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团队往往是有性格的，某种程度上，领导人的性格决定了团队的风格，尤其是初创时期的领导人。曾国藩与湘军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很多年后，人们在总结湘军的战斗历程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并不是一支天才的部队，它甚至没打过什么堪称经典的战役，它只是拼尽全力慢慢消耗对方，同时，一点一滴地壮大自己。从总体上说，曾国藩的用兵非常谨慎，他从不盲目出击，也很少用奇兵，每一场胜仗都不算完美漂亮。在湘军与太平军所进行的前期和中期的几乎所有战斗中，很少有那种压倒性优势的胜利。可以说，每一场战斗的胜负，都在毫厘之中。双方的争斗，完全是一种拼人数众寡、拼死亡数字的过程。这样，即使是胜利的一方，也是奄奄一息，九死一生。
曾国藩让人钦佩的一点就是：在与太平天国军队长时间的对峙中，从未犯下低级错误，很少头脑发热，急不可耐，将自己的命门暴露在敌人手中——这一点，与其说是曾国藩会打仗，倒不如说是他具备战争的素质——每当危险来临的时候，曾国藩总是像一条蛇一样，变得更警觉，更缄默，也更冷峻，虽然他有时候表现得十分焦躁，但他总是全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尽力使自己像冰一样冷静，像竹子一样坚韧。这样的性格，使得他与他的军队始终有一种坚忍不拔的特质；在这样的对手面前，敌人往往会望而却步，经常性地陷入气馁之中，无法产生胜利的自信。
田家镇大捷之后，曾国藩及湘军跌入了战争的谷底。这个时候，太平军在翼王石达开的统率下，进行了第二次西征。曾国藩从田家镇继续挥师东进，踌躇满志地迎战。两军的主力聚集在长江江西段一带，都摆出了决战的架势。曾国藩全力进攻九江未果，只好掉转方向，把主攻目标对准湖口，想凭借水师的优势，拿下湖口，再攻九江。让曾国藩没想到的是，这一次他遭受到了最为惨烈的鄱阳湖之败——1855年1月，湘军轻快水师中计陷入鄱阳湖，湖口的太平军见势勇敢杀出，拦腰攻击湘军水师，将它们一分为二——这样，就成了“内江水师”和“外江水师”两部分。然后，太平军水师先火攻湘军之外江水师于湖口江面，大胜，湘军外江水师被迫移至九江水面。2月，太平军水师再次乘夜火攻湘军停泊在鄱阳湖的内江水师，焚烧了湘军大、小战船百余只。正在鄱阳湖的曾国藩情急之下，只得改乘小船仓皇逃命，文卷册牍全部丢失。这一场战斗，是曾国藩自湘军建立之后，遭受的最惨烈、损失也最重的一次。曾国藩慌不择路逃至罗泽南的陆营后，越想越觉得羞愧难当，情急之下，曾国藩掉转马头，想冲至敌营一死了之。在场的罗泽南和刘蓉等一班人死死地拽住马的缰绳，曾国藩才算保住了一条性命。
从春天到夏天的那段时间里，太平军的进攻连连得手，湘军连战连败，形势急转直下：1855年4月，太平军秦日纲、陈玉成部攻下了武昌，湖北巡抚陶恩培情急之下，自杀身亡；8月，湘军悍将塔齐布久攻九江不下，忧愤而死；紧接着，胡林翼又在汉阳附近遭遇败绩……那段日子里，曾国藩困守在鄱阳湖边南昌和南康两府的狭小地区，文报不通，联系中断，即使传来的，也是一些不好的消息。此时，曾国藩的处境已极为危险，连家书和奏折都很难送出去。曾国藩不得不在家书中频繁地使用暗语，甚至，用蜡丸将家书密封起来，派人化装送出。即使如此，曾国藩的信差还是有好几次被太平军俘获，遭到杀身之祸。每天，曾国藩所看到的，都是鄱阳湖中单调的情景：一望无际的沼泽地，一只又一只野鸭钻入水中，或者，几只大胆的麻雀在残缺的芦苇当中飞来飞去，间或草丛中有一些动静，仔细看去，原来是水蛇在苔藓上静悄悄地滑行，然后游离于枯树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到处都是风声鹤唳，空气紧张得令人窒息，仿佛随时都可以杀声震天、刀光剑影……曾国藩后来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写道：“方其战争之际，炮震肉飞，血瀑石壁，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湖湘大儒王湘绮撰写《湘军志》，阅读当时文件时，朦胧之中好像见到曾国藩的窘状：“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那正是曾国藩当时的真实写照。
