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港”计划由李泽楷首先提出，由于观点创新，它也遭受到与历史上许多新思想、新发明一样的命运。在开始的时候，“数码港”计划不被看好，许多人更冷言讽刺李泽楷的想法荒唐，觉得香港根本不适宜搞高科技，况且当时香港的经济还没从金融风暴中苏醒过来，人们普遍认为恢复经济才是当务之急，各种因素致使一块美玉无人问津。
当科技以一日千里的步伐前进，并显示出无可限量的前景时，发展高科技产业振兴香港经济的呼声变得越来越高。在李泽楷的不懈努力下，“数码港”计划终于重见天日，得到港府的赏识。这时，越来越多的地产商希望从这块宝藏争到一杯羹。李泽楷作为“数码港’外划的首创者，获得了港府赋予的发展权，其他发展商无法将令人垂涎的肥肉弄到手，于是向李泽措和港府展开了猛烈的炮轰，试图作最后一搏。
整个开发“数码港”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矛盾此起彼伏，李泽楷应付得一点也不轻松。
与港府的较量
与港府的较量是对李泽楷韧性的考验。为了获得港府的支持，李泽楷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期间他反复修改自己的建议，以求打动港府的芳心。
1998年初春，万象更新，生意盎然，李泽楷的事业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他春风满面地开着他心爱的奥迪A6房车来到香港政府办公大楼，拜访刚刚上任的资讯及广播事务局局长邝其志。行事果断的李泽楷开门见山地介绍了自己的“数码港’针划。但部其志似乎不买他和李嘉诚的账，态度冷淡，还没等他说完，那其志就一日拒绝了他的建议。
虽然碰了一鼻子灰，李泽楷并没有气馁。3个月后，李泽楷再接再厉，向港府提交第一份正式建议书，建议港府负责所有兴建“数码港”的资金，而他的盈科集团负责牵头介绍其他公司租用‘数码港”的楼宇。港府毫无兴趣，反应依然十分冷淡。因为当时的香港政府正忙于应付亚洲金融危机，无暇顾及什么“数码港”计划，更何况香港正值经济低潮，实在不宜花这么多资金储备搞如此庞大的投资，同时港府也怀疑香港发展高科技能否成功。
李泽楷见港府对自己的计划毫不热衷，便自己出资400多万港元聘请数间顾问公司，就香港发展成为软件工业中心的财务及工程等问题写成可行性报告，一份接一份送给港府参阅，这招果然奏效，港府高层开始重新考虑他的计划。
金融风暴过后，港府在反思香港受亚洲金融风暴拖累的原因时，感觉到香港虽然是世界的金融中心，但其科技的发展步伐明显慢于亚洲的许多国家或地区。为了增加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港府有意增加在高科技领域的投入，并制定了一些吸引高科技人才和投资的优惠政策，李泽楷的“数码港”计划自然也在考虑的范围之内。虽然如此，离真正达成共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不过，这个好的开始已经让李泽楷大悦，毕竟，前面的工作没有白费。
至1998年10月，事情变得明朗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发表施政报告时强调香港要推行资讯高科技。不过，港府对“数码港”计划态度依然审慎。
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又到了1999年春天，对李泽楷来说，这又是一个美好的春天。
世界科技界顶尖人物盖茨为了推广“维纳斯”计划来到香港，李泽楷哪会放过这个好机会？李泽楷再次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主动找上盖茨介绍自己的“数码港”计划。盖茨对这位曾经力战国际老姜默多克的香江“小超人”也略有所闻，听完李泽搭的完美构想，他不得木佩服他的头脑：这怎么像是一个超级富豪的儿子呢？
盖茨感到，在李泽楷的身上似乎有着自己年少时的影子；同样流着创业者的热血。
盖茨说：“印度有30万人口从事电脑软件出口工作，而中国还不到1万人。其实香港可以充当桥梁的角色。”
出于对好主意的推崇和对李泽楷的欣赏，盖茨决定助其一臂之力。运用自己的影响力，盖茨在之后的公开演讲中免费给李泽楷的“数码港”计划“卖广告”，要知道，盖茨的听众几乎清一色是香港的头面人物，这比所有的宣传效果都要好。
1999年1月底，事情果然出现了转机。
行政长官董建华出访以色列，考察当地的科技发展，李泽楷以科技界人士获邀，与其他商界人士随团。李泽楷的机会终于到了。
深得其父做生意之道的李泽楷异常珍惜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积极与港府高层搞好关系。他知道只要董建华点头，事成的机会颇大。所以途中李泽楷不断向董建华游说。
这三天以色列之旅，造就了一次董建华与李泽楷的“蜜月”，扭转了盈科和港府谈判的僵局。行政长官董建华在2月初出访归来，“数码港”的谈判便出奇地顺利，港府在地价上也不再那么强硬。最重要的障碍消除后，其他事情就好办了。
