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帝王师：张居正->第二部：拯救帝国 第五章 用人之道
王希元的奏疏
1575年最后一个月，吏部尚书张瀚向朱翊钧递交了一份允准升职报告。请求被升官的人是浙江瑞安县主簿（县长秘书）汪玄寿。张瀚对他的考语是，才能出众，品德高尚，足以担当更重的责任，希望能升他为瑞安县县长。
朱翊钧看了这份报告后，眉头一皱，亲自批示了“不准”两个字。批示公布后，不怀好意的官员们马上如狗闻到屎似的嗅起来。吏科一个叫王希元的言官马上嗅到发迹气息，心急火燎地上了一道弹劾书。他弹劾汪玄寿向吏部行贿，又借题发挥、登堂入室说，汪玄寿只是个吏员，他们这种人大多品行不端，根本无资格担任县长。
王希元是个伶俐之徒，在吏科做官员已很多年，始终想攀上张瀚和张居正这条线。让他非常伤心的是，张居正似乎发现了他那可疑的品质，从来没给过他任何机会。他愤恨之余，始终在找机会射张瀚和张居正一暗箭，汪玄寿的升职报告被朱翊钧高高挂起，他认为这就是机会，所以才毫不犹豫地出了手。
王希元只是伪伶俐，其实他骨子里是个笨蛋。这道弹劾书如果放在张居正执政前，肯定一击命中。但在1575年时，这道弹劾书就是肉包子打狗——不但被吃掉，扔包子的人也不会全身而退。
其中缘由要从张居正的整顿吏治说起。
考成法是张居正整顿吏治的终极手腕，其实在考成法之前，张居正就已对吏治进行了全方位整肃。
明代开国时，公务员来源主要有三条途径：进士为一途，举人、贡生为一途，吏员为一途。进士是通过中央考试的人，举人是通过省考试的人，贡生是由地方官推荐，经过翰林院考试而录取的人，吏员则是通过服吏役而获得做官资格的人。本来，这是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给帝国各级机关输送人才。可天长日久，政府渐渐把举人、贡生、吏员贬低，只重视进士。
张居正清楚地记得，当初和高拱谈到帝国这种重资格问题时，高拱说，进士、举人的功名不过是国家网罗人才的工具，用这一工具将人才网罗进来后，还应该看他的实际政绩，绝不能根据功名等级来断定能力的高低和官职的大小。
的确，明帝国中期以后，非翰林不能升任大学士，而非进士出身的人则不能担任翰林。同样是中书舍人，同样是任职九年，同样是合格，进士出身者就可以升三级，而监生只能升一级。进士、举人出身的人到地方做官，就是一把手，而其他资格的人纵然尧舜附体，也只能做副手。
张居正早已清醒地意识到，用人重资格而不看实绩，排挤举人、贡生和吏员，会让有志者变得无志。所以他说：“良吏不专在甲科（进士），甲科未必皆良吏。”
1573年，张居正就以朱翊钧的名义下过这样的命令：凡是推荐官员，只论贤良与否，不论是否进士出身。
王希元上弹劾书的半年前，在众进士出身私下谩骂声中，张居正迎难而上，又颁布举荐法令：凡官员有贤者，都应举荐，各地举荐官员要特别注意那些资格低下，但却有实际政绩的贡生和吏员。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纸普通政令，它引起的后果不亚于十级地震。有政绩的贡生和吏员们固然心花怒放，可那些进士却黯然神伤，甚至出离了愤怒。其实这道政令并未伤害他们，倘若他们真有政绩，和从前一样照样得到提拔。问题是，他们廉价的自尊受到伤害，他们为自己和那群举人、贡生、吏员站在同一高度而哭天抢地。
尤重要的是，按出身资格用人有利于官僚集团内部的稳定，因为出身资格的差别是一种最明显的差别。对许多高资格的官吏来说，大家都按资格和年资循序渐进，总有希望从小官熬到大官，所以大多数官员都接受这种方法。
可张居正却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用人制度会让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从而形成死气沉沉的墓道似的稳定。张居正打破了这种制度，必然会引起大部分进士出身的人的憎恨，张居正和他的战友受到攻击在所难免。
王希元的弹劾书正是那些自命不凡、愤恨进士们的一个小突击。实际上，这两年来，吏部尚书张瀚在张居正的许可下，没少举荐出身低的官员。为什么没有人跳出来指控呢？原因就在于，这一次，朱翊钧没有同意张瀚的举荐。
