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司徒对我们招招手，让我们过去。听司徒的意思，他已经编了个理由，告诉二叔我们需要到这里来找一些东西，问二叔这里最近有没有来过什么陌生人。二叔说这里的房子包括后边坡上那些旧洋房，但凡还有人居住的，全都租给了在这一代干活的农民工，租金很便宜，连他这里都是一样，才200块一间小隔板屋。二叔说，解放后他还是在这里做了很长时间的摊贩生意，后来院子里的人陆续搬走了，他住在附近的烂屋子里，政府也对他进行了接济，就把这个房子分给了加上他一起的几个人住，甚至给房子上了集体产权，但是不是每户一证，是他们共有的财产。后来那几个跟他一起住在这里的老街坊相继去世，这老房子也带不走，去世的邻居家属也想着请二叔帮忙照看着这里，等到今后要拆迁开发的时候，再让他们回来。于是就这样，老房子只留下了他一个。二叔的儿子时不时会回来看看他，几度想要把他接走住大房子去，心想这房子已经被划为危房一类的了，而且又脏又破又旧，但是二叔是个念旧的人，去了儿子那里一段日子，边吵闹着要搬回来住。他自己有低保，一个不烟不酒的老人一个月也凑合够用，于是就天天在这里，早上起来到街上走走，然后就坐在楼梯口，一边听着收音机，一边透过老门看着外面来来往往的行人。
二叔这么说着，我不由自主的把目光如他一般投射向了门外，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就是那种任凭外面的世界多么喧哗，我只在意我这巴掌大的宁静，二叔说，坐在这里看着外面，就好像是小时候在戏台子边上，看那些“西洋镜”，一群小孩凑在一个小小的孔子上，看着孔子里的画在一个狭窄的区域变换着，按他的说法，他就像是一个知天命的老者，透过门，独到的看着外面的花花世界。
二叔告诉我们，这里原本是一家美国人开的香烟行，建立于民国初期，而这房子最早的修建者则是法国人，后来房子一度荒废，直到美国人来了，在这里卖起了洋烟，还把这里重新装肆了一番，在门上的石板刻上了“美华”两个字，意思是美国人在中国人的地方开设的洋行。而店里的伙计全都是中国人。二叔说，这个美国老板人不坏，他小时候也常常来玩，偷那些废弃被丢掉的卷烟纸，美国老板每次看到他的时候都要拿出一根白色的香烟，对他说“LUCKY,LUCKY。”也就是好运牌美国香烟，后来因为抗战爆发，重庆屡屡遭受轰炸，洋人有特权保护，早早的就撤离了。房子再一次荒废，直到后来被**接管，变成私塾。而那个时候的二叔已经是20多岁的青年，就在这学堂门口，摆摊卖早点。
我和彩姐还有胡宗仁和付韵妮围在二叔身边，津津有味的听着二叔讲述这一段离我们太过遥远的历史，那样子就像是在谷堆边听妈妈讲那从前的故事一样。我是个喜欢听故事的人，我尤其喜欢听这样一个平凡的老人，以最最市井小民的角度，来讲述他眼里的世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每段故事都有精彩和值得回味的部分。
二叔接着说，后来邻居都死光了，他也从儿子那搬了回来，就把自己的房间从楼上搬到了楼下，因为岁数大了，爬楼梯也不太方便。然后把楼上的房间分租给了一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每天给10块钱给其中一个民工，让他帮忙买菜做饭，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好多年。直到最近来了个跛子，丢下500块钱，说要租用其中一个房间几个月，二叔收到的租金都是零零碎碎的，这突然给了他500块，他很高兴就把房间租给了那个跛子。
我们都知道，那个跛子就是付强。
二叔说，但是那个跛子自从有一天拿了包包进了房间以后，呆了一个晚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临走前他叮嘱二叔帮忙照看好他的房间，他甚至在走之前换了一把锁。二叔是个老百姓，他根本不知道我们这当中有多大的秘密，既然付强这么拜托了，他也就老实巴交的承诺了下来。
我转头问付韵妮，那段时间你父亲是不是常常都晚上没回家？她说是的，只不过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父亲到底在干什么。司徒对二叔说，这个就是你那个租客的女儿，说完指了指付韵妮，说她爸爸让我们回来帮他拿些东西。付韵妮听到后就拿出手机来，找到一张自己和付强合影的照片给二叔看，二叔一看后说那你们自己上去开门拿吧。
我们上楼后，因为没有钥匙，请开锁匠来的话，恐怕二叔会有所怀疑，我跟司徒还有胡宗仁商量了一下，打算一脚把门给踹开，但是又担心这巨大的声响吓到二叔。胡宗仁却拍拍胸口说，别担心，包在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