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记得当晚我们三人都喝了很多酒，醉得一塌糊涂，侯师傅一直拉着我说心里话，要我孝敬师傅，善待万物生灵，虽然醉汉说话总是笑嘻嘻的，但是我总觉得他的笑里，藏着一种辛酸跟无奈，与其说是在讲知心话，倒更像是在交代后事。
大醉以后，我吐了八卦一地。
第二天中午的样子，侯师傅的弟弟来了，午饭我们在外面吃的，席间侯师傅简单的告诉了他弟弟事情的大概情况，当时父亲牺牲的时候，他弟弟岁数还不大，于是他弟弟比哥哥更希望知道自己的父亲，为什么魂魄会被人牢牢控制，一定要查个究竟。
饭后我们就直接坐火车经南宁转车后去了崇左。岭南风光，的确别有一番风味，虽然也是山多水多，却因为地质地貌的关系，和我接触到的风景大不相同，如果当年侯师傅的父亲也是按着同样的线路去了崇左，我想这一路最后的太平和美景，是他活下去的信念和希望。不过可惜的是人始终还是死了。
到了崇左以后，侯师傅直接找到了当地历史档案管理署，以遗孤身份寻找当年战死的英雄们，接连好几个小时，我们大家都在档案馆里帮忙寻找着当年战亡名单中，侯师傅父亲的名字，终于在一本1994年统计的卷宗里找到了。上面记载这一个革命烈士公墓，侯师傅的父亲和其余400多名战死的烈士一起埋葬在那里，和别的烈士不同，别的烈士有名字有部队番号也有隶属的连队，而侯师傅父亲的名字后面，仅仅跟着“工兵”二字。
既然找到了地方，我们就立刻离开了档案馆，趁着时间还早，急急忙忙的去了那个公墓，到了公墓后，我们却没能在墓碑上找到他父亲的名字。这就非常奇怪了，因为我们仔细数过死亡人数，唯独只差他父亲一个，烈士墓里的墓碑上，有431名烈士，而档案馆资料里，却有432位，而唯独缺少了侯师傅的父亲。于是此刻，侯师傅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他假设他的父亲没有死，因为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埋葬士兵是根据士兵的军籍牌来计算人数的，而他父亲仅仅是个被强行抓来的工兵，不要说军籍，或许连个军人的名分都没有，于是侯师傅决定给他的叔叔打电话，他的叔叔就是侯师傅父亲的弟弟，如果父亲还活着，却没有回家，但是他总是要和人联系的，抱着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侯师傅在电话亭给他叔叔打了电话。
他叔叔已经70多岁了，可幸的是，人还健在，于是在接近一个小时的电话沟通后，侯师傅走出电话亭，告诉我们，他父亲当年没有战死，而是逃走了。
他这话一说，我们全都惊呆了，这是个谁都没有料想到的结果，若非侯师傅当时一个大胆的猜测，或许这永远都是个谜，但是侯师傅觉得有点不可原谅，既然没死，为什么不肯回家，要家里人终日为他吊唁，他却这么不负责任的在外面活得自在。说到这里，侯师傅有点难以控制情绪，一个中年人，蹲在电话亭的马路边，掩面哭泣。
其实我因为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所以我还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资本的，在我看来，逃兵固然不对，因为军人毕竟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是关键是他父亲并不算是个军人啊，凭什么不能跑？若说是为祖国效力那干嘛还强行抓别人上前线啊？就因为人家是个生长在中国的越南人？后来我明白了，这是我们国人情感上的不允许，就好像多年以后我看了斯皮尔伯格老师的《兄弟连》，以及中国的《中国兄弟连》，同样都是打仗，同样都要死人，但是为什么人家敢于表达自己怕死，不愿打仗，害怕子弹，害怕就此一命呜呼，从而躲着藏着，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冲上去送死，这难道真的是懦弱吗？而我们的战争片里，当有人满脸脏兮兮大喊一声，同志们，拿起你们的枪，跟我一起战斗吧的时候，从长官到士兵，一个个都跟打了鸡血一样兴奋？莫非是真心的不怕死吗？于是到了最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电视剧都得这么演才行。
师傅走到侯师傅身边，拍拍他的肩膀，然后突然好像想到了什么，于是他问侯师傅，你那个叔叔住在哪里？侯师傅说，在贵港，师傅问他，叔叔是干什么的？他说是个皮匠。师傅想了想，然后一拍大腿，对侯师傅说，我知道你父亲在哪里了，他即便现在是死了，也一定是死在贵港的！
还没等侯师傅反应过来，师傅就拉着我们全部人再次赶往了火车站，我们又一次风尘仆仆的赶往贵港。在车上，师傅说明了这次赶往贵港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