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
1969年初，北京决定把长期存在的中苏边界争端推向战争。如果不做出这个关键性的决策，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对外关系的总体发展可能只会造成不幸但危害不大的畸变。中国为什么决定发动一次局部战争（尤其是在中国国力尚弱的时候），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1969年3月2日乌苏里江珍宝岛上发生武装冲突的原因，至今仍没有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①
中苏边界争端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中国和俄国签订第一批条约的17世纪。③
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导致莫斯科和北京军事同盟解体以前，上述问题常被有意淡化，或者也比较容易解决。中苏分裂之后，此类遗留问题再次凸现，成为中苏之间主要的分歧问题。1966年左右军事化倾向的加剧，使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起边界问题了。这使中苏两国的关系更趋紧张。这些分歧迟早会演变成暴力冲突，并唤醒潜藏的种族、历史和本能的互相提防和担忧。
1960年以来，边界事件日趋增多。俄国人声称，从1962年夏开始，中国“蓄意挑衅”的次数逐年增加。到1967年，边界形势已相当严峻。不但有报道说1967年1月双方在乌苏里江发生了一次冲突，而且俄国人还对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疯狂的挑衅行为进行了公开指责。1967年12月7—9日和23日，以及1968年1月末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又发生了一些事件。边界事件虽然在1969年3月2日发生武装冲突以前一直没有中断过，但俄国人逐渐掌握了一种不用武力解决边界纠纷的办法。在3月份的珍宝岛事件中俄国人就使用了这种办法。①
这好像证实了苏联的说法，中国人对俄国人的指责只始于1967年1月23日“入侵”珍宝岛。中国人指责俄国人“撞我渔船，抢我渔网，用高压水龙头喷射我渔民，甚至绑架我渔民”，打伤中国边防战士，抢劫武器弹药，侵犯中国领空。后来，中国还指责苏联的坦克、装甲车和汽艇侵入中国领土领水，“强行驱逐我国居民，捣毁房屋，捣坏生产和生活用具”。②这些互相指责当时还不过是对边界某些地段的划分存有分歧和发现边界是表现紧张关系的主要窗口的两个不友好国家之间发生的一些普通事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都越来越严肃地看待对方的行动。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的夺权活动开始后，中苏双方也开始了针锋相对的报复活动。为什么会这样呢？
长期以来，中苏双方在边界部署的军队数量大体相当：中国人在东北边界占优势，俄国人在新疆边界占上风。苏军武器和后勤供应较占优势。1959年以前，中国人对这种状况既不担心，亦未提出挑战，俄国人也不仗势欺人。60年代初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分裂后，双方军队的部署仍保持防御性态势。由于边界事件在1959年至1969年间每年都有增加，双方可能都相应地加强了边防部队。但在1967年以前，双方都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也未改变传统的军事部署。然而，从1965年末开始，苏军进入了更高的战备状态，配备了更多更好的武器，部队人数也有所增加。苏联还与蒙古签订了一项新的防务协定，获得了在蒙古驻军和保持基地的权利。①
中国方面没有采取相似的行动。1965年中，中国人正在进行军事战略的争论。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权力斗争使总参谋长罗瑞卿遭到了清洗。由于林彪竭力运用毛泽东思想提高军队的素质，致使军队丧失了战斗力。此外，越南战争使中国人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到了南方。因此，中国人对苏军的所有军事动作都未作出相应的反应。②
1967年，因文化大革命而生的边界事件层出不穷，这在苏联人看来成了越来越不祥的征兆。他们增加了边防军的数量，因而引起了陈毅的公开指责。③苏联军事集结最重要的步骤是在蒙古领土上部署了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到1967年11月，几个师的苏联军队已部署在蒙古的永久性基地上。
这一大规模的集结打破了双方的军事平衡。中国人竭力调整军事部署，从福州军区抽调了几个师到中蒙边界。北京还开始高度重视边疆各省生产建设兵团的重要性。④但是，中国领导人显然在考虑采取更直接的行动。
1969年3月1日深夜，大约300名身着白色伪装的中国边防军和正规军从中国一侧的岸边越过乌苏里江上的冰层来到珍宝岛，在一片树林中挖好掩体，架好通往指挥部的电话线，在草垫子上潜伏下来。⑤3月2日清晨，珍宝岛以南的苏联哨所里值勤的哨兵向上级报告了江岸上中国人的活动情况。上午11时左右，二三十名中国人边向珍宝岛前进边高呼毛主义的口号。苏联指挥官斯特列尔尼科夫率部分人员乘两辆装甲运输车、一辆卡车和一辆指挥车驶向珍宝岛。抵达该岛后，斯特列尔尼科夫和几个人走下车来，像往常一样警告正在逼近的中国人。俄国人按照平常应付此类情况的办法，把自动步枪挎在胸前，挽起胳膊阻止中国人通过。这时双方发生了争执。中国人列队前行，看上去没带武器。但当他们走到离俄国人约20英尺时，第一排的人突然散开到两旁，第二排的人迅速从大衣底下抽出手提机关枪向俄国人开了火。斯特列尔尼科夫和另外六人当场毙命。与此同时，埋伏在俄国人右侧散兵坑中的300名中国人也开了火，打了俄国人一个措手不及。迫击炮、机枪和反坦克火箭筒也从中国一侧的江岸上吼叫起来。后来，中国人向俄国人发起冲锋，双方展开了肉搏战。最后，苏联人被击败了。（据俄国人说）中国人带走了19名俘虏并很快加以杀害。他们还带走了苏军的武器装备（后来进行了展览）。
