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十年砥砺
汉献帝兴平二年（195），诸葛亮兄弟姐妹一行从水路到达荆州的首府襄阳。
碧绿的汉水，在船舷边激起欢腾的浪花，笑迎着远道而来的一叶小舟。青青的岘岭，敞开他宽广的胸怀，拥抱着风尘仆仆的他乡游子。
数年来，辗转流离的诸葛亮，见到的多是刀光剑影、饿殍流民，听到的多是杀声呐喊、呻吟叹息。进入荆州，他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这里有优越的地理条件。荆州治所襄阳被称为水陆之冲，跨连荆豫，控扼南北，三国以来，尝为天下重地。这里南北东西水陆交通极为便利，陆路由襄阳往北，经新野、南阳，可至京都洛阳；往南经江陵、长沙，可达广、交二州，这是一条贯通南北的主要通道。从水路来说，发源于陕西汉中地区的沔水，流经襄阳、樊城，成为陕、鄂间的主要交通动脉。由襄阳沿沔水南下可达夏口，沿长江东下可直达扬州，溯长江西上可通梁、益二州。关于襄阳的水路交通，东汉时的大文学家蔡邕曾写过一篇《汉津赋》，在描写汉水（即沔水）流经襄阳时的情景说：过曼山以左回，游襄阳而南萦。于是游目骋观，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导财运货，贸迁有无。
这里有富饶的土地。古代地理名著《水经注》中写道：建安十三年（208），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立为襄阳郡，荆州刺史治。邑居隐赈，冠盖相望，一都之会也。后人曾对文中的隐赈二字作了这样的解释：隐赈当作殷赈。薛综《西京赋》注云：殷赈谓富饶也。
这里没有连年不断的兵燹，没有你争我夺的攻伐，没有断壁残垣的墟邑，没有尸横遍野的惨状。
平和，安宁，富庶，这是诸葛亮进入荆州所留下的第一印象。
他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家乡。那里也曾有过像这里一样的宁静。然而，残酷的战乱使得他们一家不得不分散流离。如今，远在家乡的哥哥和继母不知怎样了？他又想到了天下苍生。这几年的流离辗转，他看到了许多血和泪，许多拼和杀，许多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生命。人世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战乱？人生啊，为什么要受那么多艰辛？苍生啊，什么时候会有像这里一样的安宁生活？
诸葛亮对荆州的感受无疑是美好的，他对荆州的热爱之情油然而生。
此时的荆州，正值它历史上一个极度辉煌的时期。
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在黄巾起义军的打击下，东汉政权已无力对全国进行有效的控制。朝廷便采纳了刘焉的建议，选列卿、尚书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从此，开了州任权重的头。当时，任荆州刺史的是一个名叫王睿的人。这个王睿身为一州的行政长官，但与下属孙坚、曹寅的关系很紧张，又无政治才能，这决定了王睿不可能在荆州刺史任上坐得很久。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一场蕴酿许久的兵变终于在荆州发生了。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太守曹寅听说王睿要杀掉自己，便先下手为强，以朝廷按行使者的名义写了一个列举王睿罪状的檄文，送到长沙（治今湖南长沙）太守孙坚手里，要求孙坚接到檄文后收斩王睿。这正好给孙坚诛除王睿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孙坚接到檄文后，立即带领兵马杀奔州治，表面上却装做兵士劳苦，以求赏资为名。当王睿发现孙坚也在求赏兵众之中时，立即觉得事情不妙，他惊奇地问：众兵士前来求赏，孙府君为何也在其中？孙坚答：我奉使者檄书前来诛君。王睿知道自己再无生存的可能，便饮金而死。
接替王睿任荆州刺史的，是在荆州长达十九年的刘表。
刘表字景升，是汉朝皇室后裔。东汉末期，他与士人一起纵横谈论，成为党人领袖之一。党锢之祸起，刘表终日东躲西藏，逃避了朝廷的缉拿。直到党锢之禁解除后，他才敢抛头露面，被大将军何进提拔为属官。刘表初到荆州时，这里并不十分安定。当时，袁术已占领南阳，屯兵鲁阳县（治今河南鲁山）。扼守荆州、豫州交通要道的鲁阳关，就在鲁阳的西南。袁术屯兵鲁阳，无异于扼住了荆、豫间的咽喉。在荆州内部，长沙太守苏代、华容（治今湖北监利北）县长贝羽各自阻兵作乱。更为严重的是，州内的一些宗族首领也纷纷聚族起事，不服州郡治理。
与曹操、孙权、刘备等人相比，刘表没有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雄才大略，但他安定、治理一方，在当时却是成就斐然。他单人匹马进入宜城县（治今湖北宜城南），立即延请荆州大族蒯良、蒯越、蔡瑁等人商议大事。他们之间的一次对话，很能体现刘表治理荆州的方针策略。
刘表问：如今州内强宗乱贼势力甚盛，不依附州郡者甚多。如果袁术利用这种形势图谋荆州，那么祸患就会立刻来临。我想在州中招集兵马，又怕招集不起来，你们可有良策？蒯良说：众人不附，是因为当政者仁政不足。众人虽附而不能治理，则是因为当政者义举不多。如果能实行仁义之道，那么百姓的归附就会像高处下来的流水，谁也无法阻拦，又何必担心百姓不顺从而谋求用兵呢？刘表没有立即表示赞成或反对，而是把目光移向蒯越，问：先生之见如何？
蒯越回答说：治理太平之世当以仁义为首，治理乱世则应以权谋为先。兵不在多，在于得人与否。袁术勇而无断，苏代、贝羽乃一介武夫，不足忧虑。而强宗豪族的首领们贪暴作乱，是我们荆州的大患。这些人中有一些与我素有交往，如果许给他们好处，他们一定会率众前来，对这些人，无道者诛之，可用者抚之。州中之人，多有乐存之心，他们听说您的盛德，必定襁负而至。到那时，您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袁术等人即使前来，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蒯良、蒯越的一番话，说得刘表愁云顿消，眉开眼笑，他高兴地呼着二人的字说：子柔（指蒯良）之言，雍季之论也；异度（指蒯越）之计，臼犯之谋也。
