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袤的齐鲁大地是一个山雄水阔、物产富饶的地方。
齐地临海。古人曾这样描写大海：
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
茫茫大海，不仅供给滨海之人以鱼盐之饶，也激起了滨海之人无边的遐想，给了他们想象的天赋和智慧。有这样一个传说，足见古人想象的丰富与浪漫：
在茫茫渤海的东面，不知几亿万里的地方，有一个大谷，其深无底，名叫归墟。天下所有的水，最终都流入这个地方。水日夜不停地注入，谷日以继夜地泄走，所以这里的水始终无增无减，一片汪洋。在这众水所归之处，有五座山：一座叫岱舆，一座叫员峤，一座叫方壶，一座叫瀛洲，一座叫蓬莱。这五座山都高万里，其顶平处有九千里。山与山之间相隔七万里。山上的建筑物都由金玉构成，这里的禽兽皆披轻纱。到处都长着珠玕之树，其果实芳香，吃了以后长生不老。山上所居之人全都是仙圣，他们常在这五座山之间飞相往来。但这五座山是浮在海上的，常随潮波上下往来，漂忽不定。仙圣们深以为忧，便请求天帝帮助。天帝也担心这五座山随波漂走，使仙圣们失去居所，便命天神禺强处理此事。禺强命十五头巨龟分为三班，每班分驮五座山，六万年一轮换。从此，五座山才固定下来。
美丽的传说有赖于丰富的想象，丰富的想象反映着智慧的灵秀。史称齐人足智，谁能说齐人的智慧与大海的启迪无关呢？
鲁地昼夜奔腾着洙、泗、沂等河流。淙淙流水不仅养育了两岸生灵，给人提供舟楫便利，也给当地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如镜的河水，似茵的绿地，茂密的林木，幽静的河谷，正是人们读书思考的好地方。《论语注》记载：夫子教于洙、泗之间。今于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领徒之所也。孔子曾问他的几个弟子说：假如有人让你们出来做事，你们准备干什么？
子路回答欲强人之国。
冉求回答欲富人之民。
公西赤回答欲主人之祀。
唯独曾皙与三人主张不同，他说：我愿在暮春三月，穿上春天的衣服，陪同一群大人和孩子，在沂水边洗澡，在舞雩台上吹风，然后一路唱着歌走回来。
孔子感叹地说：我同意你的主张啊！
孔子并非没有政治抱负，并非不想治国化民，只是他认为子路等人在个人修养与政治抱负之间尚有距离，意欲使他们在沂水边继续修身养志而已。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
其实，高高耸立的泰山，岂只是唯鲁地所能瞻视。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站在齐鲁边境，都能看见泰山那伟岸的身影。泰山是齐鲁名山，不仅是大自然的造化给了它令人顶礼膜拜的巍峨，人们在泰山上的种种活动也使它反映出齐鲁文化的丰富内涵。
泰山是古代帝王封禅的场所。泰山封禅，反映着儒家天人感应观念。《五经通义》说：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何？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生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泰山封禅，又反映着儒家礼的秩序。据说，鲁国的权臣季氏有一次去祭泰山，这是违礼的行为。当时，孔子的弟子冉有正在季氏手下当官。孔子知道后便问冉有：你难道不能制止吗？当他听冉有回答不能时叹道：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林放曾向孔子问礼，孔子认为如今世人皆不守礼，而林放却请教礼法，真是个知礼的贤者。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泰山之神是维护礼教的，季氏的违礼行为必惹神怒。泰山封禅，还反映着儒家道德的标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带着齐鲁儒生博士七十人到泰山封禅。儒生们说：古代封禅都用蒲草裹车轮，为的是不伤山上草木；祭祀时把地扫净，用菹秸为席。秦始皇认为太繁琐，便绌退儒生，乘车上山。在途中，突然下起大雨，秦始皇不得不到大树下躲避。十二年之后，秦朝灭亡。儒生们都说：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司马迁认为，秦始皇封禅之举，是属于无其德而用事者，意谓秦始皇没有帝德，上天不佑，即使行封禅之事也没用。
位于齐鲁大地的琅邪郡，始建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琅邪诸葛氏是西汉至魏晋时期的著名家族之一。