珍宝岛以北苏联哨所的指挥官布别宁看到发生了战斗，即率部赶往出事地点。他乘坐一辆装甲车来到中国军队的右侧，迫使他们分散了火力。但他也进入了中国人为斯特列尔尼科夫准备的伏击圈。布别宁的装甲车被击中，他受伤后晕了过去。醒来后他设法爬进另一辆装甲车，继续指挥战斗。此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后来，俄国人占了上风，一度曾包围了中国人，最后迫使剩下的50—60名中国人退回了乌苏里江岸。
3月15日的战斗有些不同。①双方的准备都很充分，投入的兵力较多，损失更大，战斗持续的时间更长。双方都是有备而来。与3月2日的冲突不同，说不清究竟是哪一方先挑起3月15日的冲突的。3月14日深夜，俄国的一个侦察小队潜伏在珍宝岛，引诱中国人发动正面攻击。中国人说苏方在凌晨4点左右向该岛和江湾派了“许多”坦克，袭击了中国的巡逻兵。不知道袭击中国的巡逻兵何以需要如此多的部队。俄国人说他们的两辆装甲车在凌晨巡逻时发现了一队中国人，据说他们是第一天夜里埋伏在珍宝岛上的。无论起因如何，战斗在上午打响了，中方江岸上的迫击炮和大炮吼叫了起来。
中国此次投入的兵力超过了一个团（约2000人）。他们冲过冰层攻占了珍宝岛的一小部分。当俄国人看到中国人冲过来，即从装甲运输车中以机枪扫射，试图阻止他们前进，但当他们发现中国人较多时，即撤退了回去。（俄国人报道说中苏兵力是十比一）。中国人的炮火不但轰向苏联军队，而且轰向乌苏里江主航道以东冰面，试图阻止苏军重型车辆的运动。俄国人采取美国人在朝鲜战争中运用的战术，先让中国人靠近，然后以大量坦克、装甲车和装甲运输车发起反击。下午1点，苏军大炮形成猛烈的阻击火网，向中国江岸上的阵地纵深处猛轰，最远达到了四英里。苏军共发动了三次反攻，三次都攻破了中国人的阵地。前两次反攻因弹药耗尽而退回，但第三次反攻击溃了中国人，迫使他们带着伤员和尸体撤回了江岸。晚7时，持续九个多小时的战斗终告结束。苏方损失约60人（包括边界哨所的指挥官）；中方损失800人，双方的数字可能都包括死者和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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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3月边界事件的原因
由于我们研究的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且缺乏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所以不可能对中国人在1969年3月2日打响第一枪的原因作出最后的结论。或许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一些探索：中国的地方局势；中国首都的政治斗争；外交政策方面的动机。①
就地方局势而言，有三种可能性。第一，中国边界地区的地方指挥官可能有在边界形势特别紧张时采取军事行动的自由。授予较大军事单位的指挥官以自由处置之权，是守卫漫长国境线的一种合理的管理办法。考虑到地方政治形势变幻莫测，特别是1969年初军队开始在全国行使权力，很可能有性急的指挥官擅自行动。但是，中方的行动实际上（如果我们相信的话）是有计划有准备的。这说明行动是受上级控制的。
第二，3月2日发生的事也可能是偶尔在珍宝岛上相遇的普通巡逻兵之间的局部性冲突。这似乎与一年前中国和印度的冲突相同。如果真是这样，苏联人就会声称中了中国人的埋伏，以此掩盖其作战失利的事实，中国人则会闭口不言，希望不要招致俄国人的报复。这实际上是根据统计资料得出的结论，很难被驳倒。它认为此类事件或迟或早总会发生，终于于3月2日在珍宝岛上发生了。然而，俄国人提供的战斗过程的详细程度，以及他们表现出的极大的义愤，又不能不使人相信，这次事件确实是经过周密策划的。
第三，在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沈阳军区、珍宝岛当地的中国指挥官以及他们在北京的上级领导之间可能存在意见分歧和通信不灵的情况。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可能想对林彪显示自己的重要性，或者是地方指挥官想对陈显示他们的重要性。但是，军队通常不会这么做。军队是从上到下指挥系统十分严密的组织。如果真的发生了此类竭力显示自己克尽职守的事情，考虑到它给中国带来的可怕后果，那么有关的当事人肯定会被立即解除职务。但是，就我们所知，没有人因此而被解除职务。
更具说服力的解释也许在国内的政治斗争方面。最大的可能性是，北京的派系斗争非常激烈，某些派系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在为生存而战，因而采取了极端措施。1969年初，中国有许多派系在争夺权力，中央文革小组的理论家，周恩来手下的政府官员，林彪领导的军队，尚存的群众革命组织和——借不停顿的动乱来提高自己权威——毛泽东。然而，有动机、有权力、有指挥系统下达伏击苏联军队的命令的只有毛泽东和林彪2人。江青及其追随者缺乏指挥系统，周恩来不会那么傻，会认为中国能采取这种大胆的行动而不受到任何惩罚。
