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张作霖传 > 举兵反奉 郭发通电 错杀登选 大帅惊惶 日本干涉 夫妇殉难
举兵反奉
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３日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就是郭松龄在河北滦县车站举兵反奉。但到同年的１２月２３日，郭松龄就失败了，地点在关外白旗堡车站。２５日，郭松龄夫妇遇害，地点在辽中老达房。起也匆匆，败也匆匆。
郭松龄为什么举兵反奉呢？其中有远因，也有近因。
先说远因。
其远因之一是郭松龄的远大抱负。据李坚白分析：“公之由粤回奉也，实抱一暗取兵权，蓄养势力，推倒恶军阀，以进三省于真正共和之大目的，故不惜降身以求信于张氏父子。其后虽屡有倒张之企图，只以重重障碍未成事实。民国十三年冬，孙中山倡导国民会议北上至津，公承作霖命为欢迎代表。时中山主开国民会议，为公阐其意旨。公表示极端赞成，并担任以全力促张氏父子联合北方军人，赞同此主张。无如作霖瞻于段祺瑞，迷信武力统一，不从其计。至是，公倒张之志乃决。”①
李坚白，奉天辽阳人。清末秀才。老同盟会员，参加过反清革命活动。民国成立后，曾任国会议员。１９１７年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南下广州参加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在广州期间，与郭松龄相识，结成莫逆之交。郭松龄反奉期间，任郭松龄秘书处长，担任与冯玉祥联络事宜，曾参与订立郭冯密约。这段议论是１９２８年写的，当时未公开刊行。１９４７年才发表。李坚白和郭松龄在广州成为莫逆之交，共同拥戴孙中山，极力促成中国走向真正的共和。李坚白认为，郭松龄回奉的目的就是“暗取兵权，蓄养势力，推倒恶军阀，以进三省于真正共和之大目的”。从李坚白对郭松龄的了解程度看，这个观点是有根据的。
其远因之二是派系之争异常激烈。奉系内部大体划分为三派，即绿林派、士官派和陆大派。绿林派是张作霖的哥们弟兄，主要有吴俊升、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等，他们是老辈人物，掌握的部队量少质差。士官派，是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奉军将领，主要有姜登选、韩麟春、于珍、王树常、于国翰、邹作华、邢士廉、臧士毅、熙洽、何柱国等。这一派的首领是杨宇霆。因为杨宇霆既是士官出身，又在老帅张作霖手下居首辅地位。陆大派，这一派的首领是郭松龄，因为郭松龄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所以称为陆大派。其主要成员有刘伟、魏益三、霁云、范浦江、刘振东等。
奉军的主力部队都掌握在杨宇霆和郭松龄两派的手中。杨雨霆身任总参议兼参谋长，是奉系中最显赫的人物。而郭松龄受老帅之托，辅翼少帅。少帅当时统率的奉军劲旅，一般事务均由郭松龄掌握，张学良很少过问。张学良对郭松龄推心置腹，郭松龄对张学良鞠躬尽瘁。一般人都认为郭松龄是张学良的灵魂。在奉军中，郭松龄是仅次于杨宇霆的一个实权人物。两个人才干相埒，亦都专横跋扈。为了争权夺势，积怨甚深，几达势不两立。郭松龄经常说：“邻葛用那么多留学生，把东北的事情都弄糟了。”郭松龄要想去掉杨宇霆，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此次反奉，就包含这个清君侧的内容。
其远因之三是战略思想严重分歧。主要分歧是郭松龄反对奉军入关，穷兵黩武。张作霖有很大的政治野心，梦想当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而杨宇霆也想在关内占有一块地盘，做一个省的土皇帝。为此，他们都主张用兵关内。郭松龄坚决反对派兵入关，认为是劳民伤财。郭松龄曾向张作霖力陈：“我们在东北有这样大的地方，经济富庶，人口有三千多万，尽够我们干的。这次进兵关内，既已打败了曹吴，已足雪当年之耻，如再驱兵南下，胜则成为众矢之的，败则徒损老将威名；不如雄踞关外，趁机观变，养精蓄锐，再谋一统。”①这个看法，得到很多奉军将领的赞同，认为有理。但是，杨宇霆却觊觎江南鱼米之乡，力主用兵关内。这和张作霖的主张一拍即合。张作霖驱兵南下，直达长江流域。但由于一字长蛇，孤军深入。加之奉军纪律败坏，闹得民怨沸腾。不到两个月，奉军就被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赶了出来，还损失了三个师的兵力。这完全应验了郭松龄当初的预言。杨宇霆、姜登选失掉了地盘，张作霖却让郭松龄出兵去夺。这让郭松龄十分气愤。因此，郭松龄反奉的决心便越来越强了。
再说近因。
其近因之一是对奖赏不公的强烈不满。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全线溃败，只有张学良和郭松龄的“三八旅”顶住了直军的猛烈冲击，扭转了危局。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取得了胜利。出力最大的也是张学良、郭松龄统率的军队。当时，以张学良为军长、郭松龄为副军长的第三军，和以姜登选为军长、韩麟春为副军长的第一军，组成第一、三联军。这个联军的主攻方向是山海关方面的直军主力。负这个方面指挥全权的是郭松龄，另由姜登选、韩麟春在山海关侧翼的九门口开辟战场，所指挥的军队都是由张学良、郭松龄部队临时调拨的。这次战争，奉军取胜，一三联军功不可没，郭松龄出力最大。但论功行赏，却没有郭松龄的份儿。李景林当上直隶督办，张宗昌当上山东督办，杨宇霆当上江苏督办。
郭松龄原以为安徽督办非他莫属。安徽督办一席虚悬，暂由省长吴炳湘护理。郭松龄事先做好了上任的准备。安徽的王普是郭松龄陆军大学的同学，有一师部队驻扎皖南，欢迎郭松龄来安徽。郭松龄派他的第二旅旅长刘伟驻扎安徽蚌埠，以为预留地步。他还派军需处长张振鹭两次到安徽，调查财政收支情况。又派陆大出身的任过骑兵团长的彭振国去当安徽督办署的参谋长。这一切都是郭松龄的安排，布置停当，就等走马上任了。原来张作霖也考虑把安徽督办给郭松龄，江苏督办给姜登选。但由于杨宇霆自荐当江苏督办，就把姜登选挤到了安徽。于是，郭松龄的安徽督办就泡汤了。这使郭松龄大失所望。后来姜登选到任后，又立即撤去彭振国的参谋长职务。
杨宇霆的自荐，是否是他的一个排斥异己的策略，不得而知。但确实达到了排斥异己的目的。这个安排对郭松龄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引起他的强烈不满。
