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笨人的成圣之道：曾国藩 > 第九章：新的征途
1.以暴易暴不可取
同情洪秀全，而对曾国藩明确表示不满的史学家朱东安先生，在其《曾国藩传》中，提及湘军攻破天京时是这样叙述的：
湘军一冲入城内，残忍的大屠杀就开始了。他们首先要杀害的是进行坚决抵抗的太平军将士，甚至连已经去世并秘密掩埋的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的遗体，也要挖掘出来加以污辱，以发泄其反革命仇恨。但据目击者观察，当时被杀害的人中，太平军战士所占人数并不多，而更多的却是天京城内的老百姓。
在这里，朱东安先生所提及的现场目击者，就是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而朱东安先生所引述的文献，就是赵烈文之《能静居日记》中的下面这段：
计城破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军窖，得后即行纵放。城上四面缒下老广贼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情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如女四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中丞禁杀良民，掳掠妇女，煌煌告示，遍于城中，无如各统领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萧孚泗、张诗日等惟知掠夺，绝不奉行……又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
目前尚无史家对赵烈文的记述有过丝毫疑问。要知道，赵烈文在这段记述中，提及了诸多湘军将领的名字，如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萧孚泗、张诗日等，并指控这些人奸淫劫掠，其中尤以对萧孚泗的指控最为严重。
赵烈文为此甚至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他先是要求曾国荃亲自出面，制止部下的暴行，被曾国荃断然拒绝。赵烈文悲愤已极，亲拟制止滥杀、保护妇女的四条规定，要求曾国荃榜示街头，以为禁令。曾国荃却拒绝其止杀令，导致其余各条皆流为空文。
赵烈文气急败坏，径直去找曾国藩，要求曾国藩出面制止。可万万没想到，憨厚的圣者曾国藩，却对赵烈文极为反感，和赵烈文的关系一度弄得很僵。可以确信的是，赵烈文真的不理解，曾国荃怎么可以这样？曾国藩又怎么可以那样？往日里他们口口声声说爱民，怎么临到了这时候，却一个个比虎狼还要凶残？
不唯是赵烈文搞不明白，史学家同样也弄不懂，何以湘军入城，杀太平军少而杀百姓多呢？这不符合逻辑呀。
这是因为曾国藩比赵烈文更清楚，无论是湘军还是太平军，实际上都是一码事。军队是一种暴力武装，没有政治属性，只有经济属性。
什么叫军队没有政治属性？就是说，虽然太平军和湘军分处两个不同的政治阵营，但这对于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参加湘军者，并非是存了报效君父的观念。被裹胁入太平军者，对洪秀全也没有什么感情。这些居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在动乱时代宛如风中浮萍，随波逐流，全然不能自主。太平军来了就被太平军裹胁着走，湘军来了就跟着湘军走，无论是太平军还是湘军，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一碗饭而已。
什么叫军队只有经济属性？就是说，太平军或湘军，既不认得什么咸丰同治，也不认得洪秀全杨秀清，为这些陌生人去死，委实是个莫名其妙的要求。若非是曾国荃、李秀成这样的统御高手，以强制性手段把他们逼上战场，他们才不会厮杀成一团。处于被强制状态，他们确是无法自主，但一旦从这种强制的控制中挣脱出来，他们就立即恢复了经济人的本色，所思所想，无非是趋利避害，无非是为财死、为食谋而已。
湘军在天京城中的杀戮固然残暴血腥，但这些事情太平军也同样干过，甚至比湘军更残暴、更血腥。
如咸丰十一年，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攻占兰溪，《兰溪县志》载：
是时民力艰难，稍欠薄，即令散贼来搜，搜出食物，始犹分半取之，既而一栗一麦，虽瓮底磨头，亦皆倾刷而去。搜索油盐，既间有一匙一滴，穴地窝藏者，亦拷掠而勒取之。数数勒民输饷无餍足，故苦迫自栽与受刑冤死者不计。又守卡贼日夕探近处人民，或稍有银钱蓄匿，即拿其家属，肆用飞弔、火烙、割肉、钻肤、备极酷刑，必令和盘托出而后已。追不出，至撞腹抽肠，牵之以号于众，或悬于树，用枪火打之，或用棉裹，灌以油，倒竖点燃，名为点蜡烛。种种惨毒，诚令目不忍睹，口不忍言，而贼且聚观嬉笑自若，谓非此不足（以）嚇制斯民也。
这就是太平军，这就是所谓的太平天国的所行所为，尤以抽肠之刑最是酷毒，将肠子从受害者的小腹中抽出来，牵着游走，让受害人发出惨厉的号叫。不唯如此，女性落入太平军之手，下场更是可怕。