接着，李泽楷再提交一份新方案，这次他作出了让步，按原来的方案，盈科只充当中介的角色，不用注资。在新方案中，港府将作主要投资，而盈科也要负责70亿港元的投资。换句话说，盈科可以出钱，但港府要以免费批地的方式把“数码港”区内的住宅发展权交给盈科。港府这次没有拒绝李泽楷的建议。为了保障香港市民的利益，不至于很费纳税人的金钱，港府自聘顾问公司，深入地了解“数码港”计划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港府在香港和外国物色财团参与，可是经过一番接触后，没有任何一间公司愿意承担整项发展的风险。
经过详细的研究，港府最后决定自己与盈科合作，并在1999年3月宣布财政预算时公布了该计划。在这项总计130亿港元的投资中，港府负责出地，作价60亿港元，盈科则要斥资对亿港元建上盖的物业。两者共同兴建总面积逾578万平方英尺的“数码港”。经过一年的“持久战”，李泽楷满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新一轮的较量又接踵而来。
与八大地产商的较量
“数码港”计划港府事前保密功夫十足，到计划公布后，八大地产商方如梦初醒，这时李泽楷早已捷足先登。由于李泽楷是以免费批地的方式获取‘数码港”的发展权，在香港还是第一次，自然引来了不少人的猜忌，有关港府与李嘉诚父子私相授受的抨击接踵而来，香港媒体也大肆批评香港政府，认为李泽措之所以顺利得到“数码港”的开发权，只不过靠其父亲李嘉诚与董建华的亲密关系，八大地产商更集体炮轰港府和李氏父子。
虽然港府一再强调这是高科技项目，但舆论认为，由于其中逾七成半楼宇是住宅，作出售用途，“数码港”只不过是将房地产冠上一个动听的名字罢了。这样一来，盈科得到不少好处，它只需动用少量资金，便有430多万平方英尺的住宅发展权，本少利厚，估计能赚40多亿港元，难怪舆论要起戒心。他们也担心免费批地之例一开，日后成为大家争相仿效的借口。在‘数码港’时划中，八大地产商（包括新地、新鸿基、太古。置地、新世界。希慎、宏隆及鹰君）得不到一点“油水”，态度就更为激烈了。他们联合起来炮轰港府和李泽楷，指责港府一改以现金买地的游戏规则，以私人协商方式批地是偏帮盈科。港府批出“数码港”计划后，项目内容才逐步披露，例如大部分面积为住宅发展，以及出租写字楼每平方英尺价格仅为6．5港元，远低于他们推出写字楼的出租价，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并对他们造成极大的冲击，这些均令数大发展商大为光火。
可见，当涉及各方利益时，反对李泽楷独占“数码港”开发权的声音是多么强烈。不理解。甚至阻挠“数码港”的势力绝不善罢甘休，热闹还在后头。
自港府推出“数码港”计划被认为特别照顾李泽楷后，许多人都希望找到李泽楷更多把柄，以打击盈科的声誉。不久李泽楷被揭露曾经向港府漏报1997年曾出售过和黄的股份。好事者乘机煽风点火，市场不满情绪高涨，对李泽楷不按规矩办事的批评一根接一浪。
此事缘于1997年的3月18日，和黄公布业绩前8天，身为和黄副主席的李泽楷，于当天出售所持119万股和黄、36万股香港电灯及25万股橙电讯，套现约8000万港元。然而，他在出售股份以后，却没有依例申报，结果违反了两大规定。一。按照由香港联合交易所（简称联交所）执行的《证券上市规则》规定，公司公布周年业绩或中期报告前一个月内，除特殊情况（如应付一项紧急的财务承担）外，董事不得买卖公司股份；在正常情况下，未通知公司主席及接获注明日期确认书前，董事不得买卖股份。二。按照由香港证券以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简称证监会）执行的《证券（披露权益）条例》规定，主要股东若买卖公司股份，须于5天内以书面方式向联交所申报。而李嘉诚控制的长实，是和黄最大股东，李泽楷是家族一分子，却没有依例在5无限时内申报，而是两年后补办。这种违规行为当然受到各界的指责。
正如李嘉诚所言，树大招风，就算你没有犯错，别人都可以说你错，更何况“数码港”这块肥肉落到了一个黄毛小子身上，很多事情已经发展到不是可以由李泽楷个人控制的地步。虽然种种的指责令‘数码港’计划蒙上了阴影，但李泽楷仍然处之泰然，他坚信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等“数码港”竣工后，人们就可看到‘数码港”带给香港，以至整个亚洲一个什么样的天地了。
在李泽楷的世界里，任何的困难都不能阻挡他实现“数码港”的宏伟目标。然而，“数码港”真的完美得如此无懈可击吗？人才，最大的障碍
有专家担心，大的科技公司只会把“数码港”当作一个‘陈列柜”，真正做科技研究则只会在硅谷，因为硅谷的众多名校培养了数不清的博士、硕士，人才非常充足。
至于香港的科技人才，在现阶段难以和美国相比。1999年来自香港三大名校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及中文大学的工程系毕业生有2300多人，但是真正了解和懂得运用新科技的人并不多，而且新科技讲求创新和研究的精神，香港人大多讲究眼前利益，缺乏钻研精神。
