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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最后的落幕

  1.从两江到直隶

  同治六年(1867)五月三日,曾国藩别别扭扭地回到金陵,又一次当起了两江总督。可进了城一看,哟,金陵变了。

  金陵确实变了。

  自打吉字营破城之后,金陵就成了人间地狱,城里的人差不多死绝了,之后好长时间恢复不过来。可是在李鸿章当两江总督这段时间,金陵的大街上繁华多了,更要紧的是,城里居然建起了一个很大的兵工厂——金陵机器局。而且这间厂子正在生产大炮,那是他从没见过的由中国人造出来的西洋大炮。

  说到军火,曾国藩绝不陌生。当年初创湘军,他就派人去买过西洋火炮。可老曾是个“大儒”,脑子比较僵,买回来的西洋火器居然看不上,硬说洋枪洋炮不如他的抬枪和“劈山炮”。直到后来老曾知道了洋人还有开花炮和后膛枪,比他那些土枪土炮强得不是一点半点儿,他就派人去上海买这些新式枪炮装备部队,而湘军在接收了这些武器之后好评如潮,不断添置,尤其是吉字营,配备的新式洋枪最多。

  在这种情况下,这位思想守旧的“曾夫子”心里已经认可了洋枪的优越性,可嘴上还是不愿意承认“洋枪比土枪好使”。

  结果是,他弟弟曾老九的吉字营尽量购买洋枪洋炮,他学生李鸿章的淮军更是清一色新式枪炮,而老曾这个人呢,思想老,嘴又碎,爱唠叨,总是跟别人说洋枪洋炮不行,不值得买。别人听了他这话不过是偷笑罢了,也不当真,而老曾毕竟人不糊涂,既然洋枪洋炮好用,也就只是唠叨几句,下面的部队爱用就用,他也不管。

  现在,曾国藩在“洋厂长”马格里和中方总办刘佐禹的陪同下走进金陵机器局,简直如入梦中。看着一排排新造的后装洋枪,六十八磅的新式大炮,蹲在架子上的短炸炮(一种短粗的小炮,因为形状像个蹲在铁架子上的蛤蟆,又叫“田鸡炮”,是那个年头步兵配备的“迫击炮”),还有成箱成箱的子弹炮弹,曾国藩觉得有点儿犯迷糊了……离开金陵机器局,手下人告诉他:在上海还有一间厂子叫做“江南制造总局”,那才是真正的大厂!不但造的枪炮比金陵机器局更多更好,那边还有船坞,可以修船造船。

  一句话,勾起了曾国藩的兴头儿,赶紧跑到上海去参观。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好家伙,这个江南制造总局真够厉害!

  江南制造总局是两江总督李鸿章、江苏巡抚丁日昌苦心经营的结果。工厂占地七十多亩,包括气炉厂、机器厂、熟铁厂、洋枪楼、木工厂、铸铁厂,后边是库房、货栈、煤厂、办公楼、职员宿舍,规模宏大,林林总总。进了车间,只听得机声震耳,无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大铁家伙在身边转动鸣响,炼钢炼铁、加工零件、车磨铣刨,把曾国藩整个看傻了……早年曾国藩在安庆的时候,也搞过一个“安庆军械所”,主要是修理湘军手中配备的枪炮。这个军械所里有一对父子工程师,父亲叫徐寿,儿子叫徐建寅,都是奇才巧匠,靠着自学掌握了不少西方技术。

  曾国藩这人有点儿保守,对新枪新炮接受得不是那么快,可他对洋人的火轮船却情有独钟,就想让徐寿帮着造一条火轮船。最后倒是造出来了,取了个名字叫“黄鹄”号。但因为安庆军械所器械简陋,人才也不多,这条火轮船造得实在不怎么好,排水量才二十多吨,速度只有六节,徐寿自己也不满意。

  为此,曾国藩专门请在美国留学归来的容闳去美国购买机器,想要扩大安庆军械所的规模,但机器很久也没买来,而曾国藩此时也早就离开安庆了。

  可想不到自己的学生李鸿章这么有本事,在江苏几年的工夫,居然给他搞出了两个大厂子!尤其江南制造总局更是了不得!曾国藩赶紧给徐寿父子去信,叫他们到上海来,利用江南制造总局的新式机器好好造一条大船!

