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胜利象征：朱可夫 > 第十八章政坛风云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春天。
当苏联人翻开1946年的第一页日历，人们才真正地发现阔别4年的和平之神又降临在他们的身边。莫斯科卸去了战争的盔甲，穿上了节日的盛装，巨大的红五星在克里姆林宫上熠熠闪光，辉煌的彩灯把莫斯科的大街小巷重新装扮起来，红旗、横幅标语牌和领袖像醒目地挂在各个重要场所，人们在街上安祥地走来走去。这一切都意味着一个由和平建设代替战争的新时代的开始。
就在这一天，即1946年1月1日，颇具权威的《红星报》在头版刊登了巨幅照片。照片上，斯大林身穿大元帅军服，神采奕奕，紧站在旁边的就是喜气洋洋的朱可夫和伏罗希洛夫，靠后一点的还有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布琼尼、铁木辛哥，他们个个面带微笑，笑得那么开心，那么惬意。
这些从腥风血雨的沙场上走出来的苏联红军中的统帅们，他们为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丰功伟绩，他们理应获得人民的爱戴和尊敬。同时，也不可否认，正是由于战争，由于千百万人血肉之躯的搏杀，才使他们得以展示自己的才能，并且在战后的漫长岁月里，始终保持着一种优越的政治资本。
此时的朱可夫正是春风得意。他作为苏联卫国战争统帅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而受到斯大林的青睐，他已经成为斯大林身后最耀眼的一颗星。
战后的苏联，当务之急是使国家体制尽快从战争状态转入和平建设。1946年的首要事情是召开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确立新的历史时期国家建设的大政方针。
新年伊始，全国各地就大张旗鼓地举行集会，选举最高苏维埃代表。按照选举程序，朱可夫首先被鲁别日诺耶化工联合企业等单位提名为候选人；与此同时，朱可夫的名字多次出现在《红星报》上。一周后，朱可夫被660号特别选区推举为最高苏维埃联盟院的候选人。显然是为了选举需要，《红星报》于1月24日精心安排发表了朱可夫的长篇传略。文章颂扬了这位驻德苏联占领军总司令，并称他是哈勒欣河、耶尔尼亚、列宁格勒、莫斯科、华沙和柏林各个战役的英雄。文章说，如今，"这位斯大林培养的著名军事首长已被选为最高苏维埃候选人。"
确实如此，朱可夫的名字犹如上述这些辉煌的战役一样，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朱可夫的汗马功劳，得到那些从战争中被解放出来的苏联人民的最充分的承认，在当时，他的名声仅次于斯大林。几天后，当朱可夫会见选民的时候，人们纷纷发言赞扬他，高呼"乌拉"来 称颂他。
但是，此时的朱可夫，面对的已不是实枪荷弹的法西斯军队，不是硝烟弥漫、枪林弹雨的战场。摆在他面前的，是如何带领群众尽快地医好战争的创伤，与美、英等西方经济大国展开一场完全不同的竞争。
可以说，昔日那场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浩劫，对苏联的破坏是致命的。2500万人流离失所，1700座城市和27000个乡村被大部或全部毁坏。约6万多公里的铁路被破坏，其长度比绕地球一周还长2万公里。顿巴斯的矿井90%遭到破坏和水淹。巨大的第聂伯河水坝及周围的工业区消失了，航道遭到破坏。据统计，战争使700万匹马、1700万头牛、2000万头猪被侵略者宰杀或抢走。3000多个工厂必须重建。战争使苏联损失最严重的还是人力的丧失。据苏联政府统计，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有2000多万苏联人死亡。据说，如果加上额外的平民，死亡人员 将超过这个数字的1倍。当时的苏联，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牺牲。特别是在南方有些村子里 ，可以同年轻姑娘结婚的青年男子一个也没剩下，整村的妇女守寡，孩子失去了父亲。
这种严峻的局面自然不允许朱可夫为胜利的欢呼和掌声所陶醉，他知道自身的责任。他说，粉碎德国法西斯，苏联起过决定性的作用，现在在保卫和平的过程中，苏联也必须起带头作用。他号召人们要为苏联、为和平、为爱好自由的人民的安全而努力工作。