对此，张学良心知肚明。为了缓和矛盾，张学良有一次对郭松龄的参谋长魏益三说：“将来他想要地盘，黑龙江、吉林任他选择。”让魏益三劝说郭松龄少安毋躁，等待时机，他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其近因之二是对张作霖拟签订卖国密约的极端愤慨。张作霖欲与日本签订密约之事，是郭松龄在日本偶然发现的。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国民军和奉军都派人到日本观操。国民军的代表是韩复榘，奉军的首席代表是郭松龄。他们都住在东京帝国饭店。有一天夜里，郭松龄来到韩复榘的住处，神秘地说道：“有一件希奇古怪的事，要和你谈谈。这次我刚到东京之后，忽然有日本参谋本部的一个重要职员来拜访我，没有谈几句话，就问我：你这次到日本观操，是否还负有代表张作霖将军签订密约的任务？我说：只是来观操，没有别的任务，更不知道签订密约的事。于是来访者无精打采地走了。当时弄得我莫名其妙。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后来仔细一打听，才知道张作霖打算承认卖国贼都不敢承认的二十一条，换取日本供给大量军火，用来进攻国民军。”接着，郭松龄义愤填膺地说道：“张作霖为了个人的权利，不顾一切，出卖国家。这种割肉饲虎、引狼入室的干法，无论如何我是不能苟同的。我是个军人，以身许国，不是个人的走狗，我不能昧着良心服从乱命。他若打国民军，我就打他。”①
郭松龄对张作霖拟同日本签订卖国密约极端愤慨，决心举兵反对张作霖。他在日本就坚定了反奉的决心。
由于以上的远因和近因，郭松龄举兵反奉已经是箭在弦上，随时可发。
为了增加反奉的力量，免除后顾之忧，郭松龄有意识地和冯玉祥、李景林结成了反奉三角同盟。
郭松龄和冯玉祥的结盟，郭松龄采取了主动。前文已提到，郭松龄在日本观操期间，有目的地同冯玉祥的代表韩复榘接触，表明了同张作霖势不两立的决心。当时，郭松龄还说道：“今天的谈话请守秘密，别对别人说。”韩复榘深知事关重大，严肃真诚地答道：“我对郭先生的人格十分钦佩。我回去之后，一定将你的意思报告冯先生，请你放心好了。”这是在１９２５年１０月间的事。
韩复榘于１１月５日回到绥远特区的包头，向冯玉祥报告了他和郭松龄在日本谈话的内容。当时因为冯玉祥和孙传芳暗中联络，抵制奉军的侵逼，遭到奉军的质疑，苦无对策。而且，张作霖派许兰洲、郭仙桥到包头去见冯玉祥，说杨宇霆、姜登选被孙传芳打败，要求冯玉祥派兵帮助他去打孙传芳。若不同意，就不予谅解。同时，游说冯玉祥，奉军可以让出保定大名防地，且支援他一批武器，包括飞机大炮。
冯玉祥受到张作霖的软硬兼施，十分气愤。如果单独反张，力量不够；低头服张，心又不服。冯玉祥心急如焚。当时无法，只得勉强同意，达成了合作对直系孙传芳的办法九条。因此，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大喜，但还是谨慎地说道：“这是件大事，我们不能轻率地乱作主张。最好请郭先生写个亲笔的东西，派一两位亲信的人来，两下里从长计议一下，方显得郑重。”韩复榘马不停蹄，次日即折返天津，向郭松龄转达了冯玉祥欢迎合作的诚意。
郭松龄得到冯玉祥的回应，很是高兴。１９日，即派其亲信李坚白、亲弟郭大鸣，由冯玉祥的老参谋长时任京汉路局局长的王乃模陪同来到包头。他们带来了郭松龄的亲笔密信，并提出双方合作的初步意见。
密信的主要内容是：张作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订立祸国殃民条约进攻国民军，我誓死反对；如果奉张进攻国民军，我即攻张，我的部队番号拟改为国民第四军或改为东北国民军；我的部队将来开发东北，绝不过问关内的事。
冯玉祥见到密信异常兴奋，彻夜与李坚白等洽商。冯玉祥得知李景林也参加这个举动，更是喜出望外。但是，对于李景林要求把直隶、热河两省划拨给他，面露难色。郭松龄的代表说：“李参加我们共同行动，关系很大。事成之后，防地问题还可以从长计议，现在不宜过分计较。”言外之意是过后可以商量。这样，冯玉祥就完全同意了郭方的意见，签订了密约，冯玉祥还郑重地签了字。冯玉祥又加派参谋长熊斌与王乃模一起，陪同郭松龄的代表即日回津。郭松龄见到了熊斌，对签订的密约完全赞同，并也签了字。
李景林为什么和郭松龄一起反对张作霖呢？因为郭松龄对李景林有救命之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张作霖命李景林进攻热河。因李景林是直隶人，图谋直隶地盘。便在攻下热河后，率领骑兵直捣天津，并占领了天津。驱逐了直隶省长王承斌，霸占了省长公署。这就打乱了张作霖的战略部署。张作霖大怒，要杀李景林。郭松龄劝阻张作霖说，我军刚入关，就阵前斩杀大将，于军心不利。张作霖听了郭松龄的话，没有杀李。为此，李景林很感激郭松龄。听到郭松龄要反奉，李景林表态道：“二哥，你一切放心，我一定帮助到底。”
最后，郭松龄在天津督署，与国民军代表熊斌和李景林共同协商合作办法。郭松龄的参谋长魏益三也出席参加。会上，李景林对国民二军在直隶的行动表示不满。熊斌当即诚恳表示：“国民二军的纪律，我想大家都很知道。冯总司令已下令并派人前往制止，今后彼此一家，当更不成问题。”李景林在会上的表态也很好，保证他的部队将随郭军之后向山海关方面移动，以资接应。郭松龄表示，希望国民军在精神上给予大力支持。
就这样，郭松龄、冯玉祥和李景林结成了并不紧密的反奉三角同盟。
有了郭冯李的三角同盟，郭松龄解除了后顾之忧，便决定起事。
这里随带插叙一笔。据参与其间的当事人回忆，张学良对郭松龄反奉是有所察觉的，甚至是完全知道的。在天津，郭松龄曾向张学良建议：“东北一片沃野，宝藏很多，可以开发经营，不应再在关内争夺地盘，惹起战争。这是我和芳辰（李景林别号）两人的共同意见，希望转达上将军多加考虑。”还毫不隐讳地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叫老杨这帮人弄坏了，安徽、江苏之败，断送了三个师的兵力。现在老杨又包围老将，给他们去打地盘，这个炮头我不再充当了。要把东北事情办好，只有把老杨这帮留学生赶走，请少帅来当家。”何柱国回忆：“郭向张所说的这番话，是郭松龄被处死以后，张学良亲自与我们谈起的。说明郭松龄愤懑不平，要打倒杨宇霆，推翻老将，张学良是知道的，却不料郭动手这样快。”
１１月２０日，张作霖突然电召郭松龄回沈一行，张学良也劝他回沈当面陈述自己的意见。郭松龄疑心他的活动已被张氏父子识破，召他回沈是别有用心，遂立刻下了提前行动的决心。
事变的前一天，张学良曾到天津和郭松龄匆匆见了一面，同郭松龄谈了话。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郭军第二旅旅长刘伟知道。他说：“郭鬼子说我们打胜仗，杨宇霆、姜登选他们去做督军。他们干不好让人家给赶出来，如今又让我们去打。打好了还不是他们做督军。我们这次是不愿意打了，还是回去好好整理东三省吧！”并且说：“我们拥护你来干！”张学良说：“那怎么行呢？”但对郭松龄的这个异常表示，张学良没有给予特殊和坚决的驳斥，只是说：“你看着办吧，我走了。”“张学良骤然听到郭氏的这番话，不禁骇然。但他未动声色，潜行搭乘北宁路火车东返。”车到关外前所车站时，他命令山海关附近的十九团团长张廷枢迅速布防。车到连山车站时，情况已经出现混乱。张学良叫专车直奔葫芦岛，登上镇海军舰。在军舰上看到一列一列的军车经过秦皇岛铁桥往东开。郭松龄反奉的通电，在军舰上也已收到。军舰的火炮可以击毁郭松龄的军车，但张学良不让开炮，说：“都是我的部下。”这是后话。
