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曾国藩：又笨又慢平天下 > 第六章 东山再起
和咸丰摊牌
1857年阴历二月中旬，曾国藩得到老爹去世的消息，他和属下们开了个简短的会。会议结束后，他长出一口气说：“我走了，你们好自为之。”
李续宾和杨载福正在九江前线，闻听曾国藩的老爹去世后，连忙派人来慰问。胡林翼也从湖北来信，要曾国藩节哀。
曾国藩给三人回信说：“几年前，为我母亲守丧半途而废，如今轮到我爹，非有始有终不可。我现在就是军国的赘疣，家庭的罪人。恨不得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回湖南老家，抚棺一痛、一哭。”
这是曾国藩真情实感的流露，而这真情实感却不精纯，还有另外的元素。胡林翼隐约猜测出，曾国藩对中央政府的举措心怀抱怨。他去信分寸极好地安慰曾国藩，天理自在人心，看将来勿计较现在。
曾国藩如果不是有涵养，非抽胡林翼几个嘴巴不可。胡林翼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从贵州一个芝麻小官短短两年内升到湖北巡抚，好不快活。而他曾国藩实不符名，建立赫赫功勋后如今还是个兵部侍郎，他胡林翼没有如此经历，怎知当事人的苦闷？！
他没有时间和胡林翼计较，因为他正向咸丰皇帝请假。循例，政府官员的父母去世，该官员必须按儒家传统回老家守孝，是为丁忧。而军中大员的父母去世后，应先行奏请开缺守制，得到中央政府批准后才可回籍奔丧。因为军情干系很大，中央政府要找到得力人选才能让请假的人走。
曾国藩的请假条写得很有水准，先是用“父亲去世，我要回家守孝”一句话带过，马上就谈到正题：湘军水师统帅应由杨载福担任，陆军统帅应由李续宾担任，军饷方面应由胡林翼和江西巡抚文俊共同筹办。杨、李二人在军，我曾国藩就可有可无。
这就是拿别人的钱财收买人心，这封信倘若要湘军将士们看到，岂不要鼻涕和眼泪齐飞？我们慈悲的曾大人老爹都死了，竟然还想着我们军饷的事。这和圣人有什么区别？
收买人心之后，曾国藩开始关注国事：“我走后，可由西安将军福兴与江西巡抚文俊代替我。倘若皇上能同意这两条，臣感激涕零。”
文俊没少给他添乱，福兴也是八旗勋贵，打心眼里瞧不起曾国藩。曾国藩难道真的通过儒家修行达到了大公无私、以德报怨的境界？
这当然是扯淡，认真分析就会发现文俊和福兴有共同的特点，这个共同点才是曾国藩推荐他们的原因：二人都是酒囊饭袋。
曾国藩不可能把湘军拱手送人，但在此情况下又不得不交出兵权，于是他想到了这个绝妙主意。事实上，他多虑了。这几年来，他的政治教育和湘军将士共同出生入死，双方早已建下深厚友谊，没有人能从他手中夺走湘军。
令人惊异的是，曾国藩发出这封奏折后的第五天，根本未等中央政府的批准，就带着老弟曾国华华丽丽地离开江西，飞奔老家。
这是严重违纪。咸丰如果较真，能让曾国藩把牢底坐穿。所以当曾国藩的奏折才到北京，江西政府“曾国藩已走”的消息接踵而至，咸丰七窍生烟。他狂呼乱叫，说曾国藩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不知龙颜大怒为何物，他说要严惩曾国藩，以儆效尤。
咸丰虽然这样气急败坏，却没有立即付诸行动。道理很简单，曾国藩可不是任他宰割的一块肉，曾国藩现在是大清的顶梁柱，拆了这根柱子，就等于拆了大清这座破败不堪的房屋。
咸丰的“优柔寡断”传递出的信号，立即被胡林翼和骆秉章参透。二人联合上疏，为曾国藩求情。他们的求情书写得很潦草，根本就没用心。因为他们明白，咸丰只是想找个台阶，在这种时刻，你就是写给他一首艳词，他都不会介意。
接到胡林翼和骆秉章的信后，咸丰把它交给大臣们看，威严地说道：“国家法度不容侵犯，念曾国藩是初犯，又有湖南、湖北两位巡抚替他声泪俱下地求情，我就赦免他，准他三个月假，期满后仍回江西工作。”
圣旨飞一般的抵达曾国藩的老家，曾国藩带领全家望阙叩头。他称自己数载从军，过多功少，皇上竟然还如此照顾我，我只有殚精竭虑，报效皇上，要我的子子孙孙永不忘记皇上的大恩。
这是番客套话，曾国藩所以不等咸丰批准就朝家跑，很大程度是对咸丰的不满。所以他说完这段话后，连忙跑进内室做反省的功夫，他要把这“不诚”祛除。
在家守丧两个多月后，眼看假期将满，曾国藩出其不意地向咸丰再请假，声称要在家守三年之丧。这是儒门家风，连皇帝老儿都不可更改。可问题是，当时有三年守丧的规定，也有夺情的先例。所谓夺情，就是不让你守三年之丧，赶紧出来工作，这就是移孝作忠。
咸丰下圣旨给曾国藩，咱们可是说好的，就给你三个月假期，你不能出尔反尔，眼下长毛贼还没有被剿灭，国家正是用你这种人才之际，你怎么可以退缩不前？
曾国藩接了这道圣旨，先是昏昏然，接着就是飘飘然。啊呀，看来皇上还是需要我的，你看他言辞中那种“离开我就活不下去”的架势，既然我是你的宝，那我就要跟你讨价还价了。
曾国藩纯粹是出于委屈和冲动，向咸丰皇帝摊了牌。当然，儒家很讲究含蓄保守，所以他不能一上来就谈条件。而且即使是谈条件也不能明码标价，他要循序渐进，旁敲侧击地开始。
1857年六月初，曾国藩向咸丰上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道《沥陈办事艰难仍肯终制折》，在这道奏折中，他淋漓尽致地说了不愿回江西军营，要求在老家守孝的真正原因，共有三点：
一是手无军权。他说自己率领的湘军属于临时招募的官勇，不是国家正规军，所以虽能征善战，而有功人员却不能像国家正规军一样补授实缺。他本人简直丢脸丢到家了，即使是补授小缺这样的芝麻小事，他也必须向当地巡抚求情，久而久之，很难取信部下、鼓舞士气。
二是手无政权。他不无痛苦地说，他以兵部侍郎职务带兵，在地方上处于虚悬客位，既无政权、财权，又没有赏罚之权，所以处处掣肘，时时碰壁，碰得我常常鼻青脸肿，我的皮肤病和眼病就是被碰得心情压抑而得的。兵饷没有保障，常常受到断饷的要挟。
三是没有钦差大臣的头衔。曾国藩悲痛万分地说，我是以团练大臣招募士兵，只奉有出湖南省作战的圣谕，并没有钦差赴某省办理军务的正式命令，更没有正式印信。所以处处受到地方督抚的歧视、刁难与排挤，有人甚至故意借此奚落，让我窘迫难堪到极点。
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曾国藩在信的最后直接地阐述中心思想：领导湘军的人必须要有军权、政权和钦差大臣的头衔，否则很难击败长毛。而我是个三无人员，所以我回江西前线毫无意义，请皇上还是让我在老家守孝吧。
这意思已再明显不过，要想让我曾国藩出山，必须给我权力。
