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曾国藩：又笨又慢平天下 > 第十章 步入失败的怪圈
新的战斗
收复金陵后，曾国藩常和人说的一段话就是：“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退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这就叫“功成身退”，它只有在古代中国君主独裁制度下才有市场，而且市场极大。凡不能将权位二字退让少许的人，都会不得好死。
“功成身退”对于当事人而言最无奈，对当事人的上司而言则最卑鄙。别人辛辛苦苦为你打下天地，天地一稳，你就卸磨杀驴，卑劣程度可以让人对人性彻底失去信心。
曾国藩一生修为的精华，在今人看来，只是把“功成身退”知行合一而已：知道功成身退是天之道，活命之本，马上就去做，而且尽心尽力，不留半点余地。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裁撤湘军，当时湘军和湘军的衍生淮军共计三十万人，但左宗棠的五万人已游离出去，他无法管理；分布在四川、广西、贵州的湘军，早就脱离了他的指挥，他也不必管。至于李鸿章的淮军，本来就是湘军的替补，不可能裁撤。他只能对自己直接指挥的十二万湘军，尤其是曾国荃指挥的五万人下手。
下手非常狠，在收复金陵一个月后，他就把曾国荃的五万人裁撤三分之二，由他指挥的则裁撤掉三分之二。曾国荃急吼吼地来找老哥，按这位军之骄子的看法，裁撤军队没有问题，但应循序渐进，不然会冷了兄弟们的心。
曾国藩平静地对老弟说：“这种事就要快，慢了就毫无效果。岂止是要裁兵，我还要拿了你的官职。“
曾国荃失声道：“老哥你疯了，北京那群鸟人正千方百计地想对付咱们，你竟然还自毁长城？！”
曾国藩不愠不火地说道：“既然咱没有不轨之心，那就应该让朝廷放心。裁撤湘军恐怕未必能让他们彻底放心。为什么呢？咱俩在南中国声望极高，这年头，有声望就是资本，再加上有官职在身，临时招兵都来得及。可如果咱俩有一人离职，那朝廷就会很高兴。我想了想，你离职比较现实，我是两江总督，朝廷暂时还离不开我。你先回家歇息去，等朝廷不再猜忌咱们，你再出来。这叫以退为进，既可以让朝廷消除对咱们的猜忌，也可以保全咱两兄弟。现在外面还有人散播谣言，说咱们功高盖主，迷恋权位，你只要一离开，谣言就不攻自破。”
曾国荃被老哥忽悠得晕头转向，一口应承下来。曾国藩连夜写了两道奏折，第一道在报告了金陵的重建工作后，在最后轻描淡写地说，曾国荃劳累过度，病重需要休息。
第二道奏折在两天后发出，主要是写曾国荃病重的：心神摇动，头晕目眩，站都站不稳，必须静养数月，希望朝廷恩准让他回家养病。
慈禧和奕訢商量了半天，觉得曾国荃病得很好，他们对曾国荃这时候生病很满意，同意让曾国荃离职休养，顺带表彰了曾国藩很识大体。
曾国藩被夸得热血沸腾，又把财权让了出去。两江总督管辖的区域很广，曾国藩说，我只管理两江（江苏、浙江）的赋税就可以。其实，浙江是左宗棠的地盘，他所能管理的只有江苏赋税。
慈禧太高兴了，下旨说，曾国藩是有史以来最识大体的功勋大臣。
曾国藩乐呵呵地写奏折说，这算什么，我已决定修复旗营。
所谓旗营，就是清王朝八旗兵驻扎在各地的营盘，太平军造反以来，旗营制度灰飞烟灭。曾国藩现在江苏各地恢复，热烈欢迎中央政府派来的八旗兵。八旗兵趾高气扬，对他们的再生父母——湘军——不理不睬，湘军将士愤愤不平。曾国藩传令各湘军单位：谁要是和八旗兵闹矛盾，我就裁了谁。
当兵的，尤其是当了多年兵的最怕解甲归田，因为他们只能打仗，不会别的。所以，他们就在忍气吞声中和八旗兵们其乐融融。
当然，曾国藩不是只会做讨好中央政府的面子工程，他是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明白“平定”的意义：剿平敌人不算胜利，只有“安定”了，才是完美的胜利。
安定计划的第一步就是恢复乡试的贡院，太平天国在金陵多年，知识分子早忘了乡试是怎么回事，如今曾国藩重新给了他们一条通往光明道路的天梯，知识分子们对曾国藩是感激涕零。
第二件事是修浚秦淮河，秦淮河两岸是商业集中地，盖世繁华的象征，曾国藩下大力气恢复这个商业中心，让金陵经济重新焕发生机。
第三件事就是文化事业的重建，恢复被太平军取缔的各种书院，出版儒学大师们的文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情怀，他们都觉得对文化的传承有所亏欠，只要有机会有能力，必会做文化方面的建设。
在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曾国藩完美无缺，在私生活上，更是亮点突出。曾国藩向来提倡节俭，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只认可在私生活上提倡节俭，节俭也只有在个人生活中才是美德。纵然已做了两江总督，无仗可打，没有任何大的支出，曾国藩也要求家人保持农家本色，他让全家的女人不能忘了织补，他的鞋子也是儿媳、女儿做的。有人曾不怀好意地问曾国藩：“节俭也是做给中央政府看的？”
曾国藩白了对方一眼：“是做给自己的内心看的。”
就在他在金陵干着自己喜欢的事业时，1865年5月末，接连而来的三道圣旨打破了他的平静，让他重新开启了下个战场的大门。
三道圣旨的核心内容一致：僧格林沁被捻军搞死了，曾国藩迅速带兵镇压捻军。
