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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张之洞的文化观
本书传主作为一个主持诸种实务而又学脉多致的复杂人物，其政治、学术、经济、军事、外交、教育诸类思想各具风采，然而，在纷繁错综之间又有主旨可寻，这便是以体用观为核心的文化思想。
体与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大约可与欧洲哲学的本体与现象，印度佛教哲学的法性与法柏相类似，却又不尽等同。体与用，不仅有本体与现象的含义，还有本体与其作用、功能、属性的意蕴，作为通常用语，又有主与辅、本与末的意思。中国哲学的主潮，历来讲究体用统一，盛行“体用一源”说、“体用一贯”说、“体用不二”说，等等；“体用两橛”、“体用分离”久为人们所忌讳。这除了表现出中国哲学的辩证传统外，从文化学而论，则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一向在本体与现象关系上没有出现过尖锐矛盾。正如郑玄在《礼序》中所言：“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用）”。然而，近代随着“高势位”的西方文化的涌人，中国本土文化受到空前未有的挑战，“文化重组”的任务十分紧迫地提出。在这种全新的情势下，一些思想家在概括中国文化的现状，并设计其未来走向时，不约而同地运用”体”与“用”这对范畴，以之对中西文化的关系加以界定。他们在使用体用这对范畴时，大都没有从“本体”与’‘现象”这一哲学本意上着眼，而是从“主”与“辅”、“本”与“未”这种约定俗成的日常用法上发挥。又由于近代中国文化处于“重组”、“再造”的混乱状态，反映到体用概念的运用上，多数论者往往不自觉地违背了“体用不二”的传统，陷入“体用两撅”的泥淖。张之洞正是这样展开其体用观并进而发挥其文化思想的。
张之洞的文化思想，自然有一个演变过程，而广为人知的，则是张氏晚年勉力详论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①。这一论题在中国近代更通常的表述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中国温和的开明士人的一种文化选择，”中体西用”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西文化剧烈碰撞、深刻交融的时代产物。梁启超论曰：
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②张之洞并非”中体西用”说的首倡者，却是“中体西用”说的力行实践者和理论总结者，就这两方面的结合而言，近代中国尚无出其右者，正因为如此，人们一谈起“中体西用”，首先便与张之洞联系起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正当戊戌维新紧锣密鼓之时，张之洞草撰《劝学篇》于湖广督署。七月，当维新、守旧两派斗争最后摊牌前夕，他又通过翰林院待读学士黄绍箕将《劝学篇》进呈御览。《劝学篇》是张之洞平生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中体西用”文化思想在其中占有核心、支柱的地位，并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在《劝学篇·序》中，张之洞声明该书的写作原委：
“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海内志士，发愤扼腕。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乃规时势，综本末，著论二十四篇，以告两湖之士。海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
这段话十分明白地宣示了《劝学篇》所力加磨砺的“中体西用”论的两面锋刃：一方面针对顽固守旧者的泥古不化，抱残守缺，不知变通之术；另一方面则针对言新者的菲薄名教，滥施斧钺，不知固本之方。张之洞所企图建造的，是一种内外有别而又兼采中西的文化结构，其终极目标则是通过外在形式的变通来保全传统文化的核心。他申言：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如其昏情无志，空言元用，孤陋不通，做很不改，坐使国家颠，圣教灭绝，则虽弟佗其冠，衶其辞，手注疏而口性理，天下万世皆将怨之詈之，日此尧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可见，孝弟忠信之德，尊主庇民之政，是张之洞力图捍卫的文化主旨。
《劝学篇》一进呈，立即以其“会通中西，权衡新旧”②的表层公允形态和“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③的深层用心而受到最高统治者——包括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一致赞誉。光绪帝称其“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慈禧也深加称许，遂以上谕形式下令印发各省督、抚、学政人手一部，“颁行天下”，“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不仅如此，连洋人也来捧场，认为《劝学篇》标志着“长时期以来习惯于孔夫子的陈同滥调下变得死气沉沉的中国人，终于在时代的现实面前苏醒过来。”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于纽约出版的《劝学篇》英文译本，甚至还加上《中国唯一的希望》的标题。
这一切无疑大大助长了《劝学篇》的声势，从实际效果上突出了张之洞在“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影响。加上张之洞本人在“中体西用”说的物质实践基础——洋务运动中超越前人的建树，人们便顺理成章地将张之洞与“中体西用”说联系起来，视他为这一文化思想的集大成式的代表人物。
①《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①《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③《功学篇·内篇·同心第一》。
①《教务杂志》载伍德布里奇译《劝学篇》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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