郭松龄是于１０月２４日从日本被张作霖用急电召回奉天的。张作霖命郭松龄去天津部署军事，准备对冯玉祥国民军作战。郭松龄到天津后，代表张学良组建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第三方面军军团长为张学良，副军团长为杨宇霆的士官同学于珍，下辖八、九、十三个军。于珍兼第八军军长，韩麟春为第九军军长，郭松龄为第十军军长。第三方面军的编组工作，统由郭松龄负责，因而他得以控握第三方面军大权，为他举兵反奉提供了先决条件。
１１月２２日深夜，郭松龄由天津发出三个通电。
１１月２３日，郭松龄召集第三军团上校以上的官佐紧急开会。地点在滦州车站一个停业已久的火柴公司楼上。参加者有一百余人。会场内外气氛十分紧张。武装警卫人员，荷枪实弹，来回巡视。郭松龄身披黑呢大衣，偕夫人韩淑秀出席。
郭松龄即席心情沉痛地反对内战：“自民十以来，兵连祸结，民生十分穷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今又无故兴戎，吾辈军人实在苦于再战。”
接着又慷慨激昂地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在老将面前专与我们作对的是杨宇霆。此人骄纵专横，长君之恶；妒贤嫉能，排斥异己。权臣在内，大将焉能立功于外。我们打仗打到头发白了，仍然是个我们；打出地盘，杨宇霆、姜登选当督办。现在他们被江苏、安徽的人民赶出来了，又叫我们为他们收复地盘，为他们卖命我是不干的。我已拿定主意，此后绝不参加国内战争。东北土地辽阔，物产丰富，我们从事开垦，效赵充国的屯田，岂不胜于阋墙的战争吗？”
随后，他提出了反奉的具体作法：“现在拟好了两个方案，写在纸上，请大家选择签名，何去何从，各随己愿：（一）移兵开垦不参加国内战争；（二）战斗到底，武力统一。”这时会场十分紧张，也分外严肃。各师旅长都感到非常突然，沉默起来。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当时第五师师长赵恩臻、第六师师长齐恩铭、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第七师师长高维岳四位师长开始反对，后来勉强签名，其余官佐也都随着签了名。
签名后，郭松龄一语道破：“我这样行动等于造反，将来成功固然无问题，倘不幸失败，我惟有一死而已。”夫人韩淑秀立即应声说道：“军长若死，我也不能活着。”言下以手帕拭泪。说明他们对这次反奉行动是作了最坏的打算的。
后来，郭松龄对四位师长开了方便之门，让他们暂时回到天津休息，实际交给李景林软禁看管。同时，郭松龄将与他关系不深的师、旅、团长扣留起来。
他们退席后，就将所部７万人重新组建５个军，确定了一个新的指挥班子。
甲总司令部
总司令郭松龄
参谋长邹作华
秘书处长饶汉祥（曾任黎元洪秘书长）
政务处长林长民（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
参谋处长王静轩
副官处长郜汝廉
军需处长鲁穆庭
外交处长王正廷（未到任）
兵站处长张振鹭
航空司令彭振国
乙部队
前敌总指挥宋九龄
第一军军长刘振东
第二军军长刘伟
第三军军长范浦江
第四军军长霁云
第五军军长魏益三
这时所下达的命令，郭松龄还是和张学良共同署名。这样做，既为了表示拥戴张学良的明朗态度，也为了釜底抽薪软化内部的反抗情绪。１１月３０日，郭松龄在山海关发表通电，正式把他所辖的军队改称东北国民军，以后就不再用张学良的名义了。
郭松龄反奉此举，如晴天霹雳，国内外都目瞪口呆。
郭发通电
现在回过头来再详细谈一谈郭松龄在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２日夜发表的三个通电，以及１２月１４日的通电。这三个通电是郭松龄举兵反奉的政治宣言，代表了他的政治主张。
第一个通电是原黎元洪秘书长饶汉祥的手笔。电文是四六骈体，佶屈聱牙。主题是反对内战，主张罢兵，废除苛政，兴建三省，拥戴少帅，劝张下野。电文称：“连岁兴戎，现金告匮，钱钞滥发，价额日亏。”“军旅迭兴，赋敛日众，邑无仓积，家无盖藏。”郭松龄主张：“汉卿军长，英年踔厉，识量洪深，国倚金汤，家珍玉树，干风云而直上，厉雷雨而弗迷，松龄素同袍泽，久炙光仪。窃愿遵命匡襄，竭诚翊佐，更张省政，总制辽疆。收毁滥钞，豁除苛税，严刁以除盗贼，厚廪以养士兵；实行文治，以息强藩；优遇劳工，以消激党。”在这个通电中，并没有指名道姓地痛责张作霖，而是提出郭松龄自己要“翊佐”张学良，并劝说张作霖下野，“全主父之令名，享令公之乐事”①，以表明举兵反奉的大公无私。
第二个通电旨在表明举兵反奉的目的是为了“清君侧”，具体提出罢免杨宇霆、拥戴张学良的主张。电文称：“此次奉军主战者，惟一杨宇霆。因个人丧地之羞，不惜倒行逆施以求报复。松龄等为国家之元气计，为东三省之安全计，请愿倡导和平，班师出关，要求蒙蔽主战之杨宇霆即日去职，推举张军团长汉卿司令。”
第三个通电是完全针对杨宇霆的，即《讨伐杨宇霆之通电》。这个通电，在屡述杨宇霆的种种罪状后，再次提出罢免杨宇霆。并表明“此次班师回奉，一俟将祸首驱除之后，即行率同部屯垦边境，以固国防”。看起来，郭松龄的这个要求并不高。实际上，张作霖在看到这个通电后，把电文拿给杨宇霆看，示意杨宇霆辞职，杨宇霆心领神会，于２４日晚“不辞而别”，潜往大连去了。
综观这三个通电，其主旨是：第一，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第二，拥戴少帅，谴责老帅；第三，讨伐宇霆，以清君侧。总之，郭松龄的三个通电是，要求张作霖下野，拥戴张学良上台，清除杨宇霆等人，实行民主共和政治。
郭松龄的举兵反奉通电，得到了国内各界的声援。
１１月２５日，冯玉祥发布讨伐张作霖通电，指责张作霖“不顾国家安危，人民死活，一味好战，祸及直鲁，近逼京畿；沪案发生，忍心为虎作伥，纵兵残害学生、工人，违背人道”。劝告张作霖“应当及时引退……毅然以三省政权，完全还之国民”。
李景林在郭松龄发表通电的当天，也发表了一个通电。但其强调郭松龄反奉是“清侧之役”，要求惩办杨宇霆。请求张作霖“庶政付诸少帅，借息仔肩，以娱天年”。
１１月２５日，广东国民政府等革命团体，在广州召开国民大会，反对卖国的段祺瑞执政府和奉系军阀，声援郭军反奉行动。群众高呼“打倒段祺瑞！”“打倒张作霖！”“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大会号召“各革命团体，联合一切反奉的军队，以扫荡扰乱中国、荼毒民主之最残暴势力”。
１１月２９日，李大钊以“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名义，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发表革命宣言：“号召一切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和奉系军阀。”
１２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联合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革命的民众，革命的国民党，革命的军人，其速起响应北京的暴动，推倒安福系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政权归诸人民”。
