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4年11月，一个叫做曾涤生的外省青年背负着上百册图书前往北京。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京城，他的身份是湖南省乡试的举人。在此之前，这个青年先是考取了湘乡县的秀才，入了县学；然后，通过在著名的长沙岳麓书院的学习，参加了湖南省的乡试，获得了举人称号。与所有攀登科举金字塔的布衣书生一样，曾国藩开始全力向最高一层冲刺了。这个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顶尖叫顺天会试，一个人，如果能攀上这样的顶尖，就算是鲤鱼跳龙门了。
1811年12月26日，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叫白杨坪的偏僻山村里，最初，曾国藩的名字叫曾子城。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是当地一个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小地主，而他的父亲曾麟书则是一个落寞的文弱书生。一直到四十三岁那一年，乡下的教书先生曾麟书才考取了秀才，仅比他的儿子曾国藩早一年得到这个名分。关于曾国藩的出生，后来曾有一些匪夷所思的传说。传说更像是后人的附会，这样的传说，在很多大人物的家乡都有类似流传，极富民间文化的色彩——据说，曾国藩出生的当天晚上，曾祖父曾竟希正好卧病在床，恍惚之中，曾竟希看见一条飞蟒自空而降，先是在院落里盘旋，然后在院子里蹲伏下来。这一切就像一个梦！曾竟希惊醒之时，曾国藩呱呱坠地——这是曾麟书的第二个孩子，在曾国藩之前，还有一个姐姐。蹊跷之事还有，曾国藩出生当天，曾家屋后的空地上突然长出一根长苍藤，藤缠绕在附近的树上。不久，树死而藤日益繁茂。衰老不堪的曾竟希一口认定这根藤的形状与所梦之巨蟒十分相似，也就是说，曾国藩肯定是飞蟒投胎！这样的民间传说玄之又玄，姑妄听之。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自三十岁开始，一生饱受牛皮癣之苦，常常在发病之时，奇痒难忍，每次睡觉起床，总能见到床榻上留有一层癣皮。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遍寻名医，曾国藩这种奇怪的皮肤病却一直无法治愈。曾国藩成为大人物之后，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将他的癣疾跟传说联系起来，想印证曾国藩就是巨蟒投胎——什么是迷信？迷信就是把不相干的东西联系起来，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从七岁那一年起，曾国藩便在父亲曾麟书执教的私塾里读书。乡野的私塾生活一直是平静穷酸、朴实无华的。虽然一度顽劣非常，这个面色苍白、身体瘦弱的孩子对于读书做学问，却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并且对于那些佶屈聱牙的八股文章，表现出足够的耐心。一切非高妙的学习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耐心比拼的过程。因为扎实和专注，曾国藩的学业比别人更为优秀。平时，曾国藩总是显得格外懂事，他按时完成先生布置的作业，无论是背诵还是作文，曾国藩都持之以恒。乡野中这种平静隐逸的生活，就像冬眠一样，持续了近二十年。二十年之后，曾国藩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有责任感和进取心的青年书生，并且，在骨子里，一直有着湖南人的执拗和坚韧。在曾国藩成长的过程中，祖父曾玉屏对其影响最大，曾玉屏是一个强悍之人，少年时曾是远近闻名的纨绔子弟，一直到成家之后，方才浪子回头，变得威严而有责任感。在曾国藩的印象里，祖父一直有着威仪的气度，言论雄伟而坚定，性格也相当倔强。相比之下，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一直文质彬彬，像个文弱的读书人。
二十岁那一年，曾国藩来到了衡阳，跟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必须为功名而拼搏了。曾国藩先后在衡阳唐氏私塾以及湘乡县涟滨书院求学。涟滨书院原名涟溪书院，是湘乡五大书院中最早建立的一个书院，书院建于宋代，明嘉靖末年被废，清乾隆年间复办时，改为涟滨书院，因居于涟水之阳而名。在山清水秀的书院里学习不到一年，曾国藩的学业有了很大长进。一切是出人意料地顺利，1833年，二十三岁的曾国藩参加了县试，中了秀才；第二年，曾国藩又来到了湖南最高学府岳麓书院学习，师从书院山长欧阳厚均。欧阳厚均进士出身，曾任郎中、御史等职，四十二岁时因为照顾年高的母亲，回到湖南，主讲岳麓书院二十七年。在岳麓书院期间，曾国藩表现出的聪颖和苦学，深得欧阳山长的喜爱。欧阳山长告诉曾国藩，伟大的朱熹和周濂溪在此留下了良好的学风，作为士人，你们的学习是为了延续儒学的“圣脉”，并且经世致用。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里，曾国藩与几个同学一同登上了岳麓山，山色苍翠，空气清新而甘冽，抬眼望去，三湘大地尽在眼前。山顶之上，曾国藩尽享清新混元之气，仿佛在冥冥中触摸到无穷无尽的远大前程。一个二十多岁的湖南青年就这样蓄势待发。不久，他参加了最捉摸不定的乡试，考取了第三十六名举人。这一年本科乡试的题目有三道：首题是“疑思问，忿思维，见得思义”，次题是“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三题是“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诗题赋得“剪得秋光入卷来”。面对这样的考题，曾国藩心如明镜，洋洋洒洒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荣登举人之后，曾国藩去京之前，祖父曾玉屏把曾国藩叫到身边，问他：曾国藩家世图
