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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太后摄政

  宋真宗死后,遗诏命“尊皇后刘氏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权取处分,指暂时处理、代理国政的意思。丁谓等人力主去掉“权”字,趋附于刘后。

  宰相王曾说:“称权足以昭示后世。何况增减诏书,自有法则,竟要率先破规矩吗?”丁谓这才作罢。时年13岁的赵祯继位,次年,改元“天圣”。 “天圣”拆字即为“二人圣”,即指宋仁宗与刘太后两位圣人。

  按照宋制,皇帝每天都要临御垂拱殿,还要在文德殿正衙接见文武百官,称为“常参”,五天一次在崇德殿或者垂拱殿接见群臣,称做“起居”。

  宋朝立国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太后临朝,无章可循,这就给大臣们出了个难题:仪式上到底怎么安排?宰相王曾建议仿照东汉故例,刘后与皇帝五日一朝,刘后坐左,幼帝坐右,至承明殿垂帘听政。

  丁谓一心想要擅权,不让其他重臣参与机要政令,暗中通过宦官雷允恭请刘后直接颁布一道诏书:“皇帝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上朝见群臣;大事由皇太后召集宰相们共同商议处置;日常军政则由雷允恭代为转奏皇太后,由皇太后签署处理意见。”

  这样一来,皇帝和皇太后不相联系,权柄都被宦官雷允恭把握。王曾对这样的安排十分焦虑,可是也无可奈何。

  垂帘后不久,刘娥就发现丁谓与雷允恭勾结起来,经常欺上瞒下,甚至挟持自己,大为不满。

  机会很快就来了。雷允恭作为监选陵墓的官员,未经刘后批准,便擅移宋真宗陵寝地穴,不巧的是所移的方位是个泉眼,是风水中的“绝地”。

  此事被宰相王曾揭发。雷允恭被指控擅自更改先帝主墓室地址,雷允恭被逮捕后,处以死刑。王曾打算利用雷允恭擅自改变先帝主墓室这件事让丁谓从朝廷彻底消失,可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时机。

  有一天,王曾很随意的对丁谓说:“我没有儿子,准备把我弟弟的儿子作为我的子嗣,明天朝会结束之后,我打算留下向皇太后禀报,希望能得到她的同意。”丁谓根本就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

  第二天朝会后,王曾利用单独晋见刘后的机会,向刘太后揭发丁谓包藏祸心,暗示雷允恭擅自改变先帝的主墓室所在地的罪恶行为,丁谓均参与其中,脱不了干系,刘太后听后大惊。

  当丁谓听到此事后,赶紧上朝请求太后晋见,在珠帘之前作自我辩护,当他说了很久,也没有听到太后回话。忽然一名宦官卷起珠帘对丁谓说:“宰相大人在和谁说话呀?皇太后已经离开很久了。”

  丁谓突然之间感到万分恐惧,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才好,只是用笏板敲自己的额头退出。6月25日,宰相们在资善堂用餐,刘太后宣大臣们入内议事,唯有丁谓一人不在召见之列,丁谓知道这次自己真的完蛋了,于是向其他宰相请求多为自己说好话。

  钱惟演当即就说:“我肯定会尽力帮你,你不要过于担心!”参知政事冯拯听到后,怒视钱惟演,钱惟演立刻感到不安。

  宰相们到了承明殿,刘太后对冯拯等人说:“丁谓身为宰相,可是却和罪人雷允恭相互勾结!”然后出示丁谓暗中委托雷允恭,请雷允恭让皇宫工匠为丁谓制造的黄金酒具。又出示雷允恭曾经向丁谓谋求皇城司以及担任三司衙司司长的证据。

  刘太后接着说:“丁谓前不久就一件事情的态度表示和雷允恭的态度一样,并且声称是你们商议好的结果,所以我才批准,现在发现丁谓根本上是欺上瞒下。而现在又在先帝陵墓建造工作中几乎误了大事,罪不可恕。”

  冯拯等奏报说:“自从真宗帝仙去之后,朝廷政事都是丁谓和雷允恭两个人说了算,他们自称是得到了皇太后的旨意,我们也无法确定真假。幸亏皇太后洞察他们的奸邪行径,这是国家的福分。”

  刘太后更加愤怒,准备诛杀丁谓。冯拯说:“丁谓固然罪大恶极,但是陛下刚刚即位,就诛杀朝廷重臣,恐怕会引起局势动荡。而丁谓只是在先帝陵墓建造中犯下严重错误。”

  刘太后的怒火稍微平息,让冯拯等讨论如何处置丁谓。大臣们认为丁谓是先帝临终前的托孤重臣,虽然现在犯下严重罪行,但是也应该根据他的功劳抵除他的过失。

  宰相王曾说:“丁谓对朝廷、对先帝不忠,触犯祖宗神灵,还谈什么功过相抵!”刘太后命令冯拯等立即召中书舍人马上起草诏书,罢免丁谓宰相职位,将其贬为崖州司户参军,终于将朝廷大权重又夺回到自己手中。

  不知是不是天意巧合,丁谓被贬到崖州,还要经过寇准被贬的雷州。听说丁谓要来后,寇准的家仆打算为寇准报仇。寇准就将这些家丁锁在房间里,放任他们喝酒游戏,不准他们外出生事。另外专门派人携带一只蒸羊送给丁谓。