后来很多学者们都说，曾国藩这次上疏太不明智，险些葬送了自己的后半生。但换个角度想，曾国藩这次的上疏正是最明智之举，而为何明智，连当时的他自己都无法知道。他争的那些权力，表面看是为自己，实际上是在为湘军争。这就是后来湘军上下能死心塌地跟随他，将他奉为神明的原因。做领导的，什么领导力、执行力、吸引力都不重要，最关键的就是为属下们争利。做到这点，人心就尽在掌握。
咸丰和他的狗头谋臣们显然没有注意到这点，而是一眼看到曾国藩在为自己争名夺利。咸丰气冲斗牛，对谋臣们说：“曾国藩这是想让我违背祖训，授予一个汉人兵权啊。他是不想活了？！”
从未有人探到消息说曾国藩不想活了，不过从其奏折的内容来看，他似乎有这方面的要求。
有人马上跳出来自作聪明道：“曾国藩这种要求只能水中捞月，因为咱们已有无数个曾国藩！”
咸丰狐疑起来，马上有人站出来解释：“胡林翼占有武昌，居高屋建瓴之势，水陆师已直捣九江。长江下游方面，政府军已在进攻镇江，打得是有声有色。长江上下游都是我们的天下，又听说长毛内乱，势力大衰，攻克南京，指日可待，还用他曾国藩干什么？！”
咸丰大喜：“来呀，传旨，皇恩浩荡，曾国藩在家守他的三年之孝吧。”咸丰几乎乐不可支，说，“另外，再传圣旨，让曾国藩那两个手下李续宾和杨载福都去当提督，气死曾国藩。”
曾国藩闻听咸丰允准了他的请假，果然气得呆若木鸡。经过几天的调理，他才从极度愤懑中清醒过来。清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脱胎换骨！
重塑金身
曾国藩在那心情水深火热的几天里，得出这样高明的结论：我到处碰壁，非是心外壁垒森严，而是我内心不够强大。也就是说，沦落到这步田地，根本原因就在自我修养方面有无限弱点，这些弱点才是让我被人抛弃的主因。
那么，都有哪些弱点呢？
曾国藩总结为两条。第一条，缺少“谦”的美德。早在京城时，曾国藩就用理学修心法抑制过自己的傲慢。然而徒劳无益，傲慢就在他骨子里，自他开始办团练开始，这种心态在轻视他的人的催化下，再度萌发。曾国藩虽然是中下之资，却非常自负，认为自己本领奇绝。奇绝在哪里呢？他自称能伸能屈，可行可藏，常常见到别人家不是，而见不到自己不是。
他说，我曾绝望过两次，自杀了两次，活过来后，立即就精神百倍，这就是能屈能伸。我初办团练，有人讥讽我，用各种方法对付我，我忍辱负重，终于办成天下第一军——湘军，这也是能屈能伸。他又说，我先是攻克武昌，皇上没有赏我，我也没有抱怨（扯淡）；我的军队后来收复武昌，皇上也没有赏我，我更无抱怨（更扯）；现在，我被皇上扔在家里，我平静如水（太扯了），这就是可行可藏。
可行可藏是儒家鼻祖“无可无不可”的延伸，孔子曾说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孔子可真够伶俐的，你用我我就出山，不用我我就藏起来。千万豪杰抛头颅洒热血创造了太平盛世（有道）这个平台后，我出来推行我的主张，天下一乱，大事不妙，赶紧躲起来。
曾国藩恐怕不是这样的人，他心怀天下，似乎还做不到“可行可藏”。但是，经过反思后，他意识到，人不可能永远走上坡路，有上坡必有下坡，这是朴素辩证法。所以上坡时不可傲慢自大，下坡时也不能低迷消沉。归根结底，人必须要有颗平常心，尤其是不能傲慢。曾国藩说，从今以后，我要大变身，常见得自己不是，常见得别人的优点。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
第二条，必须要圆滑。曾国藩终于觉察到一点，自己所经之地的官员处处和他作对，是因为他不懂官场。他性子太直，又不肯和不喜欢的人应酬交际，不合群是官场大忌。中国官场是个奇特的所在，在这个场子里，所有人都必须把真正的我隐藏，绝不可以致良知，谁致谁死。所有人必须知行不一，人格分裂，否则只能是死无葬身之地。
北宋末期，有人找宰相蔡京要个好官职。蔡京知道这人人品不错，就没有给他。有人问蔡京，为何不给他官。蔡京说了令人咂舌的官场名言：既要做好人，又要做高官，世上没有这回事！
曾国藩始终在官场保持刚方之气，以为天地正气能胜万邪，最终，他失败了。无论是湖南的芝麻小官，还是湖南大佬骆秉章、江西巡抚陈启迈或是文俊，对他曾国藩都是有冷没热。原因就在于，曾国藩不能融入他们的官场圈子，不能融入的原因就是，他还有良知，依然傻乎乎地知行合一。所谓知行合一，非是单纯的知与行的统一。它对人最大的要求是人格不应该分裂，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而中国官场恰恰要的就是这种人格的分裂。
曾国藩重出江湖的不多几年后，对人无限感慨地说：“我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棘。后来改弦易辙，稍觉相安。”也就是说，曾国藩比从前更会做官了。只要会做官，官官相护之下，仕途就不言而喻地一马平川，想要做的事就顺当多了。
当人们赞叹蝴蝶破茧而出、凤凰涅槃、雄鹰砸啄时，有谁能真正理解蝴蝶、凤凰和雄鹰的苦楚？
重生之后是光辉，但重生的过程却痛不欲生。
曾国藩的重生过程也是如此，当人们真正要脱胎换骨时，会对自己从前的愚蠢极度愧悔，这愧悔的心理过程就是折磨人的利器。
每当曾国藩要从往事的愧悔中拔身而出时又产生了新的烦恼，这烦恼如邪恶之火，的确燃烧了从前，但也点燃了现在。
这种自我反省的过程虽然痛苦，但却宁静，不受外界的干扰。我想如何反省就如何反省，不必看别人的脸色。但有件事就不这样容易了，这就是当时舆论对曾国藩的严厉苛责！
大众舆论一致认为，曾国藩常夸口自己深谙传统道德三昧，忠君言辞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可为什么在奔丧之后却向皇帝伸手要权，权未到手就在家哭得死去活来？这是典型的伪道学！
曾国藩的敌人不必说，当然要抓住这个机会攻击他，纵然是他的朋友也来信语言婉转，认为他这次很失态，没了仪态。敌人、朋友的责难，曾国藩能承受，让他如剜心之痛的是左宗棠对他毫无保留的攻击。
左宗棠在当时南方名动天下。他要推举谁，谁马上就飞黄腾达；他若贬损谁，谁立即就一落千丈。左宗棠的嘴不是嘴，而是道德审判机。现在，他把这台机器对准了曾国藩。
他先从曾国藩不等朝命就回老家奔丧说起：“老兄你领兵打仗的本事哦，我想恭维却找不到案例。你原本就犯了很多错误，丧失了许多机会。只是中央政府念你忠心耿耿，不予计较。不过你这次不等中央政府同意就披星戴月往家赶，你的忠心可就没那么纯了。你是否听我的劝告重新出山，我不敢说；你重新出山，凭你那点能力，对国家大局是否有帮助，我也不敢说。但是你不等中央命令就回家奔丧，真是无礼无义，我必须敢于教训你几句。”
