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注定是场让人内心难受的谈判。谈判的目标是一条人命的赔偿金额。谈判双方的代表，是各自为自己代理人忧心未来的两个律师。
路钢要去和许涛商谈赔偿金额前，做了两个事情。他首先让药家鑫、药庆卫夫妇在1月14日一起发布了道歉信，然后特意给药庆卫打了个电话商量能接受的赔偿金额。当时药庆卫表态，无论如何错是我儿子犯的，人家要提多少都不过分——他也希望赶紧了结这个事情。毫无推进的灾难，更让人难受绝望。然而他同时也承认，家里实在没钱，需要给一定时间筹。
路钢听得出药庆卫的诚意和无力，他安慰药庆卫，不要着急，钱我来谈，你们负责筹钱。毕竟，往后许多地方需要用到钱。
筹钱对药庆卫不是那么容易，老家在山西农村，亲戚都是种地的，指望不了，剩下的两条路，一个时段瑞华的娘家，还有就是华山厂的老同事。他每天起床后，就和段瑞华兵分两路。夫妻俩都脸皮薄，华山厂的老同事和娘家人，也没那么宽裕，而何况，他们的偿还能力确实太有限，许多人嘴巴里没说，但是那眼神中透露出来的问题是：你们还得起吗？
药庆卫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过了大半辈子的生活的幻想被打破了，因为这次借钱，他们触摸到了生活真实的面目。
钱只能这样一点一点的筹集，他们定下目标，像场战争一样，一个个战场去开辟，这段日子对他们夫妻俩虽然难受，但却无比的踏实，他们在恍惚中开始有种不清晰的希望。这中间，药庆卫还去买了自学日语的教材，还有文学名著《飘》，托路钢转给药家鑫。药庆卫说，想让他通过这小说，知道能拯救一个灵魂的还是爱。
过不了多久，派出所通知要拿一万五的丧葬费，药庆卫赶紧送出去了，他莫名一阵心安。似乎送出去的钱越多，自己儿子的希望越大。他也在想，是不是应该买点东西去探望老人。于是让律师打了电话给许涛。
从人情上，这决定是个对的事情，然而，许涛要想到关于赔偿金额的角力问题。许涛想了想，回答先拿十万慰问金吧，赔偿了再说。许涛当时从各方听说的药家的状态，初步判定了这么一个金额。事实上，徐涛也就这么一说，为了受害方的权利，他需要不断充当黑脸抗住一些标准。
这十万确实难住了药庆卫，他们夫妇筹了这么多天，总共筹到了六七万，丧葬费前后拿了一万五，药庆卫手里只剩下5万了。
路钢大概也知道徐涛的立场，鼓励药庆卫还是先拿已有的钱去探望，“剩余的钱以后再说”。然而，药庆卫紧张了，他还记得报纸上有说对方似乎要求过一百多万这样的数字，觉得对方的这次提法是让步了，如果不满足一切似乎会崩盘。他很着急的拒绝了路钢的建议，赶着再去找钱了。他说话时候的急促和严肃，让路刚一度以为药庆卫为这个价钱生气了。
直到后来，药庆卫才和他说，其实是自己怕了。“媒体上说我们家富，我才拿三万过去，人家肯定会生气。我怕过去了反而把事情闹大。”然而，药庆卫表现紧张的方式是严肃，段瑞华能理解，但路钢和徐涛一下子理解不了。他们心里各自也就产生了一些猜测。
筹到的钱不够，一时不敢见对方，这样的挫折，让本来就疲惫的段瑞华生病了。而自己的住家，每天都有各种电话来，不断有莫名其妙的敲门声，这让他们一直都心神不宁。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夫妇俩的照片还没曝光，他们要去买菜的时候穿过记者的队伍被马上认出来。现在，只能靠药庆卫一个人每天偷偷摸摸溜出自己的家门，到不同人家去拜访借钱。
这个赔偿金额一开，药庆卫却迟迟没来，这回轮到徐涛着急了。
