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进程中，每到重大拐点之时，总会有一些奇异之人破土而出。这种人表面上看起来动机纯净，拥有理想主义信念，实际上，他们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信仰和理想，造就更多的灾难。恰巧是这种信念纯真、虔诚笃信、狂妄热忱的人，这种自诩要改变世界、怀有最高尚目标的人，促成了连自己也深恶痛绝的杀戮和灾难。鸦片战争之后，这个应运而生的奇异之人就是洪秀全。这是一个很难用常理来解释的人。现在，留存下来的所有关于洪秀全的描绘，都显得扑朔迷离莫衷一是。他就像一个巨大的谜语一样，等待着人们去破译。首先，这个人是狂热的，在他的眼中，世界因为他，将会呈现一道崭新的、永不消逝的旭日红霞。其次，这个人是执著的，他盲目而狂热地崇拜着一知半解的基督教义，犹如崇拜一个神灵。最初，他把那本《劝世良言》背诵得滚瓜烂熟，以他几近天真的幼稚和执著进行煽动性的演讲，以鼓舞那些深受剥削和压迫的下层的劳动者，为他们创造一个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些底层的劳动者，本能地感受到他那灼热的、富有同情的博爱精神，也相信他美好的承诺。苦难深重之中，那些底层的人们将所有的幻想都集中在他身上，赌博似的将所有的希望、人格、灵魂都抵押给他。他也慢慢地变成了神灵，变成了法力无边的救世主。但很快，一切都在慢慢失控，人们的情绪变得越来越炽热，而他自己也渐渐地丧失了理智，将自己送入狂暴的祭坛。
现在看来，当年洪秀全仅仅利用浅显的基督教义，就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滔天狂飙，除了复杂的社会与历史原因之外，更重要的，还应该有文化传统和大众心理方面的深层次缘由。复杂的社会原因，当然是尖锐的社会矛盾造成的，长达数百年的封建残酷统治让底层的大众走投无路，人们希望能够揭竿而起，过上“均贫富”的好日子；至于大众心理，当然跟中国文化的传统有关，在很长时间里，这个文明古国的基层民众一直有着偶像崇拜的习惯和要求。鸦片战争的失败，西方列强的入侵，让这个古老国度失去了信心和自尊，人们更愿意去相信外来神的神通广大。洪秀全所创立的“拜上帝教”的横空出世，正好满足了大众新一轮崇拜的要求……历史当然是纷纭复杂的，复杂的一切组成了洪秀全应运而生的机缘，也造就了时代的宿命以及人的宿命。
曾国藩的卷入同样具有某种偶然性。1853年初咸丰皇帝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时，曾国藩正在湖南老家守孝。在此之前，曾国藩受命前往江西充任乡试正主考官。1852年8月，当曾国藩行至安徽太湖境内小池驿时，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曾国藩顿感五雷轰顶，泪如雨下。曾国藩的母亲江氏，是一个拥有中国传统美德的农村女子，勤劳淑德，极富自我牺牲精神。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晚年卧病在床，很长时间，就是母亲日夜守护，毫无怨言。得知母亲去世后，曾国藩一边急急忙忙向朝廷请假，一边改道由水路经江西火速赶往湖南湘乡老家。行至武汉时，曾国藩从湖北巡抚常大淳处得知长沙被太平军围困，无法通过。曾国藩心急如焚，连忙从岳州改行旱路，经湘阴、宁乡，历经磨难。当曾国藩行抵白杨坪的荷叶塘时，已是1852年的10月6日了，这一天，距他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已近两个月。跪在母亲的灵前，回想起母亲的慈爱和勤劳，曾国藩克制不住自己的悲伤，大哭了一场。然后，开始了自己的守孝生活。