到了1856年，对于湘军来说，战局进一步恶化，太平军在江西的军事形势发展到最高峰，控制了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四州县。3月，湘军周凤山部在江西樟树镇大败，南部大门洞开，曾国藩不得不离开湖口，亲赴南昌收集溃勇，调集水陆各军全力防守省城。4月，更恶劣的消息不断传来：先是太平军大破朝廷绿营江北大营；然后，一则消息如晴天霹雳般传来，让曾国藩捶胸顿足——湘军将领罗泽南在武昌身亡！罗泽南算是曾国藩的嫡传弟子了，本来，罗泽南一直在湖北战场，曾国藩江西战败之时，给罗泽南写了一信，让他火速调兵来江西救援。罗泽南收到曾国藩的信后，立即救援江西，走到一半时，因武昌被围，湖北形势急迫，罗泽南又不得不掉转方向回湖北解救。武昌被太平军攻下之后，罗泽南火急火燎，决定不顾一切将武昌城夺回。攻城之时，武昌大雾弥漫，城内太平军敢死队一下子涌出，对攻城部队一顿乱砍乱杀，湘军不明形势，乱作一团。罗泽南左额中弹，三天之后不治而亡。听到罗泽南的死讯，曾国藩泪流满面，这是一个名将啊！德高望重，智勇双全。在湘军中，曾国藩最欣赏的，就是罗泽南与彭玉麟了，这两个人无论是人品还是才学，都堪称三湘翘楚。罗泽南还曾是曾国荃的老师。虽然罗泽南一直不太愿意离开湖南作战，但因敬重曾国藩，还是跟曾国藩出了湖南。从湘军组建开始，罗泽南几乎就没有打过一次败仗，即使是在曾国藩“屡败屡战”之际，罗泽南也是无坚不摧，屡战屡克：“罗泽南破贼于城陵矶”、“罗泽南率师北渡”、“罗泽南克通城县”、“泽南破贼于贵溪”……只要罗泽南出马，总能转危为安……现在，武昌攻下了，罗泽南却身亡前线，曾国藩不由号啕大哭。
由于长时间在军事上没有起色，曾国藩和湘军遭遇了组建之后的低谷。曾国藩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创建湘军，又用了很多乡绅读书人带兵打仗，无论怎么说，都被当时一些官员视为越轨行为。屡屡受挫的情况下，明枪暗箭不断向他袭来。当然，让曾国藩感到最伤脑筋的，还是来自于朝中的压力——那些遗老遗少们不断向咸丰上奏折说他的坏话，说他如此一个迂腐的书生，哪里懂得打仗呢？只是以打仗之名，沽名钓誉，甚至心怀不轨。
在江西，由于战事的不顺利，湘军在给养上也遭遇到很大麻烦。最初，曾国藩筹饷的基本办法是留下比中央财会制度所能提供的更多的资源，也就是说，曾国藩会同地方大员制定一些新的收入政策，来保证军饷的发放，主要措施包括：一是设置一些不受户部直接控制的新的地方岁入项目，将这些所得截留；二是他的部属一旦就任抚督之后，便将岁入权集中在自己手中，避开户部的干预，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湘军的供给；三是卖官鬻爵——在湘军兴办之初，湖南巡抚骆秉章为了支持曾国藩，把这一项权力交给了曾国藩，这样，出售官衔所得成为早期湘军主要经费来源之一。随着湘军人数的增加，到了后来，这三项措施用到了极致，也无法保证军队的供给，湘军欠饷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欠饷，军士们士气低落，开小差的，甚至图谋不轨的都有。内部军心不稳，让曾国藩尤为担心。由于曾国藩没有地方大权，他所带的湘军在江西又属外来军队，所以，很多当地官吏都视曾国藩的湘军为额外负担，用得着时，供给还算及时，用不着时，供给就变得拖拖拉拉。打了胜仗没有奖励，如果战败，则备受讥笑，供给更是无从谈起。曾国藩虽然挂了一个兵部侍郎和团练大臣的头衔，但那些大大小小的地方官一直存有戒心，经常阳奉阴违，硬磨软抗。有时甚至还为曾国藩设计陷阱，让他自己往下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叠加在一起，千头万绪，让曾国藩困顿无比。虽然曾国藩的意志一如既往地坚定，但每每遇到这样的麻烦，也感到束手无策，忍不住长吁短叹，甚至会激起愤怒。