在全国的声援下，郭松龄的部队也进行了政治动员。有的部队还编出顺口溜，以鼓舞士气。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编的：“郭军长真不善，领着大军回奉天，去大帅，锄大奸，解除百姓苦，去掉民艰难，给土地，建家园。不怕天寒与地冷，打不垮老张什么都完蛋！”①
郭军改称东北国民军后，士兵戴绿色臂章，上写“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十个大字。这个口号，一语道破了官兵的心志，鼓舞了士气。郭军在行军过程中，遵守军纪，受到人民的欢迎，甚至有送开水、米汤的。
郭军在打到新民县后，于１２月１４日，郭松龄又发表了《敬告东三省父老书》。这个通电，矛头直指张作霖。电文开列了张作霖统治东三省１４年的４大罪状：摧残教育；压制舆论；招兵害农；用人不公。公开提出“驱除杨贼，并劝张氏下野，拥戴汉卿军长出而执政”。电文最后称：“松龄刻已师抵新民，张氏残败之余，不难一鼓讨灭。恐父老受其欺蒙，不明真相，特将班师回奉各情形，略陈颠末。并将事定后，治奉方针露饰如左：（一）实行省自治，以发扬民气，大局定后，由各县推举代表，连同省议会，开一善后会议，公决施政方针，及应兴应革之事；（二）保护劳工，节制资本，以消赤化隐患；（三）免除苛税，以苏民困；（四）练兵采精兵主义，务求淘汰匪兵，以除民害，而轻负担；（五）整顿金融，以维民业；（六）增加教育经费，实行强迫教育；（七）用人以才为本，不拘党派亲疏之见；（八）开发地利，振兴实业；（九）整顿交通，以利商旅；（十）肃清匪患，整顿警察。”
这是郭松龄在师抵新民时，对未来东三省如何治理所勾画的一幅美好的蓝图。他在东北要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这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政治主张。他相信会很快地攻进沈阳城。他没有料到会在新民一败涂地。
在郭松龄起事的初期，形势看好。但由此，郭松龄等军官也产生了骄兵情绪。再加上张作霖的反攻，以及日本人的干涉，后来形势急转直下，以致失败。
错杀登选
郭松龄是一位优秀的战将，但身上也有一些弱点。不能容人，就是他的一个致命的弱点。
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７日，姜登选在德州接到张作霖的命令，任其为第四方面军军团长。先成两旅，移住北镇。于是，姜登选任命戢翼翘、陈琛为旅长，先往东北布置建旅事宜。姜登选率少数随员赴天津，准备稍事休息，就回奉天。此时，他对郭松龄反奉一事毫无警觉。
１１月２４日，姜登选由天津回沈阳，路经滦州。那时姜登选早已看到郭松龄发表的通电，已经知道郭松龄造反了。当时，郭松龄随着军部向前方移动，派参谋长彭振国为留守后方司令。姜登选的专车抵达滦州后，彭振国上车，恭敬地对姜登选说：“郭军长现患感冒很重，不能亲来迎接督办；但希望与督办晤面。”姜登选不知其中有诈，便关切地说：“茂宸患病，我可到他那里去看看。”他随彭振国备好的汽车进城，后即被关押在火柴公司楼下的一个楼梯间。郭松龄根本没有同姜登选见面。卫士奉郭松龄之命，以送姜登选到城里为名，将他押上汽车。当汽车行经一段沙滩路时，卫士诡称路不好走，请督办下来走几步。待姜刚下车走了两步，卫士即从背后开枪将其打死，随即返回向郭松龄报告。郭松龄枪杀姜登选后，特发电告，内称：“将姜登选在滦州枪决，以为穷兵黩武者戒。”姜登选死时仅４４岁。
郭松龄为什么非要杀掉姜登选呢？据说有三条原因。
其一，是早年结下的怨恨。民国初年，他们二人都是黑龙江省许兰洲的部下。那时，为了争权夺势，他们就已结下宿怨。
其二，是姜登选的一句话。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当奉军攻入九门口内，直扑沙河寨时，遇到直军的顽强抵抗。一三联军司令姜登选和张学良研究，命郭松龄率领８个团的兵力，加入攻打沙河寨的战斗。郭松龄率队到达指定地点后，提出要用自己的部队替换姜登选的部队，遭到姜登选的反对。郭松龄就愤然率队掉头而去。张学良闻讯，骑马追逐二三十里地，才将郭松龄劝住，两人还抱头痛哭。此举几乎演成全线崩溃。当时，姜登选用唱京戏的腔调戏说道：“茂宸这样违抗军令，应该军法从事。”但此话传到郭松龄那里，就完全变味儿了。由此，郭松龄怀恨在心。
其三，是姜抢了他的地盘。本来郭松龄早就看好了安徽这个地盘，而且事先做了充分的进驻准备。并把他的参谋长彭振国派到安徽督署任参谋长，似乎一切已经安排妥当。不料，发表的却是姜登选任安徽督办。他一上任，就把彭振国撤掉，换上他的亲信戢翼翘。这也让郭松龄不满。
当然，这里最根本地是牵扯到士官派和陆大派两派之争。为此，当姜登选落到郭松龄手中时，也就保不住命了。这是姜登选没有想到的，也是很多与姜登选关系不错的人所想不到的。
郭松龄在临死前曾谈到为什么要杀掉姜登选。他说：“姜登选得了安徽督军，被人家赶了回来，仍想坚固他的席位，回东北去见老张，研究新的部署。他们这些行动，正是我平日所痛恨的行为。在我今天发动把东北军撤回东北，来建设东北的时候，他还想去当安徽督军，因之我在滦州扣留了他并把他毙了。”这个自述，表明杀掉姜登选主要是不能使他再去当安徽督办了。
枪杀姜登选，是郭松龄的一招错棋。
姜登选，字超六，河北冀县人，１８８１年生。早年留学日本。曾参加同盟会。１９０７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１９０８年毕业。１９１２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教官。１９１３年任黑龙江护军使署参谋长。１９２４年任镇威军第一军军长。１９２５年任安徽督办，后加陆军上将衔。
姜登选为人“沉着有谋，向寡言笑”，是“一位和平性格之人”。奉系著名将领韩麟春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他“为人高傲”，但“独心折姜公”。郭松龄也承认，“惟姜稍和平，尚可共事”。这说明姜登选在奉军中是很有人缘的。就是这样一个陆军上将，跟你郭松龄有些私怨，不经审判，就擅自枪杀了。这给人以挟嫌报复、草菅人命的印象。这种作法，大失人心。这使郭军内部人人自危，感到不知何时灾难也会降临在自己头上。同时，对于争取其他奉军将领也极为不利。
刚起兵时，郭松龄心高气盛，以为只靠他的东北国民军就可以打败张作霖的东北军，不需要东北军中其他人的帮助。当时，有些与张作霖平时存在嫌隙的东北军高级将领，曾向郭松龄传递过欲要合作的信息，但都被郭松龄婉拒了。
当时，阚朝玺、汤玉麟、于琛澄等人曾派代表来见郭松龄，希望合作，但索要黑龙江或吉林地盘。在锦州时，阚朝玺派他的参谋长邱天培前来商洽合作。阚朝玺当时以热河都统而兼东北军第五方面军第十二军军长。指挥着热河省部队约三个师，配备在热河省承德、滦平、隆化各县长城线上。位置重要，装备整齐。最重要的是他是张作相率领的第五方面军的一支主力。他的向背，对于这场战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汤玉麟拥有骑兵一个师，感到张作霖待他不公，想暗投明主。于琛澄隶属张作相的第十一军，领有骑兵一个师。因为他不是张作相的嫡系，也欲另攀高枝。如果于琛澄反叛张作相，对第五方面军的打击也是致命的。因为他当时恰好驻军北戴河，这是郭军出关必经之地。其实，张作相为军团长的第五方面军，下辖只有第十一军和第十二军两个军。如果属于第十一军的于琛澄骑兵师倒戈，阚朝玺的第十二军也倒戈。那么，东北大地姓张姓郭就很难说了。
