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曾国藩：又笨又慢平天下 > 第十一章 最后没有辉煌
见慈禧
1868年9月初的一个下午，慈禧太后在花园里漫步。突然，这位阴阳怪气的女人阴阳怪气地问了句：“曾国藩在金陵干吗呢？”
跟随她的人除了宫女就是太监，无人能回答整个问题。她似乎也没想得到答案，继续说道：“皇上（同治）自即位后还没见过他呢。”
伶俐的太监马上跟上一句：“您也没见过他呢。”
慈禧微微一笑：“那就让他来趟京师？”
无人应答。大清王朝，戒律森严，太监和女人不得干政。慈禧所以干政，是因为她就不是个女人，甚至不是人。
1868年9月中旬，曾国藩在金陵接到圣旨，命他担任直隶总督，顺便到京城觐见。
直隶是京师的屏障，大清的总督是地方之王，直隶总督则是万王之王，太平时节，掌握最富庶的江南、供应朝廷财政需求的两江总督都在它之下。
曾国藩听到圣旨时，有如释重负之感。
他在金陵大张旗鼓地搞“洋务运动”、整顿吏治，已是黔驴技穷。正愁无处寻找出路时，慈禧拯救了他。
幕僚们却另有想法：这是中央政府要改变“内轻外重”的局面，您这任命是明升暗降，天子脚下可不好做官。
“哎，”曾国藩面无表情地叹气说，“凡事都有利弊，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出发。”
幕僚们不说话了，显然，曾国藩是非去不可了。
在把金陵事务做一番布置和交接后，1868年12月，曾国藩登上了北上的专船。
他没有直接去直隶总督的任所保定，而是先去了北京。1869年1月末，曾国藩抵达京城。
自他回家守孝直到现在，已有十七年。这十七年的沧桑风雨，把曾国藩锻造成了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也把他摧残成了一个病夫。
走在熟悉的街道上，他感慨万千。京城仍和十七年前一样，毫无生机。
一个行将就木的京城，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京城，在曾国藩看来，这个京城好像沉睡了十七年，如今也没有醒。
按朝廷的意思，他将在第二天上午觐见皇上和慈禧太后。
那天晚上，残酷的噩梦把他折磨得筋疲力尽，早晨醒来时，他脸色铁青，嘴唇发紫，眼神迷离。
精神状态真差！他在路上不禁自责，第一次见新皇帝和皇太后，竟然是这副模样，真是有失大臣之礼。
他被人领进皇帝的养心殿，按规矩，他跪在一个蒲团上。蒲团冰冷，房间里虽有火盆，但离他太远。他跪了一会儿，就感觉浑身发凉，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
养心殿也是老样子，丝毫不见任何改观。曾国藩叹了口气，那种感觉又回来了：这个城市好像昏睡了十七年，如今也没有醒。
已经跪了半个时辰，有太监过来拨拉了几下火盆。曾国藩感觉热气猛地上来了，他偷偷向里面的门望去，门关着，毫无动静，像是墓门。
腿开始发麻，背脊发酸，他悄无声息地直了直腰。“嘎吱”一声，他听到自己的脊柱某个关节响了一下，这声响动把他吓一跳。门口的太监马上看了他一眼，曾国藩冷汗直冒。
半个时辰后，他几乎支持不住，要跌坐在蒲团上。他的身体太脆弱，已无法支撑，唯一支撑他的是多年来锻炼出来的意志力。
又半个时辰过去了，曾国藩几乎要晕倒。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已向一边倾斜，意志力失去作用。就在这千钧一发时，那个墓门突然开启。
一个公鸭嗓子喊起：“皇上、皇太后驾到。”
像是一个人猛地推了曾国藩一下，他立即跪直了。
同治皇帝出来了，畏缩的步子，猥琐的身材，空洞的双眼。他走到龙椅前，看了眼跪在下面的曾国藩。
他不认识，也毫无感情。他就孤独地站在那里，直到后面帘子里的慈禧坐定了，他才坐进龙椅。
曾国藩要脱帽叩头，帘子后面传出慈禧的声音：“免冠。”
曾国藩激动起来：“谢皇太后。”
磕头完毕，慈禧又发话：“抬头。让皇上看看你。”
曾国藩慢慢地抬头，和同治的眼神碰到一处，他迅速地低下头。刹那间，他有种感觉，同治的人生状态非常差。
“几时辰了？”慈禧问。
曾国藩算了一下，说出了正确的时辰。
“我是问你，你跪了几时了。”
“臣……”曾国藩不知该如何回答。
慈禧似乎在帘子后笑了，而且很得意：“知道为什么让你跪这么久吗？”
曾国藩当然知道，这是慈禧给他的下马威，提醒、警告他，不要以为你建下那么大的功业就了不起，在这里，你就是个臣。
她知道曾国藩明白，所以也就不必知道答案。
“江南的事办理完了？”
曾国藩回答：“办完了。”
“湘军都解散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听说有股贼人被称为哥老会的，好像湘军参加的多。”
哥老会兴起于四川，原本是个互助合作的社团，但曾国藩解散湘军后，很多湘军士兵都参加了哥老会，于是这个团体就成了黑社会。
曾国藩在金陵时一直提心吊胆这件事，特别担心哥老会连累自己，今天果然被慈禧提出。
他正准备把自己抛进深沉的思考中，慈禧已岔开话题，继续问道：“来的路上可平安？”
平安倒平安，但曾国藩一路见到百姓流离失所，盗贼横行，这不是好兆头。
“很平安。”
慈禧“哦”了一声，又问：“你出京多久了？”
“十七年。”
“带兵呢？”
“出京后就一直带兵，只是这两年才在江南做官。”
“哦。”
慈禧不再问，光阴沉寂下来，气氛有些尴尬。
“皇上可有问的？”慈禧放话。
同治急忙扭头，向帘子里说：“没有。”
慈禧啧啧：“皇上，这曾国藩可不是一般人，若不是他，咱们大清江山……”
“砰”的一声，曾国藩已把头狠狠地磕到地上，“臣应尽之责，全赖皇上、皇太后保佑，长毛贼才被剿灭。”
“不是这样说，”慈禧道，“你的功劳苦劳，皇上都记着呢。”
曾国藩又叩头，这次比上次还用力，养心殿都晃动了一下。
“直隶的事，你大概清楚吧？”
“臣已做了详尽调查。”
慈禧满意地点头：“洋人逼得紧，直隶非比寻常，你要好好做，做好！”
曾国藩再叩头，比上两次轻了很多。不是他不想再磕得那么重，而是已头晕眼花。
时光荏苒，慈禧又问了很多问题，包括曾国藩的家人和李鸿章的淮军，曾国藩都对答如流。后来，同治悄悄地伸了个懒腰，谈话就结束了。
曾国藩后来在日记中对这次觐见有如下评论：皇太后问的全是废话，毫无价值。皇上神情懒散，不知在伪装还真就如此，堪忧！