  同治七年(1868)八月,这条真正的大船造出来了,曾国藩给它取名叫“恬吉”。

  这是一条真正像样的大船,长一百八十五尺,宽二十七点二尺,排水量六百吨,马力三百九十二匹,吃水八尺,船上装备了九门小炮。当这条“恬吉”轮挂着大清的龙旗驶下江南制造总局的船坞,上海市民万人空巷,争相观看。

  其实这条船仍然很落后。

  它是木壳明轮船,也就是说,整条船都是木头的,在船身两侧有一对巨大的轮子,单看这个造型,它就比洋人的新式战舰落伍了好几代。这样的船如果当战舰使用,驶出大洋面对列强的铁甲舰,也就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儿了。

  把这条船的图样研究了一通之后,曾国藩得出两个结论:一、明轮船不太行,以后应该造暗轮船。二、自己年轻的时候曾是闻名全国的“考试专家”,三十来岁就被称为大儒、夫子,收了不少学生,可现在拿着造船的图纸却两眼一抹黑,很多东西根本看不懂。看来儒学、科举那一套,以后渐渐用不上啦……这条“恬吉”号火轮船的迅速建成,告诉中国人一个信息:大清国和西方列强虽然在技术上有两百年的差距,可技术上的差距真的能够很快弥补,因为中国人向来聪明又勤快,学技术,并不难。

  大清国和列强的差距,在制度上,在思想上。

  “恬吉”轮下水之后,曾国藩这个两江总督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开始思考一系列的问题:在两江之内要不要建立更多的工厂?这些厂子是否在制造枪炮轮船之外,生产些更实用也更能赚钱的东西?

  西方列强都是靠工商业发财的,中国将来也要走这条路。可大清国的国情特殊,官府强横,商人柔弱,怎么才能让商业发展起来呢?

  经过反复思考,曾国藩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公举总商承揽,由官稽查”,简单地说,也就是“官督,商办”。

  可这东西能不能实行,怎么实行?千头万绪,曾国藩一时还没理清……正在这时,从中原战场传来消息,东西两路捻军相继被“剿灭”了。

  自从接了曾国藩的差事上了前线,李鸿章一开始也打了不少败仗,可他对自己这位曾老师的战略策划能力坚信不疑,始终抱定“防守运河,以图圈制”的战略不动摇,结果仗越打越顺,终于在同治六年十一月和同治七年六月底先后击败了东、西捻军。

  大仗打完了,李鸿章又立了大功。而李鸿章的老师、剿捻计划的真正制订者曾国藩,当然也得论功行赏。结果曾国藩从两江总督升任了直隶总督。

  直隶省,是大清国幅员最广的省份,同时也是清朝政治和军事中心的根本要地。北京城不就在这儿吗?所以直隶总督是各“总督”之首,曾国藩能当这个差事,也算是把官做到顶了。

  不对呀,慈禧太后不是已经准备让曾国藩“退休”了吗?怎么忽然又重用起来了?

  呵呵,曾国藩也反复考虑过这个问题,而且一直没想透。

  其实说穿了也简单:剿捻的最终胜利,又一次证明了曾国藩真正是个“超级战略家”,在这方面,大清国上至慈禧下到前线将领,真就没有一个人能比老曾更强。慈禧对老曾原本是有些轻视的,认为仗打完了,这种“犟牛”用不着了,可现在看来,这头湖南老牛还真有本事。

  人懂事,又有本事,为什么不用用他呢?急着把他弄下去干吗。

  于是慈禧太后不但没让老曾退休,反而又一次提拔了他,让他到直隶省来整顿吏治,发展经济,顺便练兵。

  2.天津教案

  同治八年(1869)正月二十七,曾国藩到了保定,正式上任。

  这时候曾国藩的身体已经不行了。到直隶任上一年时间,患上了“眩晕症”(可能是严重的高血压),右眼已经瞎了,左眼也只剩下了微弱的视力,没办法,只好上奏请假调养。想不到准假的奏折刚批下来,还没开始“调养”呢,忽然传来消息,天津发生了严重的教案!