这也是张居正莫名其妙的地方。两天后，张居正来见朱翊钧，二人谈了一会儿，张居正就有意无意地问道：“皇上见到王希元的奏章了？”
朱翊钧若有所思：“见到了。”
张居正再问：“那您也一定见到了张瀚举荐汪玄寿的奏疏了吧。”
朱翊钧点头。
张居正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汪玄寿虽是吏员出身，但经过考成法，是很优秀的一个人。”
朱翊钧急忙说：“张先生您误会了，我不批张瀚的举荐书，并非因为这个。”
“哦？”张居正不满地发出一声，突然意识到这一态度不对，马上平和地问，“皇上发现了什么问题吗？”
朱翊钧拿出一道折子，说：“张先生，这是汪玄寿写给张瀚的折子。这应该是公文，可汪玄寿的行文格式不对，是以私人身份写的。”
张居正大吃一惊，想不到朱翊钧进步如此之快，居然连这么微小的细节都看出来了。他接过太监送上来的折子，果然，汪玄寿写给张瀚的这道政府公文，开头的称谓不对。
他惊异的同时是高兴，脸上露出欣赏的神色，夸赞朱翊钧：“皇上真是英明，汪玄寿的这道折子的确有违规之处。”
朱翊钧被他的张先生一夸，顿时兴奋起来，脸上泛着红光，继续卖弄起来：“我又看了王希元的弹劾书，发现也有问题。他说汪玄寿行贿吏部，可没有指出是谁，这是无中生有。”
张居正有点失态地叫起来：“皇上太英明了。”
朱翊钧在龙椅上晃动起来，掩饰不住内心的疯狂喜悦。但张居正马上又说：“皇上这样看问题是对的，但不全面。”
朱翊钧停住了晃动的屁股，有点失望：“哦？”
张居正稍一沉思，说道：“王希元是言官，指控别人是他的职责，但寻找证据是司法机关的事，和他无关。倘若他不是诬告，那司法机关必能找出证据来。遗憾的是，据我所知，他正如皇上所说，是无中生有。”朱翊钧展现出一种恍然大悟的模样。
张居正继续给他上课：“王希元指控的是一个部门，而不是个人。倘若他指名道姓指控就是张瀚收贿，那皇上就该立即下令司法机关调查张瀚。做臣子的向君主反映情况应该直截了当，不能藏头露尾。如果属实，自当依法处理；如不属实，也不至于冤枉好人。”朱翊钧连连点头。
张居正顺势询问：“那汪玄寿当县长的事？”
朱翊钧脱口而出：“准了。”
这个时候，张居正应该高喊“谢恩”，但他没有。朱翊钧觉得张先生还有话：“张先生还有什么话吗？”
张居正半是询问半是考朱翊钧似的问：“皇上觉得这件事就算完了吗？”
朱翊钧琢磨了一会儿，一拍大腿：“啊呀，对，还有王希元，他无中生有，应该惩处。来啊，传……”
“皇上且慢！”
朱翊钧生生把“旨”字憋回喉咙，疑惑地看着张居正。
“皇上，如果这样就惩处王希元，必有人说皇上不调查就擅自惩处言官。”
“那张先生的意思呢？”
张居正回答：“先让吏部尚书张瀚代表吏部向皇上辩明，然后再让王希元为他的无中生有付出代价。”
朱翊钧想了一会儿，连连点头：“张先生真是想得周到，就这样办吧。”
第二天，张瀚上疏辩明，说明了汪玄寿和他吏部清白无误。同一天，朱翊钧下旨，王希元无事生非，罚薪半年，调出京城。又是同一天，吏部发文，升汪玄寿为浙江瑞安知县。
不重资格重能力，破格用人，这就是张居正的用人之道，其实也是所有精明政治家的用人之道。
用人唯贤
张居正之所以改变用人制度，首先是资格低的人受到资格的限制，报国无门，灰心丧气，这会导致帝国人才的减少，另外一点就是，进士资格的官员自恃资格的庇护，骄横狂妄，不可一世，从而让官场乌烟瘴气。
当考成法进行得顺风顺水时，山东昌邑知县孙鸣凤被人查出有贪污行径，同时还未按时收缴赋税。案件审理期间，张居正和朱翊钧有过下面这段对话。
朱翊钧问张居正：“该如何处置孙鸣凤？”
张居正由远及近地侃侃而谈：“臣刚执政时，国家百废待兴，问题千头万绪。在这种情况下，最先解决的应该是当务之急。在我看来，当务之急就是安抚民众。如何安抚民众呢？四个字，整肃吏治。官风不正，任何政令都会流于形式。举个简单的例子，皇上下诏免某地税粮，可某地官员竟照收不误，皇上要求地方官务实政，可有的官员置之不理，继续对上司拍马溜须，这种行为使上下不通。纵然皇帝和大臣有兴利除弊的方案，却找不到切实可靠的人去执行，所以我才开始在任用官吏上下大力气。如今已初现成效，但贪污之风仍会偶尔吹出。若要天下太平，须是百姓得安，若要百姓安生，须是官不要钱。”