孙子，你读了书长大想做什么？
求做官。
为什么要做官？
当了官，就好养家糊口了。
说得对。
然后，曾玉屏的一席话让曾国藩终生不忘，这个不俗的乡下地主用一种过来人的智慧，语重心长地对曾国藩说：你的官是做不尽的，你的才是好的，但不可以傲，满招损，谦受益，你若不傲，就更好了。
1834年曾国藩来到天子脚下后，他耳边萦绕的，一直是这一段教导。在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眼中，京城充满神奇和未知。这个颓败却不失气派的帝国政治和文化的中枢，有一碧如洗的蓝天和白云，有崔嵬的红墙以及气象万千的皇家园林，有谈吐文雅见识不凡的官员，以及无数从天南海北汇集的人才俊杰。一切都充满着期待。从跨进京城的第一天开始，曾国藩就在内心立下誓言，一定要竭尽全力跻身此列，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在长沙郡馆，曾国藩住了下来，虽然11月的北京天气异常寒冷，但对于二十四岁的曾国藩来说，内心中却因为有着这样的志向，燃烧起熊熊火焰。
1835年顺天会试的考题很不对曾国藩的胃口，曾国藩云里雾里地阐述了一番观点之后，出考场时神情颓然。当年，因为皇太后六十大寿，朝廷决定例加恩科一次，这样，就还有第二次机会。曾国藩决定会试后继续留京读书，准备接下来的恩科考试。第二年在北京的恩科考试，曾国藩同样名落孙山。对于踌躇满志的曾国藩来说，两次落第，无疑从头浇了两盆凉水。曾国藩觉得自己就如科举考试长鞭驱使下的一头无助的羔羊一样，而功名则如天边的火烧云一样遥远。此时，在京城住了两年的曾国藩在经济上也已山穷水尽。落第让曾国藩对景仰不已的京城失去了幻想，甚至，还暗暗滋生出怨恨和愤懑。当然，这个湖南青年更多的是他面对高大红墙的不屈。曾国藩的人生就是这样走到了一个隘口。对于此时的曾国藩来说，除了回到湖南，已别无他途。
落第的曾国藩只好带着满腹惆怅踏上了归程。由于心情不好，曾国藩顺着大运河一路游历。到了江苏境内，曾国藩想起老乡易卓梅正在睢宁县当知县，便去拜望。易卓梅见到了曾国藩，非常高兴。曾国藩从易卓梅处借了百两银子后，经清江、扬州，溯长江西上而归。过金陵时，曾国藩在夫子庙看到书肆里有一套《二十三史》，不由为之心动。一数囊中银两，如买书，回家的路费就不够了。曾国藩不由望洋兴叹，几欲离去，却又恋恋不舍。最后，曾国藩将自己所带的四季衣物全典当出去，这才背着重重的一套书回到了湖南老家。由于是借钱，回家后，曾国藩一直不好意思跟父亲说这件事。不久，曾麟书得知原委后，不仅没有责怪儿子，反而很高兴儿子的举动。曾国藩更受激励了，整日待在屋子里，足不出户，晨钟暮鼓，读遍诸子百家。
1837年，正在家读书的曾国藩听说附近的浏阳孔庙祭祀活动准备演奏古乐，这让他非常兴奋。对于周礼，曾国藩从小就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也非常喜爱和关注。于是，曾国藩专程赶赴浏阳，与当地举人贺以南一同到该庙考研古乐的源流。在浏阳，曾国藩听到了真正的古乐，那真是一种天籁之声，它传达的，是天地的浑然正气，以及人在天地间的一种沉着和浩然。曾国藩恍然明白音乐的涵义了：德、清、圆、匀、静，人力或可强为；而透、润、奇、古，则属于天定。这样的古乐，就是属于“天定”的范畴——它们已不是简单地发泄日常的悲喜之心，娱人娱己，而是天、地、人精神沟通的一种工具。
郭嵩焘
对于古乐的溯源，让曾国藩内心充满了喜悦，就像洗过一个天然温泉浴一样，浑身上下有说不明白的舒爽。冥冥之中，曾国藩似乎也从古乐中获取了力量，好像突然一下子变得透彻了。从浏阳回来时经过长沙，曾国藩又通过正在省城应试的老朋友刘蓉的介绍，认识了后来的第一高参郭嵩焘，两人一见如故。当时，曾国藩二十六岁，刘蓉二十一岁，郭嵩焘只有十九岁。三个湖南年轻人意气风发，纵谈古今，指点江山。他们朝夕相处，一同登岳麓山，漫步橘子州，在湘江中流击水，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分手时，三个人疲惫而满足。自此，三人之间，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手足之情。
