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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大玩家——李泽楷传奇

第三篇 创盈科自立门户

  李泽楷以4亿美元闯天下,成立盈科拓展集团,开始了南征北战的创业之路。在1999年更夺得香港“数码港”发展权,威名远播。自此,他坐上了数字号快车的头等厢。

第一章 脱胎换骨的日子

  跟以科技起家的盖茨和杨致远不同,李泽楷虽然是学计算机专业的,但我们不知道他写过什么哪怕有一点名气的软件,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从创立盈科到取得“数码港”发展权,“数字英雄”的光环已经罩在李泽楷的头上。

  1993年,李泽楷开始了其辉煌的创业之路,并改变了他的一生。从此,李泽楷从李嘉诚的儿子,脱胎换骨成为香港科技界的世纪新霸主。李泽楷的创业之路并不好走,期间经历的酸甜苦辣。成功失败,使他成为一个更为冷静和理智的生意人。创立盈科集团

  性格独立的李泽楷经营卫星电视赚了4亿美元,向老父及商界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其后他决定自立门户,摆脱“靠老爸”的阴影。不过,他事先还要经过父亲的同意。

  这一天,一直令李泽楷难忘。

  1993年初夏的一个晚上,李泽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父亲的书房门外,借着虚掩的大门,他见到已经显得有点老态的父亲正戴着他那副商标性的黑框老花眼睛在阅读文件。借着柔柔的灯光,李泽楷第一次仔细地看着父亲的脸。“他的确老了,我在这时候提出自己创业,合适吗?”李泽楷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推门而入。

  既然决定了,就不再拖拉。他开门见山,道:“爸爸,我想自己出来做生意。”

  李嘉诚心里打了一个咯噔,小儿子不是在和黄干得好好的吗?但李嘉诚还是平心静气地听完了李泽楷的创业计划。

  商场老手李超人深知,自立门户不比打理家族生意,在自己家族里面,重大的决策有经验老到的太傅们辅助,独立在外,商场上的陷阱实在太多了。尤其这个儿子,虽然初露锋芒,但总是好出风头,心高气盛,一不小心就会摔大跤。

  不过深知小儿子性格的李嘉诚知道,李泽楷既然做出了决定,就没有人能让他改变了。反对不如静观其变,而且李家输得起金钱,李泽楷也还输得起青春,让他出去闯闯,失败后他还是会回来的。

  李嘉诚对李泽楷说:“年轻人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和黄管理层有足够的人手,我不会强迫你留下来的!不过你要记住,树大招风,最好保持低调;做事要留有余地,不要把事情做绝。有钱大家赚,利润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假如拿10%的股份是公正的,拿11%也可以,但是如果只拿9%的股份,就会财源滚滚来。”

  带着父亲的一番殷切教诲,李泽楷离开了和黄,踏上了人生的又一个辉煌的新征途。

  相信李嘉诚在答应李泽楷的时候,决不会想到儿子在6年后就创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1993年8月初,李泽楷宣布成立私人公司。当时,盈科的办公室还是借租和记大厦的写字楼。1994年1月,盈科正式开业,并乔迁到中区万国宝通广场明楼。写字楼是在万国宝通任助理经理的大嫂王富信帮助租下的,面积近2万平方英尺,月租逾百万港元。不仅租用写字楼,甚至招聘一兵一卒,李泽楷都亲自挑选,足见其精力过人。可以说,盈科集团是他的心血结晶。

  盈科成立后,李泽楷出任主席,他利用这个基地大展拳脚,不断扩充自己的数字王国。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李泽楷虽然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但他似乎在资本市场上更得心应手。1994年,李泽楷成为经济论坛成员,被《时代》周刊选为全球100名新一代领袖之一。

  盈科初期的投资额为4亿美元(约合30多亿港元),业务范围主要是发展亚洲区高科技项目,向客户提供通讯技术建设,如铺设光纤网络等服务。

  由于盈科的业务方向与家族旗下的和黄电讯相冲突,为避免自家人打自家人,李泽楷选择以新加坡为据点,进行资产大转移。

  李泽楷在新加坡施展的第一个大动作,是1994年5月,透过盈科斥资5亿多港元,收购新加坡上市公司海裕亚洲45.7%的股份,成为海裕的最大股东,实现在新加坡借壳上市,并将公司名称改为盈科亚洲拓展,业务主要是地产、酒店及以香港为基地的鹏利保险。