刘表这句话中，提到了两个历史人物：雍季和臼犯。此二人都是春秋时晋文公手下的谋臣。晋、楚城濮之战前夕，晋文公曾向二人问计。臼犯主张用诈谋。雍季说，诈谋虽能得逞于一时，但不是取胜的长久之术。后来，晋文公用诈术取胜，但在行赏时，却把雍季排到臼犯前面。左右不解，晋文公解释说：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臼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从刘表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用诈谋定荆州，而又用仁义治荆州的战略和政略。
刘表平定荆州的第一步，就是让蒯越派人招诱桀骜不驯的宗族首领，至者五十五人。刘表将他们全部杀掉，把他们的部众收编。接着又派蒯越、庞季二人前往襄阳，劝说占据那里的张虎、陈生投降。不久，刘表将州治从汉寿（治今湖南常德东北）迁到襄阳。各地闻刘表威名，纷纷归附，江南四郡很快安定。至此，长沙、零陵（治今湖南零陵）、桂阳（治今湖南郴县）、江夏（治今湖北新州西）、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南郡（治今湖北江陵）、章陵（治今湖北枣阳南）等郡基本平定。
初平二年（191），袁术果然派孙坚进击荆州。刘表派部将黄祖迎战，双方在樊城（今湖北襄樊）、邓县（治今湖北襄樊西北）一带展开战斗。孙坚击败黄祖，进围襄阳。刘表又派黄祖夜袭孙坚，再次被孙坚打败。黄祖败走岘山，孙坚乘胜追击。夜色中，埋伏在竹林中的黄祖士兵用箭射杀孙坚，结果黄祖军转败为胜。自从这次战斗以后，袁术领教了荆州的厉害，不敢对荆州轻举妄动。荆州的北境得到了巩固。
荆州形势基本稳定之后，刘表便实行一系列所谓仁义之举，以获取荆州的进一步稳定。
刘表主要实行了以下几个仁义之举。
允许桓阶为孙坚发丧。桓阶是长沙临湘人，孙坚任长沙郡太守时，曾举其为孝廉。孙坚死后，桓阶冒险到刘表处请求为孙坚治丧。孙坚是刘表的敌人，为敌人治丧本应不为所容，但刘表认为桓阶不忘旧恩，符合义的道德规范，便慨然应允。
以仁义降服张绣。张绣是张济的族侄。张济顿兵弘农（治今河南灵宝东北）时，因少粮，带兵南下荆州，在进攻穰城（治今河南邓县）时被流矢射死。属官们纷纷向刘表祝贺胜利，而刘表却说：张济前来，是因为困顿。而主人待之无礼，致使双方交战。这不是我的本意。所以，我只接受众人的吊唁，不接受祝贺。统领张济余众的张绣听说后很感动，便依附了刘表，为荆州藩卫北境。
结好当地的大族名人。汉宣帝末年，襄阳至宜城几十里间，有卿、刺史二千石数十家，朱轩辉，华盖连延，掩映于太山庙下。荆州刺史行部见之，钦叹甚盛，敕号太山庙道为冠盖里。至东汉时，就豪强势力而言，襄阳仍是仅次于汉开国皇帝刘秀家乡的地方。东汉末，襄阳地区较著名的豪族有庞、黄、蔡、蒯、马、习、杨等多家，刘表任荆州刺史后，便积极与当地的大族名人结好。蒯氏兄弟帮助刘表立足荆州已见前述。此外，他还与蔡家联姻，娶蔡瑁之姐蔡氏为妻。襄阳人庞德公是当地的大名士，一直隐居于岘山之南，刘表多次延请不成，便亲自前去拜请。汉献帝建安三年（198），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反叛刘表，而煽动这次反叛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长沙人桓阶。桓阶的父亲桓胜，著名南方，可见桓氏在当地也是名族。刘表在坚决镇压了张羡的反叛后，对桓阶却显得格外宽容。他不但征召桓阶为从事祭洒，还要把妻妹蔡氏嫁给他，与他结成连襟《。
刘表仁义之举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尤其是结好大族名人，还碰了一些人的软钉子。这些人之所以不与刘表合作，是看透了刘表不是力图保全天下，而是自保荆州。在他们看来，刘表的自保并不比他们的自保更安全。然而，不合作并不意味着反对。事实上，襄阳地区的大族名人，除了一些与刘表合作外，多数是持不合作不反对的态度，这在客观上有利于荆州地区的稳定，与刘表的拥州自保并未发生冲突。
自从初平元年任荆州刺史以后，经过短短七八年的努力，刘表统治下的荆州，已经是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了。荆州地区的强盛与安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史载自中平（184188年）以来，荆州独全，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这时的荆州，已成为一个安定、富庶的地区。
刘表统治下的荆州安定富庶，有这样一件事可印证：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卫将军董承回洛阳整修被董卓焚坏的宫室，准备迎献帝返京。当时朝廷经济凋弊，财力俱缺，太仆赵岐便对董承说：今海内分崩，唯有荆州境广地胜，西通巴蜀，南当交阯，年谷独登，兵人差全。岐虽迫大命，犹志报国家，欲自乘牛车，南说刘表，可使其身自将兵来卫朝廷，与将军并心同力，共奖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董承立即派遣赵岐前往荆州。赵岐见到刘表，传达朝廷旨意，刘表立即派兵到洛阳助修宫室，军资委输，前后不绝。从赵岐对荆州的评述，以及刘表在助修宫室中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荆州的富足。
当时中国北方军阀混战，烽火连天，安定富庶的荆州对于欲避战乱之人具有磁石吸铁般的力量。仅关中地区，遭遇荒乱的百姓流入荆州者便有十万余家，其他地区的流民进入荆州者当也不在少数。在大批流民当中，有很多是当世的知名士人和学者。史载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刘表起立学校，博求儒术，对依附的士人安慰赈赡，皆得资全刘表任荆州刺史期间，前来荆州客居的知名士人和学者不计其数，这里略举数例，以窥其大概。
安定（治今甘肃镇原东南）人梁鹄。梁鹄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师承于灵帝时的师宜官。师宜官的书法堪称当世之冠，梁鹄在书法上卓有成就，魏宫殿题署，皆鹄书也。
河内温县（治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司马芝。司马芝是曹魏名臣，以忠亮刚正著称。他在任职于曹魏政权以前，在荆州居十多年，躬耕守节《三国志》卷12《魏书司马芝传》……