如咸丰十年二月，江南大营崩溃，太平军乘胜席卷苏南，有落入太平军之手后逃出者撰述《虎窟纪略》，记录了太平军的残暴罪行：
贼入城，先放狱中囚犯，使其引之劫库，逐户搜索。城内民房，大者作贼馆，小者多烧毁。不论男女，见之即掳。强壮者，使之运米、挑水、搬移物件。稍通文墨者，使之教小长毛识字。或为之书记。老羸无用者，则逐出城，不服者杀之。遇医生及裁缝俱留养馆中，裁缝使之改衣服，医生使之诊病，兼有与之钱开药铺者。妇女美者，贼目占为己妻。稍有姿色者，驱入女馆中以便拣选，余他不论妍媸，一任长毛奸淫，虽老妪以及童稚亦所难免。
看看这两段记载，再对比一下湘军在天京城中的所行所为，我们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同一批人所为，只是他们有时候出现在太平军阵营中，有时候出现在湘军阵营里，但其行为模式却是完全一致的。
这种行为模式，就叫暴力。
这就是天京城破时所发生的事，以一种暴力取代另一种暴力，正所谓以暴易暴，得到的仍然是可怕的暴力。曾国藩知道这一点，也知道失控的暴力就如同丧失理性的疯狗，绝非人类的力量所能控制。
现在曾国藩要考虑的是，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将湘军裁撤，彻底取消这一暴力集团。
2.财宝失踪之谜
攻克天京城，曾国藩上奏，缴获伪玉玺两方、伪金印一枚，除此别无所获。曾国藩的奏折如下：
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臣亦尝与曾国荃论及，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乃十六日克复后搜杀三日，不遑他顾，伪宫贼馆，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询，则并无所谓贼库者。讯问李秀成，据称：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傣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苏州存粮稍多于金陵，亦无公帑积贮一处。惟秀成所得银物，尽数散给部下，众情翕然。此外则各私其财，而公家贫困，等语。臣弟曾国荃以谓贼馆必有窖藏，贼身必有囊金，勒令各营按名缴出，以抵欠饷。臣则谓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因晓喻军中，凡剥取贼身囊金者，概置不问。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所以悯其贫而奖其功，差为得体。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
这个奏折递上去，顿时朝野一片哗然。谁不知道天京城中堆满了金山银山？谁不知道洪秀全有一座圣库，内藏太平军历年劫掠的财宝。可曾国藩竟然敢说一无所获，瞪大俩眼珠子说瞎话，这胆未免太大了点吧？
没人相信曾国藩的话，大名士王恺运写了首怪诗，曰：
曾侯工作奏，言钱空缕。
平吴争大珠，奏凯搜装驼。
徒增俗讪笑，但讶涉夥多。
在这首莫名其妙的怪诗下面，王恺运自行加了注解，曰：“江宁克，曾奏言，初疑寇有积金，可富国，严密搜求，实无之。而恭王闻人言，曾弟买蜡笺一捆，费三千金。”
有了这个注释，这首怪诗，大概意思就能够弄懂了。这首诗说的是：
脸皮最厚曾国藩，瞪眼撒谎不一般。
敢说天京无宝物，买捆废纸花三千。
正告曾家蟒蛇娃，说点实话有何难？
天京宝物扛回家，大发横财乐翻天。
总之，王恺运这首诗是明确对曾国藩提出指控，指曾国藩盗走了天京城中堆积如山的财宝，一口吃成个大胖子，他也不怕把自己撑着。
朝中君臣更是不相信曾国藩这番话，为此下旨严诘：
上谕：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
这个上谕，给曾国藩留足了面子，但其间的杀气腾腾、气势汹汹，却流露无余。这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如果曾国藩不能够做好弟弟曾国荃的工作，让曾老九把从天京城扛走的金银财宝快点扛到朝廷来，曾国藩可就不能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
朝廷生气了，天威难测呀，现在他曾国藩，应该放明白点了吧？老老实实地把赃银吐出来，说不定还可能保住脑壳。
却不料，曾国藩竟然把手一缩，两眼一闭，摆出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瞎猫不怕老鼠胖的架势，此心耿耿可对君父——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们大家看着办吧！
嘿，曾国藩这一手，还真把朝廷弄傻眼了。惩罚他吧，你手里还没有扎实可靠的证据，通常情况下，这证据照例是要先行抄家，以抄出来的赃银为证。可曾国藩这厮手里握有湘军，而且他在奏折上说得明白，他没有追究从太平军尸体上劫掠金银的湘军，如果拣这时候对曾国藩下手，曾国藩卖给湘军士兵的人情，可能很快就会得到回报。