朱翊钧点头赞同，但提出疑问说：“我看了此人的档案，发现他是进士出身，何其无耻到这种地步？”
张居正愤慨起来：“此人正仗恃自己是进士出身，所以才敢如此放肆。今后皇上用人，要考虑其实际能力和品德，不要拘泥于资格。如果被考察的人奉法守分，不肯要钱，就是异途下僚，也要提拔他；如果被考察的人贪赃枉法，不守官律，就是资格再高，也要罢黜。”
朱翊钧频频点头，不由自主地扭头去看一排屏风。那是共为十五扇的一座屏风，中间三扇是天下疆域图，左边六扇是文官职名，右边六扇是武官职名，名列其上者都是部以下知府以上的人，上面有他们的姓名、籍贯及出身资格。
这是张居正在执政初期特意为朱翊钧制造的、被称为“浮帖”的官员履历图：如某衙门缺某官，该部推举某人，即知某人原系某官，今果堪此任否；某地方有事，即知某人见任此地，今能办此事否。
表面看，这是张居正让朱翊钧把用人大权攥在手里，实际上，所有的用人权力，朱翊钧必须和张居正商量。十五扇屏风不过是朱翊钧预备从政的见习课本罢了。
他扭头去看那些屏风时，张居正适时地向他灌输“用人唯贤，不重资格”的用人之道。朱翊钧认真地听着，张居正讲完，朱翊钧若有所思地说：“我想起了汪玄寿，同样是县官，汪玄寿就比这个孙鸣凤好一百倍。”
张居正很满意地点头，说：“县官乃一县之长，又是最基本的行政单位，所以选人不可慎。如果有贡生、吏员非常适合，何必非要用进士、举人呢！”
张居正这样说，当然也这样做。1575年九月，山东方面上奏说，郯城和费县两处的知县出缺，现在正由东平州的同知杨果和判官赵蛟代理。杨果和赵蛟都精明强干，道德高尚，完全能胜任县长的职务，问题是，两人都是吏员出身，按从前的制度不能担任正职，因此请中央政府委派知县。
朱翊钧问张居正：“这二人能当知县吗？”
张居正把两人的考核成绩给朱翊钧看。朱翊钧看完后，试探性地问：“我认为他们可以当知县，是这样吗？”
张居正说：“皇上认为可以就可以，我说过，不拘资格，只重能力和品德。”
朱翊钧大喜，传旨：升杨果为郯城知县，升赵蛟为费县知县。
吏员出身的人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的能力可能要远大于进士出身的人，他们在基层历练很多，接触现实问题更多，在被张居正提拔成知县的黄清就是典型的吏员出身的能人。他“才智四出，应变无穷”，在多地担任县令，被人誉为“天下第一等清官”和“天下第一等智官”。
张居正与王世贞的恩怨
王世贞，江苏太仓人，出身名门，本是魏晋南北朝“旧时王谢堂前燕”的琅琊王氏后裔，和张居正同一年中进士。王世贞智商极高，所以才华横溢，因为才华横溢和出身名门，所以恃才傲物。步入仕途后，对权贵从不正眼相看，千方百计把自己的角色塑造成文人首领，于是，他的仕途很波折。
他得罪过严世蕃，老爹也因此而惨死狱中。但是，他并非真的是看透名利之人。他昼思夜想要在政坛上站稳脚跟，飞黄腾达。遗憾的是，他个性张扬，目中无人，所以根本处理不好同上级的关系。非但处理不好上下级关系，而且有文人特具的酸劲，稍不如意就牢骚满腹，好像天地万物，连茅坑里的石头都欠他似的。张居正在翰林院做编修十年不升，但能沉住气，静心观望，终熬出个天地来。王世贞在郎官（皇帝顾问）上九年不动，每天都怨气冲天，牢骚满腹，搞得许多诗友一见到他张口，掉头就跑。
张居正当首辅前，王世贞和张居正的交往并不多，因为两人不属于一个世界。不过对王世贞动辄满腹牢骚的性格，张居正看在老同学的面上多次去信劝解。张居正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呀，喜欢意气用事，倘若真要做个文坛领袖也就罢了，文人就该有点性格嘛。问题是，你我都明白，你不是那种心甘情愿埋头书卷的人，你想要做一番事业。既然如此，就该遵循做事业的法则。这种法则就是，闭上嘴巴，韬光养晦，等待机会来敲门。”
王世贞一面骂着娘，一面回复张居正：“老同学啊，论才华，我比你强，论在京城中的名气，我比你不知高出多少。可你现在都成大学士了，我还在地方上当着人人不待见的芝麻小官。先不说我自己，说说我爹。我爹被严嵩陷害至死到现在已多年，几年前，徐阶当了首辅，我以为我爹昭雪的日子来了，可徐阶这厮不理我，后来我又给李春芳写信，那厮也不理我，现在高拱更不理我。你说这群废物都想什么呢！”