最让曾国藩愤怒的是“彭寿颐事件”和“毕金科事件”了——说起来，话就长了——曾国藩初入江西时，巡抚是湖南人陈启迈，并且，跟曾国藩一样，陈启迈也曾为翰林院官，按说，对于曾国藩，陈启迈应该格外关照。但陈启迈却经常跟曾国藩过不去，动不动就以不给饷要挟。曾国藩为了大局一直忍气吞声。比如，陈启迈不经曾国藩同意，擅自调动湘军，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朝令夕改；制造摩擦，羁押湘军营官副将周凤山于长江县，刑辱参将李成谋于芷江县……这些，曾国藩都忍了。孰料陈启迈越做越过分，有一次，万载县有一个叫彭寿颐的举人，在乡下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很有成效，打过几次小胜仗。曾国藩很赏识此人，想把这支民间力量纳入湘军。陈启迈听说后，故意以一个“莫须有”的名义，将彭寿颐押进大牢，严刑拷打。曾国藩实在气极了，他很快收集了陈启迈许多罪名，向朝廷参了一本。罪证确凿之下，朝廷将陈启迈革职查办。不料，新上任的巡抚文俊仍跟曾国藩过不去——事后看来，地方大员跟曾国藩的冲突，主要是利益上的冲突，巡抚是一个省的当家者，不当家，哪知收支的艰难呢！一个当家的跟一个要钱的人产生矛盾，也是最正常不过了——湘军有一支驻守江西樟树一带，领军的叫毕金科，文俊很长时间不给这支湘军供给。眼看毕金科部弹尽粮绝，快支撑不下去了。文俊让人传话，如果毕金科部能拿下景德镇的话，马上就给他们发饷。在这种情况下，毕金科和他的部属只好以死相拼。在数万守城的太平军面前，毕金科带领一千多人攻城，无异于以卵击石，结果毕金科部全军覆没，毕金科本人也战死。消息传到曾国藩这里，曾国藩恨得咬牙切齿，这明显就是借刀杀人啊！数年之后，曾国藩攻克景德镇，特地在毕金科丧命的地方立下石碑一块，亲自撰写碑文，文中，对于毕金科遭受陷阱一事，仍旧忿忿不平。
在江西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曾国藩就是以如此的坚韧，全力地“挺”了下来。一般来说，个性在中等温度下显得暧昧，它藏在可测之镜的下方，只有在紧急时刻，才真正立体地显露峥嵘；而军事上的比拼，跟很多其他东西一样，在最关键的节骨眼上，往往浓缩成为个人性格的比拼——在那段时间，一种决不放弃的精神支撑着曾国藩和湘军。在这样的对峙中，曾国藩将自己的操守和习性发挥到了极致，一种强大的张力支撑着他，让他如磐石一样顽强，直至转机的到来。
值得一提的是，在最艰难的这一段时间，曾国藩还亲自作了一首《水师得胜歌》，这种带有浓郁文人气的做法，可以看作是曾国藩对全体将士的鞭策，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激励：三军听我苦口说，教你水战真秘诀。
第一船上要洁净，全仗神灵保性命。
……
第二湾船要稀松，时时防火又防风。
……
第三军器要整齐，船板莫沾半点泥。
……
第四军中要肃静，大喊大叫须严禁。
……
第五打仗不要慌，老手心中有主张。
……
第七不可抢贼赃，怕他来杀回马枪。
……
第八水师莫上岸，只许一人当买办。
其余个个要守船，不可半步走河沿。
平时上岸打百板，临阵上岸就要斩。
八条句句值千金，你们牢牢记在心。
我待将官如兄弟，我待兵勇如子侄。
你们随我也久长，人人晓得我心肠。
愿尔将官莫懈怠，愿尔兵勇莫学坏。
未曾算去先算回，未曾算胜先算败。
各人努力各谨慎，自然万事都平顺。
仔细听我《得胜歌》，升官发财笑呵呵。
写完《水师得胜歌》之后，曾国藩又想起了自己的陆军，觉得同样也应该给他们写一首歌。当此之时，曾国藩想到军纪对任何一支军队来说都极为关键，于是把严明纪律的做法写进了歌曲：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
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都。
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
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
