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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坐困江西

  曾国藩轻取武昌

  当曾国藩在1854年六月下旬站在湘军战舰甲板上,吹拂着温暖的微风时,长沙人从远处张望,发出惊涛拍岸般的称赞。彻底整顿后的湘军,看上去实力和士气都今非昔比。

  这自然不是假象,六月的最后一天,湘军采用“诱敌出击”之计,轻松地从太平军手中收复岳州。岳州太平军仓促而逃至城陵矶,湘军紧追而至,双方展开惨烈水战,结果湘军以“亡命之徒”的勇气击败太平军,并击毙了太平军勇将曾天养。

  其余太平军狼奔豕突地逃回武汉,湘军紧追不舍,就此,武汉之战拉开帷幕。

  一路逃回武汉的太平军惊惶未定,就被武汉守将石凤魁找来问话。石凤魁抓耳挠腮,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自革命以来,他们很少吃这么惨的败仗。

  逃兵们涕泪齐下说:“非是我等不效忠天国,而是我们的对手就不是人。他们每个人都以血肉之躯挺立船头,我们的大炮根本伤不到他们!”

  石凤魁冷笑,这和他们伟大领袖洪秀全常常做梦见到上帝一样恍惚难测。他轻轻地挥了挥手,那批自认为遇到战神下凡的逃兵们就被砍下了脑袋。

  别人滚落尘埃的头颅并未化解石凤魁的疑惑和焦虑,他开始深思熟虑如何应对马上就来的曾国藩湘军。

  石凤魁大惑不解的问题,曾国藩在城陵矶的军事会议上给出了答案。他对这场轻而易举得来的胜利禁不住得意忘形,幸好在其唾沫即将横飞时,理学“人生要绝对严肃”的教导如闪电般射入其脑海。

  他偷偷地出了身冷汗,立即收起得意洋洋的神情,平静地对军官们说:“咱们水军初上战场时,我就冥思苦想抵御炮弹之法。你们也知道,开始用牛皮,后来用铁皮,效果都不怎样。如今,我们终于找到了抵御炮弹之法,那就是不披甲胄,以血肉之躯植立船头,可避就避,不可避则听天由命。我这招数,其背后的理论就是,躲避不是办法,要勇于面对!”

  众将官纷纷点头,向曾国藩投以浓郁的钦佩目光。除了将士们对曾国藩的大力认可外,北京方面也对他赞赏有加。咸丰皇帝特意发来圣旨,赏他个三品官,曾国藩大感欣慰,和将士们说,自己诚惶诚恐得很。

  他根本就不必如他所说的那样诚惶诚恐,这个三品官,他受之无愧。自太平军革命以来,无数拥有重兵的亲王重臣,还有雄踞一方的封疆大吏,一和太平军接触就无底线地溃败。只有他曾国藩的湘军,竟然把太平军赶出了湖南,非但如此,竟然还即将兵临长江军事重镇、大清版图南北的关键点武昌城下,东南局势顿时旋乾转坤。他曾国藩这份擎天之功竟被皇帝一个“三品官”敷衍了事,更要命的是,他还在那里诚惶诚恐?!

  他真就诚惶诚恐,觉得自己受了这个“三品顶戴”是名过其实。他给咸丰皇帝写信说:“我在办理团练之初就和您说过,以后有功不计,自然也不升官。我这样做有原因,我是守丧期间出山,一旦南方版图有起色,我该回家守丧,不可在外闲逛。所以功勋于我如浮云,孝道(守丧)才是我本心。”

  咸丰看不出这封信所表达的深层意思,只好用权力回答曾国藩:“孝道就是为国鞠躬尽瘁。如今国家有难,你不可再唧唧歪歪说守丧的事,聚精会神于对付长毛,建立功勋,光宗耀祖,这才是真孝!你现在兵强马壮,赶紧去收复武昌,武昌可是至关重要的!”

  不必咸丰废话,曾国藩当然知道武昌的重要性。有武昌在手,就能顺流东下,进攻九江、安庆,直抵太平天国老巢南京城下。武昌城不仅有此重要的战略意义,还有清政府的尊严。武昌城是被太平军攻陷的第一座省城,对清政府而言,收复武昌城就等于挽回了一个大面子!

  1854年八月下旬,湘军一支主力逼进离武汉只有30公里的金口。金口太平军守军一触即溃,湘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金口,曾国藩站立船头,风度翩翩姗姗而至。

  经过一番缜密的研究,攻打武昌的计划立即被执行。首先,以水军沿江东下,扫清太平军水军。然后兵分三路:罗泽南兵团进攻武昌外围要隘花园,塔齐布兵团绕路扑洪山,另外一支湘军则攻汉阳。

  曾国藩和太平军打交道的时间虽短,却已大致熟悉太平军的防守战术。太平军向来是在城池外围的险地驻扎重兵,险地一失再退而守城。武昌太平军的精锐部队都分布于城外沿江要隘,凭险修筑堡垒。比如花园,太平军在此构筑大营三座,挖掘了宽二丈、长约三里的战壕,把长江水引进。同时建立木城,用土沙填实,在中间开炮眼,安置了百余尊大炮,比马其诺防线更有威力。

  这是湘军第一次面对如此强硬的堡垒,分配任务前,竟然无人敢领兵打花园。关键时刻,罗泽南为曾国藩排忧解难,主动请缨,这才有了之前提到的作战计划。当湘军水军如游戏般的扫荡了太平军水军后,罗泽南兵团开始行动。

  罗泽南知道,此时不可硬碰硬,要以巧劲取胜。他把军队分为两支,一支在花园正面用大炮猛轰太平军堡垒,另外一支悄无声息地摸到花园的后面,如同二战时德国军队摸到马其诺防线后面一样,突然发起轰击。

  花园守军被前后夹击,霎时崩溃,发出天崩地裂的嘶喊,仓皇逃回武昌城。与此同时,湘军在洪山和汉阳城外也击垮了太平军的防御堡垒。至此,武昌城外太平军堡垒全被拔除,武昌城孤立无援,人人都可看出它的命运。

  武昌城守将石凤魁此时已如惊弓之鸟,武昌城外一连串的惨败让他想起那批从城陵矶逃回的兵将们。他似乎真看到湘军如天兵天将般踏着五彩祥云逼近武昌,他浑身发抖地爬到城墙上,望向战场。他对身边的人说:“这他妈的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从来未吃过这样惨的败仗!”

  他的感慨是事实。太平军自造反以来,所向披靡。定都南京后,西征军占领了安庆、九江、武昌等绝对重要的战略据点,将清军拦于长江以北,太平军在长江沿岸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任何清军。长江沿岸如同是太平天国的后花园,天国子民可以在长江沿岸撒网捕鱼、乘坐装饰豪华的游船欣赏长江的滚滚东逝水。但仿佛一夜之间,一只叫湘军的恶兽扑面而来,先是攻陷湘潭、岳州等重镇,现在又把武昌城下变成了战场,这真是个巨变!

  石凤魁趴在武昌城墙上,哭丧着脸嚎丧道:“巨变啊,巨变!”

  1854年八月二十二日晚,石凤魁和他的心腹们从城墙缒下,溜之大吉。第二天,武昌城守军发现长官凭空消失,顿时炸了窝。一批珍惜生命的将士打开大门,敲锣打鼓迎接湘军入了城。

  这不是最有戏剧性的,最有戏剧性的是太平天国汉阳城守军。他们一听武昌城失守,拔腿就跑,连在汉水完好无损的水军也忘了通知。曾国藩占领汉阳后,这支水军被封锁在汉水,被湘军关门打狗,全部毁灭。

  湘军的这次全线胜利,自有它的原因,比如湘军的玩命拼杀和野蛮。罗泽南竟让士兵挖太平军俘虏的心肝吃,一是壮胆,二是挑拨起疯狂的野蛮人性,让他们在战场上由人变成野兽,提高战斗力。另外,太平军将领的无能,尤以石凤魁最具特色。他本是文人,参加太平军后凭着理论功夫走上高位,误把理论当作实践,结果一遇事就仓皇失措,把武昌城拱手相让。

  无论如何,曾国藩取得了自太平天国叛乱以来破天荒的成绩,人人都可见,咸丰皇帝自然也见到了,有些遗憾的是,咸丰皇帝不是从曾国藩那里而是从一个叫杨霈的人那里得到的捷报。

  有功,不赏

  杨霈,一个官场老油条,清朝史上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之一,1854年时正代理湖广总督。曾国藩收复武昌的第二天,他就得到消息,但他不相信曾国藩真能收复武昌,可又不想再花费时间证实,急吼吼地写了封奏折,让人快马加鞭送到北京。奏折上写的是,“我听说曾国藩在我的指导下收复武昌,如果确实,真是震动天地的大功。我身为湖广总督,激动得非流干泪水不可。”

  咸丰也不相信曾国藩真能收复武昌,那可是太平天国的重镇,怎么能如此轻而易举就被曾国藩收复?但他希望这样,所以他给杨霈回信道:“你这报捷书值得商榷,等消息确凿,再来禀告。我已记下你一功。”

  咸丰收到杨霈的朦胧捷报的六天后,曾国藩和塔齐布的联名捷报送到北京。咸丰狂喜,恨不得在龙椅上翻个跟头!如果曾国藩在他面前,他非上去亲两口不可。

  几年来,咸丰被太平军打得满地找牙,六神无主。想不到曾国藩异军突起,创造奇迹,这怎能不让他惊喜若狂?

  几乎是本能驱使,他看完捷报就大喊大叫,命人起草圣旨,任命曾国藩为代湖北巡抚,并在奏折上深情款款地批示道:“看到你的捷报,朕心花绽放,简直大出意外,很好!”

  他激动得两眼发光,几天后,仍不能平复激动的心情,话越来越多。他对身边的人说:“曾国藩这老小子真可以,一个书生竟能创此奇功。”身边的人眼珠子转了几转道:“一书生竟能建成如此强大的军队,再给他个湖北巡抚的平台,让我油然而想到‘如虎添翼’这个成语!”

  咸丰皇帝“啊呀”一声,从前有人说这样的话,他不介意;现在有人说这样的话,他就很介意。在古代中国,震主的都是功高的臣子,曾国藩已符合条件。

  “这可如何是好?”咸丰大腿抽筋,焦虑得龇牙咧嘴,“要他代理湖北巡抚的圣旨已发出,君无戏言,这可如何是好?”

  天老爷看到他那副懊悔终身的模样,实在不忍,于是给了他挽救的机会:一个叫沈葆桢的御史把整个身心沉浸在曾国藩收复武昌的喜悦之海中,然后极为兴奋地上疏咸丰。他说:“曾国藩应该乘胜东下,对长江中下游的太平军发动毁灭性打击,然后攻克太平天国的都城南京。”

  沈葆桢是1840年在广州焚烧鸦片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女婿,正义感和冲动感交互在身体里流动。他憎恶长毛贼,希望曾国藩能迅速剿灭他们,于是认定曾国藩能剿灭他们,才有了那道上疏。这道上疏简直就是给了曾国藩一记闷棍。

  咸丰皇帝一见沈葆桢的上疏,心狂喜地直跳。他喜的不是沈葆桢的战略计划,而是有理由取消曾国藩的代理湖北巡抚。他想都没想就同意了沈葆桢的意见,命令迅速下达:曾国藩即刻起兵东进,代理湖北巡抚一职由陶恩培接任。

  曾国藩如同一只猴子被咸丰耍着。刚接到要他代理湖北巡抚的圣旨时,曾国藩内心极为激动,但激动戛然而止,因为理学教条回到了他的头脑。他马上恢复冷静,写信给咸丰推辞说:“我是守孝期间出山为国分忧,按祖制是有功不能赏的。如果他接受代理湖北巡抚一职,那和当初的意愿大相径庭,我向来标榜孝道,却知行不一,对不起儒家列祖列宗,更愧对皇上。接受代理湖北巡抚一职,我心有余悸。因为人情可畏、人言可畏。倘若我违背传统,将来怎能号召群徒,奔赴战场?所以,这个代理湖北巡抚,我是诚心诚意地不能接受。”

  这封信还未送到北京,咸丰就已改了初衷。当这封信摆到咸丰面前时,咸丰简直比得到曾国藩收复武昌的消息还要高兴。他顺势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示道:“我早就料到你推辞。你不干这活我也不勉强你。其实你要整师东下,挂个代理湖北巡抚的空职也无意义,朕赏你个兵部副部长(兵部侍郎)吧。”

  这不算完,咸丰又耍起了把式,拿腔拿势地训斥曾国藩:“你这个人啊,太实诚。你写这封奏折时已是代理湖北巡抚,可官衔竟不写湖北巡抚,有人说你好名,我看你好名之过没那么严重。但朕让你担任代理湖北巡抚,你却推辞,这是违旨,罪过很大。严重警告一次!”

  曾国藩接到这道圣旨时,五味杂陈。首先,他很失落,虽然代理湖北巡抚是他真心不想要的,但一辞就被允了,心里仍不是滋味。其次,圣旨里还说道,要那个笔杆子特别快的杨霈由代理湖广总督转正,原因是曾国藩收复武昌,杨霈功勋卓著。

  据说,曾国藩在和太平军浴血奋战时,杨霈正在办公室里品信阳毛尖,他的功勋不知从何而来,竟然还卓著?!

  最后,也是曾国藩心上很恐惧的一点,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分析,咸丰的忘恩负义都无疑地被证明了,北京方面对他具有很重的猜忌心理。这是什么世道啊,曾国藩的粗鲁将官们发出愤怒的叹息。曾国藩却不动声色,但细心人看到他双手紧握,牙齿紧咬,双眼射火,仿佛在忍受着巨大的折磨。

  折磨并非来自心上,而是肉体。每次情绪波动过大时,他的癣病就会发作,奇痒难耐,苦不欲生。他走过的路上会落下一层白,步步生癣花。幸好有癣病发作,转移了咸丰打击他的注意力,曾国藩才只是悲观,而并未绝望。

  他也不是那种受到一点打击就灰心绝望的人,否则他早就死了。

  真正让他挂碍于心的是咸丰皇帝竟然同意沈葆桢的馊主意。曾国藩的性格决定了他喜欢稳扎稳打,他原本想攻占武汉后好好经营下湖北,再以湖南、湖北为基地,进取江西、安徽,一步一个脚印地攻向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收到咸丰让他启动快进模式的命令后,他提出攻占武汉后立即东下有三大忧虑。

  第一,湘军经过从岳州到武昌的一系列战役后,人员和武器都有损耗,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休整和补充,以巩固和提高战斗力;第二,太平军虽失去武昌,也正如人失去一只手,实力犹在。太平军在湖北、江西等地的群众基础超级良好,湘军如果东下就是孤军深入,稍有挫折就可能陷入太平军的包围之中,到那时进不能退更不能,只能等死;第三,湖北经济没有恢复,不能成为湘军的粮饷基地,湘军东取江苏、安徽,仍要湖南供给,可湖南也没那么多余粮啊。

  曾国藩的考虑是有远见的,这缘于他谨小慎微的性格,能在取得重大胜利后头脑依然清醒,客观地观察和估计敌我形势,是一个战略家必备的素质。

  但是,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担忧嗤之以鼻。他严厉斥责曾国藩:“才有点成绩就不思进取,忠孝之人岂是可以这样的?如今满朝文武都翘首张望东南,你那光辉的形象映射在天,帝国恢复秩序的重任就在你肩,你却和我讲这些废话?!朕命你不可迁延观望,坐失事机!”