不能动手，那怎么办呢？
要不，干脆咱们认怂吧。朝廷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于是一道批谕，在曾国藩奏折上传七日后下达。
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前据御史贾铎具奏，故令该大臣查明奏闻。今据奏称：“城内并无贼库，自系实在情形。”
这个批谕很有意思，朝廷竟然一推六二五，把事情全都推到了御史贾铎身上，都怪贾铎上本参曾国藩盗走了天京金银山，但实际上是没有的嘛，老曾你受委屈了……诸如此类。
那么朝廷何以突然间转变了态度？曾国藩是否盗走了洪秀全的宝藏呢？
有关这件事，史学界也存在着持两种不同观点的流派。
一种是同情洪秀全，认为曾国藩盗走天京宝藏的学术流派，如朱东安、易孟醇等。
如朱东安之《曾国藩传》，指控曾国藩称：“当时清政府（那时候还没有清政府，只有朝廷，这是朱东安先生的笔误）曾下令追查天京贮金的下落，曾国藩只好以连自己都无法相信的实出意外四字虚语搪塞……曾国藩无论如何煞费苦心地为其掩饰都是枉然的，正像有人说的那样，湘军攻陷天京，淫掠之惨，具载各书，湘军满载金银子女，联樯而上，万目共睹，是谁都无法掩盖的。”
易孟醇先生也有本《曾国藩传》，对曾国藩提出了同样的指控，称：“曾国藩所指陈的这三点（见曾氏奏折），都是不值一驳的，幸而，清朝廷此时不愿与曾氏的关系弄得太僵……把事情敷衍了过去，为曾氏兄弟解了围。”
总之，无论曾国藩如何铁齿钢牙，史学家认准了他是个大坏蛋，人家洪秀全好端端地在天京城里拥享美女金帛，快乐逍遥，曾国藩竟然敢于断送人家的幸福美梦，如此行为，必是金陵大盗，不是才怪了。
但如果有谁更愿意较真，计算一下曾国藩和曾国荃的年薪收入，以及他们家族的财产，则更有利于作出明晰的判断。
于是，有关洪秀全宝藏之谜，又出现了第二个史家学派——数字控。
3.湘军都是老劳模
据统计，曾国荃死后，留给子孙田产六千亩、长沙房屋两所。这些财产按当时的物价来算，大致接近百万两银子，是小民百姓苦一辈子也不敢想的。
那么，曾国荃的这百万两纹银的巨款，又是打哪儿弄来的呢？
先来看曾国荃的薪资收入。他统兵打仗七年，全部薪水大概是十二万两，这是根据湘军的饷章规定计算出来的。曾国荃的营官月薪五十两，办公费一百五十两，这就是二百两。此外，统带万人者，每月加银三百两。曾国荃统五万人，每月加一千五百两，每月实收一千五百两，总计一千七百两。一千七百两乘以每年十二个月，再乘以六年，所以估算为十二万两。
然后曾国荃又当了七年的两江总督，每年实入三十万两，单这笔收入，总计就是二百一十万两，再加上当兵打仗时的卖命钱，曾国荃这辈子大致赚了二百二十二万两银子。
可他最后留下来的家底，却不足一百万两，咦，那一百多万两哪儿去了？
曾国荃是要养幕僚的，养门客、手下办公人员，都要从他的年薪中扣除，这样算起来，他收入的一半用来养幕僚了，可见这家伙是个吝啬鬼。
只不过，这么一计算，却得出来一个让人郁闷的结论。曾老九曾国荃竟然不是贪官，而是一个两袖清风、勤政爱民的好干部，这真是岂有此理。
如果说曾国荃的收入还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那么，曾国藩则以不可思议的贫寒，勇夺穷官榜上头一名。曾国藩临死时，全部私蓄不过一所房屋、几万两银子，在任期间的无数金银，都给幕僚发奖金了。
还有一个左宗棠，其人留下的家底，堪可与曾国藩一拼。他死时留给四个儿子二万两银子，以及一幢价值五千两银子的房屋，这与他们的地位严重不相吻合。
其收入能与曾国荃比画一下的，大概算是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了，此人总领水师三十多年，所得薪酬及各项收入超过百万两。但是彭玉麟跟钱有仇，但凡遇朋友有事，必慷慨解囊，你不收他的钱他跟你急，如此一番折腾，彭玉麟终于被打回原形，临死时又是个穷书生。
起于穷书生，终于穷书生，彭玉麟感觉很幸福。他两眼一闭往棺材里一躺，感觉自己对得起世上所有喘气的动物。
而曾国藩死后，他的儿子曾纪泽就陷入了家人患病却无钱医治的窘地，幸亏湘军老友急忙相助，这才渡过难关。
把湘军这些人的财务状况一分析，曾国荃曾老九仍然受到有识之士的愤怒批判：“咦，大家都把千金散尽，你曾老九家里怎么还屯了百来万？你为什么不学学大家，把银子都送给朋友呢？不把银子送给朋友的历史名人，不是好名人。”
批判过后，大家再心平气和地看看天京城宝藏失踪案，就有点醒过神来了，敢情这天京城真是空空如也呀，根本就没多少银子。洪秀全这厮是怎么搞的呢？圣库里的如山财宝，都弄哪儿去了呢？
其实，洪秀全圣库里的金银财宝，大概或许可能，都被洋人拿走了。
想一想，自打洪秀全在天京城里趴了窝，绿营兵和湘军赶来攻打，东南四省，处处战火，交战的双方，最经常采用的武器是西洋火枪火炮。这些火枪火炮，以及不计其数的弹药，都是双方花了大价钱，从洋人的军火商那里购买来的。战争是最赚钱的营生，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却是最花钱的消费。洪秀全的圣库是有的，金山银山也是有的，但都已换成了军械火药，打向湘军听响动了。