1853年1月12日，正在白杨坪的曾国藩收到咸丰皇帝的寄谕，要求他协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曾国藩刚刚把母亲的棺柩厝置于居室，还没来得及举行葬礼。接到咸丰的圣旨，曾国藩想了很多，他最担心的是，自己在守孝期间出来从军，怕招人耻笑——按帝国官制，官员在父母亡故后都要在家丁忧三年。曾国藩还担心的是，自己一介书生，从没有带过兵，哪能打胜仗呢？除此之外，曾国藩对于地方政府的办事能力和作风也感到信心不足，如果招兵买马，那些效率低下、腐败严重的地方政府，能积极支持自己吗？曾国藩前思后想，还是决定给湖南巡抚张亮基写一封信，想推脱此事。信写好后还没有发出，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武汉失守，不久前刚刚见过面的湖北巡抚常大淳被杀。曾国藩非常震惊，局势的危急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耿直的曾国藩觉得自己应该挺身而出了，即使不成功，但只要成仁，又何妨？正在曾国藩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老友郭嵩焘专程赶到湘乡，为曾母吊唁，到达白杨坪时，已是深夜了。稍稍吃了点东西之后，两人秉烛而谈，郭嵩焘力劝曾国藩起事，郭嵩焘认为此时如果曾国藩不振臂一呼的话，那么，中国文化的道统将难以传承。郭嵩焘的凿凿言辞，让曾国藩打消了顾虑。曾国藩决意投身于战争的尘烟之中了。
地方团练
四十二岁的曾国藩投身于这一场战争，绝对可以看作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在中华帝国长长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朝代，是以这样的方式力挽庙堂于既倒的。更多的时候，民间的力量往往选择朝廷的对立面，卷起狂飙和巨浪，加速一个朝代的毁灭。但这一次，由曾国藩出面组织的民间力量却站在了朝廷一边，尤其是广大的知识分子，几乎是一边倒地站在了道统一边，像圩堤抵御洪水一样抵御着外来宗教对于本土文化的侵蚀。太平天国在民间知识层的顿然失势，让这个政权一下子头重脚轻，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失败的命运。
曾国藩纪念馆一角
卷入这场战争，同样可以看作是曾国藩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其实对于曾国藩来说，回乡练勇，也是对他个人的挑战和超越。以科举入仕的曾国藩虽然一度在京城风光，但往下的前程，已属于既定：一是如京城蝇营狗苟的官僚一样，亦步亦趋，像一头转磨的驴子一样在中央六部慢腾腾转上一圈，缓慢地获得升迁，耗尽自己的生命；或者，像那些穷酸的翰林阁老，一辈子皓首穷经，终老于灰蒙蒙的故纸堆中，变成一条僵死的蛀虫。虽然一直酷爱读书，但对于那种僵死的生活方式，曾国藩并不热衷，曾国藩追求的是“经世致用”，他更愿意去做一个治世之能臣。主意拿定之后，曾国藩一边处理善后之事，一边频繁与外界联系，想获得更多信息。各方反馈来的消息，让曾国藩对于形势也有了一个准确的判断。曾国藩考虑的是，如何在浓云密布的战争风云之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很多年后，当曾国藩回忆起自己的人生时，会不由自主地感叹命运的不可捉摸，作为一介毕生钟情于学问和操守的书生，就那样突如其来地陷入了戎马生活中不能自拔。这样的结果，明显地带有宿命的意味。曾国藩曾自嘲说当年从军主要是自己想“赌口气”，是为了自己的自尊。实际情况确是如此，熟读《论语》的曾国藩当然懂得《论语》上那一句著名的话：“夫道失求诸野。”在曾国藩看来，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是自己的责任。曾国藩就是想以自己的行动，达到挑战自我的目的。虽然曾国藩一直看起来循规蹈矩，但这个湖南佬却天生执拗刚强，很认死“理”。在他看来，数千年的道德和文化，代表着“天理”。现在太平天国随意否定这种道德，就是要与“天理”挑战，代表着“魔”与“妖”。在这个关键时刻，朝廷示弱，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分子，这个时候，自己不挺身而出，又待何时呢？——这样的想法和命运，不仅仅是曾国藩个人的，也是所有“湖湘集团”的想法和命运。
