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书生出身的曾国藩在骨子里其实是不太适合用兵的，“兵不厌诈”，两军对垒，要求用兵者一定要奇谲、狡猾，极富心机，不按常理出牌。但曾国藩呢，他只是一个有着巨大坚韧力、脾气倔强的读书人。虽然曾国藩有着丰富的学养，也有关于天地人的巨大感悟，但这样的智慧，更多的是人生哲学范畴的，在本性上，曾国藩并不是一个具有创造力且诡计多端的人。这样的人格特征，决定了在战争开始阶段的艰难——在战争之初，这个书生既缺乏用兵者所具有的大胆和亡命，也缺乏那种举重若轻、爱拼能赢的心理承受能力。
1854年2月，曾国藩终于率领着他的湘军出山了。在衡阳一座宗祠的广场上，曾国藩抖擞精神，对着黑压压的人群，声嘶力竭地宣读他的“出师表”。对于一万多水陆湘军来说，从军数月，很多人是第一次见到这个被誉为“湖湘最有学问的人”的面容，他们好奇地踮起脚尖，远远地眺望着这个神秘的人物。人们明白，天下真的危在旦夕了，要不，这么多面色苍白的读书人怎么会一个个拿起刀剑呢？那个中等个子的小老头跟他们说着同样的方言，他的声音有点嘶哑，尽管言语激越，富有激情，同时也杀气腾腾、声嘶力竭。尤其是曾国藩的面容，更显阴森可怕。曾国藩的演讲极富煽动性，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像干柴一样被曾国藩点燃了，也打动了，他们挥舞着手里的长矛和大刀，山呼海啸，像巨浪一样汹涌起伏。
曾国藩手迹
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曾国藩当然是极注重名分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行军打仗，一定要“师出有名”。这篇《讨粤匪檄》是曾国藩亲手写就的，也是经过湘军中诸多大儒润色过的。檄文的结构严谨紧凑，第一段痛斥太平军的残暴，以地域观念打动长江流域的人，煽动他们联合起来攻陷太平军；第二段痛斥太平军破坏伦理秩序，以护卫理学观念打动知识分子；第三段痛斥太平军毁污庙宇，以神道观念打动一般乡民。作为桐城派的嫡传弟子，曾国藩最看重的是文章的气韵和义理，这些，都在这篇檄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曾国藩很得意的是，这篇檄文堪比当年陈琳为袁绍讨伐曹操所写的檄文以及唐朝骆宾王的《讨武檄文》。虽然文章中没有“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等赫赫警句，但“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等句子，也称得上恢宏大气、铿锵有力。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篇阕强有力、惊天动地的檄文，比任何有关的描写更鲜明更刺眼地把曾国藩一向隐遁于昏暗之中的性格彰显了出来，曾国藩内心激荡的浑圆之气喷薄欲出：为传檄事。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虏入贼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犹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父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又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殁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于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虏之船只，拔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籍。
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文章宣读后，曾国藩又命令手下人大量誊抄，四处张贴。显然，他对于这篇檄文还是很满意的。然后，潇潇雨雪之中，曾国藩带着他的一万七千名子弟兵，浩浩荡荡地由水陆两路北上了。骑在战马上的曾国藩壮怀激越，熟读历史的他深深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业，这一拯救数千年道统的使命甚至具有某种神性的意味。一切，都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壮。