张居正取出信纸，无可奈何地笑。历届首辅都不理会王世贞是有原因的，因为任何大权在握的人，都不喜欢不搭理自己的人。他给王世贞回信道：“宝剑吴干、越钩，轻用必折；放进鞘里，其精乃全。”
王世贞哇呀怪叫：“有宝剑不用，和烧火棍有何区别！”
张居正再回信：“我会让你这柄宝剑有用武之地的，不过你现在就该把自己当成烧火棍。”
1573年，张居正已牢牢掌控大权，开始人事安排和部署，王世贞这根烧火棍自然也在他的安排之中。本年二月，王世贞被授予湖广按察使。张居正这样安排，用意精深。湖广是张居正的老家，把王世贞安排到这里，一是对他的考验，因为湖广离京城很远，王世贞并不熟，张居正可试探王世贞的反应；二是对他的信任，因为那可是他张居正的家乡啊。
遗憾的是，王世贞得知这一消息后，大为不满，还写了首怨气弥漫的诗散发出去。了解他的人都知道，王世贞一直想任职翰林院，这正是典型文人的丑态：安逸的办公环境，说出去让人尊重的职业。
张居正得知了他的不满后，急忙去信安慰迟迟不肯动身的王世贞：“同学，我要你巡按湖广，是想让你主持湖广的乡试，这对你而言，不正是扬名立万的机会吗？而且巡按湖广只是暂时的、过渡性的，你不要满肚皮不平，请速速上路。你以后的路，我都给你安排好了。”
王世贞接到张居正的信，左思右想，一咬牙一跺脚：“拼一回吧。”上路了。虽然两脚一前一后地向湖广走，可心里却是走一步就是一句牢骚。他说：“我是真不愿意去那鬼地方，老天真是瞎了眼，制造了那样一个地方。连续十天，脚后跟都踢到屁股上了，我的命忒苦也。”
这是典型文人的“酸”，注定了他随后的坎坷。
王世贞抵达武昌后，湖广巡抚马上热烈欢迎他，并强调说：“张大人来信要我告诉你，乡试的试卷由你来出，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
王世贞微微点头，然后就仰起脑袋看武昌的天空了。此时已是1573年的八月，武昌秋高气爽，阳光明媚，但王世贞的心理世界却是黯淡无光。他借乡试策问的机会，用答卷向张居正表明了自己想去翰林院的意愿，同时也间接示意不乐为地方官的心态。
张居正对王世贞真是够意思，他又去信给老同学说：“你巡按湖广，只是积累资历而已，过不了多久，我就升你为京官。”
王世贞看了张居正的信，长吁短叹一会儿，马上问湖广方面的官员：“这里的文坛如何？”
人家回答他：“不如京师。”
王世贞撇了公务，说：“走，去文坛。”
他和湖广文坛的文人们吟诗作句才一个月，朱翊钧的圣旨到了，升他为广西右布政使（民政厅长）。他很不乐意，因为广西的文坛更凋零。他再给张居正写信说：“广西这地方兔子不拉屎，连识文断字的人都少，我在这里孤独得如站在华山之巅。”
五个月后，张居正履行承诺，任他为太仆寺卿（皇帝的后勤部长），又以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的身份巡抚郧阳（湖北安陆）。不到一年，王世贞从地方三品升为中央三品官，可以想见张居正对他的厚爱和期望。
张居正让他当郧阳巡抚，也是很动一番脑筋的。郧阳是个流民聚集地，常常发生平民叛乱。张居正让王世贞到这个地方当巡抚，是想训练他的从政能力，让他远离文坛，锻炼自己。而且，郧阳离张居正的老家江陵很近，张居正希望能从王世贞处得到一定的回报。至少王世贞应该让郧阳和江陵安宁，让他的家人安枕。
开始，王世贞对张居正是心存感激的。1575年张居正老娘过寿，王世贞用他在文坛的领导身份给张老太太作了寿序，把张居正感动的险些落泪。
王世贞在个人感情上很对得起张居正，可在政事上却让张居正失望透顶。王世贞巡抚郧阳不久，江陵发生了一件群体事件，起因是张居正丈量天下田亩。江陵知县李应辰严格执行张居正的政策，当公布江陵地区各户的田亩数后，一个叫许仕彦的府学生大敲县衙门前大鼓。许仕彦说他的田亩数被报多了，田亩数一多，就意味着交税多，所以他希望李应辰再丈量一回。
李应辰是个讲理的知县，而且许仕彦是府学生，不易得罪，就派人重新丈量，得到的数据和从前的一样。许仕彦不服，大闹公堂，李应辰就命人把他强行送回学校。许仕彦本来就不是善茬，第二天带了许多同学再来大闹公堂，而且四处贴大字报，声讨李应辰。