从曾国藩出山的那一天起，他就有了一个长达十多年的对手——小自己一岁的洪秀全。洪秀全与其说是曾国藩正面的对手、战争的对手，还不如说是曾国藩文化的对手、人格的对手。可以说，在曾国藩顺利地进入科举之前，这个破落地主的后代与洪秀全的家境和出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只不过，科举上的成败让他们的命运南辕北辙——曾国藩顺利中第，而洪秀全名落孙山。自此，二人走上了一种迥然不同的道路：曾国藩成为了既成道统的捍卫者，而洪秀全则全力破坏这个道统。洪秀全的失败，完全是因为他选择和制造的精神和文化工具的支离破碎不堪一击所造成的。与洪秀全所倚仗的那些精神旗帜与文化盾牌相比，曾国藩所固守的精神力更强大，更长久，也更牢固。毕竟，这样的旗帜与盾牌有着数千年的历史，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显得垂垂老矣，但至少，那种以生吞活剥方式所形成的力量，还不足以对它形成致命的打击。
1853年1月23日，潇潇的冬雪之中，曾国藩离开了白杨坪。父亲曾麟书把曾国藩和曾国葆一直送到村口。看着父亲的鬓角这段时间又添白发，曾国藩不由心生愧疚。此行一去，究竟会怎么样，他心里一点底也没有。躬身骑在马上，曾国藩感到很不习惯，毕竟，曾国藩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更多时候，他还是愿意坐在轿子中，放下布帘，稳当当地思索一些问题。骑马会让他紧张而焦躁，思维也缺乏连贯性。25日，曾国藩赶到长沙，经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安排，将原来长沙绿州学院改为钦差大臣的官邸，然后，在门口挂个“钦命兵部右侍郎督办湖南军务”的大招牌，就开始招兵买马了。从第一天起，曾国藩就以自己设计和构思的方式启动，那就是，明里曾国藩是招募团练，其实在内地里，曾国藩还是想建一支真正的军队。这个时候，清朝的正规军，有满洲八旗和汉人绿营，原先让明朝军队闻风丧胆的八旗劲旅，在清军入关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慢慢地养尊处优，早就没有了战斗力。到了康乾年间，虽然还是八旗、绿营并用，但战斗力还是以绿营为主。由于早期制定的政策不准“扰民”，清朝一直没有兵役制度，采取的是“募兵制”，即只要当兵，就会发饷给钱。这样，当兵的大都是些无业游民和社会上的懒汉混混等，再加上军队缺乏正规的军训，战斗力可想而知。鸦片战争爆发后，庞大的帝国军队更是名存实亡。曾国藩心里明白，八旗军、绿营兵等正规武装力量根本无法抵挡太平军的进攻，小股的团练武装也无济于事，自己必须从根本上着手，建立和训练一支组织严密，有着顽强战斗意志和实战能力的地方部队，才能抵挡太平军的攻势。
一些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曾国藩的麾下：在他们当中，有偏远山区的淳朴山民；有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的手艺人；有屡试不第落魄的文人；有失去土地的农民；也有浑水摸鱼的亡命之徒……曾国藩的原则是，只要这些人有忠义有血性，就可以到这里来端上自己的饭碗。曾国藩深知底层民众的状态，他对湘军薪饷标准的制定，对于普通民众也是有很大诱惑的：在湘军中，一个普通士兵的薪饷一般为绿营军最高级别士兵的两倍左右，至于高级官员，由于希望减少贪污和维持斗志，就更不吝惜奖赏了。曾国藩知道，重赏之下，才有勇夫，只有军饷高，将士才肯卖命。在这支鱼龙混杂的部队中，最初，曾国藩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这支部队中的所有高官，都由那些德行很好的读书人担纲；只有下级军官，才是那些打仗不要命的武夫。在曾国藩眼中，一支部队的忠贞、才华和理想，是最重要的，至于其他，则可以通过战斗和训练得到。在湘军当中，整个骨架，是他的一帮兄弟和朋友，在他们当中，有曾家弟兄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还有他的“铁哥们”郭嵩焘、江忠源、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等。这些人，堪称“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比如胡林翼，才冠湖湘，经天纬地，后来成为仅次于曾国藩的湘军二号人物；罗泽南同样也是一个湖湘大儒，对于程朱理学，罗泽南有着极深的研究，性格上也极有宋儒坚忍刻厉的作风，他的弟子遍及湖南境内，其中最有名的，有王錱、李续宾、李续宜、刘腾鸿、刘典，包括曾国荃、曾国葆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湘军的著名将领。曾国藩起事时，江忠源和罗泽南手头已有现成的兵勇，并且，曾经赴广西打仗。