京兆（治今陕西西安西北）人隗禧。隗禧自幼好学，是三国时期曹魏政权中的著名学者，与同时人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苏林、乐详等人并称儒宗。
颍川（治今河南禹县）人徐庶、石广元。二人到荆州后，与诸葛亮关系一直很密切。徐庶先为刘备谋士，后入魏为御史中丞。石广元后仕魏历任郡太守、典农校尉。
京兆人杜畿。杜畿是汉朝御史大夫杜延年的后代。他在未客居荆州前，曾任过县令、府丞，政绩颇佳。后来，在曹魏任河东（治今山西夏县西北）太守，治绩常为天下最。
山阳高平（治今山东微山西北）人王粲。王粲是三国曹魏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不仅著名于当时，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颍川（治今河南禹县）人邯郸淳。邯郸淳在当时也以文学著称，史称他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是一位学问广博之人。
颍川人司马徽。司马徽字德操，号水镜先生。他是汉末著名的古文经学家，在荆州客居时，与当地学林领袖庞德公关系甚密，并开设学堂，传经讲学。后来在蜀国任丞相府长史的向朗、任劝学从事的尹默及蜀中著名学者李仁，都是他的学生。
汝南西平（治今河南西平西）人和洽。和洽在汉末，不受征辟，避乱入荆州。后来，和洽仕曹魏，先后任丞相掾属、侍中、光禄勋，历曹操、曹丕、曹叡三世，为曹魏重臣。
颍川人杜袭。杜袭出身颍川名族，他的曾祖杜安，自幼出名，十三岁入太学，号为神童。杜袭的祖父即大名鼎鼎的党人领袖杜根。杜袭后来仕曹魏，曾与和洽、王粲共任侍中，深受曹操重视。
颍川人繁钦、赵俨。二人与杜袭同郡，在荆州时与杜袭通财同计，合为一家。后来，赵俨仕曹魏，与同郡人辛毗、陈群、杜袭并知名朝廷，号曰辛、陈、杜、赵。
河东闻喜（治今山西闻喜）人裴潜。裴潜家世为著姓，其父裴茂，灵帝时历任县令、郡守、尚书。裴潜在荆州时就被善于知人的傅巽所称道，后果为曹魏中书令，名德俱显。
平原般县（治今山东乐陵西南）人祢衡。祢衡少有辩才，精通音乐，长于词赋，但为人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他兴平年间（194195）到荆州避难，往来于刘表与曹操之间。
如果把荆州比作一个车轮的轴心，今四川、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就都有人在向这个轴心辐辏。人们涌向荆州，无非有三个目的：第一是避乱求生，第二是暂栖此地以求将来的发展，第三是求得文化方面的学习与进取。荆州地区的富庶与安宁毫无疑问能满足人们前两项需要，而荆州地区良好的教育和学术气氛，又为第三种需要提供了优良的环境。
荆州地区有当时最繁荣兴盛的教育，这首先要得益于荆州刺史刘表的提倡。《刘镇南碑》这样记载刘表的兴办教育：
武功既亢，广开雍泮，设俎豆，陈罍彝，亲行乡射，跻彼公堂，笃志好学。吏子弟受禄之徒，盖以千计。洪生巨儒，朝夕讲诲，訚訚如也，虽洙泗之间，学者所集，方之蔑如也。深愍末学，远本离质，乃令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铲浮词，芟除烦重，赞之者用力少，而探微知机者多。又求遗书，写还新者，留其故本，于是古典坟集，充满州闾。
作为一州的最高首领，刘表在荆州基本安定之后，能广开学校，亲自主持仪式，奖励学者，整理古籍，这无疑会大大地促进教育和文化的发展。
除大力提倡教育外，刘表还任用了一大批知名学者主持文化教育工作。南阳人宋忠，是当时有名的古文经学家，其名气与郑玄不相上下，刘表任命他为五业从事。零陵人刘先，博学强记，尤好黄老言，明习汉家典故，被刘表任用为别驾。义阳人韩嵩，荆楚有名望之人，被刘表任为从事中郎。大音乐家杜夔到荆州后，刘表让他与孟曜一起整理汉朝的雅乐。才华横溢的祢衡，受到刘表的礼待，文章言议，非衡不定。
刘表大力提倡文化教育以及重视文士儒者的做法，使得荆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远远超出其他地区的发展。《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注引《英雄记》载：州界群寇既尽，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除官立学校之外，荆州的私学也很兴盛，司马徽、庞德公、杨虑、颖容等人都是当时有名的私学开办者。王粲对刘表在政治上的作为并不是很满意的，然而他在谈到荆州的文化教育时却充满了赞美之情，说刘表重视文化教育，命五业从事宋衷，新作文学，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赞之，降嘉礼以劝之，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闿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于是幼童猛进，武人革面，总角佩觽，委介免胄，比肩继踵，川逝泉涌，如也，竞竞如也。遂训六经，讲礼物，谐八音，协律吕，修纪历，理刑法，六略咸秩，百氏备矣。这充分反映了荆州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
诸葛亮到达荆州的时间，正是这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逐步复兴的时候。
诸葛亮在荆州居住十多年，正是这里社会安宁、经济富庶、文教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富庶，为他提供了充足的衣食之源；社会安宁，为他提供了读书、思考的优良环境；文教发展，为他提供了接触各类名人，掌握各种信息，以及提高文化素质的良好条件。
可以说，富庶、安宁、文教发展的荆州，乃是这位千秋名相成长的摇篮。
襄阳城南约二里的地方，有一所学业堂。每天，人们都能在这里听到朗朗的读书声，都能看到莘莘学子们研习探讨的情景。这是一所刘表倡办的官学，来此就读者，或者是鸿生大儒，或者是州郡官吏的子弟。
这一天，学业堂里来了个新生，这个人身长八尺，容貌甚伟，眉宇间透出一股超凡逸群的灵气，言谈举止则带出少年的英豪风度。
这个新学生，就是刚入荆州不久的诸葛亮。