此外，天京这座城被洪秀全以他的理念，打造成了一座私家卧室，不计其数的美女侍奉在侧，却没有丝毫的生产能力。城中的一切，从衣食住行到日常消费，全部靠外部输入。有输入就必然有输出，除李秀成偶尔劫掠点免费午餐之外，城中几万人，必须要输出掠来的金银以换取日常必需品。就这样，原本是金山银山的积蓄，等到湘军杀入之后，已经所剩无几了。
明明没捞到银子，大家却众口一词，一致认为曾国藩捞得肥肥的，这让曾国藩极度郁闷。之所以名成万世而天下谤，那是因为曾国藩已经走到了人生的顶点，大功告成，功高震主，现在是他作出选择的时候了。
眼下的曾国藩，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起兵造反，推翻清朝，自立为帝，完成洪秀全未能完成的历史使命。二是打落牙齿肚里咽，吃亏认怂，自剪羽翼，释朝廷之疑忌，以自保末路。
是走第一条路呢？还是走第二条路？
清笔记小说中有大量的记载，说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李元度等人都曾来找曾国藩，有说：“鼎之轻重，或可问焉。”有说：“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总之，当时或以后，许多人都认为曾国藩具备了举兵造反的条件，但实际上，这种条件并不具备。
曾国藩平灭洪秀全，已经成就了最高事业，这时候嫉恨他的人堪称满山满谷。他什么事都不做大家还要鸡蛋里挑骨头，如果公然举旗造反，追随者固然有之，但寄希望于趁此建功立业的，更是大有人在。而曾国藩又不够疯，没有一个如洪秀全那般的自认是耶稣弟弟的信念，这就导致他的行为，缺少一个至关重要的精神支柱。
曾国藩比任何人更明白这一点，所以他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4.脸皮最厚是朝廷
五十四岁那年，曾国藩宣布退出江湖纷争。
此时曾国藩位高权重，哪怕是打个喷嚏，都会引发朝野震动。所以他的退出，自然也不同于常人，照样是引发一轮权力波荡。
第一步：奏请停解部分厘金，就是放弃手中收过路费的权力。
所谓厘金这怪东西，是咸丰三年时一个叫钱江的师爷创造的。因为朝廷要练兵对抗洪秀全的太平军，却没有费用，钱江开创性地推出向老百姓征收过路费，于路上建立关卡，此路是你开，此树是你栽，我堵你家门，收费发大财。钱江的这手明显是黑社会老大的绝活，立即被朝廷采用，风靡大江南北。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等人纷纷学了这个办法，到处设卡堵路，截道收费，聚敛了练兵的第一桶金。
就为了这笔过路费，曾国藩和许多人都翻了脸，最典型的是沈葆桢，两人曾为了江西的厘捐，吵得脸红脖子粗。现在曾国藩削利权，头一桩先把江西的厘捐抽取及军饷发放，全部塞给沈葆桢。
第二步，裁撤部分湘勇。
利权而后是兵权，这是重中之重。朝廷疑忌曾国藩，世人均认为曾国藩有可能造反，原因就是他手里握有兵权。现在他把自己手中的兵权主动削掉，大家自然无话可说。
说到裁撤湘军，这恐怕是曾国藩最渴望最渴望的事情。从他为母亲治丧归乡、接到朝廷之命出山办团练之前，他就对此充满了厌恶，一味地回避搪塞。他只是个饱读二十三史、希望抱着小女生吟风弄月的书生，率领虎狼之师上战场打群架，这事可不是他的特长。但大时代无可争议地把他推上了顶峰，他没办法，也只好在顶峰上郁闷地呆坐。但对于湘军所流露出的暴力因子，他却是切齿痛恨。
湘军与太平军在暴力的属性上是没有区别的——如果有区别，湘军也就无法消灭太平军。湘军必须要比太平军更暴力，才有可能战胜太平军。而这就意味着，二者在残暴上是没有区别的，甚至湘军会更残暴。
在曾国藩的日记中，记载了几桩湘军犯下的残忍罪行：
咸丰十年三月二十七日，是日，节字营勇伤杀人又打伤县官。是日，节字营勇闹事，杀一人，枷二人。因一人买帽子，讹夺店子之帽，又打店家之眼，又纠众入县署打破轿子，打伤县官也。近日，节字营名声甚坏，俟九弟到，当商换营官。
曾国藩日记中提及的节字营，是隶属于曾国藩的吉字大营的，湘军将领萧孚泗、朱洪章先后出任过该营营官。萧孚泗是天京破城之后劫掠最严重的。而朱洪章则是打头阵的。有记载称，天京城破之后，朱洪章虽然率先攻入城中，但萧孚泗却因为俘获了李秀成，夺得头功。朱洪章不服，去找曾国荃理论，曾国荃解佩刀交给朱洪章，说：“论功之事，是我大哥帐下幕僚李鸿裔排的，他居然把你排在萧孚泗之后，真是太不像话了，你拿着我的刀，去杀了李鸿裔！”朱洪章听了，翻翻白眼，哈哈大笑，遇到这种赖皮老板，只能自认倒霉。
曾国荃耍赖皮，那是因为他也没法子摆平这个节字营，可知此营之难缠，那是从基因里带来的暴力元素。当年曾国藩初练湘军，就曾被提标兵打烂轿子，还差点要了他的命。现在曾国藩的兵练成了，就该轮到别人倒霉了。所以湘勇讹夺帽子，打伤县官，这不过是湘军的暴力属性使然，如果把这个属性取消，湘军就不复为军事武装，变成书院了。
而书院是无力与洪秀全对抗的，这就是曾国藩驭虎伏狼，无奈的选择。
同治三年五月十七日，曾国藩日记：“闻熊礼元之子与妇在江中为游勇所杀。杀数人，抢去银物而凿沉其船以灭迹。游勇之凶悍如此，可畏也。”
这时候的湘军已经失去控制了，江心杀人，毁船灭迹。而攻破天京城后，湘军大营中藏满了劫掠来的妇女，这时候如果不速速裁撤，势必倒噬其主，酿成大祸。
而且这时候裁撤湘军也容易，湘勇们抢得盆满钵满，正等着领取路费回家呢。曾国藩放开手脚，立下狠手，一口气将湘军裁得只剩老湘营六千余人。