这是诚！但不是忠，曾国藩写完这段日记后，大为懊恼，认为自己的心灵开始生长了野草，于是急忙静坐，改过。
改过之后，他就跑出去游览京城，顺便去拜访当年的好友。这更让他心情低落，因为当年在京城的大多数好友，全都离开人世。
人最忧惧的就是这个，自己年纪已老，身体状况又差，一听到老友死了，更是情绪低落。
后来，他索性就待在寓所里，养着精神，为去保定上任而积蓄力量。
春节那天，慈禧大摆筵席，请臣子们吃饭。曾国藩获得最高荣誉：位列汉臣之首。他激动得老泪纵横，这么多年来所受的苦和委屈全部消散，对大清的忠诚再上一个台阶。
1869年2月的最后一天，曾国藩觐见慈禧。他要去上任了，按规矩，应该去找最高领导人“请训”。
慈禧依然是冷冷的腔调：“你到直隶后先办何事？”
曾国藩回答：“臣按皇上和皇太后的意思，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
“你打算练多少兵？”
“二万。”
“够了？”
“只要配备洋人的武器，足够保卫京师。”
慈禧叹了口气：“当初僧格林沁十万人，却挡不住洋人的几千人，你现在明白我为何要你做直隶总督了吧。”
曾国藩明白，他训练出的湘军灭亡了太平天国，慈禧希望他还能创造奇迹，训练更强大的一支军队，保卫京师，最好能打败洋人。
然而他已老了，精力不济。他虽有心，却总觉得前途未卜，不知该从哪里下手。
他对慈禧说，湘军是白手起家，如今形势严峻，臣身体大不如前，我的意思是，可用绿营兵（政府军）为基础，再加入李鸿章淮军的一部，短时间内可训练出一支精锐。
慈禧微微点了点头：“你的身体如何？”
曾国藩叩头谢恩：“眼神大不如前了，其他还好。”
“还好就好。”慈禧漫不经心地说，“走吧，迟早也要走。”
是的，迟早都要走。
曾国藩第二天就离开京城，奔向了去保定的路。
去天津
保定城一潭死水，因为有官文在。官文被曾国荃弹劾后，跑回北京休闲了一段时间，就被派到保定，做了代理直隶总督。
曾国藩向他伸出饱含深情的友谊之手，官文却想在上面吐口水。他和曾氏兄弟的仇恨虽未不共戴天，却在心里发誓老死不相往来。
在开始直隶总督工作前，曾国藩用对联来表明自己的工作态度。
第一副对联是这样的：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
他问人：“怎样？”
“好！”
他也觉得好，可第二天早上醒来，再看这副对联，觉得不太好。较真的人往往都是这样，一定要做到最好。于是，他又写了第二副：念三辅新离水旱兵戈，赖良吏力谋休息；愿群僚共学龚黄召社，即长官藉免愆尤。
他又问人：“怎样？”
“这个嘛，太深奥了。”
曾国藩扯碎了，捻着胡子，捻掉了几十根，写出了第三副：随时以法言巽语相规，为诸君导迎善气；斯民当火热水深之后，赖良吏默挽天心。
幕僚们都叫起好来，“大人真是用心良苦，让人敬佩。”
曾国藩说：“诸位既了解我的心，我就欣慰了。”
这三副对联可谓是曾国藩的誓言，既要练好兵，又要整顿吏治，希望官员们能够体恤民间疾苦，认真办事，修养民力，让百姓有个喘息的时间，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
他这样希望，也这样做了。
首先是练兵，他从淮军和绿营中挑选精锐，用训练湘军的办法训练这支部队。其次是整顿吏治，难度很大。他择优录取了很多人，淘汰了很多人，但湘系的人从全国各地都跑来找他，结果，保定的吏治又和金陵异曲同工。最后，曾国藩在辖区内大兴水利，防杜河患，保证农业。
公平地讲，在保定的一年，曾国藩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治理才能。遗憾的是，时间太短，并未立竿见影。1870年6月，天津教案爆发，如同一阵暴风，把曾国藩再吹到风口浪尖，吹出了保定。
所谓教案，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绅士、民众和西方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士或这些传教士发展的中国教民之间的冲突。互相谩骂、斗殴是轻的，严重的则会发生流血冲突，中国人会焚烧教堂，甚至弄出人命。
最开始的传教士来中国，纯是抱着传播上帝福音的。但后来，有些传教士发现来中国就会受到如上帝般的待遇，于是鱼龙混杂。中国人首先对洋人的相貌就反感，加上儒教徒们的恶意宣传，中国人就把传教士们当成了魔鬼。冲突不断，尤其是在北京的门户天津。
1870年入夏，天旱无雨，中国人花费人力物力和金钱，祭祀龙王爷，却毫无成效。传教士们也过来凑热闹，用科学解释说，世上只有上帝，没有龙王爷，天是否下雨和神仙无关。
中国人愤愤不平，本来就不下雨，庄稼已宣告颗粒无收，洋鬼子还跑来说风凉话。于是，仇恨变成谣言。
有人说，天不下雨全是因为传教士，有谣言更进一步：教堂专门拐卖小孩，然后挖心用来做药。更有谣言登峰造极：洋人的眼睛发蓝，是魔鬼，要想保持他们的魔力，必须要吃小孩的眼珠。很多人已亲眼所见，在教堂的地窖中，盘子里盛放的都是小孩的眼珠。
当时风声已紧，有人提醒天津知县刘杰和知府张光藻，传教士和民众的关系空前紧张。二人一笑，自从传教士来中国后，其和民众的关系就从未缓和过，慌什么！
1870年6月18日，酷热阵阵。天津桃花口的百姓捉到一个叫武兰珍的诱拐儿童的人，村民们先将其暴揍一顿，然后送到知县刘杰处。
审讯过程相当荒谬，刘杰事后称，武人贩子被送到时已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其口供都是跪在他身边的桃花口百姓转达的。武人贩子说，他是教堂里派出来诱拐儿童的，还描述了教堂里有席棚栅栏，并说让他诱拐儿童的人是个两眼巨大的洋人。
刘杰觉得事态严重，就通知了知府张光藻，张光藻急忙通知驻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崇厚便派了人去教堂，和教堂方面对质。
结果对质那天，根本没发现武人贩子所说的席棚栅栏，他也不认识教堂里的传教士。崇厚认为，武人贩子在撒谎，张光藻也随便定了案，武人贩子是自主行为，和教堂无关。
直到那时，天津方面的官员也未认识到事情真的很严重。当他们在教堂里对质时，教堂外面已围了许多中国人。案子一定，中国人情绪大为激动。教堂的人也激动，双方扭打在一起。