铺陈了这样一番宏大开场白后，左宗棠直奔曾国藩的人生观：“你经常摆出一副道学家面孔，四处吹嘘自己‘以诚为本’，可你这次却打着给老爹上坟的旗号，行向皇帝要权的实。我看你的良知彻底坏掉了，你平时自诩光明正大，我看这要么是你在说笑话，要么就是……不必说了吧，你用事实证明了这是个反语啊！”
曾国藩看信后，除了七窍生烟外别无他法。对付左宗棠这种嘴损到家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搭理他。曾国藩只字未回。左宗棠等了许多天回信，发现没有回信。他竟然气冲斗牛，对人说：“曾国藩这人才短气狭，绝不是平贼之人。”意思是，曾国藩狗屁不是，心眼还这么小，根本就不是带兵打仗的料。
这可真够有意思的，更有意思的是，他在湖南到处说，结果长江两岸都知道曾国藩狗屁不是、心眼特别小，更知道曾国藩“以诚为本”的人生观根本是个笑话。
幸好曾国藩心眼远没有左宗棠判断的那样小，不然早跳河一百次了。对昨日种种之非的愧悔和舆论的攻击，让曾国藩渐渐失去平常心，在老家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犹如魔鬼附体，稍不如意就和弟弟，甚至是弟媳大吵特吵。从其家经过的人常常听到一副破锣嗓子，震天响。
曾国藩有这样失心疯的表现，还有一个更重大的原因，那就是他对当时形势痴心妄想的判断。他离开江西时，太平军和湘军正在打破脑袋争夺江西九江、吉安、瑞州等军事重镇，双方相持不下。但1857年七月，石达开在南京城发现处处受到洪秀全的猜忌和抵制，一怒之下带领二十万精锐出走。江西太平军顿时兵力锐减，湘军在江西全线反攻。曾国藩被这一乱象所震惊，他认为不出一年，太平军就会被彻底镇压。战争一结束，他立功扬名、光宗耀祖的大好时机就灰飞烟灭。这比出师未捷身先死还要痛苦一万倍。
他不无痛苦地和弟弟曾国荃说：“人生都是命，半点不由人啊。”悲叹完他的世界观，就跑到庭院里大吵大闹，曾家短暂的宁静后，重温鸡飞狗跳。
曾国藩不明白，他不是预言大师，他的出山是命中注定，没有注定的只是时间问题。
出山进行曲
西安将军福兴在1857年春向中央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他愤愤不平地说：“我敢确信，在这个世上，除了曾国藩外，没人能指挥得了湘军。这是一支无纪律、且目无尊长（除了曾国藩）的军队，完全不可用。”
福兴这人饭桶一个，平时判断芝麻蒜皮的小事都能走眼，但这份报告却一语中的。在当时的世上，除了曾国藩外，确实没有第二人可以指挥湘军。福兴这份报告是在去视察湘军瑞州军营后写就的，据他说，他本来是以主人翁的身份去瑞州军营。想不到那些湘军土鳖将领把他当成视察官，对他百般恭敬，繁文缛节样样没有落下。这意思已很明显：你不是我们的主人，从哪来回哪去吧。
湘军不能被曾国藩之外的人指挥，连胡林翼都印象深刻。咸丰把福兴的抱怨说给胡林翼听，要他想办法整顿湘军，胡林翼直言不讳地对咸丰说：“这些人只认曾国藩，没有曾国藩的许可，他们连我都不认。”
咸丰暴跳如雷，要下旨强行解散湘军，但想一想就打消了主意，因为现在，他们还有用。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很快，他睁的那只眼也闭上了。
在江西的湘军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派系林立。这里既有曾国藩纯湘系的湘军李元度、刘腾鹤等部，也有和曾国藩闹过矛盾的王錱部，还有被曾国藩见死不救过的江忠源系统的楚军刘长佑等部。这些统兵将领，派系不同，互不统属，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他们不但和长毛打，有时候也和政府正规军打，甚至有时候自己也打。江西官员们屡屡向咸丰请求援助，咸丰唯一的援助就是，闭上另外一只眼。
咸丰双眼都闭上后，江西前线又发生不小的转折，1857年七月，曾国藩的一员爱将在攻打瑞州时阵亡，下月，王錱死于军营，之前被胡林翼邀请出山的曾国荃也在全军后退。江西形势的变化引起了北京方面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
一个叫李鹤年的兵部言官上奏咸丰，请命曾国藩出山。咸丰语重心长地对这位言官说：“曾国藩正在守孝，要他出山就必须夺情，夺情历来是不得已之举，江西方面现有杨载福统带，不必曾国藩前往。曾国藩非要移孝作忠，湖南土匪也很多，就在湖南建功立业吧。”
咸丰特意让人把这道奏折和他的批示抄给曾国藩看，曾国藩哑然失笑。如果按照咸丰的意思，他曾国藩真要出山必须从头开始。而咸丰要人把这道奏折给他看，大概是怀疑他主使李鹤年上奏的。
他蕴积着一股不满，向咸丰皇帝解释说：“皇上您这是听了哪个混账的话，竟然说湖南还有土匪。湖南全境连个匪毛都没有，无‘贼’可剿。我本是无才之人，所处又不是可以有所为之地。您英明神武，使臣以礼，因时制宜，我不禁感动痛哭。皇上要我在湖南剿匪，我本该提刀上马，奔向战场，但守孝在家，出去了恐怕会被世人骂死。现在只希望各路军事日有起色，我在老家也就稍安了。”
“使臣以礼，因时制宜”八个字一针见血，戳穿了咸丰的把戏。咸丰见被曾国藩揭了短，急忙遮掩，下圣旨给曾国藩：“大臣出处以国事为重，忠就是孝，你说的世人骂死你，太过于拘执。暂时就这样吧。”
“暂时就这样”的意思是，曾国藩仍要在家守丧。
胡林翼很焦急。
1857年十月，他上奏咸丰说：“目前的战局乐观也不乐观，长毛方面虽然内斗消耗了力量，但我们这边也好不到哪里去，各路统帅各自为政，号令不一，心力不齐，必有危险。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等将领严厉刚烈，落落寡合，不是一般人所能调遣的。仅以这三人为例，就可知为何只有曾国藩能领导湘军，因为湘军是曾国藩一手所创，这三人也是曾国藩‘识拔于风尘之中’，自湘军东杀西讨以来，他们都是曾国藩的属下兼密友。如果曾国藩不回来，那湘军可能会分裂；如果曾国藩回来，统一政令，就能趁现在长毛的衰弱，直捣南京，消灭敌人，太平盛世必还魂归来。”
胡林翼非比寻常，他是湘军二号人物，又是重要战场湖北的一把手，咸丰对他不能像对待李鹤年那样随意。
他极“重视”地给胡林翼回复说：“我恨不得明天早上醒来就看到天下太平。但曾国藩离开战场已很久，对现在的战场情况和计划是否有把握，我不得而知。如果真让其出山，他从湖南走到江西，耗费时日太多，恐于军心非好事也。你胡林翼我是知道的，我看曾国藩能做的事，你能做；你能做到的事，曾国藩就未必。”