  曾国藩不是王阳明,他没有和皇帝周旋的心机和能力。他的悟性和学识决定了他必须要执行皇帝的命令。从武昌东下前,他和湘军军官们聊天,内容却不是东下而是建立基业。

  他说:“古代英雄的事迹必定有基础;比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兖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

  军官们听懂了,虽然说的是历史,但内容还是东下。军官们以为曾国藩要抗旨,谁知曾国藩另有说法:“就如同居室那样宏大,那么它占的宅地就广阔,能够庇护的人就多。当然,除了宏大之外,还要有诚信。诚信如果站得很稳固,结构就牢靠。《易》说:‘宽大居之’,说的是宏大;‘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说的就是诚信。程颢也说:‘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诚便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若口不择言,逢事便说,则忠信亦被汩没,动荡立不住了。”

  说来说去,虽必须有牢固基础,但奉命行事的忠诚也不可缺少。大家都知道了曾国藩的意思,毫无理由、绝无抱怨地东下!

  1854年九月上旬,湘军向九江迅疾推进,太平天国举国震动!

  胜利的喜悦:田家镇大捷

  武昌失守后,太平天国二号人物杨秀清暴跳如雷,把逃回南京的武昌守将石凤魁斩首示众。当时洪秀全正沉醉在温柔乡中,几日后才知道这件事,找来杨秀清问情况。杨秀清说:“石凤魁把武昌弄丢了。”洪秀全大惊失色:“他们下一步要打九江,如何是好?”

  杨秀清发挥全部智力道:“曾国藩这妖善稳扎稳打,短时间内不可能打九江。”

  洪秀全上帝附体似的从喉咙里发出怪声:“他是满清狗皇帝最忠实的走狗,咸丰让他东来,他敢不来?”

  杨秀清一笑,认为最近上帝附体后的洪秀全智慧不高,转身出去了。但几天后,有情报传来:湘军正在东移,而且速度很快。

  杨秀清大叫一声,匆忙命令燕王秦日纲亲去九江,负责防御事宜。秦日纲才能不高,但和洪秀全家关系很深,每当祭祀天地时,秦日纲会充当小天王洪秀全儿子的“坐骑”,将其驮上祭祀之地。正因此,秦日纲占据高位,理所应当。他一到九江,马上就把曾国藩东下九江的必经之地田家镇作为防御重地。短时间内,太平天国在这里集结了四万人马,秦日纲在阵地上来回奔走指点着防御要点,专注而忙碌的身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秦日纲当然不会瞎忙,而是有板有眼。他用并排两道铁索将田家镇和与其隔江相望的半壁山生生连了起来,两道铁索贴近江面,相隔十几丈。铁索下面排列数十条小战船,战船上设有枪炮护卫;北岸修筑土城,土城的墙壁上开凿了无数个洞,远望如蜂巢,近看全是炮位。

  这就叫立体防御,水陆空样样不差。

  探子们把秦日纲的防御工事报告给曾国藩,众将都心里没底,有的已冒了冷汗。曾国藩用一句话就打消了众人的疑虑。他说:“别管他人如何准备,如何修行,我们只做自己,做最好的自己,自己准备充分,修行圆满,还怕事情不成吗?”

  他所谓的准备的确充分,在深思熟虑,模拟了无数次后,1854年九月中旬,湘军兵分三路向九江方向开进。长江北岸是绿营兵团,南岸是罗泽南、塔齐布兵团,曾国藩本人则率湘军水师沿长江顺流东下。

  此前的情报指出,半壁山太平军要远弱于田家镇,所以他命令罗泽南、塔齐布带领湘军陆军主力去打半壁山,这就叫以强击弱,只要拿下半壁山,战事就应该结束了。

  1854年九月最后一天,曾国藩在长江的指挥舰中与罗泽南、塔齐布谈话。他说,打仗最忌讳不要命。塔齐布打仗就不要命,听到这里大惑不解。

  曾国藩慢悠悠地解释道:“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当初,子路问孔子,如果打仗带上谁。他认为自己最勇猛,孔老师一定会带上他。但孔夫子却说,我不带不怕死的去,我只带那些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咱们带兵,必须要做好充分的计划,否则就不可轻易开战。但开战之后,必须要勇猛,若能发挥出猛兽般的野性,才最好。”

  这番话实际上是儒生带兵的特点,而曾国藩更为持重而已。塔齐布终于听到要勇猛的话,才要放松下来,曾国藩又说了:“你二人如何打半壁山?”

  塔齐布脱口而出:“先运筹周全,再如野兽般攻击。”

  曾国藩眯着眼,看罗泽南。罗泽南此时不想动太多脑子,所以向他请教。曾国藩就在二人面前缓缓展开一张地图,“这是新得到的半壁山形势图。我们要取半壁山,必先取距半壁山三里远的马岭坳。马岭坳孤峰峻峙,俯瞰大江。长毛在山上设了大营,营垒之外挖了宽三丈深的壕沟,壕沟内机关重重,若是硬攻,伤亡不可估量。”

  二人面面相觑,曾国藩终于说出自己的策略:“我们守,他们攻。”

  这怎么可能?马岭坳的太平军纵然吃错药,也不可能放弃有利地势而主动进攻。曾国藩说,还是那句话,只做自己的事,咱们要做的事就是围困,至于他们攻不攻,那是他们的事。

  如果世界上有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只专注于本身的人,那曾国藩就是典型代表。

  罗泽南和塔齐布虽大惑不解,却不能不执行曾国藩的命令。两人抵达马岭坳后就在山下里三层外三层地紧紧围困,不做任何进攻。

  匪夷所思的是,几天后,曾国藩猜对了。马岭坳太平军守将真的大开栅门,向湘军发起了猛烈的冲锋。罗泽南目瞪口呆,不相信眼前的事是真的。后来终于相信,太平军已冲到第一道防御前。他急忙下令迎敌。

  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湘军数倍于太平军,又是守势,马岭坳很快被攻陷。消息传到曾国藩的指挥舰上,他不禁眉飞色舞,对着幕僚们指点道:“你们看,只要有耐力,能等待,就能带来好消息。”

  马岭坳一得,半壁山就在眼前,曾国藩下令进攻半壁山。秦日纲决心和半壁山共生死,为此信念,他特意带着卫队从田家镇冒着风雨来到半壁山。

  环境有时候可改变人的思维,秦日纲原本是想死守半壁山的。但抵达半壁山后发现自己的防御是铜墙铁壁,人马众多,气势如虹,脑子一抽筋,就改变了策略:对围困在下面的湘军发动进攻!

  秦日纲只发现了自己的优势,没有看到敌人的强项。曾国藩的湘军最善于的不是进攻,而是防守,更是防守之后的反冲锋。

  半壁山太平军主力全部出动,由于人太多,阵形无法展开,最前面的士兵已被湘军干掉,后面的士兵还在原地踏步。罗泽南针对敌人纷乱的阵形,以求最有效率地消灭敌人,把部队分为四队,交替防守。这样一来,湘军的每次防御都好像是刚上战场的士兵,士气之猛,甚至有一批士兵已跳出防御圈和敌人野战。

  秦日纲不具备在危难时刻的应变力,和湘军接触的太平军正在成批倒下,他在后面却无计可施。直到还活着的太平军调头逃跑,他才从混乱中反应过来,声音颤抖地喊着:“撤,撤!”

  倒霉透顶的太平军虽然后撤,却无生的可能。先是抢道而互相踩踏,接着是跑到半壁山后面,前有湘军,后有长江。湘军紧逼上来,所有太平军士兵像饺子下锅一样被挤下江水,活活淹死。

  秦日纲不在饺子行列,他眼见半壁山已无望,提前跑回了田家镇。

  据秦日纲说,他的跑不是逃跑,而是战略转移,目的是为了新一轮的战斗。半壁山失陷的第二天,秦日纲和前来支援的两支太平军反攻半壁山。

  半壁山本来就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秦日纲如果只守不攻,坚持一个月不成问题。所以他的进攻毫无效果,湘军轻而易举地打退了太平军的进攻。

  接下来,双方都进入休息阶段。秦日纲发誓要和田家镇共存亡,曾国藩则制订计划,让士兵从半壁山的峭壁上缒下,砍断横江铁索,如果成功,那长江南岸就彻底被其控制,田家镇则成为孤垒。

  但这件事并不容易,因为太平军的铁索不仅仅系于峭壁上,中段还系在几艘沉船上。也就是说,砍断半壁山上的铁索,并不能让湘军水师顺利通过,因为江面上还有铁索。

  另外一点就是,你去砍人家铁索,人家也不会眼睁睁看着让你砍。所以当湘军去砍江面上的铁索时,半壁山对面的太平军就拿大炮对着湘军猛轰,砍铁索的湘军士兵毫无掩护,江面上血肉横飞。

  曾国藩的毅力又来了:坚持不懈。

  于是每天都有湘军士兵乘船来砍江面的铁索,太平军就拿他们当靶子。常常能听到“轰”的一声,接着“啊”的惨叫。

  七日后,湘军士兵死伤无数,只好靠抓阄去给太平军当靶子。曾国藩心急如焚,死几个人不算什么,关键是这么拖下去,于战事很不利。

  罗泽南出了个主意,这个主意的中心思想就是明确分工。把去砍铁索的士兵分为四队,一队不带武器,只带巨锅盛油脂灼烧铁索,另外两队携带大炮和太平军对轰,最后一队则开凿拴挂铁索的沉船。

  曾国藩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在砍太平军江面铁索的八日后,江面上出现了一支诡异的队伍,这支队伍由三艘船只组成,最前面的船上放了一门大炮,第二艘船上有一只巨锅,最后一艘船上,每人都拎了巨大的凿子和锤子。

  太平军还未反应过来,这支部队想上演什么节目,猛地看到一发炮弹飞来,“砰”的一声,砸开了他们的防御墙。他们大呼小叫起来:“哇呀呀,原来那门大炮竟然能发炮弹,给我还击!“

  装载大炮的船只立即吸引了太平军的注意力,双方开始对轰。于是,另外两艘船上的人就开始干活了。

  有人报告曾国藩:“太慢了。”

  曾国藩微闭着眼说:“慢,不要紧。慢工出细活,只要坚持到底。”

  两天后,曾国藩的预言成真,太平军当初千辛万苦在江面上编制的铁索阵就这样消失了,湘军水师开向了田家镇。

  田家镇,绝不是可小觑的对象。太平军九江方面军的一部主力都在这里,这支部队是出了名的骁勇。另外,田家镇是九江的西大门,太平军在这里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物力。

  总之,曾国藩认定,要拿下田家镇,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

  他在军事会议上确定对付田家镇的基调,仍是老腔调:围而不攻。

  彭玉麟反对,因为后续粮草不多,根本打不起持久战。罗泽南和塔齐布也认为应一鼓作气,拿下田家镇。

  月亮还未圆满,在江面上像是被人咬了一口的烧饼,荡漾着。曾国藩就在这样的江面上沉思,他想得很多,前思后想、反复推敲,其实想的只是一条:在没有完全胜算的情况下,主动进攻不如严防死守。

  如果要说曾国藩有什么座右铭的话,那就是三个字:慢——慢——来。

  他对罗泽南说,天下无论什么难事,一碰到这三个字,顿时瓦解。

  罗泽南一针见血地指出,田家镇必须要快点打下来,因为围而不攻,受伤的只能是咱们而不是对手。对手可以源源不断地从九江那里得到支援,我们后方一片荒芜,只能坐吃山空。

  曾国藩又开始琢磨,直到太阳轰隆隆地从江底升起,他才做出了决定:硬攻吧。

  做出这个决定,并非是他放弃了“慢慢来”三个字,而是实事求是的结果。

  全线进攻在一个下午开始,湘军水陆军同时出击,曾国藩喊出最凌厉的口号:“杀贼立功、夺船致富,升官发财的机会就在眼前,健儿们赶紧去取!”

  曾国藩底气十足,但音色很差,音调一高就会失声,所以传到别人耳中时就有点敲破锣的味道。当时正好东南风大作,曾国藩站在风口,喊这些口号,西北方面的田家镇太平军还以为湘军敲锣发起了进攻。

  曾国藩了解人性的弱点,湘军士兵最喜闻乐见升官发财,而且他们见到东南风大起,也认定天老爷正站在他们这边,所以战斗一开,湘军水陆士兵人人争先,个个奋勇,冲向太平军水师。他们冲向的不是人,而是荣华富贵;他们冲向的不是战舰,而是一座座金山。

  太平军水师自组建以来,很少遇到这种不要命的进攻,湘军水师的进攻开始还有阵形,冲入太平军水师战阵中时,阵型就已打乱。如同屎壳郎看到化粪池,只要是粪,他们就扑上去,如野兽,如魔鬼。江面上的哭爹喊娘声和火炮轰炸声,夹杂在一起,变成了地狱。

  胜负已判,曾国藩站在船头,看到眼前的场景,不禁激动得把手指握的嘎吱嘎吱响。幕僚提醒他:“大帅,先别激动啊,顺风放火,把长毛烧个精光。”

  曾国藩叫起来:“你疯了,放火的话,咱们的船也完蛋了。”

  罗泽南跑来说:“咱们那些破船,烧就烧吧。杀人一万还自损三千呢。”

  曾国藩又摇头:“不行,把长毛的船烧了,咱们的士兵们没有船夺,发家致富的梦就破灭了。”

  罗泽南哭笑不得:“您怎么还把宣传语当真了,那只是鼓舞士气的话,打了胜仗,还怕没有钱给士兵吗?”