此时，在郭军任第五军军长的魏益三是郭松龄的亲信。在郭松龄给阚朝玺等三人分别写完回电，让总部参谋长邹作华发报时，恰巧被魏益三碰到。邹作华便把电报给魏看了。原来，郭松龄回电仅发表阚朝玺为总参议，汤玉麟和于琛澄为参议，对于索要地盘一事则置之不理。
对此，魏益三认为不妥。他认为这件事关系大局，这个回电太不妥当，立即劝说郭松龄修改，郭松龄不听。军长刘振东和旅长高纪毅两人与郭松龄关系较深，他们也为此事劝说郭松龄，郭松龄仍然不听。不仅如此，郭松龄还命令霁云的第四军扫荡奉热边界，对象当然为阚、汤等部属。阚、汤、于等见索要地盘投郭无望，转而投奉。
张作霖对阚等既往不咎，并应允加官晋禄。两相比较，反差太大。阚朝玺、汤玉麟等在西线对郭军造成很大威胁，而且，郭松龄军没有骑兵部队。因为在起事之初，骑兵部队都纷纷回到了奉天，没有跟郭松龄一起造反。没有骑兵的穿插迂回，也是导致郭松龄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魏益三后来评道：“郭松龄为人刚愎自用，一切操之过急，以致坏了大事。”①
当时，郭松龄手握重兵，掌握别人的生死大权。他以反对张作霖军阀的名义举兵起事，开始拥护者众。但即使是当时，也有很多人没有随声附和，而是心怀异志。有人对邹作华表示怀疑，邹作华为了不吃眼前亏，当即表示积极反奉，服从郭松龄的指挥。郭松龄没有处理邹作华，只换掉了炮兵旅长职，仍然任命他为总部参谋长。但是，邹作华在战争进行中，同张作霖暗通款曲，甚至对奉军发炮用的是不爆炸的炮弹，对郭松龄帮了倒忙。
此外，郭松龄委派张作相之子张廷枢为九十团团长，原想让张廷枢持函找他父亲张作相进行劝说，希望张作相合作。与此同时，郭松龄有令齐恩铭副军长之子齐家桢劝其父一起反奉。不料，这两人首先跑到山海关报告张作相，说郭松龄反了。
同时，奉天空军在事变发生时，立即全部飞回奉天。他们不想参与郭松龄的反奉行动。奉天空军司令是张学良，郭松龄改委第三军团的参谋处长彭振国担任。现在只是个光杆司令了。
种种迹象表明，郭松龄反奉之举是凶多吉少的。但郭松龄认识不到这一点，他尤其低估了张氏父子在奉军中的地位和影响。
大帅惊惶
张作霖看到郭松龄通电之后，大为惊惶。如晴天霹雳，不知所措。这是他完全没有料到的。张作霖整天躺在小炕上抽大烟。他抽一会儿烟，就起来在屋内来回走，口口声声骂小六子混蛋。小六子是张学良的乳名。骂一会儿，又回到炕上抽大烟。他不吃不睡，坐卧不安，精神几乎崩溃，对一切事情都不过问了。
但张作霖毕竟老于世故，在歇斯底里发作后，他认真研究了郭松龄的三个通电。他看到这三个通电内容大同小异。而第二个通电和第三个通电，其实是一样的，都是要求罢免杨宇霆。张作霖便乖巧而痛快地答应了郭松龄的要求，立将杨宇霆免职，这样似乎郭松龄失去了继续进兵的理由了。这三个通电并没有公开地指斥张作霖，只是暗含对张作霖的指控。张作霖心里明白，郭松龄是把矛头对准自己的，“清君侧”只是烟幕弹而已。既然没有明确点名让他下野，姑且装一回糊涂。事情似乎还有转圜的余地。
于是，张作霖将计就计，把张学良叫到奉天来，大骂一通后，命令他速到前线，与郭松龄联系，劝他息兵。张作霖幻想运用和平的手段，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
１１月２４夜，张学良率秘书朱光沐，参谋姜化南和日本顾问仪峨诚也少佐等，由奉天乘火车前往会郭，行至锦西的连山，交通受阻，改由海路前往。２５日，张学良由葫芦岛乘镇海军舰前往秦皇岛，２６日到达。张学良想亲自见到郭松龄。他派日本顾问仪峨诚也少佐，同在滦州给郭松龄治病的日本医生守田福松通电话联系，表明此意，但被郭松龄婉拒。第一次会面的希望落空。
２７日，张学良又请托想回奉天的守田医生再次面见郭松龄，并捎去一封用铅笔草写的短信。守田返回郭松龄的驻地，把此信面交郭松龄，并劝郭松龄“不可起事”。２８日早晨，经过一夜的思考，郭松龄对守田说道：“此次举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现在绝不能中止。但我已经４２岁了，这样的病躯，也许活不多久了。张上将军若能悔悟前非而下野的话，请张学良君到日本去留学三四年。在此期间，自己的经纶抱负实现一部分之后，愿将地位让给学良君，自己下野，度过闲云野鹤的安静余生。这不是假意，而是真情。为此，可以请吉田总领事、白川司令官做保证人。希望能将我的意向转达上将军。”①郭松龄提出休战５天，等待张作霖的回音。守田离开郭军驻地后，在秦皇岛向张学良报告了郭松龄的意向，然后他自己回到奉天。
在此期间，郭松龄在滦州和昌黎，给张学良先后写了两封信，表示对张学良衷心拥戴。张学良也亲自手书一封交给郭松龄。其文曰：“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予父。故兄之所谓统驭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良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郭松龄又复一长信，表明心迹，也表示决心反奉，不能停止。
张学良在得到守田的报告后，知道和平解决已经毫无希望。从和郭松龄的通信中，也了解到郭松龄反奉的行动不可逆转。不得已，他就于２８日乘军舰回到大连，２９日与杨宇霆一道返回奉天了。张作霖于３０日正式发布讨伐令，命令奉军在辽西阻击郭军。
１２月５日，郭军攻占连山。此时，张作霖认为自己无力抵抗郭军的凌厉攻势，“决定照郭松龄之要求而下野”。５日夜，召开军政要员会议，当众表示：“大势已去，决计下野。”６日，代省长王永江亲自跑到日本总领事馆，向吉田茂总领事请求日本出兵维持省城治安，说只依靠一千余名中国警察，不敷分配。第二天，日本派守备队入城站岗，奉天各大机关和省城八门八关，都由日本军队把守。日本警察换上便衣驻在日本商店里。
１２月７日，郭军攻占锦州。郭松龄的部队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迅速攻到新民县的巨流河畔，离沈阳近在咫尺。张作霖把他的专用汽车整天停在大帅府的二门以内，准备随时登车逃跑，目的地是大连，企图寻求日本人保护。
此时，张作霖没有忘记把自己的财物送到日本租界。他派军用大车数十辆，满载着财物运送着。这些大车都用反水帆布遮盖着，上面坐着一个持枪的大兵押运。它们都驶向日本站满铁地方事务所去。一天往返十多次，一直到晚间才运完。
这说明张作霖对咄咄逼人的郭松龄已经毫无办法了。因为郭松龄统率的第三军团几乎是奉军的全部精锐部队，下辖三个军，约有６万余人。而张作霖几乎无兵可派。张作相的吉林军一时阻挡不住郭松龄军队的冲击。黑龙江吴俊升的部队远水解不了近渴。张作霖几乎陷于绝境。
当时，沈阳已经无兵可派，只有王瑞华一个补充旅驻北大营。张作霖还怀疑王瑞华与郭松龄勾结，但时机紧迫，就硬着头皮把王瑞华等尉官以上的一百一十多人调到大帅府，进行训话。