胡林翼接到圣旨后大发感慨：我举荐曾国藩，皇上却把这帽子扣给我，曾公知道了，该怎么想。
曾国藩的负面情绪只是针对家人，绝不针对外人。当胡林翼把他自己的奏折和咸丰的批示抄给曾国藩时，曾国藩只是对胡林翼说，以后千万别推荐我了。我不出山在家修心也是好事，我若出山，那说明战局已坏，咱们做臣子的当然希望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这是扯淡！
曾国藩一直密切关注前方战事的变化和北京方面的部署，从种种细微处观察自己重出江湖的机会。1858年四月，几乎是一个晴天霹雳传来：湘军攻克了九江城，江西全境除了吉安外全部光复。曾国藩捶胸顿足，在院子中绕柱狂走。他悲叹道：之前预测的事果然发生了，我此生休矣。
如果这句话让洪秀全听到，也会瞠目结舌。洪秀全可是语无伦次、装神弄鬼的高手，但在曾国藩这句大预言面前，他那些神魔附体的神迹简直如同儿戏。
曾国藩悲叹自己的人生后，又和院子里的家人吵了一架。累得半死回到书桌前，给正在前线打仗的曾国荃写了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吾为其始，弟善其终。意思是，我种下了种子，希望你能捡到点胜利果实。
这似乎有点太矫情，连上天都看不过去了。所以1858年年初，石达开率领20万太平天国最精锐的兵团从江西东部进入浙江，旋即兵临衢州。浙江一直是满清帝国的财赋重地，也是长江下游清军筹饷的主要基地。而衢州则是浙江的大门，石达开虽未攻下衢州，却出奇兵百里奔袭，轻取浙江军事重镇处州。
处州在衢州东南，与衢州、金华互为掎角。石达开一克处州，旋即兵锋指向金华，并快速攻陷了金华的武义、永康。石达开的另一支机动兵团又攻克常山、开化，如此一来，安徽、江西、浙江三省交通的枢纽被石达开扼住，浙江首府杭州岌岌可危。
浙江震动，江南震动，整个中国震动，咸丰的嘴角开始抽动。
他慌忙下令胡林翼从湖北支援浙江，胡林翼拿出半死不活的模样说：“安徽、湖北军情异常紧张，我是无兵可调啊。”他在胡说八道，这样说的目的就是逼咸丰让曾国藩出山。
咸丰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走这一步。他又下命令给围困南京的江南大营总指挥和春，要他去对付石达开。和春和石达开打过多次交道，都被石达开搞得晕头转向，所以立即魂不附体，马上就生了病，无法领兵出战。
咸丰刚要向南方的诸位将领下命令，突然南方诸将领都生了病。咸丰的思路弹尽粮绝，忽然又想到刚被他提为浙江巡抚的李续宾，有人旁敲侧击地对他说：“李续宾和曾国藩是穿一条裤子的！”
岂止是李续宾和曾国藩，连湖南巡抚骆秉章都抢着要和曾国藩穿一条裤子。当石达开兵团进入浙江并攻城略地时，骆秉章叫起来：“曾公可以出山啦。”
他紧急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都是他的心腹和湖南省高官，其中就有左宗棠。左宗棠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很谈得来，曾国荃婉言相劝左宗棠：“冤家宜解不宜结，你和我老哥都是国家栋梁之才，纵然不合作，也不能成为仇人。”左宗棠正为当初讥讽曾国藩而受良心谴责，于是顺水推舟，坚决支持曾国藩出山。
骆秉章一得到左宗棠的支持，立即美滋滋地派人去曾国藩老家，告诉曾国藩，我要举荐你，整个湖南官场，尤其是左宗棠都支持我的决定。
曾国藩把头摇得似拨浪鼓，说：“万万不可，皇上现在对我很大意见，你们这是引他的火上我的身。”来人要曾国藩把心放在腔子里，因为这回必能成功。
曾国藩勉为其难地同意，骆秉章于是上奏咸丰说，石达开狡猾、凶悍，既已入浙，必会引带东南不稳，为今之计，只有起用曾国藩统帅江西湘军，才有可能收到追击石达开取胜的结果。
咸丰悲愤不已，想不到他堂堂大清，文武百官数以万计，竟然找不出一个人可以顶替曾国藩！他真是被逼无奈，几乎是肝肠寸断地发布了起用曾国藩的圣旨。
但他心里仍有个结，就是对曾国藩当初不等他命令就奔跑回家的愤恨。所以这道圣旨的用词很耐人琢磨：
东南大局攸关，必须声威素著之大员，督率各军，方能措置裕如。曾国藩开缺回籍，计将服阕。现在江西抚、建均经克服，止剩吉安一府，有曾国荃等兵勇，足敷剿办。前段时间已命令几员猛将驰援浙江。这几人都是曾国藩旧部，所带士兵，得曾国藩调遣，可期得力。本日已明降谕旨，令曾国藩驰驿前往浙江，办理军务。着骆秉章即传旨令该侍郎迅赴江西，驰赴援浙境……该侍郎曾守孝半路出来过，所以这次也应该不辞辛苦出山。何日启程？
这道圣旨里，把曾国藩的巨大作用轻描淡写，而且还带着点讽刺：你守孝期间出来做官已不是第一次，所以就别惺惺作态，赶紧出山吧。
曾国藩一收到这道圣旨，热泪盈眶，跑到院子里大喊大叫，他的兄弟和弟媳早已枕戈待旦，从门里冲出来准备吵架。很遗憾，他们想错了，曾国藩没有吵架的意思，而是跪倒在地，面向北方，磕头如捣蒜，嘴里絮叨着：“皇上英明，伟大，万寿无疆。”
那天晚上，曾家大院出奇地消停，曾国藩如一潭宁静湖水端坐在床上，和他两个弟弟聊天。
他弟弟说：“当初老哥有‘统兵大员非任巡抚方可’的要求，怎么现在又不提了？”
曾国藩缓缓地说：“当初气盛，非中庸之道也。这一年来，我深刻反思得出这样的结论：气盛时是‘有我’，中庸时是‘无我’。‘无我’才是圣人境界。”
“有我”与“无我”的区别很简单：“有我”是为自己谋利益，“无我”是为众生谋福利，为众生谋福利后再为自己谋福利，其实“无我”才是真正的“有我”。
曾国藩接到圣旨后的当天，就挥毫泼墨写了封信。信不是写给咸丰的，而是写给左宗棠。他很清楚一点，此次被起用，左宗棠起的作用非同一般。即使不为感恩，单就日后来看，左宗棠也是他需要仰仗的人之一，所以必须要妥善维护和此人的关系。他在信中告诉左宗棠自己的启程时间、路线，然后说，我这次出山要带什么人、带哪支军队，还请您多多指教。具体细节，我想等到长沙后，咱们再谈，到时请您一定当我的指南针，知无不言。
左宗棠收到信后，积极回应：收到你这封信我真是太高兴了。一年没接到你的信，我以为你彻底和我绝交了，我是又思念，又伤心，但你也知道我性格，我只是负气等待，不愿先认错。但是反思这些年，事务太繁、困难太多，所以接人待物，常常出错。意一发动，就不假思索形之于文字，刚发出去就后悔，但后悔之后仍会犯同类错误。我总以为，真朋友就该知道我的性格，不会怪罪我。这就叫做责人严而责己宽，用你的话说，是我自我修养不够的表现啊。
