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曾国藩的一生有个整体回顾的话，那么，应该说，曾国藩离开江西战场回到家乡为父守孝的一年多，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其中的意义，绝不亚于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当年，王阳明就是在贵州修文县一个叫龙场的小山村中，悟出了人生的终极意义，也悟出了自己人生行走的方式。同样，更具宗教意味的是释迦牟尼，在内心走投无路的情形下，菩提树下“顿悟”，顿感大光明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国藩同样也有“顿悟”过程。当曾国藩再次从白杨坪出山之时，一个新的曾国藩诞生了——由于悟出了人生进取和虚无的双重意义，这个人已超然于世界之上，在精神上进入自由王国了。从此之后的曾国藩悲悯、达观、清醒，富有超然的洞察力，以及无时不在的苍凉感。
父亲的丧事办完之后，曾国藩开始消受老家白杨坪的田园生活了。每天，曾国藩总是早早起床，然后，就在自己所住的白玉堂附近散步。山村的早晨是宁静安详的，空气里总有雾霭，缥缥缈缈的，像丝绸一样滑来滑去；白杨坪的风景也好：春天，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会热烈开放，山色如泼了颜色一样，红一块，黄一块，绿一块的；夏天，到处都是荷叶飘香，荷花绽放……鸟是任何季节都有的，它们的啁啾无所不在，尤其是春天里，白杨坪一带，到处莺歌燕舞，叫得最欢的，就是布谷、黄雀以及鹧鸪了。因为有鸟鸣相伴，人也会变得轻松愉快起来。有时候，兴致上来，曾国藩还会带着纪泽、纪鸿等，攀登对面的高嵋山。从山上俯瞰白杨坪，会觉得整个白杨坪就像一块巨大的未被世人染指的美玉一样，伏在山水的深处。那条溪水和那座团山，犹如蛟龙在宝盆中嬉戏。曾国藩清楚地记得二十四岁那一年，自己赴京赶考，曾写了一首诗：高嵋山下是侬家，年年岁岁斗物华。
老柏有情还忆我，夭桃无语自开花。
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
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
在曾国藩的生涯中，这首诗，是对白杨坪最初的感慨。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这种安静而无聊的日子，曾国藩倒也过得有滋有味，毕竟，经过那么多年理学的熏陶，曾国藩定力非凡。况且，他本来就不算是一个热衷于权力和利益的人。像众多富有情调的传统知识分子一样，曾国藩喜欢的是恬静的田园生活，耕耘，读书，无事时享受自然风光，也享受天伦之乐。在荷叶塘家中的厅堂上，还挂着当年曾国藩应父亲之邀撰写的一副对联：有诗书，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本祖泽；无官守，无言责，时事不闻不问，只将艰巨会儿曹。
这样的对联，是曾国藩本性的写照。对于生活本身，曾国藩本来就没有什么要求，对于荣华富贵，也没有什么兴趣。他的生活简单而苛刻，甚至，都有点苦行僧的成分了。曾国藩每餐几乎只吃一个菜，即使是多上几个菜，他也只拣靠自己最近的那盘吃，至于其他菜，基本不动筷子。对于生活，曾国藩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不能一味迎合，相反，还应该有意识地控制和压抑，应注重的，是精神方面的提升。这一点，程朱理学和佛教有着相同点，它们走的都是“戒、定、慧”之路——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方能修成正果。
日子过得很快，很快，湖南的雨季到了，原本清新明朗的小山村，一下子变得阴郁、空荡、冷湿，天空也愈发变得灰暗。雨一直下个不停，淅淅沥沥不紧不慢，像开了头却忘了结尾似的。一段时间之后，曾国藩突然变得莫名忧郁起来。一个重要的征兆就是，每天晚上上床之后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因为休息不好神经衰弱，曾国藩的脾气变得很大，开始变得莫名焦躁，看不进书，也不想练字，有时候，曾国藩会莫名其妙地因为一些小事呵斥弟弟们，甚至，竟没有风度地责怪弟媳。家里人都被曾国藩搞得神情紧张，唯恐这位长兄会突然不高兴发脾气。每次事情平息下来之后，曾国藩都会觉得很内疚，他自己也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是自己提前进入老年了？或者，是内心深处因为愿望没有满足而感到失落吗？