崇厚立即派巡捕弹压，教堂方面当然不是吃素的，立即通知了他们的领事馆。法国领事丰大业带着人和枪，在教堂前一阵乱轰。轰完后还不解恨，又跑到崇厚的衙门大闹。
崇厚以德服人，劝他赶紧走，因为衙门口已围了许多人。丰大业气呼呼地走了，围在外面的中国人还算克制，放出一条路来，让他走。
本来这件事应该就此结束，但丰大业自己作死，回去路上遇到天津知县刘杰，抽出枪来就射，刘杰侥幸，可他的家人却受了伤。这下惹恼了中国民众，大家发一声喊，把丰大业和他的随从围住，乱拳乱脚，活活打死。
民众打得兴起，打死丰大业一行后，又跑到各个教堂和其他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又是烧又是杀，骚乱终结时，已有20名外国人被打死，教堂被焚烧三处。
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京津震动。
第二天，七个西方国家向清政府发出照会表示抗议，并要清政府严惩凶手，各国军舰开始向天津大沽口方向集结，可谓剑拔弩张。只要一点星火，就能引起滔天大祸。
能处理好这件事的人，在当时的世界，恐怕只有曾国藩。这是紫禁城所有人的共识，于是，曾国藩接到了命令：立即去天津处理这件事，记住，它关乎国运！
但这道圣旨还有句话：如果你身体允许，就赶紧去。
教案发生的一个月前，曾国藩已右眼失明，左眼差强人意，而且眩晕症加重。据他描述，走路犹如行进在云里，躺在床上如同躺在海浪上。
如果他以继续患病为由，完全可以不去。幕僚们也说，您这身体和精神状况，恐怕无法胜任这份工作。
幕僚们说这些话时，曾国藩正在练字，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老实说，曾国藩的字属于中上。不过自从一只眼失明后，他的字就突然好了很多。有人猜测，由于只有一只眼，所以他写字时正如举枪瞄准，总能击中汉字的韵味。
幕僚们七嘴八舌地议论，他漫不经心地把写满字的纸放到一旁，在新纸上写了字，很大的字，一个字。
他把纸张开，字的那面对准幕僚们。
“贞！”幕僚们异口同声地读了出来。
读，谁都会，可这个字背后的深意是什么，恐怕只有曾国藩知道。因为是他写的。
看到幕僚们大惑不解的神情，曾国藩苍老的面容竟然展现出许久未有的微笑。
他说，“朱熹把《易经》中的元（初始）、亨（通达）、利（和谐）、贞（贞固）与四季相配，这个贞字配的自然是冬。我觉得，‘贞’字就是硬字诀。”
幕僚们来了兴趣，期待曾国藩的尽兴发挥。
“我认为，‘硬’就是倔强的意思，功业文章，都要从此二字贯注其中，柔靡不能成一事。认准了的事，非要有硬气，如农人所说的要如倔驴般，必要做出个模样来。”
“我们知道曾公的意思了。”幕僚们都是聪明人。
曾国藩接着发挥道：“何谓忠？尽自己的心力即是忠，这件事，我必须要去！哪怕死在天津，我也要去！”
人生在世，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的事，不回避，不推诿。这才是大丈夫性情。但处理教案的难度，曾国藩纵然只有一只眼，也看得异常清楚：难，实在是太难！
对于难事，曾国藩向来有一种人生态度：以必死的决心去做！
窗外，阳光刺眼，刺得曾国藩那只失明的眼睛都出奇疼痛。站了许久，他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他说，“我已提前穿上了寿衣。”
庆幸的是，虽穿着寿衣，却还有机会写遗嘱。他提笔，情感真挚地写下了他人生中的第二道遗嘱。
这不是一封简单的遗嘱，它是曾国藩晚年的理念和思想状况。读一个人的思想，最好是读他的临终遗言，因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虽然曾国藩在1870年并未临终，却是以临终的心态写成的：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1853）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余若长逝，灵枢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中间虽有临清至张秋一节须改陆路，较之全行陆路者差易。去年由海部送来之书籍、木器等过于繁重，断不可全行带回，须细心分别去留，可送者分送，可毁者焚毁，其必不可夺者乃行带归，毋贪琐物而花途费。其在保定自制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
余历年奏折，令夏吏择要抄录，今已抄一多半，自须全行择抄。抄毕后存之家中，留与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以其间可存者绝少也。
余所作古文，黎莼斋抄录颇多，顷渠已照钞一分寄余处存稿，此外黎所未钞之文，寥寥无几，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符篇积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力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
余生平略涉先儒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修、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窗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佐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二者痛下功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故读书无手钞之册，居官无可存之牍。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置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著矣。