僧格林沁是大清王朝的一张王牌，沙场老手，战功一流，曾多次击溃太平军分支部队，想不到却死在捻军手里，让人不胜唏嘘。
捻军是活跃在安徽、江苏、河南、山东、湖北等地的流动武装，“捻”是一群、一股、一伙的意思。由这个称号可知，他们兵力有限。和太平军不同的是，他们都是骑兵，擅长运动战，只占领一两座不起眼的城池，作为根据地，打一枪换个地方，这就是曾国藩所谓的“流寇”，看似力量弱小，但由于行踪极不靠谱，突然出现突然消失，所以特别难对付。
曾氏兄弟收复金陵后，慈禧觉得应该由中央政府军队取得一场大胜，压一压湘军的气焰。僧格林沁主动请缨，他仔细审视了一番，发现最合适的敌人就是“捻军”。因为捻军看上去弱小，又喜欢逃跑，而且他的兵团也以骑兵为主。尤其重要的是，当时太平军老巢被攻陷，和太平军始终保持密切关系的捻军失魂落魄，看上去更容易对付。
1864年年末，僧格林沁嗅着捻军的味道，在江苏、山东几出几入地拼死追踪。有时候一月之间，奔驰不下三四千里。捻军利用他急于求战的心理，故意避而不战，每日行军一二百里，拖着他绕圈子。僧格林沁累个半死，不但顾不上吃饭，连下马的时间都没有。虽然如此卖力，却始终无法和捻军主力做决战，于是，僧格林沁得了狂躁症。1865年5月，僧格林沁终于在山东菏泽的高楼寨找到了捻军主力。其实，这是捻军首领赖文光故意让他找到的。
赖文光是个军事奇才，他把捻军最擅长的游击战和太平军擅长的千里奔袭的运动战结合为一，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战法。他用了近半年时间，牵着僧格林沁的鼻子跑来跑去，跑得僧格林沁五内俱焚，最后在高楼寨设下埋伏圈，引早就怒发冲冠、失去理智的僧格林沁进入包围圈，一番血战之后，僧格林沁被杀，他的骑兵团全部战死。
清政府唯一倚靠的军事力量灰飞烟灭，只好启用它最不愿意用的湘军。
接到最后一道圣旨的当晚，曾国藩穿着女儿缝制的布鞋，坐在椅背高高的太师椅里，毫无表情。
幕僚们在底下小声地议论，主题当然是僧格林沁的死。有知道内情的幕僚轻轻地说，曾公早就知道僧格林沁必败，僧格林沁最后一次追捻军进山东时，曾公就向中央政府指出，僧格林沁兵团转战经年，疲劳过度，应该到旷野之地歇息，养精蓄锐。可僧格林沁不听。你们也知道，僧格林沁这人傲慢无礼，始终认为咱们湘军不是科班出身，也瞧不起曾公，如今怎样……
幕僚们的声音越来越大，曾国藩仿佛没有听到，他陷入深重的沉思里。今时不同往日，他已经五十四岁，老了。他不想再出征。这段时间里，他总感觉到精力不济，那些年如影随形的锐气和意志力渐渐远离他，使他成为一个失魂落魄、毫无进取精神的老头。
有些时候，他认为是自己的修行不够。在他看来，人最应该修行的就是意志力，必须要时刻约束自己的意志以养精蓄锐，让自己的意志力免于分散和浪费，从而获得来自约束所产生的速度。但他发现，在过多的深思焦虑中，人往往约束不住自己的意志力。内心强大只是一种梦想，所以当意志力分散和浪费后，无论是思维速度还是行事速度，都会变得缓慢。这是个恶性循环，一旦人生的速度慢下来，所有事就会变得力不从心。
他几乎是从百无聊赖中醒转过来，听到了幕僚们讨论的声音，如滚滚春雷。他咳嗽了一声，厅堂里马上鸦雀无声。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我都想干脆躺在棺材里算了，也许比活在世上更快乐。”
幕僚们面面相觑。
曾国藩接着说：“越这样想，焦虑越多，公事越繁，而长夜快乐之期更是杳无音信。本来，我就打算老死在金陵的。想不到又要我担当如此重任。责任越重，事务越多，被人指责也就越多。世人都以官至极品为荣，而我现在真是把它当作苦恼的处境。”
幕僚们接不上话，只能由曾国藩信马由缰地说。
“但时势如此，我绝不能置身事外，也只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最后他以一个感叹句结束：“宦海真是烦人！”
万难迅速出征
曾国藩在那个悲伤的两江总督衙门里，沮丧地和幕僚们说“宦海真是烦人”时，金陵城正无忧无虑地步入夏天。那场浩劫之下的尸体腐烂的味道还未彻底散尽，人人都在阳光底下被熏得头晕脑涨。
曾国藩的心情和腐臭的金陵城无关，而和北京城有关。就在一个月前，慈禧突然大发雌威，把她的亲密战友奕訢赶下了议政王的宝座。可以说，当初发动北京政变时，没有奕訢的支持，慈禧不可能独揽大权。几年来，所有的大政小事都是她和奕訢商量决断的。无人知道，为什么慈禧像条疯狗，说翻脸就翻脸。
奕訢被指控妄自尊大、目无君上、暗使离间等罪，彻底离开了政治场。曾国藩得知此事时，呆若木鸡。奕訢虽然和慈禧穿一条裤子，但对他曾国藩的器重有目共睹。而且湘系集团都看重奕訢在政治场的地位，曾国藩尤其认定奕訢是贤王，如果能长期在位，国家很可能会中兴。
但现在，一切都成泡影。他和彭玉麟谈到此事时，不禁感慨万千，泪水横流。曾国藩多年来始终把不和京师大臣谈友谊放在首位，他对奕訢的感情纯粹出于公心。也正因此，所以才更加伤心。
这应该算是时局溃烂、政治昏暗吧，曾国藩在心里悲叹。幕僚们不知他们的曾公心情到底糟糕到什么境地，只能等待曾国藩给答案。
曾国藩给出的答案是：朝廷要我迅速出兵，万难迅速出征啊！
难以迅速出征的原因，幕僚们心知肚明。此时的湘军已不是从前的湘军，经过曾国藩一番大刀阔斧的裁撤后，他所指挥的湘军只有二万余人。这二万余人在大半年来也没有训练，都在做义务劳动。临时招募，太不现实。另外，捻军骑兵居多，曾国藩要想和他们抗衡，必须要有骑兵，马源则是个大问题。最后，曾国藩要防备捻军渡黄河北上，还要有一支黄河水师。由于黄河水浅，他从前的水师战舰毫无用武之地。