这所学业堂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入的，诸葛亮来此学习，是他的叔叔诸葛玄苦心安排的结果。
自从依附刘表以后，诸葛玄在豫章西城立住了脚跟，为向南发展找到了依托。送子侄们前往荆州，也为他们安排了稳定的栖身之地。但诸葛玄仍为他们能否在荆州长久驻足而牵肠挂肚，最让诸葛玄关心的就是诸葛亮。俗话说，知子莫若父。诸葛亮虽然不是他的儿子，但他从诸葛亮八岁的时候便承担了抚养他的义务，他太了解诸葛亮了。这个孩子，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志向高远，如果有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将来必定会成为经邦纬世之才。然而，偏偏赶上这乱世。流离辗转的生活，几乎使他不能进行正常的学习。现在，他又要离开自己远去荆州，谁来关照他的学业呢？如果因离开自己而使他中断学业，又怎能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哥哥呢？一定要让他继续学习！于是，诸葛玄便修书一封交给诸葛亮弟兄，让他们转交给刘表，恳切地请求他关照诸葛亮的学业问题。一则刘表重视教育，喜爱善学饱学之士；二则刘表不忘旧交。所以，他对于故友的恳请慨然应允，将诸葛亮送进了学业堂。
诸葛亮一行到达荆州以后的头两年，诸葛玄抽空来过襄阳几次，一来拜谒老友，二来看看侄子侄女。在此期间，诸葛玄又对侄子侄女们的生活做了进一步安排，将诸葛亮的大姐嫁给了襄阳著姓蒯祺，将诸葛亮的二姐嫁给了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
诸葛玄做这样的安排自有他的良苦用心。
蒯家是襄阳地区最有势力的著姓之一。蒯家居住荆州中庐（治今湖北南漳东北），据说是汉朝辩士蒯通的后裔。蒯氏家族与刘表的政治联系极其紧密，刘表在荆州创局面立稳脚跟，蒯良、蒯越兄弟出了很大力气。特别是蒯越，深中足智，魁杰有雄姿。他帮助刘表平定了荆州，做了章陵太守。蒯祺也因对刘表有功，做了房陵太守。
庞德公是襄阳本地人，家住岘山南，长期隐居躬耕，拒不出山入仕，甚至连襄阳城府也未到过。庞德公虽然隐居不仕，但在当地却很有名气。刘表听说他的名气，便亲自前去迎请，不料遭到拒绝。刘表说：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能给后世子孙留下什么呢？庞德公回答：如今世人都给子孙留下危险，我却给子孙留下安全。我所留者虽然与众不同，但不能说我没给子孙留下什么。后来，庞德公又携妻率子进入鹿门山采药，使鹿门成为与隆中齐名的隐居代名词。清朝初年，阮函曾作《答鹿门与隆中孰优》，文中说：隆中之所以为隆中，鹿门有以成之也。意思是说，诸葛亮之所以成为一代名相，与庞德公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蒯氏是刘表集团中重要的政治力量，庞德公是在野逸民的领袖人物。诸葛玄与这两种势力结亲，实际上为诸葛亮的进退出处做了周密的安排，使他在荆州进有政治力量支持，退有在野名士的提携。
优越条件所起的作用总是因人而异。它对于庸人是惰性的温床，对天才却是腾飞的翅膀。毫无疑问，诸葛玄的苦心安排，为诸葛亮日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诸葛亮也没有辜负叔父的这番苦心，他充分利用了这些条件，在成长的路上迅跑着。
二姐是庞德公的儿媳，诸葛亮与庞德公自然也是亲戚。出于亲情，出于对庞德公的尊敬，也出于向庞德公请教学问的需要，诸葛亮常常到庞家拜访。每次进入鹿门，诸葛亮总是独拜于庞德公的床下，恭恭敬敬地施以晚辈进见之礼。晚辈的拜见，晚辈的恭敬，在那个时代是天经地义的正常现象，所以，开始庞德公对这位年青人的恭敬并不加制止。过了不久，庞德公便很快发现，诸葛亮不仅具有一般青年人的恭敬举止，还具有一般青年人所没有的聪慧素质和深刻思想。他的言谈话语中，还表露出一种高逸超群的志向。这是一块未经锻造的浑金，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庞德公觉得自己很爱与这位年青人交谈，不论谈时势，还是谈学问，不论谈志向，还是谈情趣，他都不觉得与这个后生晚辈有年龄上的隔阂。他们结成了忘年之交。
在庞德公的家里，诸葛亮认识了司马徽。司马徽字德操，是颍川阳翟（治今河南禹县）人。建安元年（196），庞德公派他十八岁的侄子庞统前往颍川阳翟去见司马徽。经过一番交谈，司马徽叹道：德公诚知人，实盛德也。便随同庞统来到荆州襄阳城东居住下来。
司马徽善于鉴别人物，但他知道刘表心胸狭隘，所以藏锋匿芒，处处谨慎。当有人问他某某人怎样时，司马徽不论其高下，总是回答一个好字。后来，他的夫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对他说：别人有疑前来请教，君应帮其分辨。而你总是用一个好字对付，岂不是辜负了请教者的诚意？司马徽并不直接回答，只是说：你的这一番话，也可用一个好字概括。这位颍川来的名士，还真有名士风度。别人丢了一只猪，前来他家妄认，司马徽当即把猪给他。后来，妄认者找到自己的猪，前来认错还猪，司马徽还对他厚词相谢。司马徽好养蚕，有一次蚕快吐丝时，有人前来向他借蚕吐丝用的蔟箔，司马徽便把自己的蚕丢掉，将蔟箔借给他。别人对司马徽的行为不理解，便问他：一般人牺牲自己帮助别人，是在别人急需而自己有余力的情况下才这样做。而现在你和别人都急需，你为什么还如此呢？司马徽说：别人轻易不求我，现在来求我却不答应，会使他难堪。为什么要因小利而使人难堪呢？
总之，司马徽的所作所为，让人感到他是一个只知读书不谙世事的书生。难怪刘表听说司马徽是个奇士，见到后却大失所望，说：世间人为妄语，此直小书生耳。其实，司马徽的谨慎与怪异，有很大成分是出于应付刘表和了解新环境，而对于熟人和老朋友，司马徽则是另一种表现。
有一次，司马徽前去拜访庞德公，不巧正赶上庞德公过沔水那边去祀扫先人墓地。按照一般情况，主人不在家，客人应打道回府。然而司马徽却像主人一样，径直走进庞德公的客室。
大嫂。司马徽这样称呼庞德公的妻子，因为他比庞德公小十岁。
哟，是贤弟呀！庞德公的妻子热情地打招呼。
今天多准备两个人的饭，刚才徐元直告诉我说，一会有个人来找我和庞公。
只听庞德公的妻子痛快地答了一声，便开始烧火做饭，忙碌起来。不一会，庞德公回来了，司马徽起身相迎，二人就座，开始叙谈起来。这情景，让不知内情的人看了，真要分不清哪个是主，哪个是客了。司马徽与庞德公的关系如此亲密，作为庞家的亲戚、常客，诸葛亮自然很快地与司马徽相识了。