现在，这个书生变了。他不再穿过去书生时的青衫，也不穿宽敞累赘的官服，很多时候，曾国藩穿着铠甲，甚至在腰上，也佩有长长的宝剑。令人印象至深的是曾国藩的形象——宽大的前额上横亘着几道很深的皱纹，脸庞瘦削，尖下颏，高颧骨；粗粗的扫帚眉下，隐藏着长挑挑的三角眼，他的嘴巴永远是紧闭的，坚毅而刚强；周身散发着阴鸷的气质，凶狠而坚定。平时，他的眼皮沉重，目光昏瞑，嗓音喑哑，看起来像是个疲惫不堪、久病初愈的病人，一旦睁开，只见精光四溢，就像千年琥珀的寒光一样，透彻人的心魂。当然，曾国藩的内心也变得跟长相一样阴森恐怖。他就像是一把闪着寒光的刀一样，锋利而冰冷。谁见到这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这个人仿佛不会流淌鲜红的热血，而是如冰河一样寒冷。
尽管出师时意气风发，但真正打起仗来，远不是想象的那样壮怀激越。真正的战斗更像是与魔鬼纠缠在一起，那种阴暗与低沉、惨烈与暴戾、磨砺和自虐，都是难以想象的。由于经验匮乏，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带着一群莽撞的农夫，就像盲人瞎马一样，匆忙地上阵了。这个时候，太平天国部队的主攻目标集中在湖南，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首先在岳阳战役中失利，曾国藩如丧家之犬一样，逃至长沙。太平军乘胜攻占岳州、湘阴、宁乡、湘潭，形成对长沙的夹攻之势。湘军商议后决定，集中主力攻湘潭，打破包围，收复湖南。主力部队出发后，曾国藩突发奇想，决定率领水师进攻附近的靖港，试图以多胜少，驱除眼前威胁，也体会一下亲临战场的快意。
战斗打响了，两军对垒之时，毫无经验的曾国藩就如同一个笨拙的骑士一样，根本无法驾驭自己的马匹——当时，曾国藩拥有水师五营，陆师八千人，大小战船四十余艘，在实力上占绝对优势。一开始，太平军就从岸上用炮火猛烈轰击，又出动两百多艘船只，对行动不便的湘军大船发起攻击，一副完全不要命的打法。从未打过仗的湘军水勇哪里领教过如此拼命的打法呢，一时纷纷溃退。紧张万分的曾国藩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兵败如山倒。情急之下，曾国藩亲自持剑督战，当溃败的湘军如洪水一样漫堤而来时，曾国藩手执宝剑，在自己站立的地方竖立一面大旗，大声呵叱：过此旗者斩！但如此溃败的形势，他哪能阻挡得了呢？曾国藩觉得精神都崩溃了，他就像个夜游人一样，恍惚无助，无所适从。情急之下，曾国藩自己都想撒开腿逃跑，逃到一个阴暗角落，去大口大口喘气。这个平日称得上冷静无比的人，在危险真正来临的时候，同样会脸色苍白、疲惫不堪、思想混乱、语无伦次。后来，仓皇逃跑的曾国藩觉得自己太失颜面，一羞之下，“扑通”一声跳进水里，想一死了之。部下们手忙脚乱地把曾国藩救了上来……在死亡面前，人永远有恐惧的本能，而一个人的内心，从来就不是从理论的意义上所能练就的。曾国藩万念俱灰之时，一个好消息传来——陆路的湘军塔齐布部以少胜多，充分利用武器装备较为先进的优势，率军攻占了湘潭，全歼了镇守湘潭的太平军。这一场胜利给曾国藩带来极大的安慰，也让曾国藩明白，真正的战斗是怎么回事。湘潭战役的胜利，让这支民间力量有了自信，培养了这支队伍坚韧和果断的气质；这一场战役的胜利，同样是太平军自金田起义之后的首次大规模失利。
湘潭之战后，曾国藩一方面在长沙整军，补充人员和粮草，修缮战船；另一方面，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修整一番后，湘军恢复了元气。曾国藩也在这段时间确立了湘军下一步的军事重点，那就是，继续率军北上，将战场锁定在长江沿线。在曾国藩看来，长江是一条龙，湖北是龙头，安徽是龙身，江苏是龙尾，至于金陵，则是龙心；要擒缚太平天国这条苍龙，就必须先打龙头，后摘龙尾，然后直刺龙心。战略思想明确之后，曾国藩率领着部队出湘了，矛头直指江西和湖北。曾国藩兵分三路，以岳州为进攻重点：派江忠淑、林源恩率楚勇及湘勇的一部为东路，由平江向通城、崇阳进攻，切断岳州守军后路，并阻止湖北太平军支援；以胡林翼为西路，专攻太平天国西征军所克之常德、龙阳、沅陵等地；中路主力由塔齐布率领，进攻岳州，同时又由褚汝航、彭玉麟、杨载福、夏銮等率湘军水师两千余人，由水路配合塔齐布进攻岳州。在太平天国西征军由常德退入岳州后，曾国藩又令西路周凤山增援岳州，罗泽南率湘勇一千人，魁联率一千人随援岳州。至此，在岳州城下，共聚集了湘军水陆部队两万多人。
战争远比曾国藩想象得艰苦和惨烈，双方进入了你死我活的拉锯状况。岳州之战自1854年6月17日塔齐布攻新墙开始，至8月25日太平军放弃岳州败退武汉结束，历时两个多月。双方反复争夺，大战数次，小战无数。鏖战的详细过程是这样的——6月17日，塔齐布向新墙进攻，太平天国西征军虽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因湘军攻势太猛，新墙失陷，岳州门户大开。到了7月中旬，湘军水师赶到，水陆并进，太平天国西征军招架不住，湘军进入岳州。8月，太平军反攻岳州，西征军将领韦俊、石镇仑、陈玉成等先后率水营大军增援，在岳州，击毙了湘军水师统领道员褚汝航以及岳州总兵陈辉龙。湘军同样还以颜色，在城陵矶战役中，击毙了太平军的猛将曾天养……双方像两块海绵一样，争相吸摄对方的水分。在这样的对垒之中，曾国藩和湘军执拗而挺拔的气质起到作用了，倔强的曾国藩就像一个坚强无比的拳击手一样，有着非凡的抗击打能力。尽管他一次次倒下，被击打得鼻青眼肿、遍体鳞伤，但他仍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向对手发起一轮又一轮还击。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着湘军奄奄一息的躯体，直到对手轰然倒下。