  天津是个繁华的通商口岸,在这里生活居住的洋人很多,各种外国势力也强。

  在天津城外的望海楼,法国传教士修建了一座规模很大的教堂。为了得到中国人的好感,这个望海楼教堂也像很多教堂一样办起育婴堂,收养无家可归的孤儿。

  同治九年(1870)夏天天气炎热,望海楼教堂办的育婴堂有很多孤儿染病而死,结果附近的老百姓渐渐生疑,早就在人群中流传的“洋人诱拐小孩儿,挖出心肝下酒,剜出眼珠化银子”的谣言又到处漫延开来。

  不久一个叫武兰珍的女人在诱拐孩子时被当场抓获。审讯时,她招供说自己使用的迷药都是望海楼教堂的教民“王三”给的。天津知府张光藻一听有了证据,立刻带着武兰珍来教堂认人,想不到在教堂里根本找不出“王三”这个人,以前武兰珍所描述的教堂里的情形又完全不对,“席棚栅栏”等物一应全无,所有教民也一个都认不出来。

  眼看这个武兰珍似乎根本没进过教堂,纯粹是顺嘴乱咬,张光藻无奈,只好先回去了。想不到他刚走不久,围观的百姓和教堂里的教民起了口角,很快就打了起来。

  这时候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带着秘书西蒙找到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让他派军队镇压百姓,崇厚不肯。丰大业就掏出手枪在三口通商衙门大堂上开了两枪,所幸倒没有伤人,崇厚赶紧躲了起来。丰大业和西蒙离开三口通商衙门,回来的路上正碰到在教堂外维持秩序的天津知县刘杰,两人起了争执,丰大业竟又向刘杰开枪,结果误伤了刘杰的家人。结果在场的老百姓全都急了眼,当场把丰大业和西蒙给打死了,又火烧望海楼教堂和育婴堂,焚毁法国领事馆,打死神父、修女多人,还有几个路过的外国人也被打死,前后总共有二十个外国人送了命。

  事件发生之后,朝廷立刻撤销了让曾国藩“养病”的许可,让他马上去天津办理“教案”。在发来的密旨中主要有五条内容:一、曾国藩不要养病了,赶紧去天津和崇厚商量怎么办案;二、基本认定“迷拐人口,挖眼剖心”是真有其事;三、对洋人态度要强硬,如果发现教堂里有“挖眼剖心”的家伙,要严惩;四、打死洋人领事的领头人要抓;五、地方官处理不当也要治罪,不能护短。看了这份密谕,曾国藩蒙灯转向,不知如何是好。

  这道圣旨的内容前后抵触,自相矛盾,不管是谁,拿着这道“圣旨”,他也办不成事儿。

  首先,圣旨第二条认为教堂里的人确实“拐骗孩子挖眼剖心”,可这是真事儿吗?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没这么回事,谣言!那教堂里的神父修女们吃饱了撑的呀!

  这条站不住,那下面一条也站不住了。“挖眼剖心”根本就是谣言,曾国藩又到哪儿去抓人、严惩呢?

  可朝廷已经咬定“挖眼剖心”是真的!那就是说,慈禧他们认定了这事是因为洋人的“邪恶行为”而引发。

  可问题是,圣旨后边又让曾国藩去捉打死洋人的“领头人”,处治地方官……既然洋人“挖眼剖心”这么“邪恶”,那老百姓打死这帮“邪人”不是活该嘛!现在曾国藩不去制裁“邪恶”的洋人,反而因为教案而杀中国人,老百姓心里能服吗?

