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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图文版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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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光荣与梦想

  光荣与梦想:维多利亚时代

  1837年,年轻的亚历山德拉?维多利亚登上英国女王的宝座,直到1901年去世,在位凡60余年。她开创了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时代是日不落帝国的巅峰,也是帝国辉煌的结束。幸运的维多利亚见证了帝国最后的辉煌,但却没有亲眼看到辉煌的结束。

  维多利亚女王的逝世,标志着一个长达数百年的时代走进了历史。

  不过凭心而论,大英帝国的兴衰与维多利亚女王没有多大关系。虽然维多利亚以她的无所作为,出色地完成了女王的职责,同时又拥有一个平凡女人所拥有的幸福。

  第一节 亚当斯密和《国富论》

  18世纪是英国工业革命凯歌高奏、狂飙突进的时代,当瓦特和博尔顿在伯明翰对蒸汽发动机进行最后完善的时候,在伦敦,一个50岁的学者正在对自己的文稿进行出版前的最后修订,这份文稿可以看作是一台特殊的发动机,一台思想的发动机,这台发动机将为人类财富的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文稿出版时的名字叫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称《国富论》)。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亚当·斯密,在这本书里,斯密对当时主导英国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提出了质疑。

  1621年,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曼发表了著名的《论英国在印度的贸易》,发展完善了重商主义理论。虽然重商主义理论形成的时间并不算早,但是重商主义的时间却早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就已经开始。

  重商主义理论是15-17世纪欧洲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这种理论把货币看成是财富的唯一形态,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攫取金银。英国对外殖民扩张和建立帝国的指导思想就是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认为,在对外贸易中必须遵守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为达到这个目的,国家必须积极干预经济生活,以保证货币尽多地流入国内和尽少地流向国外。工业革命前,英国长期奉行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的保护关税政策,就是重商主义。

  克伦威尔先生制订的《航海条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重商主义使英国在与它的欧洲竞争者的竞争中逐渐壮大起来,国内的工商业在政府的保护下迅速地成长起来,英国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国家。

  但是,犹如小鸡完成孵化之后要破壳而出一样,强大之后的英国经济也产生了离开了国家保护的襁褓的强烈冲动。对它们而言,国家的保护更多的是束缚,而不是扶助。

  重商主义理论逐渐成为众矢之的。

  亚当·斯密成了射向这个靶子的第一支箭。

  在我们对斯密先生的生平作一番仔细研究之后,我们发现,作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先生是一个心不在焉的人,他沏茶的时候可能会不留神把黄油面包放进茶壶里,然后再抱怨饮料的味道太差。

  斯密先生一生都处于一个有秩序的和谐的年代,他担任过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使他一举成名的并不是《国富论》,而是他的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后来的《国富论》只不过是他为了打发时间而作。但是《国富论》却使他成为经济学之父,从而创立了以自由放任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派。

  这位经济学之父一生钟爱读书,他曾经说过:“除书以外,别无所爱。”他几乎从来没有过很浪漫的情感,这也许是因为他一辈子只爱读书。斯密先生能够持久地对一个问题进行思考,直到得出了满意的答案为止。他喜欢结交朋友和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他在《道德情操论》中认为:“与朋友交往,是平静和愉快情绪的最好的保鲜剂,对于自我满足和享受生活是非常必要的。”

  1764年,斯密离开在格拉斯哥大学前往图卢兹,他把在格拉斯哥大学度过的13年看作是他一生中“收获最大、因而也是过得最愉快、最体面的一段时期”。在图卢兹,斯密先生开始“写一本书以打发时间”,这就是《国富论》。

  12年后,《国富论》这部经济学巨著问世了。在这本书中,斯密创立了古典经济体系,这是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到1786年,斯密几经修改和增补,出版了《国富论》的第四版。不仅《国富论》再版了四次,《道德情操论》也再版了7次。斯密曾经这样评价自己:“我是个迟钝、非常迟钝的作者,每一篇作品在我能够勉强满意它之前,至少要写上六七遍。

  在《国富论》中,斯密表述了一种在当时看来具有革命性的思想,那就是:竞争而不是垄断,促进了国家财富的增长。因为一切商业利益的原则都是尽可能的贱买贵卖,但是最有可能的贱买,是在所有国家有最完全的自由将货物送来的时候,同样,最有可能的贵卖,是在市场上买主最多的时候。

  因此,斯密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最“自由”与宽松的状态下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一切的国家干预都有可能对经济造成破坏。只有让纯粹的经济规律不受节制的起作用,才能使这个国家走上富强的坦途。