曾国藩和湘军从一开始就注定成为19世纪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现象——这可以说是历史上一支真正由读书人领导的军队，是在乱世中一群书生“投笔从戎”所组建的人马。这群读书人挺身而出的最大使命，就是为了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太平天国对于孔孟的态度，让他们为之激愤，也正如此，让他们立下了“上马杀贼，下马读书”的誓言；至于效忠朝廷等，倒成了次要的目的。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一帮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看来，太平天国所提倡的“拜上帝教”等，其实就是西方文化妖魔化的体现，是直接违背“天理”的，而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在这样的生死抉择中承担自己的使命。正因如此，这支颇有湖南士林风气的儒生在后来艰苦卓绝的生死绝杀中，屡遭挫折而不馁，表现出了与叛道者誓不共存的殉道精神。
曾家藏书楼
秋天到来的时候，曾国藩的湘军队伍已发展到十营六千人。现在，这已不是一支五花八门的杂牌民兵了，而是一支军队，并且，是曾国藩赋予理想和追求的一支部队。曾国藩在为这支湘军设计建制时，脑子里闪现的是明朝名将戚继光的容颜。的确，在数百年历史当中，戚家军是最具战斗力的一支队伍，它不仅有严明的纪律，而且，还有很多军事上的创举，在军事思想上也比较先进。曾国藩细细地研究了戚家军的组成方式、纪律以及作战策略等，以戚家军的模式对湘军进行整编，改革军制——以营为基本战斗单位，拟定营规、饷章等等。这支部队一个贯穿始终的指导思想是：它只隶属和服从曾国藩一人，只有曾国藩，才是这支军队真正的国王。
当然，让这个“国王”念念不忘的还是儒学的“仁”和“理”，从一开始，曾国藩就赋予了这支部队很多卫道的特质。这也决定了湘军后来的特点——这支部队有很多看起来很奇怪的做法：不仅仅以军纪营规约束士兵，还用讲学的方法来教化士兵；不单单是贯彻军事思想，还一点一滴地教士兵如何做人。每天早晨，曾国藩都会早早地巡营，认真观察军士们操练，有时候，他还要把将士们聚集在一起，耐心地讲解时局和道理。在曾国藩看来，这些做人的道理比军事本领更为重要，必须“老僧常谈”，要天天讲，月月讲。曾国藩还把理学中的“仁”、“诚”、“礼”等道德原则引入治军之中。“仁”就是要官长用仁爱之心来调节与士兵的关系，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出力；“诚”就是把忠君诚心的政治品质作为选将的要义；“礼”则是湘军中要有上下尊卑的关系以及严明的纪律。值得一提的是，这支部队的“国王”曾国藩以他自己独创的方式，亲自为这支部队创作了很多琅琅上口的歌谣，以此作为对这支由书生、农民以及社会闲散人员所组成的临时军队的教化——
比如说《莫逃走》：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境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走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却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只怕你们太胆小，一闻谣言便慌了。
一人仓忙四山逃，一家大小泣嗷嗷。
男子纵然逃得脱，妇女难免受煎熬。
壮丁纵然逃得脱，老幼难免哭号啕。
文契纵然带着走，钱财不能带分毫。
衣服纵然带着走，猪牛难带一根毛。
走出门来无屋住，躲在山中北风号。
夜无被铺床板凳，日后锅甑切菜刀。
受尽辛苦破尽财，其实贼匪并未来。
只因谣言自惊慌，惹起土匪吵一场。
茶陵道州遭土匪，皆因惊慌先徙走。
其余各县逃走人，多因谣言吓断魂。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大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为了使湘军们训练得法，作战有素，曾国藩写下了《操武艺》：要保一方好土地，大家学些好武艺。