李应辰见许仕彦闹得太厉害，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报告了王世贞，并且提出辞呈。不久，王世贞又接到湖广按察使几乎同样的报告，他拍案而起，把闹事的几十个学生全部捕进大牢，并且革去了他们的生员身份。
看上去，这是件小事，可问题没那么简单。在这些闹事的人中，有个叫王化的首脑，他正是张居正的小舅子。张居正得知此事后，大为不快。他觉得王世贞就在他的家乡为官，竟然不照顾自己的亲属。而且这真的是一件小事，王世贞完全可以说服教育搞定，却耍起了官老爷的威风，大动干戈。
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张居正不是什么圣人，自然也有这样的想法。他给王世贞写信，语气生硬，毫不客气。但他毕竟是政治家，所以直指王世贞处理问题的方式，简直蠢到家。王世贞气得险些发了疯，但没有疯，也没有给张居正回信。
可是，这个被同学凌辱的仇，他算是记下来了。
物不平则鸣，王世贞决定要狠狠鸣一下给张居正看。他并未忘记今天的一切都是拜张居正所赐，他也不是一时头脑发昏，他就是那种“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狭隘高傲之人。
不久后，湖广均州、襄阳大部分地区发生地震，王世贞在府衙扔了政务，以双脚离地的速度跑回寓所，关起门来，写了《地震疏》传送中央。
这上疏很有意思，王世贞开门见山地说：“我知识浅薄，不能辨析天下之微，又不懂得占卜之道。不过有人懂，而且把这些事都写在书里，所以我就‘掉书袋’说上几句。皇上啊，《周易》说，四月地震，五谷不熟，人们饿死。现在虽然是五月初，差不了几天，所以我觉得今年的五谷要不熟，人们要饿死。皇上啊，这是天兆，古书上有释厄的妙招，我说给您听。您应该‘内而养志，以坤道宁静为教；外而饬备，以阴谋险伏为虞’。”
“内而养志，以坤道宁静为教；外而饬备，以阴谋险伏为虞”这句话其实直指张居正专权，他说这就是祸国根源。张居正当时正大权独揽、大刀阔斧地改革，最希望的就是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理解，最低限度，也应该得到亲手提拔重用的部下的支持和理解。想不到，王世贞这畜生会反对他。对于敌对势力，张居正从不容忍。
很快，王世贞从郧阳被调到南京大理寺任职。南京都是冷板凳，王世贞在郧阳咆哮起来，死皮赖脸不去南京。但传旨太监不阴不阳地提醒他：“去吧，那里文人多，正是您的安乐窝。您要是真不想去坐冷板凳，何必写什么狗屁《地震疏》呢！”
王世贞怪叫一声，恢复了文人的孤傲：“去就去，老子在南京也照样光芒四射！”
虽然这样说，王世贞还是如偏瘫一样收拾行囊。他在等张居正的信，希望张居正能对他去南京坐冷板凳给个说法。王世贞这人就有这样的优点，攻击完别人就忘得一干二净。张居正的信果然来了，很官腔：“通过这段时间对你在郧阳工作的考察，发现你是大才，郧阳这地方庙太小，容不下你，所以请你去大庙南京。我知道你想来更大的庙北京，可北京这座庙人满为患，你就先去南京吧，当作跳板，有时间跳到北京来。”
王世贞是聪明人，当然读懂了张居正的意思，“呸”了一口道：“心胸太窄，怎么就做到了首辅呢！这世道真是坏透了。”
他明知是自己的问题，但却无法接受。再给张居正写信，言辞很不友好：“我说老同学，你这是耍猴呢？把我捧上天，又重重摔在地，你这样做太不厚道了吧。他日我把你这种心胸用文章传到江湖上，传到后世，你如何面对天下苍生和后来人？”
张居正立即发现王世贞是个无赖，但暂时还不想理他。王世贞失望地到南京，一见到文坛兄弟，顿时活跃起来。正如他所说，老子在南京照样光芒四射。他以为就这样四射下去了，但他低估了张居正对待异己的态度：赶尽杀绝，痛打落水狗。
王世贞在南京还不到一个月，中央政府就送来了吏部的文件：王世贞“荐举涉滥”，夺俸终生。王世贞抱头痛骂，怨气冲天。他对文坛兄弟们宣称，他要写本嘉靖以来的历届首辅传，并咬牙切齿道：“我要好好写写张居正！”这本书后来流传下来，叫《嘉靖以来首辅传》，其中就有张居正传，里面说张居正吃壮阳药，每夜都要有女人。这种事，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
