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二年，宋军在西北遭遇定川寨大败，范仲淹紧急派军驰援泾州，当时的知泾州滕子京出色地动员泾州军民为宋军提供了充足的军需物资，为泾州保卫战的胜利立下赫赫战功，扭转了战争局势，并最终迫使西夏国赵元昊签订了和平协议。
第二年范仲淹被调回京城，担任枢密院副使、参知政事。便推荐滕子京任庆州知州。
不久，就有一位驻扎在泾州的武官郑戬告发滕子京在泾州一役中滥用公用钱，监察御史随即指控滕子京在泾州耗费公款十六万贯，甚至怀疑滕子京贪污公款。与滕子京一起被控告的还有手下张亢，因为他用公款私自做生意赚钱。
按宋朝的规定，泾州一年的公用钱不过八百贯，滕子京泾州一战所用的开支，竟是朝廷规定公用钱的200多倍，岂不是有大问题？
事实却并不是这样。泾州一年的公用钱确实是八百贯，其实是指正常情况下由中央财政中直接下拨的数额。但各地的公用钱，主要并不全来源于中央财政，而是来源于各地方财政，这部分的数额并不确定。此外，中央政府还对战时的边境州府特拨公用钱，这部分的数额往往远大于一般年度的公用钱。
滕子京的公用钱，主要用于战争之后的酒宴犒劳羌族首领和士兵，又按当时边疆风俗，在佛寺里为在定川寨战争中死亡的士卒祭神祈祷，并发放抚恤金给死者亲属，收服边疆部族民心，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得到朝廷允许和鼓励的。
除此之外，滕子京可能还用这部分钱馈赠给了一些试图在西北边疆建功立业的游侠、游士之徒。
施耐奄在《水浒传》中写到的“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等人投奔过的大、小种经略相公，也就是指种谔和种师道，他们是种世衡的儿子和孙子，而种世衡正是范仲淹在西北前线最得力的助手。当时的西北前线，也有很多像鲁智深、杨志之类的豪侠参与战争活动。
宋代大儒张载当时就在前线游荡，试图建立军功，后来拜见范仲淹，范仲淹劝他回家读书，将来可成大器，报效朝廷。滕子京本来就是习武之人，很欣赏豪侠之士，于是将一部分公用钱就用在这些人身上。
仁宗皇帝听说滕子京滥用公款，有贪污嫌疑，并将滕子京贬为权知凤翔府，又派出太常博士燕度前往邠州审理此案。
滕子京听说朝廷派人来查，怕牵连过多，决心一人做事一人当，立即将全部账目销毁。燕度来到邠州，审问了很多涉事之人，弄得前线大将狄青、种世衡等人心灰意冷。但查来查去，却发现滕子京所用的公用钱大概是三千贯，具体用途因为账目销毁已经无从查证，但可以证实，滕子京并没有贪污私吞。
至于所谓的十六万贯，绝大部分是筹备粮草的军饷。张亢用公用钱做生意赚钱确有其事，不过所赚之钱主要用于购买军马等军需品，并未进入个人腰包，而这也是得到朝廷允许的。
与此同时，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在朝中竭力为滕子京辩护。范仲淹说像滕子京这样能干的官员，在问题未查清楚之前，绝不应该停职，滕子京如果真的有贪污行径，自己愿意同受处罚，自己也曾用军费作贸易，所赚之钱用于军务，有结余全部交公，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仁宗皇帝了解真相之后，本不想继续追查此案。无奈当时庆历新政刚刚开始，反对派抹黑滕子京本来就是为了打击范仲淹，以王拱辰为首的一批人不愿善罢甘休，紧追不放，竟以罢朝威胁仁宗皇帝。
仁宗皇帝不堪忍受大臣们无休止的争闹，结果将滕子京免去天章阁待制的官位，再将其贬到岳州这个边远小城息事宁人。
没有想到，滕子京果然是个能干的人，被贬到岳州才一年的工夫，就将岳州政务治理得井井有条，社会安定，百姓安乐，各种荒废的事业全都兴办起来。而且重新修建了岳阳楼，扩展了原有的规模。
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被贬到邓州，刚好接到好朋友滕子京的来信，随信还附有唐宋名人吟咏岳阳楼的诗词歌赋，请他为刚刚修建好的岳阳楼写一篇记。
范仲淹手捧滕子京寄来的名画《洞庭晚秋图》，遥想洞庭湖气象万千的景致，挥笔泼墨，一气呵成，写成名垂千古、流芳百世的名篇《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