战局很快像喷溅出的血迹一样，向四周扩散开来。湘军开始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了。在朝廷正规军绿营和八旗一败涂地的情况下，这支民兵性质的武装力量迅速成为长江一带抗击太平军最重要的力量，成为主要战场的主力军。湖南人坚韧的性格，太平军得以充分领略。很快，曾国藩的湘军随着战势的推进，走出了湖南，北上到了长江流域。在取得岳阳战役的胜利后，曾国藩又接连攻下鄱阳湖和洞庭湖附近的重镇；然后，主力继续北上，聚集在武汉附近，部署进攻武汉三镇。曾国藩根据武汉的特点，制订相应的策略：让水师清理江面，割断武汉三镇之间太平军的联系，并且，由水师协助陆营，用炮火攻击沿岸太平军营垒；在陆地，数万湘军集中起来，全力进攻武昌；汉阳则由魁玉等湖北兵勇围攻。在经历一系列的战役之后，曾国藩指挥战争已经变得越来越得心应手了。在他看来，军事调度就如同对弈一样，只要心中有韬略，同样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湘军水师出巡图
比较起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在战场之外，作为团练大臣的曾国藩却因为不断遇到麻烦而深陷烦恼。庞大而腐朽的制度无法在战争中快速运转，一直像一个昏聩的老人一样，无法行动敏捷，这一点，让曾国藩头痛不已。这时，湘军已经因其优于八旗、绿营的战斗力争得了合法地位，曾国藩也以汉族团练大臣的身份取得了带兵的权力，但这些都是非常时期的既成事实。曾国藩一直没有抚督的实职，带兵还是“名不正言不顺”。这样的尴尬局面，使得曾国藩在与地方各级官员的协调中，不得不耗费更多的精力；甚至，还在很多关键时刻遭受说不清道不明的抵触和对抗。这些，是最让曾国藩伤脑筋的事情，如果地方的关系不能理顺，接下来的局面会非常困难。曾国藩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朝廷并不信任自己，自己在朝廷的眼中，只是一个冲锋陷阵的“替死鬼”。那些掌握朝廷大权的满族贵族是最忌讳汉臣掌握实权和兵权的。当年，朝廷让江忠源担任安徽巡抚，胡林翼为湖北巡抚，就是不肯将地方官的大印交给曾国藩，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这些人，都是排在曾国藩之后的湘军人物。他们受命之时，手上并没有像曾国藩那样拥有数万军队。一个人，如果手上控制着数万军队，又掌握着地方大权，在这个摇摇欲坠的朝廷看来，肯定是一件要命的事情。
清陆军战阵图
让曾国藩哭笑不得的事还有：当曾国藩率领湘军出衡阳，席卷两湖，接连获胜进逼武昌之时，那个喜欢风花雪月的咸丰皇帝竟发出了这样一道上谕：“塔齐布、曾国藩奏水陆官员大获胜仗一折，办理甚合机宜。塔齐布着交部从优议叙，曾国藩着赏给三品顶戴，仍着统领水陆官员，直捣武汉……”接到圣旨，曾国藩无比尴尬，数年前在京城之时，曾国藩就是显赫一时的“二品侍郎”，而此时，却赏给他“三品顶戴”，这样的错误，真像是咸丰皇帝在跟他私底下开玩笑！好在曾国藩一直“忍辱负重”，更多的时候，他考虑的倒并不是自己的前程，而是全力拯救危亡的“道统”。因此，对于如此“幽默”，曾国藩也懒得去计较。更多时间里，曾国藩的湘军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车辆一样，只是依靠惯性在运行，车轮下的摩擦力不谓不大，但这辆车已全力冲刺，尘埃飞扬中，明显地已刹不住了。
1854年10月，曾国藩的湘军第一次攻下武昌，攻城行动可谓摧枯拉朽，湘军只用了短短的四天时间，伤亡只有两百多人。相比之下，太平军损失船舰两千余艘，丧师数千。这次战役在帝国一片溃败的战局当中，无疑一抹亮色。对战局几近绝望的咸丰皇帝获悉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一开始，咸丰皇帝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自己听错了，反复问询之后，仍是半信半疑。直至曾国藩的奏折呈到，白纸黑字之下，咸丰方才确信胜利。咸丰这一回的圣旨有点“靠谱”了：下令赏给曾国藩二品顶戴，同时让曾国藩代理湖北巡抚。圣旨送出不久，旁边有大臣冷冷地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好似一般的平民，一介平民，能够一呼百应，恐怕不是国家的福音吧！咸丰听出了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心里一惊，赶忙追补一道圣旨：撤除曾国藩代理湖北巡抚的任命，让曾国藩改任兵部侍郎——显然，咸丰还是不信任曾国藩，不信任这个手握重兵的汉族书生。
