瞭望》（海外版），1989年 2月第6—13页。
②有关在5月发现癌症的描述，参见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94页。《不尽的 思念》，第583页，提供了早期癌症的有关信息，描述了毛命令成立一个专家小组，专门负责周的治疗。《周总理生平大事记》第494页，却仅仅提供了发现癌症的年份。
①有关王洪文的生平，参见丁望：《王洪文张春桥评传》，第49—134页。也可参见高和严：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42—448页。尼尔·亨特：《上海日记：文化大革命目击记》和安德鲁·G.沃尔特：《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风暴”》，描述了王洪文崛起时期的有关事件， 但对王本人描述较少。
②据在场的作者所见，在北京王洪文与要人们如年老的和身体健康的周恩来、李先念、外交部 长姬鹏飞等一起握手时，官方并未能说明王洪文担负什么职务。有趣的是，在为西哈努克亲 王举行的一次宴会的同样使人惊奇的场合（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也是初次露面，回 到公开的生活中，见约翰·加德纳《中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第62页。
③参见丁望：《华主席：中国共产党人的领袖》，第77—80页。
④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8页。
⑤中国人对王洪文直线上升的惊愕，不禁使人想起，当1988年美国总统竞选中，副总统布什 挑选41岁的普通参议员丹·奎尔做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时美国政治家和报刊舆论所表现的难以置信。而且，丹·奎尔一旦当选副总统，并不像王洪文那样仅仅拥有潜在的权力。
①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6页；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 本》第414—416页；这些年钢产量数字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233页载， 1969年是1330万吨，1970年是1770万吨，1971年是2130万吨，1972年是2330万吨，1973 年是2520万吨，在这几年（包括林彪的垮台）比以前大幅度增长。又见阎方鸣和王亚平：《7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建设的冒进与调整》（1985）第55—60页；对于1967—1968年后文 化大革命对工业的轻微影响的分析，见本书第6章。
② 1981年决议《注释本》，第416页。
①参见戴维·茨威格：《中国农业的激进主义（1968—1981）》，第57—60页和第5章；还可参见他的“政策执行策略：中国农村的政策‘风’和大队核算（1966—1978）”一文，载《世 界政治》 1985年1月，第37卷第2期，第267—293页。
②戴维·茨威格：《中国农业的激进主义》，第57—60页和第6章。
③ 1969—1973年粮食产量统计数字：1969—210.9万吨；1970—239.9万吨；1971—250.1 万吨；1972—240.4万吨；1973—264.9万吨。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158页。
④ 1972年是周恩来年这一估价，出自拉斯兹洛·莱德尼：《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1921－ 1985）：自画像》，第355—356页。该书讨论了本章涉及的有关问题。周试图利用这个机会， 彻底驳斥他在1932年曾经叛党的说法，这种说法看来是在康生和江青唆使下精心罗织的。虽然他四处散发毛对他表示信任的简短讲话，几乎直到他逝世为止，“四人帮”仍继续利用 这项罪名攻击他。参见《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党史 研究》1980年第1期第8页；伍豪是周恩来当时的化名。参见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 年》，第626—627页，该书讨论了周培源论教育改革的文章；默尔·戈德曼：《中国的知识 分子：建议和异议》，第162—166页，讨论恢复科学研究的尝试。有关周无力控制《人民日 报》的情况，参见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第203—204页。
⑤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5—626页。
①有关这项在政治上必要、在理论上却站不住脚的重新评价，参见王若水的10篇系列文章： “从批‘左’倒向反右的一次个人经历”，载《华侨日报》1989年3月12日—21日。
②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8页。
③《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2页。周恩来在报告中实际上使用了同样的 语言；同上，第9—10页。
④同上，第45页。
⑤威廉·A.约瑟夫认为，周的报告中含有微妙的暗示，林彪实际上是极左而非极右；参见他的《评1958—1981年中国的极左思潮》第138—139页。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可以设想，周 在王和张向他呈送报告草案之后，他曾修改过。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7、48、50、52、55页。
② “林彪与孔孟之道”，参见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16页。
①乐黛云、卡罗林·韦克曼：《走进暴风雨：奥德赛——一位中国革命妇女》，第323页。
②党史教研室：《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68页。毛在他与一位神秘的来访的埃及领 导人的谈话中，把孔子和秦始皇帝进行了比较；同上，这里我不能引用有关资料。毛习惯于用郭沫若的诗作陪衬来赋诗填词；例如可参考《中国文学》1976年第4期，第43—44页、 48—50页。但在《沫若诗词选》中没有收集毛泽东答郭沫若的任何一首最近的诗。
③《彭德怀事件》，第36页。
④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57期（1974年1—3月），第207—210页。周恩来就他 长期以来一直主管的外交事务发表的讲话，在毛的提议下，1973年11月受到政治局的批评，当然使“四人帮”以为他们的机会来了；王：《大动乱的年代》，第417页。
⑤乐和韦克曼：《走进暴风雨》，第323页。清华在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核心作用，以及江青 与这所大学的联系，表明她最初可能是从毛泽东那里得到指示的。
①《走进暴风雨》，第303页。有关江青和这两人之间的谈话记载，参见王：《大动乱的年代》， 第479—489页。
②同上，第 323—326页。乐对这个批判组的了解很多，因为她的丈夫汤一介是梁效班子的 12 位学者之一。
③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194页。
④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95页。