武艺果然学得精，纵然有事不受惊。
石头要打二十丈，石灰罐子也一样。
木板只要五寸宽，箭箭要中靶子上。
石头灰罐破得阵，叉把锚子一齐进。
靶子也立一块板，板上先凿四个眼。
眼内安个小木球，戳在锚子尖上留。
只要枝枝戳得准，保守地方总安稳。
火器虽然是个宝，鸟铳却要铸得好。
火药也要办得真，不然炸裂反伤人。
铳手若是不到家，不如操演不用他。
惟有一种竹将军，装得火药大半斤。
三股麻绳紧紧缠，一炮响动半边天。
件件武艺皆无损，石头锚子更要紧。
石头不花一文钱，锚子耍出一道圈。
若是两个习得久，打尽天下无敌手。
读书子弟莫骄奢，学习武艺也保家。
耕田人家图安静，学习武艺也不差。
匠人若能学武艺，出门也有防身计。
商贾若能学武艺，店中大胆做生意。
雇工若能武艺全，又有声名又赚钱。
白日无闲不能学，夜里学习也快乐。
临到场上看大操，个个显出手段高。
各有义胆与忠肝，家家户户保平安。
曾国藩认为，道德层面的凝聚力对湘军建设尤为关键，于是在湘军中推广这一首《要齐心》歌谣：我境本是安乐乡，只要齐心不可当。
一人不敌二人智，一家不及十家强。
你家有事我助你，我家有事你来帮。
若是人人来帮助，扶起篱笆便是墙。
只怕私心各不同，你向西来我向东。
富者但愿自己好，贫者却愿大家穷。
富者狠心不怜贫，不肯周济半毫分。
贫者居心更难说，但愿世界遭抢劫。
各怀私心说长短，彼此有事不相管。
纵然亲戚与本家，也是丢开不管他。
这等风俗实不好，城隍土地都烦恼。
万一邻境土匪来，不分好歹一笔扫。
富者钱米被人抢，贫者饭碗也难保。
我们如今定主意，大家齐心共努力。
一家有事闻锣声，家家向前作救兵。
你救我来我救你，各种人情各还礼。
纵然平日有仇隙，此时也要解开结。
纵然平日打官方，此时也要和一场。
大家吃杯团圆酒，都是亲戚与朋友。
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合做一双手。
贫家饥寒实可怜，富家量力略周旋。
邻境土匪不怕他，恶龙难斗地头蛇。
个个齐心的伙伴，关帝庙前立誓愿。
若有一人心不诚，举头三尺有神明。
纪律严明，是打胜仗的保证，在同太平天国作战的过程中，曾国藩反复告诫属下切勿扰民：莫打鼓来莫打锣，听我唱个解散歌。
如今贼多有缘故，大半都是掳进去。
掳了良民当长毛，个个心中都想逃。
官兵若杀胁从人，可怜冤枉无处伸。
良民一朝被贼掳，吃尽千辛并万苦。
初掳进去就挑担，板子打得皮肉烂。
又要煮饭又搬柴，上无衣服下无鞋。
看看头发一寸长，就要逼他上战场。
初上战场眼哭肿，又羞又恨又懵懂。
向前又怕官兵砍，退后又怕长毛斩。
一年两载发更长，从此不敢回家乡。
一封家信无处寄，背地落泪想爷娘。
被掳太久家太贫，儿子饿死妻嫁人。
半夜偷逃想回家，层层贼卡有盘查。
又怕官军盘得紧，跪求饶命也不准。
又怕团勇来讹钱，抢去衣服并盘缠。
种种苦情说不完，说起阎王也心酸。
我今到处贴告示，凡是胁从皆免死。
第一不杀老和少，登时释放给护照。
第二不杀老长发，一尺二尺皆遣发。
第三不杀面刺字，劝他用药洗几次。
第四不杀打过仗，丢了军器便释放。
第五不杀做伪官，被胁受职也可宽。
第六不杀旧官兵，被贼围捉也原情。
第七不杀贼探子，也有愚民被驱使。
第八不杀捆送人，也防乡团捆难民。
人人不杀都胆壮，各各逃生寻去向。
贼要聚来我要做，贼要掳来我要放。
每人给张免死牌，保你千妥又万当。
往年在家犯过罪，从今再不算前账。
不许县官问陈案，不许仇人告旧状。
一家骨肉再团圆，九重皇恩真浩荡。
一言普告州和县，再告兵勇与团练。
若遇胁从难民归，莫抢银钱莫剥衣。
曾国藩的湘军就是这样“不伦不类”。这支人员结构复杂的军队就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投入了这场战争，与另外一支同样也堪称“不伦不类”的太平军，进行生死殊杀。
当然，湘军的创办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地方上，湘军还没有成形，各式各样的阻挠就已经出现了——那些平庸的巡抚、布政司和按察司们，他们一直试图掣肘曾国藩，在他们的阻挠下，曾国藩的每一次行动，都显得艰涩而困难。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吏们既胆小怕死，又怯懦怕事，但他们都有一副忠于职守、老实忠厚的面具。对于他们来说，再也没有比在唯唯诺诺的面具下遮掩妒贤嫉能的实质而感到更有乐趣了。这些人掌握粮食和供给，从一开始，他们就不断给曾国藩出难题。曾国藩在长沙招兵买马时，那些打仗怕死的绿营兵甚至闯进了曾国藩的大营，差一点跟曾国藩的兵勇打了起来。为了顾全大局，曾国藩只好将自己的湘军移至衡阳，避免跟绿营直接接触，全力训练自己的部队。