第三步：把亲弟弟曾国荃打发回家，让他退休养老。
曾国藩首先裁掉曾国荃，那是他真心替曾国荃着想。打下天京，这功劳太大，曾国荃已经成为国人之大敌，人人都想在他身上找出点毛病，以宣泄心中的嫉恨之火。偏偏曾国荃这厮还真是一身的毛病，所以对他来说，最好不过的法子，就是立即销声匿迹，躲回老家过土财主的日子，等过段时间，再出来招摇过市。
而且，曾国藩认为曾国荃是应该知道他的苦心的，此前，他一再告诫曾国荃：“万一金陵克复，拟引退，避贤者路，非爱惜微名，而求自全也。”
话说得好好，可等到真要曾国荃回家时，曾国荃却不干了，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冲着曾国藩发起飙来，大吼大叫，大吵大闹，让曾国藩极是尴尬。
曾国藩无奈，在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的当天，派了赵烈文前去慰问，慰问品就是曾国藩亲写的十二首诗，其中有一首曰：“河山策命冠时髦，鲁卫同封异数叨。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有记载称，曾国荃读到这首诗的后两句，竟号啕大哭，以泄胸中抑郁之气。
曾国荃真的生气了，他悲愤地回到老家，大病了一场。不久，慈禧召他入京，想瞧瞧他长的是什么模样，被他断然拒绝。而后朝廷又授予他山西巡抚，他拒绝赴任，幸好这个朝廷脸皮巨厚，曾国荃如此不给面子，朝廷却非要安慰他不可，同治五年又调任他为湖北巡抚，曾国荃这才不服不忿地去上任。
5.悲哀的幼天王
当自己手中的军政大权裁撤一空，曾国藩无权一身轻，朝廷那边也是欢天喜地，从此拿他不当外人。这时候的曾国藩开始圆他的人生梦想，他一生最大的渴望，是当个主考官，在考场上逮几个作弊学生，狠狠地摆摆谱。
于是他投入江南乡试之中。自打洪秀全掀起这场声势浩大的战争以来，东南各省的读书子弟，就再也没机会参加科举了，天天四处逃命还忙不迭。现在终于安静了，于是大家急忙操起生疏了的圣贤书，一心想混入公务员队伍，从此衣食无忧，安稳到老。
正当曾国藩忙着视察考场的时候，不曾想却突然曝出幼天王门，让他大大地吃了一个瘪。
所谓幼天王门，就是指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他是洪秀全指定的接班人，在洪氏的手诏中，爷哥朕幼是一个固定词组，指上帝耶和华、大哥耶稣、小弟洪秀全及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但在天京城破的时候，湘军只顾抢掠财宝，被李秀成护着洪天贵福逃出。而曾国藩坚定不移地认为，洪天贵福一个小孩子，百分百是死在乱军中了，所以他在奏折上这样说：
自十七日后，曾国荃即将缺口封砌，半闭各门，搜杀三日。洪福瑱（洪天贵福曾被洪秀全赐真王，外界不知，讹传为洪福瑱）以十六岁童，纵未毙于烈火，亦必死于乱军，当无疑义。
曾国藩万万没想到，洪天贵福既未毙于烈火，也未死于乱军，而是被太平军保护着冲出重围，与杭州城中逃出来的十几万太平军会合，兵分三路向南逃奔。幼天王随堵王黄文金、干王洪仁玕一路，行至宁国，遭遇湘军堵截。湘军仗恃火炮凶猛，不由分说一通狂轰，当场把个堵王黄文金炸死。黄文金这一死，太平军顿时一溃如山，狼奔豕突，落荒而走。逃到江西湖坊，再次遭遇湘军，太平军再败，幼天王受不了如此折磨，想要自杀，被洪仁玕苦苦劝住。
以后幼天王的遭遇堪称惊险之至。在继续逃亡中，这一支太平军只余万人之众。不久再次遭到湘军攻击，洪仁玕等将领被俘，而幼天王却仍然在亲随保护之下逃亡。湘军穷追不舍，幼天王等人心慌，失足跌落到一个大坑里，所有的人都被俘虏了，只有幼天王漏了网，但此后，他就只能自己照料自己了。
洪天贵福在山上饿了四天，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壮胆子下山，到了一户唐姓人家，做起雇工，替唐家割稻子。然后洪天贵福离开唐家，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往前走，终于遇到官兵。官兵也没想到他就是幼天王，先是搜他身上有没有银子，没有搜到，就剥掉洪天贵福身上的衣服，让他挑担子。
很可能是身上的衣服一脱，洪天贵福就露出了养尊处优的细皮嫩肉，引起了官兵的疑心，对他反复盘诘。如果洪天贵福智商足够高，也不是不能糊弄过去，但是他终究缺乏对敌斗争经验，很轻易地就被盘出了老底。
洪天贵福智商不高，是被洪秀全生生教傻的。据洪天贵福供述：
（我）读过《十全大吉书》、《三字经》、《幼学书》、《千字诏》、《醒世文》、《太平救世诏》、《颁行诏书》。前几年，老子（洪秀全）写票令要古书，干王乃在杭州献有古书万余卷。老子不准我看，老子自己看毕，总用火焚。
洪天贵福在这里所提及的古书，是指传统的古史经典。洪秀全禁止别人读这些书，只许读他自己写的怪异顺口溜，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古今中外独裁者共有的思维逻辑，无非是愚民而已。可洪天贵福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居然也不许儿子读，自己读一本烧一本，生生把儿子烧得心眼不够用，这就难以理解了。