但是，这几天焦灼灼的不仅仅是药庆卫，对张平选来说，一天没把这个事情说清楚，那种不解、仇恨就压在自己的心头。他不愿意自己的生活被这样的情绪主导。
张平选不断地打电话给徐涛，问药父怎么还不来，许涛只能回答说，对方正在筹钱。张平选只好一次次说：我只要交代，钱真没那么重要。
张平选着急了，直接撂下话：“钱赔多少不是问题，让他赶紧来道歉，一次不行来两次，，两次不行来三次，总会行，总能帮我们原谅他们，这一切都好谈了，这大家都好过了。”
拗不住张平选的着急，许涛不得不主动去催路钢了——虽然这可能影响到后面赔偿金额的谈判——如果对方确实是个不厚道的人，会利用老人的这种心情压低赔偿的价格。
但他明白，这个电话已经不能不打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口气依然不能软，打电话过去，只是淡淡的问，为什么药家还不赶紧来，
路钢回答说，还在筹钱。
让他们快点，钱可以再说，许涛试探性的提示。
过几天还没有见人来，他只能再问了一次。路钢还是说，确实还在筹钱，而且“药家鑫母亲也病了”。
徐涛只好把这样的回答带给张平选。老人非常不明白：“见个面的事情怎么这么难呢，”张平选又想起村里的种种传言——自从出事后，总有关心的村民，每天坐在他家，给他讲述城市和政府的种种“故事”。
眼看着要过春节，这段时间失去妻子后，王辉要当爹也要当妈，原本健壮的他一下子病了，终于被送到了医院。而这更加重家庭的负担了。孩子在那边闹，农活没有人帮忙弄，此前王辉也赞成张评选那样去沟通，但躺在病床上，又想起空等的这几个月，开始抑制不住怒火：“他们太欺负农村人了。”
王辉又想起另外的事情：为什么从一开始他们就只找张评选谈，不找我谈。死的是我妻子。王辉突然给徐涛打了个电话表态，我不想再和对方协商了，我们要告死他们家。
路钢也确实一直只和张评选对接的比较多，他曾电话联系过王辉，被气头上的王辉给骂回来了。“这样的情绪没法谈事，而且在城市里，岳父肯定比女婿有生活经验，一般事情都和长辈谈。”“更主要的是，许涛本来就是张平选和王辉共同的律师，我以为找他不就全代表了吗，”
情况看来有点着急了，徐涛感觉到，如果失去了理性，协商就难谈了，那整个案件会倒向一个结果——毕竟在他认为中，从法律事实上，药家鑫时一定要被判死刑的，除非受害者家属的谅解。
按照徐许涛的说法，当时他不断催路钢赶紧带药家的人过来，路钢则告诉记者，当时药庆卫还是在拼命筹钱，路钢反过来催着许涛给个确定的数字。最终，许涛算出来的数字是，赔偿金额是236640元加30万精神损失费。
这个数字许涛拿去和张平选商量，张评选还是那句：我不要钱，我要交代。去找王辉，王辉已经情绪上来了：这个钱我不要，我只要他儿子的命。在许涛的安抚下，王辉还是同意了这样的金额，但许涛预感到，案件的协商开始有波折了。眼看着局势就僵在那儿了。按照张平选的说法，2011年1月23日左右，也就是2010年农历腊月二十前后，张平选通过警方找到了药庆卫的电话。他下了很大决心，终于拨通了电话。他希望自己和对方能过个好年：
请问是药庆卫吗，
是的，你是，
我是张妙的父亲张平选。
一阵沉默。大约两秒，电话那边传来断线的声音。
张评选拿着电话愣了很久。过了好几天他才和许涛说这件事，“难道他们一点都没有愧疚的意思，”末了，张平选补问了一句：“他们家真的是很有关系吗，”
张平选已经开始愿意相信这样的传言了，要不，他无法解释这样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