左宗棠这封信，自我批评诚意十足，曾国藩接到信后至为感动。
写完给左宗棠的信，曾国藩又连写两封，一封给浙江巡抚晏端书，一封给浙江士绅们。他在这两封信中都谦卑地申明，“国藩之来，虽受皇命，实有叨扰之处，请诸位多行方便给国藩，请做国藩的指南针。”
第二天一早，曾国藩打着哈欠吃早餐，吃到半路，突然一拍脑门，大叫着跑进书房，又写了几封信。第一封信写给湖广总督官文，可谓极尽曲心：九江克复，全楚肃清，杨载福、李续宾仰赖您悉心保护栽培，才得此大功。国藩从军数载，毫无成效。此次复出，专辖陆军，精力亏若，深恐不能胜任。请您示我指南针，感激涕零。
第二封信写给江西新任巡抚耆龄，也要求这个能力低下的官员赏赐他指南针。第三封、第四封……无数封信都是写给当时在浙江、江西、湖南等地高级官员的，信中都有一句话：请不吝赐教，做我的指南针！
半个月后，众官员先后接到曾国藩的信，不禁奔走狂呼：从未见曾国藩如此谦虚过，他这葫芦里卖什么药？但满腹狐疑过后，这些官员就都笑起来说：“看来曾国藩懂事了。”
曾国藩的确懂事了，这是他在家中反思得出的深入灵魂的高级结论：自己全无是处，要多向别人请教，纵然得不到真材实料，绝不会吃亏。要让自己以温和的面貌走入官场，融入官场，以后才能吃得开。
在找了无数个指南针后，他满怀激情和自信地上奏中央，除了报告立即启程和沿途军事部署外，又虔敬地向咸丰表示：“我才智浅陋，这几年运气也不好，败多胜少。蒙您怜悯，给我机会。我必肝脑涂地，死而后已。”
咸丰高度赞赏曾国藩的诚意，批示道：“你此次奉命即行，足见你关心大局，忠勇可嘉。好好干吧。”
时值1858年的盛夏，烈日炎炎，路上少人行。而曾国藩却身穿官服、大摇大摆地走在从湖南去往江西的路上，稀少的路人都投来惊羡的目光。
曾国藩就这样意气风发地走了一天。太阳西垂时，他突然怪叫一声，直挺挺向后就倒。随从们慌忙跑过来扶起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个伶俐的看到曾国藩脸色潮红有汗，嘴唇发紫，一切都明白了。
他让人脱下曾国藩的官服，拿来凉水，一顿乱泼。曾国藩这才悠悠醒转。一醒来，看到自己上半身赤裸，不禁恼羞成怒，训斥随从们：“谁大胆剥了我，读书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
随从们只好说：“大人，您中暑了，如果不立刻施救，会有生命危险。”
曾国藩大人有大量，原谅了随从，突然眼睛上翻，哇呀一声：“苦也！”
是够苦的，随从们心里说，这么热的天，您还穿着去年秋天的官服，能不苦吗？
但曾国藩说的苦不是这个，他说：“我忘了一件重要的事！”
随从们见他一脸严肃，惊问何事。
“日记！”曾国藩扯开嗓子喊道：“今年四、五月份的日记，我没有写啊！”
曾国藩写日记，天下人皆知。他的随从们也知道，所以这件在别人那里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在曾国藩这里的确就是比天还大的事。
当晚在一客栈住下，随从们急忙把文房四宝准备好，曾国藩开始补写日记。大人物写日记是很讲究的，曾国藩不可能补写他和弟弟、弟媳们吵架的事，所以1858年四、五月份的日记就成了鸡汤似的心灵感悟。比如“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再比如“矫激近名，扬人之善；有始无终，怠慢简脱”，还比如“威仪有定，字态有定，文气有定”。
写完这些感悟，曾国藩觉得不妥，于是补充道：三月二十二日，作札记立誓；四月二十三日，戒棋立誓；二十六日，窒欲立誓……
1858年六月末，曾国藩来到长沙，遇到难以置信的欢迎，连左宗棠都亲自跑到城外，向曾国藩一个劲地点头微笑。曾国藩心里叹息说，人情这玩意就是镜子，你对它笑，它就还你微笑，你若愁眉不展，那它绝对还你苦瓜脸。
不但和长沙的最高长官们打成一片，他甚至跑到长沙县衙和县太爷们欢快畅谈。整个长沙，甚至整个湖南都知道了，从前的曾国藩已死，现在的曾国藩是个圆通和气的好官僚。也就是说，曾国藩会做官了。
会做官，并不一定就有好运气。曾国藩还有很长很难的路要走。
到处一场空
曾国藩出山的任务是追击石达开，但石达开不是那么好追到的。一年前，石达开离开南京，目标是浙江。遗憾的是，他在浙江门户衢州遭到清军很有能力的守将，于是放弃浙江，转向福建，并沿着福建江西交界线一路向西南行进。
曾国藩在长沙制定的计划是，由江西东部进入浙江。可当他从南昌乘船东下，抵达江西东部河口时，石达开带领主力已从浙江东部打进福建，清政府命曾国藩尾随追击进入福建，石达开主力又盘旋于福建、江西边境。石达开跑得不亦乐乎，曾国藩追得气喘吁吁。
他向咸丰发出哀叹：“我不能再追下去了，否则我这辈子就会追来追去一场空。”咸丰倒很理解曾国藩，下旨说：“你可在建昌府（府治江西南城县）暂时驻扎，等待最佳时机，给石达开致命一击。”
这是大话，也是官话，石达开没那么容易被一击致命。因为此时石达开的斗志明显下降，兵团只是在不停地做战略转移，根本不想打仗，所以曾国藩也就无仗可打。在建昌府的半年时间里，曾国藩只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和湘军的将领们紧密联系，谈天下大势，谈从前谈现在谈未来。每当谈到湘军历史的艰难时，曾国藩都会流下真诚的眼泪。这眼泪毫无悬念地滴到信纸上，被那些湘军将领看到，心中百感交集，暗暗发誓要跟随曾国藩，哪怕走到山穷水尽。
曾国藩在建昌府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眼睁睁看着李续宾的灭亡，此事需大致铺垫介绍。当曾国藩意气风发地被迫和石达开玩捉迷藏时，洪秀全在南京开始了新的大布局。老同志全部不在，再也无人替他分忧解难，他只好从女人堆里爬出来，打着哈欠亲自管理他的天国。
不得不承认，洪秀全是个有能力的人。1858年，他力排众议提拔了年仅21岁的陈玉成和35岁的李秀成为天国的支柱。他把太平军主力毫无保留地交给这二人，绝不疑心。
陈玉成和李秀成虽然年纪不大，却都是老革命。他们用多年的战火洗礼自己，把自己锻造成了英雄人物。二人拿过兵权，出手不凡，仅用了一个月，就击破了围困南京多时的江北大营，南京之围顿解。
清军的江北大营一垮，南京的压力减轻，陈玉成便能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步步紧逼的湘军了。跑在最前面的湘军李续宾兵团自然成为陈玉成第一个要打击的目标。