  这道圣旨,是要把曾国藩架在火上烤哇……曾国藩没办法。因为曾国藩受制于朝廷,他不可能站出来说“挖眼剖心”是假的,是谣言——这样说的后果,他承担不起。

  那曾国藩就只好咬着牙干“缺德事”了。

  因为教案的“起因”说不清楚(不敢说清楚),后面的一切问题当然就都说不清楚,这样一来,事件、道理,就都被摆到次要位置上了,曾国藩面前只剩下了暴怒的法国公使罗淑亚,和列强的兵舰、大炮。然后就是一味地委曲求全,忍辱退让,答应赔钱重修教堂,抓人,杀人,惩办地方官员……后边当然就是挨老百姓的骂!外加遗臭万年……曾国藩一辈子都是个老实人,他不怎么会说瞎话,更不懂“两边糊弄”。结果洋人一直逼他,骂他,中国人更是因为他“不去惩治挖眼剖心的洋人”,反而抓自己人、杀自己的同胞而恨透了他,北京那边甚至有人把他当年在湖南会馆里写的对联都毁了,匾额都砸了。偏偏曾国藩这个人脸皮子又薄,禁不起骂,加上身体又不好,结果一个教案还没处理完,他已经躺倒在天津,眼瞅着就快死了。

  这时候,曾国藩的好学生李鸿章和老李的亲信江苏巡抚丁日昌赶来了。

  眼看曾国藩因为处理天津教案病倒在床,这就要死,慈禧太后也没辙了。只好改派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又命令丁日昌先期赶来,替曾国藩招架一下。

  李鸿章和丁日昌,这两个人在上海待的时间都很长,跟洋人打交道都很多,是当时清朝最精干的两个外交人才。对“天津教案其实是挖眼剖心的谣言引发”他们也都心知肚明,更明白自己这时候被派到天津来,就是跟曾国藩一块儿给朝廷当替罪羊,背黑锅……但这两位有一点比曾国藩强,那就是他们早就想透了:既然替朝廷背黑锅,那就别要脸。

  是,丁日昌和李鸿章这两位不怎么“要脸”,到了天津就放手办案,毫不客气,别人怎么骂,他们根本不在乎。而曾国藩有了这两个“不要脸”的助手帮着,总算慢慢缓过气来了。

  这时候忽然传来消息:在欧洲大陆上,法国和普鲁士开战了!

  这一仗打起来,法国人当然无法兼顾在东方的事务,结果他们那边也松了口,不再硬逼着曾国藩把天津知府、知县杀了“抵命”了。

  最后曾国藩下令杀了十六个人(每人家里给了五百两银子)。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被判革职充军,赔给法国方面五十万两银子,终于了结了这件教案。

  3.最后再操点儿心

  天津教案,最终不过是朝廷蒙大臣,大臣蒙地方,地方蒙洋人,蒙来蒙去,最后把老百姓给“蒙”住,算完事了。

  天津教案结束后,曾国藩奉命再去金陵,第三次担任两江总督,李鸿章接了他的位子,担任直隶总督。

  就在曾国藩办完了公务交接,正准备去金陵赴任的时候,他派到美国去买机器的那个容闳回来了。

  容闳是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小时候就读于澳门的马礼逊纪念学校,后来去美国考入耶鲁大学,成了晚清的第一位留学生。

  完成学业之后,容闳回到国内,眼看着这个巨大、昏聩、死气沉沉的老大帝国一步步走向消亡,这个见过大世面的洋学生痛心疾首。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他想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幼童留学计划”。

  在容闳看来,今天的大清国急需培养一批精通西洋科学的人才。可是这个国家太腐朽了,那些读书人都没得救了,想让他们去学新科技新知识,恐怕已经不行。

  所以容闳想从国内挑一批十二三岁的孩子送到外国去学习,让他们从小就接受外国的科技和文化,这样培养出来的一批人,将来一定会对国家建设起到很大作用。

  当然,要实现这个理想,容闳需要政治力量的帮助,而在当时的中国,太平天国似乎是个比清朝更先进的政府,所以容闳先去投了太平天国。

  清王朝,中国历史上最愚昧、最封闭、最一潭死水的朝廷!所以太平天国起义,反对这个朝廷,就自然而然地给人一种“新生事物”的感觉。于是容闳高高兴兴投奔它而去,可待了些日子,又走了。

  太平天国不行哦。

  确实,太平天国刚起义的时候,还有些新思想新东西,可到后来打下了小半个中国,太平天国的首领们就茫然了,不知下一步该干什么。再后来又发生了恶性内讧,从此,天王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就更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要干什么了……在这一片混乱和茫然之中,怀揣“救国计划”的容闳悄然离去。