战争让曾国藩充满了失望。这种失望，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对战争的胜负或者结果，而就是对战争本身。湘军出道以来，把各地的战场都算上，几乎是三日一小打五日一大打。苍山洱海，残阳如血，其残酷程度、激烈程度，都非常人所能想象。曾国藩把战争比作“血肉磨坊”，它的残酷让曾国藩触目惊心。尤其是对人性在战争中的扭曲和丑陋，曾国藩更感绝望。在和平环境里，人性，至少还有边缘和底线吧，轻易之间，是不突破底线的；但在战争中，人性之中的凶残与丑陋几乎无法控制。平日里曾国藩孜孜追求的清明和理性，在战争的环境中，更是无从谈起。人，还应该是动物吧，要不在身上，怎么会残留那么多兽性呢！在战争中，兽性就如洪水一样，以一种不可扭转的势头铺天盖地。如此的凶残和暴戾，想起来，就让曾国藩心惊肉跳。
战争让曾国藩失望，也使其充满痛苦。痛苦在于，曾国藩不得不改变自己；而自己，又不满意，甚至厌恶这种改变。多年来理学的熏陶，已让曾国藩习惯于用荣辱感以及道德的是非标准来判断问题，对待任何事情，都力求在道德范围之内，争取做到中庸完美。在某种程度上，曾国藩甚至算得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保守的道德主义者。但战争让曾国藩的经世之心遭遇了阻力，在更多的时候，曾国藩不得不屈从战斗本身，以胜败来约束自己的行动。战争的目的就是全力争胜，在这样的根本面前，曾国藩不得不让自己的内心和行为扭曲，不得不让道德和荣誉妥协，不得不向那个庞大而腐朽的官场妥协。对于腐朽的官场风气，曾国藩先前一直是很厌恶的，但现在，他不得不低声下气周旋其中，乞求那些道德败坏的大大小小官员的支持。曾国藩清楚地知道，要赢得战争的胜利，自己的手下尽量地少牺牲，他必须得委屈自己。曾国藩困惑的根本在于，即使是这场战争胜利了，这个庞大的帝国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和进步。自己牺牲一切拼命来维系这样的道统，又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呢？
让曾国藩感到失望的还有自己的部下。一开始，曾国藩对于自己组建的湘军，还抱有理想化的成分。在他看来，自己亲手建立的军队应该是一支纪律严明、爱民如子、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具有理想和道德情怀的武装力量。在这支军队中，各级军事将领应该不为名不为利，以天道作为自己的责任。因此，曾国藩一开始就让那些与自己志同道合的读书人担任湘军的各级指挥者，想以文化和道德的力量来塑造军队之魂。但经过数年艰苦卓绝的战斗之后，曾国藩越来越不能容忍这支军队的暴戾和残忍了。那些众多的湘军将官们，分明与衙门的胥吏和差役一样，同属毫无道德廉耻之人。惨烈的战争让人异化，甚至，连原先那些熟读经史子集的读书人都未能幸免。曾国藩甚至认为历史典籍所记载的伟大而有德行的将领都是不存在的，他们都是历史学家的理想化，是文人们的妙笔生花，是市井之徒的一厢情愿。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习惯于将现实生活戏剧化，将历史事实传奇化，让人们在传奇和戏剧中，寻找各自的安慰。这一点，曾国藩现在感触颇深。有时候曾国藩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原先那些道德君子们，只有让他们看到建议擢升军阶的奏折，或者给他们郑重其事的承诺时，他们才肯去卖命。在很多时候，曾国藩不得不在湘军和绿营将领中降低品行标准，对官兵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以维持湘军的战斗力。这种妥协，对于崇尚道德理想的曾国藩来说，无疑是相当痛苦的。曾国藩有时想，也许，人性都是如此吧，特别是跟死亡相邻得如此之近时，人们都会丢弃掉所有的虚伪，露出赤裸裸的真面目——战争和暴力就这样使曾国藩感到困惑。这样的困惑，也许不是曾国藩个人的困惑，而是经历过战争的所有人的共同困惑吧。