  为了解释“竞争”如何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亚当·斯密提出了今天众所周知的一个理念:“看不见的手”。

  斯密认为,每个人都有着强烈的自我发展和完善的欲望,如果这种欲望任其盲目地、不加约束地发展的话,那么整个人类将陷入无休止的相互攻击之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人类发明了“竞争”这种自我保护机制,它使一个人自我改善的动力和另一个人自我改善的动力相抗衡。

  斯密论证说,正是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虽然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象“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

  为了论证他的观点,斯密在《国富论》中作了如下经典的表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商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出自他们利己心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对他们有利的话。

  这就是“看不见的手”。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种理论无疑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

  如果说牛顿的力学定律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的话,那么,亚当·斯密就是挥动着这只“看不见的手”为工业革命缔造了一个崭新的经济秩序。而且,斯密在《国富论》里阐述的劳动价值理论、分工理论以及有效需求理论,对历史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工业革命的实质既不是发生在煤炭、钢铁、纺织工业中引人注目的变革,也不是蒸汽机的发展,而是“以竞争代替了先前主宰着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中世纪规章条例。”

  这只“看不见的手”后来被瓦特和博尔顿所代表的新兴阶层推崇到了神圣的地位,他们是从亚当·斯密的理论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人,当他们在西方各国的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时,亚当·斯密的理论理所当然地开始对这些国家的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商业活动,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几乎都遵循着亚当·斯密设计的游戏规则进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9年,接替亚当·斯密这个位子的则是另一个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

  在《国富论》出版12年后,有一次,斯密先生接受英国首相的宴请赴宴,当斯密到达时,全体在座者起立向这位经济学大使表示敬意,等到斯密落座后方才坐下。首相说:他们全都是斯密的学生。

  1815年,英国人艰难地打赢了一场震动世界的战争,这时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到亚当·斯密的思想对英国的贡献。1815年,英国惠灵顿公爵在滑铁卢击败了拿破仑,对于这一轮的英法较量,有人这样评价:“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不列颠军队的胜利,也是市场经济的胜利”。

  在这一轮英法较量中,拿破仑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法国和整个欧洲大陆强力推行国家垄断和贸易保护的经济政策,即“大陆封锁”政策。作为报复,英国立即宣布从海上封锁法国及其盟国。

  但是,这场贸易战给法国和欧洲大陆带来的损失比给英国带来的损失更大。在这场较量中,英国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外市场,更能承受得起封锁带来的损失。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在这场较量中败下阵来,法国和欧洲盟国之间也出现了裂痕。

  这是国家间经济实力的较量,而非军事和政治的角力。法国的失败,实属意料之中。

  一个小小的细节也许是最好的注脚:当拿破仑的军队与英军作战时,身上穿的军服,都是来自英帝国——这个被拿破仑嘲笑为“小店主”国家——的棉纺织品。

  利用自身的工业优势,英国开始积极推行自由贸易政策,逐步建立起自由主义的经济体系。它用取消贸易限制的办法来扩大国外市场,即取消他国产品输入英国的限制,来换取他国取消英货入口的限制。自由贸易成为英国的国策。“英国制造”从此在更大的世界市场里长驱直入。1849年,贸易垄断的标志、实施了近两个世纪的《航海条例》被废除了。

  克伦威尔时期的《航海条例》是在英国在打败荷兰后制定的,它规定:输入英国及其属国的货物,必须使用英国的船只或者是输出国的船只。1849年,《航海条例》被废除,作为海上大国的英国开放了它的航运市场,这标志着自由贸易原则被彻底认可。1852年,议会发表一项原则声明,称自由贸易是英国的国策。

  这样,英国人用经济自由主义取代了不合时宜的重商主义,这显然是一种顺乎历史发展需求的举措。但是也要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只有当它确认自己足够强大、已经没有对手的时候,才转为鼓吹自由贸易。这也是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反复强调的观点。

  所以,英国人的策略就是:在自己不够强大时高举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坚决不放开自己的市场,当自己强大了以后就打着自由贸易的幌子,要求别国开放市场以便自己占领。这种实用主义哲学实在是值得它的所有对手学习。

  经过这一番激烈的社会变革,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往昔那种田园诗般的风情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忙忙碌碌的工业化的世界。

  在英国,灰暗的厂房成片地在乡村建起,城镇里到处竖起了高耸的烟囱,工厂里回荡着机器巨大的轰响,高炉前闪耀着铁水的光芒。工业已经成为英国的经济支柱,到1850年,英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60%;铁产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铁产量的总和;煤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二,棉布占全球的一半以上。英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