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范仲淹将写好的《岳阳楼记》，派人专程送到岳州，膝宗谅读罢全文，拍案叫绝，大为感动。他立即命人刻石。其中那两句格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不胫而走，传遍全国。《岳阳楼记》传至京师，宋仁宗观此文，不禁慨然称颂。
两年之后，滕子京死于苏州任上，时年58岁。滕子京一生“为人豪气，好救困济贫”，去世时“家中却无余财”。
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范仲淹以资政殿学士加户部侍郎。十一月，调任青州知州，兼京东东路安抚使，当即水陆兼程北上。次年三月，到任青州，几个月的旅途劳累，加上政务、军务和救灾工作的操劳，范仲淹感到身体状况一日不如一日。
他不但经常眩晕，咳嗽不止，而且精力也极差。但是他仍坚持政务，励精图治，仅一年时间，就把青州治理得社会安定，民众安居乐业，万民称颂。
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冬天，范仲淹的病情日益加重，他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只好上书请求仁宗允许他调闲郡治病。不久，朝廷批准他调任颍州。
宋仁宗皇佑四年春，范仲淹前往颍州赴任。途经徐州时，六十四岁的范仲淹旧疾缠身，只好在徐州停下来养病。范仲淹病重的消息传至京城，仁宗皇帝非常担心，专门派亲信太监带着御医前来问候并帮助治药。
然而，终因病情太重，回力无天，范仲淹感觉大限将至，便用颤微微的手艰难地写下最后一封奏章《遗表》，敬献给仁宗皇帝，念念不忘社稷长远，国家兴衰。
他劝告仁宗：“伏望陛下调和六气，会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至于自己身后之事却只字未提，表现出他一生坚守的大忠和大节。
皇佑四年，范仲淹病死于徐州。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东南万安山，宋仁宗听闻范仲淹病逝，悲痛万分，亲笔书写“褒贤”之碑，并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追封楚国公、魏国公。
这时，范仲淹积蓄已尽。一家人贫病交困，仅借官府的房屋暂且居住，躲避风雨。 范仲淹死讯传开，朝野上下一致哀痛。西夏甘、凉等地的各少数民族百姓，纷纷聚众举哀，连日斋戒。
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器哀悼，根据他的遗愿，遗体没有运回原籍苏州，而是葬在他母亲长眠的那块地旁——洛阳南郊万安山下。欧阳修为范仲淹刻墓碑曰：“公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
范仲淹，一生清正爱民，满怀一腔热血精忠报国之志。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使庆历新政，功败垂成，使大宋朝失去了一次中兴的机会。
范仲淹作为位起于平民的至性至真君子，一生砥砺名节，不易操守。他满怀至诚，固执大道，认为“名可异而道不可屈，怀可卷而节不可降”，他誓言“定应松柏心无改，自信云龙道不孤”。
正因为名节和操守的坚持，使他能始于洁行而不耽于忧戚，见于大节而不屈于名利，所以他忤逆天威依然谏诤于朝廷，“三黜专城”依然救民于水火，众口铄金依然矢志不渝，正如他自己所说：“素心直拟圭无玷，晚节当如竹有筠”。
后人评价说，范仲淹经天纬地之才而用之未尽，忧国忧民之志屈而未伸。韩琦在《范文正公奏议序》中感叹：“不幸经远而责近，识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复沮者，几十四五。”真是未了之英雄，至性之君子！
大理学家朱熹评价说，“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本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刘漫塘说“本朝人物，南渡前，范文正公合居第一”；清代袁枚称其“黄阁风裁第一清”。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