他把这些焦头烂额的问题说给慈禧听，并且重点指出，湘军的作战风格是稳扎稳打，循序渐进，若要和行动迅速、不计后路的捻军展开大规模战争，非有半年时间不可。
慈禧闻听大怒，僧格林沁的冤魂正向她哭诉死得好苦，这位老女人认为曾国藩在向她要条件，于是发出圣旨：曾国藩可节制河北、山东、河南三十省所有军队，此三处所有官员都受曾国藩调遣。
曾国藩对着这道圣旨长吁短叹，最后连叹息的力气都没有了，就找来军官们说，咱们去打捻子吧。
军官们也长吁短叹，数年征战，满身伤痕，才过上几天太平日子，又要上战场。立即有军官说：“大帅，咱们是军人，战场杀敌是本职。可打捻子，就要去北方，背井离乡不算，关键是北方的面食，咱们吃不惯啊。”
曾国藩觉得很可笑：“这也是问题？老子我在北京做官，天天吃白面，也没吃死啊。凡事都要适应。”
将领们其实就是不想去，信誓旦旦地说：“南方人吃白面，真能吃死人的。”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结果这场很严肃的战前动员会议成了饮食交流会。曾国藩发现按这种思路开上个一年，也毫无结果，于是宣布散会。
散会不久，慈禧的圣旨又来了。圣旨说，捻军杀掉僧格林沁后，队伍极度膨胀，中央政府很担心他们会乘胜北渡黄河，威胁京师，曾国藩必须立即领军北上，江山社稷存亡在此一举，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慈禧还说，你离开金陵，两江总督暂由李鸿章代理，他是你的人，你大可放心。另外，我们知道你把军队裁撤很多，李鸿章的军队也可以用啊，这还用我们说吗？
曾国藩一咬牙，一跺脚，对将军们说：“咱们上路吧。”
将军们一阵乱哄哄：“大帅，走不了啦，昨天我们到部队去动员，结果大家都说死也不去北方，很多士兵说要提前退伍，现在就有几个营的士兵已跑得无影无踪。”
曾国藩心潮起伏，闭上眼，平复了要爆发的情绪，睁开眼时，已平静如水。他说：“愿意跟着咱们去建功立业的，热烈欢迎；不愿意去北方吃白面的，咱们不勉强。”
将军们说：“那咱们只有九千人啦。”
曾国藩在心里开始骂街：“让李鸿章给咱们一支淮军，还有僧格林沁的残兵，能凑多少是多少。”
李鸿章非常配合，立即派出一支以手下骁将刘铭传为总指挥的二万余人的淮军。曾国藩检阅这支军队时，发现士气高昂，问到饮食问题，这位未来的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扯开嗓子喊道：“我们不像湘军那样畏惧北方寒苦、也能习惯吃白面，您指哪里，我们就冲哪里。”
刘铭传话音才落，淮军阵营里就发出夸张的狂笑，搞得曾国藩和陪同巡视官们毫无面子。曾国藩回到衙门后，忧虑地说：“这支军队武器现代化，一定很能打，但我未必能指挥自如。”
派去视察僧格林沁残兵的人说：“我看这仗不好打，僧格林沁的残兵更不好指挥，搞来搞去，恐怕只有咱湘军了。”
曾国藩大叫一声：“哎，万难迅速出征啊。”
就在他情绪低落到谷底时，李鸿章派人来告诉他：“曾公不必焦虑，我已派了一支精锐乘船到天津保卫京师，您大可放宽心，做准备工作。”
曾国藩这才舒了口气，但心情还不是很明朗，或许此时就注定了剿捻失败的结局。一个人去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
1865年6月下旬，曾国藩才乘船北上。此时，捻军已由山东南下安徽北部，并轻而易举地将安徽布政使英翰包围在雉河集。曾国藩很头痛，他原本的计划是先到徐州筹建骑兵。这时只好改变计划，先到临淮关，指挥军队解救雉河集之围。
捻军正在雉河集狂呼乱喊，听说曾国藩带着大军到来，立即主动撤围分为两支，一支进入河南，流动作战，一支进入湖北东部，进行修整。
曾国藩和临时拼凑起来的这支兵团首脑们开会，他这段时间想了很多，在悠悠的船上想，在颠簸的马背上想，吃饭时想，连做梦都在思考。
他对将领们说，捻军虽没有太平军声势大，但它最不好对付。你说它是流寇，可它在安徽蒙城、亳州有根据地，你说它不是流寇，可它纵横千里，行踪无定。所以，我觉得对付它们，应该用军事进攻和政治清查相结合的办法，双管齐下。
所谓军事行动，就是采取跟追和拦截相结合，达到“以静制动”的目的。曾国藩的计划是：用水师封锁黄河，防止捻军北上，威胁京师；在捻军的活跃区临淮、周口、徐州、济宁四地驻防重兵；另筹两支机动精锐，跟踪追击捻军，使捻军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追踪、堵截，无法活动，无处立足，只要他们被追进四地任何一地，都可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
在曾国藩看来，四地驻防重兵就是盖了个猪圈，两支机动精锐就是赶猪人，只要把猪赶进猪圈，猪就只能听他的摆布了。
所谓政治清查，就是在捻军活跃的各地割断他们和百姓的联系。曾国藩指出，对那些证据确凿“通匪”的百姓，不必审问，就地正法，对那些证据不充分、看上去鬼头鬼脑的也按这种方式处理。总之，就要让捻军成为离开水的鱼，千方百计地孤立他们。没有了百姓的接济，捻军就是一只纸老虎。
会议结束时，曾国藩对各位长官语重心长地说：“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分属不同的军队，但都是大清的军队，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剿灭捻军，建功立业。”