  丁谓接到寇准送来的蒸羊,痛哭流涕,十分内疚,觉得以前不该如此陷害寇准,不由得对天长叹,对着雷州的方向长跪不起,说“寇相永远是我的恩公,我愧对恩公啊……”

  由于雷州气候恶劣,生活艰难,寇准身体很快就垮下来了。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寇准在忧愤中病逝,时年六十三岁。

  此时,宋仁宗刚刚即位不久,改寇准为衡州司马。然而,圣旨到时,寇准已经死去,寇准死后,因家无余财,其妻宋氏入宫启奏,请求朝廷拨款,让寇准灵柩从雷州返回陕西故土安葬。

  这天,家人和当地的雷州老百姓一行人护送寇准灵柩北上,至雷州一渡口时,突然狂风大作,骤雨滂沱,大家无法北上,只好停下来,为了防止棺木被雨水冲走,大家就在灵柩前插上枯竹。第二天,等到雨过天晴的时候,护棺之竹竟然长出新芽。

  后人为了悼念这位贤相,遂把此渡命名为“寇竹渡”。

  由于刘后对寇准十分痛恨,仍然不忘当年寇准惩治刘氏宗族贪赃王法之仇。结果,朝廷给予的拨款仅够运灵柩到宋氏住地洛阳,根本不够运回寇准故乡下邽(陕西渭南)的经费,家人只得东借西借,这才凑钱将灵柩运回。

  宋真宗下葬后,刘后满怀感情地左右大臣说:“国家多难,多亏诸公同心协力地匡助,才能有今日。眼下大行皇帝的丧事已经完毕,诸位可以将子孙亲属的姓名都开具给我,我要尽数推恩录用,共沐皇恩。”

  大臣们信以为真,纷纷将自己能想到的亲戚名字都一个不漏地报了上去。刘娥便将这些名字列成图表,贴到寝宫墙上,每逢大臣推荐官员的时候,她都要先去核对墙上的图表,只有榜上无名者才能得到升迁的机会。

  宋仁宗即位后的第十年,李氏病重,直到临死前,才得进封为宸妃。李氏一死,刘娥总算去了一块心病。为了避免引起外面的怀疑,她不敢声张,打算以普通宫人的葬礼安葬李氏。

  宰相吕夷简听说后,当着刘娥和宋仁宗的面入奏说:“臣听说不久前有位先帝宫嫔去世了?”刘娥勃然变色,立即将宋仁宗拉进后宫,然后才单独召见吕夷简,很不高兴地说:“一个宫女病死,当宰相的有过问的必要吗?”吕夷简说:“我身为宰相,凡事都应当过问。”

  刘娥大怒:“你难道想离间我们母子么?”吕夷简不慌不忙地奏道:“如果太后不想保全刘氏,臣不敢多言。但如果还想着刘氏家族,那么丧礼就应从厚。”刘娥聪明异常,立即领悟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于是下旨厚葬李氏。

  吕夷简又去对负责安排葬礼的内侍罗崇勋说:“宸妃入殓,要用水银灌棺,不能有任何差错,将来有一天大祸临头,别说我没有提醒你。”罗崇勋一听,这不是像皇后的葬法吗?他不敢私自做主,只得将此事禀明太后,将吕夷简的话逐一奏闻。

  罗崇勋本来以为刘娥定会破口大怒,想不到刘娥低头想了一会儿,便命照吕夷简的话去办理,用皇后的衣服安葬李氏。李氏的父母也都得到追封,李氏的弟弟李用和也再一次推到晋升。

  由于事情做得很保密,宋仁宗赵祯对此毫不知情,太后刘娥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刘娥对权力也越来越热衷。宋仁宗已经二十岁出头,刘娥仍然不肯还政。大臣们看到皇帝已经成婚多年,尚且不能独自理政,便纷纷上书,请求太后归政。

  刘娥要么装聋作哑,要么将上书者贬斥出朝。不仅如此,刘娥还想效法当年的武则天,过过当女皇的瘾。有一天,她突然问参知政事鲁宗道:“唐皇武则天是个怎么样的人?”

  鲁宗道刚正嫉恶,遇事敢言,大臣们都很畏惧他,称他为“鱼头参政”。鲁宗道听了刘娥的话,立即悟出弦外之音,毫不迟疑地答道:“武则天是唐朝的罪人!她几乎危害了大唐的社稷!”

  朝廷大臣方仲弓奏请刘娥仿照武则天宗庙的方法,也给刘氏建立七座宗庙。鲁宗道提醒说:“若立刘氏庙,将来的皇帝如何处置?”刘娥反复考虑,最终放弃了称帝王的想法。三司使程琳想拍马屁,献上一幅《武后临朝图》讨好刘娥。

  刘娥断然将书册当众掷在地上,对众人说:“我绝不会做这种对不起祖宗的事情!”

  明道二年(1033年)二月,宋朝廷要举行祭太庙的大典,刘娥抑制不住强烈的愿望,想穿天子的衮冕祭祀太庙。

  群臣纷纷劝阻,副宰相薛奎甚至说出了十分难听的话:“太后若穿皇帝的衣服,有何面目进太庙见祖宗?”但刘娥不听,这或许是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天不假年,想在生前穿一次天子衮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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