1946年2月14日，朱可夫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朱可夫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并不如他在军事上指挥打仗那样能运筹帷幄、稳操胜券。特别是他那倔强、豁达而又喜欢自夸的性格，大胆果断的处事作风，再加上独特和创造性的工作方式，使他与斯大林本人贯有的武断专横、沉醉于个人崇拜的作风难以相融。当矛盾发生时，朱可夫自然以犯"骄傲自满、妄自尊大"的错误而败北。
4月10日，朱可夫离开柏林，回国就任苏联陆军总司令之职。可是到了7月份，《真理报》却不动声色地刊登了一则消息：朱可夫被调到敖德萨军区，担任一个不重要的职位。
顿时，外界的传闻和猜测纷纷扬扬。有的说，朱可夫失去了斯大林的宠信；有的说他在与国防部长布尔加宁的冲突中失败了；有的认为朱可夫不存在失宠的问题，他已担任中国**人的顾问，帮助他们解放全中国；还有的说，朱可夫被派到敖德萨，是为了向伊朗、中东和希腊进军作准备。
对于朱可夫的突然隐没，艾森豪威尔分析道："人们对于他实际上已不公开出面所推测的原因之一是：他与我有人所共知的友谊。我不相信这是原因。因为尽管有这种友谊，但是他似乎始终深信**学说根本上是正确的。他知道我是**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我认为它是独裁的同义词。我向他说，我憎恨每一种有国家统治主义味道的东西，我们整个西方传统就是献身于个人自由的观念。我说这些时，他总是耐心地听着。但他自己对**的坚信，似乎是出自内心的信念，而不是由于任何外界的强迫。"
随着时间的推移，铁幕后的真相逐渐明朗了。朱可夫突然被贬，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战争结束后，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他在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中的作用和地位是绝对不能受到威胁的。以专断著称的斯大林不能容忍他周围的人因名望太高而喧宾夺主。这正如在朱可夫当时出席的一次党的会议上所发生的情况那样，会议主席粗暴地大声对他嚷道："我们胜利的功劳不属于你，而属于党及其领袖!"二是朱可夫对于斯大林坚持把战争的胜利 归功于他自己的天才，越来越轻蔑，以至到了十分反感的程度，在一些场合，他公开表示了 这种不满情绪。秘密警察把朱可夫的言论报告了斯大林。斯大林好像看见曾经被他杀害的许 多红军领袖们的幽灵都集合在朱可夫的身后。三是朱可夫历来轻视党和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 地位和作用。在战争时期，斯大林曾对坚持搞一长制的朱可夫作了让步，在军队中取消了政 治委员。现在仗已经打完了，斯大林再也不能容忍朱可夫那种对党的工作人员的排斥态度。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或许斯大林还有一个用意，即撤去朱可夫的重要职务，可以起到"杀 鸡给猴看"的作用，从而吓唬住那些大权在握，不听招唤的军队将领们，使他们始终与自己 保持绝对一致。事实证明，斯大林的这一手是成功的，在之后的多年中，苏联最高统帅部始 终处于安分守己、无所作为的状态。
当朱可夫离开仅仅坐了三个月的陆军总司令的交椅后，顶替他的是与他有宿怨的老对手科涅夫。后者自然有一种取而代之的喜悦，而前者却更增加了一份惆怅和愤懑。与此同时，华西列夫斯基则幸运得多。1948年11月，他被任命为总参谋长，4个月后又被提升为国防部长。这位走红的人物与朱可夫的性格和作风截然不同。他说话总是心平气和，从不提高嗓门，在下属面前始终保持一种自重的神态。如果遇到实在难以容忍的事情，他就捏紧自己的拳头，直到手指发疼，仍然可以做到默不作声。
斯大林与这种性格温和柔顺的人似乎更合得来。他曾当着华西列夫斯基的面赞扬他说：
"华西列夫斯基同志，瞧您指挥着这么一大批部队，而且您干得不坏，但您自己也许连苍蝇都从来没有欺侮过。"
与此相反，斯大林对朱可夫却是另一番态度，他极尽贬低嘲弄这位被他当年称作为"胜利的象征"的副统帅。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对此有过一段详细的披露，他说：