大概他在南京抱怨得太厉害了，五个月后，圣旨又来，这次是除了他的根：王世贞大节已亏，回籍养老！王世贞咆哮、诅咒、热泪盈眶、泣不成声，灰溜溜地离开了南京回太仓。
众人都认为张居正太狠了，只有王世贞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当然，张居正也知道，并且为了让他不觉得冤屈，特意写信给他说：“为何落到这步田地，你应该有自知之明。我当初始终把你当成自己人，大力扶持你，想不到烂泥扶不上墙，你居然不顾恩情反咬我！谁都可以反对我，都可以攻击我，只有你王世贞不配！我把你赶回老家，其实也有疑虑。请别误会，不是你不该得到这样的下场，而是你是文坛最高枝，我得罪你就等于得罪了天下士子，你们手中有笔，桌上有纸，会把我写成‘蔽贤不用’的奸贼。但我最终还是下定决心，让你滚回老家，原因有两个：第一，我对你太失望太无奈了；第二，我宁用浊流也不用清流，在我看来，把文章写得再好却不能办事的人就是废物，而你们那些所谓的清流正是如此。”
王世贞“呸”地吐到张居正的信上，吼道：“放屁！你是只用对你俯首帖耳的人！你是用奴才，不用人才！”
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被权力所有者赶回老家后撕心裂肺的相同反应。其实在张居正眼中，说出这种话的人才是奴才，是他们自己性格的奴才。王世贞在张居正眼中是“清流”，这种人说的比做的多，知行永不合一。而张居正重用的人正是那些知行合一的“浊流”的人：想到就去做，并且能把事情做好！
在这点上，王世贞连海瑞的一根毛都不如。海瑞还能做点让少数百姓拍手称快的事，王世贞只能口无遮拦地胡说八道，用嘴巴指点江山，真让他做点事，他马上抓耳挠腮无计可施，或者是把事做砸。
然而这种人却总在青史上占据上位，这不得不让人深思。我们是铭记那些为天下苍生做出真事业的人，还是要那些靠根破笔写些“千古事”文章的人？所谓读史可以明智，恐怕真就未必了。
不多几年后，有人毫无眼力地荐举了正在江苏太仓写书的王世贞，张居正毫不客气地让推荐人死了心。在张居正有生之年，王世贞一直在家愤懑地写他的书。或许，张居正的心胸真太过狭窄，然而为了天下苍生，张居正有理由不让废物做官，这就是伟大政治家的使命！
超绝的识人、用人观
张居正深知一点，要做出对得起天下苍生的事业，必要掌握政策和干部。政策完善，干部健全，则稳操胜券，否则，一切都是虚妄。
他提拔张瀚做吏部尚书时，两人有过下面的一番对话，很能说明张居正的人才观。
张居正要张瀚每十日推荐一名得力干部，张瀚哭丧着脸说：“天下哪里有那么多人才啊？”
张居正正色道：“天生一世之才，足够一世之用。人才是因用人者的眼光而产生，更由用人者的器量而出。所以天下是否有人才，还在于你这个用人者的眼光和器量。人才之所以可贵，就是因为其行与能不同于庸众，若以看待庸众的方法来看待人才，就必然难得到人才。得不到人才，必然会用奴才，奴才多了，人才便越来越少。”
其实政治的好坏，不必全方位细究，只看用人。
张瀚问：“到底什么样的人算是人才呢？”
张居正回答：“人才是没有特定标准的，尤其是与出身无关。现在有了科举，众人就以为中科举的人是人才，非科举不能做官，其实这是最愚陋的浅见。我曾经说过，‘良吏不专在甲科，甲科未必皆良吏’，只要不是贪婪无度者，尽可随其才而用之。”
张瀚还是云里雾里：“请张大人明示。”
张居正回答：“第一等人才是这样的，他对天下万事万物无所不知，却不必使用自己的学识。他能轻而易举地让一万个莽夫俯首，却不必使用自己的力量。随着事情的发展而应对，不会刻意为之；遵循着规律而前进，不会心存功利。这种人能在征兆未现时，及时处理掉危机；能在情况朦胧不明时，一眼看透本质并迅速解决。当他做了不世之功后，百姓居然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还以为他每天只是坐在衙门里发呆呢。”
张瀚卖弄起来：“哎呀，这不就是老子所说的‘太上，不知有之’吗？”