通过庞德公和司马徽，诸葛亮又认识了庞统。庞统字士元，是庞德公的侄子。从外表看，庞统不像诸葛亮那样英俊聪慧，而是给人一种朴钝的感觉，所以很少有人认识到他内心的灵秀。只有庞德公认为庞统不凡，在他十八岁那年，派他到颍川去见司马徽。经过交谈，司马徽也认为庞统大非常人，将来可以成为南州士人中的一流人物。庞统与庞德公、司马徽关系如此，与诸葛亮相识也是十分自然的。
能够有个安定的学习环境，能够认识渊博精深的学者，对诸葛亮的学问精进是难能可贵的条件。他知道这一切与叔父的努力有关，他从心里感激叔父。然而他更知道如何才能报答叔父，这就是在这些条件下不断地努力学习。他拼命地吸吮着知识的乳汁，像个如饥似渴的孩子。
建安二年（197）春正月，料峭的寒风阵阵袭来，令人有刺骨之感。然而，使诸葛亮更加战栗不安的不是这阵阵寒风，而是从豫章西城传来的坏消息：叔父诸葛玄在一次城民反叛中被害了。噩耗传来，诸葛亮陷入了极度悲痛之中。诸葛亮的母亲去世时，诸葛亮的心情是悲痛的。但那时他毕竟是个六岁的小孩，感情世界单纯，易于平复。父亲去世时，八岁的诸葛亮确有天塌地陷之感，但叔父担起了抚养他们姐弟的责任，使诸葛亮感到生活中又有了擎天柱。从那时起，诸葛亮一直在叔父的关怀下成长。他想起了在家乡时叔父对他在学业上的督导，在流离中叔父对他在生活上的关照，在去荆州前叔父对他开辟新生活的鼓励，在到荆州后叔父对他们新生活的苦心安排。
从八岁到十七岁，九年了。这九年里，叔父与他在家庭关系上是叔侄，在感情世界里却是父子。
庞德公、司马徽、庞统等人听到了这件事，纷纷来安慰他。师友们的劝慰，使诸葛亮渐渐从悲痛中解脱出来。此时的诸葛亮毕竟不是只知道悲痛的八岁孩子，而是一个有学识、有阅历、有思想的十七岁的青年。往者既往矣，来者犹可待，不知是谁安慰诸葛亮的这句话，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是啊，依靠叔叔关照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后的日子全靠自己了。
怎样安排今后的日子呢？家乡是不能回去了。诸葛亮不愿意回到家乡，不仅是因为家乡依然战乱不已，也不仅是两个姐姐在荆州已有婆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叔叔的夙愿。他知道叔叔希望自己学有所成，将来有所作为。而荆州地区环境安宁，消息灵通，交通便利，教育发达，人才济济，显然比乱纷纷的家乡更适合于学习和发展。
为了能实现叔父的夙愿，诸葛亮决意留在荆州。然而，以何种方式留在荆州呢？凭着叔叔与刘表的关系，凭着大姐婆家蒯氏的势力，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诸葛亮本可在荆州捞个一官半职。然而，诸葛亮不愿意这样，他觉得这样做不符合自己的志向。这一点以后我们还要详述。为了学有所成，诸葛亮要留在荆州；为了自己的志向，他又不愿入仕刘表政权。他想请庞德公给出个主意。一想到庞德公，他突然心头一亮，还用得着找他吗？像他那样躬耕隐居不是很好吗？！
在襄阳城西二十多里的地方有一个小山村。这里山峦起伏，山谷幽深。众山峦之中，最高的主峰恰好居中，因此名为隆中山。山村也因山得名，称为隆中。隆中山起伏盘旋，势若蟠龙。另一座大旗山与之隔谷相望，它一头高昂，一头缓缓下垂，像只卧虎。这里林木茂密，修竹叠翠，泉水潺潺，池塘清澈，是修身养性、静心读书的好地方。在当时，隆中虽属南阳邓县管辖，但它远离战乱纷扰的南阳郡治，靠近安定富庶的襄阳，所以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诸葛均在这里隐居下来。
隆中不仅有清秀的山水，而且有适于耕种的良田。宋代大诗人苏轼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回头望西北，隐隐龟背起；
传云古隆中，万树桑柘美。
万树桑柘美，正是人们辛勤劳作的结果。清幽的环境，给诸葛亮一个轻松、宁谧的心境，他除了平时参加田间的耕作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习上。读书自然是一种学习。伴着草屋稻草的幽香，伴着跳动闪耀的烛火，诸葛亮常常苦读至深夜。诸葛亮在隆中期间都读了些什么书？历史上虽无明文记载，但我们从他日后的一些言行中，可以推想出一些大概情况。
他读过儒家著作。诸葛亮上表追尊甘夫人为昭烈皇后时说：臣辄与太常臣赖恭等议：《礼记》曰：立爱自亲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不忘其亲所由生也。《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又说：《诗》曰：榖则异室，死则同穴。故昭烈皇后宜与大行皇帝合葬，臣请太尉告宗庙，布露天下，具礼仪别奏。他在《便宜十六策治人》中说：故经云：陈之以德义而民与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在《便宜十六策察疑》中说：《书》曰：三人占，必从二人之言。《诗经》、《尚书》、《礼记》、《春秋》都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诸葛亮在许多处加以引用，可见他对儒家著作之熟。
他读过法家著作。蜀汉建兴元年（223），刘备病危，临终遗诏给刘禅说：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诏书中所说《申子》、《韩非子》、《管子》均为法家著作。诸葛亮受遗诏辅佐刘禅，为他抄写法家著作，认为从这些书中可汲取治国方略。可见诸葛亮对法家著作是早有研究的。
他读过兵家著作。上述诸葛亮为刘禅所抄写的《六韬》，便是一部兵家著作，乃后人托名太公吕尚所撰。此外，诸葛亮在军事论述中，多次讲到孙武、孙膑之谋或其著作。诸葛亮于兵家书研习最深，在其军事论著中，有不少重要见解是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中转化而来的。至于其著名的八阵图，更是从前代兵家阵图演化而生。对此，我们将在后面军事思想中详论。