其故由于前在军营，规模宏阔，相沿未改；近因多病，医药之资，漫无限制。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在两江交卸时，尚存养廉二万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转瞬即已立尽。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余，不准亏欠。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然亦不愿子孙过于贫困，低颜求人，惟在尔辈力崇俭德，善待其后而已。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教养之道多疏，后来展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稗益于诸弟。余兄弟妹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其次则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诸昆季默为祷祝，自当神人共钦。温甫、季洪两叔之死，余内省觉有惭德。澄候、沅甫两叔渐老，余此生不审能否相见。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
遗嘱的最后，曾国藩还留下两首诗，名为《忮求诗》。忮是嫉妒之意，求是多欲、贪求之意。曾国藩告诉子孙后代，不可嫉妒不可贪求，同时要克勤克俭，顺人生之自然。显然，这已脱离了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进入了道家顺其自然、不争不怒的境界。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青少年时代做出惊天动地大事业后，年老之时都会有这种心境，也会主动进入这种心境。世事沧桑，南柯一梦。几十年苦苦追求并且已得到的东西，最终不过是一场幻梦。
这道遗嘱，曾国藩看了三遍，润色了三遍，然后偷偷地锁到箱子里，叮嘱留守保定的心腹道：“一月后，打开它，寄回我的家乡。”
为什么是一个月？
幕僚没有问，曾国藩也没有说。
清晨，浓雾扑面而来，曾国藩被人搀扶到车前，回头用一只眼看了看直隶总督衙门，没看清楚。
他吃力地登上车，车轮在石板路上嘎嘎地响起，曾国藩在车里如雕像，闭着一只眼，一动不动。
怎么做都是错
“这案子，难办！”
这是崇厚见到曾国藩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曾国藩的心里话。
虽然如此，曾国藩还是把自己的心意说给崇厚听。他说：“我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一旦谈判不成，双方开战，作为有守土责任的地方长官，我是非死不可，而且肯定先死。”
崇厚用丝绸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只是点头。
“死是很容易的事，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一切责任都不必承担。从这点而言，我倒希望现在就死。”曾国藩悠悠地说，但语气却异常严肃。
崇厚的丝绸手帕已湿透。
“活着却是难事，只要你活着，你就要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咱们身为朝廷命官，还要为江山社稷负责。出于责任心，我现在不能死，拼尽全部心力，也要把这件事解决，对得起自己、家庭和江山社稷。”
“大人……”崇厚有点感动，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
曾国藩没有给他贡献眼泪的机会，立即切入正题：“我来之前，已看了案件记录，大致知道了来龙去脉。我先说说我的想法？”
崇厚郑重地点头。
曾国藩的那只健康的眼睛开始发亮，这是他要解决事情时的一个特点。由于另外一只眼已不起作用，所以这只眼的光亮特别强。
他认为，第一，把凶手缉拿归案，在这起事件中受伤的外国人，尽我们最大力量赔偿；第二，重新审讯那个人贩子武兰珍。如果洋人真有挖心剜眼的行为，那咱们就占了理；如果没有，那惨了，咱们理屈。
曾国藩又说，即使咱们占了理，洋人毕竟死了20个，咱们也要赔偿。如果真能用金钱把干戈化为玉帛，那就是上天保佑了。
“就这么简单？”崇厚脱口而问。
曾国藩苦笑：“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如果真这么简单，我何必要抱着必死的决心来。”
他满嘴都是苦水，那只还算健康的眼开始隐隐作痛：“洋人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必须要坚定一件事，只要没有战争，付出任何代价都可以。”
两人短暂商议之后，审讯工作立即开始。武人贩子很快真心实意地招供，他根本就没有去过教堂，他只是个最普通不过的人贩子，和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
曾国藩感到很遗憾，对崇厚说，因为这么个撒谎精，惹出这么大的事，真不值！
“那就是咱们理亏了？”崇厚问。
曾国藩点头。
崇厚来了聪明劲：“不对，是丰大业先开的枪，打伤了县令刘杰的家人，群众才一怒之下动手的。”
“人家死了人啊。”曾国藩语气加重，“洋人啊，这种人死不得的。”
洋人的命超级值钱，几乎是当时的硬通货。
法国公使施施然地来了，笑颜如花。
从曾国藩仅有的一只眼看这位法国公使，他是位彬彬有礼的君子。这位君子向曾国藩提出四点要求。第一，赔修教堂。
“可以。”曾国藩略欢喜地回答。
第二，厚葬丰大业。
“好！”
第三，查办凶手。
“当然，”曾国藩说，“我们正在全力缉拿凶手，一个不会放过。”
法国公使很满意，觉得曾国藩是个最佳谈判对象。
第四，严惩地方官。
“这个嘛，”曾国藩思索了一下，“怎么个严惩法呢？”
法国公使微笑：“以命抵命，应将天津知县刘杰和知府张光藻处决。”