创办之初，最让曾国藩伤脑筋的是清朝的军事补给制度。清朝在夺得政权后，各方面都沿用明朝制度，明朝体制的很多短处，清朝仍旧没有改变，相反还变本加厉。清朝的军事供应和政事参合为一元，军队的粮饷补给，不是来自中央财政，而是来源于地方政府的零碎供应。按理说，户部是国家财政的中枢，应该统筹全局，但实际上户部却等同于一个大型的会计机构，只是在账目上监督各个机关和各地方政府的出纳。各个地方政府按照规定的数额把给养直接运送到各个军事单位。在供给上，各级政府各自为政，有的就干脆采取拖延的方式。这种军事供给方式，给部队的统筹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曾国藩的湘军在供给上面临的问题就更大了，因为湘军还不算是朝廷的正规军。在这样的情况下，身为钦差大臣的曾国藩最费精力的一件事就是，不得不硬着头皮与各式各样的大小官吏打交道，软硬兼施，才能得到不足额的供给。
曾国藩故居
各种困难的遭遇让曾国藩对于清朝的现实状况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对于这种制度的本质，曾国藩看得比先前清楚得多。曾国藩豁然明白了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国千百年一直奉行的是文官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那种知识的优越感以及在这种制度下享受的便利，使得中国的精英以及社会普遍意识对于军事将领和士兵，一直心存鄙视。从制度上来说，朝廷军队的军饷和给养都是由地方发放的，这使得军队在很大程度上对那些手握地方大权的文官们异常依赖。很多时候，这些掌权的文官政府密切监视军队的动向，施展他们高深的学识，安插亲信，组织派系，甚至引发军队的内江，从而将武装力量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千百年来，没有人真正地把军队当回事，真正地把军队当作国家的武装力量来经营，或者在权力和制度上给予它们保护。这种政权本身，已习惯于对军队进行打压，这样的打压，完全不是由于个人的喜好，而是一种整体的存在状态。不仅如此，中国文化对于武装势力在骨子里也是排斥的，在民间，一直以来，人们崇尚的只是传奇，而不是英雄。那些曾经的英雄，在最受民间欢迎的话本和说唱中，慢慢演变为纯粹的传奇，变成脱离实际的传说。至于真正的英雄是怎么回事，人们并不真正地感兴趣。由于缺乏真正的英雄意识以及荣誉感，一直以来，只是那些卑劣和懦弱的人在参加战斗，在执掌这部分力量。这些当兵的人既不是出于爱国的热情，也不是为了效忠皇帝和追求荣誉，仅仅是为了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计。这种现实和传统的存在，让军士们并没有一种荣耀感，也让军队失去分量，从而造就偌大一个帝国的羸弱，让一个国家失去坚强的支柱，只剩下徒有其表的光鲜面目。
对于事物本质的探究和洞察，使得曾国藩的处事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加上形势越来越急迫，到了衡阳之后，一直主张“温良恭俭让”的曾国藩舍弃了打仗最为忌讳的“妇人之仁”，他开始变得冷酷，变得焦躁，变得听不得别人的不同意见。这个后来被称为“曾剃头”的书生行事残酷而暴烈，他开始疯狂镇压当时一切不稳定因素，对于周边地方的一些小叛乱，也大开杀戒。同时，曾国藩带领自己的部下不顾一切地征收粮食，掠夺那些危险的大户，对军饷展开近乎疯狂地攫取。当然，这当中，还有一些是对上峰命令的不服从甚至抗拒。在曾国藩看来，一切都是火烧眉毛，这支部队在没有完全训练成形之前，拒绝一切战斗。曾国藩在衡阳的那段时间，正是太平军西征军沿着长江沿岸攻城掠寨之时，那些八旗和绿营部队闻风丧胆，大小城市一个又一个被攻占，平日里享惯了洪福的官宦老爷们不断地遭受灭顶之灾。