  所谓“借壳上市”,简单而言,是一间本上市的公司,藉收购另一间已上市公司,把对方的名字改为自己公司的名字,从而达到上市的目的。这样可以省去将一间新公司上市的烦琐手续。对于时间就是金钱的商业社会而言,借壳上市是一个快速而行之有效的捷径。

  在海滨路Concourse大厦38楼,盈科拥有全层的写字楼。访客入内,可以看到李泽楷与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合照,还有他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的合照。李泽楷说,在亚洲投资,亚洲人比西方人占尽优势。“我们比较了解亚洲的文化,投资西方可能就不会那样成功了。”

  借壳上市后,李泽楷即透过海裕,得到一个良机,与日本地产富商堤义明和新加坡政府联合发展白沙浮商业城。

  年底,海裕投得北京地铁工程中的一个项目,并透过海裕间接控有香港鹏利保险。

  李泽楷的下属说:“Richard是个工作狂,他可以早上7点钟要你回公司开会,也可以随时在深夜给你一个电话,找下属商谈业务,然后命其光亮出门办理。”

  李泽楷每周飞一趟狮城(新加坡),通常是周四周五到,工作到周日才离开。下属们休想过周日,纷纷叫苦不迭,但又无可奈何。

  他在接受狮城《商业时报》采访时透露一个消息,在盈科草创之初,父亲为使他“回心转意”,安排他做和黄行政总裁,但遭到拒绝。他说:“我来狮城发展,就是要摆脱父亲的荫庇。”

  羽翼渐丰的李泽楷对父亲趋于保守的管理手法已经有点听不入耳了,他雄心勃勃,希望凭着属于自己的一套创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从此摆脱“李嘉诚的仔”的阴影。

  直至1999年1月,李泽楷的盈科集团仍然专攻亚洲物业市场,并与国际大型金融机构合组亚洲投资基金,以投资亚洲物业为主,涉资3亿美元(约合23.4亿港元),而李泽楷旗下的盈科则占12亿港元。这些合资项目主力投资新加坡。香港。中国。南韩及泰国等地的地产市场。

  不过,李泽楷的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盈科成立两年后,事事如意的李泽楷遇到了从商以来的第一次滑铁卢。幸亏有老爸撑腰,他的盈科才不至于寿终正寝。日本成了滑铁卢

  习惯了做大生意的李泽楷刚开始创业就一心想做大买卖,1995年底他从英之杰太平洋购入鱼涌皇冠车行大厦,作价6.75亿,短短8个月后即售予置地,净赚1.35亿港元。

  初次买卖地产尝到甜头后,李泽楷雄心勃勃,希望乘胜追击。1996年他决定盈科的重点是进军地产市场。1997年,日本经济出现滑坡,写字楼较高峰期跌了八成,李泽楷认为投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重锤出击,出资58亿港元向日本国家铁路局购入一幅位于东京千代田区接连东京火车地铁站的地皮,面积达5万多平方英尺,兴建盈科中心,成为10年来单一外国投资者在日本的最大投资,连建筑费在内,总投资高达80亿港元,较整间盈科的股本还要高出多倍。李泽楷打算在短期内以较高价分层出售部分单位,先赚一笔。

  但战无不胜的李泽楷万万没想到,这次投资使他面临创业过程中的第一个危机。由于日本经济仍未走出低谷,坏消息一浪接一浪,李泽楷购入的地皮价格一落千丈。由于投资过于急功近利,盈科在资金运作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陷入财政危机,公司前途未卜。李嘉诚看到儿子有难,又岂能袖手旁观、置之不理?他及时解围,通过旗下的和黄集团买入盈科的东京地皮四成半股份,价钱是盈科买入价的一成半,再加上期间的开支,以及给予盈科1.7亿港元的手续费,明摆着给盈科许多优惠,让它暂渡难关。虽然有老爸拔刀相助,但李泽楷还是亏了不少。

  日本成了他的滑铁卢。

  这一役,盈科元气大伤,许多人推测李泽楷可能会就此收拾行装,打道回府,实守本分地做他的“太子仔”算了。他们实在是低估了李泽楷。男子汉大丈夫,拿得起就能放得下,又怎能为了一时的挫折而动摇自己的理想呢?更何况有“超人”作后台,李泽楷怎能善罢甘休?