完全可以想象曾国藩收到这两件上谕时的心情。不过此时的曾国藩在经历了诸多的失望之后，对于朝廷的指令，已抱有平常心了。收到第一封上谕时，曾国藩并没有过多的欣喜，他照例公事公办回了一折，谦虚地表示自己并不想代理巡抚之职，不敢接受巡抚之印，想暂时交湖北总督保管。咸丰在收到曾国藩的折子后，态度严厉，反而怪罪曾国藩在落款时不署巡抚之名，有违旨之意。这样的强词夺理，让曾国藩心中十分不快。好在曾国藩已没有心情郁闷了，战局已呈危机状态，湘军在攻下武昌之后，太平天国立即调整了战略部署，调集燕王秦日纲和翼王石达开部，大军沿长江一线，开始了第二次猛烈的西征。
1854年10月底，曾国藩率领湘军从武汉出发，这一回，曾国藩打算集中优势兵力，全力围攻湖北与江西交界处的田家镇。瑟瑟秋风中，曾国藩首攻黄州，再占鄂城，然后兵分三路东下，一路扫清沿途的太平军据点。到了长江边上的半壁山一带，湘军重新聚集，全力进攻太平军重兵屯集的田家镇。田家镇之役异常惨烈，后来，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这样描述：即使是战争结束后，江边上仍有浮尸不断。经过几次拉锯战，湘军在付出了重大代价之后，终于攻克了田家镇，击毙太平军一万多人，烧毁战船四千余艘，缴获五百余艘。当然，湘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曾国藩听到自己军队的伤亡数字时，一时禁不住，在大帐之中失声痛哭！战争，就是这样冷酷无情，哪有什么绝对的胜利呢？无非是彼此之间的互相消耗罢了。让曾国藩更没有想到的是，田家镇战役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从此之后，在两年多时间里，湘军陷入了一个低谷，曾国藩与胜利渐行渐远，以致很难有相逢的机会了。
1854年12月的一天，曾国藩照例早早地起床。自带领湘军的第一天起，曾国藩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每天，曾国藩总是在起床后带领一两个亲兵巡查营垒，检阅士兵训练；吃早饭时，曾国藩把当天要布置任务的将领和幕僚叫在一起，边吃饭边交代当天的工作；早饭后，曾国藩往往用一上午的时间批阅各地送来的文件，处理相关事务。稍有空闲，曾国藩总是捧起一本书，边读边思考。读书，在曾国藩看来，不仅仅是学习，更重要的，还能克服骄惰、奢靡以及浮躁的性情，让自己随时随地都能沉静下来。曾国藩不是一个只知高谈阔论的道德家，相反，他一直注重身体力行，“立德”的前提，是要“立功”；要做到“内圣”，必须推行“外王”；对于一个人来说，致力于心性修养，是为了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或者说，只有内部准备好了，才可以“外用”，内部，是外部的基础——这些，都是不能分开的。曾国藩毕生努力去做的，就是“内外兼修”，以冶炼内心的宏大，去迎接外部的挑战。
这一天，曾国藩在巡营后没有回大帐，而是招呼了几个幕僚去了长江边上。已是深秋，大地上一片肃杀萧瑟，在长江边，更是一片苍茫荒凉。几乎所有的树都没了叶子，像一个符号似的，不甘寂寞地站在那里。一个幕僚告诉曾国藩，只有到了深秋，才能辨别出树的真正颜色，不像春天，所有的树都是绿的。曾国藩饶有兴致地听着幕僚的解释，频频点头。万物都是有“理”的，也难怪当年的朱熹面对一根竹子呕心沥血，他是在苦思冥想竹中暗藏之理……的确，树的颜色在秋天里现出了原形：槭树是橘黄的，桦树是金黄的，橡树是青铜色的，槐树则是黑色的……跟树一样，人，只有到了中年之后，才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东西，也会看出与万物的相通……登临江边的山坡之上，曾国藩极目远眺。长江在他的视野里，如一望无际的大洋，根本无法看出水流自哪个方向。一切都在流逝，灵魂稳定不动地注视时间的流动，而时间本身，则是由欢乐、忧伤以及死亡组成的。大江东去，淘尽了多少历史和人物呢？
曾国藩陷入了战争间歇期的沉思。这一天很奇怪，从一大早起，天边就一直有大片大片的火烧云，血红血红的。一直快到中午了，也丝毫没有退下的意思。对于天文地理颇知一二的曾国藩知道，这片火烧云来得不寻常，它肯定是一种预兆，预示着更残酷的激战。曾国藩知道，战争就是暴风骤雨，更大的惨烈肯定会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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