琅邪诸葛氏之所以著名，是因为这个家族出现了许多著名人物。西汉时，有执法严峻、刚正不阿的诸葛丰；东汉末，有任泰山郡丞的诸葛珪和与党人同气相求的诸葛玄；三国时，蜀国有丞相诸葛亮，吴国有大将军诸葛瑾，魏国有镇东将军诸葛诞，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东晋时有诸葛诞之孙诸葛恢，他与王导、庾亮几乎齐名，被誉为中兴三明之一，曾任吏部尚书、中书令、尚书右仆射。
琅邪诸葛氏之所以著名，还因为这个家族直至南北朝时还保有完整的家族谱牒。《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曾经讲到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的事迹，裴松之在这个地方引用《诸葛氏谱》作注说：京字行宗。裴松之是南朝刘宋人，这说明在南朝刘宋时，人们还能看到《诸葛氏谱》。南朝刘宋时，刘义庆在著名的《世说新语》中，谈到诸葛诞后代的婚姻情况。书中写道：东晋时，诸葛诞的孙子诸葛恢，大女儿嫁给太尉庾亮的儿子，二女儿嫁给徐州刺史羊忱的儿子，儿子娶了河南邓攸的女儿。南朝梁人刘孝标在这个地方又引用《诸葛氏谱》作注说：恢子衡，字峻文。仕至荥阳太守。娶河南邓攸女。可见至南朝萧梁时，人们仍能见到《诸葛氏谱》。
民有民俗，家有家风。民俗的产生与传承，有赖于百姓一代又一代的社会活动；家风的形成与弘扬，有赖于家族成员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实践。如果今天我们能看到这部在南北朝时仍流传的《诸葛氏谱》，如果史籍对诸葛家族成员的记载再多些，我们将能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诸葛家风。然而很遗憾，《诸葛氏谱》在南北朝以后便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清朝光绪十七年（1891），思贤讲舍刊印了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书后附录《人名谱》一卷，开篇有这样一段说明文字：
凡《世说》人物可谱者，自临沂王氏而下二十六家。然《世说》所记，止于晋末，今用诸史谱至陈隋。
从这段文字中可知，补此《人名谱》者为隋朝以后的人。在这卷《人名谱》中，还有二十六族属于无族谱者，而诸葛家族恰恰在这二十六族内。在此以后，唐人所著的《隋书经籍志》、五代人所著的《旧唐书经籍志》、宋人所著的《新唐书艺文志》、宋人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郑樵的《通志校雠略》、元人脱脱的《宋史艺文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以至清人撰的《四库全书总目》，都著录了许多谱牒之书，但却不见有《诸葛氏谱》。
看来，我们只有从史籍关于诸葛家族成员的有限记载中去了解、钩沉诸葛家风了。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一支九百多人的队伍向渔阳（治今北京密云西南）方向日夜兼程地进发，这是一群被秦朝廷征发守边的戍卒。队伍行至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刘村集），被一场罕见的大雨阻住。倾盆大雨汇成洪流，冲毁了道路，将路途变成一片泥泞的沼泽。即使冒雨前进，要想在规定的日期内赶到渔阳前线也是不可能的了。秦朝的法律严酷，误期当斩，逃亡亦死。走投无路的戍卒们在陈胜、吴广等人的领导下，杀掉押解他们的将尉，揭竿而起，武装反抗暴秦。
陈胜、吴广起义后，一个名叫葛婴的人参加进来。由于他具有军事才能，所以陈胜让他带领一支队伍去征讨蕲县（治今安徽宿县东南）以东的地方。葛婴带领这支队伍向东南方向进发，在攻下东城（治今安徽定远县东南）以后，便在此地立一个名叫襄强的人为楚王。
葛婴在军事斗争胜利中，及时立襄强为楚王来扩大政治影响，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葛婴是符离（治今安徽宿县东北）人，符离在战国中后期属于楚地。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楚国是灭亡得较晚的国家，也是一个对秦拚死抗争的国家。秦始皇灭掉韩、赵、魏三国，又降服燕国以后，就打算灭楚。他问老将王翦，灭楚需要多少兵马？王翦回答：非六十万人不可。王翦是久经沙场富有经验的战将，他深知楚国的力量及抵抗决心，认为非用重兵不可能征服楚国。而年轻气盛的将军李信却傲慢地说：只用二十万人便可灭楚。秦始皇认为王翦胆小怯敌，便不用王翦而任李信，给了他二十万兵马，让他率军灭楚。李信开始取得一些小胜，便骄傲起来。楚军乘机进行反击，急行军三日三夜，在城父（治今安徽亳县东南）攻入秦军营垒，斩杀秦军七都尉，秦军大败而归。在事实面前，秦始皇承认了自己的失策，重新起用王翦，让他率六十万人马，又一次进攻楚国。楚国听到王翦率军前来，也倾全国兵力进行抵抗。富有经验的王翦却坚守不出，不急于与楚兵决战。楚兵多次挑战不成，便向东撤兵。王翦见时机已到，便率领已经得到充分休息的士卒追击楚军，在蕲县南大败楚军，并杀死了楚国名将项燕。陈胜起义时，这场战争刚刚过去了十几年，在楚国故地上，昔日楚国的臣民仍深深怀念着战功卓著、爱兵如子的名将项燕。秦朝的暴政，令楚国昔日的臣民除了痛恨以外，更产生对故国的怀恋。如今，在这昔日秦楚相争的旧战场上，又燃起了新的反秦烽火，又响起了新的反秦呐喊，有什么能比复楚更具号召力呢？所以，陈胜在发动起义前，曾说：天下苦秦久矣。 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