  其后,日本地价继续下降,盈科及和黄再在所购地皮的隔壁以较低价增购地皮,一来可以将地盘面积增大,二来可以弥补在此之前的损失,减低平均成本。目前这幢大厦仍在兴建中,估计2001年秋季落成。

  而北京的盈科中心也是李泽楷投资地产时期的一件作品,现在看来,这项投资虽然说不上有多么失败,但是硬要说它多么成功,恐怕也很难说服人。

  要评价李泽楷投资日本地产的功过不能一刀切,毕竟,盈科原本在日本一无所有,但在一两年间就能购入15栋物业,占集团总资产三分之一,也实属不简单了。控制哥顿

  话说回来,还记得李泽楷于1989年至1990年在加拿大有份投资的哥顿资金公司吗?自李泽楷回港,冷落了哥顿后,该公司起了很大的变化。

  就在盈科集团成立期间,因为哥顿创办人占美·康纳查的商业丑闻,哥顿被多伦多证券委员会勒令暂停买卖90天。加上在债券上投资失利,哥顿出现了巨大的亏损,元气大伤。康纳查受到很大的打击,自此变得意志消沉,判若两人,一切已难复当年之勇。

  翌年,哥顿在管理上进行大规模改革,试图力挽颓势。行政管理由过去康纳查一人执掌,变成由一个三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负责。过去,哥顿是以对市场反应快速。行动敏捷而著称的,但现在管理核心变成了“三驾马车”,凡事要三人一同决定,三人的意见又经常出现分歧,于是导致了公司在决策上常常落后于人。

  李泽楷对哥顿混乱的情况并非无动于衷,只是认为时机还未成熟。他于1995年秋天决定行动,把所拥有的哥顿股权,由原来的15%增至引.l%。取得了控制权后,李泽楷立即将之并入自己一手创办的盈科集团内。

  有消息指出,当时哥顿的合伙人包括康纳查在内,愿意让李泽楷由小股东变成大股东,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希望借助他的资金及商业关系,大力发展商人银行业务。李泽楷也表示有此计划,他曾对传媒透露,要把哥顿发展成加拿大最大的商人银行之一,并会引入亚洲概念。他说,哥顿资金是他在北美洲投资的桥头堡,而在每笔投资中,至少投入5000万美元。

  要使哥顿恢复过去的活力,该公司的领导层必须作出整顿,尤其是创始人康纳查更应退下来,但由谁人来接班呢?这是一个令李泽楷头痛的问题。

  1996年,李泽楷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人选,他聘请了加拿大国家商业银行著名的企业重组顾问戴维信,接替退休的康纳查出任行政总裁。戴维信上任后,哥顿上下都寄望他会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可是,戴维信对证券业的运作不太熟悉,而且当年的股市大吹淡风,公司内亦没有人提出大胆而可行的计策,帮助戴维信改革。

  那段时间,哥顿的高层不停换人,如走马灯,但仍然无法把哥顿的困局扭转过来。想当年,哥顿曾是加拿大第三大证券包销商,但这时连十大也进不了。至于新发展的商人银行业务,虽然也有不少美国投资项目,但是一个也没有成功。当年,有很多人认为,哥顿的失败与李泽楷没有直接指挥有关,如果这是事实,倒不如说是与李泽楷转移了投资兴趣有关,相信这个解释会更为正确。

  试问李泽楷哪有时间和精力,去理会这间仅占盈科集团业务不足5%的小公司呢?不久,市场上果然传出哥顿放盘的消息,李泽楷也公开证实此事。往后,李泽楷逐渐淡出哥顿,把精力集中在盈科的业务上。同时,李泽楷亦表示,世界经济发展的辉煌前景系于亚洲,他说:“最具投资潜力的国家位处亚洲,尤其在发展中地区。”“有许多亟待发展的基建。无污染食品店地产及娱乐。而用最有效的方式提供这些货品与服务,将会有利可图。”从他的这番言论可以看出李泽楷主力出击亚洲市场的信心。放弃哥顿只不过是李泽楷希望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更有发展空间的亚洲,好让他大展身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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