张居正叹息道：“可惜这样的人才少之又少，所以我们应该抓住第二种人才。这种人才智力超群，能精准解读国家政策，在狂澜既倒时可出奇力挽救，创造不可一世的政绩，为官一方，就造福一地，百姓顶礼膜拜。”
张瀚兴奋地叫道：“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其次，亲之誉之’。”
张居正说道：“其实这样的人才也并非完人。人有所长，就必有所短。用人者只有酌长短之所宜，才能正确用之。”
张瀚问道：“您喜欢用什么样的人才呢？”
张居正痛快地回答：“当然是笃实而重根本的人，那些大言不惭的人，绝不能用。那些知道羞耻、朝气蓬勃的人也是人才。有人被骂，气咻咻的，不可看作是度量小，这是有羞耻心的表现。”
张瀚若有所悟，再问：“如何去求才呢？”
张居正回答：“每个人求才的方式都不一样，我只就我的经验来谈吧。这几年来，无论中枢还是边关，也算是用人得当。我是如何发现这么多人才的呢？首先应该有个正确心态，求才不可有私心，一旦良知被私心蒙蔽，所求的才就必有问题。有的人才是在酒桌上得来的；有的人才，我只需看他的意态；而有的人才，我根本就没有见过，只是察了一下他的行事。所以很多人都说，张居正突然就提拔了一个人，这肯定是他的亲信或是老乡。实际上，我在背地里用了多少功夫，他们根本不知。我推荐了谁，升了谁的官，很不希望当事人知道，这就是公心；倘若我提拔一人就让其知道，这就有收揽人心之嫌，就是私心了。”
张瀚皱眉道：“如何用人呢？”
张居正回答：“嘉奖能力强的人，也同情能力差的人。”
张瀚又皱眉：“我怎么知道谁能力强，谁能力差呢？”
张居正回答：“试之以事，高下立分。试了之后就知道了其强弱昏明，可谓得人，但不一定能使其尽才。”
张瀚很困惑：“这又是为何？人才是客观存在的，如您所说，只要出于公心，人才就必会被用。”
张居正摇头道：“人事错综复杂，彼说长，此说短，很难有一致的看法。用人者免不了会有主观的好恶之见，也就是世俗所谓的偏见，就造成了人才没有客观标准。比如西汉的文帝刘恒和武帝刘彻，刘恒喜欢用老家伙，刘彻喜欢用年轻人，这就是偏见。有了偏见就会有疑心，有疑心就会被奸佞小人的言语所摇动。咱们帝国的开国帝王师刘伯温说的‘谗不自来，因疑而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用人者一定要控制情绪，减少偏见，任用人不敢有爱憎之私，任用之后不轻信别人对他的谗言。必须要做到‘廉而爱人’，才能得人。”
张瀚迷惑地重复了一遍：“廉而爱人，此话怎讲？”
张居正回答：“所谓廉，就是不要做卑鄙的事，还要有一颗高尚的公心。所谓爱人，并非是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而是有一种视人如己的恕心。能用人之长，恕人之短；用其刚正，恕其峭直；用其恢弘，恕其豪放；用其坚强，恕其拘执；用其明敏，恕其疏略；用其大节，恕其小疵。能够有这种恕心，就不愁得不到真人才！”
其实用人这门学问，众说纷纭。与张居正同是帝王师级别的刘伯温说，用人的前提是先为人才们创造一个清明的环境，正如磁石吸引铁一样。提倡知行合一的王阳明则说，用人就要用那些肯自我约束的人，这个自我约束就是有勇气致良知。靠意志征服世界的天骄成吉思汗（注：成吉思汗，原名孛儿只斤·铁木真，蒙古帝国的建立者，世界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其生平事迹，详见度阴山著《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则说，用人就是要用那些意志力顽强的人。
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无论是刘伯温、王阳明、成吉思汗，还是张居正，都靠善用人的艺术，博取了一片属于他们自己的天空。
智惩云南王
对违法乱纪的官员，张居正从不手软。因为他知道，制定法律就要执行，倘若有人违法未受到惩处，那他的政策、法律将是一纸空文，受人耻笑。
张居正不但对违法的普通官员施以正义之手，即使是功勋卓著、不可一世的封疆大吏，张居正也会把正义之剑放到他的脖子上。第八代黔国公沐朝弼就可以现身说法。