1838年，对于功名的追求，再次驱使曾国藩离开湖南，千里迢迢赶到京城。这一年顺天会试的主考官是大学士穆鄣阿，一个难得的满族大儒；副考官为朱士彦、吴文熔、廖鸿荃。也正是在这一年，曾国藩与穆鄣阿开始了他们的师生情谊。这一年本科会试的题目是皇帝亲自拟定的：首题“言必信，行必果”，次题“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三题“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诗题赋得“泉细寒声生夜壑”。曾国藩这一回提笔再也不觉得生涩了，他将他心里所想的，旁征博引，予以了表达。很快，结果下来了，曾国藩成绩虽然不算太好，只是以第三十八名中考，殿试又取三甲第四十二名，但毕竟入围了——赐同进士出身。对于自己的成绩，心高气傲的曾国藩有点灰心丧气，“同进士出身”，毕竟还不是真正的进士。接下来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朝考，曾国藩信心不足，在朋友们的力劝之下，只好期期艾艾地参加了。朝考的作文是《顺性命之理论》，曾国藩略略思考之后，下笔如神，阐述了人在天地之中应取的态度，颇得精髓地论证了程朱理学的一些观点。这一次曾国藩发挥得异常出色，朝考得一等第三名。更好的事情还在后面——道光皇帝亲自读了曾国藩的作文后，非常喜欢，将曾国藩提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检讨。从此，曾国藩开始了为期十二年的京官生活。
曾家世世代代，曾国藩第一个被点了翰林，这样的喜讯，让荷叶塘这个小小的山村轰动了。曾国藩回家之后，上门祝贺的人络绎不绝，曾家大摆宴席。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异常冷静，在招待亲朋好友的酒席散了之后，曾玉屏语重心长地嘱咐曾麟书：“我们的家庭素以耕织为本，即使富贵了，也不能忘本。他虽然做了翰林，事业方长，我们家中衣食所用并不需要他关问，以免使他分心。”这一年，这位年轻的湖南进士正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国藩，以示要做国之藩篱，就是要成为国家的栋梁。
从1840年起，曾国藩一直在翰林院詹事府担任闲散的文职。在这段时间，曾国藩充分利用京城的便利，读书思考，广交师友。并且，利用朝廷安排的出差机会，游历了很多名山胜水：在长江，曾国藩游览了三峡，当船只直下江陵之时，曾国藩回味古人的咏叹，不由壮怀激越。读万卷书走万里路使得曾国藩周身通透，也养育了他的浩然之气。由于在京城一开始是单身，1841年夏天，对于生活一直不太讲究的曾国藩暑热难当，病倒在京城果子巷万顺客店。这时候，恰巧郭嵩焘来北京应试，见此情况，便与欧阳兆熊一起，悉心照顾曾国藩。郭嵩焘与欧阳兆熊还请来了吴廷栋为曾国藩治病，使曾国藩转危为安。重病之后不久，曾国藩将家眷以及自己的弟弟曾国潢、曾国荃和曾国华陆续带到身边，开始了平稳的京官生活。每天，曾国藩在处理公务、读书作文的同时，悉心辅导弟弟们读书，让他们励志走科举之路。
那段时间，正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日子。奇怪的是，当时的京城，并没有后来历史中描述得那样惶恐不安。看起来，所有的日子都跟过去一样，没有丝毫的变化。京城的一切，仍在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运转。虽然曾国藩陆续听到了一些消息，得知英国兵陷定海，道光命大学士琦善前往广东查办；英吉利攻破沙角炮台，直逼虎门……但那时候，书生气十足的曾国藩并没有感到惊慌失措，与在京的所有官吏一样，曾国藩对于这场事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估计得并不充分，在他们看来，偌大的帝国经历得太多了，一些小小的外夷国家，就像泥淖里的泥鳅一样，也掀不起什么浪花来。曾国藩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他毕生忠诚和服务的帝国将因此土崩瓦解，而毕生所追求的文化传统也因此动摇。
鸦片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正是曾国藩研究宋明理学如痴如醉之时。1841年8月的一天，曾国藩来到了京城琉璃厂。在琉璃厂，曾国藩无事闲逛书摊。当他看到了一套全本的《朱子全书》时，心念大动。这个时候，三十岁的曾国藩已然有了对天地人之间的疑问，也有了关于人生的初步感悟；那种对于世界的探秘意识也悄悄地潜入他的内心。曾国藩虽然一直熟读四书，对其中很多章节滚瓜烂熟，但那种方式的读书，都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对于其中的奥义，却是生吞活剥一知半解。哲学从来就不是学习的，而是通过感悟悄悄地潜入的。这样的说法，适合每一个读书之人。程朱理学在很多方面涉及到对天地人的探寻，有着诸多哲学上的思辨，这些都让曾国藩很感兴趣。他很想了解宋明理学的精髓所在，也想真切探寻一下朱子的思想脉络：一个布衣书生如何释疑解惑，又是如何练就与天齐、与地同，凛凛不可撼的浩然之气呢？——曾国藩赶忙掏出银两，将这套书买了回去。
因为这样的契机，让早期的曾国藩与程朱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曾国藩从此走上了一条自我观照的道路，生命的轨迹从此也与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真正连接上了。曾国藩花费了大量时间用来阅读、沉思、辩驳，就像一个信徒一样，专心地做他内心的功课。宋明理学的读书和处世方法，让曾国藩豁然开朗。尤其是朱熹学说中关于理的客观性以及后天养气的主张，让曾国藩很是赞同。朱熹说：天下的事物，莫不有理，比如，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夫妇，有夫妇之理；兄弟，有兄弟之理；朋友，有朋友之理；以至于出入起居，应事接物之际，莫不各有其理……朱子的学说之所以大得曾国藩的赞同，现在看来，似乎与两人有着共同的生长背景有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性格，以及学问的道路吻合有关。这，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暗合吧。