由于心情不好，曾国藩不久就病倒了，并且，一病不起，发起了高烧，半夜里不停地说胡话。曾国藩在湘潭的老友欧阳兆熊得知曾国藩的情况后，特意推荐名医曹镜初来到白杨坪，为曾国藩看病。面目和善的曹镜初在望闻问切一番之后，认为曾国藩思郁过度，思伤肾，愤伤肝，以致身体紊乱，急火攻心；同时，形而下者谓之体，形而上者谓之心，病灶自下而上蔓延，由腹、肾、骨，而至脑部、神经，这已经不仅仅是身体的病，也是心理之病了。于是，曹镜初给曾国藩开了一剂药方，让曾国藩早晚煎服。看病之余，熟读诗书的曹镜初还跟曾国藩谈天说地，曹镜初对曾国藩说：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治心病。阁下还是多读一点黄老之作，这样，也许对于身心都有利啊！
病榻之上的曾国藩如醍醐灌顶：是啊，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人生一世，譬如朝露，一切都是身外之物，为何要拘泥于一些小事耿耿于怀呢？仿佛是在那一刹那间突然开悟，曾国藩的心病一除，身体就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现在，曾国藩可以正确地对待很多事情了。他的心境如同眼前的白杨坪一样，变得清明而自然。曾国藩开始对他这些年的戎马生涯进行反思，一切还是因为自己太急躁了吧，性急成不了大事。那个腐朽衰败的政权，岂是自己想改变就能改变的，只能因势利导，顺着它的水流，做一点事情。千万不能跟它对抗，如果对抗，将会什么事也办不成，甚至将自己也牺牲掉了。当然，对于朝廷的不信任，曾国藩还是有怨气的。曾国藩知道咸丰对自己不信任，或许，在咸丰眼里，自己只是一个又迂又倔的乡下佬罢了。既然皇帝对自己缺乏足够的信任，自己也无法改变，只能尽人事，听天命。既然无力改变外界，就只好改变自己了。
在老家休养生息这一段时间，曾国藩仍跟部属们保持密切联系。曾国藩频繁地给他们写信，提醒和告诫部下，一定要兢兢业业地做人，小心翼翼地打仗，要不怕困难，坚定信心。那些部下和学生也写信向他汇报前方的进展，也汇报一些内心的困惑，并向他提出一些问题，让他出谋划策。曾国藩知道这些部下是忠诚的，这也让他感到欣慰。曾国藩也了解有一些人对自己大肆诋毁，其中对他诋毁最多的，是他的同乡左宗棠。这个恃才自傲的家伙，可能性格上与他不相融吧，针对他不告而辞回乡之事，左宗棠到处说他虚伪，说他是虚伪无比的假道学，回家丁忧完全没有必要。这样的评价，曾国藩听后只能苦笑。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总是痛苦的，也是压抑的，甚至可以说是虚伪的，但在曾国藩看来，这样的虚伪又是有意义的。
在白杨坪的那段时间里，曾国藩的手边书有《读礼通考》、《五礼通考》，以及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等。对于曾国藩来说，对于道德的追求，更多的在于截取力量，而不是获取道德本身。道德是“天理”范畴的东西，一旦连接上，就如同雪山下的河流一样，永远也不会干涸。除此之外，曾国藩在这段时间重点研读的一本书，就是《易》了。孔子说五十岁之前不可读《易》，这一年，曾国藩正好接近这个年龄。随着阅历的增加以及内心的丰厚，曾国藩更能意识到这个世界的神秘性，也觉察到这本上古典籍深藏不露的巨大玄机，而他一直幻想有朝一日能真正诠释其背后的谜底。曾国藩经常读《易》到深夜，有时候想得太多，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脊椎骨都火辣辣地生疼。山村的夜晚寂静无比，静夜中漆黑一片，似乎也向他昭示某种神秘。有时候曾国藩走出户外遥望头顶上的星空，会不由自主地感慨：这个世界如此井然有序，在它的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控制力。人，是如此渺小，不仅仅自己，历史上的每一个人，甚至眼前这个世界，都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但人又是如此伟大，因为只有人，才能觉察到这个世界的奥秘，觉察到某种天理的存在。人只能是顺生啊，顺应天理，顺应自然。在这个广袤的世界，以一个人的区区能量，又何必去兴风作浪呢？