湘军将领们拼命鼓掌，淮军刘铭传微微颔首，曾国藩偷偷注意到有一人，向他投来轻蔑的哂笑。此人叫陈国瑞，原是浙江处州总兵，此次是按朝廷旨意，指挥僧格林沁残兵的。
曾国藩对他印象深刻，会议一结束，他就和幕僚们说：“这个陈国瑞非出乱子不可。”幕僚们问原因，曾国藩说：“此人獐头鼠目，面相不好，皮笑肉不笑，属于桀骜不驯的人，你们要密切注意他。”
有幕僚就佩服起曾国藩来，大帅好眼力。这小子的确不是好鸟。他原本跟着长毛贼混了，后来投降政府，由于心狠手辣，能征善战，被僧格林沁看中，一路保举，成了将才。他的确打过几次胜仗，但和咱们比就差太远了。不过他是井底之蛙，心高气傲，谁都不服。
曾国藩长叹一声：“当初就不该解散湘军。”
这是事后诸葛，如果当初不解散湘军，他曾国藩能不能位居高位，安枕无忧地活到现在，还是个问题。
他叹息过后，仍然担心陈国瑞，不幸的是，这一担心很快就成了现实。
按曾国藩的计划，陈国瑞带领僧格林沁残兵驻扎济宁。突然听说捻军正向济宁移动，曾国藩担心陈国瑞无法守卫，于是派刘铭传去支援陈国瑞。刘铭传抵达陈国瑞的驻地后，并未见到捻军的影子，正要返回徐州，事情发生了。
刘铭传是淮军的精锐，士兵都配备洋枪，声势夺人。陈国瑞初见刘铭传部队时，就看着士兵肩膀的洋枪流下口水。换作别人，必要和刘铭传商量，购买几支，但陈国瑞向来喜欢以最简洁的方式解决事情。这个方式就是：抢。
他精挑细选了五百人，这五百人都是战场勇夫，拿着破铁片子就冲到了刘铭传部队驻扎地。哨兵最先发现这些人，报警。刘铭传当时不在营里，没有指挥官。所以陈国瑞的五百大刀帮势如破竹，连砍了刘铭传十几位士兵。
淮军怒了，齐声高叫：“再砍，我们就开枪了。”
陈国瑞的士兵不为所动，继续拿着刀片砍人，淮军还击。不到半个时辰，陈国瑞的五百人全军覆没，陈国瑞本人被活捉。
刘铭传回来闻听此事，大吃一惊，不是吃惊陈国瑞抢枪，而是陈国瑞居然让五百人拿着破刀片子来抢枪。他跑到关押陈国瑞的小屋里去看对方，陈国瑞正在咆哮，诅咒刘铭传。
刘铭传对看守说：“这人精力充沛，大概是吃多了，饿三天再说。”
三天后，陈国瑞被饿得头晕眼花，在监狱里痛哭流涕，渴求刘铭传的原谅。刘铭传大度地释放了他，还管了他一顿饭。那大概是陈国瑞有生以来吃的最香的一顿饭。
回到驻地，他就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杀他的士兵，扣押他这个朝廷命官，要曾国藩惩处刘铭传。
即使真是刘铭传的过错，曾国藩也不敢惩处，因为刘铭传是淮军的人，何况，还是陈国瑞的错。
他写信给陈国瑞说，你这大半生有功也有罪，功过相抵，就什么都不是了。你被刘铭传扣押，是你有错在先，怨不得刘铭传。我们有幸并肩作战，应以和为贵。你不可再生事端，我拥有节制数省军队之权，不要逼我用这个权力。
陈国瑞气得哇哇怪叫，和曾国藩耍无赖，说他偏袒刘铭传，只因为淮军脱胎于湘军。
曾国藩也大怒，严厉斥责陈国瑞无事生非，并向中央政府控诉陈国瑞的不守纪律、难成大器，尤其是在对付捻军之时，这种人只能坏事。
中央政府只好下旨痛斥陈国瑞，并威胁他如果再不听曾国藩的，就军法处置。陈国瑞一下傻了，真若前途尽毁，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一想到这里，他马上换了张笑脸，对曾国藩俯首帖耳。
陈国瑞的屈服，使僧格林沁残兵规矩了很多。幕僚们宽慰曾国藩说：“这下可以松口气了。”曾国藩说：“哎，没那么容易。”
幕僚们面面相觑，曾国藩指了指外面，淮军正在练兵，吆五喝六，声势夺人。
曾国藩欲说而未说的正是来的这支淮军。淮军虽是曾国藩首倡，却是李鸿章一手所锻造出来的，淮军将领从不认为自己是湘军，当然就不会认曾国藩，他们只认李鸿章。对于曾国藩的命令，他们往往阳奉阴违，接到命令后，会给李鸿章写信，要求更改曾国藩的命令。如果不能如愿，就消极怠工，变相抵制，拖延不肯执行。
让曾国藩大为气恼的是，李鸿章竟然遥控淮军，淮军将领每次有所请托，李鸿章就会给曾国藩写信，请求更改命令。曾国藩只能“忍辱负重”。
无数历史史实证明，“忍辱负重”并不能带来效益。陈国瑞事件不久，发生了刘铭传和李昭庆事件。
曾国藩在深入研究后发现，四镇（临淮、周口、徐州、济宁）之中周口地当要冲，战略地位相当重要，但此地是四战之地，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驻守。他对部队进行一番观察后发现，刘铭传兵团最适合。因为刘铭传本人精明能干，优于其他将领，还因为他的兵团人数多，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大。
他把想法告诉刘铭传，刘铭传直摇头。刘将军觉得，他的部队应该作为机动部队，追踪击杀捻子，而不是守株待兔。
刘铭传说这话时，曾国藩紧盯着他的双眼，立刻就做出判断：刘铭传在撒谎。他之所以不去，就是因为此地最易遭受攻击，是个危险之地。
曾国藩好言相劝了半天，刘铭传不为所动。曾国藩急了，说：“那我只能下命令了。”
刘铭传站起来，一拱手：“您随意。”
曾国藩的命令还未下达，李鸿章的信就来了。李鸿章说：“刘铭传的部队是我淮军精锐中的精锐，若放在四面受敌的周口，恐会遭受巨大打击。请曾公给我个面子，派他人如何？你老湘军里不是有很多能征善战的人嘛！”
曾国藩气得抓耳挠腮，气过之后，他觉得不能和李鸿章来硬的，所以又出一招：让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筹建马队，马队建成后，李昭庆就是这支机动部队的指挥官，去追踪击杀捻军。