  同治二年(1863),容闳来投奔曾国藩。两人一聊,挺投机,曾国藩就开始询问“西洋”的事儿,耶鲁大学毕业的容闳给他大讲特讲,尤其讲到“机器”一节,曾国藩挺感兴趣。于是容闳提出可以到美国帮着曾国藩购买一批机器,曾国藩同意了。

  其实这时候的曾国藩根本没见过机器。可是洋人的新式大炮他是见过的,“大兵舰”他也听说过,现在容闳告诉他,这些洋枪洋炮洋船都是机器造出来的,曾国藩当然马上对“机器”产生了兴趣,就委托容闳到美国去买。结果容闳一去就是三年多,直到同治五年才把机器买回来。

  等容闳回国的时候,中国已经发生了让他惊讶的变化。

  曾在江南担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的李鸿章,仅用了短短的时间就在上海建立了江南制造总局,在金陵建立了金陵机器局,而且这两个大兵工厂已经开始成批生产新式枪炮,在曾国藩的经营下,江南制造总局甚至已经搞出了一条火轮船!

  看到这些了不起的成就,容闳激动了。他这才知道大清国的官吏中也有明白人儿。于是把自己那个“派送幼童出国留学”的计划对曾国藩和盘托出。在容闳想来,这个计划分四年完成,每年选派三十名幼童去美国,学期十五年。

  这些孩子在国外的一切花销都由国家负担。

  乍一听此事,曾国藩惊呆了,但考虑了几天之后,他到底想通了,又联络了李鸿章,两人联名上奏,最后把这件事儿办成了。

  “留美幼童计划”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真正开启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之先河。从此,中国正式有了“留学生”这个概念,这三个字又引出了另外两个词儿:新思想,新时代。

  说实话,在接受新思想、新事物这方面,曾国藩不如他的学生李鸿章。

  曾国藩年纪大了,脑子也僵化些,很多在后生们看来显而易见的事,他却不容易接受,总要反复思考很久。可曾国藩毕竟阅历深,经验多,而且这么多年谋划大事,掌握大局,他的眼界和思维都练出来了,所以对新思想新事物,他最终还是该接受的接受了,该扶持的扶持了。

  对一个纯粹从旧时代走出来的老夫子、老儒生,能做到这些,已经很不容易了。

  办完“留美幼童”这件事,曾国藩离开天津回到金陵,这里正有一件不着调的怪案子等着他来办理。

  同治九年(1870)七月二十六日,已经在任两年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去督署西边的校场演武厅看了一场军事演习。完事后像往常一样步行回衙门,走到官署后院门口时,从人群中闪出一人,一边大叫“冤枉”,一边拔出匕首刺入马新贻的右肋。

  结果刺客当场被抓,而两江总督马新贻熬了一夜,第二天死了。

  这个刺客名叫张汶祥,四十六岁,是河南汝阳人。至于为什么要刺杀马新贻,张汶祥自己说了三个理由。

  一是张汶祥回到宁波后,发现一个叫吴炳燮的人霸占了自己的老婆和家财,人财两空的张汶祥找到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告状,但马新贻没有受理。张汶祥只好到宁波府告状,虽然把妻子夺了回来,可家产却丢了。因此张汶祥恨上了马新贻。

  二是张汶祥曾经有一些朋友(海盗)被马新贻捕杀,张汶祥要给这些海盗朋友报复,同时自己也想泄私愤。

  三是马新贻明令禁止张汶祥私自开的“小押”生意,绝了张汶祥的生路。

  细看起来,这三条实在是不着调,有点胡说八道的意思。但张汶祥是个真正的亡命之徒,铁嘴钢牙死咬不放,使这个案子怎么都查不下去,最后只好认可了这三条,把张汶祥杀了完事。

  办完这件“怪案”之后,曾国藩这个已经病入膏肓的老头子在金陵过完了自己六十一岁的生日。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忽然中风偏瘫,不能言语,二月四日,病死在两江总督衙门。

  曾国藩,就这么死了。死得也还算安逸,后世说他是“无疾而终”,总归是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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