  工业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当时几乎每一个英国人都保持着一种让所有欧洲大陆居民都羡慕不已的生活水准。一位在英国旅行的法国人惊讶地发现:“即使是乡下人,也居住在砖建的农舍中,身穿毛料衣服,足蹬皮靴,吃的是白面包。……我们也看见过穷人,但没看到可怜的人,也看到过乞丐,但没看到一个乞丐没有穿长衣和鞋袜……”

  工业化进程,也改变了英国人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时间第一次被精确到的以秒为单位,而火车和汽船则开始代替马车和帆船,到1851年,英国已经拥有22个铁路网络,铁路总长度约13000公里,相当于今天中国6条京广铁路。

  普鲁士的国王曾羡慕的说,“不列颠……的经济地位发展到了国民生产和国民财富为古往今来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高度。”

  这样,在完成工业革命的同时,自由市场经济也在英国确立起来了。这标志着大英帝国进入了它的巅峰时刻,也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在维多利亚时代进入鼎盛时期。不过,对于自由资本主义背后隐藏着的危机要在20世纪初才会让我们警觉,人们对它的深刻思考要在惨痛的教训发生之后才能到来,虽然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早在1825年就已经发生。

  第二节 维多利亚时代

  1837年6月20日,一个18岁的少女坐着金光闪闪的马车,前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在紧张之中,她悄悄地问侍从:“求求你,告诉我,应该做什么?”这个紧张不安的姑娘就是后来的维多利亚女王,她去教堂正是为了参加自己的加冕大典。在这之前,她的叔叔,英国国王威廉四世刚刚去世,王冠就这样落到了这个不谙世事的少女头上。

  维多利亚,这位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女王。从18岁到82岁,似乎命运要让她完整地见证和享有大英帝国的荣光,维多利亚伴随英国走完了19世纪。她用一生的行动,给自己在马车上的那个疑问作了最好的回答。

  国王应该做什么?

  维多利亚女王的回答是国王什么都不应该做。除了养育9个孩子、怀念早逝的丈夫、让遍布欧洲皇室的子孙们称她为“欧洲的祖母”之外,她毋需为国家再作什么。

  女王纤纤玉手毋需多作什么。女王的手,只需用来表示一种王者的姿态,使她的臣民感到安宁的姿态。

  就这样,维多利亚开创了至今都让英国人念念不忘、津津乐道的“维多利亚时代”。

  1819年,维多利亚出生在伦敦肯辛顿宫。为了让孩子在伦敦出生,她的父母专程从巴伐利亚长途跋涉回国。父亲爱德华对这个孩子的降生感到欣喜若狂,而对母亲来说,这个女孩是个特别的孩子,因为她有可能登上大英帝国的王位。

  经历过并非无忧无虑的童年之后,维多利亚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女王。

  登基后不久,年轻的女王很快就展现出了她的政治才能。首相墨尔本向女王建议,更换她身边的两个女侍,因为这两个人的丈夫是效忠前政府的。

  年轻的女王这样回答:我不会换掉其中的任何一个,我对她们的政治观点不感兴趣,因为我不需要和她们讨论政治问题。

  维多利亚充分了解作为女王,自己承担的义务。她并没有修宪或扩大国王权力的想法,也不因为自己是“虚君”而对政府的决定视而不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内阁官员可以对女王敷衍了事。

  女王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权力所在,在写给政府的诏书中,维多利亚明确地告诉内阁,如果政府不充分尊重国王的权力,那么大臣们就面临着被撤职的危险。

  1839年,年轻的俄国皇太子亚历山大来到伦敦庆祝维多利亚20岁生日。21岁的皇太子英俊潇洒,使得年轻的女王芳心暗许,在宫廷舞会上,她把第一支和最后一支舞曲都留给了这位皇太子。后来,激动不安的女王私下向首相的妻子承认,亚历山大对她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们已经成为亲密的朋友。

  作为女王,维多利亚注定要为政治利益作出牺牲。这段感情很快就无疾而终了,因为女王对亚历山大的特殊兴趣引起了英国政界的不安。他们认为,俄罗斯的实力在不断增长,对大英帝国构成了巨大的潜在威胁。

  这个故事的结果是,1840年1月,维多利亚在议会上宣布,她很快就要和阿尔伯特?萨克森?哥达亲王结婚。我们无从知道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宣布这个消息时的心情,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首相和英国政界人士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他们的不安和忧虑一定会烟消云散。虽然这是以女王牺牲个人感情为代价的。