按之前胡林翼的军事战略，李续宾兵团负责进攻安徽北部，但他不是独立作战，原则上他归清军钦差大臣满人胜保指挥。胜保是个酒囊饭袋，和太平军作战从来就没有赢过。正因为从来没有赢过，所以他特别嫉妒赢过太平军的湘军。
曾国藩敏锐地注意到这点，在给左宗棠的信中，他特意提出：“安徽战事由胜保指挥，李续宾可能会受牵制。我了解李续宾，他不是个受人摆布的人。如果他和胜保之间发生了什么不愉快，恐怕只有胡林翼能够扶助并让他安全。”
不好的事情发生了，胡林翼老母突然病逝，胡林翼要回老家守孝，这个消息对曾国藩而言无疑糟糕透顶。因为胡林翼是湖北巡抚，曾国藩此次出山的湘军军饷全靠胡林翼支撑，他不无痛苦地给胡林翼写信说：“湘军水陆数万人，皆仗胡公以生成，一旦失所依倚，关系甚重。”
胡林翼也大为痛苦地回信道：“我老娘去世，我不能不回啊，呜呜。”
曾国藩拼命地在军营里踱步，事已至此，绝无挽救的余地。没必要在这棵树上活生生吊死，倒不如为胡林翼锦上添花。这个锦上添花就是，为胡林翼老母写了副挽联：武昌居天下上游，看郎君新整乾坤，纵横扫荡三千里；陶母是女中人杰，痛仙驭永辞江汉，感激悲歌百万家。
写了这副对联，曾国藩心情居然大好，给曾国荃写信，附上这副对联，沾沾自喜道：“它能进入前五名吗？”
如果这句话被胡林翼看到，不知作何感想。我才死了老娘，你马上就炫耀你的文才，这他妈的是对待兄弟的态度吗？！
不过，曾国藩的心情大好只是一时，很快就重新为李续宾担忧起来。他不厌其烦地给李续宾写信，要他一定要和水军配合，万不可分兵。分兵则力弱，力弱必败，一败则整个形势将为之牵动。同时还给李续宾的弟弟李续宜写信，敦敦告诫道：“用兵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力，则指将士之精力；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续，人才之继否。”他又说，“悬军深入而无后继，是用兵之大忌。”他还说，“危急之际，尤以全军保全士气为主。孤军无助，粮饷不继，奔走疲惫，都是散乱必败之道。”
李续宜是读书人，但他是个喜欢简单明快的务实的读书人，对曾国藩这些不太落地的话，他虽不反感却也没有认同。曾国藩这段话实际上是告诉那些战场上的军官们：每进攻一个地方，攻城要有攻城的部队；另外一定要有负责打援的部队；要有隔断附近敌人各个据点的联络的部队；还要有一支机动部队。
归结到一点就是，力和势不能穷。
李续宾向来很听曾国藩的话，但此时已由不得他听了。
1858年八月，李秀成兵团突袭合肥，一举成功。咸丰非常担心太平军越过长江流域向北发展，和幽灵般的捻军会合，威胁北京。胜保又多次秘奏咸丰，说李续宾这小子赴援迟缓，贻误军机，良知很不光明。
咸丰闻听大怒，十天之内七次下诏，命李续宾去阻截太平军。李续宾不得不执行命令，由于急行军，所以他只带领8000人，火速赶往合肥方向。开局很美好，所过之处，太平军散兵望风而逃，李续宾如风一样抵达距合肥五十里的三河镇。
三河镇是太平天国的粮饷重地，合肥、南京的粮食都由三河镇供应。由此可知，三河镇若失守，合肥不必说，如同蝴蝶效应，南京也会危险。
洪秀全张皇失措，迅疾下令给陈玉成和李秀成，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三河镇。陈、李二人调动太平天国精锐，火速赶往三河镇。
三河镇战役由此拉开大幕。
从战略角度而言，李续宾的孤军深入含金量很高，正如当年有人建议诸葛亮突袭洛阳一样。诸葛亮没有采纳的原因是，他胆小，怕一旦突袭不成，会立即陷入魏帝国层层包围的绝境中。李续宾孤军深入，表面上不是取合肥、也不是取南京，实际上，打三河镇是牵一发动全身。
遗憾的是，他的兵力太少。从他的驻扎地出发，一路过关斩将，损失了一些人。他又担心会被敌人断了后路，所以每打下一地就留一部分兵力，所以抵达三河镇时，他的兵力已不足五千。
曾国藩急忙去信李续宾，字里行间都是乱麻一样的担忧：“老弟啊，你这不是打仗，是自残。你必须马上回军桐城，以静制动，速速，速速！”
李续宾也知道自己正身处危道，但他不可能速速回师，因为咸丰像个催命鬼一样，不停地让他前进，前进，向着三河镇的炮火前进！
他抵达三河镇时境况也并未完全绝望，在三河镇附近还有两支机动部队，一是驻扎在湖北黄冈的李续宜四千人，另外一支是驻湖北英山的唐训方。二人都是湘军将领，李续宾要找他们帮忙，他们没有不帮的道理。
问题是，胡林翼回家守孝后，湖广总督官文全权代理湖广事务，所以当李续宾的求援信抵达武昌时，一直嫉妒湘军军功的官文大发醋意说：“李续宾用兵如神，”所以呢，“他根本不需援兵。”
一收到官文的信，李续宾拍案而起。众人以为他要大骂官文，然后撤兵。令人惊异的是，他说出的话却是：“官文不给援兵，正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下令，对三河镇发动进攻！”
三河镇是太平天国的粮库，所以防御坚固。李续宾兵团连攻下九座堡垒，仍未动三河镇分毫。就在李续宾发动第二波更震撼人心的攻势时，陈玉成率领太平军精锐抵达三河镇外围，连营数十里，对李续宾形成反包围并痛快地切断了他的后路。
一天后，李秀成也率领太平军精锐抵达，援军数量多达十万人，而李续宾只剩下不到四千！李续宾现在想全身而退已不可能，但又不得不退。
经过认真勘察，李续宾决定向陈玉成的前锋部队的薄弱环节发动进攻来突围。他认为，这个突围点最容易，有人提醒他，陈玉成用兵如神，不可能把弱点暴露得这样赤裸。李续宾说：“陈玉成只是时势推出的‘英雄’，把阵形摆布成这样，是他的能力问题，不必担忧。”
陈玉成能力很高，和李续宾旗鼓相当，所以他前锋部队的弱点是故意暴露出来的。李续宾集合全部兵力在当夜向他梦想的最佳突破点发起进攻。陈玉成前锋部队一触即溃，掉头就跑。
李续宾狂呼乱叫，命令追击。一直追到次日黎明，已经追过了陈玉成的主力大营。李续宾本该随便找个机会逃走的，可他仍然追击。此时突然大雾弥漫，李续宾的湘军冲进大雾，和太平军混战在一起。李续宾突然意识到大事不妙，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已指挥无效。
正在双方混战得难分难解时，李秀成领兵赶到，三河镇的太平军也破门而出，四千多湘军被十万太平军紧紧围困，沙场上炮声震天、血肉横飞，李续宾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血战一天后，双双殉国，四千多湘军士兵只剩下几百人，狼狈逃出。