当时机枪高架，戒备森严。早８时左右，张作霖站在大厅前的台阶上，满脸杀气。他怒目注视着瑟缩的人群：“我找你们来，我不说你们也知道，郭鬼子反了！”他环视一下，接着又说：“怎么，你们就这些人吗？我命令你们连事务搂子（司务长、准尉）都给我带来！”
这时王瑞华赶忙喊道：“敬礼。”他恭敬地向前一步，举手敬礼后说道：“报告大帅，教导队军官学员大部分都调走了，剩下的人都来了。”张作霖怒犹未息：“你们他妈拉巴子的为啥没走，想他妈的里勾外联吗？”王瑞华又敬个礼说：“不敢！不敢！”
张作霖接着为自己辩解道：“都说我张作霖当过胡子，我他妈的拿过谁一个笤帚疙瘩了？那时候我就是不服天朝管。后来日俄打仗，洋鬼子打算利用我们。我们为了得武器，有时也被他们利用。那时我是得抢就抢，得骗就骗，都是为了武装自己。后来感到不和官家合作，成不了大事，我跟从了大清，是为了要他们做我的后盾。我进沈阳后，有人说老一套办法不行了，这才成立了讲武堂。我让小六子出去和大家一同保卫地面。后来郭鬼子到讲武堂当教官，又他妈的当了军长。我哪一点对不起他呢？他以为自己有功，没得着地盘。我他妈的得像陪送姑娘似的，一个一个来呀！将来还没有他当督军的地方吗？哪曾想他人面兽心，干出来这样丧尽天良的勾当！好！这回我把沈阳让给他，看他能呆多久。王瑞华，让你们这帮人和他里应外合，看你们能干多久！”
王瑞华又敬了个礼：“报告大帅，郭鬼子的亲信早就调走了。我们都是大帅、少帅的人。我们有天良血性，请把我们装备起来，去和没有人心的叛徒决一死战。”
张作霖这时才松了脸问：“你们都能这样？”
大家齐声答道：“能够！”
张作霖高兴地说：“我知道你们都不是郭鬼子的亲信。王瑞华，我任命你为混成旅长，晋级少将。这些人都晋升一级。咱们有的是武器，新服装，银元大洋，马上给我招兵，越多越好，星夜操练，开上前线！好，都带回去吧！”①
从以上情况不难看出，张作霖当时有多么紧张。他确实无兵可派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张作霖很会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紧紧抓住“义气”两个字，大做文章。反复说明他是很讲义气的，而郭松龄则对不起他，是“人面兽心”，是很不讲义气的。而当时军官们的思想状况也是很重义气的，很容易接受他的宣传。张作霖的战前动员就起了作用。其实，所谓义气，应该讲国家大义、民族大义，对卖国求荣的封建军阀就应该进行坚决讨伐。
日本干涉
当时，郭军和奉军在新民县的巨流河，形成了对峙局面，双方都投入了决战的兵力。
在郭松龄起事的初期，日本为了他们在东北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白川义则，于１１月２６日，曾派参谋浦澄江中佐，在荒木大尉、仪峨顾问的陪同下，会见了郭松龄。郭松龄一见面，就用冷淡的口气问：“有何贵干？”在会上，浦参谋用威吓的口气极力逼迫郭松龄改变主意，不要举兵反奉，遭到郭松龄的断然拒绝。他们的会谈进行了四个半小时，结果不欢而散。会议结束前，“浦参谋提出，在郭发动军事行动之际，日本方面将发出各种警告，望郭不要违犯”。郭松龄没有屈服，强硬地说：“从今以后，自恃武力万能是不行的。”①这说明日本对郭松龄反奉，开始是持反对态度的。
但由于郭松龄反奉的态度坚决，他们不知将来鹿死谁手，所以采取了表面的中间立场。
日本币原外相表示：“就目前之时局而言，帝国政府历来所持之绝对不干涉主义，并无任何变更。”日本是以本国的利益为根本，来决定他们的行止的。谁对他有利，他就支持谁。
１２月１日，郭松龄曾对日本公使芳泽发表了一个声明。内称：“凡中日两国现状，除尊重条约上之权利外，他如贵国私人与三省当局之经济契约，或与敝国人民合办实业等项之合法事业，均承认照前继续有效。致贵国人士受三省政府及机关顾聘者，亦必继续任用。”这是说，承认东三省过去和日本签订的条约。
但声明接着继续写道：“惟自本军举义起，至回抵奉天止，三省政府或张氏个人，与外人所缔结之条约及契约，一律认为无效。再者，此次义军回防途上，倘或有抗拒义师者，势不得不讨伐。惟是纯属敝国内政问题，深望贵国严守中立，不得借款供军械给对方以及一切便利军事之行动，致伤两国亲善关系。”①这里明确无误地表明，一是不承认以后所签订的任何不平等条约；二是警告日本不要干涉中国内政。郭松龄的这个声明，无疑对日本帝国主义是当头一棒。日本人认识到，郭松龄是不能当他们的傀儡的。
随着战事的进展，１２月７日，郭军占领锦州后，日本看到郭军会很快攻进沈阳。于是，日本对郭松龄采取了进一步拉拢的策略。日本提出支持郭松龄，强迫张作霖下野，但前提是必须承认以前张作霖和日本签订的卖国密约。这个无理要求被郭松龄断然拒绝。日本人看到在郭松龄身上捞不到任何油水，就转而拉拢张作霖，企图在张作霖身上攫取更大的权益。
日本人在张作霖身上打起了主意。据当时任东三省交涉总署处长的罗靖寰回忆，１９２５年郭松龄反奉攻抵新民时，张作霖曾同关东军参谋长斋藤签订了一个卖国的密约。
那时，郭军攻抵新民，沈阳震动。张作霖准备逃往旅顺。此时，有一天，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派其参谋长斋藤偕同三浦中佐到达沈阳。通过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规定时间，约请张作霖在沈阳满铁附属地沈阳旅馆见面。届时，张作霖偕同町野武马前往该馆与斋藤及三浦会谈，田中翻译。
斋藤对张说：“现在郭军先锋部队已过锦城，在攻占新民之前，阁下如有需要关东军帮忙的地方，即请不客气地提出来，我们情愿协助一切。”张作霖答道：“目前省城空虚，虽已电告吉、黑二省军队前来援助，但恐远水不解近渴！如果郭军进逼省城，我想去旅顺暂避，希望关东军予以方便。”斋藤说：“阁下想去旅顺暂住，我们非常欢迎，届时，定当准备一切，保护阁下的安全，请放心吧！不过，我看不要紧，即使郭军进抵新民，关东军若通知他们，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得在南满铁路附近作战，到必要时，关东军还可出兵阻击，他们是无法进入省城的。阁下若能同意这种办法，即请考虑关东军的几项要求，假如阁下认为可行的话，即请在书面上签字。”斋藤说完这番话，便将事先已用打字机打好的五项要求，让田中念给张作霖听。这五项要求是：
（１）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即与当地居民一样有居住和经营工商业权利；
（２）间岛地区行政权的移让；
（３）吉敦铁路的延长，并与图们以东的朝鲜铁路接轨和联运；
（４）洮昌道所属各县均准许日本开设领事馆；
（５）以上四项的详细实施办法，另由日中外交机关共同协商决定。
张作霖听完这五项后，即不假思索地说：“行，行。”①随即在日方准备好的草约上签了字。
关于签订这个密约，知情者奉天公立医院院长阮振铎有一段回忆。他说，郭松龄占领锦州后，曾派遣殷汝耕为代表，去旅顺和日本关东军交涉关于郭军通过南满铁路线的问题，又和满铁会社交涉关于由营口到奉天使用满铁火车运兵问题。这说明郭松龄考虑到了日本的干涉问题。张作霖的日本军事顾问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张作霖。
