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政策的低谷（1967—1968年）
1967年夏季内乱之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国实际上在国际社会没有任何作为。但是，中国外交政策的真正悲剧是，1969年初中国人自己挑起的中苏冲突本来是不必要的和可以避免的。1969年3月初的中苏边界冲突引起了俄国人军事上的强烈反应，使此后十年中国的外交政策丧失了主动权。这次冲突几乎完全是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内部政治问题和毛自己不明智的决定造成的。在此，我们先简要论述一下1968年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几件与对外关系有关的而在时间顺序上并不相联系的事情。
1968年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最疏远的一年。尽管官方发布了禁令，暴力活动仍不断发生，甚至党和政府的重建工作也是过了很长时间才正式开始的。②所以，中美关系没有任何改善或热起来的迹象。直到1968年夏苏联人推翻捷克政府之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对于越南，北京担心的仍是河内可能会与美国认真谈判，而不利用美国停止轰炸和提出各种和谈建议并进行会谈的时机部署下一次战役。②
中国人对俄国人仍是谴责不已，新闻媒介在所有的日常问题上对克里姆林宫的指责越来越多。①尽管中国关于自己可能会成为苏联的下一个军事进攻目标的担心丝毫没有根据，但它却成了1969年初俄国人血洒乌苏里江冰面的主要原因。按照毛的思维逻辑，残酷的谋杀会使俄国人措手不及，还可能使他们在进攻中国之前有所醒悟。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和英国驻华外交官受虐待一事的争执仍在继续。1968年仍然发生了一些事件，尽管都不像1967年那般严重。50000447_0255_1④（然而，北京同时也加紧了对反西哈努克的红色高棉的武器供应和军事训练。西哈努克无力说服北京停止给这些叛乱者提供物质援助。这是他数年后被赶下台的因素之一。）
1968年，中国对日本、印度和北朝鲜等对中国来说很重要的三个亚洲国家的政策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北京对东京的态度日趋强硬。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经常拘捕和驱逐日本记者，理由是他们对中国国内的事态打听得过分详细。在1967年和1968年下半年，一些日本商人也遭到了驱逐。②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犯了根本性错误的最好的一个例子。这些错误是外交部保存的中国对重要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档案材料被毁坏造成的。
北京还对印度发起了宣传攻势，号召印度人民通过暴力推翻印度政府。北京给纳加游击队秘密提供武器和军事训练，称赞纳萨尔巴里的农民暴动，赞扬比哈尔的骚乱，口头上鼓励印度共产党（当时已分裂为三派）中的亲北京派放弃走议会道路，改走暴力之路。④
1968年，中国发现北朝鲜的独立性太大，对北京不利，而且平壤有可能在违背中国意愿的情况下，再次把中国拖入与美国的战争。1月，北朝鲜在领海以外的水域捕获美国的电子间谍船“普布洛号”，在朝鲜半岛引起了一场危机。更重要的是，1965—1969年间，北朝鲜一直在变本加厉地向南朝鲜渗透，不断在非军事区和南朝鲜境内采取军事行动，大幅度增加军事预算，使之达到了一直在增长的国民总收入的30％以上。对北京来说更糟的是，平壤向苏联靠拢过去了，不但在意识形态方面是这样，而且还接受了苏联大量的军事援助。而且，中国的红卫兵小将猛烈抨击北朝鲜的“修正主义”，指责金日成是“百万富翁和贵族”。1968年，中朝两国正规军之间还发生过武装冲突。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人（像在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山区那样）在朝鲜人一直认为属双方共同所有的领土上修筑公路而引起的。①所以，中国人在1968年和1969年决定改变这种违背中国利益的倾向。唯一的办法是竭力与金日成拉关系交朋友；申明同志友谊；支持他对南朝鲜的政策；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在意识形态方面更宽容一些。这一切当然需要时间。此后几年中，中国一直在修复与北朝鲜的关系。但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阶段，两国关系的修复工作至少已开了头。
每年投票赞成接纳中国为联合国成员国的国家数目的减少和这些年来社会政治的崩溃对中国外贸的影响，是中国对外关系跌入低谷的最后两个标志。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北京会在1971年前好几年就能获得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1965年前的几年中，由于中国对前殖民地国家和它们加入主要国际组织之事采取温和的政策，投票赞成中国进联合国的国家逐渐增多。但是，文化大革命改变了增多的趋势。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北京因为进不了联合国，所以常指责联合国（虽然它已不再支持1965年印度尼西亚首倡的计划——建立一个针对西方的“革命性”国际组织）。①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必然会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但是，中国的国际贸易总额下降不多，1965年是38亿美元，1968年是37亿美元，以后迅速上升，1971年达到45亿美元。②当然，绝对数字并不高，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与7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不同，还未成为贸易大国。由于某些原因，文化大革命对外贸的影响确实不太大。首先，对外贸易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其次，许多出口工业基本未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或者说受损颇轻。再次，北京的主要出口来源——农业也几乎未受影响。贸易受到影响，原因主要在于交通和某些特殊的行业遭到了破坏，而不在于普遍的动乱。这说明，文化大革命在某些特殊的地方和行业表现得很突出。此外，贸易总额的下降是由于中国人倾向于保持每年进出口总额的平衡。所以，当出口下降时，进口亦受到限制。由于粮食进口大幅度减少，按说中国人的日常食物和摄入体内的热量会受到很大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中国的农业基本上未受主要发生在城市的动乱的干扰。