被俘后的幼天王，由唐家桐押他去南昌，途中幼天王对唐家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表态以后就跟着唐哥哥混了，并写诗三首，以明其志：
其一
跟到长毛心难开，东飞西跑多险危，
如今跟哥归家日，回去读书考秀才。
其二
如今我不做长毛，一心一德辅清朝。
清朝皇帝万万岁，乱臣贼子总难跑。
其三
如今跟到唐哥哥，惟有尽弟道恭和。
多感哥哥厚恩德，喜谢哥哥再三多。
平心而论，这三首诗尽管受到此后无数人的耻笑，但洪天贵福他已经尽力了。他这样卖乖卖萌，只是希望朝廷看在他还是个小孩子的分上，饶过他一命。但南昌就是他人生的终点，这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注定，他必须要为他父亲的癫狂行为埋单，不管这样的冷血规则是多么不合情理。
在南昌，洪天贵福被江西巡抚、名臣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凌迟处死。与此同时，沈葆桢上奏本弹劾曾国藩，指其纵敌为患，贻误朝政。左宗棠也乘机添乱轧闹猛，给曾国藩上眼药。
朝廷下谕旨，指曾国藩称已对太平军斩尽杀绝所报不实，命曾国藩严惩防范不力之将领，也就是严惩曾国荃。
这时候，曾国荃正因为立功太大，被大哥打发回老家避祸，委屈地号啕大哭，安慰他尚来不及，曾国藩又如何舍得严惩。当即回奏，称湘军攻入天京而后，始终在与太平军进行激烈的巷战，并没有哪个将领闲着把守城墙缺口。即使想惩办，也找不到个合适的倒霉蛋。
朝廷最终对此事淡化处理，没有难为曾国藩——不是朝廷不想搞他，不想搞才怪！问题是曾国藩这厮，老道筋辣，打出的王牌是人不忍欺。他都善良可怜到这份上了，皇帝不做，自剪羽翼，认怂服输，屈意顺从。他这么个玩法，就算是有谁想对他下手，别人也会拦着——但从此，曾国藩超讨厌沈葆桢和左宗棠，认为他们不够意思，再也不给他们写书信了。
6.《挺经》真相
五十五岁那年，曾国藩踏上了人生新的征途。
五十五岁了，还要长征吗？还要折腾吗？
折腾与否，这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而取决于大环境或形势之使然。按曾国藩的愿望，他已经完成了古往今来所有文人最艳羡的工作，修身治国平天下，理应迈向人生的另一个境界。这个境界早就由我描绘了出来：“太上者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德那是帝王的业务，寻常人等，乱立德会惹来麻烦的，但立言这活，却是读书人的天然使命。
可以确信，曾国藩绝想不到，他之立言竟然就是他给所有人写的那些叽叽歪歪的书信。《曾国藩家书》传承至今，是因为这些文字之中蕴含了他的人生哲学与实践。但于儒家学者来说，言确实不是这么个立法，拿家书来立言，会让历届圣贤嘲笑的，根本站不住脚。
曾国藩所缺少的，是像明代大儒王阳明那样的一个理论。人家王阳明倡导的心学，从此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了个位置。可他曾国藩有什么学？筋学？不不不，虽说曾国藩的人生就赢在这一根筋上，但这个筋学显然不大妥当，一定要弄出个新的名堂来。
弄出个啥玩意儿好呢？《挺经》如何？
没错，就是《挺经》！
有分教，万古圣贤说人生，无非不过一《挺经》。欲把《挺经》问老曾，老曾已经发神经。却说这部《挺经》，是曾国藩的弟子李鸿章所透露的——但实际上，这部《挺经》并不存在，很可能是李鸿章编造出来的。当李鸿章说这部《挺经》的时候，是他年老失势，蛰伏于京都贤良寺，与之交往的人只有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等几人。李鸿章虽然刻印曾国藩的奏折、日记及家书，卖力地为老师打名声，但让他苦恼的是，曾国藩真的没有一套如王阳明之心学那样的理论体系，或许情急之下，李鸿章弄出个《挺经》，替老师遮掩。
有关《挺经》，市面上虽然有成书流传，但其来历极为可疑。事实上，关于《挺经》的原始记载，出自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甲午海战败于日本后，李鸿章被打回原形，蜇居于北京贤良寺，闭门杜客，只与吴永等几人闲聊，吴永在其《庚子西狩丛谈》书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载：
……（李鸿章）又曰：“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试讲一条与你听：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村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塍上与一个京货担子对着，彼此皆不肯让，就钉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这担子身分不同，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抵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竞就此消解。这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云云。予尚倾耳恭听，谓当顺序直说下去；乃至此已止，竟不复语。予俟之良久，不得已始请示第二条。公含笑挥手曰：“这此一条，够了够了，我不说了。”予当时听之，意用何在，亦殊不甚明白；仔细推敲，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此亦臆度之词，究不知以下十七条，尚作何等语法也。