  维多利亚似乎对她的婚姻和丈夫很满意,女王夫妇在温莎城堡度过了蜜月。后来维多利亚认为,这段不被打扰的安静岁月仍是女王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维多利亚一生有9个孩子,但由于是近亲结婚,4个王子中的有3个是血友病患者,5个公主尽管个个都健康美丽,但也是血友病基因携带者。所以,她们与欧洲王室联姻的结果是使这一可怕的疾病在欧洲王室中蔓延开来。

  维多利亚深爱着自己的丈夫。随着时间的流逝,阿尔伯特亲王对维多利亚以及国事的影响力在不断提高。

  维多利亚时期是日不落帝国对外殖民扩张最蔚为可观的时期,为了扩张领土,女王政府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国际政治斗争的肮脏龌龊,使我们根本无法把这些手段和形容女王的“美丽、温柔、高贵”等美好的字眼联系起来。

  这些手段是:阴谋、收买、强权、先下手为强、武力攻占。

  它们很快就结出了累累“硕果”。

  1857年,英法两国争夺苏伊士运河的统治权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但是一场设计巧妙的阴谋使英国获得了苏伊士运河的控股权,法国只能自叹弗如,拱手相让。

  1858年,印度成为帝国王冠上的一颗闪亮的明珠。

  此外,维多利亚的大英帝国在与罗曼诺夫王朝的俄罗斯帝国的较量中也占尽了便宜。这一次女王不再需要像伊丽莎白一世那样,将自己的婚姻当作英国外交政策上的砝码,否则阿尔伯特亲王会气得发疯。

  在这次较量中,英国人让俄国在1877~1878年与土耳其的战争中的胜利果实几乎化为乌有。当时,俄国军队离伊斯坦布尔只有一步之遥,俄土双方签订协议,将巴尔干半岛的一部分土地归属俄罗斯。而维多利亚并不希望看到俄国势力深入到巴尔干半岛,她费尽心机,以武力和外交双重施压,迫使俄罗斯做出退让,使大英帝国成为这场较量中的真正赢家。

  还有,阿尔伯特对科学技术的热爱改变了维多利亚女王对各种新发明的偏见。

  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当时英国在北部铺设了铁路,但是女王害怕坐火车,这对英国来说似乎不是个好消息。不过,阿尔伯特亲王的鼓励使她认识到铁路运输无可限量的前途,结果维多利亚成了在国内推行工业化的坚定倡导者。

  1851年,在阿尔伯特的提议下,伦敦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博览会。

  1851年,在伦敦海德公园内,出现了一座外形奇特的建筑,它与传统建筑完全不同。这座建筑主要由钢铁构件和玻璃建造,整个建筑物由钢架支撑,屋顶、墙面等部分采用大块玻璃组装。这就是第一届世博会的展馆,当时被人誉为“水晶宫”。它成为现代玻璃帷幕高楼大厦的前驱。

  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建筑了,因为早在936年它就毁于一场大火之中了。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当时遗留下来的水粉画了。在画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栋建筑完全是用钢铁和玻璃构造的,不论从外面看还是从里边瞧,它都格外地透亮,于是人们称它为“水晶宫”。这是当时欧洲最宏伟和最富想象力的建筑。

  1851年5月1日,来自世界25个国家的人们汇集在她的穹顶下,参加这次规模空前的聚会,这次盛会的名称是:万国工业产品大博览会。

  人们在这里相聚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军事纠纷,也不是为了进行政治争吵,更不是为了宗教朝圣,而是为了展示文明、进步和繁荣。

  这次博览会展出了10万多件代表人类文明成果的展品,它们由世界各地的近14000名参展者提供,其中一半多是英国厂商。

  这次展览会展出了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成就和先进的工业品,如自动链式精纺机、大功率蒸汽机、轨道蒸汽牵引机、高速汽轮船、汽压机、起重机、机床以及先进的炼钢法、隧道和桥梁模型等。日不落帝国在这次展览会上显示了它强大的实力,出尽了风头。

  1851年5月1日,是万国博览会开幕的日子,这一天成为整个伦敦的节日。在万众喧腾中,维多利亚女王怀着从未有过的骄傲和自信前往水晶宫,亲自来给博览会剪彩,兴奋的女王反复使用一个词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荣光、荣光、无尽的荣光。晚上回来后,42岁的维多利亚女王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历史上最隆重的日子,最美丽最堂皇的日子”。