张作霖听到这个消息，精神为之一振。他突然意识到争取日本支持的重要性。他要打日本这张牌。他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由他的日本顾问牵线，就同日本顾问一起到日本满铁事务所的楼上，和日方密谈。此时，张作霖是救命要紧，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满口答应日本人的侵略要求。最后，和旅顺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派来的日本军官代表，签订了一个密约。密约的内容，主要是承认日本人在满洲享有土地商借权和杂居权；在东边道、洮昌道等重要城镇，设置日本领事馆等。交换条件是，日本关东军答应对郭松龄发出警告，警告郭军不得进入满铁沿线２０里内，也不得在此一地区内落下一枚炮弹。并在必要时，日本关东军可出兵保护张作霖和担当维持奉天省城的治安。此外，日方还答应满铁火车不载运郭军部队，并在满铁附属地内和日本租界内，为张作霖等要人提供避难场所，等等①。
与此同时，１２月７日，日本加藤高明首相、币原外相与宇垣陆相等，举行紧急会议。一致决定：命令白川关东军司令官对张、郭两军“速施警告，将驻屯军队，做适宜之配置”。
１２月８日，关东军司令官即向张、郭发出警告：“故帝国附属地无论矣，即在附近因发生战斗及争乱，有危害或毁损帝国重大利益之时，在军人之职责上，当然不能漠视。”这个警告貌似对待双方的，实际是对着郭军的。因为只有郭军才想要穿过满铁附属地，进攻沈阳。
这个警告给张作霖吃了一颗定心丸。当时在中国各地视察的前奉天总领事船津辰一郎即向其上级报告说：“殆系此警告之结果，使彼获得确保最后安全之希望。”这个警告，使张作霖得以绝处逢生。
日本此时还是幻想通过威逼利诱的外交手段，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据郭松龄的副官赵云飞的回忆，关东军曾派浦大佐到沟帮子郭军总司令部，会见郭松龄。他十分露骨地提出：“阁下就要进入沈阳，首先必须承认帝国在满蒙的特殊权利……维护日本在东北三省的投资利益，遵守张作霖与日本缔结的密约。”“割让金、复、海、盖……并称张作霖已经签字了。”接着又诱之以利：“如果阁下能够答应这些条件，日本帝国即予贵军以便利。”
对此，郭松龄断然给以回绝：“此次敝军班师回奉，这是中国内政，希望贵国不要干涉！”又说：“我不懂什么是日本的特殊权利。”
日本看到对郭松龄拉拢威逼都不起作用，他们便决定武力干涉。
１２月１４日，马忠诚旅准备攻入营口市区时，遭到日本守备队的强硬阻挠。并向郭军发出警告：不准郭军进入南满铁路附属地３０基罗米突以内，不得沿辽河作战。
１２月１５日，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对中国进行武力干涉，出兵东北。
同日。白川关东军司令长官向张、郭发出第二次警告。声称：“日本军对由南满铁路附属地两侧及由该路终末点起自二十华里以内之直接战斗行为，及其对附属地有演乱治安之虞之军事行动，一概禁止之。”
关东军在发出警告的同时，又将大石桥、辽阳、奉天、抚顺、铁岭、开原、长春等１４个满铁沿线重要中心地点，划为“禁止武装部队进入区域”。这样，郭军就无法进入奉天了。
此后，日本侵略军频繁调动，大批进入奉天一带。日本陆军省又从国内和朝鲜调遣两个师团的兵力进入奉天。凡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都遍插旗帜，以示郭军不得介入，阻止郭军攻进奉天省城。当时，日本在南满部署兵力达到４万人。
郭松龄在答复日本的第二次警告时说：“虽在限制地带，倘或被人阻止进行，即‘日军亦不惜击之’等语。”不惧恐吓，态度强硬。
双方经过准备，巨流河之战终于打响。
１２月２１日夜，郭松龄下达总攻击令，向巨流河东岸奉军阵地发动全线进攻。奉军总兵力倍于郭军，且有优势的骑兵。炮兵稍逊于郭军，但也做了相应的补充。据时任奉军炮兵司令部参谋长的廖安邦回忆：“同年郭松龄反奉，奉天处在危机中的时候，炮兵十四团却成为张作霖炮兵的主力：以该团为基干，又将原在步兵部队中的炮兵人员全部调回使用，在巨流河东岸布置炮兵阵地。张作霖命令将兵工厂所有大小口径的炮都运出来使用。用帅府的大骡车载运到阵地上来，每门炮给炮弹三百发，射完为止。”同时，张作霖又雇佣了日本人当炮兵。“这些日本人约有二百多人，是张作霖的日本顾问荒木贞夫在奉天日本车站找来的一些退伍军人。”①日本军方还接济张作霖大批军械、弹药，足够奉军一二个月之用。
１２月２３日天未明，吴俊升率领两师骑兵偷袭了郭军的后方重地白旗堡，焚毁了郭军的粮秣、枪械和弹药，使郭军蒙受重大损失。
１２月２４日，郭军失败。日本的武装干涉，是郭松龄失败的决定因素。
夫妇殉难
１２月２４日晨，郭松龄紧急召集身边的高级将领开会，宣布他拟率一部突围。委托霁云军长收容余部，向沟帮子方向转移。郭松龄部署完毕，听从部下劝告，随即离去。邹作华见郭松龄已出走，便以总部参谋长的身份，以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命令各军停止攻击。并急电张作霖，报告郭松龄已经出走。同时，给张学良打电话，“请军团长放心”。战斗旋即停止。
２４日早，郭松龄率一连二百余名卫队士兵出走。同行的还有他的夫人韩淑秀、秘书处长饶汉祥、政务处长林长民等。临行前，韩淑秀曾劝郭松龄带卫队乘阿拉伯快马先行。郭松龄感念夫妻恩义，又有饶汉祥等文人不会骑马，不能弃之不顾，遂决定一起逃走。他们开始准备向山海关方向退逃，但由于奉军骑兵在那里拦截，只得临时改变方向，向营口退去。他们由柳河乘坐两辆东北骡马大车，后有卫队，行动迟缓，目标很大。
据当时任东北骑兵穆春师上校参谋处长的萧兆麟回忆，郭松龄被捕的经过是这样的。
吴俊升所指挥的东北骑兵军两个师，即穆春师和万福麟师，在铁路以南新民、辽中一带活动。穆春师有两个旅，骑兵第一旅旅长徐永和骑兵第七旅旅长王永清率领骑兵部队，在郭军后方游弋，奉命围剿郭军败兵，并追击败逃的郭松龄。１２月２４日，第七旅第二十五团郭宝山部走错了路，指向小苏家屯方向。他们发现了敌情，遂向郭松龄卫队进攻。卫队没有重武器，在迫击炮的轰击下，不得不缴械投降。林长民当场死亡。饶汉祥逃走了。郭松龄夫妇藏到一个地窖里。
二十五团的骑兵见到两辆大车，翻出一个行李里有带上将肩章的军服，判定这是郭松龄的东西，知道他不会走远。这时骑兵第七旅旅长王永清也到了。他以为郭松龄已经逃走了，即派郭宝山一个团去追击郭松龄，自己则在小苏家屯休息。不一会儿，从一个村妇的口中得知，她家后院萝卜窖里藏了两个人，一男一女。王永清即带几个卫士去搜萝卜窖。郭松龄一看藏不住了，就上来了。王永清看到郭松龄夫妇，就上前给郭松龄敬了一个军礼：“军长请到房子里坐吧。”郭说：“好，走吧。”
后来师长穆春也到了。经过研究，决定把郭松龄夫妇带到老达房休息。随即穆春就向张作霖打电话，报告情况。萧兆麟在场听着。接通后，还没等穆春开口，张作霖就说：“你是穆春吗？不行就拉倒吧。”穆春说：“报告大帅，郭松龄夫妇已经叫沐恩把他抓到了，现在老达房押着呢。”张作霖问：“真的吗？”穆春说：“真的，沐恩不敢说谎。请大帅命令怎样处理？”张作霖说：“我可不要活的呀！好啦，等一会儿再说吧。”一小时左右，张作霖来电话：“你是穆春吗？你把郭松龄枪毙了没有？”穆春说：“没有，等候大帅命令。”张作霖说：“没毙就不用毙了。你把他的脚腕跟割了，我明天派人去接。你们这次的赏额是二十万哪，派人来领吧。”