  曾国藩怔了一会,还是摇头:“不行,我以诚待人……”

  罗泽南不说话,盯着他看,小声说道:“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

  “那赶紧放火!”曾国藩大声叫起来。

  火起了,顺着风向,如条条火龙,扑向太平军水师,吞噬了所有的船和人。整个江面火光冲天,映着曾国藩的脸。

  这就是湘军史上最辉煌的一笔:田家镇大捷。

  田家镇大捷是曾国藩带领湘军出山以来获取的最大胜利,太平军的“恐湘症”自此而生。田家镇大捷的那天晚上,曾国藩在摇曳的战舰烛光中,露出消失多时的微笑。他的耳边仍能听到喊杀声,但这些声音正催生他微笑的持续绽放,因为那是湘军正在屠杀太平军俘虏的喊杀声!

  当头一棒:湖口惨败

  田家镇庆功宴上,月亮又大又荒唐,清辉在宴席上无孔不入。气氛异常欢畅,但所有人在同一时间都听到一声犹如地狱传来的叹息。众人不约而同去寻找这声音之源时,就找到了曾国藩脸上。

  曾国藩把所有注意力都吸引来后,指了指月亮说:“月满则亏。”又指了指桌上的酒杯说,“酒满则溢。”

  如你所知,这是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中国人认为事物盛到极点就会衰落,所以真正深谙此道的中国人始终相信事不可做尽,言不可道尽。因为一旦抵达终点,人就有了骄傲之心,得意忘形之时正是失败之日。曾国藩用月亮和酒杯来提醒众人,其实也在提醒自己。但明眼人很容易看到曾国藩浑身上下洋溢着的得意之态,这足以说明,曾国藩虽没有忘形,内心却已很自鸣得意。

  曾国藩出山前曾对人说:“东南大局,真堪痛哭。”但田家镇大捷后,他乐不可支地对咸丰说:“东南大局,似有转机。”这当然不是曾国藩吹牛,因为田家镇大捷对清政府的意义实在太重大了!田家镇在谁手里,就意味着谁控制了长江中上游,控制了长江中上游,就能控制物资运输,这无疑等于掌控了生命线。

  那场宴席上,曾国藩提醒他的将军们不可骄,根本毫无效果,包括他自己也在不知不觉地骄傲,并且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给咸丰皇帝上书说:“如今掌控了田家镇,下一站就是九江,九江失去田家镇等于老虎失去利爪,指日可下。我希望皇上能通知各地官员,做好充足的防范措施,堵截南京长毛匪的逃亡路线。因为我要继续东进,抵达南京,对长毛贼围而歼之。”

  这口气大得可以吞天,如同说相声一样,咸丰对曾国藩的逗哏心花怒放,急忙捧哏道:“实在朕意中。”

  两个人你唱我和的神韵激起了左宗棠的不满。左宗棠去信曾国藩说:“你取得如此重大胜利,我本来是要写信祝贺你的。可听说你大言不惭,居然要直捣长毛贼南京,真让我吃了一大惊。皇上说正合他意,是他不了解真实情况,你还不了解吗?你明知道太平军的主力根本没受到大损失,尤其是陆军几乎纹丝未动。如果你直捣南京,残存的太平军水军就会四处旁蹿,你必会陷入四处作战的被动局面。我大清正规军能作战的军队实在太少,只有你湘军可以打,但好虎如何抵挡得了群狼?将士骄傲就会轻敌,主帅骄傲则谋略必乱,我希望你能谨慎从事,千万不可轻进!”

  曾国藩捏着这封信,给他的官员们看。官员们意见截然不同。罗泽南倾向于左宗棠,但有人马上捧曾国藩的臭脚,认定左宗棠是眼红、愤怒曾国藩的战绩。原因是,一年前,太平天国夺取了田家镇,而当时田家镇的防御方略正是出自左宗棠。

  知道了这件事儿,曾国藩当即断定左宗棠是眼红他。这也不能全怪曾国藩,左宗棠向来在曾国藩面前讲话刻薄,不可一世。

  想到这里,曾国藩把左宗棠来信轻轻地放进了纸篓,继续幻想他的宏图大略。左宗棠三番五次的来信,归宿都是纸篓,曾国藩只字未回。左宗棠暴跳如雷,不是因曾国藩不听他的,而是他感觉曾国藩不回信是对他的最大不敬。

  其实,左宗棠想多了。曾国藩不给他回信,原因无他,只是不想被左宗棠扰乱他的思路。曾国藩的智慧全从儒家经典中取得,《大学》中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才能得。他知道自己的目标(知止),意志才能坚定,意志坚定后才可静下来考虑”,才有所得。如果目标改变,意志就不会坚定,剩下的就是空谈。左宗棠正是要他改变目标,他怎会和左宗棠你来我往地辩论?他的智慧本来有限,倘若把智慧都放在说服左宗棠上,如何还有智慧直捣南京?

  左宗棠见热脸总贴曾国藩的冷屁股,索性不贴了,而去贴罗泽南。罗泽南对左宗棠感叹道:“你说的湘军有骄傲之气,我岂不知?但气候已成,我能如何?”见左宗棠言辞恳切,罗泽南又安慰左宗棠道:“曾大人自办理团练就历无数艰难险阻,所以非是一胜就昏头的人。据我观察,他看问题往往从终极目标向前倒推,并不十分计较具体的‘多算少算’,请您放心。”

  左宗棠气鼓鼓地回信道:“关我屁事,我当然放心!”

  太平天国方面是大大地不放心。田家镇失守后,杨秀清迅速调整部署:太平天国最有亮点的翼王石达开由安庆进驻湖口,和骁将罗大纲协防。九江方面由天国中有勇有谋的林启容防守;文武全才的黄文金从湖口攻都昌,以策应九江的防御。

  整个太平天国精兵名将云集九江、湖口,摆出一副要和湘军一决雌雄,甚至是同归于尽的架势。

  1854年十一月中旬,湘军水陆近三万人陆续抵达湖口、九江城下。曾国藩本以为湖口、九江二城能顷刻而下,但一看到两城的防御,当场傻眼。

  湖口被罗大纲的人化成了天然屏障,数十丈的木排横亘江心,排侧有炮船,排外有铁锁,层层固护,两岸营墙,几百门炮对准木排周围,纵然一只鸟要接近木排,也是南柯一梦。九江城本来就是铜墙铁壁,又被林启容锦上添花,已是货真价实的坚不可摧。

  千年以前,魏帝国皇帝曹丕站在长江边,哀叹道:“天老爷制造长江,就是为了分割南北啊。”千年以后,曾国藩站在湖口城下,也不禁哀叹道:“长毛贼制造了木排,就是为了不让我功成名就啊。”

  曾国藩虽这样说,但他不是被困难吓倒的人。猛烈的进攻在两座城下同时开始,湘军在九江城下百路攻城,九江城岿然不动,湘军死伤无数,但士气仍在。湖口木排阵前,湘军用各种计谋攻之,却无一人能冲入排内,木排周围漂起了湘军士兵的尸体。令太平军惊异的是,对手伤亡越大,士气却越高,更让太平军惊骇的是,从前的敌人向来见死不救,可湘军士兵们在战场上却亲如兄弟,从不丢下一个活人。

  这是曾国藩的教化之功,自湘军创建以来,曾国藩言传身教给湘军士兵的就是一个字:和。

  “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简单而言,就是与人和谐,与人为善,互相帮助,互相激励,和衷共济,由此在一个团队中形成正能量,良性循环,使每个人在关爱别人的同时也在被关爱。“和”的终极目的就是人心齐,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

  曾国藩曾不无得意地对人说:“湘军是最善和衷共济的一支军队,文与武和,水与陆和,兵与勇和,将与卒和,连厨子和马夫都和,全军上下几万人,如家人骨肉之联为一体,而无纤芥嫌隙生于其间。”

  曾国藩高度重视“和”文化,“和”文化的四平八稳注定了曾国藩的用兵方略。自他出山以来,曾国藩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兵法,更没有出其不意的计谋。他靠的就是稳扎稳打,如同一块铁板,同进同退,笨拙却有效。

  稳扎稳打成功的前提是,对手也稳扎稳打但实力弱于自己,或者是对手轻敌冒进。遗憾的是,曾国藩面临的对手虽稳扎稳打,却不冒进,相反,对手非常有智慧。

  曾国藩的对手石达开是太平天国中的翘楚,无论为人还是用兵,都可圈可点。

  曾国藩在九江、湖口二城下困顿不前时,石达开和他的伙伴们却虎虎生风,越战越勇。曾国藩进攻,他们就坚壁不出,顽强抵抗。曾国藩扎营休整,他们就偷偷溜出城外,对湘军发动骚扰性袭击,搞得湘军将士吃不好睡不实,整日耳鸣、头痛、烦躁不安,现代医生会告诉你,这是典型的神经衰弱症状。

  纵然如此,无论曾国藩还是石达开,都不能一口吃掉对方。大家在僵持,都黔驴技穷。穷则变,变则通。谁先变,谁变得巧妙,谁就能拔得头筹。

  曾国藩很难在这种关键时刻做出变化,儒家教导人要稳重,前后如一,不可轻言改变。所以,只能是石达开先变。石达开和他的伙伴们认为,曾国藩的军队能取胜,关键在于水上优势,湘军水军分为大战舰和小战船两部分,大战舰笨重,但装备大口径火炮,能摧枯拉朽;小战船虽没有巨炮,却运转灵活,能出其不意地让敌人受到打击。二者互相配合,用曾国藩的话说,这就叫阴阳互补,取长补短。它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石达开决定,只要把曾国藩的“阴阳”分开,那就孤阴不生、孤阳不长,曾国藩必然失败。计策因此而出,石达开调遣湖口全部水军在湖口至姑塘四十里江面上一字排开,引诱曾国藩来攻。

  这是兵法上最简单的招术:以能示之不能。

  曾国藩老成持重,若在平时肯定不会上当。但在1854年年末的湖口江面上,他肯定要上当。因为多日来,他对敌人的城池久攻不下,欲决战而不能。如今终于有机会和敌人决战,曾国藩和他的将士们绝不可能放过。

  石达开正是找准了曾国藩军队急于求战的心理,所以生出这一计策。曾国藩果然中计,闻听对方要一战定胜负,大喜过望,下令全线出击。湘军水军将士个个奋勇,人人争先,恨不得把所乘坐的战船插上翅膀,冲向敌人。

  曾国藩在指挥舰中看到个个小战舰如离弦的箭一样从身边飞过,又看到大战舰如史前巨兽轰隆而行,不禁有了吟诗的冲动。但他没有七步之才,而且当他的舰队和对手交锋后,兴奋也冲淡了这种心思。他看到敌人如丧家之狗,掉头急急而逃。

  他听到自己如云的小战舰飞速追击敌人搅动江水而发出的巨响。他兴奋地在甲板上直跳,脸色因激动而红润得发紫。他大吼一声:“弟兄们,冲啊,把他们赶进鄱阳湖,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当时正是逆风,所以没有人听到他破锣似的吼叫。根本不用曾国藩的吼叫,湘军水军的小战舰们早已冲过长江和鄱阳湖的分界。

  曾国藩看到小战舰们在长江和鄱阳湖分界点如鲤鱼跳龙门一样弹跳而过,先是惊喜,这惊喜还未达到高潮,猛地一道闪电划过脑海:糟糕!

  糟糕的理由是:长江进入鄱阳湖的水位太低,他那些巨大战舰根本过不去。更糟糕的还在后头,他那些小战舰“嗖嗖”地“飞”进鄱阳湖后,突然在鄱阳湖口处出现一支伏兵,这似乎是一支工程兵部队,因为他们正紧锣密鼓地塞断湖口水卡,修筑工事,不知从什么地方拉来了无数门大炮。

  现在,曾国藩的水军被分割为两部分,小战舰在鄱阳湖中,大战舰在江里。

  曾国藩大喊大叫:“天亡我也,天亡我也。”

  身边的人安慰他:“大人莫慌,大战舰都在您身边,天不会亡您。”

  曾国藩气急败坏:“你们这群蠢才,我说的是鄱阳湖里的将士们,那可是两千精锐啊。”

  曾国藩的担忧并未成真,因为当天夜间,石达开的一支机动舰队突然冲入他的大战舰群,灵活性和有备而来,把曾国藩行动不便的大战舰打得七零八落,到处都是火光,到处都是惨叫。

  在江面上有机动舰队,沿岸则是太平军的陆军精锐,这些人用大口径巨炮朝着曾国藩舰队持续不断猛轰。火光冲天,蔚为奇观。

  曾国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太平军那些如跳蚤一样的小船驱赶出战舰群。第二天晚上,曾国藩在弥漫的月雾中长吁短叹。有人安慰他:“青山还在,何愁没柴烧。你看咱们的舰队群虽被长毛打得残缺不全,但仍浮在江面,找时间修理下就好了。”

  说这话的人是曾国藩指挥舰的舰长刘盛槐,自湘军成立后,刘盛槐就坚定无畏地跟在曾国藩屁股后面,每当曾国藩有愁闷之事时,他的身份就变成了心灵导师。

  曾国藩摇头对刘导师说:“我忧虑的不是咱们,圣人说,立己达人。先为别人着想才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我焦虑的是鄱阳湖里的弟兄们啊,当然我焦虑他们也是为自己着想,他们若真全军覆没,我们也躲不了灭顶之灾。唇齿相依,阴阳互补,圣人说……”

  话未完,“轰”的一声,曾国藩和刘导师只觉得船剧烈一晃,二人重心不稳,滚落在地。曾国藩紧紧抓住可以抓到的东西,脸色铁青,嘴唇颤抖地问:“什么事?”