曾国藩浑身一颤。还未等他开口，法国公使已收起君子之态，换上了强盗做派：“如若不然，我们就将天津化为焦土。”
“无理！”曾国藩气得浑身发抖，法国公使离开，崇厚来安慰他时，他仍抖个不停。
“太无理，”曾国藩中气虽已不足，但发起怒来，仍让人惊悚，“地方官即使同情骚乱的民众，但并未直接参与。说他们镇压不力，无非是撤职，竟然要他们的命，于理于法都说不通。这群该死的洋人！”
崇厚此时倒冷静下来：“如果不这样做，洋人真的会开战。”
曾国藩瞪圆了那只眼，热血上涌，但猛地就血液回流，他又恢复到萎靡状态。
这种状态下，曾国藩说出的话就像是撒娇：“刘杰和张光藻都是好官，尤其是张光藻，不说一心为民，却也是用良知在做官，他们的头颅如果不保，岂不是冷了天下士人的心？”
崇厚不开口，曾国藩叹气，崇厚也跟着叹。
两人就这样唉声叹气直到掌灯时分，也毫无可行性意见，崇厚离开时，要关门。
曾国藩向他摆了摆手：“开着吧，大清江山都没了门，我还要个门干甚！”
崇厚才走，曾国藩就发现门外有几人探头探脑。他叫了声，你们都进来吧。
几个幕僚毫无精气神地走了进来。
“诸位怎么看？”
鸦雀无声。
“谈谈吧。”曾国藩仰面朝天，半死不活。
仍是雅雀无声。
房间里静得竟能听到曾国藩粗重的呼吸。
“我说说吧。”他把脸摆正了，一只眼里散发出绿色的光，“顺从洋人的要求，我就会被吐沫星子淹死，而且我也认为刘杰和张光藻罪不应死。但若不同意洋人的要求，必会开战，我们根本就不是洋人的对手。你们忘了当年英法鬼子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把先皇赶跑到避暑山庄去的事了吗？”
有位幕僚终于鼓起勇气，先咳嗽一下，“大人的意思是……”
“我保持英名不难，只要跟洋人说，要开战就来吧。我死也不难，第一个冲进战场就是。但如果我保持了英名，丢了性命，能保住国家，为何不做？问题是，这不可能啊。所以……”
幕僚们明白了。
曾国藩是想把刘杰和张光藻的命送出去。
说送就送，曾国藩绝对知行合一。第二天，他就上奏朝廷，将刘杰和张光藻交刑部治罪。
这招很巧妙。他可以对洋人说，我无权将二人处死，处死二人的只能是我们帝国的刑部。当然，这不是曾国藩的念头。他的心思仍然用在“拖”字诀上。
大事拖小，小事拖了。
这招在中国，对付中国人其效如神。但洋人，不吃这一套。
法国公使又施施然来了，催促曾国藩，必须立刻把刘、张二人正法，他们还要检查砍下来的脑袋。
曾国藩正欲发挥拖字诀，法国公使变本加厉又提出个要求：陈国瑞的命，我们也要。
陈国瑞当时是直隶提督，中国民众围殴丰大业时，他站在桥头为自己的百姓助威。法国公使认为，拉拉队也要承担责任。
曾国藩大吃一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陈国瑞当时在为百姓助威，所以他绝不会把陈国瑞送交刑部。
法国公使气呼呼地走了，走时的架势很像回去驾驶军舰，来撞曾国藩。
曾国藩正愁苦不堪时，幕僚们跑进来说：“大事不好。北京已有舆论，说您懦弱无能，丢尽了大清朝的脸。”
曾国藩神色平静，似乎早已料到会有这种议论。
他现在全部心思都在洋人身上，他特别担心法国公使真的回去开军舰，直杀来天津。
幸运的是，没有。
第二天，法国公使单枪匹马来了，重申他的条件。但老辣的曾国藩从公使的语气中听出，他并无开战的意思。
这是怎么回事？
曾国藩冥思苦想，还未想出个头绪来。崇厚乐颠颠地跑来了，他带来个好消息，几乎是惊天动地、可起死回生的好消息。
这个消息是：法国在半月前已和普鲁士开战，打得很吃力，分身乏术。
崇厚高兴得像个孩子：“大人，咱们有救了，苍天有眼啊。”
曾国藩也有眼，虽只有一只，却看得比苍天还透彻。他表情木讷，对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无动于衷。
崇厚大为不解：“大人，法国人根本无力发动战争，咱们可前进一步了。”
曾国藩凄苦地一笑：“法国人无力发动战争，其他国家呢？法国人现在无力发动战争，以后呢？”
崇厚悚然。
“天下任何事都不可过于乐观，先要存了悲观的念头，向乐观方面去做，才是真理。”曾国藩看着崇厚说，如同经历了无数风雨的老者对他孙子说话一样。
那么，崇厚琢磨了半天，也不知该如何存了悲观的念头，乐观地去行动。
曾国藩教导他：“我们虽拿定主意避免战争，但也要准备开战。我已调了刘铭传兵团来直隶。这是悲观的念头。乐观方面，我们尽力挽救刘杰、张光藻和陈国瑞。”
怎么救？
曾国藩发出深沉的叹息：“捉拿更多的凶手，希望能转移洋人的注意力。”
崇厚明白了，这叫围魏救赵。
他马上去办，一口气就捉了八十余人，定了二十余人的罪。
洋人们不满意。
崇厚又捉了百余人，定了三十余人的罪。
洋人们略满意，曾国藩立即行动，判决十六人死刑，其他人虽保住了性命，却要在监狱里待上一生。
法国人也竟然很满意，曾国藩又立即行动，向中央政府请求释放刘杰、张光藻，取消对陈国瑞的指控。
法国人闻听此消息，又闹起来。曾国藩急忙出面向法国人解释，这种解释在法国人眼中纯属多余，法国人非要刘、张二人的人头不可。
曾国藩只好硬着头皮拿出杀手锏。他对法国人语重心长地说，我最讲“诚”，只有真诚无欺地对待自己的心，才能真诚地对待人情事变。刘、张二人和此事的确无关，要他们的脑袋实在说不过去。况且，你们也只是想惩戒他们一下，何必要脑袋？在我们大清，要个脑袋很费周折。你们国家正在和别人打仗，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在我们这里要两个无名人的脑袋？
法国人跳起来：“啊哈，什么意思？”
曾国藩慌忙站起来，说：“他们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将他们发配边疆，风吹日晒，也算是现世报了。”
法国人不同意，曾国藩说，“那我再上奏朝廷。”
这样你来我往了两个多月，法国人的确是无暇东顾，只好顺水推舟，默认了曾国藩的决定。刘杰和张光藻被发配边疆。
二人很冤，曾国藩良心上也过不去。他拿出了很多钱，给两人做安家费。拿钱买不来心安，所以曾国藩更加愁闷。
令他愁闷到要死的还有庙堂之上的非议。有官员认为，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太纵容洋人，丧失了人格和国格，简直就是卖国贼。这种论调甚嚣尘上，如果曾国藩在北京，非被他们用唾沫淹死不可。