"更为可耻的是，在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取得了摧毁敌人的伟大胜利之后，斯大林开始将许多对取得胜利有很大贡献的指挥员加以贬低，因为斯大林把在前线取得的成就完全归功于他自己，而不许归功于任何别人。
"斯大林曾经对朱可夫同志作为一个军事领袖应如何评价很感兴趣。他时常问我对朱可夫的看法。于是我告诉他，'我认识朱可夫已经很长时间了，他是一个优秀的将军，一个优秀的军事领袖。'
"战后，斯大林开始讲些关于朱可夫的各种无稽之谈，例如他说：'你曾经赞扬过朱可夫， 但是他不值得赞扬。据说在每次战役开始之前，朱可夫总是做出这样的动作：他取一把泥土，嗅一嗅，然后说--我们可以开始攻击，或者相反地说--原来计划的战役不能进行。' 当时我就说：'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这是谁捏造的，但这是不真实的。'
"可能是斯大林自己捏造了这类事，为的是要贬低朱可夫的作用，低估他的军事才能。"
朱可夫没有想到，1946年的失意还不是他下坡路的终点。他在敖德萨住了两三年后，又被调到乌拉尔军区更为低下的工作岗位，这更使他有一种雪上加霜之感。
朱可夫这一次的落难，起因于当时任苏联武装部队监察部长的戈沃洛夫元帅的报复。在战争年代，当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之际，朱可夫与当时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的戈沃洛夫在作战意见上发生过一些冲突。对此，戈沃洛夫长期怀恨在心。当朱可夫在敖德萨任职期间，戈沃洛夫以监察部长的身份，对敖德萨军区作了一次视察。据说，他送交国防部的视察报告对朱可夫极为不利，于是朱可夫再一次蒙受了不白之冤。
这一时期对朱可夫这个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来说，恰似从峰巅跌到了谷底。他在精神上难以承受这连续不断的打击，他要求离开他终身为之服务的军队。他的理由有三点：一是党和政府对他在军事上的成就一笔勾销，只字不提，这是不公平的；二是他经常受到秘密警察的盘查，使他失去了应有的自由，造成精神紧张；三是完全缺乏私生活。
朱可夫的要求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此时，他的地位仍在继续下降，他的消息在新闻界也越来越少。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他的照片从所有的军队驻地拿掉了。他的私人朋友艾森豪威尔将军再也收不到朱可夫的信了。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感到他对军事将领不公正的处置有损于苏联的军事力量和国家安全，特别是看到美国因朝鲜战争而急速发展其军事力量时，斯大林也不得不采取重视和取悦军方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利用和发挥军官们的荣誉感和军事才能。
在这种背景下，朱可夫又开始逐渐露面了。就在朝鲜战争爆发的那个月，他回到了莫斯科，并且被通知出席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会议。
1950年，在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军人在中央委员会中的人数空前增加，朱可夫也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尽管此时朱可夫偶尔露面，但是与过去相比，这种变化仍然是缓慢和微不足道的。他能再向上走几个台阶，仍然要取决于斯大林的意志和愿望。
从1951年起，斯大林的身体一直不好，他患有高血压，在医生的劝告下，他把烟戒了。而且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莫斯科，大部分时间住在孔策沃。他的性格越来越孤独，体质每况愈下，体力越来越弱。1953年3月5日，他因脑溢血与世长辞了。