  刘导师的心灵鸡汤此时已不起作用,船外火光冲天,每条船都发出“吱嘎”的声音,如同在曾国藩的脑子里碾过。正在二人惶遽时,有人冲进来报告:“敌人突然出现在战舰群中,我们已成了没头的苍蝇。”

  曾国藩一手扶船体,一手去拾地上的帽子,同时发出嘶哑的命令:“各舰原地勿动,还击。”

  原地勿动在当时情况下是个神话,石达开把小战舰全部投入战场,目的是彻底消灭曾国藩的大舰队群。所以在江面,每个湘军的战舰周围都围拢着数不清的太平军战舰。这些战舰射出火箭,抛出火球,湘军战舰唯一的出路就是找准机会逃跑。

  曾国藩在战舰上大呼小叫,他的跟班也大呼小叫,旗手拼命地挥舞原地勿动的号旗,险些把手腕子折断,但无济于事。湘军水军各自为阵,战舰冒着浓烟纷纷向长江上游拼命溃逃。

  “诚!”曾国藩一摇三晃地跑道甲板上,对着江面落荒而逃的战舰声嘶力竭地喊:“真诚无欺,平时的教导哪里去了?”

  他的嗓门对湘军水军没有任何效果,却吸引了太平军的注意力。刘盛槐从舱门跑出,去拉曾国藩:“大人,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快回舱躲避之。”

  曾国藩一把推开他,怒目圆睁:“平时讲此心不动有何用,此刻正是修行时!”

  “砰”的一声,在刘盛槐听来,这声响特别刺耳,因为响声就在他耳边响起,他看到一道红雨从胸前射出,映着漫天火光发出璀璨的美丽。他中弹了,倒在自己的血泊中。

  曾国藩正在全神贯注地慷慨陈词,根本未注意到刘导师的阵亡。直到脚下流来殷红的血,有人跑过来把他硬拉进船舱,他才知道不但刘导师已死,船上大多数人都已死。活着的士兵看到一群敌人的战舰如饿虎扑食般向这里猛冲,都奋不顾身地向江里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曾国藩质问着苍天,质问着长江,“天要亡我,奈何奈何!”

  “大人快进来躲之。”护卫惊慌地叫起来,因为他看到神情严肃的曾大人居然魂不守舍地走出船舱,走向甲板。从其神态上可知,他肯定不是去指挥战斗。这些人猜中了,曾国藩冒着震天动地的炮火走到甲板最前端,双手撑住护栏,如体操运动员一样,双肩一震,整个人越过护栏,栽进了江里。

  他的护卫们大惊失色,不顾刚才的性命,纷纷跑出船舱,跑到甲板上,跳进江里。曾国藩已喝够了一斤江水,却还未沉底,众护卫七手八脚将他抬出江面,想要上指挥舰已不可能,因为战舰太高。指挥舰适时地甩下一艘小船来。众护卫把直打嗝的曾国藩扔到小船上,趁着黑夜的慌乱,这艘小船飞一般的驶向岸边。一到岸上,曾国藩清醒了,拿出吃奶的力气喊道:“你们不要管我,我死都不做长毛的俘虏。”

  护卫们说:“已到岸上,危险解除,咱们赶紧去罗泽南大人营帐。”曾国藩神经松弛了,长出一口气道,“今日真是好险,是我平生第一大耻辱。”

  护卫们没有刘盛槐的口才,也不知在此时此地该给主帅大人灌什么样的心灵鸡汤,所以只能用行动代替言语。他们抬起曾国藩,飞一般冲向了罗泽南的陆军大营。

  罗泽南闻听曾国藩又自杀未遂,捶胸顿足地跑出来迎接曾国藩。曾国藩满脸是水,还不停的有水从口中射出,这是因为长途奔跑,把他的胃颠簸坏了。

  曾国藩身体和情绪恢复后,握住罗泽南的手号啕大哭。众将士们都眼含热泪,极度同情主帅的凄惨遭遇。罗泽南让曾国藩放宽心,他想了想说,虽然咱们陆军和水军都受到打击,但魂魄还在。也就是说,咱们还有机会反败为胜。罗泽南说的是事实,太平军根本吃不掉困在鄱阳湖中的那支湘军舰队,江面那支水军只是仓皇而逃,实力仍在,只要派人重新集结,又是一支虎虎生威的舰队。陆军虽时刻受到太平军的袭扰,但进攻多于防守。一切的成败还只是未知。

  罗泽南不说这些话也就罢了,一说这话,曾国藩更是悲从中来,眼泪扑簌簌掉下,脸扭曲得吓人。他摇头哽咽道:“指挥舰失去倒没有什么,关键是失去了非常重要的东西……”

  罗泽南早已知道:“文案资料可以再补,这没有什么。”

  曾国藩痛苦地呻吟:“不是这些。”

  罗泽南想了一想,想不出还有什么比指挥舰和文案资料更重要的东西。

  曾国藩泣不成声:“我辛苦写的家书和家训也失去了。”

  罗泽南“哎”了一声,不知该怎么安慰。

  曾国藩突然紧张地抽搐起来,声音已变:“昨天上午,皇上送来的黄马褂一件、福字一幅、荷包三对,也丢了!”

  “哎,”罗泽南说,“事已至此,何必想这些?能保住性命足矣。”

  这句话是一针强心剂,曾国藩一骨碌从床上爬起,再度抓起罗泽南的手说道:“杀身成仁才是圣贤所为。你可听过春秋时晋国大将先轸(zhěn)?”

  罗泽南当然听过,先轸是春秋时期的战神,最后战死沙场。他一面讲述先轸的事迹,一面被曾国藩领着走出营帐。

  曾国藩说,“我要效法先轸,战死沙场!”

  话音未落,他猛地跳上一匹马,连缰绳都没有解,就做快马加鞭状,要去追寻先轸的足迹。罗泽南和跟过来的将士们慌忙把他拉下马,曾国藩要死要活,非学先轸不可。

  大吵大闹了半天,罗泽南猛地提高嗓门,喊道:“曾大人别闹了,还有很多事等待您处理呢!”

  曾国藩这才慢慢消停下来,然而湖口惨败、被人打得跳江自杀的事迹将永存其心。

  怎么抉择都不对

  1855年的春节,曾国藩在罗泽南营中忧心如焚。他给家人写信说,我终日惶惶,如坐针毡。他还说,不知这次是否能挺过来。他更说,丢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家书,只为此故,愁眉到今。

  让他愁大眉的事才刚刚开始。当他惶惶不可终日时,太平军在石达开的谋划下,开始在长江北岸发动凌厉的反攻。那位笔杆子特别快的湖广总督杨霈被打得一路后撤,太平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汉口、汉阳,武汉三镇只剩下孤零零的武昌,在刺骨的春风中摇摇晃晃。

  曾国藩面临有生以来最严峻的选择。

  1. 湘军全部回援武汉;

  2. 湘军一部回援武汉;

  3. 湘军继续逗留江西。

  如果选择1,那就预示着整个湘军要回到武汉和太平军一决生死;如果选择2,那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选择3呢?

  曾国藩静坐下来,半个时辰后,心绪平静,他开始使用理学方法论——格物致知。

  回湖北有个好处,他可以推掉打不下九江和湖口的责任。以后北京城伟大的咸丰问起来,他的回答会很有底气,我是救援武昌啊。但也有坏处,因为杨霈这老小子还在湖北,整个湖北仍是他说了算。曾国藩想起当初杨霈抢他功劳的事,不禁鼓起了鼻子。

  不能回武昌!只要把九江和湖口拿下来,他就有了自己的地盘,不必再看杨霈那老小子的脸色,更不必和他生气。但武昌危急,如果见死不救,以后咸丰问起责来,他肯定脱不了干系。他站起来踱步,一个时辰后,腿有点麻木。但头脑越发清晰了:绝不回武昌。

  铺开纸,他给咸丰皇帝写道:目前的形势异常复杂,湘军的进止机宜搞得我头昏脑涨。然而就在这头昏脑涨的刹那清醒时,我看到上苍指点的那道光芒。

  上苍说了什么呢?曾国藩代天言道:“长毛如今进攻武汉,湖北军队肯定无法抵挡。长毛的小盘算是攻占武汉,将湘军夹在中段,断我后路,活活饿死我们。如果长毛攻占武汉,西窥探荆州,南窥探湖南,防不胜防,这是我最忧虑的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湘军撤出江西回援武汉,则几个月来辛苦创建的战果将付之东流,实在可惜。湘军军饷全仰仗江西,湘军如果撤围九江,九江长毛势必内犯江西,湘军军饷必断绝,而且陷入鄱阳湖的轻快水军战船百余艘,士兵二千余人,也就交代了。还有第三点,湘军陆军在九江和湖口城下奋勇作战,奈何贼人拼死抵抗,我湘军士兵士气已不如从前高涨,突然撤军,更会让士气跌入低谷,到那时候回武昌就等于回地狱。”

  我的意见是,湘军继续围攻九江、湖口,我调出一支精锐水军驶回武汉江面,堵截长毛水军。

  聪明人一眼就可看出,曾国藩说了大半天,左旋右转的,无非是不想从江西撤兵。天老爷果然长了眼,这道奏折发出的当天夜间,突然江风大作,波涛汹涌,湘军停泊在湖口的一半水军被风浪击得粉碎。

  风平浪静后,曾国藩抱头痛哭。当时的形势对曾国藩而言,已是泥泞世界。他和罗泽南掏心窝子道:“就是不发出那道围攻九江、湖口的奏章,我也无脸从江西撤兵回湖北啊。”

  罗泽南说:“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去南昌,找您的老同学陈启迈。”

  江西巡抚陈启迈的确是曾国藩的老同学,在曾国藩围攻九江、湖口时,陈启迈不遗余力地给曾国藩送粮送钱。曾国藩仰天长叹,格物致知了好几日,终于决定去南昌。

  临行前,他把罗泽南和塔齐布叫到身边,深情地说:“九江和湖口,还是要打。水军现在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仰仗你们陆军。拜托两位了。”

  塔齐布捶了胸口一拳道:“我一定不辜负曾大人的厚望。”

  曾国藩无力地摆摆手:“这也不是什么厚望,实在是逼不得已。你们不打九江、湖口,我到南昌连站直的资本都没有。你们就是我的脊柱啊!”

  这番话发自肺腑,深刻体现了曾国藩常提倡的“诚”字。三人洒泪而别,曾国藩只带了三个随从徒步而行,这是儒家修行法,目的是通过跋涉艰苦的道路来修炼内心。

  从九江到南昌,路途并不遥远,所以曾国藩一行四人很快就抵达南昌。

  南昌城门可以罗雀,没有人来迎接他,因为没有人知道鼎鼎大名的曾国藩会来南昌。

  曾国藩径直走进南昌巡抚衙门,见到陈启迈,挂上一张苦瓜脸:“兄弟,我来投奔你了。”

  这句话一出口,曾国藩已把持不住,仿佛刹那就苍老了几十岁,他颤颤巍巍,弱不禁风,要向陈启迈怀中倒去。陈启迈慌忙躲闪,一面让人来搀扶。

  曾国藩被扶进椅子,如一摊泥。陈启迈大大咧咧地坐到椅子上,想了一想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你也不必太在意。大家都没有想到九江和湖口这弹丸之地竟如此难以攻克。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

  陈启迈没有再说下去,因为他看到曾国藩摆手示意他停下。曾国藩喘了口长气说道:“我这次来,不是听圣人教诲的。请你替我办几件事。”

  陈启迈“嗯”了一声,语调冷淡。

  曾国藩不管这些,恢复了往日的底气:“陷入鄱阳湖的水师需要食物支援,请您速速办理。”

  “哦。”

  “我知道你们南昌新制造了特级战舰十三艘,我要用。”

  “哦。”

  “发出告示,湘军要招兵。”

  “咳咳,”陈启迈用拳头顶住嘴,“曾大人,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这个巡抚看上去威风,南昌城看上去壮丽威武,其实都是空壳子,十三艘战舰是现成的,可以给。鄱阳湖水师的食物也可以给,但你做好心理准备,食物只能供他们吃个半饱。至于招兵,费用问题很麻烦。”

  曾国藩站起来,整个人光芒万丈,正要开口。陈启迈打断了他:“曾大人,您来得突然,但还是准备了接风宴,吃了饭再说。”

  饭非常简单,曾国藩感觉是下人吃剩下端上来的。一面吃饭,曾国藩一面感慨,这真是个成败论英雄的时代,胜了什么都好说,败了怎么都不好说。这顿饭吃得非常憋气,但正是这种残酷的现实,刺激了曾国藩血液里的顽强斗志。他吃完饭一抹嘴就跑到湘军在南昌的办事处,召开总结会议。

  会议上,曾国藩听取了湘军文员们激情四射的发言,他一面听一面点头,这是出于礼貌。实际上,曾国藩发现这群未上过战场的笨蛋文员四六不懂。最后一位文员演讲完毕,曾国藩忍了多日的邪火终于发了出来。他破口大骂自己的那群文员,把自湖口惨败以来所有的憋屈都狠狠地发泄出来。会议散后,他又跑进厨房重新吃了一顿。

  那天夜里,曾国藩在迷迷糊糊、噩梦连连中被叫醒。勤务兵不无悲痛地告诉他,大批文员都卷铺盖走人了。

  曾国藩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脸色在月光下如同死人。他想了半天,才半死不活地说:“一个人连承受被责骂的能力都没有,还能成什么事。随他们去吧!”

  勤务兵认为曾国藩有理解误区,他整理了思路,侃侃而谈:“非是如此。他们所以离开您,因为您自出山以来霉运当头,胜少败多,人家已经对你已失去信心。人人都想跟着个顺风顺水的人,攀龙附凤,得点好处。可跟着您能得到什么好处?”

  曾国藩大吃一惊:“想不到别人还有这种心思?我曾国藩辛苦出山,只为天下太平,他们竟然把我当成聚宝盆。这种人走了也罢,只要李元度不走就好。”

  李元度没有走,他对曾国藩倒是忠心耿耿,而且敢做曾国藩的直友。第二天早晨,他主动来找曾国藩。曾国藩去拉他的手,发出风箱似的声音:“老友,我们要好好谈谈了。”

  李元度伸出胳膊去摸曾国藩,如同瞎子走路。这不是在出洋相,他高度近视,前几天又不知把眼镜丢哪儿了,所以现在走路全靠双臂和感觉。

  “是,咱们该好好谈谈。”二人互相搀扶坐定,李元度说。

  曾国藩情绪很激动,所以没有做长时间考虑,就脱口而出:“我一向以诚待人,想不到别人却不以诚待我,在危难时刻,离我而去。”

  李元度想了一下,慢悠悠地问道:“您所谓的诚,到底做何讲?”

  “不欺、无私、至虚。”

  李元度找到自己的两只手掌,拍了两下,这掌声里有讽刺,曾国藩听出来了:“这是何意?”