他读过道家著作。诸葛亮《诫外生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老子曾说过：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这是老子关于静的论述。关于俭，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关于淡泊，老子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当然，诸葛亮所说的静、俭、淡泊与老子学说尚有差异，但他熟读过道家著作则是毫无疑问的。
他读过史学著作。诸葛亮的很多论述中，都引用了大量的历史知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其中最典型者是他的《论让夺》：
范蠡以去贵为高，虞卿以舍相为功，太伯以三让为仁，燕哙以辞国为祸，尧舜以禅位为圣，孝哀以授贤为愚，武王以取殷为义，王莽以夺汉为篡，桓公以管仲为伯，秦王以赵高丧国。此皆以趣同而事异也，明者以兴治，暗者以辱乱也。
范蠡是春秋越国人，他在帮助越王勾践复国后，辞去高位独自经商。虞卿是战国时人，受赵王重用，被拜为卿相，后辞相离开赵国，著书立说。太伯是周古公的长子，但将继承权让给弟弟季历。燕哙是战国燕王，因信用子之，将王位让他，自己为臣，结果酿成燕国大乱。尧、舜是远古时代的氏族领袖，他们禅让王位之事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孝哀即西汉哀帝，他宠爱佞臣董贤，封他为大司马，还要把帝位让他，遭到群臣反对。武王即周武王，他率军攻进殷商首都，推翻商朝。王莽是西汉末人，他曾代汉建立新莽王朝。桓公即春秋时的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秦王即秦二世，他信任赵高，最后终被赵高杀死。诸葛亮对于让夺的论述，涉及到了远古、商周、春秋战国、秦汉，相对诸葛亮所处的时代，简直是一部古代、近代的历史。不阅读大量的史书，是不会有这么丰富的历史知识的。
读书固然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然而对于像诸葛亮这样的心怀远志之人，决不会仅仅满足于读书一种方式。从兴平二年（195）到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在隆中生活了整整十二年。在这十二年中，他始终活动于襄阳、隆中地区，向师友们学习活的知识。
在诸葛亮的师长辈中，对他帮助最大的要属庞德公和司马徽了。
庞德公是襄阳地区在野士人的领袖，是德高望重的名士。他多次拒绝刘表让他出来当官的邀请，认为在乱世当中确保自身与子孙安全的方法不是出仕，而是退隐。这种思想对诸葛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诸葛亮和他在一起，思想日益成熟，学问日益精进，久而久之，便从庞德公那里获得了卧龙的雅号。
司马徽也并非像刘表所说是个小书生，而是一个大学者。庞德公对司马徽的认识与刘表绝然不同，他送司马徽一个雅号水镜先生，夸他学问渊博，有知人之鉴。事实上确是如此。
据说庞统第一次去颍川见司马徽时，正遇上他身背箩筐，准备去采桑。庞统想试试司马徽的学问，便从车中探出头来，问道：来者可是司马先生？正是。司马徽答道。庞统说：我有一个问题想向先生请教。我听说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怎能够屈洪流之量，却干些织妇之事？司马徽见问，知道对方也不是凡庸之辈，便说：你先从车上下来。待庞统下车之后，司马徽便开始给他上课：你只知道小路近捷，却不想会有迷路的危险。想当初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忼慨，夷、齐所以长叹，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不足贵也。司马徽这番话，不但阐明了自己关于富贵的观点，而且句句都有历史典故。他说的伯成，是尧舜时的伯成子高，后来禹坐天下，他便辞官回家种田。他说的原宪，是春秋时宋人，孔子的弟子。此人生活十分贫困，但始终学而不辍。他说的许、父、夷、齐，即许由、巢父、伯夷、叔齐，都是古代不求富贵的隐士。他说的窃秦之爵，指的是吕不韦。此人曾利用手中的财富，帮助秦太子子楚回国登位，被封官赐爵。他说的千驷之富，指的是春秋时的齐景公，据说他有马千匹，但无使民称颂的德政。庞统听了司马徽这番话，对他的学问和见识都佩服得五体投地，说道：我生在边野之地，少见大义之人。如果今天不来叩洪钟、擂响鼓，便不能领教其声音的洪亮。说完，便步行随司马徽来到郊外采桑，二人一个在树上采，一个在树下装，边采边谈，一直聊到深夜。
司马徽不但有学问，而且还是荆州地区古文经学的领袖人物。司马徽到荆州以后，和刘表的五业从事宋忠一起授经讲学。宋忠是当时与古文经学大师郑玄齐名的学者，他与郑玄虽同是古文经学的宗师，但两人的治学方法和特点又有所差异。宋忠和司马徽教出的学生李仁、尹默、王肃等都依准贾、马，异于郑玄。这就反映了宋忠、司马徽的学问与郑玄确有区别，这种区别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宋忠、司马徽的学问约简，而郑玄的学问深芜。总的说来，东汉时的古文经学要比今文经学约简得多，正因为如此，郑玄的古文经学在东汉末期占了上风。但郑玄学通今、古各经，他的古文经学中吸取了一些今文经的内容及观点。而宋忠等所撰写的《五经章句》，在当时被称为后定之学，鲜受今文经学影响，因而与郑玄是不同的。在南北朝时，宋忠、司马徽的学生王肃所注的《周易》在南方流行，郑玄注的《周易》在北方流行，而《隋书儒林传》所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正概括出宋忠、司马徽所代表的荆州学派与郑玄的古文经学各自的特点和优劣。第二，宋忠、司马徽的学问主张学以致用，与现实结合得比较紧密。前面我们说过，进入荆州的人士有的是为了避难图存，有的是为了待机择主，有的是为了发展学术，不论何种动机，其现实性都是很突出的。宋忠、司马徽学问注重现实的风格自然会受到这些人的青睐，这反过来又会加重荆州学派的学以致用的现实色彩。而且荆州学派注重新解，不囿于成说的学风，对学人们步入仕途，适应政治变革的需要颇为有利。
司马徽治学约简、学以致用的学风，对诸葛亮是有深刻影响的。历史记载诸葛亮读书，不是务于精熟，而是独观其大略。这不能理解为诸葛亮读书粗疏，而是说明了他在读书时比一般人多花了分析综合，从中抽象出最本质的东西的功夫。这种提纲挈领化繁为简的本事，正是诸葛亮把治学约简的学风用于读书的最好说明。诸葛亮读书注重领会精神实质，正是出于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因为只有最普遍、最抽象的道理，对理解现实具体问题才有理论的指导意义。诸葛亮的《论诸子》，很能体现他学以致用的现实主义风格：