在白杨坪的日子里，曾国藩还喜欢一个人待在竹园之中，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那样听着风吹竹叶的沙沙声。曾国藩这一辈子最喜欢的植物，就是竹子了。他喜欢竹子翠绿的颜色，也喜欢竹子的虚心、挺拔和坚韧。每到一个地方，曾国藩总要在自己的屋前空地上种上这种南方的植物。在京城的那些年，因为北方没有竹子，曾国藩总是感到不太习惯，有时会产生莫名的失落。苏轼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一回，曾国藩算是明白其中的真正意思了。在白杨坪的竹林之中，曾国藩有时会双腿盘起，坐在地上，看蚂蚁搬家，看各式各样的昆虫飞来飞去，疏影淡月，清风拂面。如果刚刚下过雨，在竹园中，还可以看到竹叶尖上，有水滴长久而迟疑地挂着，最终慢慢落下……一切，都是“天理”在运行。这个时候，曾国藩会觉得只有老子的智慧才是这个世界的至理，也只有《易》才觉察到这个世界一些道理之外的空白。《易》说：“日中则昃（太阳偏西），月盈则亏，天有孤虚（指日辰不全），地阙（缺）东南，未有常全不缺者。”真是说得好啊！天地都不那么完美，更何况人呢！这些话让曾国藩茅塞顿开。在《道德经》的扉页，曾国藩信手写下了八个字：“大柔非柔，至刚无刚”，这大约能表明他对于老子思想的认识吧。人的生命看起来似乎坚强无比，但他们的死，又显得那么柔弱；而自然界的草木呢，看起来柔弱无比，但它们同样也是生命，一岁一枯荣。众生平等，有生有死，它们都有着自己的世界，“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也是说的如此吧。佛学和理学，在骨子里面，仿佛总有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那一段时间，因为读《易》颇有心得，曾国藩撰写了不少对联，以明心志，比如：“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情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等等。从这些古代智者的书中，曾国藩分明感到有一种旷达幽远之气迂回，仿佛随时可以喷发出来。一个人内心的拓展，的确是需要积蓄力量的。
除了读书写信之外，闲暇之余，曾国藩还提笔信手写一些札记。乱世之中，察人，可能算是最重要的学问吧。人生一世，必然要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学会判别各种各样的人，尤其是领兵打仗，为官一任，识人，就显得特别重要。在这方面，曾国藩是有不少心得的。在白杨坪时，曾国藩把自己察人的经验，作了一些整理。在曾国藩看来，如果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理的话，那么，人的相貌和气质，同样也应该有一个“理”，因此，完全可以从人的相貌和气质中，去捉摸和总结一些规律。曾国藩想起那一年在京城第一次见到江忠源的时候，当玉树临风、神采飞扬的江忠源出现在曾国藩面前时，曾国藩情不自禁地赞叹道：“这个人日后必名立于天下，但有可能因节烈而死。”没想到，这句完全凭直觉所说的半玩笑的话，却一语成谶。当时为什么自己就脱口这样判断呢？似乎一点来由都没有，真是奇怪得很。想起江忠源的死，曾国藩就觉得伤心，至今，他都能记得江忠源早年写给他的诗：“久客思乡井，常恐归无时。仆夫已趣装，又作别离悲。别离随处有，感君入心脾……”江忠源在九泉之下，应该会宽恕自己吧——自己按兵不动哪里是不想援救呢，实在是无可奈何！