那一段日子，是曾国藩在北京最有收获，也最感到温暖的一段时间。朱子思想的浩瀚与广大，绝不是那些死板而教条的八股所能比拟的。朱子的学说就像是在黑夜中为他打开了一扇窗户，将天宇中璀璨的繁星展示在他面前。因为读朱子的文章，曾国藩感到头脑里面有无数活泼的小鱼携带着水泡浮上来，心灵似乎一下子打开了，能感觉到自己的思想如花一样慢慢含苞欲放。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渴望跟人交流，渴望思想的碰撞，即使是点不着内心的火焰，闪烁的火星，也会让他产生快感。一段时间之后，曾国藩来到了京城大儒、也是湖南人的唐鉴所住的碾儿胡同，恭恭敬敬以弟子之礼拜谒唐鉴，向唐鉴请教一些读书感受。年过花甲的唐鉴，自然是知道这位勤奋好学的后辈的，见曾国藩如此谦恭，很受感动，乐滋滋地收下了这位门徒。唐鉴教导曾国藩说，控制社会秩序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信仰，而是来自于自我道德的约束，每一个内心当中，都有一个神灵，这个神灵，就是与日月同辉的道德；至于读书，应当以《朱子全集》为宗；为学，曰义理，曰考据，曰文章；读书，一定要掌握当中的核心，在这个过程当中，修身，是读书之本；修身，最好的办法是记日记，每日三处吾身……这些话，曾国藩都铭记在心。从此之后，曾国藩一直坚持每天写日记，一直写了一辈子。在他一生之中，日记仿佛是他另一个影子，守护着他的生活，也守护着他的思想，让他更清楚地认识外部世界，也更清楚地认识自己。
理学的修炼使得曾国藩进行了一系列形而上的思考。一个人，只有在经过深入的形而上思考之后，才会显出宏大的气象。这样的现象，真是一个怪事，在某种程度上，就如同接通了冥冥之中的气场一样，然后从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力量。此后，曾国藩开始走上了“知行合一”的道路。在曾国藩看来，人的认识，相对容易达到较高层面，但人的行动，却往往离自己的思想很远。这种知与行的分离，让人们很难修得正果。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重要的是自己的行动，只有积跬步，才能致千里。虽然曾国藩此时只不过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但他的志向之高，对自己要求之严格，实属难得。以这样的纲常来要求自己，身心疲惫之程度可想而知。曾国藩为自己制订了严格的修身计划，曰“日课十二条”，内容主要有：一、主静：无事时整齐严肃，心如止水；应事时专一不杂，心无旁骛。
二、静坐：每日须静坐，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决不恋床。
四、读书不二：书未看完，决不翻看其他，每日须读十页。
五、读史：每日至少读《二十三史》十页，即使有事亦不间断。
六、谨言：出言谨慎，时时以“祸从口出”为念。
七、养气：气藏丹田，修身养性。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随时将自己当作养病之人。
九、日知其所亡：每日记下茶余偶读一篇，分为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十、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不可一味耽搁，否则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早饭后习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皆作为功课看待，决不留待次日。
十二、夜不出门：临功疲神，切戒切戒。
如此这般修身，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近于自戕了。传统的道德英雄，就是在这样的漫漫长夜中冶炼出来的。不久，曾国藩又在唐鉴的推荐下，认识了倭仁，倭仁的主张跟唐鉴相似，在日常生活中，倭仁对自己的要求比唐鉴更高。从倭仁身上，曾国藩找到了与自己共同的东西，也养成了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习惯，并且，以严格为乐趣和追求。当然，曾国藩毕竟只是而立之年，有着丰富的七情六欲，在严格的修身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曾国藩更加自虐般地跟自己过不去——有一天，菜市口杀人，曾国藩不由自主地去看了。晚上，在写日记时，曾国藩严厉地检点了自己。还有一次，他的进士同年讨了漂亮的小老婆，曾国藩看到后，非常羡慕，回到家后看到自己的“黄脸婆”躺在床上生病，曾国藩联想到别人小老婆的如花似玉，禁不住叹了口气——这些，都被曾国藩写进了自己的日记，曾国藩就是这样每天反省着自己的“一闪念”，折磨着自己，而他也从这样的折磨中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快乐。