林彪确实有许多理由加强自己的权力。他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但他尚未获得能够帮助他度过继承权力后的危险期的那种支持。另外，他不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树敌不少，而且未能使大家（毛泽东除外）相信他是合适的接班人。在应该由军队还是由政府在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始于1968年9月1日）中控制全国一事上，林、周之间显然存在严重分歧。林也许觉得外国的威胁会给继续实行军管提供更充分的理由。这样，他长期掌权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中国问题学者可以找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种可能性，特别是考虑到随后的权力斗争导致了1971年下半年林彪的死亡。①
第二种可能性是，领导层（毛、林、周、江青）一致认为有必要以边界冲突来转移民众对国内紧张局势的关注。随之而来的战争恐慌和由此激发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使领导层得以完成基于意识形态观念制定的重建中国的长远规划。这些规划是以前制定的，但被行政官僚们破坏了。显然，到1968年底或1969年初，有些人希望改变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恢复社会秩序。另一些人则想继续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据说它能保证中国永远摆脱“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这两派人之间显然存在严重分歧，且相持不下。如果我们假定毛、林和江青赞成走后一条路（周会被迫追随），那么他们可能会认为采取一次惊人的突然行动才是打破僵局的最好办法。让苏联人血洒疆场会使大众情绪高昂，还可克服政府官员的拖拉作风。这当然有前提条件：苏联的确是个纸老虎，换句话说，即莫斯科的反应是有限度的。如果俄国人反应强烈，其行径可以被当作证明社会帝国主义的可怕本质——一个国家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后会发生什么——的最生动的例子。
最后一个方面是北京外交政策的动机。第一（也是最重要的），1968年8月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克里姆林宫对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宣扬，贝加尔湖以东红军力量的加强和苏联边界巡逻兵的挑衅行为，都使中国人大为惊恐。毛和其他领导人也许认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尽早采取行动，给俄国人迎头一击，警告他们不要继续进行军事冒险。中国人不得不冒苏联军事报复的风险，因为俄国的坦克无论如何都能迅速集结在中苏边界。
第二（与第一点密切相关），每当中国共产党发觉敌人的优势兵力即将发动进攻时，其应对策略（这是从上海、江西和延安时期的痛苦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都是：在他们自选的时间和地点先发制人，不但能使敌人措手不及，甚至可能完全阻止敌人前来进犯。这就是珍宝岛冲突的由来。①
第三，毛也许担心，尽管他让中国人民了解了以修正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帝国主义的种种罪恶，但仍需采取一些补充措施，因为修正主义的毒素依然没有根绝，依然存在于中国的政治肌体中，为防止其蔓延，还需要打预防针。这样，中国人民才会永不再受“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的诱惑。制造珍宝岛事件是为了在中苏之间播下不和的种子。
最具说服力的解释也许是上述三种动机（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和政治斗争方面的两种动机的综合。后两种动机也是相互关联的，并可作为前三种动机的旁证。而且，这两个方面都还有另外的证据。就国内而言，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领导层对如何回应苏联的威胁进行过争论。在此之前有过多次争论（最后一次是前文述及的1965年的“战略之争”），其中确实有过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它表明各派之间在这个问题和其他更广泛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布拉格事件后再未发生争论，表明领导层的意见比较一致。这也许意味着各派之间的分歧尚不尖锐，也许意味着（这一点更有可能）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了外来威胁的严重性，意识到如果俄国人发动进攻，文化大革命甚至中共的统治都有可能被推翻。
就外交方面而言，北京虽然认为苏联的威胁非常严重，中国应该寻求其他外国的援助。不论这对中国某些领导人如何难以置信，当时中国所能求助的国家确实唯有美国。所以，从1968年晚秋开始，中国谨慎地对1965年以来约翰逊政府经常发出的信号作出了试探性的回应。其中最重要的是，北京停止了对华盛顿的口诛笔伐，并建议恢复华沙谈判。①1969年3月以前，中美会谈没有取得较大进展。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认为中国应该利用另一个核超级大国的利益和政策手段来求得对付俄国人的安全保障。