后来，有人把曾国藩在白杨坪以及后来所写的有关察人笔记，加上很多附会，整理成《冰鉴》一书。这本书当然离曾国藩的真实想法很远了。不过曾国藩有一双犀利的识人之眼倒是事实。很多时候，曾国藩只要看一眼，就可以断定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他的心质以及他的心性。曾国藩在他的一生中，几乎从未判断失手。也因此，无论是朋友、学生，还是将领和合作伙伴，曾国藩都能做到知人善任。现在普遍流传的一个例子就是曾国藩对刘铭传的判断——李鸿章组建淮军之初，一帮人马来到安庆。有一天，曾国藩没有带随从，独自一人悄然来到淮军将领的驻地，看到有的在喝酒猜拳，有的靠着桌子看书，有的放声高歌，有的静坐发呆……只有南窗边上有一个人，露出肚皮盘腿坐在那里，左手执书，右手拿着酒杯，每朗读一篇，则饮酒一盏，然后长啸绕座，继续读手中之书，大有旁若无人之势。曾国藩看他手中的书，原来是司马迁的《史记》。认真观察一番后，曾国藩回到营地，召见了李鸿章，告诉他说，这些人都可以立大功，任大事，但在这些人当中，成就最大的一个人，就是在南窗露肚皮边喝酒边读《史记》的那个人。曾国藩看中的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台湾巡抚刘铭传。
刘铭传
在总结自己的识人感受时，曾国藩把经验归纳为：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
功名看气宇，事业看精神；
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
若要看条理，全在言语中。
现在看来，《冰鉴》可以说是一部很有趣的书。虽然这本书假托曾国藩之名，但在书中，的确有很多曾国藩的看法。在曾国藩看来，人的姿容以“整”为贵，这个“整”并非整齐划一，而是整个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要均衡、匀称，能够构成一个相对完美的整体。就身材而言，人的个子可以矮，但不要矮得像一头蹲着的猪；个子可以高，但不能像一棵孤单的茅草那样耸立着。从体形上来看，体态可以胖，但不能胖得像一头贪吃的熊一样臃肿；体态瘦也无妨，但又不能瘦得如同一只寒鸦那样单薄。再从身体各部位来看，背部要浑圆而厚实，腹部要突出而平坦，手心要温润柔软，手掌则要形如弩弓。脚背要丰厚饱满，脚心则不能太平，以自然弯曲到能藏一鸡蛋为佳——这也是所谓的“整”。如果一个人能相对“整”的话，那么，即使是五短身材，也会地位高贵；相反，如果一个人整体上不协调，即使是两脚长得过分长，也往往命运不佳。除此之外，《冰鉴》的判断还有：一个人走起路来，如同背了重物，那么此人一定有高官之运；走路若像老鼠般步子细碎急促，两眼又左顾右盼闪烁不定者，必是贪财好利之徒。这些都是常见的情况，屡试不爽。还有其他的格局：如果两手长于上身，上身比下身长，再有着一副上佳之骨，那么一定会有公侯之封；皮肤细腻柔润，就好像绫罗布满全身，胸部骨骼隐而不现，文秀别致，再有一副奇佳的神态的话，日后不是拜相就是入鼎甲之列……
看头部的骨相，主要是看天庭、枕骨、太阳骨这三处关键部位；看面部的骨相，则主要看眉骨、颧骨这两处关键部位。如果以上五种骨相完美无缺，此人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如果具备其中的一种，此人便终生不会贫穷；如果能具备其中的两种，此人终生不会卑贱；如果能具备其中的三种，此人只要有所作为，就会发达起来；如果能具备其中的四种，此人一定会显贵……
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主要集中在他的眼睛里；一个人的骨骼丰俊，主要集中在他的面孔上。要考察一个人是奸邪还是忠直，应先看他在处于动静两种状态下的表现。眼睛处于静态时，目光安详沉稳而又有光，真情深蕴，宛如两颗晶亮的明珠，含而不露；处于动态时，眼中精光闪烁，敏锐犀利，就如春木抽出的新芽。双眼处于静态时，目光清明沉稳，旁若无人。处于动态时，目光暗藏杀机，锋芒外露，宛如瞄准目标，待弦而发，一发中的。以上两种神情，澄明清澈，属于纯正的神情。两眼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有如萤火虫之光，微弱而闪烁不定；处于动态的时候，目光有如流动之水，虽然澄清却游移不定。以上两种目光，一是善于伪饰的神情，一是奸心内萌的神情。两眼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处于动态的时候，目光总是像惊鹿一样惶惶不安。以上两种目光，一则是有智有能而不循正道的神情，一则是深谋图巧又怕别人窥见他的内心的神情，具有这两种神情的多是瑕疵之辈。可是这种奸邪神情往往混杂在清纯的神情之中，这是观察神态时必须加以辨别的……