逢着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
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
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
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
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
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
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
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声名。
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
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期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1856年6月以后，岌岌可危的曾国藩迎来了转机，太平军又一次失去了良机——由于清军绿营的江南大营围攻金陵甚急，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命石达开领军东援解围，太平军的主力从江西撤回了江苏。湘军的危急局面得到了缓和，曾国藩又有了喘息的机会。这个时候，湖南又一次显示了它的后方基地的作用，在湖南巡抚骆秉璋和左宗棠的指挥下，刘长佑、肖启江统率五千湘军前来增援江西；不久，曾国华又从湖北率一支人马绕道湖南进入江西境内；曾国荃又从老家招募了一支湘军前来支持……身处绝境的曾国藩发自肺腑地感叹：天助我也！这样，曾国藩结束了自己被包围的局面，在江西，与太平军的战斗重新陷入胶着状态。
1856年9月，一个探子几乎狂奔进湘军南昌大营，带来的消息让曾国藩瞠目结舌：金陵内讧！韦昌辉杀掉了杨秀清——先是东王杨秀清逼宫，假托天父下凡降身，要求洪秀全封自己为万岁。洪秀全一气之下，秘密指令北王韦昌辉迅速从江西前线回到金陵，杀掉了东王杨秀清，并且大规模屠杀东王部属！太平军陷入内乱！
一向冷静无比的曾国藩这一回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他变得欣喜若狂，像一个濒临死亡的落水者，攀上了一根漂过来的树枝；又像一条本来已经上岸的鱼一样，一个翻身，又潜回了水中。曾国藩用颤抖的声音一个劲地刨根问底，一直问到探子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为止。中军大帐一片沸腾，所有湘军将士都幸灾乐祸兴奋无比，然后，都以一种鄙夷的口气谈论着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的争权夺利自相残杀，不仅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也让命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人们对于这个政权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湘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也增添了胜利的信心。不久，接二连三的消息陆续传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从湖北前线赶回金陵，阻止韦昌辉的进一步屠杀；韦昌辉与石达开发生了争斗，石达开缒城出走；韦昌辉杀了石达开全家，进一步威逼天王洪秀全；石达开在皖南起兵讨韦，天王又杀了韦昌辉，太平天国另一员大将秦日纲死在纷乱之中；事件平息后，石达开又奉诏回金陵辅政，天王继续不理朝政，天王的兄长安王、福王对石达开猜疑特甚，翼王石达开再一次缒城逃往安庆……