有一项变化值得注意：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国的对外贸易从60年代初开始一直在摆脱苏联和东欧，转向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当然美国除外）。1970年，与发达国家的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3％，而1965年只占39％，与共产党国家的贸易额则从1965年的30％降至1970年的20％。这时，中国进口的工业品和技术的大部分、农产品的绝大部分均来自日本和西欧。结果出现了较大的贸易逆差，差额部分由与香港和不发达的非共产党国家间的贸易顺差来弥补。此外，中国与共产党国家的贸易在1970年末也开始有了明显的增加。 1970年，中苏贸易额减至 4700万美元，但次年又回升到14500万美元。中国与东欧的贸易没有像中苏贸易那样大幅度下降。
鉴于苏联军队的集结（将在下文述及）和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政治后果，中苏贸易在1971年就能恢复正常确实是出人意料的。原因似乎是，中国对莫斯科及其东欧仆从国愿意提供的东西——主要是民用飞机和机器零件——非常需要，而对俄国人的政治和军事侵略进行惩罚的能力却严重不足。这个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北京外交政策——实际上是怪诞举措——的总方向是一致的。但其绝对贸易额是如此之小，可以说这个阶段中国的外贸主要是象征性的而非实质性的。只是到后来，中国才把外贸当成了一种主要的政策手段。
①赖斯：《毛的道路》，第24和25章。
②欣顿编：《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9）》第4卷，第425和439号文件；《每季大事和文 献》，《中国季刊》第34—37期的有关部分。
①亨利· S.阿尔宾斯基：“越南危机中中国和苏联的政策”，《澳大利亚季刊》第 40卷，第 1 期（1968年3月），第65—74页；陈庆：“河内与北京：政策与关系概述”，《亚洲概览》第 12卷，第9期（1972年9月），第807—817页；G.P.施德潘德：“中国与越南”，《国际问题研究》第12卷，第4期（1973年10—12月），第568—581页；伊什沃·C.欧嘉： 《中国对谈判解决越南问题的态度的变化模式（1964—1971）》，第23页；D.R.萨德萨： “中国与越南的和平”，《中国报告》第5卷，第3期（1969年5—6月），第13—18页；布 里安·肖：“中国与北越：两条革命道路”，《时事》第9卷，第11期（1971年11月），第 1—12页；向乃光（音）：“河内与北京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事务》第1卷，第4期（1964 年12月），第9—21页；亚历山大·伍德赛德：“北京与河内：革命伙伴关系剖析”《国际问 题杂志》，第24卷，第1期（1968/1969年冬季号），第65—85页；姚孟贤（音）：“中国共 产党人与越南战争”，《问题与研究》第1卷，第9期（1965年6月），第1—13页。
②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 35期（1968年 7—9月），第 119页。
③ 1967至1968年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中的作者的观察。
④参阅1968年8月23日周恩来的讲话：“中国政府和人民严厉谴责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武装 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北京周报》第34期，附录，第3—8页。
①参阅三篇连载文章，见《共产党人》，第6期（4月），第102—113页；第7期（5月），第 103—114页；第8期（5月），第95—108页；第9期（6月），第93—108页；第10期（7月），第90—99页。
②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2期（1968年4—6月），第189—190页；第35期 （1968年7—9月），第193—194页；第36期（1969年10—12月），第172—173页；第37 期（1969年1—3月），第165—166页。
③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 33期（1969年 1—3月），第 178页。
④《人民日报》，1967年12月28日，第1版；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129—137页。
①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 35期（1968年 7—9月），第 196页。
②《人民日报》，1968年4月5日，第1版；1968年2月28日，第1版；李季银（音）：《日本面对中国：战后政治和经济关系》，第49、163、188页。
③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4期（1968年4—6月），第192页；第35期（1968年 7—9月），第195页。
④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 32期（1967年 10—12月），第 225页。
①卡罗尔·贝尔：“朝鲜与均势”，《政治季刊》，第25卷，第1期（1954年1—3月），第17— 29页；唐纳德·S.扎戈里亚：“北朝鲜与大国”，见威廉·J.邦兹、金泳昆（音）编：《远 东事务中的两个朝鲜》，第19—59页；金日平（音）：“中国共产党与北朝鲜关系的演变”， 《亚洲研究杂志》第13卷，第4期（1970年12月），第59—78页；罗伊·U·T·金：“中 国与北朝鲜的关系”，《亚洲概览》第8期（1968年8月），第17—25页；约瑟夫·C·库恩： “北朝鲜：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中国季刊》第31期（1967年7—9月），第48—58页； 金钟（音）：《夹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平壤：北朝鲜卷入中苏争端（1958—1975）》。
①塞缪尔·S.金：《中国、联合国与世界秩序》，第99—105页。
② A·H.尤萨克和R.E.巴特萨维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贸易”，见美国国会（第92 届）联合经济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评估》，第335—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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