曾国藩修身所遇到的一个重要事情就是戒烟。年轻的时候，曾国藩跟中国所有底层百姓一样，学会了抽烟。多年的抽烟习惯使他的烟瘾很大，经常是烟袋不离手。每次吞云吐雾之后，曾国藩总感口干舌燥、咽部不适、头痛昏沉——于是曾国藩开始了戒烟，也开始了对自己的观察，他把戒烟的整个过程写进了日记——一开始，他感觉到六神无主，整日里恍恍惚惚，甚至连人生也觉得毫无意义。不久，曾国藩实在抵御不住烟的吸引力，开始恢复吸烟，而且，烟瘾比以前还大。旧病重犯让曾国藩觉得羞愧，有一天，曾国藩气急败坏，掂了掂那根相伴多年的烟袋，双手握住两端，使劲往膝上一叩，烟袋叭地一声断为两截。当天晚上，曾国藩在日记当中写道：“念每日昏锢，由于多吃烟，因立毁折烟袋，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言，明神殛之！”在此之后的数日里，尽管烟瘾发作时如上万只蚂蚁撕咬身体，曾国藩也强忍住，不让烟瘾复发。为了排遣身体和心理的紧张，他不断地找人下棋、聊天。这种痛苦难熬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强烈的感觉变得淡下去了。一个月之后，曾国藩终于成功了。当曾国藩觉得自己的烟瘾恍如隔世时，他分明感受到了一种力量的支撑。那是一种来自内心的宏大力量。
旧时国人在烟馆的情景
任何一个成大器之人，都有一段对于灵魂的自觉过程。一个人，只有在这种深刻的内省和反观中，才能成就自己的大象之气。曾国藩同样也是如此。最初，曾国藩对于自己内心的修炼以及所谓的“格物致知”在很大程度上认识是幼稚的，但这样的方式，却使曾国藩经常面对自己，使另一个人格无法从自己的视野里逃脱。慢慢地，曾国藩的所有行为都在这样的规矩中了。一段时间的检点和内省，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改变了一个人的性格和行为，也成就了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和习惯。理学逆向深入的自省方式，让曾国藩领悟了很多东西。
除了戒除自己的不良习气之外，曾国藩还开始尝试清除自己头脑中的不良想法和动机。这样的方式，也如同佛教中的静坐和参禅。每到傍晚，曾国藩照例都要静坐一会，就像驱赶魔障一样，每天驱赶存在于自己思想中的黑色或者灰色的雾霭。这是一种清教徒似的自省方式。曾国藩就这样变成了一个非严格意义的禁欲主义者，一个某种程度上的自虐者。虽然这样的过程痛苦、乏味、机械、生硬，但他一直努力去做了，也坚持了下来。渐渐地，就如同佛教所阐述的“戒”、“定”、“慧”一样，这种理学的自修过程同样也有“由戒生定”、“由定生慧”的过程，有一种清明让曾国藩感到澄澈和清爽。
现在，曾国藩开始真正地明白理学的真谛所在了。他觉得这种修身的过程有意义极了，也有意思极了。一个人以如此的方式深入自己，也了解自己、改变自己，然后不断精进，最终达到一种精神和道德的合一。这种方式，也算是一种宗教情感吧，将人的有限智慧引入到无限的空间——宋明理学就是这样具有很多的宗教成分的，只不过，它一直没有确定一个反观的人格化神像，它是将人格化的神像转化为道德律了，以为道德是一种天生的纲常。这种做法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学习与修身中，走了一条与宗教信仰类似的道路。
理学对于人格的修炼，使得曾国藩无论是在学问上、人格上，还是在处世方法上，都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再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只会读古书写古诗作古文的书生了。给人的印象是，进入中年之后，曾国藩从一个循规蹈矩的学子变成了一个对于自己的思想体系有着强烈自信的人，他知道自己所走的，是一条滋养身心的道路。同时，曾国藩也变得越来越喜欢跟人探讨一切潜藏之“理”，他变得爱较真，爱认死理，并且遵循“理”来行动。曾国藩确立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也确立了自己的人生抱负。曾国藩在桐城派姚鼐所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三条传统的治学内容上，又增加了“经济”。在曾国藩看来，这四种学问缺一不可，而且“经济”更为重要。所谓“经济”，就是经世济民的真正学问，就是学要有所用，对于社会，要能派得上用场。这些经世济民的学问，才是真正实现“王道”的必要手段。曾国藩更清晰地明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正内涵，他变得更有责任，精力也更为专一集中，做事也变得更趋完美——在京城的十来年间，曾国藩每年都至少要寄一百五十两白银回家，有时候还不止这个数。他先后将弟弟曾国潢、曾国荃、曾国华带到身边读书，全力尽自己兄长的责任。在弟弟们回家应考期间，他经常写信让他们好好读书，争取功名。在曾国藩的言传身教之下，弟弟曾国荃1848年科考一等，补廪膳生。与此同时，曾国藩并没有在职位上无所事事，他开始深入地调查、了解历朝历代的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和经国治民之道与术，清醒地关注着鸦片战争以来日益窳败的社会现实。可以说，理学的钻研没有使曾国藩变得迂腐缥缈，相反，他变得更加脚踏实地，也变得更加智慧了。