太平天国在经历一番内乱后，大伤元气。更让太平天国感受到打击的，是他们对于洪秀全的个人崇拜遭遇到了沮丧，人们开始怀疑洪秀全的神话了。这个新成立的“政教合一”的组织不得不收敛起锋利的进攻态势，开始坚壁清野固守城池了。战事对于太平天国来说，已转入战略防御阶段。几个月后，形势逆转直下，在苏南战场，清军江南大营死灰复燃，1857年，清军张国梁部攻克镇江，威逼金陵。在江西，石达开回金陵之后，曾国藩开始全面反攻，江西太平军力量几乎全部瓦解，仅存湖口、九江等地，成为孤立的据点。在湖北方面，太平军武昌城的守将韦俊是韦昌辉的亲弟弟，兄长被杀，韦俊斗志完全丧失，弃城而逃后投诚了湘军。胡林翼重新占领了武昌，武昌的失守让战局立即得到改变。1856年底，湘军水陆两路再次顺江东下，连陷黄州、蕲州、大冶、兴国等；1857年1月，又攻下黄梅。在湖北，太平天国丢失了大量地盘，基本丧失了战斗力。紧接着，李续宾统率湘、楚军一万多人，直抵九江城下。很快，九江城被攻陷，太平军一万多人阵亡。
陈玉成
1857年，洪秀全从香港招回了洪仁玕，又让李秀成、陈玉成、李世贤等青年将领挑起了大梁。李秀成、陈玉成等执掌军权之后，混乱的局面得到控制。双方的军事形势又呈对峙平稳局面。这段时间，双方就像互相搏击的野兽一样，一边舔着自己的伤口，一边绞尽脑汁寻找对方的破绽，谋划着给对手致命一击。曾国藩就像一条阴险无比的眼镜蛇一样，全力对自己的部队进行整编改进，补充了大量先进的枪支弹药。曾国藩一直是一个战略高手，虽然就具体战术的制定和执行而言，不是曾国藩的强项，但曾国藩有高屋建瓴的视野，能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智慧，从大势上看到敌人的薄弱之处。在曾国藩看来，太平天国的本质还是“流寇”，对于这样的对手，一定要避其锋芒，消耗它的锐气。如果湘军能得到有效的坚持，太平天国肯定会不战自乱，因为它的实力和倚仗的信仰，无法支撑它去打持久战。也因如此，曾国藩在整个战略思想上，更接近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更热衷于拼消耗，拼实力，拼时间。自此以后，湘军一直贯彻着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不轻易打浪仗，一旦扎下营寨之后，先把自己的防守立于不败之地，把营寨布置得固若金汤。曾国藩甚至对湘军营盘围墙建设都作了硬性要求，要求营盘的围墙一般要有八尺高、三尺厚，墙外面必须有一道深沟，深沟八尺宽、六尺深，墙外两道，墙内两道等等。这样的营寨扎在哪里，就是一道坚硬的堡垒。应该说，曾国藩的战略思想对于太平天国的打击是致命的，一支离开了本土，在组织路线和指导思想上一直支离破碎的军队，是很难保证长久的。
李秀成
战争就这样在僵持中陷入了死局。这种死局对每一个人都是严峻的考验。满耳金戈铁马过后，那种单调和乏味一直缠绕着双方，连鸟鸣猿啼听起来也让人心惊肉跳。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总是一成不变的练兵，一成不变的讲话，然后，端坐于大帐之中，看远处遥不可及的地平线，一成不变的树木和森林，近处则是一个个神色紧张的老面孔，迷茫委顿，眼神暗淡，连走路，一个个似乎都变得绵软起来。那些当年生龙活虎、豪气冲天的年轻人，现在都双颊瘦削，在战壕中像幽灵一样游荡。这是怎样的一场战争啊，直接的厮杀是少的，更多的时候，就是等待，等待战斗，等待胜利，也等待死亡……久而久之，似乎每一个人都感到厌倦了，不知道这样的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为什么要打这一场战争……在曾国藩看来，这一支部队已越来越少精神抖擞、纪律严明了。这样的局面，离曾国藩所预计的相差很远。