  “您说得好哇,我鼓掌叫好。可您只是说得好,做得却很差。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你不能指望别人都和你一样,以至诚之心对待别人。他们离开,必有离开的理由,这理由就是他们的‘诚’,我想,您所谓的‘不欺’就是不要欺骗别人和自己的良知吧。”

  曾国藩只好点头承认李元度说得对,他撇开这个话题,谈另外的,也是他头脑中最恍惚的:“自出山以来,我连遭岳州、靖港、湖口三大败,我格物致知了许久,也搞不清楚。我是不是个不知兵的人呢?”

  李元度想了想,说道:“非也,您的失败恰好是因为你知兵。”

  曾国藩大惊,李元度缓缓说道:“如果岳州之败是天意,那靖港之败就是人为,用兵之术,贵在确定目标而不更改,您则是朝令夕改,所以才有靖港惨败。至于湖口之败,气太盛,以为大局在控,其实是被人所控啊。”

  说完这段话,李元度慌忙去看曾国藩的脸色,但很遗憾,他什么都看不到,只是隐约感觉到曾国藩深吸了一口气。过了许久,才听到曾国藩又长出一口气:“你说得很有道理,我向来善听人言,博采众长,以为己用。我的心胸虽不如古圣先贤那样宽广,但至少能容人正确之言。我刚才说‘诚’有‘至虚’的意思,就是要虚怀若谷,心胸广阔,能容纳万事万物、万人之言。”

  李元度很欣慰,曾国藩继续说道:“我看这用兵啊,就如同下棋。棋术高低要先看棋谱,但临局走子,对方未必按棋谱来下,那我从棋谱上得来的阵就成了摆设。又如射箭,射箭教科书上讲的是身正,但身正也未必都能命中。因为成败都在变化万端之中。我看啊,胜败之情,就如下棋发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这段深沉的总结让李元度大为感动,他原以为曾国藩这次不可能挺过来了。曾国藩最后如释重负地说道:“人凡发一谋,举一事,必有风波磨折,只要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人不怕失败,只怕在失败中沉溺而难以自拔。”

  李元度激动起来,去找曾国藩的手,握紧了,声音哽咽:“大人,好样的!”

  中国儒家最得意的一点就是,万物皆备于我,艰难困苦非但不能摧毁我,反而会成为磨练我的动力。我把艰难困苦和一时的窘迫当成是磨刀石,千磨万砺虽辛苦,但非得经风雨才可见彩虹!

  曾国藩振奋起来,忙忙碌碌:十三艘大战舰傲然驶向鄱阳湖,源源不断的物资船只航行在江上。保住鄱阳湖的舰队后,他又招兵买马,重新构建湘军力量。同时命令罗泽南和塔齐布,只要还有一丝力量,就绝不能停止对九江和湖口的进攻。

  他把全副精力都用在战场上,却想不到战场之外还有更大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老同学陈启迈。

  搞掉陈启迈

  1855年的曾国藩只缺一样东西——钱,他干任何事都需要钱,而这些钱,中央政府给的很少,甚至是不给。所以自组建湘军以来,曾国藩始终靠两个字——乞讨——度日。

  一年前攻克武汉时,他认为可以好好在湖北捞一大笔,想不到咸丰让他立即东下。虽然时间紧迫,曾国藩还是在湖北捞了一笔,但这笔钱在抵达九江和湖口时就所剩无几,随着攻坚越来越难,钱也日渐稀少。他曾向咸丰皇帝请求过发饷,可咸丰皇帝身边有些混球认为湘军是他曾国藩的武装,不是国家军队,所以不能拿国家的钱养活私人的部队。咸丰冥思苦想许久,才承诺曾国藩22万两白银,其中江西巡抚陈启迈应落实8万两。可直到曾国藩狼狈来南昌,其他14万两白银连个影儿都没有,陈启迈的8万两任务也只完成了一半。

  曾国藩来南昌后,要陈启迈拿钱出来,陈启迈装聋作哑。曾国藩只好找咸丰皇帝,他情感深沉地谈了当前的局势和军饷的必要,无论如何都希望咸丰能提供他一笔钱,否则九江、湖口将功亏一篑。咸丰皇帝急了,下令给陈启迈:曾国藩要鹰毛,你不能给鸡毛,倾江西全省之力,务必保证曾国藩的军队有吃有用。

  陈启迈对圣旨相当敏感,急匆匆地跑来找曾国藩,开门见山:“同学啊,搞这么大动静干嘛啊。”

  曾国藩秉承儒家忠恕之道(站在别人角度考虑问题),不无歉疚地说:“同学,我真是迫不得已。”

  陈启迈一笑:“我非是不支持你,咱们是同学,能不帮忙?可你来南昌多日也看到了,江西实在没有钱啊。”

  曾国藩微笑着:“无论如何都请陈大人再帮忙。”

  陈启迈转动眼珠:“南昌城墙上有一百五十尊大炮,你拿去吧。”

  “我拿?怎么拿?”

  “要你的人来搬啊。”陈启迈故作惊讶,“我给你东西,难道还要我搬?”

  曾国藩有点生气:“巡抚大人你太开玩笑了,我的人都在前线卖命,哪里有时间来搬这东西?”

  陈启迈又好气又好笑:“曾大人你才太会开玩笑,你的人恐怕有一部分正在南昌城收税呢吧?”

  陈启迈这句话应做补充。曾国藩一到南昌,就设立了一个税务局,陈启迈收的如果是地税,他收的就是国税。最让陈启迈看不惯的是,曾国藩似乎有种先天而来的与乡绅打交道的魅力。他才来南昌几天,就和乡镇土豪们打得火热朝天。而这些土豪为曾国藩捐款捐物,眼睛都不眨一下。可他陈启迈去乡镇要点东西,实比登天还难。

  曾国藩并未被陈启迈的冷嘲激怒,而是心平气和地说:“打仗需要钱,而您拨款的速度太慢,我插手税务,是为了大清江山社稷,实属权宜之计。”

  陈启迈夸张地大笑:“同学,我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当有人说这话的时候,说明他已打定主意讲了,而且这话对听者来说肯定不当讲,所以曾国藩没有任何反应。

  “我个人认为,你的湘军在江西就是个累赘。你说你的军功是保障了江西,可现在九江、湖口都在长毛手里,何来保障江西?你们攻下来的城池,今日得明日失,于大局无补。比如汉口、汉阳,哦,对了,前些日子,武昌也失了。尤其让皇上忌讳的是,你的湘军不是国家军队,是你的私人武装。天下但凡聪明人怎么能相信你是为了大清江山社稷?”

  陈启迈说得唾沫横飞,他可没有注意到曾国藩已竖起三角眼,脸上笼起乌云。

  曾国藩始终坚信这样的人生哲理:在我未完成大业(消灭长毛贼)前,我不可能交出兵权,谁来抢我的兵权,谁就是我的敌人。这条人生哲理和当时的形势紧密相连,因为政府正规军不能打仗,政府正规军不能打仗的原因是腐败,所以纵然是十万天兵天将,一旦被政府领导,就会变成一群虾兵蟹将。

  这是曾国藩的底线,陈启迈勇猛地跨过了这条线:他想直接指挥湘军罗泽南部。罗泽南部湘军在一个月前从九江前线撤入江西东部,防御从安徽南部向江西推进的太平军。当时曾国藩正在手忙脚乱地收税,无暇和罗泽南做亲密联系。陈启迈趁机插脚进来,向罗泽南发布命令。

  曾国藩动了大肝火,儒家的自我克制荡然无存,他暴跳如雷,当着湘军高级将领们的面咒骂陈启迈越权,毁坏了同学情谊。曾国藩痛斥道:“陈启迈简直比洪秀全还可恶。”有位高级顾问腼腆地站起来,用手在脖子上一比划:“很简单,就这样。”

  曾国藩倒抽一口凉气,他从未想过要对陈启迈动刀子,这是流氓做派。他毕竟和陈启迈有同学之谊,别人不仁,他不能不义,儒家思想告诉他,要想搞别人之前,必须先仁义一下。

  他火冒三丈地来找陈启迈,陈启迈预料到他会来,早已准备好一切。曾国藩一闯进来,还未开口,陈启迈拿出十二分的热情,冲到曾国藩身前,手里托着一幅人物肖像:“同学,来得正好,我新得一人才,早就听说你相面功夫一流,今日帮我把把关如何?”

  曾国藩斜眼一看,不禁怒火中烧,那张人物肖像肥头大耳,正是罗泽南!

  换做别人,早已对陈启迈挥舞老拳,但曾国藩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学习到了自我克制的本领,他用尽大力气使自己忍耐下来,不愠不火地回了一句:“我不会看相!”

  陈启迈故作惊讶地向后一退,“不可能啊,我听说多年前您在京城见过江忠源后,就对人说,我看他这面相将来必立功名于天下,但当以节义死。当时可是太平盛世,长毛未起,您就从面相上看出江忠源的命运来,真是非同凡响。如今怎么谦虚起来?”

  曾国藩不想和陈启迈扯皮,想了一想,问道:“罗泽南是我的人,你直接指挥他,恐怕多有不妥。”

  陈启迈一笑,没有搭话。

  曾国藩一拳出去,似乎打到棉花上,很不通透,只好换个角度:“我平生做人做事,最讲究一个字……”

  “诚嘛……”陈启迈拉长了声音,露出轻蔑的哂笑。

  “错!”曾国藩睁着三角眼,“是‘和’,和衷共济,才能移山填海。但你却总搞小动作,闹得大家很不和,如此下去,不必长毛来,我们自己就完蛋了。”

  陈启迈激动起来,把罗泽南的肖像拍到桌子上,怒气冲天:“同学,注意你的措辞!先不说你那‘和’字是否真有奇效,我们只说到底谁在搞小动作,闹不和。我是江西巡抚,掌握江西军政大权,你只是中央的一个侍郎,凭什么你要在江西行使你不该有的权力?这是越权,我不参奏你一本,已是给足你面子!”

  “参奏”两个字如闪电一样射入曾国藩的脑海,他立在那里,愣了半天,突然向陈启迈一笑,“多谢,多谢!”

  说完转身就走,陈启迈被搞得莫名其妙,也愣在那里,琢磨了半天,也没有想明白曾国藩那四个字的意思。半月后,他才明白了曾国藩多谢他的原因。

  曾国藩跑回办公室,找来高级参谋刘蓉,要他写一道参劾陈启迈的罪状。刘蓉是恶人先告状和无理也能夺三分的主,很快就写好了参劾状,参劾状指出了陈启迈有十大罪状,这十大罪状非常朦胧,比如“纵兵扰民”“用兵无章”。咸丰皇帝看了半天,凭借圣明,终于明白了,不拿掉陈启迈,曾国藩就难以施展拳脚。曾国藩难以施展拳脚,长毛贼就会继续猖狂,那他的江山就不稳固。这递进思维要他迅速做出决断:撤了陈启迈的职。

  陈启迈被拿下,代替他的是满人官员文俊。文俊有种族自豪感,瞧不起汉人曾国藩,比陈启迈还不是东西。

  曾国藩向“本我”发出了抱怨:真是流年不利,小人太多。他的“本我”回应道:抱怨是人生大敌,是恶,赶紧祛除他。

  曾国藩就跑到床上静坐,克制“抱怨”这一大敌,几个时辰后,他睁开眼,眼前已经是个不抱怨的世界了。

  文俊的无赖做派和曾国藩的“克己”气质形成鲜明对照,由于文俊是满人,所以曾国藩不能像对付汉族官员陈启迈那样对付文俊。他所能使用的招数只有一个:隐忍不发,任凭文俊在他身上耍把式。

  一方面他要憋出内伤般的应付文俊,一方面还要为他在前线的湘军弟兄们苦心积虑寻找军饷,曾国藩身心俱疲,癣病发作。夜晚不能入睡,每当匆忙走在街上,身后皮癣飞舞,形成一幅诡异的画面。

  纵然如此操心操肺,曾国藩感觉还是不见效果。在给家人的书信中,他自我批评说,“所做的一切对国事都毫无益处,很不如人意。”但曾国藩写家书,很多时候都不是发自“诚”。比如他说,我食俸禄已很久,不得不把国家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他把国家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不假,但食俸禄已很久却是假的,因为自创办湘军以来,他一直在自力更生。

  显然,曾国藩写家书的读者有两位,一是家人,二是外人。

  家书要写,路也要继续向下走。曾国藩继续霉运当头,道路坎坷。

  失去左膀右臂

  1855年烈日炎炎的夏天,曾国藩在南昌城不动如山地领受文俊的冷嘲热讽。他毕竟不是山,坚持不了多久,所以在钱粮稍微充足后,就带着一支水军进驻南康。一来躲避文俊那张臭嘴,二来,他要重新对九江和湖口布局。

  对于九江和湖口二城,曾国藩仍坚持己见,那就是持久地围攻。塔齐布高度支持曾国藩,所以曾国藩抵达南康后,塔齐布在九江跃跃欲试,要去和曾国藩畅谈一番。南康和九江虽然只隔了个庐山,但由于太平军游击队的袭击,曾国藩和塔齐布要见面很不容易。两人多次约定骑马相见,都未能如愿。直到六月份里最热的那天,曾国藩和塔齐布终于得到机会相见了。

  这是自曾国藩离开九江前线到南昌后二人首次见面,塔齐布抓住曾国藩的胳膊,眼眶里全是泪水,曾国藩也落泪。塔齐布说曾国藩白发多了,曾国藩就说塔齐布瘦了。塔齐布说曾国藩精神差了,曾国藩就说塔齐布脸色难看,应是营养不良了。

  二人互相关爱后,就谈到正事。那天的天气酷热难耐,曾国藩慷慨激昂,塔齐布被曾国藩的言辞挑拨得热血上涌,所以两人拼命地摇着扇子,汗水还是不停地往下流。

  曾国藩和塔齐布最后达成共识:在七月的雨季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这是最后一搏,能攻陷九江最好,如果无法攻陷,那就从九江城撤兵。

  塔齐布跑回九江大营后,磨刀霍霍。从前的攻城器械已不能用,塔齐布命人昼夜加班制作工具,仅云梯就制作了数百架,又征收了布袋四千,结了几千条竹筏。挡牌、竹盔堆积如山,太平军在九江城下看到塔齐布干得热火朝天,不禁心胆俱裂。