这样，中国的外交政策在这个阶段结束时又回到了开始时的状态。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又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中国深深地卷入了苏美纷争，其政策取决于美苏两国的力量消长。当然，这一点是几年之后才变得十分明显的。在这期间，中国因侵犯苏联和违背本国的利益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失去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外交政策方面暂时获得的行动自由（不管这种自由究竟有多大）。毛的首要目标是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但其革命性因毫无意义的反苏示威和大挖防空洞的活动而消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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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和边界危机，1969年
从第二次珍宝岛冲突开始，苏联采用了向中国实行压力外交的新策略。这个策略把外交和军事压力结合在一起，旨在使中国明白，苏联不但愿意谈判边界问题，而且希望以边界争端的解决为契机全面改善两国关系。这样一来，边界地区的压力就有了双重目的：一是解决苏中关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二是与北京一起就解决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方面的分歧进行“会谈”。克里姆林宫认定边界争端的“成功解决”（边界会谈将导致一个谈判解决）是值得全力争取的，纵然这可能会使其它方面在短期内停顿不前。
苏联人冒险采用了压力外交的策略。外交活动与惩罚性的军事行动以及制造中国将会遭受更惨重损失的威胁并举。他们还认为有必要加强其在整个苏联—蒙古—中国边界线上的军事力量，以支持新发起的政治军事攻势，防止第一次珍宝岛事件的重演。克里姆林宫试图通过常规部队的绝对优势控制地区局势，通过各兵种部队（包括核武器在内）的绝对优势控制战略局势。这意味着反华的大规模升级。这必然打乱苏联的经济秩序，把北京推向西方。当时，为了维护苏联边界的安全，莫斯科抱有投机心理，认为它可以应付中国的任何长期性反应以及任何短期性的反苏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现在看来，这是一次得不偿失的冒险。苏联的边界安全虽然得到了保障，但付出的代价太大：①引起了中国的担心和敌视；②促使中国下决心实现经济和军事的现代化，以便与苏联相抗衡；③难以实现签订边界条约的目标；④导致了以美国和中国为首的世界上其他所有强国结成反苏联盟的危险。
如果没有更确切的资料，对这些军事冲突的严重程度以及它们（作为边界谈判和中苏关系的压力手段或指示器）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是不可能得出站得住脚的结论的。不过，从1969年3月的冲突到9月11日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的会晤，苏联显然一直在利用边界冲突作为向北京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以求恢复1964年末中断的边界谈判。自9月会晤和10月20日谈判恢复之后，双方对发生事件的公开报道大体上能反映出谈判进入了哪个阶段，而事件发生的次数、地点和规模则能反映出谈判的进展情况。即使在双方都不公开承认发生了边界事件的时候，双方仍在利用军事冲突来试探对方的防卫能力和加强己方在谈判中的地位。
1969年3月以后的边界事件可分为两类：周恩来和柯西金会晤之前发生的为一类，会晤之后发生的为另一类。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不久，苏联即发起了一场反华运动，并输以暗示要进行核攻击，要给中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场运动在8月末达到了高潮。双方公开承认的冲突发生在6月10—11日，7月8日和22日，以及8月13日。②
公开报道的沿着边界发生事件的地点相当分散：有些在乌苏里江爆发3月冲突的地方；有些在黑龙江中的岛屿上；有些在中蒙边界，而更多的则在新疆和哈萨克斯坦交界的地区，距中国的核实验基地罗布泊和历史上两国间的入侵路线准噶尔山口不远。鉴于中国军队专注于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和行政管理事务，鉴于苏联在战略上占有优势，鉴于苏联曾暗示，如果中国拒绝恢复边界谈判，它将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所以很难想象这些冲突是中国首先挑起的。在某些时候，不排除有中国军队先发制人以防苏联发动进攻的情况。③但这绝非中国整体战略的一个部分，因为中国的实力相对而言比较弱。相反，我们应该看到，1969年9月11日以前是莫斯科使用政治、军事和宣传手段，迫使中国恢复边界谈判，并教训中国人不要再重演珍宝岛冲突之类的惊人事件的典型时期。
因此，苏联在采取这些军事行动的同时，还向中国发出了一系列照会，表明了它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还建议通过签订一项边界新条约一举解决所有分歧。莫斯科对中国人根据自己的历史观或思想观提出的诘问避不作答，却始终以军事行动配合外交照会。苏联在3月29日的声明中曾要求恢复谈判，④
俄国人决定通过1951年以来每年都要举行的界河航行谈判，试探一下中国人是否已做好全面恢复边界谈判的准备。所以，4月26日莫斯科建议双方于5月在伯力恢复这个低级别的会谈。②