曾国藩写过很多关于相人之术的文章，但从总体上来说，识人之术只能说是曾国藩的闲情逸致。这些识人术与曾国藩喜欢《易经》的方式一样，在很大程度上，都抱有很多“玩”的心态。正如古人所说的：“闲来倚窗读易经，不知春去几多回。”读《易》，是不需要太认真的，也不能太刻板，一认真，一刻板，往往就过了。这个世界，充满着太多谜团，让人无法破译，涉足此地，如果抱着轻松游戏的方式和态度，倒是一种快乐；如果过分认真，无疑陷入泥淖。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曾国藩的这一套察人的方法，当然带有很多唯心成分，很多联系牵强附会。但就那个时代而言，人们只能以这种经验总结的方式，对于未知世界进行揣测。曾国藩所采用的，还是农业文明中判断事物的方式，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方式，明显地是有很多弱点的。
无论怎么说，现在看来，曾国藩回老家白杨坪的那一段时间，应该算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拐点。当曾国藩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退下来，置身于这个小山村时，那些平时羁绊自己的念头和思想便如尘埃一样纷纷落下，一种清风明月般的洁净出现了。曾国藩对于人生的目的，对于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关系、处事的原则等等，都有了新的认识。他的整体状态，就像受到某种力量的感召一样，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呈现出一片光明境界。从此之后，曾国藩清晰地知道他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去做；自己有什么优点，弱点又在哪里。一切都清晰地呈现，只是说不清道不明罢了……一个人，一旦抛弃自己的私欲，抛弃个人的利益和情感，以一个旁观者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时，仿佛就有一束光照亮自己的内心世界，眼前会变得风轻云淡；他的处事，也会变得游刃有余起来。
后来，曾国藩对于这一段经历有过一段深刻的自省。曾国藩曾经在家信当中谈道：我以前总是自负得很，以为自己本领很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每每看见的，总是人家的不是。后来，才知道自己实际上还有很多不足。有了这样的自知之明之后，曾国藩变得谦恭了，也变得圆滑了。以前，曾国藩对官场之风是很厌恶的，很容易和别人发生矛盾，致使自己腹背受敌。重新出山之后，曾国藩调整了自己的策略，对于乌烟瘴气的官场，也能主动适应了。他的好友胡林翼看出了他的变化，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胡林翼不无调侃地说他重新出山之后，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曾国藩看后微微一笑——他清楚地知道，如果要想有所作为的话，就必须适应自己身处的现实环境，适应那种流传了上千年的中国官场文化。
曾国藩在湘乡白杨坪在籍守制期间，外面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湘军并没有因为曾国藩的出走而元气大伤，相反，在二号人物胡林翼坐镇湖北的指挥下，取得了不错的战果，一举攻克了江西重镇九江。胡林翼大力举荐、任用湘军大将李续宾、鲍超等，声望直线上升。不过，在湘军中，曾国藩的政治、军事以及精神地位是无法取代的，那些平日里曾国藩积极灌输的“忠”、“信”、“义”的传统道德观，仍像幽灵一样游走在这支队伍中。即使在胡林翼威望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备受胡林翼赏识的李续宾，还专门给胡林翼写了一封信，公开提出请胡林翼向朝廷说情，让曾国藩复出。李续宾在信中说：环顾国内大局，只有湘军可以依赖，要实现克复金陵、平定东南的战略目标，就必须请曾国藩再度出山，由“涤帅”主持前方战事，由“胡公”在后方支撑大局，现在大家都在想念“涤帅”，有的还说出一些不利于胡大人的话。这些，都不利于湘军目前的局面，希望胡大人全力向朝廷建言，让朝廷敦促“涤帅”出山——李续宾的这一封信，代表了绝大多数湘军将领的想法，言之凿凿，坦坦荡荡。聪明的胡林翼从这封信看出湘军还是“唯涤公马首是瞻”，明白曾国藩的地位是无法取代的。胡林翼一直等待时机，准备向朝廷进谏。