三河镇之役具有很重大的意义，太平天国方面，敲锣打鼓庆祝这场胜利，理由是他们歼灭了湘军最精锐的陆师；曾国藩痛哭失声，因为李续宾自加入湘军以来，就对他忠心耿耿。当他在湖南老家守孝时，李续宾不停地向他请教问题，这就代表着无论他有无官职在身，李续宾都把他当成唯一的主人。
李续宾的阵亡让曾国藩在建昌府心情沮丧到极点，但曙光是有的，而且很刺眼：经过多年征战，湖南与湖北都成了湘军的可靠后方和粮饷基地。
虽然李续宾没有了，可只要有钱有粮，成千上万的李续宾会破土而出！
李鸿章到来
1858年的最后一个月，曾国藩在建昌府大营接见了一位36岁的安徽人，此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李鸿章。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其父李文安和曾国藩是同学。1844年，李鸿章到京城看望父亲，结识了曾国藩。据曾国藩后来说，他第一眼见到李鸿章就断定，此人将来必成大器。因为李鸿章天资聪颖，才华横溢，诗文卓越，有强烈的功名心。
李文安请曾国藩指点李鸿章，曾国藩欣然。于是，李鸿章就在曾国藩的指点下，学习理学高深莫测的道理，学习为人处世的技巧。
但如你所知，曾国藩当时的理学造诣不高，其为人处世的技巧简直是任性而为，还不如李鸿章。所以李鸿章从曾国藩那里没得到什么真材实料，虽然如此，他还是常常在外人面前称曾国藩为“曾夫子”，并说他与曾国藩“朝夕过从”。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溢美不胜欣慰，所以当几年前江忠源到安徽做巡抚时，曾国藩马上就把李鸿章推荐给江忠源。他的评语很有力道：“李有大用之才，阁下若有征伐之事，可带在身边。”
江忠源用过李鸿章，遗憾的是江忠源很快就殉国了，李鸿章又陆续跟了几位政府地方大员。他是否有大用之才，当时还无人发现，连他自己也持怀疑态度。因为他和地方大员的幕僚们相处极不融洽，所以无法施展才华，有机会施展才华时，又发现太平军实在太厉害，处处阻挡他的前进脚步。
李鸿章落落寡欢，愈发觉得“壮志难酬”。混得最惨时，竟住在陋巷中，仰天长叹，惶惶度日。由于曾国藩一直混得不怎样，所以没有太搭理李鸿章，直到1858年重新出山，根基总算站稳，得知李鸿章在困顿中，所以向他发出邀请。李鸿章兴奋得发狂，认为飞黄腾达的机会就在眼前，抱着几件换洗衣服欢天喜地跑来了建昌府。
于是就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属于权谋型，它展现了曾国藩的高超智慧。这种说法是这样的：李鸿章无比兴奋地跑到建昌府，曾国藩却借口军务繁忙，不见他。李鸿章就在建昌大营四处转悠，他认为几天之内曾国藩就会召见他，想不到半个月过去了，毫无音信。
李鸿章比热锅上的蚂蚁还焦躁，托各种关系终于找到一位叫陈鼐（naǐ）的同学。他要陈鼐去试探曾国藩这样做的意图，陈鼐就去找曾国藩。
曾国藩打起了太极，什么都说，就是不肯把不见李鸿章的意思说出来。陈鼐有些不高兴了，他说：“李鸿章和您有师徒之谊，当年老师对他特别器重。现在，您把他叫来，却不见他，我想这里肯定有道理，请你明示吧。”
曾国藩想了一下，说道：“李鸿章是个了不起的人，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军舰，不是我这里的小溪所能容纳的。他为何不回京城谋个好差事呢？！”
陈鼐吃了一惊，这是什么思路，如果你真是小溪，李鸿章是军舰，叫他来之前为何不说？难道等李鸿章来了，你才知道你是小溪，李鸿章是军舰？
陈鼐吃惊过后，马上就领会了曾国藩的中国传统智慧。曾国藩这是在扯淡，他的目的是看到李鸿章心高气傲，想打一打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是中国人培养人才的一种方式和培养人的一番苦心，但它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压制人才的一个美妙借口。陈鼐就替李鸿章解释说：“李鸿章这些年经历了许多挫折和艰难，已不同于往年少年意气了。您不妨收留他，看他的表现。”
曾国藩又想了一下，这一下时间很长，终于点了头。李鸿章就这样走进了曾国藩的幕府，成为曾国藩最得力的智囊之一。
第二种说法就很合情合理。曾国藩主动邀请李鸿章，李鸿章到建昌府大营的下午，曾国藩就表现出十二分热情，和他热烈长谈。晚上又把得力谋士王闿（kǎi）运叫来和李鸿章热谈，第二天、第三天还是谈啊谈，谈得昏天黑地，谈得日月如梭。
不论是哪种说法，下面这件事却是真实的。
曾国藩特别讲究修身养性，给他的军官和幕僚们都规定了“日课”，其中有一项就是吃饭要定时，每顿饭必须等军官和幕僚们到齐了才开始，纵然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除非有人饭前壮烈了，只要活着就必须到场，差一人，任何人包括他自己都不动筷子。
曾国藩吃早饭的时间很早，鸡叫三遍，肯定坐到桌前了。李鸿章截然相反，他不喜拘束，又出身土豪，什么时候起床都有饭吃。所以很快，每天的早餐就成了李鸿章沉重的负担。有人来叫他吃早餐，等于是用刀宰他。
被宰了十几天后，李鸿章终于忍受不了。一个阴雨天，和往常一样，有人来叫他吃饭，李鸿章赖床不起。又有人来叫，李鸿章干脆不答应。第三人来叫，几乎要把门敲碎。李鸿章撒谎说：“头痛，身体不爽，不能吃饭。”
可他的“病痛”并未让曾国藩死心，接二连三有人来敲门。李鸿章只好起床吃早饭。那顿早饭吃得很死寂，无人说话。曾国藩吃完，把筷子向桌上一扔，站起来对李鸿章冷冷地说：“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有一句话告诉你，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话音才落，即拂袖而去。
在场众人不约而同地看向李鸿章。李鸿章极度尴尬，当时他胳膊伸得很长，筷子停在一块肉上。那块肉不怀好意地盯着李鸿章，李鸿章心上不禁微微一颤。从此，在曾国藩面前收了“撒谎”的心，全身心地向“诚”上发展。
两人的关系也日益融洽，某日，二人谈毕公事，曾国藩问李鸿章：“最近洗澡否？”李鸿章冒了汗，他已三天没洗澡，浑身散发着孜然味。要撒谎，忽然就想起那顿饭和“诚”来，只好满脸通红地实话实说。
他以为等来的是曾国藩的苦瓜脸，想不到曾国藩哈哈一笑，说：“洗澡这东西啊，尽量少，否则都把阳气洗丢了，我就很少洗澡。非但很少洗澡，就是洗脚，也是几个月才洗一回。”
李鸿章险些没把鼻子惊掉，“曾老师果然非比寻常，把个人卫生当作粪土，这岂是俗人能理会得了的？”