在将近30年的领袖生涯里，斯大林已经把自己揉进了俄国的全部生活里，斯大林成了俄国肌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此时，不管赞成他的人，还是反对他的人，都不能不承认，是斯大林把俄国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俄国建设成了一个强国。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代里，没有任何人能像斯大林那样长时期地握有那样大的权力。特别是随着他的年纪和权力的与日俱增，孤立和猜疑成了他首要的防御武器。在国家不断前进的同时，一些不祥之兆已经显露出来。
苏联人在哀悼斯大林的同时，似乎掺杂着另一种感觉，即觉得俄国的一个时代已经到了尽头，新的时代正在开始，这个时代将与前一个时代有所不同。总之，随着斯大林的逝去，一个时代结束了，人们已经认识到应该超越这个伟人而跨入新的里程。
3月6日凌晨，莫斯科电台宣布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同一天，朱可夫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并同时负责苏联陆军部队。斯大林的去世和朱可夫的重新起用，在时间上安排得如此紧密，使后来的历史学家们产生了种种猜测和疑问。无论怎么说，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绝非巧合。朱可夫新的发迹与斯大林的死很有关系。
朱可夫回到莫斯科后，使苏联军事机关获得了巨大力量，也使因斯大林去世而暗淡无色的苏联政府增色不少。无须置疑，这对当时稳定军心和民心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国内发生的第一件重大事件，就是贝利亚及其一批秘密警察官员被捕。
贝利亚长期担任内务部长的要职，他是秘密警察的总头目。党和政府要员的一举一动，几乎都逃不过他的耳目。从某种情况来说，贝利亚掌握着他们的生杀大权。
从外表看，贝利亚是个体态十分臃肿的人，一张浮肿、虚胖的脸上总是戴着一顶松松垮垮的软帽。他的外套特别肥大，穿在身上晃晃荡荡，活像码头上的一个搬运工。可是在这一副邋邋遢遢的外表里面却充满了常人所少有的机敏和精明，同时还隐藏着一个不讲原则、毫无同情心的无耻灵魂。谁也无法统计，在他那双无形的手里杀死了多少无辜的人。正因为如此，大家既恨他又怕他，他就像一个阴魂一样，出没在克里姆林宫里，以及各种各样的聚会上。
朱可夫对贝利亚早有仇恨，他始终认为，1946年他之所以被贬职，祸根就是贝利亚派秘密警察诬告了他。
此时，贝利亚想趁斯大林的去世夺取政权的计划败露。朱可夫当然不能错过这一难得的下手机会。他立即与布尔加宁、华西列夫斯基和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一起讨论对策，决定采取特殊手段逮捕贝利亚及其同伙。
由于在莫斯科军区中没有可以信赖的部队完成这一极为重大而又极具风险的任务，他们秘密地从朱可夫呆过的乌拉尔军区中调来两个近卫师，这两个师无疑是绝对忠于朱可夫的。
逮捕贝利亚的决定，主要由赫鲁晓夫策划、由马林科夫出面，预定于6月26日在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动手。
贝利亚不同于一般的人，他是内务部的负责人，是秘密警察的总头目，克里姆林宫内有一支相当大的武装警卫队由他领导，主席团的卫兵都是忠于他的。每次召开会议，他的随从都会坐在会议室隔壁的房间内，所以事情相当棘手，一旦稍有疏漏，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赫鲁晓夫只能依靠军队帮忙。先前，赫鲁晓夫让空军司令员莫斯卡连科和另外5位将军执行拘留贝利亚的任务。后来，经马林科夫建议，又把参与此事的圈子扩大，其中包括朱可夫和其他10位元帅和将军。
按内务部原来的规定，所有的军人在进入克里姆林宫时都不准携带武器，并受到严格检查。这次会议之前，布尔加宁出面破例允许元帅和将军们随身携带他们的腰佩武器。
会议按预定计划召开。朱可夫他们呆在另一间房内，只等马林科夫发出信号，他们就一齐动手。
这次会议从表面上看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的心却好像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而贝利亚却若无其事。会议刚一开始，马林科夫便突然宣布："我们现在讨论贝利亚的问题。"当时贝利亚紧挨在赫鲁晓夫的右边坐着，他吃惊地张大嘴巴，紧接着抓住赫鲁晓夫的手，疑惑地问道："尼基塔，是怎么回事呀?你们在嘀咕些什么呀?"