看看这段记载，李鸿章所透露的《挺经》第一法，竟然是心灵鸡汤，是一段小故事大道理。小故事大道理这玩意儿确实不赖，但与儒家学者所要求的理论思想体系，差得不可以道里计。可知这所谓的《挺经》，其理论体系并未草创成形。
然则，为什么曾国藩不把这部《挺经》的理论体系快点草创出来呢？
因为他没有时间。就在曾国藩平灭洪秀全叛乱而后，淮上巨捻突然间坐大并闹出了大乱子。
此时再说淮上巨捻，别有一番风味。话说淮上之地，自嘉庆年就成为了清帝国的尚武中心，当地风俗，少年以杀人为荣，红胡子、拽刀手及刀客招摇过市。到了洪秀全崛起之初，淮上巨捻已经形成了强横势力，时有以张老乐为首的十八铺巨捻聚义蒙城，史称“蒙城十八铺”。
此十八铺者，个个皆是凶戾之极、杀人如麻的狠角色。单以战斗力而言，是洪秀全的太平军所无法比拟的。但由于淮上巨捻没有一个政治纲领，也没有一个精神寄托，不像洪秀全这边好歹还有个爷哥朕幼的伪神权体系，能够作为长期性的、统一的品牌之用。蒙城十八铺这边什么都没有，只是一辆车子，上悬一条破裤子充当旗帜，可想而知，这种山寨货是很难闹出名堂来的。
所以淮上捻子虽然凶悍，还得等洪秀全这边派人来整合。直到太平军中的天才将领陈玉成出世，为解救天京危机，陈玉成奔赴淮上，号召淮上巨捻不要再自己单干了，以后就替洪秀全打工吧。捻子们心眼不够用，听了陈玉成的话，让陈玉成指挥他们打了场漂亮的三叉河战役，歼灭了湘军战神李续宾。但捻子也因此被朝廷视为心腹大患，生恐二者合流，加大了打击力度，昔日的十八铺灰飞烟灭，张老乐、龚德树等巨捻从此江湖除名。
但到了天京城破，洪秀全身死而后，太平军中流亡的军事将领窜入淮上，值此二者终于成功合流，创造出历史上所谓的新捻子，让朝廷痛苦不堪。
新捻子是由援救天京城的最后一支武装力量、太平军陈得才部创造出来的。当时陈得才闻知天京危急，率了西征军匆匆从西北赶回。自知力量不足，转战至鄂皖交界，与淮上巨捻张宗禹、任化邦合流。正值声势浩大、耀武扬威之际，天京城被攻破的消息传来，霎时间陈得才惊魂丧胆，不知所措。僧王僧格林沁乘机率马队扑杀，杀掉了陈得才，太平军主力被全歼。
但被歼灭后的太平军中却逃出来一个文职官员赖文光，这时候他的军事天才凸显，网罗太平军及捻子残余，重建了一支强大的军事武装，发誓为恢复洪秀全的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而战。并采用了骑战之术，增强了机动性，顿时脱胎换骨，一举端掉了清王朝最后的嫡系——僧王僧格林沁。
史家认为，追究僧王僧格林沁之死，曾国藩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朱东安撰《曾国藩传》称：“对于捻军这一新的变化，僧格林沁是不甚了解的，他依旧用过去的老眼光看待捻军，继续采取穷追不舍的战术，因而作战往往失利。对于这种情形，曾国藩是看得很清楚的，并且料定僧格林沁总有一天要做捻军的刀下之鬼，但出于种种原因，使他采取见死不救、冷眼旁观的态度。”
朱东安先生的这个指控是很严重的。搁在曾国藩时代，足够杀曾国藩之头的了。那么，朱东安先生何以断言曾国藩有如此神异的能力，早已料知僧王之必死，并见死不救呢？
那是因为，曾国藩和僧格林沁堪称水火不容、不共戴天。
7.不服你去死
说起曾国藩与僧格林沁结怨，完全是毫无来头、毫无理由的。如果一定要猜测个理由的话，那就是双方理念不同，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那么，曾国藩是什么人生理念？僧格林沁又是个啥子理念呢？
曾国藩的人生理念很简单，就是个实实在在、笨头笨脑，跟天下人比拼笨功夫，没人拼得过他那种一根筋的执拗，于是就宣布他胜出了。而僧格林沁的理念却与曾国藩相反，他可不认为一个笨人有什么可炫耀的，他要和人比拼的，是哪个更聪明，而且他坚定不移地相信，比拼聪明，自己绝对是冠军。
比如，曾国藩的知交好友郭嵩焘，早年任咸丰帝的上书房行走。咸丰有意要把郭嵩焘打造成一个北方的曾国藩，就让郭嵩焘去僧格林沁军中挂职锻炼。一个汉人书生被派到蒙古骑兵中去做政委，可知咸丰帝对郭嵩焘寄予了多么大的期望。
却不曾想，当郭嵩焘到了僧格林沁大营，僧王热情地迎上去，拿鼻子一闻，哼哼，味道不对，这个老郭，怎么一身的汉奸味呢？
郭嵩焘对西方世界持开明态度，这引起了僧格林沁的大为不满。他原是蒙古科尔沁亲王，是个典型的蒙古贵族，所率领的三盟骑兵是捍卫京师的主要武力，被当时的咸丰帝倚为长城。他就是这么率真，看郭嵩焘不顺眼，干脆直接上书给咸丰，指控郭嵩焘是汉奸，并要求严惩。但还没等惩办，两人就因为英法换约事件闹翻了。
当时英法兵舰溯流而上，要去北京城换约，咸丰帝密令僧格林沁，让手下将士乔装成爱国群众，发炮狂击之。僧格林沁对此欢喜无限，而郭嵩焘却认为这事太离谱，不宣而战，本就不合规范。让清军冒充爱国群众，更加丢人现眼。僧格林沁却认为这是一记绝招，管叫洋人有苦难言。争执不下，郭嵩焘怒不可遏，挂冠而去，沦为体制外的公知一枚。