  虽然维多利亚女王作为国王是成功的,但是当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早早离开人世时,维多利亚并不能避免失去丈夫的痛苦。失去了他,维多利亚几乎失去了一切。作为女人,她失去了爱情和深深爱恋着的丈夫,作为女王,她失去了谋士和助手。

  阿尔伯特去世的这一天,维多利亚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语:“你的去世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的人生从此支离破碎”。

  悲痛欲绝的维多利亚离开了伦敦,将自己独自锁在房间里。对她来说,外面的世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她在给亲戚的一封信中写道:“世界已经死去了”。

  许多人觉得,维多利亚女王经过丧夫之痛的打击后,她将变成一个丧失自我、受人控制的寡妇。但是事实证明,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维多利亚是一个悲伤的寡妇,但同时她也是大权在握的女王,这两种身份彼此之间并没有影响。

  由于维多利亚女王的调停,俾斯麦在普法战争中放弃了轰炸巴黎的计划。她还是对爱尔兰实行铁血政治的坚定支持者,以至于她一生遭遇过爱尔兰民族主义者6次谋杀。

  后来,这些爱尔兰人发现刺杀女王没有成功的可能,就炸毁了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雕像以图泄愤。维多利亚得知后悲痛万分,就好像被炸掉的是阿尔伯特亲王本人,而不是没有生命力的雕像。

  1901年1月22日,维多利亚在怀特岛去世。

  英国人听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死讯后,他们的反应就像是世界末日来临。在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空前团结,成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个帝国。这是维多利亚女王给英国人留下的最好遗产,也是对她一生最好的评价。没有一个女王像维多利亚一样,在出色地完成了女王的职责的同时,又拥有作为普通女人的幸福。

  这位18岁登基时还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女王,一直到82岁才去世,命运似乎要让她完整地见证和享有英国的荣光,维多利亚女王伴随英国走完了19世纪。这位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女王,除了养育9个孩子、怀念早逝的丈夫、让遍布欧洲皇室的子孙们称她为“欧洲的祖母”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做。

  但是,正是因为她什么都不做,安心于担当“虚君”的角色,詹姆斯·瓦特先生的蒸汽机才能在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的驱动下,开启了至今都让英国人念念不忘、津津乐道的“维多利亚时代”。

  这时日不落帝国国势最盛,它昂首阔步,傲视全球。这时也是英国经济实力最雄厚的时期,一位当时的作家这样描述了全球市场对英国产品的需求:

  “供印度用的斧子和供北美洲土著用的战斧,销往古巴和巴西、适用于贫穷的奴隶的枷锁、手铐和铁颈圈。……在美洲的原始森林里,伯明翰的斧子砍倒了古老的树木;在澳大利亚放牛的牧场上,回响着伯明翰的铃铛的声音;在东印度和西印度,人们用伯明翰的锄头照料甘蔗田。”

  然而,就在日不落帝国看似如日中天的时候,太阳已经在悄悄倾斜。

  谁也不会想到,为维多利亚女王举行的隆重葬礼,同时也就是为日不落帝国的落幕拉下帷幕的开始。

  事实上,大英帝国的崛起,过于依靠其海外庞大的殖民地,这已经为它埋下了日后衰落的种子。这些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巨大的资源,也逐渐成为英国巨大的包袱。统治和压榨庞大的殖民地消耗了英国国力,从殖民地获取资源和财富的是如此的容易,以至于它们逐渐消磨了英国人的创造力,也遏制了国家和社会的活力。

  如果我们不算健忘的话,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非首次,老大帝国西班牙就是前车之鉴。

  财富得来的越容易,就越容易懈怠,最后被竞争对手超过。而在工业社会,大国间力量对比的关键因素是工业和科技,而不是殖民地和掠夺。

  游戏规则已经变了。

  但是英国人认识得太慢了,当他们从日不落帝国的迷梦中醒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的竞争对手已经迅速地掌握了新的游戏规则,对大英帝国形成了咄咄逼人的挑战。帝国的优势正在迅速消失,大国竞技场上的新一轮洗牌开始了。

  在英国之后完成工业革命的德国、美国,利用后发优势,正在迎头赶上。更为棘手的问题还在于自由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弊病,仅仅靠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发展经济,将会在20世纪里带给人类惨痛而深刻的教训。

  当英国人从陶醉中惊醒,猛然看见帝国上空夕阳西下,去日无多时,新的一轮太阳已经在大西洋另一端的美洲大陆上升起了。

  那将是一个多世纪之后的又一次兴衰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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