⑤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16页。有关“读书班”目的的描述，参见 《萦思录》，第295—296页；关于这些学习小组，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曾请我注意参阅《中共中央党校年鉴》（1984）第4页，该书认为它们没有什么野心勃勃的目标。有关康生的作用，参见仲：《康生评传》，第310—311页。默尔·戈德曼认为周恩来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批林批孔运动，参见《中国的知识分子》，第166—176页。梁效的一位主要成员曾声称，他从来没有写过或领导写过有意针对周恩来的文章。
①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39页；《大动乱的年代》， 第489—494页。
②乐和韦克曼：《走进暴风雨》，第325—327页；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96— 497页；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34页。
③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58期（1974年4—5月），第407页；同上，第59期 （1974年 7—9月），第 627—630页。
④同上，第58期（1974年4—5月），第407—408页。
⑤同上，第408页。
⑥《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69页。
⑦周坚持要在得到毛的批准之后，再去做手术；参见《不尽的思念》，第583页。关于他1975 年3月写给毛、详细报告他的健康状况、请求允许他第三次做手术的信，参见《周恩来书信选集》，第633—635页。
⑧《周总理生平大事记》，第504页；《怀念周恩来》，第585—586页。
⑨周因为情感原因也至少离开过医院一次。1975年 9月，他在北京饭店最后一次拜访了他 20 年的理发师；《周恩来传略》，第184页。
①王洪文最引人注目的失败——1975年未能平息杭州武斗，恢复社会秩序，此类事情还会继 续发生；参见加德纳：《中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第74页。
②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 187页。
③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38页。
①特里尔：《白骨精》。
②同上：第324—325页。威特克：《江青同志》，第476页；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 637—638页。
③特里尔在《白骨精》中记述了这一情节。
①《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386页；有关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分析，参见该书第57页。关 于邓小平的命令，参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97页。
①有关王洪文去长沙见毛泽东的描述，见周明：《历史在这里沉思》第2卷，第196—203页。
②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37—639页；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30— 537页。大陆近期的历史学家们不肯就张春桥如何被任命之事表态，也许他们是想避免把他 们关于毛在此时恢复邓的工作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的设想弄得一团糟。关于毛重召邓 的目的、在中国目前仍很流行的一种替代解释是，他想用邓顶替周恩来。据此情形说明，毛 担心周可能比他活得长；这位总理患了癌症，但据说主席也在1972年底患了严重的中风，这 使他相信他可能先死。毛提名邓可能部分是因为他认为他是“四人帮”不那么难对付的一位对手；也可能考虑到他俩早些年的密切关系——邓在毛处境非常困难时仍对他忠心耿耿；关 于毛、邓之间的关系，见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第140—145页。
③郝梦笔和段浩然主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 639—640页。
①周在1964年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时，他并没有提到毛的支持。参阅加德纳：《中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第67页。
②郝梦笔、段浩然主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 645—647页；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 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44—545页。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212页。政治 路线斗争当然是党内争论的最严重的形式：林彪事件已被列为第十次路线斗争。清除刘少奇是第九次。
③关于邓小平从 1975年 1月到 10月（从10月开始，邓不能行使有效的权力）这段时期的活 动，可参阅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40—641页。
④《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1—13、 27—42页。
①于尔根·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过渡时期》，第127页；房维中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41—543页。这些铁路干线是：天津—浦口；北京—广州；陇海线（连云港—天水），联接沿海的江苏和西北的甘肃的主要东西干线； 和联接杭州与南昌的浙赣线。
②约翰·加德纳：《中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第74页。
③关于对这两个文件的起草的分析，参阅肯尼思·利伯撒尔：《中国的中央文件和政治局政 治》，第33—49页。
④房：《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50—555页。
⑤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28页。
⑥齐辛：《“四人帮”案》，第246、 247、 257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43—46页；房：《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 550— 552页。
①齐辛：《“四人帮”案》，第 287—295页。
②同上，第227页。
③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76页。
④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29—130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 （1949—1980）》，第552—553页。
⑤《中国历史研究》第12卷第1期（1978年秋季号），第55页。
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74页。
⑦《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73—574页。关于《水浒传》事件的详细论述，参阅戈 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第201—213页。