这次试探使莫斯科确信，只要给予适度的压力，北京是可以坐到谈判桌边并签署协议的。苏联使用的主要手段仍是武力威胁。此外，苏联人还坚持在外交和意识形态两方面孤立中国人。莫斯科的对美政策存在固有的矛盾：一方面继续缓和双边关系，另一方面又与美国在第三世界争夺势力范围，并加强其战略力量以与美国争高下。苏联立场的这个弱点不久因中美的和解而暴露无遗。
然而，莫斯科在共产主义世界中拥有重要地位，能够获得盟国对其既定立场的支持。有段时间，莫斯科一直在努力召集所有支持它的执政和在野的共产党举行大会，讨论当时意识形态和外交方面的重要问题，像往常一样，发表一项全体成员都同意作为行动准则的集体宣言。中国当然拒绝参加此类活动，也未参加1969年6月5—17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③
对于苏联人提出的恢复谈判的建议，中国人经最大限度的拖延之后才作出了答复。5月24日，他们又就边界问题发表了一个长篇声明。④声明提出了中国就一项新条约进行谈判和划定边界线的五个前提条件。这些条件申明了中国在以后的谈判中的立场，摘要如下：
苏联人必须承认有关目前中苏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如果苏联人承认了这一点，中国愿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确定两国边界的全部走向，解决边界上存在的一切问题”。
俄国人据说是通过违反不平等条约而占据的中国领土，“原则上”必须归还中国。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对边界的个别地方作必要的调整”。
苏联人必须停止一切“挑衅和武力威胁”，包括炮火轰炸和核攻击。双方均不将边界实际控制线向前推进。至于边境河流中的岛屿，双方以主航道中心线（河流中最深处线）决定其归属权。
在明确划定界线之前，一方居民在另一方领土上“按照惯例”进行的“正常生产活动”（如珍宝岛等岛屿上的居民和帕米尔地区的牧羊人等）不受干扰。
声明还说，如果苏联同意这些条件，中国就恢复谈判，以便达成一项平等的协定。前两项条件正是造成1964年谈判破裂的原因。如果莫斯科同意了第一条，就有可能得归还17至19世纪俄国占领的大片中国领土，或使克里姆林宫一开始就白白地丢掉进行讨价还价的一个重要砝码。第二条也许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因为俄国人不可能归还如此大面积的领土）。由于边界的划分从未达到让双方均满意的程度，也由于1917年以前俄国人确实占据了中国所宣称的是属于它的大片领土，如果苏联同意这项条件，不但会把对这个问题的所有决定权送给北京，而且还得把诸如黑瞎子岛一类的大片土地还给中国。黑瞎子岛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交汇处，是伯力的天然屏障。鉴于苏联一直拒不接受中国关于这段边界的划界建议，中国在声明中提出举行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就显得不太严肃。此外，后三项条件的目的在于保卫中国领土，防止苏联的进攻。这将使俄国人无法保卫本国的领土，使之免受中国人在珍宝岛上发动的那种突然袭击，将迫使莫斯科承认，迄今由苏联控制的主航道中国一侧的岛屿的主权属于中国，还将使中国人像过去的许多年中一样，继续在苏联领土上四处活动，因此（在新的紧张环境中）而使发生军事冲突或宣传战的可能性大增。
不过，中国人毕竟稍稍开启了恢复谈判的大门。苏联人看重这一点，所以没有完全拒绝中国的要求。在1969年6月13日给中国的照会中，①苏联在拒绝中国五项条件的同时，对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作了详细的阐述，建议双方在两三个月内举行会谈，达成一项明确的协议。苏联的这种克制态度在照会中表现得很清楚：
苏联方面赞成下述各点：〈1〉对边界线上没有争议的地段，双方申明一致意见，并以条约文本为基础，经共同协商，就边界线的勘定达成一项谅解；〈2〉对发生了自然变迁的地段，双方可以根据已有的条约，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线进行划分；〈3〉双方签署共同认可的文件，把达成的协议记录在案。
关于条约，苏联坚持的是“信守公约原则”，而对边界线的勘定，则把注意力集中在自然变迁部分和对已有边界作更精确的划分上。中国对条约坚持“情势不变原则”，提出了恢复谈判的先决条件，但对边界的划分，也同样注重已发生的自然变迁——当然是有利于中国的——变迁。①
由于存在这些分歧（它们源于中共和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同立场，更源于俄国人的军事优势），谈判并未马上恢复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中国人拖延策略，且不愿与苏联人面对面进行谈判，莫斯科不得不做出抉择：或者让问题继续悬而不决，或者迫使其有所进展。由于1969年春末夏初边界事件仍持续不断（这显示了自由放任政策的危险性），也由于边境河流航行谈判已表明中国人可以被推到谈判桌边，所以莫斯科决定通过集结军队、蓄意扩大边界冲突、威胁使用更严厉的暴力手段和要求在不带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举行谈判，以迫使北京就范。这个过程贯穿于整个1969年夏，但直到9月初，中国人仍不屈服。就在这个时候，胡志明逝世了。他在遗嘱中特别要求俄国人和中国人了结他们的分歧，他在河内的葬礼可为中苏双方代表提供一个中立的会面场所。莫斯科马上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但是北京不愿在整个夏季都遭受军事打击和核威胁以及中国国内局势仍不稳定的情况下与苏联会谈。所以，由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碰到参加葬礼的苏联代表团之前，就从河内回国了。①