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
在这里，诸葛亮对各家理论与经验的评判，完全是以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来分其短长的。
向同辈朋友学习，是诸葛亮获得知识、增进学业的又一途径。诸葛亮在荆州有许多同学好友，最著名者有博陵人崔州平，颍川人徐庶、石韬，汝南人孟建，襄阳人庞统、马良等。崔州平是簪缨官宦子弟。庞统是襄阳名人，史称他雅好人流，经学思谋，于时荆、楚谓之高俊。马良亦以才学显名乡里，是马氏兄弟五人中才学最高者。因其眉间有白毛，所以乡里有一首谚语说：马氏五常，白眉最良。孟建、石韬、徐庶都曾与诸葛亮游学于荆州。特别是徐庶，出身贫寒，少好任侠击剑，曾因为人报仇而被捉受辱，此后便决心弃绝刀戟，折节学问，终于听习经业，义理精熟，后来在荆州一见到刘备，便受到刘备的器重。可见诸葛亮的朋友，都是些学有所成、才华出众的青年。诸葛亮隆中隐居时，仍和他们经常来往，一起交流思想，切磋学问，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后来，诸葛亮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还不无感慨地说：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
向书本学习，向师友学习，向社会学习，诸葛亮以极大的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汲取着一切可能学到的知识。
然而，诸葛亮并不想做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不想当皓首穷经的儒生。他有更加远大的志向。他有更高的人生目标追求。
月落星稀，东方渐渐发亮，晨曦微露，引来雄鸡长鸣。晶莹的露珠挂在草尖，霭霭晨雾从山中腾起，将这山、这石、这草、这木罩得朦朦胧胧。隆中山村的每个黎明都是这样富有诗意。
在隆中山的对面，乐山东端的山脚处，有一块突兀而起的岩石，它傍山临涧，面对隆中山口，像一座天然的舞台。人们经常能听见从这里传出来的诸葛亮的歌声：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这首古歌词的内容，大致是讲在春秋时代，齐景公的三个权臣，被齐相国晏婴用计杀死的故事。很长时间以来，这委婉哀伤的曲调，这如泣如诉的歌词，这雄浑深沉的嗓音，日复一日地在这山中重复着。人们渐渐知道，这首歌名叫《梁父吟》，是流传在齐鲁梁父山一带的挽歌。歌是齐鲁的歌，曲是齐鲁的曲，事是齐鲁的事，唱歌者又是齐鲁的人。于是人们纷纷猜测，这个齐鲁来的小伙子，又在怀念他的家乡了。
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时，常常把自己比作春秋战国时的管仲、乐毅。这个比喻像一个哑谜，弄得后来一些人大惑不解。
管仲何许人也？管仲是春秋时齐人，那时的齐国政治相当混乱。齐襄公是个无道昏君，他为了与鲁桓公的夫人通奸，将鲁桓公杀死。不但如此，他还多次诛杀无辜，欺辱大臣，长期沉溺于女色。一些有识之士看出齐国的政治早晚要出乱子，管仲的好朋友鲍叔牙就说过：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左传庄公八年》。为了避乱，鲍叔牙便奉齐国公子小白出奔莒国。管仲也看到了这一点，便和召忽一起辅佐另一个公子纠出奔鲁国。鲍叔牙辅佐的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是一个有见识有作为的君主。而管仲辅佐的纠，才能比不过小白，所以在继承齐国王位这个问题上，小白战胜了纠。西晋人张辅在论二人优劣时说：
管仲不若鲍叔。鲍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济，所奔又非济事之国，三归反坫，皆鲍不为。
看了这段议论，人们不能不想，管仲奉主而不能济，所奔又非济事之国，而诸葛亮择主谨慎明智，所建功业甚多。诸葛亮与管仲之间，有什么可比性呢？
再看看乐毅。乐毅是战国时中山国人，赵武灵王灭中山，乐毅入赵。赵国发生动乱，乐毅又离开赵国进入魏国。后来，乐毅作为使臣出使燕国，受到燕昭王的礼遇，于是便背魏入燕。燕昭王死，新即位的惠王不信任乐毅，乐毅又离开燕国投奔赵国。乐毅像住店一样轻易去就于几个国家，而诸葛亮则不同，他不轻易择主，一旦选中他理想中的明主，便兢兢业业，始终如一。在有些人看来，诸葛亮与乐毅的区别还不仅于此。西晋人张辅《名士优劣论》比较诸葛亮与乐毅时说：
乐毅诸葛孔明之优劣，或以毅相弱燕，合五国之兵，以破强齐，雪君王之耻，围城而不急攻，将令道穷而义服，此则仁者之师，莫不谓毅为优。余以为五国之兵，共攻一齐，不足为强；大战济西，伏尸流血，不足为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刘玄德以知人之明，屡造其庐，谘以济世，奇策泉涌，智谋纵横，遂东说孙权，北抗大魏，以乘胜之师，翼佐取蜀。及玄德临终，禅登大位，在扰攘之际，立童蒙之主，设官分职，班叙众才，文以宁内，武以折冲，然后布其恩泽于中国之民。其行军也，路不拾遗，毫毛不犯，勋业垂济而陨。观其遗文，谋谟弘远，雅规恢廓，己有功则让于下，下有阙则躬自咎，见善则迁，纳谏则改，故声烈振于遐迩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贪夫廉。余以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矣。殆将与伊、吕争俦，岂徙乐毅为伍哉！
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全国政治军事局势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在江东地区，孙策赶跑扬州刺史刘繇以后，继续向东南发展。他将严白虎、王晟等地方武装逐一消灭，又进一步占领了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吴郡（治今江苏苏州）等江东要地。建安四年（199），孙策开始向西北拓展势力。首当其冲的是庐江郡（治今安徽庐江西南），当时任庐江太守的人名叫刘勋。孙策为了削弱刘勋的势力，极力怂恿他攻打上缭（治今江西修水东南）。他派人给刘勋送去很多珠宝和细布，并对刘勋说：上缭甚富庶，愿君伐之，请出兵以为援。刘勋听了大喜，不顾部属的劝阻，倾巢出动攻伐上缭。孙策一面派堂兄孙贲等屯兵彭泽，以阻断刘勋的归路，一面亲自率兵端了他的老窝。刘勋在回军途中战败后，率残兵北投曹操。