赫鲁晓夫像法官宣判似地厉声回答："注意听吧，你很快就会知道的!"接着他就发言，历数了贝利亚的罪恶活动和阴谋企图。接着布尔加宁和与会的每一个人都发言谴责了贝利亚的罪行。
会议本应由马林科夫总结并宣布对贝利亚的处置，但是事到临头，马林科夫却害怕得不知所措，致使会议长时间地停顿而没有结果。赫鲁晓夫见势不妙，立即要求发言，他按事先 商讨的意见，建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解除贝利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内务部长以及他担任的一切其他政府职务。此时的马林科夫仍然没有从恐慌中解脱出来，他好像忘记了提议付诸表决的程序，而是稀里糊涂地按了一下秘密电钮，向隔壁房间发出了信号。
朱可夫第一个走进会场，紧跟其后的是莫斯卡连科等10位杀气腾腾的将领。
马林科夫用一种微弱的声音向朱可夫说："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要你们把贝利亚先关进监牢，以待调查对他进行的控诉。"
朱可夫怒视贝利亚，似乎要把千仇万恨都凝聚在一句话上，他冲着贝利亚大声喝道："举起手来!"随后，所有的元帅和将军们都打开了他们的手枪皮袋，以防贝利亚的反抗。几乎在同一瞬间，贝利亚迅速去摸他的公文包，而旁边的赫鲁晓夫则赶紧抓住了他的手臂，于是贝利亚无奈地缩回了手。
贝利亚及其同伙被捕后开始被秘密关在莫斯卡连科的司令部地堡里，直到1953年12月24日才宣布对他们处以死刑。
贝利亚事件后，朱可夫被提升为党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随之而来的是，原属贝利亚领导的政治警察的地位下降了，军队的柱石作用得到了重新承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朱可 在军队地位的恢复，军队中政治军官的影响也越来越小，职业的军事长官获得了全部权力，1955年，连一级取消了政治军官的职位，代之而起的是一长制的推行。
在朱可夫的军事生涯中，他从来没有动摇过"军事一长制"的立场。他始终认为，国家的文职当局必须放手让军事司令员来处理部队的事务，而不要让政治委员来干涉。
在朱可夫这一坚定而又大胆的观念指导下，苏联的军事制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军队中党的观念淡化了，政治思想束缚解除了，军官们可以提出过去禁止提出的许多问题，军事指挥员从30年代以来第一次成为唯一出头露面的人物。
这种情况尽管使军事指挥员获得了信心和力量，尽管他们从心底里仍然坚定地忠于党，但是党的机关和一些政治敏感者却意识到这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倾向，是对党的领导权的严重挑战 。
1956年1月，在莫斯科军区一次党的会议上，朱可夫极力强调要维护军队司令员的特权，他说：
"在莫斯科军区，有人企图对司令员的正式活动在党的会议上加以批评。这种企图是应该谴责的。我们的任务是对指挥员权威予以全面加强，对于严格要求部下的军官和将军要给予支持。"
后来，他又在政治工作人员的会议上主张，政治工作者要先做军人，然后做理论家。他说 ：
"宣传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在于对其实际的执行作出贡献。宣传工作的理论方面应该给予与军队的实际任务联系着的问题……以更多的地位。一个不懂得军事责任的政治官员，就不能应付他面临的各种任务。"
1957年4月，苏共中央公布了一项《对苏联陆军和海军中党组织的指令》。文件虽然原则地强调了军队中党高于一切的地位，以及总政治部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部门，具有独立的地位。但是在具体指令中，却规定了"军事司令员对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两方面都要负责"，"不容许在党的会议上对司令员的命令和规定提出批评"。这一内容，显然是朱可夫思想的具 体体现。