然而，俄国人还是给北京送去了明确的信息。苏联代表团团长柯西金在从河内回国途中（他的飞机已降落在苏联的塔吉克共和国），接到了莫斯科要他前往北京与周恩来会晤的电报。9月11日，这两位政治家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③
1.维持边界地区的现状。
2.避免再发生军事冲突。
3.在边界地区的某些地点建立非军事区。
4.恢复边界谈判，以已有条约和边界现状为谈判的基础，对边界线进行调整。
5.恢复边界居民的迁移活动，特别是苏联工人在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黑龙江沿岸地区的迁移活动。
对苏联而言，这显然是一个胜利，因为苏联对要谈的问题和谈判的基础作了详细的阐述。不过，前三点对中国也有好处，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联的军事威胁。在何处建立非军事区及非军事区面积的大小问题将使双方产生争议，中国人将利用这些问题阻止或拖延有关边界问题的实质性会谈。不管怎么说，中国人终于同意恢复谈判作为消除苏联的威胁的一种手段，而这也正是俄国人所希望的。
9月11日机场会晤之后，情况马上发生了有益的变化：苏联人停止了对中国人的抨击；④没有迹象表明双方达成了协议，甚至没有就努力达成一项协议取得一致意见。
身为新闻记者的苏联间谍维克多·路易斯于9月17日在伦敦《新闻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发出了苏联要对中国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暗示性恫吓。文章特别提到了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内涵——断言苏联有“权”单方面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也提到了对罗布泊核基地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这是双方未达成协议的证据之一。证据之二是中国人在东京会见了当时的全苏工会主席谢列平。②
这时轮到中国人在不失面子的情况下作出必要的让步以恢复谈判了。他们分别于9月18日和10月6日向俄国人递交了正式信件（在此期间，苏联显然作过答复，但内容一直未披露），④不过，在声明的最后，中国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确立了北京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所持的立场。就其实质而言，前三项原则与上文述及的中国政府在5月24日的声明中提出的条件是一致的。后两项原则重复了柯西金9月建议的许多内容。这首次表明，中国人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不过，这些原则也显现出了中苏之间的两点重要分歧。
第一，中国人想以重新划定两国边界全部走向的新条约代替过去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这与他们在1964年的立场没有区别，但与苏联的建议相去甚远。苏联建议对现有边界作更精确的划分，但不同意在新条约签订之前取消所有旧条约并承认其“不平等”的性质。第二，中国重申了原来的主张：为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双方都撤出一切有争议的地区，如中国人所说的俄国人违反“不平等”条约而占据的那些地区。苏联人显然不可能同意这个条件，因为它威胁到了伯力和其它重要地区的安全。
然而，苏联对中国的声明作出了积极的反应。1969年 10月 20日，谈判终于开始了。这样，在珍宝岛事件发生六个月之后，两国又同意——主要是由于苏联的压力——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了。对中国来说，谈判的恢复至少可以部分地减轻苏联的军事压力。现在看来，1969年北京显然根本不打算达成任何妥协性的协议，即不符合它所阐述过的诸项“原则”的协议。参加谈判的苏联代表团于10月19日抵达北京，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另有成员七名。中国代表团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首，也另有成员七名。①
①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77—1183页。
①弗农·阿斯帕图里安：“七十年代的苏联、美国和中国”，《概览》第19卷，第2期（1973年春季号），第103—122页；威廉·E.格里菲思编：《世界与大国三角关系》；迈克尔·塔图：《大国三角关系：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罗纳德·J·亚利姆：“三极与世界政治”，《世界事务年鉴》第28卷，第23—42期；托马斯·W.鲁宾逊：“缓和与中苏美三角关系”，见德拉·W.谢尔登编：《缓和面面观》，第50—83页；托马斯·W.鲁宾逊：“战略三角关系中的美国政策”，见理查德·A.梅兰森编：《既非冷战也非缓和？》，第112—133页。
②安泰顺（音）：《中苏领土争端》。
③同上，第58—90页。
①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81—1183页。