同年十二月，孙策进伐黄祖，在沙羡（治今湖北武昌西）大破黄祖。紧接着，孙策又带兵征豫章。此时，华歆任豫章（治今江西南昌）太守。孙策率大兵屯驻在离豫章南昌县数十里远的椒丘，派虞翻前去劝降。虞翻见华歆后说：孙讨逆（指孙策）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刘扬州（指刘繇），君所亲见，南定鄙郡（指会稽），亦君所闻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资粮，已知不足，不早为计，悔无及也。华歆听罢，立即答道：久在江表，常欲北归；孙会稽来，吾便去也。当夜，华歆便命人写下降书，第二天一早便派人送去孙策营中。孙策又兵不血刃占领豫章。
建安五年夏，孙策再次西击黄祖。此时，原广陵太守陈登乘孙策西征，招诱严白虎余党图谋起事。孙策回军欲进击陈登，兵至丹徒（治今江苏镇江东南），驻兵待粮。一次，孙策外出打猎，恰逢被他杀死的吴郡太守许贡的宾客，这个宾客为主人报仇，用暗箭射中孙策面颊。孙策伤势很重，生命垂危，便把谋士张昭等人叫来，对他们说：中国方乱，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又把弟弟孙权叫过来，将自己的印绶带在他的身上，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策的意思很明显，要孙权继承他的事业，在众臣的辅佐下，保住江东。
孙策死后，张昭等率领僚属，拥立孙权上表朝廷，下移属城，使中外将校，各奉其职。不久，周瑜也赶回赴丧，以中护军之职与张昭共掌众事。在周瑜的推荐下，孙权接见了鲁肃，与之相谈，甚是投机。当众人退去后，孙权把鲁肃单独留下，与他合榻对饮。孙权问道：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鲁肃回答说：
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鲁肃为孙权在江东建功立业所作的策划分为三步：第一步立足江东；第二步打通长江中上游，全据长江；第三步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第二步需要实力，第三步需要时机，只有第一步是当务之急，且符合哥哥的临终嘱咐。
孙权是个英杰人物，他的即位，意味着孙吴对江东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和巩固。
在北方，曹操与袁绍两大军事集团正在进行激烈的角逐。
袁绍以讨董卓起家，在关东群雄联合讨董时，袁绍被推为盟主。名为盟主，实际上只占勃海一郡，实力并不雄厚。他先用软硬兼施的手段，逼迫冀州刺史韩馥让出冀州，又用武力打败公孙瓒取得幽州，与此同时又派长子袁谭占据青州，任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这样，到官渡之战前夕，袁绍已占据了青、冀、幽、并四州。
曹操一开始也参加了讨董联盟，后来，曹操被任命为东郡太守，郡城设在东武阳（治今山东莘县东南）。青州黄巾进入兖州，杀死刺史刘岱，济北相鲍信等人迎接曹操任兖州刺史。曹操据有兖州，又打败并收编了青州黄巾，势力开始壮大。汉献帝兴平二年（195），杨奉、董承、韩暹等人迎献帝东归，经过艰苦跋涉，到达河东（治今山西夏县西北）。袁绍的谋士沮授建议把献帝接到邺县（治今河北临漳西南），但缺乏政治远见的袁绍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这无疑给曹操留下了机会。当时曹操正在许县（治今河南许昌东），他听从谋士荀彧的主张，立即派人把汉献帝迎到许县。从此，曹操不但尽有豫州之地，而且还占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建安三年（198），曹操又击杀占领徐州的吕布，从此，徐州也归曹操所有。
袁绍据有青、冀、幽、并四州，曹操据有兖、豫、徐三州。袁术已在建安四年称帝不成呕血而死。这样，黄河中下游地区最有实力的割据者只剩下袁绍和曹操了。一山不容二虎。袁、曹各自势力的发展，使他们都成为想吞掉对方的老虎，一场兼并战争在所难免。汉献帝建安五年，袁绍、曹操两个军事集团在官渡（在今河南中牟东北）进行决战。结果，处于劣势的曹操战胜了处于优势的袁绍。官渡之战的胜利，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基础。
身居隆中的诸葛亮，没有一天不关注着天下形势的变化。
心怀远志的诸葛亮，对上述形势的每一个变化，都了如指掌。
诸葛亮对天下形势的了解，首先得益于荆州襄阳优越的地理位置。史载：襄阳上流门户，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这种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使得襄阳成为南来北往人流的交汇所在。当时四面八方的军政情况，必定随着来来往往的过客传到这里。
诸葛亮对天下形势的了解，还得益于所接触的各种人物。他在隆中所接触的人物，大体上可分为三类：诸葛亲族，在野士人，政界要人。
兴平元年（194）夏，曹操令荀彧、程昱驻守鄄城，自己率军第二次攻打徐州，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所过多所残戮。诸葛亮已随叔父离乡，哥哥诸葛瑾仍奉继母在家。徐州再一次遭难，在本州倾复，生类殄尽的大难中，诸葛瑾只好弃坟墓，携老弱，披草莱，避乱江东。孙策死后，孙权广揽江东人才，以保江东巩固。由于孙权姐婿的推荐，诸葛瑾被任为长史，转中司马。另外，除诸葛亮兄弟南迁以外，还有许多诸葛族人留在家乡。诸葛亮可以通过与他们的联系知道一些有关江东、中原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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