有幕僚把这些议论小心翼翼地告诉曾国藩，曾国藩无动于衷。他躺在冰冷的床上，时不时就翻身起来呕吐一回。
天津官员们每次来看望他，所看到的都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在床边呕吐。也有人看到他那只眼睛里射出的光芒，如烟花般璀璨。
众人都说，这是回光返照。
曾国藩写信给家人说：“我若再不离开官场，非死在官场不可。”
经过毫无必要的思考，他请辞，推荐了李鸿章为直隶总督。
慈禧思考许久，同意了。
她同意曾国藩辞去直隶总督，但曾国藩必须要回金陵，继续做他的两江总督。
因为接替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的马新贻被刺杀，慈禧说，看来两江总督这个宝座，谁都坐不稳，只能由曾国藩来做。
于是，曾国藩离开了天津、离开了保定，第三次担任两江总督。
一个“诚”字而已
离开保定前，李鸿章风尘仆仆地来见曾国藩。
看到曾国藩憔悴不堪的样子，李鸿章泪水险些夺眶而出。
曾老师已老，不仅是人老，心也老了。
不过一见李鸿章，曾国藩好像年轻了二十岁，话匣子也打开了。
“天津教案，你怎么看？”他问李鸿章。
李鸿章实话实说：“略有些过了。”
曾国藩笑了：“的确是，可你要知道，人强我弱，自己没有强盛起来前，一定要忍辱负重。一受刺激拔刀就上的是莽夫，非智者。”
李鸿章恭敬地：“这就是曾公所说的‘打脱牙和血吞’，然后徐图自强。”
“还不止！”
“哦？”
曾国藩沉思了一会，声音提了几度：“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要冲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虎视眈眈，稍有错误，后果不堪设想。你觉得该如何和洋人打交道呢？”
李鸿章谦虚起来，“我特意来向老师请教。”
曾国藩把他的谦虚打回原形：“不必废话，我了解你，肯定是有了主张，说说看。”
李鸿章脸红了下：“我也没有什么主张，只是有个主意，同他打痞子腔（油腔滑调，深意为对洋人的要求耍手段拖延）。”
曾国藩慢悠悠地梳理着胡须，似乎在思考。许久，才说道：“呵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说给我听听。”
李鸿章一听，感觉不对，急忙改口：“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请老师指教。”
曾国藩又梳理起胡子来，胡子稀疏灰白，像要脱离主人的下巴而去。
他盯着李鸿章，盯了许久，才气定神闲地说道：“依我看，一个字就足够。”
李鸿章猜到了，但不说。
“诚！”曾国藩洋洋得意，“‘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说忠信可行野蛮之邦，这是不会错的。我心中既没有实在力量，不管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评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不至于吃多大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纵是跌倒，也不会摔得太重，想来总比痞子腔靠得住一点。”
李鸿章琢磨了半天，一拍大腿：“老师的话真如醍醐灌顶，我知道了。”
李鸿章是“真知”，在直隶总督任上，和洋人打了多年交道，李鸿章可谓胜任有余。多年以后，他谈到其外交方针来，总把曾国藩的教导放在心上：一、要自强；二、以诚相待。
曾国藩确信李鸿章是真知后，放心地走了。回金陵前，他照旧要去京城向慈禧“请训”。
审理刺马案
他很真诚，慈禧也很直接。
一见面，慈禧就问：“马新贻被刺这事很吊诡啊。”
马新贻原本只是个安徽某地的小知县，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后，他弃文从武，带领军队和太平军作战。他本无辉煌的战绩，但升迁却异常快，1864年时是浙江巡抚，1867年就成了闽浙总督，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后，他就成了两江总督。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慈禧插进湘系集团的一枚钉子。
马新贻被刺于由校场阅兵回总督府的路上，刺客当场被捉，自称叫张文祥。这就是刺马案，清末四大奇案之一。
马新贻被刺后，整个中国风言风语。有人说是太平军余孽干的，只是为了替死在马新贻手中的兄弟们报仇。还有一种说法让曾国藩大为不安：马新贻是被湘系集团谋杀的，因为曾国藩不想让两江总督这个肥缺落到非湘系人手里。
慈禧单刀直入，曾国藩明白，慈禧心有疑虑，但又不能明问，所以用这个问句试探曾国藩。
曾国藩心领神会，毫不犹豫地给了回复：“马新贻被刺这事的确很吊诡。”
慈禧锥子般的目光审视着曾国藩，没发现任何异样：“马新贻办事很好。”
“是，他办事平和、精细。”曾国藩淡淡地说。
“你要还他一个公道。”
曾国藩提高音量：“臣一到金陵，就一心一意审理此案。”
慈禧在帘子后微微点了点头，不再说话。曾国藩自然也不会开口。
许久，慈禧问：“你的身体如何？”
曾国藩诚实地回答：“脚肿虽消，但两腿酸软，行动维艰。尿频、尿痛、尿不尽。这只好眼，也要坏掉了。”
慈禧轻轻“哦”了一声，双方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没有结束。
十天后，慈禧听说曾国藩竟然还在京城，而且丝毫没有要回金陵的意思。于是她再召见曾国藩，一面就问：“你什么时候去金陵？”
曾国藩回答：“三日后就启程。”
“为何还要等三日？”
曾国藩听出了慈禧的不耐烦，慌忙跪下。他想说的是，三日后乃良辰吉日。
但这话不能和慈禧说，慈禧也没让他说，略带训斥的口气道：“金陵的事要紧，你早些去！”
曾国藩立即回答：“马上就走，绝不敢耽搁。”
第二天，慈禧问：“曾国藩走了吗？”
人回答：“正在收拾东西。”
第三天，慈禧又问：“曾国藩走了吗？”
人回答：“在收拾东西。”
慈禧很不高兴，人告诉他：“曾国藩做事向来平稳缓慢。”
“放屁！”慈禧几乎要跳起来，“他在拖延。”