  塔齐布万事俱备,只差一个月黑阴雨之夜。这样的夜晚数不胜数,但塔齐布按曾国藩的训导,要在这些黑夜中挑选一个最好的日子。这个日子就是七月十五,南方民间所说的鬼节。

  非常遗憾的是,七月十五那天,突然天空放晴,月亮又大又圆,连九江城墙上的茅草都能看清。这真是绝佳的讽刺。塔齐布气得吐出一斗血来。

  他为了湘军,为了曾国藩,为了大清江山,洒了太多热血,几次都想抛掉头颅,但老天眷顾他,始终保佑着他在战场上的幸运。然而这一次,福运离开他。七月十八,塔齐布吐完胃里最后一口血,一命呜呼。

  这是个天大的噩耗,曾国藩得到消息后,不管通往九江路上有多危险,只带几十个随从,策马加鞭,飞奔而来。一见塔齐布尸体,他无法控制地扑到尸体上,放声大哭,如丧考妣。

  这既是哭塔齐布,又是哭他自己。塔齐布在他形单影只时离他而去,对于他和塔齐布,都是最悲痛的事。

  塔齐布这只曾国藩的左膀离他而去,他还未从悲痛中复苏,又一个更重大的打击来了。这就是罗泽南的出走。

  事实上,从曾国藩创建湘军到1855年的酷夏,曾国藩所依仗能打的人只有塔齐布和罗泽南。

  塔齐布尸骨未寒,罗泽南就颠颠地跑来,和曾国藩谈论一个极有前景的大计划。罗泽南这段时间忙得四脚朝天,四个月前,他在南康和九江察看多次后,像发现外星生物一样的跑去对曾国藩说:“太平军上控制武汉,下占据南京,湖口乃中游要塞,其志在必得。纵然咱们攻克湖口,也难以据守,更不能摆脱与之相持长江中断的被动局面。要想打破僵局,改变目前半死不活的被动地位,必须回师上游,攻克武汉。而要攻克武汉,又必先据其上游的崇阳、通城、咸宁一带,以锤击武汉的后背。”

  曾国藩思考了许久,确信罗泽南的计划没错,但他就是不肯痛快地答应。原因有二。第一,其时,他正和陈启迈的矛盾激化,其中一个激化点就是他罗泽南;第二,罗泽南去武汉,除了战略目的外还有私人目的,那就是增援上任不久的湖北巡抚胡林翼。

  本来,胡林翼是湘系,他成为湖北巡抚,是湘军福星高照。胡林翼一直想拿下武昌,无奈兵寡将少,始终不能如愿。曾国藩不是不想支援胡林翼,奈何他是泥菩萨过江。正如儒学理念告诉他的那样:人,先要为己才能成己,能成己才可成人。一个人自身还难保,就要去拯救、解放别人,这是神经错乱。

  胡林翼曾给曾国藩写过求救信,他的见解和罗泽南一样,认为曾国藩不该对九江和湖口较劲,咱们是在打仗,不是在斗气。曾国藩向胡林翼诉说衷肠:非是我较劲,如果我从九江、湖口撤军,那我在江西就没法活了。

  胡林翼叫起来:“兄弟,湖北就是你的家。”

  曾国藩轻轻摇头,他需要的不仅是个歇脚地,还有颜面。

  最终,理智战胜颜面,他同意罗泽南分兵离开九江,先试试看。1855年三月,罗泽南带领他的精锐兵团从九江拔营,逼向广信、义宁,几个月来,罗泽南马不解鞍,人不卸甲,和太平军展开野战、攻坚战、麻雀战、奔袭战、突袭战,但成绩让人实在提不起兴趣,罗泽南攻陷一城,前脚刚走,太平军就再度夺回。

  曾国藩得知罗泽南陷入这种泥泞后,写信鼓励他:我平生坚信八个大字——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若能坚持到底,坚忍不拔,一百次失败后就是成功。

  这封信如同鸡血,罗泽南浑身充满了野兽般的力量,1855年七月十五,也就是塔齐布准备全线进攻九江的那天夜里,罗泽南奇迹般的攻陷义宁。塔齐布死后的第三天,罗泽南从前线发来两封信,一封是很遗憾塔齐布的阵亡,另一封则是决定大踏步去勾勒他的宏图。就是说,他要彻底离开曾国藩,单枪匹马去湖北冲锋陷阵,为湘军铸造荣耀。

  曾国藩看了罗泽南的信后,陷入死一样的沉思。直到肚子咕咕叫时,才被迫醒转。他无精打采地又翻阅了罗泽南的信,就在他心如乱麻时,刘蓉拉着李元度来了。

  曾国藩向二人诉说罗泽南问题,刘蓉想了一想说道:“应该走也不应走。”

  这是辩证法,辩证法的好处就是,永不会错,曾国藩则认为这是中庸,不偏不倚,其实体现了一个“和”字,和稀泥的“和”。

  罗泽南应该走,刘蓉认为有如下理由:增援武昌就是增援咱们的人胡林翼,胡林翼如果在武昌覆灭,那咱们湘系就要失去湖北这块地盘了。

  在这点上,曾国藩比刘蓉理解得更深刻。胡林翼刚被任命为湖北巡抚,正是展现亮点的时候,如果能收复武昌,那对胡林翼和湘军实在是其乐无穷的大好事。

  李元度不同意刘蓉的观点:“胡林翼在武昌外围已将湘军水师发展到十个营的兵力,他自己就能搞定武昌,罗泽南去干甚?”

  刘蓉叹气道:“他的部队都是水师,没有得力的陆军配合,水师在武汉难以立足啊。”

  李元度没有反应,曾国藩也保持沉默。刘蓉很自豪地继续开口:“第二点,罗泽南也非去不可。胡林翼的密友左宗棠是骆秉章的心腹,操控湖南军政大权。如果您不允许胡林翼之请派罗泽南援助湖北,必然开罪左宗棠,后果不堪设想啊。”

  李元度恼了,他不是讨厌左宗棠,而是觉得刘蓉把左宗棠神化了。可他还没来得及开口,刘蓉已急转直下:“罗泽南也有不能去的理由,而且非常充分。塔齐布刚死,罗泽南又要远走高飞,如有不测,更赖何人?所以我坚决反对罗泽南离开。但不离开,这盘棋又不好下,真是两难!”

  这就是辩证法的神奇之处,采用这种方法的人滔滔不绝,有理有据,但最终要他拿主意时,他就开始和稀泥,等于说,他说了一大堆,实际上跟没说一样。

  曾国藩闭眼沉思,他要权衡得滴水不漏,才能做出最终的正确决定。李元度和刘蓉知道曾大人的习惯,思考起事情来没有时间概念,所以悄无声息地离开。

  当夜,曾国藩出了军营,护卫要跟随,曾国藩制止了。他缓步走上一块土丘,站在那里。温度并未因太阳缺席而降低,热风吹到他脸上,如同火炭。

  夜是那样静,曾国藩能听到自己的心跳。猛然,土丘下面的草丛里窸窸窣窣地响,像是小猪抢食。一条毫无精气神的蛇爬出来,直起上身,仰望曾国藩。

  曾国藩立即浑身发痒,一抖,苍白色粉末飘曳而下,这是新癣。他痒得龇牙咧嘴,急忙跑回军营,如释重负地挥毫泼墨。

  他已打定主意,允许罗泽南支援湖北。凌晨时分,这封洋洋洒洒的信件终于完成,他派人送出去,同时请来刘蓉。

  刘蓉一进军帐,从曾国藩耷拉着的双眼就知道了曾国藩已做出决定,并且执行了。他不由得叹口气,曾国藩也跟着叹息道:“很多人都舍我而独立门户,使我一人独任其难,抑何不仁之甚也!我虽知罗泽南的方略眼界高超,但就是解不开这心结。在这种时刻,他竟然抢先离我而去!”

  刘蓉不语,这种时候,他不知该说什么。因为曾国藩用了他最拿手的辩证法。

  曾国藩难过,罗泽南更难过。在送行宴上,有人问罗泽南:“曾公(曾国藩)兵败怎么办?”

  罗泽南含泪道:“天若不亡本朝,曾公必不死。”

  这句话动人心弦,在场众人都流下眼泪。罗泽南给曾国藩写信,深情款款道:“我走非是离公而去,实是为公开辟。公沉溺九江、湖口,本该走,却不能走。其中苦楚和深意,我心中有数,所以才去开辟第二战场。我一走,公更孤独凄凉,所以请公万不可再主动出击,耗损元气。待我第二战场传来佳音,再做下一步打算。”

  曾国藩对罗泽南言听计从,自罗泽南走后,无论水军还是陆军都没有主动进攻过太平军,所以当时九江和湖口风平浪静,双方军队好似木雕泥塑。

  但好日子在1855年十月底抵达终点。罗泽南把湘军一支精锐从江西带到湖北后,正镇守武昌的拥有超人智慧的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立即发现湘军在江西的薄弱,于是在1855年十月底亲自率军从湖北跃进江西,一路披荆斩棘,连下湘军数座城池。曾国藩惊慌失措,慌忙将围攻九江的周凤山部调到樟树镇。

  樟树镇在南昌南90公里处,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南则可进攻赣州、南安,北则可攻武宁、新昌和南昌,以通九江之路。曾国藩把湘军主力转移到樟树镇,就是为了保卫南昌和自己所在的南康。

  石达开解了九江之围后继续发力,以雷霆之势在江西横冲直撞。曾国藩在南康大营魂不守舍,一日数惊。但在众人眼中,他仍表现了作为领袖的魄力,镇定自若,尤其在抚恤伤兵上,发挥了仁者顶级风范。他清醒地认识到,越是身处危局,越要镇定,越要倾尽全力维系人心。由于人心被他维系得滴水不漏,所以湘军虽屡遭败仗,士气毫不见衰。

  但士气这种东西只能是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战场不是内功表演场,凭的是兵强马壮,而不是气。

  1856年年初,石达开四路纵队进攻曾国藩眼中的樟树镇,周凤山不听曾国藩的嘱咐出兵迎战石达开,结果是惨败逃往南昌。太平军得到樟树镇,南昌城人心惶惶,鸡飞狗跳。南康城里的曾国藩更是心胆俱裂,慌忙奔回南昌,收拾残兵败将,抵御即将到来的太平军。

  太平军并未如猛虎下山直奔南昌,而是在南昌外围慢慢蚕食。太平军推进得越慢,曾国藩的恐慌度就越高。他再也没了从前的沉静之气,惊慌失措地写信给胡林翼,要他派罗泽南回援。胡林翼不同意,他以战略伟人的口吻对曾国藩说:“攻陷武昌就可解南昌之围,曾公您要挺住!”

  曾国藩哀怜地回信道:“我如何能挺住?湘军陆军不足三千,水军只有二千三百人,兵力单薄到如此程度,别说守南昌,就是从南昌逃出也觉形单影只。自出山以来,从未遇过如此艰难之境,让人想抱枕痛哭。”

  然后,他不再诉苦,而是冷静地分析起来:“湘军和长毛在武昌、九江一线已陷入战略相持阶段,既然武汉久攻不下,不如抽调罗泽南援救江西南昌。如此则无损于攻武汉,而有助于救南昌。”

  胡林翼看着信,信上就浮现出曾国藩可怜巴巴的样子,不由得心痛,请问罗泽南。罗泽南泪眼婆娑道:“万万不可,如果此时我去江西,那这么长时间攻击武汉的战果就尽弃。不如加快进度攻陷武汉,然后沿江东下,与曾国藩会师,再反攻江西的太平军。”

  曾国藩收到胡林翼和罗泽南的联名信后,心窝如同被掏了一拳,脸色发紫,浑身抽搐。在最后的夕阳里,曾国藩周围飘起了白色碎屑,那是因愤懑和焦急复发的癣病。

  曾国藩急火攻心的原因不仅是胡林翼、罗泽南的不肯施之援手,还有南昌政府官员明目张胆的嘲讽。曾国藩在南昌城的日子非常不好过,到处受人压抑,时刻遭人白眼。本来,他的湘军就不在体制内,之前打过几次胜仗,得到北京方面的嘉奖,引起体制内某些羡慕嫉妒恨可想而知。大部分政府官员都昼夜不休地等着看他的笑话,如今笑话终于来了,岂能放过,不但围着看,而且私下都在热烈地鼓掌。

  曾国藩被南昌官员们冷嘲热讽地神经脆弱,彻夜难眠,不思饮食。后来他干脆把自己变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躲在军营里默默流泪。

  部下们都来安慰他,事情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长毛要从樟树镇打到这里,需要时日。也许他们来到这里时,罗泽南大人已攻陷武昌,来接应咱们了。

  曾国藩双手直颤,指着桌子上的地图说:“整个江西只剩南昌和南康这么点小地域,这还不是山穷水尽?你们可知,这几天咱们的士兵死了一百多个?”

  众人茫然。

  “送信死的,”曾国藩气急败坏,“乔装打扮送信出去,全被长毛贼捉到处决了,你们竟然还说未山穷水尽?”

  众人继续茫然,看到曾国藩双目尽赤,急忙也装出怒发冲冠的样子来。部下们都走后,李元度小心翼翼地试探问道:“曾公在此之前一向有自我克制的伟大力量,为何现在荡然无存?”

  曾国藩苦着脸,“都这时候了,克己之功有屁用!它能让长毛撤兵?能让罗泽南从天而降?”说完这些,他猛然醒悟,这可不是儒家门徒应该说的话,于是改口,“是我功夫不到家,惭愧!”

  李元度发现曾国藩平静了许多,就打开话匣子:“胡林翼和罗泽南不来,有他们的原因。据我对罗泽南的了解,他现在一定在使用吃奶的力气猛攻武汉,为的是赶紧来救曾公。”

  不必猜测,曾国藩就知道罗泽南肯定在用吃奶力气攻打武昌,因为罗泽南对他曾国藩是忠心耿耿、牵肠挂肚。

  罗泽南岂止是用上吃奶的力气,简直用上了一辈子的力气。他亲临武昌城下,不分昼夜地攻城。他两眼冒火,咬牙切齿,恨不得把武昌城生吞活剥。太平军严防死守,湘军伤亡惨重。胡林翼婉转相劝,硬来吃大亏,磨刀不误砍柴工,请调节攻城的速度。

  罗泽南目眦尽裂:“曾公在南昌城生死难料,我岂有休息的工夫?!”

  武昌太平军守将自参军以来从未遇过这种不要命的玩意,也怒发冲冠:“守城太不爽快,开城门,老子要和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一决生死!”