1857年3月6日，正在江西瑞州城外湘军大营的曾国藩接到了弟弟曾国潢的家信，告知父亲曾麟书突然去世。噩耗如晴天霹雳一样在曾国藩头顶炸响。父亲的死太过突然了，不到一年前，曾国藩被围江西，一直在白杨坪关注战局的父亲心急如焚，专门派曾国华赶到湖北武昌，请求胡林翼派兵救援。然后，曾国华和曾国荃分别率领部队赶到了江西。这些，其实都是由父亲在暗地里指挥。曾麟书平日里温文尔雅，几乎对曾国藩所做的一切都积极支持。也正因此，除了曾国潢外，曾国藩将三个弟弟都带到战场。对于父亲的病情，曾国藩起先并没有在意。父亲身体一直不错，只是前一段时间来信，告知身体不好，病卧在床，不过没太大的事，让曾国藩放心在前线打仗。没想到只几个月的工夫，父亲说走就走了。曾国藩心如刀绞。在他看来，自己毕生所努力的，就是想为曾家增光，为父母长脸面。现在，父亲没了，自己千辛万苦所做的一切，似乎都失去了动力和方向。如果再一味地忍辱负重，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段时间曾国藩的心情糟透了。从他写的一首诗中，可以看出哀伤的情绪：大叶迟未发，冷风吹我衣。
天地气一浊，回头万事非。
虚舟无抵忤，恩怨召杀机。
年年绊物累，俯仰邻垢讥。
终然学黄鹄，浩荡沧溟飞。
一个人的心境冥暗至此，哪里还会有什么精神呢？曾国藩想的是，人生应该知天达命，磊落潇洒，像黄鹄一样自由自在地飞翔；而现在，整日生活在忧谗避毁当中，跟坐监狱有什么两样呢？前思后想一番后，心灰意懒的曾国藩决定离开江西。父亲的死，正好给曾国藩一个借口，一方面，曾国藩不想落得个不孝的名声；另一方面，对这种无休止的屠杀，曾国藩已从心底里感到了厌倦。曾国藩向朝廷上了一个请假的奏折，不等朝廷回复，就封存了大印，准备带曾国华离开湘军大营。有人提醒他，应该等批准后才能离开，他毕竟是湘军主帅，又是非常时期。曾国藩铁青着脸摇了摇头，他真的是有点烦那个摇摇欲坠的朝廷了，这个朝廷懦弱无比、忠奸不分、自私自利。对于这样一个不信任自己的朝廷，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曾国藩一直是有着出世之心的，正是有着出世之心，他才表现得格外入世。曾国藩想的是，不如就这样干净利落地回到自己的山村之中，做一个世外桃源的员外，夏日赏荷，秋日观山，冬日品茗；至于春天，干脆如孔子一样，“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二三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不也很惬意吗？
3月21日，曾国藩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归乡之路。走在江西至湖南的崎岖山路上，曾国藩仍是愁云不展，他甚至都懒得跟弟弟们说话。这时候春天已经来了，路边的树枝已吐出了新芽，一簇簇野樱桃花在山野怒放，像一团团火焰在燃烧。现在还是早春，再过一段时间，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也会开放，那时的山野，会更加缤纷多彩。八天后，曾国藩终于回到湖南湘乡白杨坪。他先是在父亲的灵前大哭一场。对于父亲曾麟书，曾国藩一直感恩戴德，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乡村秀才，善良，重诺言，守信用，同时又极重孝道。曾国藩一直记得父亲握着一卷书在屋前的竹林里摇头晃脑大声诵读的模样——父亲一只手拢在胸前，另一只手背在身后，诵到得意处，那只手就移到胸前，轻轻地捻动下巴上的山羊胡子。对于曾家来说，父亲起到的，就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像长长生物链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环节。曾国藩向随从以及随同的地方官交代，一定要从简。曾国藩耿耿于怀的是当年祖父曾玉屏的死，当时曾国藩还在京城，一切均交于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等操办，这几个兄弟没考虑那么多，在小小的乡村，一下子竟摆了五百多席，连村里的祠堂里也被宴席占满了。这样的大操大办，很让曾国藩生气，为了此事，迟归的曾国藩狠狠地骂了曾国荃几兄弟一通。曾国藩告诫父亲的丧事一定要从简，再也不能这样惊扰乡民了。