随着这一思想的发展，军队中政治工作的地位逐渐下降，有的甚至完全停止了。军人对政治学习、思想教育和党的领导越来越不感兴趣。代之而起的是大家都集中精力从事军事专业，掌握新的、复杂的军事技术和探索未来战争的手段和方法。军队中的政治干部受到了冷遇，人数锐减。政治机关的权限也受到限制，使它的职能仅仅局限在政治教育方面。
朱可夫所推行的路线，不管其最终目的是什么，但客观上则明显地削弱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了党的工作人员的地位和作用。这不能不引起赫鲁晓夫总书记的警觉和不满，因为他自己的权威正是建立在党的各级权力基础之上的。但是斯大林死后，继承权的斗争还没有获得最后结果，朱可夫的支持还举足轻重，赫鲁晓夫不会为此与朱可夫摊牌。相反，他对朱可夫给予了最大的尊敬和特殊的待遇，并将他选进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果然，当1957年赫鲁晓夫与反对派作殊死较量时，朱可夫给予了他至关重要的支持。
贝利亚事件之后，在苏共上层围绕国家建设的方针问题，出现了重大分歧。
1953年8月，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答应不久要实行一种新的经济政治政策，更多地注意消费商品的生产。这一宣告立即得到公众的支持。
但是这一计划却遭到赫鲁晓夫的反对。赫鲁晓夫强调发展重工业，他宣称："只有在进一步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成功地使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得到发展……并能保证苏联边界不受侵犯。"
因为提高军备需要发展重工业，赫鲁晓夫的主张得到了军界的支持。
在1953年和1954年两年间，马林科夫每年削减军费100亿卢布。当开始审议1955年预算时，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冲突激烈化了。1955年1月24日，《真理报》攻击那些主张消费品优先的人。25日，赫鲁晓夫在一篇讲话中，把这种人说成是李可夫和布哈林一类的右倾分子。
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之间的争论还包括对未来战争的判断和军费开支的问题。马林科夫认为，一场热核战争意味着世界文明的终结，苏联和美国都不会冒这种毁灭的危险，因此军费是可以裁减的。马林科夫的主张不仅受到赫鲁晓夫的反对，而且也引起军方元帅们的不满，他们与赫鲁晓夫坚定地站在一个营垒中。朱可夫在担任国防部长的前两天公开表示："我认为这是一个不正确的观点。……不幸的是，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是由许多著名军事领导人作出的--例如，蒙哥马利和格伦瑟。"
在这种不顺利的情况下，马林科夫于2月9日辞去了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布尔加宁接替了马林科夫的职务。上任伊始，他就提出重工业和国防是密切相联的论点，从而取得了军队一些元帅们的欢心。
1955年2月，朱可夫接替布尔加宁留下的职务，担任了国防部长。
随着朱可夫地位的上升，他在军队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他的思想得到了最有效的贯彻。 此时，苏联国防的重点放在以核武器和发射系统为基础的现代战略理论研究上。从1953年后期开始，在苏联的军事学说和军事训练中，开始反映出新的武器对战略和战术的影响，苏联的军事理论有了新的活力。朱可夫号召人们在军事上作出较为实际的客观估计。他否定了斯大林在世时，那种被认为是完美无缺的斯大林主义军事学，那种不承认缺点和失误的虚伪现象。他鼓励军事历史学家们客观地写作。在他的任职期间，苏联的军事著作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许多军事理论家也逐渐进入了国防部的重要岗位。