②新华社消息，1969年3月3日；《人民日报》，1969年3月4日；新华社关于边界冲突的纪录片的报道，1969年4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9年5月24日，1969年5月24日新华社电讯，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69年5月26日，A1-10；《打倒新沙皇！》，《人民日报》1969年3月3日，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373期（1969年3月11日），第17—19页。
①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83—1185页。
②哈里·格尔曼：《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集结和反华冒险》，第12—15页。中国人显然知道苏联在集结军队，还因此指责了莫斯科，参阅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85—1187页。
③《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36期，第136页；《国际共产主义译丛》第852期（1966年6月23日），第13—14页。
④江一山：“共产党中国的军事（1968）”，《祖国》第59期（1969年2月），第20—36页。
⑤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 1187—1189页。
①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89—1190页。
①此处参考了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90—1194页及所引用的有关材料。
①关于林彪失败和死亡的文字材料虽然很多，但有许多是不可信的。这些资料还充满矛盾，使用的时候应特别注意甄别，参阅姚明乐：《林彪的密谋与死亡》。这本书基本上是伪造的。较为可信的是高英茂：《林彪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另可参阅鲁宾逊：《林彪的政治军事生涯，第二部（1950—1971）》。
①威廉·W.惠特森：《中国的高层指挥：共产党军事政治史（1927—1971）》第11章，“战略与战术”。
①托马斯·M.戈特利布：《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与战略三角关系的起源》。
① 6月10—11日的事件，见新华社消息，1969年6月11日；《纽约时报》，1969年6月12日；《真理报》，1969年6月12日；7月8日的事件，见新华社消息，7月8日；《纽约时报》，7月8日；《真理报》，7月8日；莫斯科广播电台消息，7月10日；外国广播信息处：《苏联动态》，7月14日，A30-32；7月20日的事件，见《真理报》，9月11日；8月13日的事件，见《真理报》，8月13日；《纽约时报》，8月14，15，16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69年8月14日；《苏联动态》，8月15日，A1-4；《消息报》及苏联其他报刊，8月16日；《苏联动态》，1974年2月28日，C2-3。
②《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35期（1969年6月12日），第24页；新华社消息，1969年8月19日；《纽约时报》，1969年9月9日。
③中共军队历来把先发制人的进攻当作一种实用战术（而不是总体战略）来加以运用，参阅惠特森：《中国的高层指挥》。
①塔斯社消息，《真理报》，《消息报》，1969年3月30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4月16日，第3—5页；《苏联动态》，1969年4月1日。
②《苏联动态》， 1969年4月14日。
③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周报》，第18期（1969年4月30日），第33页。
④同上。
⑤《真理报》，1969年5月3日；《消息报》，1969年5月5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5月21日，第22页）。
⑥《中国动态》，1969年5月12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17期（1969年5月16日），第21—22页。中国的照会指责苏联上年未参加会谈，认为中国这次同意参加新一轮会谈是作了宽宏大量的让步。
⑦《苏联动态》，1969年5月23日。中国人于6月6日作了答复，见《中国动态》，6月9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36期（1969年6月13日），第22—23页。
①《苏联动态》，1969年7月14日；《纽约时报》，1969年7月14日。
②《纽约时报》，8月9日，（苏联的声明）；8月12日（中国的声明）。
③这次会议的讲话和文件的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7月2，9，16，23，30日；《苏联动态》，1969年6月18日。勃列日涅夫的重要讲话，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7月2日，第3—17页；讲话摘要，见《纽约时报》，1969年6月8日。
①《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7月2日，第12页。