六天后，曾国藩终于上路了。上路前，他去见慈禧。
慈禧讥讽道：“终于要走了。”
曾国藩叩头，慈禧要他起身时，他起了半天，才勉强站起。
“你的病不算重。”慈禧笑道。
曾国藩不知慈禧什么意思。
慈禧皮笑肉不笑地说道：“还能跪着。”
这句话暗藏玄机，曾国藩额头立即汗出，告别慈禧后，当天夜里，收拾行囊，鸡叫头遍，就出了北京城。
可是，出北京城后，他的步子就和蜗牛差不多了。从北京到金陵，他足足走了三十六天。
这三十六天里，是曾国藩有生以来活得最舒服的日子。路上有各地官员迎接照顾，他又有精力和时间回想一生的往事。可每次想到最幸福时光时，“马新贻”这三个字就会蹦进他脑海。
每次“马新贻”这三个字蹦入脑海时，他都要长叹一声。
“这案子不好办。”他对心腹说。
心腹不以为然：“比天津教案还难？”
曾国藩一愣，的确，没有任何一件案子比天津教案还难。但马新贻案的确很难。
“马新贻到底是被谁杀的？”他问。
“张文祥啊。”
曾国藩摇头：“你知道，我要听的不是这个。”
心腹也摇头：“您现在只能听这个，不然，这案子真就难办了。”
犹如一道刺眼的光芒，射进曾国藩的脑海。他那只坏掉的眼，几乎能看见东西了。
他沉思许久，终于点了点头。
抵达金陵后，代理总督、江宁将军魁玉把大印交给他，同时郑重其事交给他的就是张文祥案卷。
魁玉对曾国藩说：“此案关系复杂，又重大，我审讯了多时，仍得不到真正口供。”
曾国藩说，这个不急，容我从长计议。
他“从长计议”的“长”真的好长，两个月过去了，他没有对马新贻案做出任何批示，甚至连关于马新贻的一句话都未和他人谈过。
金陵官员们，甚至是他的幕僚们都大为惊异，想不明白曾国藩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一个清晨，阳光普照两江总督府，细若游丝的灰尘，洒进曾国藩的卧室。他吃力地从床上爬起，去书案上写了副不痛不痒的对联，然后派人送去了马新贻家。
这是他两个多月来，唯一做的和马新贻有关的一件事。
慈禧气得死去活来。她命令刑部尚书郑敦谨火速赶往金陵，帮曾国藩审理刺马案。
郑尚书到的前一天，曾国藩得到消息，急忙让人把张文祥案卷调来，粗略看了一番，记下了有关案犯的名字。
郑敦谨到的那天，曾国藩热烈欢迎，宴会一直持续到凌晨。
第二天，郑敦谨宿醉，头晕脑涨，无法审理。曾国藩却来了劲，死活把郑尚书拉到衙门。郑敦谨强撑着，把案卷看了一遍，于是问跪在下面的张文祥：“你到底受何人指使，刺杀马大人？”
张文祥在狱中过了两个月美好生活，养得白白胖胖，此时仍坚持之前的口供：“我本是浙江人，马新贻在浙江巡抚任上时大力捕杀海盗，我和海盗虽然关系不错，但我却不是海盗。马新贻诬陷我，还杀了我妻子，我于是只好逃往他乡。后来马新贻到宁波阅兵，我上状喊冤，马新贻不理。于是我就起了仇恨之心，跑到金陵来刺杀了马新贻。”
郑敦谨本来头脑发胀，听了张文祥的口供，不禁被逗得精神大振。
他问：“就因为这点事，你就刺杀马大人？”
张文祥回答：“是！”
“哈哈”，郑敦谨狂笑，去看曾国藩，想得到曾国藩的呼应。让他大跌眼镜的是，曾国藩坐在那里正昏昏欲睡。
“曾大人！”郑敦谨喊了好几声，曾国藩似乎才从梦中惊醒，慌张地问：“怎样，怎样，招了吗？”
郑敦谨感到好笑：“曾大人为何不讯问？”
曾国藩迷迷糊糊地说：“有你在此，我何必问。我相信你。”
“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曾大人……”
“重刑伺候！”
上来几个虎狼衙役，把张文祥掀翻在地，一顿乱棍。张文祥被打得哭爹喊娘，眼看就要被打死。
郑敦谨喝令住手，无人住手。
“曾大人，”郑敦谨急了，“你这样会把他打死的。”
曾国藩懒洋洋地挥了挥手，仆役立即收了棍，站立一旁，就好像他们是傀儡，而提线则在曾国藩手中。
郑敦谨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来这里只是个摆设。真正能做主的是曾国藩，冥冥之中，他看到张文祥和曾国藩勾肩搭背，把酒言欢。
他想偷偷去审问张文祥，但张文祥已被打得不能开口。能开口时，口供依然如昔。这让郑敦谨产生一种感觉：张文祥在背台词。
郑尚书和金陵官员有心无心地谈天，谈到曾国藩时，众人都异口同声地称赞，曾大人办事向来一丝不苟，认真到极致。
郑尚书不阴不阳地问了句：“为什么在刺马案上，曾大人怎么如此心不在焉？”
没有人回答他。
他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答案。
在翻来覆去审讯了半个月后，郑敦谨已确定了一件事：刺马案永不可能有真相。
曾国藩在郑敦谨面前叹息连连，两人只能达成一致。曾国藩向朝廷上奏折说，“经过再三审讯，该犯还是坚持以前的口供，并屡屡绝食，只剩最后一口气。我认为，倘若让他就这样死了，实是对他的恩赐。所以应迅速了结此案，明正典刑，给天下人一个警戒，也让张文祥罪有应得。”
慈禧看了奏折后，一言不发。
前一天回来的郑敦谨正站在她面前，低眉垂目，袍服正不自觉地抖动。
“你就没有审讯出一点东西吗？”慈禧气愤地质问他。
郑敦谨像是被电了一下，磕磕巴巴：“臣……无能……”
“哼，”慈禧气咻咻的，“这个曾国藩，老狐狸。”
郑敦谨发自真心地认同慈禧的判断：“臣疑心这件事和曾国藩有关系。”
慈禧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废话！我要你去干什么的？”
“扑通”，是郑尚书跪到地上的声音。
“我们吃了个哑巴亏。”慈禧说，“今后啊，这两江总督的椅子就只能让他们湘系的人坐了。否则，坐一个死一个。”
慈禧有未卜先知之能，自他之后，无论是左宗棠还是彭玉麟，包括后来的曾国荃都担任过总督，无一例外，他们都是湘系成员。直到湘军逐渐没落，重量级人物先后死去，大清中央政府才把两江总督这个椅子收归己有。
有人曾通过各种蛛丝马迹研究过，刺马案的幕后主使就是湘军集团。但绝对不是曾国藩本人的主使，可既然已经发生，作为湘军的开山鼻祖，曾国藩必须对整个集团的利益负责，于是，不可能查出真正的凶手。
天下人知道，慈禧更知道，所以只能同意曾国藩的奏折意见。
一个月后，张文祥在金陵被凌迟，刺马案结束。
曾国藩的人生也随着张文祥的声声惨呼，渐渐走向结束。
去世
有天早晨，曾国藩从一场轻松的梦中醒来，躺着回味了片刻，要坐起来，竟然没有成功。他用力坐起，一个跟头就翻下了床。