值得一提的是，从1846年夏秋之交，曾国藩的学术思想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从那一年开始，曾国藩由“一宗宋儒”转向了“汉宋兼采”。对于汉学，也不像先前那样排斥了，对于宋学，也有了客观的评价。这当中的重要契机是曾国藩的患病。因为身患肺病，曾国藩暂时摆脱了繁忙的公务，住在京城南部的报国寺中养病。在那段时间里，曾国藩的手边书是段玉裁作注的《说文解字》。当时，适逢精于考据的汉学家刘传莹也住在此。刘传莹虽为汉学家，但思想较为开通。曾国藩与刘传莹朝夕相处，互相切磋，双方都受益不少。曾国藩请刘传莹将自己所住的地方题词命名为：“养德养身绵绵穆穆之室”；也将每天写的日记命名为“绵绵穆穆之室日记”。
那一段时间应该是曾国藩系统地盘整自己思想的重要阶段。让曾国藩感到欣慰的是，报国寺恰巧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的栖居之所，这个古老的寺院异常幽静，老树寒鸦，古柏夕阳，潜伏着一股冲淡之气。在这个地方休养生息，曾国藩能明显地感受到身体之中有一种东西悄然长成，感觉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通了顾亭林的气场，已经能够感受到一个人伟大的心跳。那段时间里，曾国藩还写了很多文章，内容囊括了对传统文化的梳理，对道德的逻辑分析，对现实问题的杂录，对玄学、史学和文艺理论的看法，对一些哲学问题的困惑等等，文章思路之清晰，文字之精确雅致，让很多京城大儒暗生钦佩之心。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盘整，可以说，曾国藩的思想和学问又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曾国藩就这样慢慢养就了自己的浩然之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觉悟后的气韵暗合宇宙的律动和气场，它表现为拥有一种洁净而呈现出的从容、宁静、智慧与无畏。这些品质看似独立、互不相干，其实，它们本来就是一个立体的不同侧面，只不过表现得不一致罢了。现在，曾国藩明白这个道理了。由于学问的深刻，以及人格的归于大我，可以说，曾国藩已能很从容地面对这个世界了。在很多时候，他表现为不贪婪，不妄想，做事沉稳，工于心计；同时，他善于沉默，自我隐藏，放低自己的姿态，极端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的意志已得到了锻炼，面部表情松弛自然、收放自如。在更多的时候，在那上面，看不出什么内容，没有愤怒、气恼或者激动，更像是谦逊、诚恳、平静，以及彬彬有礼。具有这种气质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人格已然圆满了，内心坚定而深厚，自省而虚心。这是与外部世界最和谐的沟通。
在这个湖南人身上，那种独特的东西油然诞生了。因为性格魅力，也因为唐鉴等大儒的垂青，一时间，京城一些喜欢理学或者习惯从风吹草动中嗅出政治气候的人们都竞相结交曾国藩。曾国藩与京城一批卓越人士有了很密切的来往。曾国藩结交的，有当时名震天下的一些大儒，除了唐鉴和倭仁之外，还有刘传莹、吴廷栋、邵懿辰、何桂珍、王茂荫、梅曾亮等等。就这样，理学的研习给曾国藩带来的不仅仅是内心的丰厚，提高了他的个人声望，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旺盛的人脉。正因如此，曾国藩在短短的时间里一下子青云直上——1840年，曾国藩授翰院检，1847年升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后遍任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从1838年曾国藩中进士算起，一直到1848年，十年中，曾国藩的仕途一帆风顺，连升七级，竟然从七品一直升至正二品。
曾国藩成了在京湖南人的骄傲，当时湖南人来京考试或者出差，都会主动拜见声名显赫的曾国藩。也因此，曾国藩与湖南同乡中的翘楚来往密切，情同手足——在他们当中，有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等人。这些人，都是后来湘军的骨干力量——曾国藩最初与这些书生们在一起结交之时，根本没想到，有朝一日，他们会成为喋血沙场的战友呢。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曾国藩一直按部就班地生活着，一方面，他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手头的事情，耐心地等待官位的升迁；另外一方面，曾国藩在文章的写作和学问的精进上全力进取。那时候曾国藩的全部目标就是，在学问、人格以及官位上追求完美。这样的目标，实际上也是每一个传统文人的终极目标。一直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曾国藩才预感到这是一次从未有过的暴风雨，也预感到这件事将与自己的人生发生关联。也许，这突如其来的狂飙是一个机遇吧？乱世就像一个遭受到强烈撞击的大水池，沉滓泛起，原先的秩序变得错乱。在这个时候，曾国藩还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如东汉的班固一样投笔从戎，也从未想到，自己的后半生，会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度过。