对于清廷来说，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曾国藩手中的这一支部队了。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纷纷请求曾国藩早日出战，救他们于水火之中。来自各方的信件像雪片似的飞来，曾国藩坚决地不予理睬，他一直按兵不动，全力在衡阳练兵。后来，连京城的咸丰皇帝也坐不住了，下旨令湘军参战，并且在上谕中批评曾国藩平时自以为了不起，关键时候，得做出点样子来。曾国藩仍旧不予理会。这当中，曾国藩甚至冷酷地拒绝了朝廷让他火速调兵赴皖解救江忠源的任务。江忠源是曾国藩的莫逆之交，也算是他的弟子。创办湘军初期，江忠源即跟随曾国藩左右。不久，江忠源被朝廷调到危险的战争前沿，任安徽巡抚。由于孤军深入，江忠源被太平军团团包围在庐州。1853年底，朝廷命刚刚组建的湘军火速北上解围。曾国藩拒绝了。在曾国藩看来，这支刚刚组建的湘军火候完全不到，况且，湘军所购买的火炮、火枪等武器未到，此时轻易冒进，无异于集体送死——1854年1月，孤立无援的庐州城破，江忠源跳水自杀，年仅四十二岁。
理解曾国藩此举的只有他的恩师吴文熔，吴文熔曾是曾国藩的座师，时任湖广总督，湖北战斗激烈之时，吴文熔督师黄州，太平军攻城非常猛烈，很多人劝吴文熔赶快向曾国藩求救。深知曾国藩性格的吴文熔只好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吴文熔更担心的是弟子的迫于形势、仓促行事：吾意坚守，待君东下，自是正办。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陆各军，必俟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可以因吾故，率尔东下。东南一局，恃君一人，务以持重为意。恐此后无有继者，吾与君所处固不同也。
曾国藩接到来信之后，深为感动，也深为忧郁，但他坚持不发兵，全身心地投入到部队尤其是湘军水师的训练之中。很快，消息传来，黄州失守，吴文熔战死。
在那段时间里，一方面，曾国藩全力将一支以农民为主的部队训练成一支铁血之师；另一方面，他奏请截取了存放在长沙的、由广东解往江南大营的四万两饷银，以犒劳自己的军队。鉴于太平军在长江有一支庞大的水师，并控制着武汉到金陵的长江水域，曾国藩听取了郭嵩焘的意见，在建陆营的同时，全力建立一支水师军队。在衡阳，曾国藩设立船厂，日夜兴工赶造战船，并派人赴广东向洋人购买枪炮；不久，又在湘潭设立分厂，加快造船速度。到了1854年2月，衡阳船厂建成，曾国藩很快制造出快蟹四十只、长龙五十只、大舢板一百五十只、拖船五只、铁甲指挥船一只；然后，又购买了民船数百艘，将它们改为兵船或辎重船，配备西洋大炮和新式火炮。曾国藩的座船“苍龙号”更是建造得非常坚固，里外都用铁甲包裹，船头配八千斤西洋重炮三门，船尾置六千斤西洋快炮三门；两舷各有快炮五门，还配备火箭炮一门，新式步枪两百支。可以说，湘军的水师装备，在当时已算相当先进了。就这样，曾国藩的湘军水师终于组建完毕，总兵力为五千人，分为十个营。
现在，时机成熟了，曾国藩开始带着自己的三湘子弟兵从湘南向北挺进。很多年后，人们在研究湖南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贡献时，发现了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在曾国藩之前，这一块土地上很少产生惊天动地的事，也从未为天下先；但从曾国藩开始，这一块看起来一直温柔敦厚的地方，仿佛脱胎换骨，不仅敢为人先，而且英才辈出，层出不穷……这块土地开始爆发它的能量了，它就像一座火山一样，开始喷发，炽热的岩浆流得到处都是。这时候，曾国藩肯定会想起孟子的那句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对于曾国藩，甚至对于湖南，似乎都是这样的情景。也可能就是从那时起，上天开始垂青这个地方，也开始垂青这个地方的人，于是让这个地方在饱受兵燹与摧残之后，来了个集体大爆发，这样的爆发，一直持续了近一个世纪——这是一种宿命呢，还是一种冥冥之中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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