俗话说，英雄所见略同。葛婴、陈涉同为反秦起义领袖，其政治见解虽然略同，在利用楚旗号方面，葛婴要比陈涉更高明。陈涉利用的扶苏、项燕，是两个已故之人，只有其名，并无其人，时间短还可以，时间一长，必然会失去号召力。而葛婴立襄强为楚王，则在楚国故地树起一面人名皆具的实实在在的旗帜。聪明的陈胜也很快地明白过来，所以，当他攻下陈县（治今河南淮阳）后，便自立为王，号为张楚。
葛婴在楚国故地立襄强为楚王，不过是出于号召更多的人参加义军的政治目的，他听说陈胜已在陈县称王，便杀掉襄强，只身回到陈县报告东征情况。然而，陈胜对葛婴曾立襄强为楚王的事耿耿于怀。在陈胜看来，葛婴立襄强为王，说明他非等闲之辈，此人或者有深邃的政治谋略，或者有极大的政治野心。不论葛婴是哪种人，都使陈胜心中不安。所以，当葛婴一到陈县，陈胜立刻就把他杀掉了。
陈胜诛杀葛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葛婴在陈胜称王前立襄强为楚王，说明他很有政治眼光，陈胜称王后他又杀掉襄强，并亲自进见陈胜，说明他心怀反秦斗争的大局。葛婴的一系列举动，表明他是真心拥护陈胜的，并没有做对反秦斗争不利的事。陈胜在事业初起便同室操戈，实在是一件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人的生命有多种含义，精神生命是其中之一。
著名诗人臧克家在他的《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一诗中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是说他的精神生命要大大长于他的自然生命。
当诸葛亮的自然生命已经结束的时候，他的精神生命却刚刚开始。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
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
很显然，从封建礼制讲，天子为至尊，诸葛亮不过一人臣而已，不能超越礼秩，为其立庙祭祀。最高统治者并未意识到诸葛亮精神生命的巨大潜力。
然而，蜀汉的百姓却不管朝廷的礼秩，因为诸葛亮在他们心中的形象是无法磨灭的。据史书记载，汉中之民，当春月，男女行哭，首载白楮币上诸葛公墓，其哭甚哀。这说明，诸葛亮的精神仍活在蜀汉民心之中。
二十九年之后，也就是蜀汉景耀六年（263），步兵校尉习隆、中书侍郎向充向后主刘禅上了一道表章，说：
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即诸葛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蒸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所亲属以时赐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礼，以崇正礼。
后主刘禅批准了这道奏章，下诏在沔阳为诸葛亮立庙。这次立庙，虽然没有尽顺民心，将诸葛亮庙立于成都，而是立在远离京师的沔阳，并禁断私祀，限至庙中祭祀，但总算看到了诸葛亮的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看到了诸葛亮的精神生命在民间的旺盛生命力。
蜀中之人对诸葛亮的怀念爱戴之情，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有所减弱。西晋袁准著《袁子》说：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诸葛亮有焉。唐人孙樵《刻武侯碑阴》说：武侯死殆五百载，迄今梁、汉之民，歌道遗烈，庙而祭者如在，其爱于民如此而久也。宋程大昌《演繁露》说：世传《明皇幸蜀图》，山谷间有老叟出望驾，有着白巾者。释者曰：为诸葛武侯服也。明朱孟震《浣水续谈》说：蜀山谷民皆冠帛巾，相传为诸葛公服，所居深远者，后遂不除。今蜀人不问有服无服，皆戴孝帽，市井中人，十常八九，谓之戴天孝。从西晋至明朝，蜀中百姓一直以各种方式纪念诸葛亮。当然，明朝时蜀人戴天孝的现象可视为一种服饰习俗，但这习俗的形式，源于蜀中人民对诸葛亮的深切怀念，是没有错的。蜀中百姓怀念诸葛亮，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治理蜀国时为政廉洁，执法严明，用心公平，以身作则，使蜀汉政权对人民剥削稍微轻一些，从而给了蜀汉百姓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这个现象，表明了一个已被人们说俗了的真理为民众做出过贡献的人，民众永远不会忘记他。