李昭庆不同意，李鸿章也不同意，二人都觉得追击敌人尤其是捻军太危险，搞不好会和僧格林沁一个下场。曾国藩这次来了脾气，下达命令说：刘铭传和李昭庆必须按命令行事！
刘铭传马上生起病来，而且相当严重，已到了卧床不起的地步，李昭庆剑走偏锋，说突然对阳光过敏，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
曾国藩气得浑身发痒，他知道，如果没有李鸿章撑腰，刘、李二人绝不敢如此放肆。胡乱在身上抓了几把后，他的癣稍安了一会。摊开纸，酝酿了半天，开始给李鸿章写信。
他说：“现在淮军一部既归我管辖，那么阁下应该当甩手掌柜。凡有人向你请求，你应该置之不理。如果号令不从我这里出，我要这支军队有何用？当摆设吗？你总担心我对你的将军们严苛，其实我已老了，人一老，就有了慈悲之心。我常担心过于宽大，绝无严苛之理。我现在常存了为父为师之心肠，责骂他们，激励他们，无非是希望他们能有所成就，做一个对江山社稷有用的人。你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罢，我现在以你老师的名义和你约定一下，以后对你的淮军将领，除了撤职以外，其他任何事，你都不要过问。如果你认为我的命令有问题，可密函来告，我们再协商。”
这封信情绪颇为激动，但又不失分寸，李鸿章同意缩手回来，刘铭传如有神助，大病立即好了，李昭庆宣称他也需要透透气。二人都走出卧室，听从曾国藩的调遣。
表面上看，一切都好，其实艰难还在后头。
只有苦劳
曾国藩“四地驻防、机动部队追击”的军事方略其实就是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理论上，这种办法天衣无缝，但实践起来，就发现这是纸上谈兵。
四镇之间相距数百里，空隙极大，捻军往来穿行，流动自如，纵横驰骋于河淮之间的千里平原上，根本不必和四镇沾边。曾国藩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产生的效果和僧格林沁一样：苦劳无功。
曾国藩经过多日的反思，重新调整战略：仅留少数弱兵驻防徐州、济宁、周口、临淮，又加了个归德镇，剩余的士兵全部充当游击之师，分数路跟踪追击捻军。
他本以为这样能收到奇效，想不到仍是徒劳无功。这缘于他部队的质量，1865年初冬时，经过毫无质量的扩充，曾国藩剿匪部队已达七万人，但真能打的只有刘铭传兵团。捻军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刘铭传在山坡出现，捻军马上就在山谷消失。
不过对于曾国藩的其他游击部队，捻军就毫不客气了。先带着对方绕圈子，绕得对方气喘吁吁，突然调头，以骑兵猛冲，步兵在后面砍杀。所以当时的情况是：刘铭传兵团四处找捻军，很怕找不到；而其他兵团四处躲着捻军，很怕霉运当头和捻军撞上。
于是，天下人都看到一个奇异的画面：捻军在各地龙腾虎跃，曾国藩的人马则萎靡不振，焦虑愁苦。
尤其是河南反对捻军的民众绅士们，对曾国藩这种消极战略大为不解，气愤难平。他们举例说，当年僧王（僧格林沁）睡觉都不下马，一日急行军数百里，追击捻匪，金戈铁马、刀光血影，好不快活，好不惊艳。可现在曾大帅，就像是被霜打的茄子，自他和捻军开战以来，从他那里就从未传出过任何振奋人心的消息。这样打，恐怕……
这也是慈禧的忧虑，她觉得曾国藩太懦弱了。其实只要她肯回顾，就知道这本来就是曾国藩打仗的风格。曾国藩向来避免短兵相接的战斗，他希望把敌人围死，或者是让敌人来攻，防守永远比进攻的成本低。
曾国藩曾对人说，带兵的第一戒就是：先保存自己，活下来。离开这一戒，其他都是扯淡。
在和捻军交手多次后，曾国藩不无忧虑地说，“我打不了这种仗啊，当初和太平军打，只有在突然遭遇时才偶尔短兵相接，这种场合几年都遇不到一次。可现在和捻军打，只要碰上，处处都是短兵相接，我不擅长这种打架风格！”
所以当慈禧的圣旨斥责他太过迂缓，不如僧格林沁勇猛时，他平静地“反驳”道：“僧格林沁只是表面勇猛，下场如何，大家有目共睹。捻军不同于太平军，我还在琢磨具体的战法，少安勿躁，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他劝人家不要心急，他自己却已心急如焚。驻防和机动部队跟踪追击无法奏效后，他又别出心裁想到自认为很妙的一招：防河。
所谓防河，就是利用自然河道限制捻军的活动区域，这自然河道包括运河和黄河。
1866年3月，曾国藩把指挥部从徐州移至济宁，沿途勘察运河、黄河，根据自然地形划出若干区段，由直隶、河南、山东各省的部队和淮军分段设防。
三个月后，仍毫无效果。刘铭传对他说，捻军现在聚集在河南省沙河、贾鲁河以西以南，咱们应防守沙河和贾鲁河。
理论上，这是个好计策。它可以把捻军阻遏在沙河、贾鲁河以南以西，然后将其逼向河南、湖北交界山区，在这种地区，捻军的骑兵无法发挥威力，政府大军可将其围困歼灭。
他的将军和幕僚们都认为这是绝佳之策，端起桌上的碗就要喝庆功酒。曾国藩却摇头叹息，对人说：“人的运有数，可能我的运气用完了。如果这次再有闪失，我离下台就不远了。而我预感到，这次肯定会有闪失。”
曾国藩会看相，善占卜，但很多时候都会看走眼，占十卦只能准一回。幕僚们认为他一直神经紧绷，是在说胡话，所以不加理会。
曾国藩却认真起来，当将士们都在专心致志、信心十足地防河时，他却在驻地的办公室里踱步，嘴里念念有词道：“要完！要完！”
