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家中生活了一个月。
我回家的时候，麦苗像荠荠菜一样有气无力地爬在地上，而现在，麦苗像雄赳赳的鸡冠子一样傲然挺立，已经长成了一筷子高。
我爹拉着架子车，架子车上铺着褥子，褥子上坐着我娘；架子车边绑着一条长绳，我在前面拽着，我们就这样上路了。我娘和我爹都穿着过年才会穿的崭新衣服。架子车，在关中叫做拉拉车。
远远近近的亲戚，我们都走了一遍。我们并排走在一起的时候，又瘦又小的他，看着又高又大的我，眼睛里满是欣喜。我爹向亲戚们介绍我的时候，满脸笑容，感觉很荣幸。
亲戚们都惊讶地说：“呆狗娃都长成这个样子了？您老有福气啊。”
我爹把烟锅嘴从嘴边移出，脸上笑成了一朵枯萎的花，他乐哈哈地说：“可不是咋的？我呆狗出息了。”
那些天，几乎每天晚上，我睡着后，都会被我娘的叫声惊醒。我朦胧中听见我娘突然喊道：“我娃呢？我娃呢？”
我爹安慰说：“在哩，在哩。”
我娘的手哆哆嗦嗦摸到我的手，或者我的脚，这才放心了。等我再次睡过去，我娘的手掌还放在我的手或者脚上。
我爹对我娘说：“你放心吧，娃回来，再不会走了，我们一家三口一辈子都在一起，安安生生过好日子。”
有一天，我和我爹拉着我娘，走在通往家乡的路上。天空晴朗，柳絮飞舞，远处山峦起伏，像素描画一样，我心想：能够就这样一辈子，春种秋收，陪着父母，然后娶妻生子，过着祖祖辈辈的生活，实在是一种幸福。
突然，身后传来了马蹄声，声音紧密，密如雨点，我回头望去，看到一匹枣红马裹着尘土跑过去，马上的骑手风尘仆仆，头发上衣服上都是尘土。
我们让在路边，让骑马的人先过去。骑马的人跑过了几十丈后，突然掉头过来，跑向我们。我看了一眼，不认识他。
那个人坐在马上，问我：“大哥，到呆狗家怎么走？”
我爹惊讶地望着那个人，也望望我，不敢吭声。我不动声色，问道：“你找呆狗什么事情？”
那个人神情焦虑地说：“有点急事，我要赶紧找到他。”
我问：“我认识呆狗，你有啥急事，告诉我，我转告他。”
那个人听我这样说，脸上露出了释然的笑容，他说：“事情很重要，我要当面给他说。”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块木牌子。
我一见到木牌子，就知道是关西帮来人了。我爹看到木牌子，还是一脸茫然。他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说一定要找到我。
我对骑马的人打打手势，把他叫到一边，不想让我爹和我娘听到我们的谈话。我说：“我就是呆狗，你有什么事情？”
那个人听我这样说，赶紧滚鞍下马，纳头就拜，他说：“二当家的请你赶紧回去主持大事。”
我着急地问：“怎么了？怎么了？”
他说：“大当家的被警察局抓了，被抓的还有帮中十几个人，二当家的逃出来。大少爷被枪毙了。”
我震惊万分，一把抓住他的手腕，问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他喉结上下抖动着，急切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放开他的手腕，说：“慢慢说，慢慢说。”
他咽了一口唾沫，说道：“警察局说我们关西帮和日本人勾结，到我们帮中来抓人。警察局还说大少爷是共(合)产党，一抓住就枪毙了，连审问都没有审问。”
我愤怒地大喊道：“放他娘的臭狗屁。我们一直在抓日本特务，怎么会和日本人勾结？大少爷在秦岭山区叫人识字算数，怎么会是共(合)产党？共(合)产党去那么贫穷偏远的山沟沟里干什么？”
我看到我爹惊慌地望着我们这边，他一定听到了我刚才的咆哮。我稳了稳情绪，问道：“旅长呢？这些事旅长知道吗？”
他说：“旅长已经调走了，过了黄河，去了前线，那边战事吃紧。”
我感到心情异常沉重，问道：“旅长走了多久？”
他说：“旅长走了有七八天，旅长一走，警察局就开始抓人。”
按照帮会的规程，从来不与官府结仇，关西帮肯定不会得罪警察局的。大少爷那么好的一个人，更不可能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而现在警察局抓关西帮，杀大少爷，而且是在警备旅旅长刚刚离开的时候，就这样做，会不会是挟私报复？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抓了日本特务，警察局就来找我们的麻烦？
我对来人说：“你先回去，告诉二当家的，我今天再晚，也会赶回去。”
来人从马鞍上接下了一个布袋，放手捧着，放在我的脚边。从清脆的声音中，我就能听到那里面装的是什么。
来人说：“二当家说，这是留给家里的。”
骑马的人离开了，我和爹拉着架子车，车子里坐着我娘，放着那个沉重的装满了银元的布袋。
我爹惊恐地看着我，问道：“没啥事吧？没啥事吧？”
我说：“不要紧。”我不知道该怎么张口，告诉爹娘说我又要离开了。
我爹说：“没啥事就好。”然后又用嗔怪的口吻说：“你咋能拿人家的钱呢？平白无故拿人家的钱干什么？”
我轻描淡写地说：“没事，他是我得朋友。”
我爹说：“是朋友，更不能拿人家的钱。朋友要处好，银钱少打搅。”
我不知道该怎么给爹说，就干脆不再说话。
回到家后，安顿好我娘，我爹就要去厨房做饭，我按住我爹的手臂说：“今天我来做。”
灶房里，我点燃灶火，拉动风箱，风箱踢里啪啦的声音就像我的心跳一样，我既牵挂着关西帮，又舍不得离开爹娘。我不知道该怎么对爹娘说，我又要离开了。
吃完饭后，我掇张杌子，坐在院墙的墙角，看着西斜的阳光照在院子里的槐树上，又从槐叶间的缝隙丝丝缕缕筛下来，铺满了半个院落，我突然想到，大当家的他们在监狱里，肯定受尽了折磨，我一定要赶紧救出他们。
我鼓足勇气走进屋子。屋子里，我爹坐在椅子上，我娘盘腿坐在炕上。我爹一口一口吸着旱烟，辛辣的烟味在屋子里飘飘散散。
我对他们说：“爹，娘，我得出门了。”
我娘没有说话，我爹轻声问：“几时回来？”
我说：“说不上个准儿。”
我爹说：“外头的事比家里的事重要，我娃要走，爹也不拦。我娃在外头可一定要好好对待自家，知冷知热，甭敢和人家闹事。”
我听得一阵心酸，强忍住才没有让眼泪流下来。
我走出房屋，我娘抖抖索索地走出来送我，她的双脚一跨出门槛，就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臂，抓得很紧，好像害怕我丢了。小时候我娘带着我去十里外的集市上的时候，就是这样抓着我。
我牵着马走出了院门，我爹说：“把外头的事办完了，就回来，爹和你娘在家里等你。”
我跨上马背，没有敢回头，我担心我的眼泪流出来。
一直跑到了村口的树林边，从这里就要转弯了，就再也望不到村庄了，我回头望去，看到爹娘站在家门口，用衣袖抹着眼泪。
回到西安的时候，已经到了后半夜。在西郊的一间房屋里，我见到了二当家的和帮中几个人，他们说：“事情很糟，后天警察局就要枪毙大当家的。”
我问：“警察为什么抓人？”
二当家的说：“说大当家的和日本人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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