怀念诸葛亮的不仅仅是人民群众，也包括历代的帝王将相、文人学士。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诸葛亮何以有这么大的魅力？
如果仅就诸葛亮建立和治理蜀汉的政治军事功业而论，他不仅比不上夏、商、周三代的名相，就连西汉统一王朝的开国功臣萧何、张良、曹参等也难以企及。但是，他凭借客观条件所能够给予的历史舞台，经过主观的奋力拚搏，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诸葛亮二十七年的政治生涯中，处处事事表现着一种更伟大、更感人、更具魅力的东西，而这种东西被一代又一代人所继承、总结、发扬，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
这种东西就是诸葛亮为政所反映出来的品德、人格和精神。
早在西晋初期，晋武帝司马炎就与给事中樊建一起讨论诸葛亮的治蜀特点。樊建说，诸葛亮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司马炎听完后，不由得对这位曾经是自己祖父的死对头的人心驰神往，说：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
在日本史学界评价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时，诸葛亮被评为十位杰出历史人物之一。日本英集社出版发行的十卷本《中国的英杰》丛书，《诸葛孔明》为第五卷。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对高中生心目中的十位英杰进行了一次专门调查，其结果显示，诸葛亮排名第九位。
两位研究《三国志》的日本专家野宏与中村直祯认为：三国热在日本历久不衰不是偶然的，人们对《三国志》推崇备至，视为珍品，是因为书中有宝。例如，刘备势孤力单，却能在豪强中取得立足点，开创蜀国，关键在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各项事业，如能效法刘备的爱才举能，就能以小制大，以弱制强，有所建树，获得成功。尤其是诸葛亮的治国、治军、用兵等奇才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对日本政界、商界、学界影响颇深。据说，时下在日本，一些员工为企业、为集团而奋斗，不惜过劳死的意识，似乎也是受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献身精神的影响参见1997年1月1日《光明日报》康贻红《日本：三国热不降温》……
诸葛亮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忠于国家民族、自强不息、有彻底奉献精神的杰出人物。他的名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他一生的奋斗中，我们可以体会出志和远的深刻内涵，这就是国家的统一富强，人民生活的富裕安定，以及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为此诸葛亮终生奋斗不息，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这种崇高的奉献精神，在一切仁人志士和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也使诸葛亮受到了人们的爱戴和景仰。从哲理上讲，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也可以变物质。人们景仰诸葛亮，必定学习实践他高尚的人格精神，而这种高尚的精神品质一旦变为人们的实际行动，便会成为一种强大的改造人类社会的物质力量。
据史书记载，当诸葛亮逝世时，五丈原上空殒落一颗长星。
然而，诸葛亮的精神、品德、人格，却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升起一颗永不衰落的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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