这段时间里，太平天国分裂的事态进一步恶化。石达开在逃出南京之后，先是在安庆待了五十多天，惊魂未定，不知所措。然后，石达开拿定主意，准备东进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另外开辟地盘，与金陵争雄。从1867年9月底开始，石达开率精兵万余人从安庆出发，突入江西，经景德镇进入赣南抚州、吉安，又经鹰潭、上饶攻入衢州。一路上各路太平军纷纷加盟，石达开的人马一下子增至十万之众。清廷感到非常震惊，火速命胡林翼征调李续宾部增援浙江。出牌的机会终于到了，胡林翼不失时机地向朝廷上了一折，借口皖、鄂军情紧张，拒绝抽调李续宾赴援浙江，逼迫朝廷重新起用曾国藩。朝廷见事态紧急，赶忙召和春赴浙江，和春借口生病，也不赴任。与此同时，湖南巡抚骆秉章上了一个奏折，请求朝廷重新起用曾国藩，说只有曾国藩才能对付得了石达开。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无奈只好降旨，命令曾国藩由原籍迅速返回湘军大营，火速带兵前往浙江办理军务。就这样，曾国藩在白杨坪接到让他重新出山的上谕。
太平军抄本
1858年7月，曾国藩再次出山。这段时间沉潜老庄，运其深思，已有一些东西在他的内心暗暗生成，现在，该是这种东西开花结果的时候了。经过铜梁山时，曾国藩感慨万千。回乡后，为了方便行人往来，曾国藩曾亲自出资在此修建了一条青石板山路，同时，在峰顶修建了一座两湘亭（这里是湘乡、湘潭两县交界处），并亲自为“两湘亭”题写了对联：“稍停息，到此已登峰造极；息重担，远眺则放眼开怀。”现在，亭子上的对联墨迹似乎未干，自己却又要出征了。站在两湘亭中，极目远眺，曾国藩不由仰天长啸，很长一段时间淤积于胸的浊气，随着一声长啸，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此次再度出山，何去何从，一切都像眼前空蒙的景色一样，云蒸霞蔚中，既无法判断，也无法估量了。
出山之后的曾国藩变得更加迅猛，很快，曾国藩又在长沙一带招募了一支一万五千多人的人马。然后，曾国藩赶到武昌，与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等会商追击石达开事宜。又率部队顺流而下，进入江西境内，图谋从赣南绕道进入浙江，全力追击石达开部。
重新出山之后，一个新的曾国藩出现了。当年那个稍显刚愎而呆板的曾国藩不见了，现在的曾国藩，是阅尽千帆，始终能保持坚韧之心的曾国藩，是一个既有原则性，又具灵活性的政治家。当曾国藩重新落座时，就像一个棋手大睡三天，重新端坐在旧日的棋局前。如果说原来的曾国藩是一只刺猬的话，那么，重新出山的曾国藩就更像是一只狐狸，或者说，他变得同时具有刺猬和狐狸的品质——既坚韧有力，又狡猾无比。曾国藩一改往日稳重迟缓的风格，落子飞快，一方面他仍能顽强地将对手拖入泥淖，另一方面，他又能跳将出来，谋划着在适当的时机，竭尽全力丢出自己的胜负手。值得一提的是，在内心的窗口豁然打开之后，那种相关联的幽默感也在曾国藩身上充分体现了。原先紧张而阴鸷的曾国藩开始气定神闲、举重若轻了，他频繁地跟部下谈笑风生，经常说一些笑话，把部属们逗得前仰后合，而他却一直端坐着，捻着胡须，悠然地看着他们，就像看着一群淘气的孩子。曾国藩很少开那种凝重无比的会议，他经常是利用吃饭时间，把将领召集过来，让厨师烧几个好菜，然后，又上一汤好茶，轻轻松松地，就把很多问题解决了。当曾国藩以一种轻松而幽默的方式来对待眼前一切时，他突然发现，战局就如同游戏一样，已变得一目了然。
太平军士兵服装