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在他乌鸦嘴似的“要完”时，真的完了：1866年中秋节的第二天，月光铺满整个贾鲁河上游，赖文光找到了清军设防最薄弱的地方，成功地冲过贾鲁河，奔进了更广阔的天地山东。
赖文光以这次极有质量的军事行动宣告了曾国藩防河之策的失败！
曾国藩听说捻军冲过了贾鲁河，一屁股坐进椅子，神情却出奇的冷静。对于预料到的事，任何人都不会过于激动。有幕僚听到他嗫嚅道：“真完了！
的确真完了！
指责、攻击，甚至是谩骂的弹劾如雪片般飞来，慈禧竟用心险恶地把这些弹劾文件摘抄给曾国藩看。这不是他第一次受到京官们的弹劾，他带领部队刚上战场时，就有京官指控他行事缓慢，难担大任，应该换人。接下来，他的各种计策接二连三地失败，弹劾他的奏折更是不胜枚举。
没有证据表明，这是慈禧的授意，但慈禧的确无时无刻不在让曾国藩知道，有官员对他很不满。曾国藩每次收到别人弹劾他的消息时，都会精力大减一回，减到1866年10月时，他已无精力可减。
他头晕眼花，癣病也意料之中地加重。正所谓“祸不单行”，正当京官们纷纷向他投射抨击之箭时，他弟弟曾国荃又为他雪上加霜。
曾国荃本来在家韬光养晦的，1865年年初，中央政府问他：“你的病应该好了，上班否？”
曾国荃气呼呼地回答：“上不了。”
1866年6月，曾国藩在剿捻前线屡屡失利，突然想到凭一己之力攻陷金陵的曾国荃，继续问他：“病好否？”
回答：“好不了。”
再问：“湖北巡抚做否？”
回答：“等我问下我老哥。”
曾国藩给他的答复充满忧伤：“你老哥我陷入泥潭，无法自拔，已无暇且无资格顾及你，你掂量着来吧。”
曾国荃给老哥回信道：“我愿助你一臂之力。”
接着就给中央政府回了信：“我病好了。”
中国古代官场中有一种病，全凭个人意念就能让它来去如风，我心主宰疾病。
曾国荃到湖北担任巡抚后，老哥曾国藩在战场上表现得越来越蠢。赖文光冲过贾鲁河时，整个帝国都受到震动。因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全在曾国藩身上，有人甚至说，赖文光渡过的不是贾鲁河，而是曾国藩的阴阳河。
曾国荃在湖北也听到这种论调，他也看到很多官员尤其是湖广总督官文阁下，眉开眼笑，连吃得都比平时多了。
曾国荃如一头狂怒的野兽，他无法直接助力老哥，但可以从外围为老哥排忧解难。他的办法是弹劾官文！
官文原本和胡林翼关系不错，在胡林翼的周旋下，官文积极支持湘军。不过胡林翼死后，官文对湘军的态度就逐渐改变。这本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官文是体制内的，从心里就瞧不起体制外的湘军。当初和胡林翼关系好，全因个人友谊，另外就是胡林翼很善于社交，把他捧得很舒服。
曾国荃弹劾官文，说他有四大罪。其实，任何一个人做官多年，都有大罪，说官文有四大罪，显然是低估他了。
曾国荃的脾气明显不如曾国藩，所以弹劾文写得异常粗暴，给人的感觉是，如果不惩治官文，他曾国荃绝不罢休。
在弹劾官文之前，曾国荃得意洋洋地告诉了老哥他即将采取的行动。
曾国藩劝他说：“这件事先放一放。这种官司即使侥幸获胜，众人也会对你虎视眈眈，一定会寻找机会发泄他们的愤怒。虽然官文不可能报复，但其他人会替他向你报复。你老哥我经历这种事太多，看得非常清楚。
“凭你现在的影响去弹劾官文，也是火候未到，想替他报复的人一定会蜂拥而起。如果他在公事上不十分掣肘，何必要使用这种严厉的手段呢？
“我们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也高，朝野上下都将我家视为天下第一家。兄弟啊，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我们兄弟时时都处于危险之中。所以应该专心讲究宽和、谦虚，也许才可以在高位而无危险。”
曾国荃看到这时，挤眼皱眉：“老哥你真是杯弓蛇影，每天都活得心惊胆战，累不累啊。”
接着向下看曾国藩的大道理：“如果你直接向皇上直陈官文的事，那么外人都会怀疑我们兄弟是经过了周密的策划后才这样做的，到那时，我们即使有一百张嘴也无法辩白；而且你这样做，有人就会指责你仰仗过去的功绩，仰仗皇上的器重，仰仗显赫的门第，这样高处招风的景象就显示出来了。
“咱祖父常常教导人说，‘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所以我们应在大功告成后、位高权重时，常常想到退休藏拙，我准备先行引退。你如果还这个时候弹劾官文，我就不能顺利引退了。我希望你平平和和干一二年，等我上岸以后，你再去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
曾国荃叫起来：“什么‘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老哥糊涂了，哪里是岸哪里是塘都搞不清！”
他毫不犹豫地将弹劾奏章递到了北京。
紫禁城轰动了，在这种时候，曾国藩屡战屡败之时，他老弟来这么一手，显然是要转移视线啊！
可正如眼看着水向下流、太阳西沉一样，慈禧没有别的办法。经过短暂协商，最后拿出了处理结果：官文免职，曾国荃为朝廷着想，朝廷很是欣慰。
曾国藩得知老弟真弹劾官文后，近乎失去理智地骂起来：“老九蠢材，糊涂啊！”
曾国荃却不以为然，他指出，官文这老贼在武昌，其实就是中央政府对咱们湘系集团的不信任，要他来监视咱们。而且我指控他的罪状全是实情，有何不可？