根据现代战争的发展趋势，朱可夫决定加速发展空军远程攻击力量和核武器力量。与此同时，他也强调大规模的陆上作战的重要性。他说："空军和核武器本身并不能决定武装冲突的胜败。尽管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在战役中不可避免地还要使用大量的军队和大量的常规武器与之相配合。"当有人问未来战争是否必须使用核武器时，朱可夫答道："没有一个人，包括我在内，现在能够完满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一切战争，大规模的和小规模的，都是在不同的政治、地理和经济条件下发生、进行和结束的。"
莎士比亚说："野心是军人的美德。"不管这句话是否够得上至理名言，但是朱可夫此时已经不满足于他那职业军人的角色了。他开始越来越多地以政治人物的形象出现在社会舞台上。而这个角色对他来说，结局还是一个未知数。
朱可夫担任国防部长以后，不仅经常发表文章和讲话，而且在重要的会议上和事件中，都少不了他的影子。在党的主席团中他也居显要地位，他似乎已经成为苏联的政治领袖之一。在他之前，从来还没有一个职业军人能在政治上升到这样高的地位。
在短短的不到两年时间里，朱可夫为什么能不仅东山再起，而且大红大紫起来了呢?一些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另一些了解内情的人却不觉得奇怪，这是因为，在斯大林的继承人中缺少有名望的人物；在"冷战"的时代，武装力量有其特殊的重要性；赫鲁晓夫等人在将贝利亚和波斯克列贝舍夫处死时，需要依靠朱可夫及其军队的支持。另外，由于朱可夫与艾森豪威尔之间的特殊私人关系，在苏美两国正努力趋向缓和的进程中，苏联统治集团很可能把朱可夫当成与西方实现和解的一把钥匙。
为了缓和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苏、美两国同意于1955年7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最高级会议。
会议之前，苏联政府宣布：党的总书记赫鲁晓夫和国防部长朱可夫将伴随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参加会议，另外两名代表是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
对于朱可夫参加这次裁军会议，外界表示了异议，认为朱可夫是个军人，他或许对军备竞赛更感兴趣。
对此，布尔加宁进行了驳斥，他说："我认为不是这样，因为作为一个军人，他比任何人都更明白战争的恐怖性。"他接着解释说："要使裁军会议获得结果，朱可夫的参加是必要的。在没有他参加的情况下，我们作出的决定他可能不同意，如果有他在场，我们可以一起取得协议。"
赫鲁晓夫事后的解释更耐人寻味，他说："朱可夫在战时曾是艾森豪威尔的朋友，我们认为他们的友谊可能成为我们两国之间商谈的基础。我们希望艾森豪威尔和朱可夫能有机会在一起单独会谈，他们会就和平共处问题交换意见。"接着，赫鲁晓夫口气一转，忿忿地说："可惜那该死的坏蛋国务卿杜勒斯却总是在艾森豪威尔总统跟前转来转去，艾森豪威尔一旦越出轨道，他就赶快把他抓住。"
在苏联代表团出发前，布尔加宁在答记者问时又宣称：朱可夫是否决定拜访艾森豪威尔总统，那是他个人的事情，政府不能规定任何人的个人接触。显然，布尔加宁为朱可夫与艾森豪威尔进行个人会谈打开了最后一扇门。
早在苏联政府公布代表团成员名单之前，艾森豪威尔就曾放风试探道：如果朱可夫参加会议，他将为有机会与朱可夫重叙旧谊而高兴。而朱可夫则表示：他的确希望在工作会议之 外与艾森豪威尔总统会晤。他微笑着说："这么多年没有见到我的老朋友了，这次希望与他会见也是人之常情。"
7月18日，艾森豪威尔和朱可夫这两位有着特殊身份和使命的人终于相见了。他们十分亲切地相处在一起。他们谈到了缓和东西方之间紧张局势的前景，同时也和一般老朋友相逢时那 样，谈到了个人的家庭和子女。
当天晚上，艾森豪威尔总统为苏联代表团举行了小型宴会，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结队到达。在艾森豪威尔的眼里，这几位苏联客人各具特点。布尔加宁显得和蔼可亲，轻松愉快，善于处理公共关系；赫鲁晓夫是**的首脑，胖得圆滚滚的，参加国际会议还像是个新手，但思想深处隐藏着铁一般的意志；朱可夫被作为一种友好的"触媒剂"，但却显得有 些紧张而不自然；莫洛托夫和葛罗米柯则始终保持着谨慎严肃的神态，使人难以接近。