②《真理报》，《消息报》，1969年6月18日，第1—4版。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8月6日，第14—24页；《苏联动态》，1969年6月18日。
③《共产党人》第11期（1969年7月），第3—16页（引文在第4页）。（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9月3日，第3—8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9年5月24日，见《中国动态》，1969年5月26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26期（1969年5月29日），第23—36页。
①《真理报》，1969年6月14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7月9日，第9—13页）。这是苏联回复中国5月2日的声明和6月6日的抗议（《中国动态》，1969年6月9日）的一份照会。
①信守公约原则是“有义务执行公约的国际法原则”，意指签约各方必须守信履约。与之相对的是情势不变原则。国际法中的这个原则是指，当事人只有在“情势不变”，即环境无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才守信履约。
①《纽约时报》，1969年9月12、13日。
②同上。显然，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充当了调解人。罗总理扬·杰奥尔盖·毛雷尔奉命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然后前往北京，在柯西金抵达北京前数小时会晤了周恩来。
③《世界报》（巴黎），1974年11月10—11日。后来，周恩来讲了他对机场会晤的意义的理解（双方未签署文字协议）。在周看来，双方达成了如下共识：〈1〉在通过谈判彻底解决边界争端之前，维持边界地区的现状；〈2〉双方尽量避免进一步的武装冲突，并撤走边界线附近的军队；〈3〉双方通过协商“重新划定边界线”，周认为“这个问题不难解决”，见《纽约时报》，1973年11月24日（周与C.L.舒尔茨伯格的会谈）；《共同社消息》，1973年1月28日（周与日本众议院议员的会谈）。关于机场谅解的执行，周和柯西金的看法不伺。第一，周认为，只有在其他方面的问题都得到重视之后，谈判才能够开始并持续下去，才能最终获得结果。第二，双方对“现状”一词的解释不同。柯西金认为“现状”指的是双方都不再侵犯边界，而周认为它不但指不侵犯边界，而且意味着边界地区的军事平衡不发生重大变化。第三，双方在非军事区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柯西金显然认为它指的是双方军队均撤出某些已发生冲突或可能会发生冲突的地段。周（可能知道柯西金的解释，也可能不知道）认为它指的仅是苏联军队撤出那些有争议的地区，即中国提出主权要求的那些苏联领土。这些分歧是双方难以达成协议的重要原因。
①《纽约时报》，1969年9月17日。
②同上，1969年9月19日。
③ 1969年9月2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美国共产党领导人格斯·霍尔由河内返国途中拜会勃列日涅夫的情况。勃列日涅夫告诉霍尔，柯西金向周恩来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其一与边界有关，其二与外交代表须保持在大使级有关，其三是要扩大贸易规模。另据报道，10月初贸易谈判已在进行，参阅《苏联动态》，1969年10月3日，该处转述的是一位驻莫斯科的南斯拉夫消息灵通人士的话。实际上，贸易谈判可能在8月份就开始了，见《中国动态》，1969年10月7日。
④中国方面发表的公报说，柯西金是“从河内回国途经北京”。这不是事实。它说明北京是被迫接待柯西金的。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98期（1969年9月18日），第25页；《远东经济评论》，1969年9月25日，第759页。
①路透社消息，1969年9月30日；《纽约时报》，1969年10月1日。
②《纽约时报》，1969年10月4日。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9年10月7日，见《北京周报》第41期（1969年10月10日），第 3—4页；《纽约时报》，1969年 10月8日。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文件”，1969年10月9日，见《北京周报》第41期（1969年10月10日），第8—15页；《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517期（1969年10月10日），第30—39 页。
①《纽约时报》，1969年 10月 8、19、 21日；《真理报》和《消息报》，10月19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11月12日，第15页）；《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523期（1969年10月24日），第30页；第4524期（1969年10月27日），第27页；《人民日报》，1969年10月21日；《北京周报》第43期（1969年10月25日），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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