曾国藩又骂起来：“蠢材，你鲁莽啊！”
鲁莽，就要付出代价。中央政府的反击仍是老一套：京官们继续弹劾曾国藩，不但认为他难担大任，而且觉得曾氏兄弟开始以权谋私，搞政治斗争。
月光之下，曾国藩长吁短叹，借着微弱的灯光，他看到自己两臂、两腿、腰脊都瘦了一半，腿部膝盖以下的肉像被抽走了一样。他对幕僚们说，这官啊，我是无论如何都做不下去了。
幕僚们安慰他说，谁还没个低谷期，曾公您当初还想过自杀呢，不是挺过来了。
曾国藩脸色极度难看，最近这几天，他一直睡不好，绵绵无尽的失眠和充满恐惧的黑夜让他痛不欲生。他常常睁着眼睛做恶梦，看到一群人冲进房间，把他大卸八块，扔进锅里煮。
在多日失眠和神经焦虑后，曾国藩做出人生中最重大的决定：求退保全。
他向中央政府递交辞职信，声称得了很严重的神经性疾病，需要休息。他本以为会得到几句安慰，让他痛苦的是，他得到的却是慈禧摘抄来的京官弹劾他的奏疏。
曾国藩流下冰凉的泪水，咬定主意，定要辞职。他希望中央政府能让李鸿章接替他，中央政府告诉他，“就在任上养病，不要再提辞职的事。况且，你剿捻军一事无成，怎可说走就走？”
曾国藩来了牛脾气，说，“你们若真心实意让我剿捻子，我仍坚持从前的打法，否则，我必须回家养病。”
中央政府说，“你那种打法太古朴，毫无新意，事实也证明它并不实用。”
曾国藩急了，他说，“我剿灭太平天国，用了十余年时间摸索经验，才总结出一套对付他们的方法。现在剿捻才一年，我是个慢性子，应该给我时间。我用四镇布防、机动部队跟踪追击，后又防守运河，这是以线控制面，压缩和限制捻子流动作战的范围，这叫‘以静制动’，方向是对的。捻子渡过贾鲁河只是具体地段上防守不力，并非是防河之策本身有错误。才一出错，就有些人吠影吠声，捻子没有把我搞伤，这些弹劾文件却把我搞得头晕脑涨。我实在压力太大，健康吃紧，真是力不从心了。”
中央政府见他去意已绝，只好同意了他的请求。慈禧问他：“你辞的什么职？”
曾国藩猛然想起，自己有两个职务，一是剿捻总司令，一是两江总督。
这时才想起来，恰好证明他对仕途已心灰意冷，他要写信给慈禧，“我全都辞了，无官一身轻，回家多活几年。”
李鸿章得知此事后，立即写信提醒老师：“奏章的语气不可太坚决，这样除了让人觉得痕迹太重没别的用处，而且未必马上就能退休，即使退休一二年，其他地方若发生战争，仍免不了被皇上逮个正着，到那时就更加进退两难了。”
曾国藩恍然，经过深思熟虑后，他的辞职信就成了这个样子：“我决定今后不再做官，也不打算回老家享清福，只求在军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高位，不享大名。”
这是绝妙的招数。既可消除心腹们的后顾之忧，又能避免其他同僚的闲言碎语；既不至于让皇上为难，也不至于让自己处在被动之中；既可以保持自己的晚节和清誉，又可让曾家获取体恤皇上的名声。
紫禁城收到他的辞职信时，都觉得这招太毒。慈禧找来几个心腹一商量，觉得曾国藩的两江总督职务不能收回。站在人情角度看，卸磨杀驴不能如此迅速；站在战略角度看，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弟子，如果把曾国藩赶走，那李鸿章还会尽力剿捻吗？
慈禧对曾国藩说：“看来你真不适合剿捻，倒很适合做两江总督。”
在经历了一年多剿捻战争后，曾国藩被弟子李鸿章替代，黯然神伤地回到金陵。
金陵百姓对他倒是很热情，夹道欢迎，锣鼓喧天。曾国藩就在这热闹的迎接仪式中心情灰暗地走进了两江总督府。
有人见他狼狈而回，都安慰他，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曾国藩竟然开起了玩笑：“拼着老命艰苦创业，这不是常人能力所及，但也未可一概期待贤者大包大揽。应当在德行、文学、言语、政事四科之外，另设一科，叫‘绝无良心科’。”
这是黑色幽默，曾国藩是想告诉别人，要成就大事，先得丧尽天良才行。
有人就问他：“你剿捻没有丧尽天良吗？”
曾国藩回答：“没有。在惩治和捻子有来往的百姓上，做得还不够狠。不过，”他格外冷静，格外自信地说道，“我制定的剿捻策略是正确的。”
正如他所说的，两年后，李鸿章正是用他的剿捻策略平定了捻军。
说完这句话，曾国藩又神色黯然：“我原本就不是打仗的材料，能走到今天，时势所逼。”
有人问他：“那您的长项在哪里呢？”
曾国藩沉思了很久，才淡淡地说：“诚！”
“没了？”
“没了。”
中兴幻梦
清晨，几只从北方回来的鸟雀钻进总督府，它们用欢快的叫声吵着曾国藩。曾国藩从噩梦中醒来，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空气里有股野菊花和火药掺杂的味道，嗅起来很不舒服。
他咳嗽了一回，用力抖动躯体，把癣皮抖落，然后走出卧室，在办公桌前坐下，开始了新的一天。
自回金陵后，曾国藩无论是精力和头脑，都比剿捻时好了很多。他对幕僚们说：“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有节点。我的节点就是剿捻失败后，节点的内容是，弃武归文。”
幕僚们说：“曾公本就是设计师，而非战略家，能回到‘文’上实是我大清之福。”
曾国藩感受凄凉。他说：“年轻时在京城做官，一心想的是能掌控时局，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让我大清再振生机，重新恢复康乾时代的太平盛世。”
幕僚们说：“那您可就是我大清朝的张居正啦。”