沐朝弼是明帝国开国名将、朱元璋的义子沐英的第八世孙。沐家世代镇守云南，是中央政府和百姓眼中的云南王。沐朝弼很能打，为中央政府稳定南方做出过卓越贡献，但此人的个人道德水准实在令人作呕。首先他是个不孝子，对母亲非打即骂；另外有乱伦之罪，奸污了嫂子，夺了兄弟的财产。更要命的是，他私藏叛贼，中央政府受到举报后，派人来查，他居然动用军队向特派员示威，还违反王爷守则，用调兵符擅自调动军队。
中央政府对他的忍耐已到极限，纷纷请求朱翊钧严厉惩处沐朝弼。朱翊钧听说家族中出了这么个混账玩意儿，大怒若狂，要张居正拟旨，取消沐朝弼的爵位，押到京城等候发落。
李太后看张居正不发一言，就知道这不是件容易办的事。她明知故问：“张先生，是否有为难之处？”
张居正沉吟半晌，却抛出另外一个话题：“我突然想到当年的朱宸濠。”
朱翊钧不知道朱宸濠是谁，去看冯保。冯保解说道：“朱宸濠是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时的宁王，是个叛贼。如果不是王阳明及时平叛，哎，真不好说呢。”
李太后轻轻“哦”了一声，她知道张居正不会没有理由地提朱宸濠，所以她想听下去。张居正得到了李太后的暗示，侃侃道：“朱宸濠造反，因为有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现在，沐朝弼也有。遗憾的是，朱宸濠造反时有王阳明，现在却没有。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就会引起大祸。”
朱翊钧急了：“那就不处置这个家伙了吗？”
张居正斩钉截铁：“当然要处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为他是王爷，也不能因为他手里有军队，就姑息他。”
朱翊钧看了看母后，又看向张居正：“张先生，那就拟旨吧。”
张居正不发话，冯保提醒朱翊钧：“万一沐朝弼接到圣旨叛乱，怎么办？”
“呃！”朱翊钧没有想到，或者说他认为这不可能，“他敢造反？反了他啦！”
张居正说话了：“他当然敢，因为他是王爷，是皇族。政府派人去拿他，他可以说这是您朱家的事。这是个两难，纵然把沐朝弼拿下，该如何处置，是按您家族的规矩还是按法律？臣不知皇上怎么想。”
李太后心里不禁惊呼一声：“想不到张居正的为难却在这里，由此也看出张居正的老谋深算！”
的确，沐朝弼虽不姓朱，其祖宗却是朱元璋的义子，也算是半个朱家人，其违法犯纪可以看作是家事。多年来，王爷们犯错，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皇上如果英明，会按法律办事；倘若昏聩或者重了亲情，那就拖泥带水，最后不了了之。张居正担心的是，拿了沐朝弼后，万一其不受到应得的处分，他如何向政府交代。
李太后定了定神，正色道：“张先生尽管全心全意去做，我和皇上无条件地支持你。”
张居正抖擞精神道：“臣已想好了策略。沐朝弼虽然目无法纪，可他儿子却是有良知之人，懂得进退取舍之道。皇上先颁圣旨，将黔国公爵位授予沐朝弼之子，然后再逮捕沐朝弼。我相信，即使沐朝弼要造反，他儿子绝不会同意。如果沐朝弼真的大逆不道，那他儿子必会大义灭亲。”
李太后心里叫了声“好”。
张居正又说道：“不过押沐朝弼来北京，大可不必。沐朝弼手下将士众多，肯定有死士，来京路途遥远，我担心会有不测之变。不如押他到离云南相对近的南京软禁。”
李太后频频点头：“张先生算无遗策，真是我大明之福。”
朱翊钧站起来：“张先生，那就去办吧。”
张居正料得万无一失，沐朝弼的儿子一得圣旨，马上掌控云南军权，沐朝弼纵然想有所动作，手中已无军队。他只好在儿子和中央政府特派员的双重押送下，颓唐地离开云南，抵达南京。他将在这里度过孤独的余生，是他为挑战张居正所代表的大明帝国权威付出的昂贵代价。
不是每件事都这样顺手，越大的人物做事所遇到的障碍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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