①郝梦笔和段浩然主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48页。
②同上，第644—645页。
③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①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罗斯·特里尔在他的著作《毛泽东》的第395—397、 400—401、411—413、417—418页追溯了毛在1976年夏接见连续来访的外宾时所表现出来 的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
②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26页。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 648—649页，有报道说毛远新到1975年12月就不与他的伯父在一起了，但另有迹象表明，直到毛逝世，他一直留在毛的身边。
① “反击右倾翻案风”，参阅郝和段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49页。
②加德纳：《中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第 75—76页。关于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发展的详细 分析，请参阅第7章。
③其他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包括：江青的革命京剧；农村“赤脚医生”（或护理人员制度）；“五 ·七”干校（干部要花数月，有时数年时间在那里进行体力劳动）；大寨大队的集体主义竞赛。参阅197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④郝梦笔、段浩然主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 649页。
① “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载《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 303—312页。有 人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持肯定态度。请参阅周：《历史在这里沉 思》，第1卷，第57—58页。
②邓的讲话刊载在“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66期（1976年6月），第420—424页。
①见米歇尔·奥克森伯格、恽赛充（音）：“华国锋文化大革命前在湖南的岁月（1949—1966）： 一位政治多面手的成长”，载《中国季刊》第69期（1977年3月），第29—34页。
②为什么要“代理”呢？可以想象，这是出于礼仪上的原因：直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华为 总理以前，不能正式称华为总理。但当他在4月获得总理头衔时，那也不是某种宪法程序的 结果。毛可能意识到，王洪文没有受到考验就被提拔担任高级职务，这是一个错误。所以毛要试用华一段时间以尽量减少损失——如果华被证明是同样无能的话。或者毛可能想以此 暗示邓不是永远被开除而是暂时靠边站，从而避免老同志的反对。后一个假设也许可以解 释：毛在攻击邓时，为什么谨慎地说邓的罪行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得到解决。参阅郝 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0页。
③房：《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59页。根据这一论述，在叶剑英生 病期间，由陈锡联代替叶，但由于我看到的其他论述（例如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49页。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75页）都没有把它当作 一个动机来提，人们必须假定它是由叶对毛有关华的决定的愤怒引起的一种政治病。可以肯定，叶身体一直很好，他参加了1月15日举行的周的追悼会。
④关于张春桥对他个人所受挫折的反应，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75— 576页。
①这些人作为激进者的同盟的恰当性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邓小平在毛死后重新掌权时坚 持要他们辞职——而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这三人和纪登奎一起被称为“小四人帮”。
①齐辛：“文化大革命”，第191—192页。
②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30页。
③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 576—577页。
④罗杰·加赛德：《活跃起来！：毛之后的中国》，第8—9页。
⑤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82—586页。
⑥高皋和严家其：同上，第 581—582页。
①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 586—597页；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 六十年》，第652页；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60—164页。
②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 598—599页。
①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15—136页。加赛德是一个会说汉语的英国外交官，他于1976年 1月来英国驻北京大使馆，亲眼目睹了这一系列悲哀的事件。中国有关这些事情最完整和最生动的描述或许是高皋和严家其所著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第598—637页； 4月 4日到过广场的大致人数也来源于此书的第611页。本文作者4月1—4日虽在北京，但文中的叙述主要来源于前两种资料。
②引自加赛德的《活跃起来》第117页。
③萧兰：《天安门诗抄》，第 29—30页，选的这一段只是这本诗集中的一小段，当时广场上张 贴着许多类似的诗文。可参见两卷本的《革命诗抄》，后来童怀周选编成《天安门诗文集》出版。
①郝梦笔和段浩然主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2页。
② 同上。
③ 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31页。
④ 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19页。
⑤ 对毛和他的“封建式”崇拜的最明显的动摇不能不提到秦始皇，人们常将主席与他相提并论： “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引自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27页。
① 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31页。
② 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21页。