虽然香港政府也了解这一点，并有意从国内输入优秀人才，但由于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实施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和快捷。
人才的确是困扰香港科技界的重要因素，李泽楷也意识到这一点，而早在争取港府支持搞“数码港”期间，李泽楷便秘密探访了位于深圳的华为这家专门研究。生产通信设备的公司。最令李泽楷感动的是，华为只是一家民营企业，成立至今不过10年光景，已经成为全国四大通信器材生产商（其余三家分别是北京的巨龙。大唐及深圳的中兴），而且父亲李嘉诚的和记电讯也是华为的客户。这一切都有赖于华为的员工，sop名员工中，有六成是有学位文凭的专才，博士更近200名，人才的优势是华为成功的主要因素。华为给了李泽楷很好的启示：大量的人才是发展香港高科技的本钱，而香港的高科技人才显然不够，引入优秀人才和挖掘香港本地人才是势在必行。
所以，对真正以开发技术为主的国际公司而言，香港“数码港”虽然能够提供廉价的写字楼，但由于人才的匾乏，吸引力自然要大打折扣。而需要大量便宜写字楼只是那些以销售产品为主的跨国高科技公司，例如与盈科签约租用“数码港”的软件公司塞贝斯，但该公司已表明其研究部门还会留在美国及在新加坡设立的分公司。可见，发展“数码港”必须与吸纳人才相结合，香港政府只有加大人才的投入，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积极引入质优人才，特别是科技人才，‘数码港’才能有一个稳健的人力基础。
与英特尔合作
在着手筹备“数码港”计划的同时，李泽楷又有了新的构想。为了令盈科的业务趋于多元化，李泽楷开始投资科技项目。1998年3月，他与美国最大的半导体公司英特尔的总裁格鲁夫谈妥了协议，成立合资公司Pacific Conver．gence，计划为亚太区提供数码互动资讯服务。与英特尔的合作一来可以帮助李泽楷在美国的科技界打响名声，建立威望，有利于日后为盈科搭桥，牵引国际高科技公司来香港投资二来向港府推销‘数码港”这一宏图大计也变得更有说服力。其后，英特尔公司愿意投资sop万美元，把Pacific convenynce改组为新的合资公司vacinc Centwr cyber－WOrks（简称PCC），主力开发亚洲高速互联网络服务。
英特尔与盈科这项合作，英特尔负责提供芯片。软件及系统，用于建设传播及互联网络的基础架构。虽然他们投入盈科的资金不算太多，但却有助双方占有亚洲区的互联网市场。对李泽楷来说，意义更为重大，因为，盈科可成为这间国际超级计算机公司的战略伙伴，并肩打天下，盈科也就升格为国际级的高科技集团了。
其实，英特尔在美国亦有类似的投资，例如，该公司与美国电讯业Hwtes Network Syst，ms公司签订的协议，也是为他们提供结合卫星电视与高速互联网络的视讯设备，以及其所需的芯片。这项合作使公司名声大噪。
英特尔指出，与Hughes Net。orb Syst，ms的合作是针对美国市场，而与盈科的合作则着眼于亚洲市场。亚洲市场很大，且成长快速，英特尔与盈科的合作将有利于彼此的发展。改组后的PCC会有更大胆及更创新的业务，因为，他们要把电视与互联网结合，目的是使亚洲数亿个无法购买个人计算机的家庭，能够接触到互联网，感受其带来的便利，提升信息的触觉。
格鲁夫一向有意让互联网服务走出计算机世界以外，而李泽楷就认为，亚洲区既然已有15亿电视用户，这15化部电视机，正可以用来上网。将电视作为媒介，提供上网服务，两人的观点正好不谋而合。共同的利益使两家公司走到了一起。包装科技形象
为了建立个人的‘海科技”形象，李泽楷经常接受国际杂志采访，出席高科技研讨会，并作专题演讲，把自己包装成科技界精英：斯坦福毕业、计算机专业。“数码港”和卫星电视的创始人、李嘉诚的儿子、三十来岁的“钻石王老五”——这一切因素合在一起，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概念。
这时，李泽楷的大幅照片开始出现在财经和科技杂志的封面，各种媒体都评他为风云人物，在1998年10月，声势达到了一个高峰：他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50位数字精英之一，名列第三十位（盖茨名列第一，杨致远名列第六）。
推动香港追赶高科技浪潮是李泽楷的一大心愿。在李泽楷的心目中，最出色的科技人物是微软主席比尔·盖茨。他私下透露说：“我很欣赏盖茨白手起家的创业精神，他19岁便创立微软公司，凭着独特的眼光和商业头脑，成为资讯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微软的产品已成为现代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识英雄，重英雄，当盖茨亲自撰写的描绘及预测未来世界的新书《未来时速——数字神经系统与商务新思维》全球同步发行时，李泽楷主动为其香港中文版写序，他在“序言’冷对该书予以高度评价，称许它有助企业跨越对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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