曾国藩得到李鸿章的由衷赞赏后，也投桃报李道：“你天资聪明，文才出众，这段时间我发现你办理公文出类拔萃，所拟文稿都远远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有大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越我的，好自为之吧。”
李鸿章慌忙拿出“诚”来：“从前，我跟过几位大佬，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航向。”
二人一唱一和，煞是快活，但这只是短暂的蜜月，二人性格不同，分道扬镳的那天指日可待。
绝不去四川
1859年年初，曾国藩在建昌府和李鸿章畅谈无间时，一个晴天霹雳在曾国藩头顶炸起：石达开兵团冲进了湖南。
这个消息迟早会来，石达开喜欢流动作战，核心思想是以战养战。在江西、福建交界盘旋多日后，他发现生存越来越难，于是连续六昼夜强行军，接连攻陷湖南多个城镇，1859年三月末，石达开兵团十万人抵达邵阳城下，湖南、湖北同时震荡。
曾国藩提心吊胆，各处的湘军兵团也是愁肠百结，军心不稳。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回湖南保卫老家。石达开兵团高奏凯歌时，曾国藩焦急地给在老家的弟弟曾国湟去信商讨搬家避祸的问题，可见形势的严峻。湖南巡抚骆秉章当然也希望湘军能回来，湘军的将领们更是跃跃欲试，准备武装还乡。
李续宜在曾国藩的暗示下，软磨硬泡胡林翼，终于带了五千湘军回援湖南。不过真正严峻的形势并未到来，问题就出在石达开身上。
石达开清醒地意识到，即使他把湖南全境都拿下，也不可能稳坐湖南。因为湖南是湘军的老家，在这支战斗力高超的军队老家，他绝不可能站稳脚跟。
他的目标是四川。倘若能占据四川，那长江上游就尽归其所有，四川山高水险，他完全可以当个四川王，同时能切断清政府的经济来源，形势会幡然一变。
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这点。所以当石达开从湖南撤兵，向四川移动时，胡林翼向咸丰皇帝发出警告：必须要有位得力之人去保卫四川。这个得力之人不是当时的四川总督王庆云，只能是曾国藩。
曾国藩大喜过望，倘若能到四川当个总督，那名垂青史的机会就来了。他向胡林翼表达了这一心意，胡林翼对他说：“我和你关系甚密，不便出面。纵然出面也得不到皇帝的允许，我想到一个人，由他出面，这件事才大有可为。”
此人就是草包官文。曾国藩无法抑制内心的狂喜，急忙就给官文写信。写到一半，他发现不对，哪有这样毛遂自荐的。于是他又给胡林翼写信说：“这事要能成，非你出马不可。你向官文说明，我置身事外，才是王道。”
胡林翼由衷赞叹曾国藩的智慧，他去找官文，那时的官文对胡林翼是言听计从，听胡林翼天南海北的一顿神侃，发现如果他举荐曾国藩，不但能成为世界的救世主，关键是能成为咸丰皇帝的超级红人，不禁跑进办公室就给咸丰写信。他说：“援四川这事意义重大，凡夫俗子根本看不到重大意义，我慧眼识珠，看到只有曾国藩才能担此重任。”
咸丰对官文的慧眼毫无感觉，只对曾国藩去四川大为敏感。在经过多次会议讨论后，他下圣旨给曾国藩：带兵援四川。
曾国藩大失所望：只让我带兵去四川，却不给我总督的职务，我去干吗？！
他给曾老九写信说：“如果我去四川，必须要带走你在江西的部队，那江西就空了。如果不去四川，石达开进了四川，可能会北上图陕西，本来较为平静的四川和陕西会刀兵汹汹。他感叹说，这真是两难！”
曾国荃回信说：“老哥，这只是你不想去四川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皇帝老儿不给你总督的职务，你到四川还是客人，无法施展。”
曾国藩对老九的判断大为叹服，不过他认为这只是小聪明，他曾国藩还真的在为大局着想。
曾国藩被咸丰命令去四川时，湘军正在攻打江西景德镇，景德镇是湖口、九江的屏障，也是太平军在江西唯一的重大据点，只要拿下景德镇，湖口和九江将高枕无忧，江西全境就天下太平。清政府明白的道理，太平军自然也明白，所以在景德镇布置了重兵。湘军进攻多日，始终无果，曾国藩趁势给咸丰回信推诿说，目前江西景德镇战事停滞不前，我若去四川，必要带走一批湘军，景德镇战事必受干扰，所以我不能去四川。
好消息很快传来：曾国荃兵团加入了围攻景德镇的战役，并快速攻下。消息传到曾国藩耳中时，他先是兴奋不已，接着就是惆怅。因为他已没有借口不去四川了。
他只好去四川，让人惊讶的是，他的速度比蜗牛还慢。从离开建昌府到南昌，他走了一个多月，一边走一边抱怨自己的命运。他对人说：“皇上让我去四川，又不给我实权，这等于是既想让驴子拉磨，又不给胡萝卜。没有地方实权的处境等于是做客，客人能有什么权力？处处都要听主人的安排。”
幕僚们只好安慰他：“咱们在安徽也没有实权，到哪里都一样。”
曾国藩正色道：“一点都不一样。在安徽，有湖北胡林翼的照顾，还有湖南做幕僚的左宗棠和巡抚骆秉章帮忙，虽没有实权，实际上左右逢源。可去了四川，那咱们真就是孤军奋战了。搞不好，仍会重演当年在江西兵败的一幕。”
胡林翼、左宗棠等人不这样认为，按胡林翼的看法，四川乃天府之国，曾国藩去四川后，纵然是客兵，军饷问题也会坐地不愁。左宗棠甚至认为，曾国藩若想光芒万丈，四川之行势在必行，四川完全可以成为曾国藩飞跃的平台。
曾国藩哭笑不得，对幕僚们说：“人啊，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们也并非恶意，可见孔夫子说的，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多难做到！”
他愁眉苦脸地向四川挪动，一百个不愿意。老天满足了他的心灵需要，石达开兵团久攻宝庆无法取得成功，只好撤围退向了太平天国的崛起之地广西。石达开一从湖南撤兵，入川就成了幻梦，那曾国藩不去四川就有了好借口。
老天再助曾国藩：太平军在安徽北部打了个大胜仗，大有向北发展的趋势。
咸丰特别担心太平军再搞个北伐，所以未等曾国藩请求不去四川的奏折上来，就立即下命令说，“四川确实没有危险，你现在的重大任务还是放在安徽吧。”
曾国藩乐不可支，命令他的舰队起航，奔向曙光初现之地，那里正有新的战场、新的使命、新的荣光！
也许还有新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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