③ 同上，第622页。
④ “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1页，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29页。
⑤ 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29—131页。
⑥ 广播讲话内容见高和严所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29—630页。
⑦ 同上，第633页；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3页提到有388人被捕。加赛德的《活跃起来！》，第132页说约4000人在吴德讲话后仍留在广场，这也是估计数。并非警方记录。
①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3页；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第634—635页。加赛德引用当代一些非共产党的报道，指出有100人被杀，《活跃起来！》，第132页。
②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32页。我尚未发现有任何中方的资料以证实邓的安全是怎样保护的。
③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3页。
④ “你办事，我放心”，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99页。
① 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68页。
② 同上，第567页。有关拥邓的群众运动的报道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41—659页；对左倾分子骚动的分析见前引书第662—676页。
③ 有关毛在春节前后病情恶化的报道，见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
④ 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4—655页；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78—679页。9月上旬，江青再次来到大寨大队，这时突然接到北京来的急电，告知主席病情恶化，据说她并未马上动身，而是继续与卫兵和身边的医护人员玩扑克；高和严，前引书，第691页。
① 引自加赛德的《活跃起来！》第140—141页；引语的来源不甚清楚。加赛德也并未探讨邓提到的“国外庇护地”的含意。（本段引文无法核对——译者）
② 薛冶生编：《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2—343页。以前，叶和聂都被授予元帅衔，但文革前在林彪的领导下，军衔都被取消。
③ 王年一：“文化大革命错误发展脉络”，载1986年10月《党史通讯》。
④ 在毛弥留之际，所有政治局委员都一个接一个地与毛作最后的告别；见范硕所著“暴风雨般的十月——‘四人帮’覆灭记”，载《羊城晚报》1989年2月10日、2月19日，被翻译转载在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第17页。
① 米洛万·吉拉斯：《新阶级：共产主义制度剖析》，第42—47页。特里尔花了很大篇幅论述 江青的特权生活，并将她与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皇后相比较；见《白骨精》第317—323页。
② 薛冶生编：《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2页。
③ 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6页。根据文革后的有关报道，1976年4月 30日，毛的确对华国锋说过“照过去方针办”；见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99 页。有人分析了这两种说法的不同，认为“四人帮”的说法表明要遵循他们代表毛所提出的某些政策，或者要按他们能在毛的文件中找到文字根据的某些政策办；而华国锋的说法仅仅 是含糊的连续性。见加德纳：《中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第111—113页。
④ 各省报立即开始转载毛的临终嘱咐；见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35页。
① 作为政治局常委，王这样做是否真的如后来所说的超越了他的权限，这一点仍不很明确。两年前，王就曾试图将上海的干部安插进中央和政府部门，到底取得多大进展，不甚清楚；见 仲侃：《康生评传》，第316页。
② 《康生评传》，第334—335页；《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3页。
③ 拉德尼：《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1921—1985）》，第385页。亲眼目睹9月18日葬礼的叙述，见加赛德的《活跃起来！》第147—149页。9月下旬，一份声称是毛遗嘱的油印本流入香港，根据该材料，毛在6月份曾对一些领导干部提出要求，让他们在其死后帮助江青 “举起红旗”。见丁望：《华主席》，第112页。
④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214—215页。另一说法提到江青和毛远新曾强迫毛的秘书交出一些文件，只是在华国锋干预之后才归还；见丁望：《华主席》，第111页。
⑤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214—215页。
⑥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5页。
① 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5—666页；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214— 215页。
② 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99页。
③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4—345页。
① 文章是由梁效班子中的两个人写的，显然是在《光明日报》编辑的催促下写成的。作者之一说，文章是事先并未与“四人帮”商讨而仓促成稿的。尽管如此，它却足以使政治局委员之 一的陈锡联立即从唐山返回北京与叶剑英进行磋商。
② 对于“四人帮”被捕时具体情况的描写没有一致的说法。根据范文“‘四人帮’覆灭记”第 21页的描写，（可能是由华国锋）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最后校订和研究在天安门广场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议案。王洪文、张春桥作为政治局常委理当出 席，他俩于上午8时来到中南海的怀仁堂。而姚文元则以他是全国头号宣传家，如果毛选出 版前需作最后修改或修饰，显然需要他去执行，以此为借口也邀请他出席。当他们每人到达 后，华国锋向他们宣布：中央认为你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并决定调查你们的问题。调 查期间，不得与外界接触（意译）。于是汪东兴的手下押走了他们。与此同时，江青和毛远 新也分别在他们的住处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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