１２月２５日早８时，张作霖的上校副官高金山带着卫队，乘着５辆汽车和１辆小汽车，来到老达房。高金山问穆春：“大哥，夜里没事吧？”穆春说：“我们这里有这么多队伍还能出什么事，大帅说怎么办？”高金山说：“早晨出来的时候，还说要活的呢，把他带到沈阳去审问；等到我们路过辽中县时，接到大帅一份电报，说是不要活的。大哥你看怎么办好？”穆春说：“你们既来了，我把郭松龄夫妇交给你们，你们愿怎么办就怎么办。”高金山说：“那也好，我看这么办：你交给我们之后，把他带出老达房三四里地，在辽河沿上把他枪毙了。我们再带尸首回沈阳，你看好不好？就这样办吧！可是你们问了口供没有？”穆春说：“我们没问，兄弟你现在问问他好了。”高金山说：“好，我去问问，你们赶紧准备交差吧。”
这时郭松龄夫妇正在吃早饭。给他们做的大米饭，炒了四个菜。郭松龄听到外边汽车响，知道是沈阳来人了，吃了半碗饭就不吃了。少时，高金山进屋来到郭松龄面前。郭松龄夫妇在炕上坐着，萧兆麟和高金山在地下站着。高金山问：“军长这次反奉的理由是什么？”
郭松龄说：“我反对为少数人想当督军而带兵进关打仗，致使东北人民受到穷困，奉票毛荒，给东北人民增加了严重的负担，东北三省，地面辽阔，物产丰盛。如果不进关打仗，好好建设，是立国有余。而宇帅不事建设，穷兵黩武，以东北的民脂民膏作孤注一掷，进关打仗，争夺地盘，为少数人利益连年作战。我曾一再反对，而张不听，反遭一场辱骂。因此，带兵退回东北，请张下野，不再进关，而共同建设东北。”①
这是郭松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沉着冷静地阐述了自己举兵反奉的理由。
高金山说：“好了，请军长准备回沈阳吧。”高金山即退出，郭松龄知道这是最后时刻了。他由炕上下来，要纸笔。萧兆麟给找来一张毛头纸，将笔砚拿了过来，搬把椅子，郭松龄坐在柜子旁边，写道：“汉卿弟：兄夫妇愿速死，请按左项办理：（一）兄为国为民而战，主倡一切，勿罪部下；（二）兄历年所经营之动产和不动产，请由鲁（鲁穆庭）、沈（沈振荣）、张（张振鹭）三位军需官核清，除还债外，尽数捐同泽同学；（三）……”刚写到“三”字，高金山就不让写了。郭松龄也不想写了。萧兆麟把郭松龄写的那张纸交给了穆春。穆春到沈阳交给了张学良。
这边，在２５日午前１０时，在辽河岸边枪杀了郭松龄夫妇。郭松龄临刑时说道：“吾倡大义，不济，死固分也。”韩淑秀说道：“夫为国死，吾为夫死，吾夫妇可以无憾矣！”当年郭松龄４２岁，韩淑秀３４岁。然后，把他们的尸体装在车上，带回沈阳。郭松龄夫妇的尸体在小河沿暴尸三天，任人观看。
另据当时东北骑兵第十四师中校参谋兼作战科长的房书溪回忆，郭松龄在老达房曾同他作了一次昼夜长谈。房书溪曾是郭松龄任讲武堂教官时的学生，称郭松龄为老师。穆春说：“你们是师徒，你带卫队连负责看着他，借此问他点口供。”房书溪问他这次倒戈是什么动机。
郭松龄平静地说：“原因很多，主要就是为杨宇霆一人，我对张氏父子并无嫌隙。去年二次奉直战成功后，我对大帅上了多次建议，我们决不要进关争夺地盘。东三省地上地下，物资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日本的田中义一继承伊藤博文的大陆政策，矛头是对着东三省的。朝鲜、旅大就是进攻东北的根据地。我们全部力量进关，日本一旦发难，东北三省非我所有矣！那时我们必然弄成进退维谷的局面。当时大帅颇首肯吾言。过了两天，我又去见大帅，他对我说：杨总参议不同意你的建议，他的见解比你高。我们打下关里的地盘，绝不能让别人享受，终归我们派人，四个督办，一个都统。”
郭松龄又接着说：“这次和关里打仗，都是杨宇霆的主谋。因为他掌握着东三省兵工厂，十几年来未交过一次账。自己出不来多少武器，全靠向外国去买枪炮，一动即几百万，内中有百分之三十的回扣，尽入杨的私囊。这回上江苏去当督办，少帅先商量叫我去，我不干，才叫杨去的。不到一个月就送上了两三个师，跑回来了。姜登选去接安徽督办，同样狼狈逃回。李景林、张宗昌督直督鲁，到任就刮地皮，并把奉天的力量带走不少，弄得关内人民提起奉军就头疼，孰得孰失呢？我这次主要是清君侧，对张氏父子仍然是尊重的。事已至此，也不必讲了。”
接着郭松龄又讲了一件拒绝日本利诱的事：“在天津，日本大使去见我，要帮助我进奉天。主要条件是沿南满路再划几处租界地，并让与吉会路的路权，我未答应他。”①
郭松龄极力反对封建军阀内战，主张大力兴建东北，做好迎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各项准备。他对日本的威逼利诱，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并给予坚决的回击，表现了一位有民族气节有坚定信念的爱国将领的英雄气概。他反奉的目的，光明磊落，可载史册。
房书溪把同郭松龄谈话的笔录交给了张学良。他看完后，又问了一番郭松龄被擒的经过，长叹了一口气。张学良对郭松龄夫妇之死，很是痛心。他在兴隆店司令部得到郭松龄夫妇被俘的消息后，立即命令秘书处长刘鸣九速拟电报，想把郭松龄夫妇接到他的司令部来。刘鸣九问：“你把他弄来打算怎么办？”张学良说：“郭是人才。为国家着想，我把他送到国外去深造。”未等电报发出，郭松龄被杀的消息传来。张学良跺脚叹气道：“完了。”并在总部送往各部传示的郭氏夫妇尸体照片及文件上，批了“以火焚之”四个大字，不忍看郭氏夫妇被害的惨状。可见，张学良对郭松龄感情之深。
据说，郭松龄在被捕之后，曾经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词颇哀恻，为宇霆所先知，亟取书焚之。人问之故，曰：‘汉卿见书，将贷以不死，纵虎贻患，岂计之得！’故松龄得迅就刑于所获地。”①
在这里应该交代一下郭松龄夫人韩淑秀的情况。据李坚白记载：“韩夫人淑秀女士，与公同籍，北京燕京大学毕业。为人勤俭木讷，沉毅多智。归公后布衣疏食，不喜繁华，扫除炊膳皆亲任之，事舅姑尤谨。在奉天先后创办贫儿学校、同泽女中、女青年会等，颇有声于社会。国民军出关之役，任机要秘书，运筹帷幄，极著功绩。而竟与公同时遇害。实吾国女界之大不幸。”
韩淑秀在当时思想上是比较开明的。她参加社会上很多活动，主要以男女青年会为中心。创办贫民学校，家庭妇女补习班，拒毒会，为贫苦人民募集衣物等社会活动，她都亲自参加，郭松龄往往同来。她对郭松龄有相当的影响。
郭松龄夫妇是为了反对封建军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牺牲的，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全国人民无论知与不知，莫不为公扼腕”。北京、日本等处，均召开盛大追悼会，以表示哀悼。抗日战争爆发后，冯玉祥在泰山为郭松龄立祠，尊崇郭松龄为抗日爱国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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