  双方摆开阵势,大打野战。几轮过后,太平军守将喊了一嗓子:“扯乎!”太平军掉头就跑。罗泽南双目瞪出眼眶,狂呼乱叫:“长毛败了,给我追进城门,曾公,等我!”

  湘军士兵奋勇争先,喊杀声响彻云霄。一直追到武昌城侧门,正中规中矩逃跑的太平军突然向两边闪躲,侧门突然大开,一支数目众多的太平军从里面杀出,直冲罗泽南已无阵形的军队。湘军已没有后退的时间,被冲得七零八落。

  罗泽南被火枪打中左面颊,血流满面,沾湿衣衫。好不容易逃出太平军的包围圈,他已奄奄一息。在他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里,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曾国藩。胡林翼慌张跑来查看,发现罗泽南已无药可救,不禁悲从中来。罗泽南握紧胡林翼的手,说出儒家大师风味的临终遗言:“危急时站得定,才算有用之血。现在武汉又未克,江西危难重重,不能两顾。死何足惜?事未了耳,我很惭愧,要先走一步,你好自为之。”

  胡林翼不受控制地哭出声来,像是狼嚎。哭得精疲力竭后,才想到应该把这件事告诉曾国藩。几天后,曾国藩在南昌军营里接到了胡林翼的信。

  信使千辛万苦,绕了好大一个圈,才把信从武昌送到南昌。当时,曾国藩正在军营中发呆,有人来报告,南昌来了信使。军营里突然起了阵邪风,吹起桌子上的文件,在空中飞舞。

  曾国藩大叫一声:“不好!”

  这是人的第六感,也是曾国藩从神学那里得到的坚信不疑的预兆。信使跑进来,仿佛是尘土做的,浑身上下都在抖落尘土。未等信使叩首请安,曾国藩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像是未卜先知一样:“罗泽南大人走了?”

  信使万分惊愕,忘了从怀中取出信,白日见鬼般看着曾国藩。曾国藩等不及了,去他怀里猛地一阵乱掏。堂堂湘军瓢把子在一个信使身上动手动脚的场景让在场所有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护卫们慌忙去拉曾国藩,曾国藩丝毫未觉察到自己的失态,急躁道:“信呢?拿出来!”

  信使在忙乱中躲开曾国藩的双手,把信从鞋里拿出,曾国藩一把夺过,如饥似渴地展开,信还透着温暖的脚气。曾国藩才看了几行,脸色已铁青,他的预料成为现实。他嘴唇哆嗦着,双手颤抖,眼眶湿润。看到一半,他“呃”的一声,向后一仰脖,喷上空中一大口血,然后就倒。

  护卫们慌作一团,急忙把曾国藩抬到床上。曾国藩已昏死过去,众人又是掐人中,又是捶后背。忙了好大一会,曾国藩才“呃”的一声,还魂人间。这一醒来,他好像老了十岁,气也弱了,手也颤了。李元度慌慌张张地跑来,曾国藩让众人都出去,喘了好久,才能正常说话。

  一开口就很不吉利:“罗泽南走了,我也要紧随其后。”

  李元度睁大眼睛:“曾公万不可这样说!”这话才一出口,就哽咽起来。

  二人制造了这压抑的氛围,这氛围又反过来影响二人,如同两个老头子看到眼前摆了两具棺材。

  时光停滞了许久,曾国藩才气息恹恹地说道:“要给罗泽南置办隆重的葬礼。”

  李元度从牙缝里蹦出两个字:“不可。”

  曾国藩狐疑地望向李元度。

  “罗泽南是湘军的灵魂人物,如果把他的消息传开,那军心不稳啊!”

  “啊!”曾国藩猛醒过来,“哎!”

  他叹息之后就是对罗泽南波涛汹涌的回想,在曾国藩的印象中,罗泽南是个不知疲倦、永不抱怨的人,白天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晚上回来就和别人谈论理学。这是儒生带兵典型人物,除了明朝的王阳明,曾国藩想不出还有第二人。

  这样一位本应光芒万丈的人物,就这样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更要命的是离开了他曾国藩和湘军。一月前,曾国藩对罗泽南是望眼欲穿,而现在则是肝肠寸断。曾国藩感觉,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让他从罗泽南的离开人世中复苏。他可能永远都这样沉溺下去,直到末日。

  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感觉,罗泽南去世的半月后,曾国藩奇迹般的活了过来,一天早上,鸡才叫一遍,他就坐到办公桌前,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温六老弟左右:

  三月二十八日,有小伙计自鄂来江,乃初九日起程者。接润之老板信三条,知雄九老板噩耗。吾邑伟人,吾店首功,何堪闻此!迪安老板新开上湘宝行,不知各伙计肯听话否?若其东来,一则恐无盘缠,二则恐润老板太单薄。小店生意萧条。次青伙计在抚州卖买较旺,梧冈伙计亦在彼帮助,邓老八、林秀三亦在被合伙也。雪琴河里生意尚好,浙闽均有些伙计要来,尚未入境。黄虎臣老板昨往瑞州去做生意,欲与印渠老行通气,不知可得手否。

  余身体平安,癣疾痊愈。在省城与秋山宝店相得,特本钱太少,伙计又不得力,恐将来火食为难耳。余不一一。澄四老板三月十九发一信来,已收到矣。

  润公老板、迪安老板、义渠宝号、吴竹宝店均此。

  来伙计二人,照给白货。初七日到小店,初九日行。

  如你所猜测的那样,这封信暗藏玄机,是一封隐藏真实内容的隐语之信。我们不必闲言碎语说当时曾国藩的处境多么艰难,只就这封信就可了解大概。他是用隐语写成,就如同当年的地下党写给他的组织、同志的信件一样,太平军当时控制江西省大部,用隐语写成,是为了防止信使被太平军捉住,透露了信息。

  信中的“温六老板”是曾国藩的六弟曾国华,之前在家乡优哉游哉,自曾国藩在江西坐困愁城后,开始四处活动,招兵买马,准备去为曾国藩释厄。“润之”是胡林翼,“雄九”是罗泽南,“迪安”则是湘军卓越的将领李续宾,“次清”是李元度,“雪琴”是彭玉麟,“秋山宝店”指江西巡抚文俊。

  信的大意是:得知罗泽南病逝,李续宾接管其军,不知部署是否服从稳定?如果李续宾带兵援我,恐怕胡林翼处兵力又减少。我的小店生意萧条,处于困境,大家都忙得四脚朝天,这应该是好事。最后谈到他和文俊关系融洽,只是没能给江西打开局面,粮饷很成问题。

  这封信并无实际内容,它只是反映了曾国藩当时的窘境、困境,甚至绝境。

  在绝境中迸发出奇迹般的力量,向来是出色人物的杀手锏。1856年五月,他把一封“乞讨书”成功送达北京。这是他自困顿江西以来第六次写信给咸丰,请求派出援兵。他不无痛苦地说道:“援军不到,东南大局会加速糜烂。若能有一支援军,湘军全体将士将对皇上感恩戴德,以死相报。”

  咸丰多次接到曾国藩的信,也接到文俊的信。文俊身为江西巡抚,自有守土和隐瞒危机的责任。所以当曾国藩说江西南昌岌岌可危时,文俊却说,南昌稳如泰山。咸丰犯起了嘀咕,经过长时期的思考后终于做出圣明的判断:曾国藩想骗军饷。于是他回信质问曾国藩:“你说南昌危急、整个江西危急,长毛已包围南昌,怎么就不见长毛进攻南昌?难道长毛知道你威风凛凛曾大人在,吓破胆,不敢进攻?”

  这的确是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正是曾国藩死里逃生的原因!

  打虎亲兄弟

  咸丰对曾国藩的质疑,曾国藩委屈万状。可委屈之余,他也在想这样的问题:太平军自攻陷樟树镇后,并未全面进攻南昌,只是在南昌外围做些零星、毫无意义的扫荡。

  罗泽南死后,有人对曾国藩说:“长毛的行为很吊诡,我们可以偷偷出城,袭击他们的巡逻队,打击他们的士气。”

  曾国藩眉头一竖:“天下任何事都不是侥幸成之。要脚踏实地,不可投机取巧。长毛狡诈多端,这是故意示弱,咱们不可上当。”

  军事参谋们连连点头,曾国藩颤着手,指点起来:“咱们自出山东征以来,有个很大问题,就是浪战浪追。罗泽南就犯了这样的错误才阵亡的。今后要立下规矩,无论战役规模多大,指挥官必须谋定而后战,切不可蛮攻蛮打,徒伤士卒。”

  这是曾国藩的福至心灵,从此后,湘军打仗,从不主动,纵然是胜券在握时,也不主动进攻。每次和太平军对垒列阵之后,按兵不动,诱惑太平军来攻,使其三番五次进攻,消耗气力后,抓住机会,发动全线反攻,往往一战而定。

  1856年七月初,一支湘军在江西瑞州和太平军多次交战,每次都能将太平军全歼,但指挥官死活都遵守曾国藩的教诲,所以每次只是打赢而已,从不追击。曾国藩对这几次交战印象深刻,从送来的情报中,他冥思苦想,终于发现一条重要情报:太平军队形不整,旗色不一。

  他惊喜地叫出声来:“长毛物力已屈,军械不整。他们的贼巢肯定有变动!”

  大部分人认为曾国藩被围困得神经错乱,但很快就有好消息传来,验证了曾国藩的猜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发生了惨烈的变乱,史称“天京(南京)之乱”。

  “天京之乱”过程如下:洪秀全自在南京称帝后,把灵魂和身体都奉献给美色,真正掌控太平天国大权的是东王杨秀清。

  1856年夏,杨秀清假托天父附体,要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怒不可遏,秘密联合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和燕王秦日纲,决心铲除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和秦日纲当时掌握着太平天国三支野战主力,都对杨秀清“犯上行径”大为愤慨。韦昌辉先发作,突然从江西前线率领精锐兵团杀回南京,以雷霆之势杀掉杨秀清,并将杨秀清亲戚、余党万余人屠杀。

  韦昌辉不只是干掉杨秀清,而是要取代杨秀清。

  他开始如杨秀清一样控制洪秀全,石达开闻讯匆忙赶回南京,劝阻韦昌辉悬崖勒马。韦昌辉的智慧无法接受这种忠告,并阴谋要宰掉石达开。石达开提前得到消息,逃出南京城。但他的家人全被韦昌辉屠杀。

  石达开怒发冲冠,在安徽宣布韦昌辉为天国罪人,带领他的野战军十万人进逼南京。洪秀全在南京城也号召天国子民对付韦昌辉,洪、韦二人就在南京城中厮杀,血把秦淮河染红,流入长江,流进大海。最终,韦昌辉功亏一篑,被洪秀全擒杀,秦日纲也死于乱战。石达开以天国再生父母的身份进入南京城。

  这就是“天京之乱”,它告诉我们,农民武装虽能短时间内创建辉煌,可逃不过的宿命却是,终有一天会窝里乱咬!

  曾国藩能在南昌城有惊无险地度过几个月,就因为太平天国在窝里斗。但这并不能壮大自己的实力,太平军精锐虽然撤出江西,可几支小股部队也够曾国藩受的。比如在瑞州的太平军,虽衣衫不整,武器落后,却仍能把湘军多次拒之城外。在多股太平军游击队的干扰下,曾国藩仍然不能放肆地伸腿伸脚。他饥渴般的需要援兵。

  1856年七月十五,曾国藩在瑞州城外等来了援军。这支援军来自湖北胡林翼处,统帅就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曾国华在得知老哥被困在江西后,彻夜难眠,左等右等也等不来老哥被解救的好消息。

  经过反复思量,他以半吊子军事家的身份从湖南老家直奔湖北,途中经历无数风险才惊魂不定地抵达胡林翼大营。

  胡林翼被曾国华这份兄弟情谊深深感动,拨给他四千士兵。

  曾国华流完眼泪,不禁毫无城府地问了句:“当初我老哥鬼哭狼嚎地向你请救兵,你都不理,为何我一借,你就给了?”

  胡林翼感叹道:“形势逼人,当初湖北都难保,如今长毛内乱,湖北方面撤走了许多兵,否则就是天王老子来,我也借不出兵去。”

  曾国华恍然,原来他想多了,以为和胡林翼有深沉的交情,想不到只是形势改变而已。好一个曾国华,带领四千士兵,大显神威从湖北直杀到江西。一是救兄心切,二是运气极佳,所向披靡,打得各个城池的太平军哭爹喊娘。

  当他抵达瑞州城下时,攻城的湘军将士热泪盈眶,曾国藩一听亲弟弟带领援军来了,从南昌城一路跑到瑞州,兄弟见面,抱头痛哭。两人趁着士气振奋,向瑞州发起了猛烈进攻,一战而成。

  曾国华的到来,打通了江西湖北之间的道路,曾国藩喜不自胜地说:“全局转机,就系于此啊!”