尽管曾国藩一再要求从简，但丧事还是办得很隆重——来的人太多了，不仅仅是毗邻乡镇的熟人，连一些外地的亲戚朋友也赶来了。丧事办完了，人潮慢慢退了下去，山村也变得平静起来。朝廷听说曾国藩没有获准就回老家奔丧，非常恼怒，本想治曾国藩的罪，由于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反复为曾国藩求情，事情才算得到通融解决——朝廷给了曾国藩三个月的假期，令其回籍治丧，发给安家费四百两白银，假满之后仍回江西办理军务，至于擅自离开部队一事，免予追究。曾国藩接到上谕之后，啼笑皆非。由于沉浸在悲伤之中，对于朝廷的责备，曾国藩也无暇理会，更何况，他已经不打算回江西了。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慢慢地，曾国藩从悲伤中缓过神来。故乡的一切重新让他感到亲切，昔日的紧张和忧郁也像结痂了的伤口一样，慢慢地回归正常。
三个月的假期很快就过去了，曾国藩心中仍有情绪，也心灰意懒。曾国藩真的想退隐山村了，他向朝廷打报告，奏请按照惯例，在家守三年之孝。咸丰皇帝当然不同意他的请求，命他仍遵前旨，假满后即返回江西军营，继续督办军务。接到上谕之后，曾国藩满肚子不高兴，越想越觉得郁闷，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豁出去了。当天晚上，曾国藩挑灯夜战，撰写了一封奏折，题为《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在这篇长长的奏折中，曾国藩诉说了自创建湘军以来受到的种种委曲，尤其是将近年来在江西督办军务的三点难处，详详细细地向朝廷作了报告：一是没有军权。因他所率领的湘军属于临时募集的官勇，不是国家经制之兵，所以虽能征善战，但有功人员却不能像绿营弁兵那样补授实缺；自己虽然是兵部侍郎，却无法对自己的部下进行奖励和提拔，即使是补授小缺，也须向巡抚、总兵求情，久而久之，很难取信部下，鼓励士气。二是没有政权，自己以兵部侍郎之职带兵，在地方上处于虚悬客位，既无政权，又无财权，又无赏罚黜陟之权，所以遇事掣肘，处处碰壁，兵饷没有保障，动辄受到断饷的要挟。三是没有钦差大臣的职衔，只是以团练大臣募勇成军，虽奉有出省之战之谕，但没有钦差赴某省办理军务的正式命令，更没有正式印信，因而处处受到地方督抚的歧视、刁难和排挤。
最后，曾国藩强调说，“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以治军”——从奏折中，明显可以看出，这一回，曾国藩明摆着是要向咸丰提条件——与其这样左右掣肘，还真的不如不干了。
奏折送出之后，曾国藩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想想都有点后怕，他不知道自己的牢骚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在那段时间里，曾国藩经常百无聊赖地在书房里用耆草占卜吉凶，每一次，他总是对自己占出的结果进行否定，最后，一切还是不了了之。黄昏的时候，曾国藩时常一个人走到僻静的地方，安坐下来，呆呆地凝视着北方。山的那一边，就是自己曾经作战的地方；在云的那一边，就该是京城了吧？一个自己待了十二年却根本不知深浅的地方。那个地方有红墙黄瓦，高高的楼阁，一群面色苍白的人，就那样草率地掌握着所有人的命运。
雨季来临的时候，曾国藩接到了咸丰的上谕：既在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咸丰同意了曾国藩的要求，嘱咐他安心在家守孝。曾国藩听完圣旨之后，心中五味俱全，他知道咸丰对于他的要求动怒了。曾国藩不由苦笑，他和他应该是彼此明白的——自己在想什么，这个懦弱而风流的皇帝在想什么，他和他，即使是相隔千里，都是心领神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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