宴会仅仅开始一会儿，艾森豪威尔发现除了朱可夫坐在那里与他交谈外，苏联代表团其他成员都不声不响地退到幕后去了。艾森豪威尔没有理会，他继续与自己的老朋友畅叙友情。他们回顾了在德国的日子，回顾了10年前艾森豪威尔在莫斯科的访问。在艾森豪威尔回想起那些令人高兴的场面的时候，朱可夫却意味深长地说："在苏联有些事情并不像他们所表现的那样。"但是他没有继续解释这句话的含意，就把话题扯到个人的私事上了。他告诉艾森豪威尔，他的女儿昨天结婚，他因出席这次会议而不能参加她的婚礼。艾森豪威尔认为这不应该，但朱可夫却说，他宁愿和老朋友在一起。他把艾森豪威尔称作"军事上的同志"。
得知朱可夫女儿的喜事，艾森豪威尔立即让人送来一对钢笔和一架手提式收音机作为贺的礼物，请朱可夫转给他的女儿。艾森豪威尔这种朋友式的关心，似乎打动了朱可夫的心。
在日内瓦期间，只要有机会，艾森豪威尔总要争取与朱可夫多处一会，但是令艾森豪威尔感到难过的是，一旦他们二人谈到会议上的严肃问题时，朱可夫就不是1945年时那样的人了。在艾森豪威尔的心目中，朱可夫元帅曾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军事家，是一个独立的、有自信心的人，在处理战争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他敢作敢为，精明果断。在当时艾森豪威尔的印象里，朱可夫是仅次于斯大林的地位和影响力的人，是一位了不起的重要人物。可是10年后的今天，朱可夫昔日的光彩没有了。他变成了一个屈从的、忧思重重的人。他以低沉单调的声音向艾森豪威尔反来复去地重复苏联代表团主席已经在会上提出的那一套话。他好像不是在交流思想和意见，而仿佛在背诵一篇小学生的课文。他缺乏生气，看不见笑容，也从不开玩笑，他和过去判若两人。
艾森豪威尔知道，他的老朋友正在执行他上级的命令。他与朱可夫的私人会见，除了给他留下了一丝悲凉，几乎什么感觉都没有。
日内瓦会议虽然开得不尽人意，但是也不算失败，东西方关系毕竟取得了某些进展，欧洲的军事对峙有所缓和。但是好景不长，自从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在东欧的卫星国接连闹事。开始是波兰发生了波兹南骚乱事件，尔后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在这两起事件中，朱可夫作为军事首脑，都直接指挥军队进行了干预，充当了刀斧手的角色。
苏联军队使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得以平息，同时也证明了苏联决心要用武力来保持其在东欧的霸主地位。苏联军队的功劳，使赫鲁晓夫更增添了一份对朱可夫的感激之情。在朱可夫60岁生日那一天，苏联的所有报纸都在头版上刊登了朱可夫元帅的巨幅照片，并发表了党中央委员会的赞词：
"**和苏联人民高度评价您在建设武装部队方面，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方面所作出的成绩。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的严酷的年代里，您巧妙地、勇敢地引导苏联军队为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进行了决战。在和平工作的年代里，您不停息地贡献出您的全部精力和知识，来进一步建设苏联政府和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
在朱可夫生日这一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授予朱可夫列宁勋章和金星 勋章。至此，朱可夫成为苏联历史上获得勋章最多的英雄，是唯一拥有4枚金星勋章的人。 踌躇满志的朱可夫真可谓功成名就，如日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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