1850年夏天，广西局势变得动荡不安。金田起义之前，在南部的广西，各势力纷纭骚乱，它们占山为王，开始分庭抗礼。这种情况下，朝廷将广西提督闵正凤革职，调向荣为广西提督，又起用前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火速赶赴广西平乱。林则徐在半道上突遭恶疾，在潮州不幸去世。朝廷只好命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以周天爵署广西巡抚，让他们率领人马赶往广西。结果，这两人一败涂地。道光皇帝又气又急之下，突染重症，不治而亡。第四子奕䜣继位，也就是咸丰皇帝。道光驾崩之时，曾国藩正好任礼部侍郎，熟知礼仪古乐的曾国藩一手主持了道光皇帝的葬礼，将整个葬礼办得庄重肃穆、井然有序。看到年轻的奕䜣明眸皓齿、举止端庄，很像是一个颇有作为的明君，曾国藩很是欣慰。道光的葬礼结束之后，礼部堂官各加二级，曾国藩也奉旨兼任兵部左侍郎。咸丰即位之后，曾国藩不失时机上了一个奏折，对于朝廷的用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曾国藩提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恳请新皇帝上任后，广开言路，多听一听民间的声音。对于曾国藩的此项奏折，新任皇帝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在奏折上批示，采纳了曾国藩的意见，下令广泛征言，希望诸大臣对于朝廷积极进言；有很好建议的，还要给予重赏。
道光
1851年1月，广西爆发了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这一次起义，比之前的任何一股“流寇”规模都要大，而且，提出的口号，以及信奉的宗教，看起来有浓郁的西方色彩。咸丰皇帝感到事情的严重性，连忙召集大臣开会，商讨良策。曾国藩上了一个奏折，推荐江忠源等人赴广西清剿。咸丰听从了曾国藩的意见，把江忠源等人派往广西战场。1851年5月，曾国藩见朝廷办事效率极低，咸丰上任后不思进取碌碌无为，激愤之下，又上了一道自认为极其大胆的奏疏：《敬呈皇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语词激烈，锋芒直指咸丰皇帝本人。曾国藩在同期的家书当中阐明了此疏的用意，上书是为了杜绝皇上的“骄矜”之气，扭转朝臣的“唯阿之风”。此疏概括起来，主要有四层内容：咸丰
一是批评咸丰皇帝苛于小节，疏于大计。比如臣下晋见皇上，该穿何种服色，本有明确规定，皇上却反复过问这些小事；而对于一些大事，皇上却不闻不问。比如发往广西的人员，安排极不合理，姚莹威望颇高，却只是“泛泛差遣委用”，而严正基地位低贱，资望浅薄，却委以办理粮台大任。这些，都是疏于大计的明证。
二是批评咸丰皇帝徒尚文饰，不求实际。曾国藩明确指出，皇上继位年余，曾表示广开言路，对于内外臣工上奏之折，有建设意见的将给予奖励，但结果呢，“大抵皆以‘毋庸议’三字了之”；即使是对于那些稍事奖许者，也只是做做样子，毫无实际效果。比如，“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这都是皇上“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的表现。
三是批评咸丰皇帝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刚愎自用。曾国藩指出，皇上继位之初，曾经公开宣称要“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但近来却连下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这是皇上失信于臣工的具体表现。况且，目前情势紧迫，广西军务大计独由皇上一人运筹，实为不妥。
奏疏到了结尾处，曾国藩几乎要给咸丰皇帝以警告了，曾国藩告诫咸丰皇帝，如果不听忠言，一直骄矜处世的话，那么，皇帝就将会觉得直言者面目可憎，奸佞之臣和蔼可亲，当今社会那些毛病将继续蔓延，没有尽头。
这样的奏疏，话语的确说得太狠了一点，也可能是曾国藩想仿效古代的谏臣吧，故意把事态说得严重一些。年轻的咸丰皇帝没有看完，就把曾国藩的奏疏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并且，召来军机大臣，想问罪这个迂腐的老夫子。大臣们苦苦求情，曾国藩才免予获罪。余怒未消的咸丰皇帝自此之后，一直对曾国藩耿耿于怀。在此之后，曾国藩的恩师多隆阿被罢免，咸丰对曾国藩更是心存芥蒂。也许是性格和气场的不尽相同吧，在内心深处，这个一生好诗词、美酒，尤爱女色、房中术和春药的乱世皇帝，对谨小慎微的汉族臣子曾国藩，一直不太感兴趣，他从未将这个湖南乡下人当作自己的爱臣。
不过年轻的咸丰皇帝在这件事的处理上，还算是开明——冷静下来之后，咸丰还故作姿态地颁布上谕，对于曾国藩奏折一事作了说明。在上谕中，咸丰辩白说，虽然曾国藩的奏疏显得迂腐欠通，但毕竟用意是好的，对于下面的建议，朝廷只能采用切实可行的方式，对于一些沽名钓誉的谏言，只能用“毋庸议”来表达——显然，咸丰是想以如此方式打一个圆场。对于曾国藩，咸丰甚至还给予了某种褒扬，又让他兼署刑部侍郎。这样，年纪并不太大的曾国藩，陆续担当并且同时兼任过礼部、吏部、兵部、工部、刑部等六部侍郎。这样的经历，在京城的汉族官员中，可谓屈指可数，也足见曾国藩的能力和声望。不久，曾国藩又被咸丰任命为四川乡试的主考官。曾国藩在四川悠闲地待了几个月，不仅得到了很多实惠，同时游历了西南之地的很多地方，领略到在京城从未享受过的风光。