仆人们听到响动，慌忙闯进屋，发现曾国藩双手发颤，嘴角抽动，已不能说话。医生过来，折腾了半天，曾国藩才算恢复意识。
他看着围拢在身边的人，非常陌生。
他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孤独之中，思念起了老战友。
已再无老战友，一个人如果心已死，心外就什么都没有了。
回到金陵后，曾国藩的心情已经差到极点。一年来，他处理起公事来力不从心，神魂不安。他常常一个人自言自语，说是圣恩已浅，特别担心无法善终。他还看着悲凉的月光说，京城那些王八蛋官员就从来没对他好过，总是找他的麻烦。尤其是天津教案后，京城上下都把他当成世界上最厌恶的人看待。
他四顾茫茫，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活下去的勇气渐渐消失，所剩下的只求快些死去。
其实，人无不以生为乐事，死为哀事、为惧事。但当百感交集，忧愁无法祛除时，就会感到忧生为苦、速死为乐。
1872年初，曾国藩就是这种心境。
乍暖还寒的一天，曾国藩单目无神地望着眼前一群陌生人，淡淡地说道：“把李鸿章叫来。”
众人面面相觑，从保定到金陵，山遥水远，李鸿章能来，可曾国藩能等吗？
“告诉他，我等他。”他语气坚定地说。
在等待李鸿章的漫长光阴中，曾国藩把仅有的那只眼闭紧了，养精蓄锐。
他想了很多，首先想到的是三不朽，他能成为三不朽人物吗？
立言，他写了无数家书、无数日记、无数文章，但毫无创造性见解，立言恐怕谈不上。
立德，他很满意都点了点头，中华传统道德，他的确按部就班地奉行着。
立功，他兴奋起来，睁开那只眼，平定太平天国，前无古人。
他又想到政局。他最喜欢的皇帝就是道光，道光对他也不错。可惜道光一朝，他无所建树。咸丰只是拿他当枪使，两人没有情感。至于慈禧，曾国藩笑了，又要用他，又要防备他，真是个辛苦的女人啊！
洋人在外虎视眈眈，百姓在内心怀不轨，这个帝国……
想到这里时，天空飘起了雨丝。曾国藩更衰弱了，几乎奄奄一息。不过他坚信，他肯定能等来李鸿章。因为他有毅力，而且正是靠着这人所共知，却很少有人做到的毅力，他走到了今天。
李鸿章果然来了，满头大汗。见到活着的曾国藩时，他泪流满面。
曾国藩说，我不是要你来哭丧的，我有事要交待。
“我有一大懊悔。”他格外严肃地说。
李鸿章正襟危坐地听着。
“我这个人顾虑太多，湘军浴血奋战十几年，收复金陵后，因为各种压力，竟然将其解散，自毁长城，寒了将帅的心，等于是自废武功。湘军众将飘如秋叶，我自己也成了剪翼之鸟，以至‘剿捻’无功，备受挫辱。”
李鸿章似乎明白了李鸿章这段话背后的意思。
“你要汲取我的教训，八旗、绿营再不可倚靠，保太后、皇上之安，保卫神州华夏，全仗你的淮军。今后，淮军必有被议论的一天，千万不要像我那样，畏首畏尾，只可加强，不可削弱。乱世之中，手里必须有枪杆子，于家于国都应如此。”
李鸿章谨记在心，这是曾国藩留给他最丰厚的遗物，他终生未丢弃。
曾国藩喘息了一阵，又说：“数十年办事之难，难在人心不正，世风不淳，而要正人心，淳世风，必须要依赖一二英雄人物开天辟地，后来者应和。先正己身，同时培养后人，把这些人作为‘种子’，绵延不断，天下应和，世风自然改变。”
李鸿章沉思许久，问：“天下谁是种子呢？”
“左宗棠！”
“什么？”李鸿章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师和左宗棠几乎有不共戴天之仇，怎么会是他？
曾国藩看出了他的疑虑，一笑：“你呀，境界不高。左宗棠这人雄才大略，待人耿直，廉洁自守。我和他争的是国家大事，不是私情。左宗棠有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正是他的长处。人不能因私情而动国事！”
李鸿章谨记在心。
说完这些，又聊了些闲话。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你走吧，直隶的事才是正事！”
李鸿章自然不肯走，曾国藩怒了：“我说了，不是让你来给我哭丧和送终的！”
李鸿章痛哭流涕，曾国藩却从床边抄起一本书，认真地阅读起来。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到花园里散步，回房间的路上，他突然对身边的人说，“脚痛。”
仆人们慌忙将他扶进房间，他没有躺下，而是笔直地坐下来。
再也没有话，所有人都等着。
窗外，有人听到花儿含苞正放的声音，也听到了曾国藩的一声悠长的呼吸。他睁开了眼，众人不禁惊骇万分。因为他的右眼似乎好了，正射出令人生畏的光芒来。
家人们都围拢在床边，曾国藩开了个小玩笑：“我平生最喜写遗嘱，想不到要死了，竟然没有时间写了。”
家人要号啕，曾国藩用眼神阻止：“我和你们谈谈心。”
人之将死，谈的心都是最真的。
曾国藩说：“我年轻时过度相信，人只要通过努力，就可胜天；中年之后，挫折不断，开始相信命运；步入老年，我发现命运才是人最应该重视的。所以我留下六个字，作为我的墓志铭，你们听好了——不信书，只信命。”
家人已有人哭出声，虽很小，却特别刺耳。
曾国藩从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意为：先给我闭嘴。
“还有，我这么多年来给你们写的信，要整理出来，就叫《曾国藩家书》吧。你们说我给你们洗脑也好，说教也好，我不管了。不要把它不当回事。”
这是个超级黑色幽默，他的《家书》始终让人坚信付出必有回报，而墓志铭却说，不信书，只信命。
说完这些话，曾国藩的脸色开始变得铁青，越来越青。
房间里重回死寂。
有人耐不住这死一般的沉寂，似乎受到神灵的启示，偷偷望向房梁。几只蚰蜒正在房梁上快乐地玩耍，突然“砰”的一声，蚰蜒如爆竹似的爆开，刺鼻的烟气袅袅绕梁。
就在这时，有人去试探曾国藩的鼻息，呼吸全无。
这位伟大人物在人间度过了61个年头后，抱着无限感慨离开人间。
在最后那缕气息荡向天空时，曾国藩一定会记起61年前曾祖父在房梁上看到的那几只蚰蜒。他将听到曾祖父用沙哑的嗓子喊出的命中注定的预言：龙，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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