当然，此刻的曾国藩在骨子里仍是一如既往的忧郁。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他面前——在离开这支部队十五个月之后，曾国藩突然发现，这支湘军的变化是那么大，几乎已不是当年的那支湘军了。湘军的军纪变得更糟糕，当年自己为这支部队所制订的很多规章和约束，早就被他们置之脑后。每当湘军夺取一个城镇，随之而来的，即使不是滥杀，也总是在掠夺。枯燥的战争夺走了士兵们最后的一点人性，当年那些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此刻已变为名副其实的职业刽子手。这样的变化不仅仅是指那些普通的士兵，甚至，那些饱读诗书的湘军将领，也变得焦躁而冷酷。他们不仅仅对士兵疏于教诲，有的，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士兵的荼毒给予支持。而且，士兵的成分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原先曾国藩倡导到偏避山区招兵买马的初衷，早已被他们颠覆，为了省心省力，那些将领们只是在城区附近随意招兵买马。这样，湘军的组成人员鱼龙混杂，社会上那些无法自食其力的地痞流氓小混混，全都充斥到湘军当中。这些，都让曾国藩很无奈。曾国藩刚回湘军遇到的一件事就是：曾国荃的一支部队在江西吉安附近打了胜仗之后，随意屠杀和掠夺，当地的百姓叫苦连天。消息传到曾国藩这里，曾国藩大为光火，一气之下，将这支两千多人的部队全部解散回老家。曾国藩才不要这样的部队呢，如此失去人性的部队，又有什么益处呢？曾国藩感到困惑的一件事就是，如果很长时间陷入战争泥淖的话，那些麻木不仁的士兵们会不会因此丧失人性？
曾国藩出山之时，清军正取得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在此之前，湘军李续宾部攻克九江，太平军林启容部一万五千人战死。九江的争夺，是长江沿岸的关键，经历这一场胜利后，湘军大受鼓舞，上上下下普遍轻敌。1858年11月，正当曾国藩全力追击石达开部的时候，噩耗传来，刚刚在九江取得大捷的湘军李续宾部六千多人，被太平天国李秀成、陈玉成联手在庐州三河镇全歼，李续宾和他的亲家，也即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战死。
曾国藩五雷轰顶。李续宾是曾国藩非常欣赏的儒将，一直对自己忠心耿耿；曾国华是曾国藩的三弟，虽然自小起过继给叔父，但一直跟曾国藩、曾国潢、曾国荃、曾国葆在一起长大。在曾家，曾国藩排行老二，上有一姐，下有三妹四弟，因最小的妹妹早夭，实际上曾家兄弟姐妹共有八人。曾国藩兄弟五人感情是很深的，二弟曾国潢字澄侯，在族中兄弟中排行居四，称为老四；三弟曾国华字温甫，小时候过继给了曾麟书的三弟曾骥云，在族中大排行居六，称老六；四弟曾国荃字沅甫，在族中大排行居九，称老九；五弟曾国葆字季洪，后改名曾贞幹，字事恒，称季弟。这几个弟弟分别小曾国藩九岁、十一岁、十三岁、十七岁。“长兄为父”，曾国藩在他们面前，的确有这样的感觉。曾国华读书不太用功，科举不顺，但对于兄长，却一直很敬重。当年曾国藩在江西被围困时，正是曾国华奉父亲曾麟书之命，孤身一人到湖北胡林翼处搬了五千救兵，冒着大雨，连续攻下咸宁、蒲圻、崇阳、通城四县，之后又攻克新昌、上高等地，直达瑞州城外，帮助曾国藩缓解了危机。其时正是盛夏，一路行军打仗，曾国华透支了心力和体力，到了瑞州之后，一病不起。稍好之后，曾国华赶到南昌，兄弟相见，悲喜交加。在曾国藩看来，曾国华性情粗躁，缺乏心机，很容易犯错让对手抓住破绽，不太适合打仗，所以曾国藩多次劝阻他回老家。这一回，果真验证了曾国藩的判断。
让曾国藩感到更伤心的是，探子向他报告说：三河战斗结束后，尸横遍野，堆积如山，一开始，连曾国华的尸体都找不到。很多天后，才在如山般的尸体中，找到一具无头尸，只是从衣甲打扮上看，估计是曾国华。谁也不知道那些太平军是如何处置曾国华首级的。曾国藩伤心欲绝，这么多年与太平军的战斗中，曾国藩得到了很多，但他失去的，要比得到的远远多得多。曾国藩整整流了一天一夜的眼泪，悲恸之中，曾国藩提笔写下了一首《哀词》，最后几句是：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峥嵘废垒，雪渍风飘。
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实负弟，茹恨终古！
曾国藩还为曾国华的葬礼题写了一副挽联：
归去来兮，夜月楼台花萼影；
行不得也，楚天风雨鹧鸪声。
鹧鸪声中，曾国藩在大帐中为曾国华招幡还魂。夜幕降临之后，曾国藩圆睁着一双猩红的眼睛，在黑暗中苦苦地酝酿复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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