那一年夏天，长江流域暴发了百年未遇的大水灾，饿殍遍地，民不聊生。朝廷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及时调整政策，长江沿岸的横征暴敛依旧继续。在这种情况下，熟悉民间疾苦的曾国藩又上了《备陈民间疾苦疏》。在曾国藩看来，南方暴乱之所以此起彼伏，主要原因就是那些贪官污吏的所作所为导致官逼民反。现在，长江沿岸同样潜伏危机，这些地方如干柴烈火，一点即着。在奏折中，曾国藩详细地列举了很多严峻问题，看得出，曾国藩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着清楚的了解：一是银价之高，钱粮难交。苏州、松州、镇江、太平田赋钱粮之多，为天下之首。每一亩田地，产米一石五六至二石不等，如果除掉佃户分得和抗欠的数目，土地所有者的全部收获，满打满算只有八斗。而规定征收的粮食却在二斗左右，兑换成漕斛，再加上帮费，又要除去二斗。每亩共收八斗，交税已用去六斗，土地所有者就只能获得两斗了。虽然如此使上交的六斗米都以实物形式去交纳，老百姓还会觉得很方便。无奈征收实物的少，征收折银的多。即使是有时漕粮征收实物，而帮费还必须折成银两，地丁也要交纳银两。老百姓用辛勤耕作所得到的米去卖钱，可是米价太贱，百姓还是埋怨；拿钱去换银，则银价太高，百姓埋怨……
二是盗贼太多，良民不能安全。庐州、凤阳、颍州、亳州一带，自古以来都是盗贼密集的地方。北到丰县、沛郡、萧县、砀郡，西至南阳、汝州、光州、固原，这都是天下的中原地区，一旦盗贼一哄而聚，祸患则难以预测。近期听说偷盗的气焰越来越嚣张，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奸淫，绑架勒索，老百姓不得已告到官府。官府准备去捕捉，事先贴出告示，等到了那里，地保便谎称盗贼已逃跑。官吏便焚烧附近的民房，以显示自己的威风，然后扬长而去；差役则腐化讹诈当事人的财物，满载而归，而盗贼实际上并未逃走。有时谎称盗贼已死，杀死其他囚犯以抵此案，而盗贼其实并没有死。案件不能了结，赃物不能追回，而当事人家就已破产了。忍气吞声，无力再告。即使再告，就算侥幸能够发兵会捕，而兵役平常都和盗贼串通一气，临时得些好处，盗贼放走，一点也没有痕迹；有的反借盗贼的名义恐吓村里的老实人，勒索大量财产，如果不给，就说他是盗贼的同伙，烧掉他的房屋，将他戴上枷锁；又有的责难那人的同族或邻里，命他们绑着盗贼来献，直至押送到县上，又向他们索取收押和转送的费用。因此，凡是盗贼所在的地方，不只是当事人焦头烂额，即使是最疏远的亲戚、最远的乡邻，也都是重者倾家荡产，轻者受到牵连，这种现象到处都是……
三是冤狱太多，正气难以伸张。自从我代理刑部以后，看到京控、上告的案件，奏请皇上然后结案的有数十起，直接发公文结案的数百起，其中只有河南知府黄庆安一案、密云防御阿祥一案，经过审理，得以水落石出。其他的各个案件，大部分都判原告诬告罪，被告反倒一点没事。这些案件给原告定的罪，根据例文，大约有这么几条：或者说申诉不属实，打一百杖；或者说越级进京上告重事不属实，发配到边远军队中；或者说以进言为借口，挟制官府，发配到附近军队中；或者说涉嫌诬告本地主管官员，发配到有瘴气的地方军队中。最终又不重判，便说怀疑是诬告，或者说申诉的人是有原因的，于是，就有了赎罪的方法，有了降低罪的等级的方法，使原告不曲不直，进退两难，不能再去翻案；而被告则巧妙解脱，绝对不被加以罪名。下属百姓告发官长，这种刁滑风气确实不能助长。至于告发奸诈的官吏舞弊，告发败坏的差役贪赃，却说每个案件都是诬告，哪个会相信呢？即使百姓上告百姓，而说原告都是错的，被告都是对的，哪个又会相信呢？上有圣明的君主，一定逃不过君主的明察。我考查原定条文中的记载，百姓上京告状，有的提取该省审案材料来京城核对审讯，有的交给督抚审讯处理，有的派钦差大臣前去处理。近来却全部交给督抚审理，督抚又交给首府，从不亲自提审；首府又为在一起做官的人掩饰，不问事情的轻重，一概折磨恐吓，一定要让原告自认是诬告才肯罢休。这就是社会风气的趋势，各省都是如此。一家长期诉讼，十家因之破产；一人蒙受冤屈，百人饱尝痛苦。往往有很小的案件，却几年不能结案，颠倒黑白，使人老死狱中，听后令人发指。我所说的民间疾苦，这又是其中之一。
这三个方面都是目前最紧要的事务，其中盗贼太多、冤狱太多两项，请皇上反复告诫外省，严厉责令督抚，一定要想出改变的办法。至于银价太高一条，可以采用平价的办法。
曾国藩的这一封奏疏引起了咸丰的重视，咸丰批示让吏部等细细研究，形成意见来解决这些事情。此时的咸丰对于曾国藩已算得上了解了，在他看来，这个喜欢上书的曾国藩有学问，有能力，也很有用，但却是一个认死理、可敬不可亲的人。也许，对待这样的人，不可不用，但又不可重用。在宫廷长大的皇帝，自小耳濡目染地学会了很多权谋之术，对于各种各样的事情和人物，也有相应的办法和策略。在年轻的咸丰看来，对付这样一个汉臣，他还是绰绰有余的。
时间很快就到了1853年，这一年，命运显然不愿意再赐给四十二岁的曾国藩平稳安逸的日子了，她狠狠地推了曾国藩一把，把他从散发着霉味的官府推向了战争风云的前台。曾国藩不得不站起身来，正正衣冠，抖擞精神，清清嗓子，挂上胡须，认认真真地一唱三叹他的从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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