曾国藩叹息说：“后来发现这是胡思乱想，因为我根本就没机会没能力掌控权力。”
“此路不通，哈哈。”有幕僚见话题沉重，幽了一默。
曾国藩瞪了他一眼，这一分神，使他忘了说到哪里，客厅里一片沉寂。
“东方不亮西方亮，有大志者，不愁没出路。”有幕僚提醒曾国藩。
“哦，对！”曾国藩想起了下面的话题，“如果没有太平天国造反，哪里能有我的今天？你们知道吗，当初我编练湘军，常常想的就是，只要镇压了太平天国，‘中兴’的日子就来啦。”
“可惜又冒出了捻军。”
曾国藩长叹，开起了自己的玩笑：“是啊，一年前我就想，只要镇压了捻军，‘中兴’的日子就来啊，想不到我是个笨蛋，毫无成果。”
幕僚们都说：“曾公，话不能这么说。据各种战报，李鸿章镇压捻军所用的套路也是您定下的基调。”
曾国藩会心地一笑：“不是我托大，我向来做事求稳，凡事都经过深思熟虑，那套对付捻军的办法，只要假以时日，必生效果。”
“是！是！是！”
“我说到哪里了？”
幕僚们异口同声：“中兴。”
“哦，对！”曾国藩停顿了一下，“我原本以为只要没了战争，就等于站在‘中兴’门外，想不到……”
他所谓的“想不到”，其实早有血淋淋的现实摆在有忧患意识的人眼前，他只是不忍看得那么透罢了。
大清帝国当时已如百余年的茅草屋，四面透风，摇摇欲坠。帝国内部，太平天国虽然被镇压，但各地起义仍接连不断，敲打着大清帝国的神经，紫禁城中，慈禧以中下之智、上上之欲统治着这个帝国，她只能让它变得更坏。帝国外部，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就不停地搜刮它的财富。曾国藩在剿捻时路过各地看到村庄乃至城市的破败时，悲痛欲绝，这哪里还是个帝国，简直就是败絮。
在曾国藩看来，外部的敌人永远不是问题，于是他轻描淡写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乐观地认为，只要学了西方的武器改练军队，同时自己也制造洋枪洋炮这些近代武器，就能抵御地方列强的攻击。在此基础上，再深入钻研和了解西方技术，假以时日，完全可以打败那群鬼子。
他看不到西方的成功是因为制度，而非武器。这种天真之想，让他第一个在中国创建了西方武器制造厂，也是他，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
在他的鼓吹下，当时中国很多人都把眼睛瞄向西方，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历经二十余年，结果在和日本的甲午战争中暴露了它的毫无效果。
其实，“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个伪命题。“师夷长技”的目的是“制夷”，而不是让自己绝对强大起来，一旦夷狄没了，那些“长技”必被取消。满洲人入关后，拒绝使用火器就是明证。满洲的统治者似乎很精明，他们认为一旦火器普及会动摇其统治，但如你所知，这是小农思维。当他们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时，才发现了自己的差距，但悔之晚矣。
曾国藩觉得，最大的危险往往来自内部。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攘外必先安内，内部不稳，是绝对的不稳。至于外部，不过是肘腋之患。对于如何处理内部，曾国藩毫无信心。本来，他认为吏治清明是重点，可正是他本人一直在破坏吏治。
担任两江总督后，曾国藩在其辖区内把他认为的贪官污吏统统撤掉，换上自己认定的好官吏。但这些人到任后并未给曾国藩增光，相反，他们变本加厉，比从前的官员还要贪腐。
曾国藩极为痛苦，却束手无策，原因无他，主要是这些官吏不是他的亲信，就是他亲信的亲信；不是他亲手所保举，就是他保举的人所保举。所以他明知问题很大，非整顿不可，却无法下手，只能装聋作哑。
那个后来在“洋务运动”中成为标志性人物的丁日昌，在江苏常州做官时，打着洋务运动的旗号横征暴敛，贪污腐化。有幕僚提醒曾国藩，若想整顿江苏吏治，必须首先从丁日昌开刀。
曾国藩长叹一声说：“丁日昌横征暴敛，是在给李鸿章提供剿捻军费，即使再坏也不能去掉。”
幕僚也长叹一声说：“那就只能让吏治继续败坏下去了。”
吏治腐败，让曾国藩渐渐失去“中兴”的信心，“中兴”的口头禅也慢慢从他嘴里消失不见。一次，某个幕僚对他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只不过现在皇帝的威权很重，割据风气还未形成，除非中央政府首先烂掉，否则不会出现国家土崩瓦解的局面。”
曾国藩不无忧虑地说：“中央政府好像正在烂掉。”
幕僚道：“祸患必是中央政府先垮台，而后天下无主，各自为政，这种情况的发生不会超出五十年。”
曾国藩不禁皱眉：“能否南迁？”
幕僚斩钉截铁：“不可能！”
曾国藩很不服气，和幕僚大起争辩。幕僚最后甩给他一句话：“国初杀戮太重，满汉仇恨深刻，一成死灰，永不可能复燃，即令复燃，也不会长久。您就睁眼瞧着吧。”
曾国藩闭上了眼。最近，他的眼睛一直酸胀，看东西异常模糊。他知道这是病，但他不知道该从哪里治起。
就像是吏治，就像是他的癣病，还有他日益加重的肺病。
不是病入膏肓，而是命中注定，这种病会带走一个人，乃至一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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