  这句话虽有对老弟曾国华的溢美之词,不过在那种困境下,能有一支援军到来,哪怕是几个伙夫,曾国藩都会感动得涕泪横流。

  所谓打虎亲兄弟,说的不仅是团结合作,另外的意思是,一个兄弟能打老虎,其他兄弟就差不到哪儿去。曾国华不是曾国藩兄弟中出类拔萃的一个,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最耀眼。

  曾国荃在曾氏家族中排行第九,少年时到京城和曾国藩一起学习,他和曾国藩大为不同,首先天分极高,个性最倔,灵性最足,和曾国藩的中规中矩不同,曾国荃敢于打破常规。

  早些年,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他就参与积极,并且献上很多含金量十足的意见。1854年,曾国藩领湘军出山,曾国荃也要跟随。曾国藩劝阻他,你要想建功立业,非有个功名不可。就这样,曾国荃极不情愿地留在家乡复习功课,准备着1856年的会试。

  他是身在老家心在老哥。曾国藩每打一次胜仗的消息传来,曾国荃就如自己打了胜仗一样,上蹿下跳,眉飞色舞。老哥在九江、湖口城下困顿时,他就是吃不好睡不香,总想找人打架。如果不是他老爹严加管教,他早就跑去找曾国藩了。

  1856年春,曾国荃去北京考试,走到长沙时,因湖南北部和湖北路途都被太平军所阻,无法继续北上。换作别人,早就一哭二闹了,可曾国荃竟然手舞足蹈。

  他给老哥写信说明情况,希望老哥能通过关系给他弄个代理知县做。曾国藩当时正专心打仗,无时间理他。曾国荃就积极地打起老哥的旗号,凭借出色的口才和能力,他竟然攫取了赋闲在家的长沙人黄冕的心。

  曾国藩被困江西,频繁向中央请求援兵,咸丰特诏起用黄冕为江西吉安知府,曾国荃也“仙及鸡犬”地成了黄冕的得力助手。

  其实这是中央政府给的空头支票,因为当时吉安还在太平军手里。

  但这毕竟是一种权力。

  曾国荃一得到权力,瞬间就爆发了兄弟情谊,他要带一支军队去拯救老哥曾国藩。黄冕很为难,他是有点积蓄,却没有兵。曾国荃拍着胸脯说:“你只要出钱,我就能搞到兵。”

  一个月后,曾国荃这就招到了3000人,黄冕心花怒放,曾国荃带着这3000人,兵锋直指吉安,进军途中,遇到太平军营垒,曾国荃绝不放过,统统击破。直到这时,曾国荃才惊讶地发现,他的军事才能是如此了得。

  他给哥哥曾国藩写了无数封信,先是吹嘘自己的军事才华,然后是让哥哥把心放到肚子里,因为不久之后,他会踏着五彩祥云,威风八面地降临南昌,把长毛贼打得丢盔卸甲,迎老哥出城,去南昌郊区走一走看一看。

  让他气馁的是,老哥曾国藩只给他回了一封信,而且还是用隐语写成。其实,曾国藩给老九写了很多信,但信和信使都被太平军捉住销毁了。他本心不希望弟弟们带兵,在一封信中,他深情地说道:“带兵之事,千难万难,任劳任怨,受苦受惊,一经出头,则一二三年不能离此苦恼。我就是前车之鉴,希望你们不要带兵,无益于世,徒损于家。”

  曾老九看了老哥的信,百感交集,说:“老哥这是说多了都是泪啊,全是亲身经历,有感而发啊。”但他又说,“老哥这是口是心非,困在南昌,到处求救兵都不得,他一定希望有一支随叫随到的曾家军,我要为老哥实现这一宏愿。”

  曾国荃说得没错,曾国藩当时想法正是如此。所以当曾国华带兵来后,他啼泣之余,不禁急不可耐地写信给老九说:“既然你愿意带兵,现在又有军服在身,那就好好干。多向伟大的前辈学习,把自己锻造成一个出色的军人!”

  曾国荃对信立下誓言,一定要让自己成为当时世上最优秀的军人,不为别的,只为给老哥排忧解难。

  但当时,曾国荃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曾国藩的忧难很大,他自己都没有一点信心。

  可望不可即的兵权

  让曾国藩又惊又喜的特大消息在1856年年底传来:胡林翼的湘军终于攻克武汉,并乘胜东下,水陆两军同时抵达九江。湖北和江西的长江水上通道被彻底打通,曙光重现,天佑曾国藩!

  抵达九江城的水军司令是杨载福,陆军司令是李续宾,二人都是曾国藩的手下,也是曾国藩当初派到湖北去支援胡林翼的。两人也是攻克武汉的主力,功勋卓著。

  曾国藩心潮起伏,他想到很多,全是私利。首先,两人所率的湘军应该立即归还他曾国藩;其次,九江战场已成,而胡林翼远在湖北,那么战场最高司令就应该是他曾国藩;最后,他应该以兔子般的速度到九江检阅部队。

  想到就付诸行动,绝不拖延。

  1856年十二月中旬,曾国藩风尘仆仆、心急火燎地赶到九江,在九江城外湘军大营和李续宾、杨载福见了面。

  来的路上,曾国藩忐忑不安,因为他没有底气。

  李续宾接管的军队是罗泽南的残兵,杨载福去湖北时,他曾国藩好像只给了三十几条只能捕鱼的小破船。他似乎仍能记起当时杨载福失望的样子。

  现在,二人兵强马壮,声势浩大。也就是说,李续宾和杨载福都不是靠他曾国藩起家的,这年头,人翻脸比翻书还快,谁刀快谁就是老大,哪有什么上下级情分?!

  但他一到现场,看到李续宾和杨载福在很远的地方屁颠屁颠跑来,他的忐忑就烟消云散。他很愧疚地在心里责骂自己:亏你还是孔家门徒,竟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的肚子!

  李续宾和杨载福跑到曾国藩面前,先是激情四射地给曾国藩叩头,然后又以下级对上级的礼节行礼,最后三人抓紧彼此的肩膀,任凭泪水肆虐。

  这三个动作一气呵成,如同提前演练过。其中自然有讲究,先叩头是弟子对老师的感恩,然后行下级之礼,是继续承认曾国藩的领导地位,最后抓住对方的肩膀流泪体现了三人炽热的友情。

  曾国藩不胜欣慰,既对李、杨二人的从一而终感动,又感激胡林翼的正大光明。这“正大光明”就是,胡林翼明明可以自己来九江,却没有来。胡林翼完全可以在他曾国藩黔驴技穷时另起炉灶,打出自家军队的旗号,但他却仍保持了湘军的建制,而且所重用的人都是他曾国藩的部下。

  这份明智、这份友情给曾国藩的震撼是强大的。九江阅兵的当夜,曾国藩就给胡林翼写信说:“君子贵于诚,能忠贞无二于主子,打着主子的大旗为主子谋福利,这才是人臣之诚。在这点上,我虽然有严密的‘诚’的体系,却无事上练的成绩,只有你胡林翼公,将‘诚’字昭告天下,发扬四海。借此机会我发挥下‘诚’字诀:我真诚无欺地佩服你的‘诚’。”

  写完这封信,曾国藩猛然想起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这就是给中央政府写信,要咸丰承认许可他的另外两个私利。

  在曾国藩看来,这种事根本不用他本人交待咸丰。

  咸丰如果深明大体,就会自动自发地传圣旨,要他接管李续宾和杨载福的部队,再命令他攻打九江。不过,曾国藩是儒家门徒,讲究的是要积极主动地尊敬君王,不能让君王时刻替自己着想,那就是不忠。

  他写了一道奏折,觉得不过瘾,又写了一道,还是不过瘾,一口气再写了三道,一夜之间,五道奏折在他的挥毫泼墨下大功告成。

  看着眼前的五道奏折,曾国藩露出了蒙娜丽莎般的微笑。

  五道奏折的前三道乏善可陈,只是他所指挥的湘军在江西地面创造的几个小战绩而已。但这几个小战绩绝对要说,因为它是后面两道奏折的铺垫和基石。后面两道奏折才是正题:

  第一,杨载福统帅的长江水师在去年(1855年)经我派遣到湖北援剿,李续宾部陆军是罗泽南的残兵,罗泽南也是我派遣到湖北的;第二,李、杨二人统帅的湘军水陆师,已攻克武昌,并且已来到九江战场,准备进攻九江城;第三,李、杨的军队目前缺少军饷,希望皇上能大慈大悲,拨些款出来。早一日攻克九江,早一日得到大实惠。

  这奏折写得非常有水平,必是深思熟虑许久的。

  他旁敲侧击、拐弯抹角地告诉咸丰:“李、杨二人是他的部下,而他的部队不属于政府正规军,所以李、杨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同时,他又说李、杨湘军强大无比,由此抬高了自己的地位,最后,他用了“瞒天过海”一招,为李、杨二人讨饷,悄无声息地当了李、杨的主。”

  咸丰接到信后,即刻看出了曾国藩的言外之意,马上召集谋臣们商议对策。谋臣们纷纷发言,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曾国藩这是挟湘军以令圣上,良知大大地坏掉了,应将他的兵部侍郎职务就地免去。

  话音未落,就有谋臣出来指责对方太鲁莽,曾国藩今非昔比,你想想,他从创建湘军到现在始终低调保守,但为何突然如此铺张扬厉地抬高自己?

  事实明摆着,咱们政府军不如人家湘军,咱们的人若是稍有点骨气和力量,也不至于让曾国藩如此大出风头。你削曾国藩兵部侍郎的圣旨明天到,南方后天就会大乱。

  又有谋臣跳出来,气咻咻地喷第二位谋臣:“难道他曾国藩还敢造反不成,我请求皇上现在就下圣旨,削了他的兵权,看他能蹦跶到哪儿去!”

  众人吵起来,朝堂成了菜市场。咸丰拼命地咳嗽,压制这些噪音。好不容易压了下去,他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憋了半天,才缓缓说道:“咱们不能卸磨杀驴,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曾国藩坐大,这计策嘛,就在这辩证法中,诸位超绝人士,请出手吧。”

  谋臣们又是猪群抢食的一阵乱,有人尖声高叫,“这事不能用政治手段解决,应该用咱们中华文化中的精髓——官场手段——解决。”

  咸丰来了兴趣,他知道中华官场文化博大精深,心里已有了数。那位谋臣接着尖声说道:“一个字:拖。大事拖成小事,小事拖成无事。”

  咸丰击掌叫好:“妙,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曾国藩肯定中招,如猫爪捉心般难受。”

  曾国藩不能不中招,等了一个月,也等不来咸丰的圣旨。

  传圣旨的人就是骑驴也应该到了啊。

  他脑子里如犯了牛皮癣,摸不着抓不着,奇痒难忍。

  咸丰有谋臣,曾国藩也有。

  他一着急,就把他的谋士团找来了。曾国藩的谋士团质量比咸丰的要高,这缘于曾国藩对待他们发自真诚。谋士们争先恐后地发言,分析了各种不利情况后,得出结论:皇上是用了中国传统官场文化的精髓“拖”字心法!

  这“拖”字心法威力巨大,如同把一个人装进井里,盖上井盖。当事人明知外面有个世界,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活人会被活活憋死,死人会被憋复生。

  曾国藩并不吃惊,他在官场也待过,知道这“拖”字心法的奥妙。但他不是轻易死心的人,因为他始终信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道理,1857年春节,曾国藩又连上三道奏折,做最后的进攻。

  前两道奏折仍是报功,太平军在九江城外围的两个据点被他的湘军轻易拔除,第三道奏折拥有超高的含金量。他说:“现在九江南北两岸,水陆湘军已达到二万余人,当进行军事演习时,陆上万马奔腾,惊天动地,江面旌旗招展,锣鼓喧天,吓煞鬼神。我准备把指挥部搬迁到九江前线,料理一切。可突然,就在昨天子时,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准备工作,发现眼神不济了。有护卫点上灯,我眼前仍是一抹黑。我大叫‘不好’,难道眼睛瞎了?但天明后,我能微弱地看到点东西,所以心安了许多,不过这毕竟是病,希望皇上能赐我一月假,我需要好好静养我的双眼。”

  曾国藩的确犯了眼病,但生理病小于政治病。咸丰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把戏,继续使用“拖”字诀,曾国藩在江西焦躁得只想跳江,眼疾真的就严重了。

  人往往是这样,工作、感情上遭遇苦楚时,就会想家。

  在不温不火的天气下,曾国藩眯着双眼去看天看地看长江,咸丰的嘴脸在江面呈现,不过不是那个相貌温和的皇上,而是一条青面獠牙的水怪。

  他急忙把眼光收回,从心中把这“忤逆”之欲祛除,心里彻底澄清后就想起了父亲。

  他三年前离开家乡和老爹,就再也未见过父亲。双方虽有书信往来,毕竟代替不了在一起的天伦之乐。他老爹也非常想念他,在他困顿南昌时,整日以泪洗面。

  曾国藩摸索着给老九曾国荃写信,希望能把老爹带来江西和他相见。曾国荃接到信后,大叫一声:“难道老哥又被困住了?”

  众人来看,只见曾国藩的信中字压着字,横冲直撞,像是世间不可多见的隐语。有人提醒曾国荃,你老哥犯了眼疾,写起字来当然没轻没重的。

  曾国荃于是给曾国藩回信说:“老哥听我说,老爹已六十多岁,而且身体不好,您现在正好有病,不如请假回老家看望父亲,岂不是两全其美?”

  曾国藩挣扎着双眼看完信,长叹一声:“老九真是政治白痴啊。”

  这句话的意思是,他此时不能走,一走就前功尽弃,那些奏折白写了。但感叹完曾国荃是政治白痴后,他突然醒悟:请假回家何尝不是政治智慧?我走了,湘军还叫湘军吗?

  这是“自我”过于膨胀,孔子教导他的门徒: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曾国藩马上想到这句训导,即刻收了自负的心。

  这是理学的方法论——存天理去人欲,内心一旦有不好的欲望,要马上克掉,否则这种欲望会如野草般蔓延,最后侵占你的内心,把你变成一个丧尽天良的人。这不是理学的专利,心学宗师王阳明也认可这种方式。曾国藩承受着极大的压力来修心,可见修身功夫非比寻常。

  他正在请假回老家和继续在江西的矛盾中纠结时,老天为他开辟了一条道路。1857年二月中旬,一封信如离弦的箭飞进曾国藩的军营。信来自湖南,内容是:你老爹曾麟书去世了!

  据在场的人后来回忆说,曾国藩看完这封信后,竟然出奇地平静,还把信重新折叠完整,放进信封,最后把信捧到胸口,闭上毫无必要的双眼。他的整张脸如同地质变化一样,慢慢地开始扭曲,扭曲了半个时辰后,只听到“嗯哼”的一声,曾国藩整个人像是被人抽走了脊柱,垂直瘫软在地。

  众人在他脸部缓慢变化时,已预感到大事不妙,都在绷紧神经,一见曾国藩瘫倒,慌作一团,纷纷来扶。跟随曾国藩多年已经有经验的人,急忙掐人中、捶后背、灌凉水。折腾了大半天,曾国藩喉咙里“咯咯”地响了几声,猛地睁开眼。众人大惊骇,曾国藩的眼明亮犀利,和一个月来患病时青灰色的眼大大不同。

  突然,“嗷”一声,世间根本就没有的声音从曾国藩的全身发出,他一个鲤鱼打挺滚下床,放声大哭,在地上翻滚,几乎要再昏死过去。

  众人七手八脚重新把他抬到床上,安慰、劝解、开导,种种声音在他头顶交织成一张网,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人滚雷般的话语,睁着眼,像个婴儿看着篷顶,就这种姿势,他保持了一夜。

  第二天凌晨,护卫们听到咳嗽,慌忙跑进帐篷,曾国藩端坐床边,一身白服,出奇的整齐。护卫们面面相觑,不知曾大人这又是闹哪一出。

  “传下去,”曾国藩的嗓子虽沙哑却异常刺耳,“要各位将领来,开会,我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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