而僧格林沁兴高采烈地炮击英法兵舰，炸得英夷法夷鬼哭狼嚎，让僧王乐不可支。而后僧王又于谈判桌上捕获前来谈判的英使巴夏礼及三十九名随从，虐杀其中二十人。由是英法联军怒极攻入北京城，咸丰北走，此事至今被引为中国历史之奇耻大辱，无须多说。
僧格林沁看郭嵩焘不顺眼，而郭嵩焘与曾国藩是精神上的知己、思想上的好基友。可想而知，僧格林沁也不可能看曾国藩顺眼。
僧格林沁的思维认知比较原始化。举凡原始化的认知，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缺少对自我的反省，莫名其妙地坚信自己是世上第一大好人，凡我看不顺眼的，必然是奸诈险恶之辈。而且，思维原始化的人遇到看不顺眼的人或事，就忍不住要说，因为这类人认为自己不能容忍坏事。所以，当僧格林沁看曾国藩不顺眼时，终于说话了。
据曾国藩同治元年九月二十四日日记：“本日接袁午桥信，内寄苗沛霖与僧王各禀稿，于余及希庵楚军各事痛加诋毁，阅之诧叹。”
这里的袁午桥，就是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漕运总督袁甲三，他给曾国藩寄来一封信，里边有巨捻苗沛霖和僧格林沁揭发检举曾国藩及李续宾弟弟李续宜的黑材料。被人揭黑材料这事正常，做官嘛，那么多的钱可捞，多少人盯着你的位子，哪个当官的不被对手秘密搜集黑材料？僧格林沁整曾国藩的黑材料正常，因为两人同殿为臣，互相竞争嘛。淮上巨捻苗沛霖整曾国藩的黑材料也正常，两人一个是捻一个剿捻，是天生的死对头。
可是僧格林沁居然会和巨捻苗沛霖联手合整曾国藩，这就太不正常了。
这就是僧格林沁，他超级厌恶儒家知识分子，却对苗沛霖这种不停地跳跃于各个政治阵营的变色龙喜欢得无以复加。这是因为僧格林沁和苗沛霖都是行事不择手段之人，有着一种共同的精神感应。
而这位苗沛霖，等到僧格林沁移师山东之时，再行举旗起事，声讨僧格林沁杀降捻的累累罪行，让僧格林沁好不窝火，南下来打苗沛霖。时苗沛霖拥众号称百万，根本不把僧格林沁放在眼里。可是这些所谓的百万手下，却多是太平军陈玉成的人马，这些人恨苗沛霖缚英王而卖之，于城头上刺杀苗沛霖，于是一代巨捻，值此被扫入垃圾堆。
视曾国藩为仇敌，却引苗沛霖为知己，僧格林沁的脑壳确实出了问题。正因为他脑子有问题，才屡次三番地找曾国藩的麻烦。到了曾国藩扫平洪秀全，僧格林沁或许是心生嫉恨，又跟曾国藩闹了起来。
僧格林沁对曾国藩的蔑视由来已久，他动辄弹劾曾国藩，还唆使巨捻苗沛霖攻击湘军，曾国藩哪里敢惹他？只好自认倒霉，忍气吞声。曾国藩的忍让，导致僧格林沁越来越蛮横，湘军中人都知道他曾经鞭笞杖责湖北两提督，其意在向湘军挑衅。
最令湘军愤怒的是，僧格林沁品评天下诸军，曰：“皖军为上，豫军次之，楚军为下。”
僧格林沁的意思是说，安徽有支杂牌军，称皖军，这支军队连苗沛霖都对付不了，但大概算是天下第二了。河南还有一支杂牌武装，比皖军差劲，大概能排天下第三。至于天下第一，当然是僧格林沁自己。而攻破天京城的湘军，还有李鸿章那正如日中天的淮军，根本就排不上号，僧格林沁提都懒得提起。
僧格林沁当然知道，这个评价于湘军、淮军而言，岂止是不公正，这完全是一种明目张胆的羞辱。但僧格林沁就是羞辱你了，曾国藩你有本事去死！
曾国藩一声不吭，只是将北上的湘军、淮军部全部撤回，坐看僧格林沁要如何摆平新捻子。
8.被伤害的武士
对于僧格林沁对曾国藩的羞辱，朝廷是看得明明白白的，采取的是默许与鼓励的态度。这是因为，朝廷希望僧格林沁能够表现得像样一点，独力将新捻子平灭，压过曾国藩的风头。所以屡次三番下旨，严诘僧格林沁，指其逗留不前，命他打起精神，干出点名堂来。受此刺激，僧格林沁也是急于表现，他那副急吼吼的模样，早已被新捻子看在眼里。
于是新捻子为僧格林沁布下了一个圈套，这个圈套地域面积极为宽广，从汝宁到汝南，其间有长达四千里的空旷荒野。荒野这种地方，是骑兵的天然战场，所以僧格林沁一旦发现新捻子就在前方狂逃，顿时亢奋不已，疾追上来。
却是奇怪，僧格林沁眼睁睁看着新捻子就在前方，狼狈不堪、气急败坏的模样，胯下马也明显是枯瘦长毛，奔速极缓，一日里最多奔行一二百里。可僧格林沁咬牙穷追，却整整追了一个月，始终未能追上。
这是怎么回事呢？饶是僧格林沁气性大，也想不到这是新捻子有意为之。为了将僧格林沁诱入圈套，新捻子每人配备了两三匹马，交替骑乘，行军速度大大超过僧格林沁。但一旦将僧格林沁甩远，就会装做体力不支停下来，缓缓而行，等僧格林沁追上来，才略微加快点速度。
僧格林沁追呀追，越追越是上火，越是急于求战。新捻子不停地挑逗，勾得僧格林沁日夜兼行，人困马乏。开始士兵还精神抖擞，穷追了整整一个月，追出近四千里地，僧格林沁连同部属全都累得连马缰绳也举不起来。也亏了僧格林沁富于创意，他想出个好法子，命士兵在脖子上挂了条布带子，把手捆在上面，以便驭马——都累得这样了，就算是追上新捻子，还有力气打吗？可知这僧格林沁是真的缺心眼。
追杀途中，最惨的是没有时间吃饭。一旦僧格林沁想坐下来，煮锅热腾腾的奶茶喝，就见前面的新捻子骑着瘸马，艰难跋涉出现在视野中。这时候僧格林沁就急了，急灌几口马奶子酒，抓把奶酪塞嘴里干嚼，上马继续狂追，却始终追不上新捻子。
如此无休无止的折腾，最惨的是步兵。起初步兵还炯炯有神地追着骑兵的马奔跑，后来开始揪着马尾巴喘息，再后来，步兵开始掉队，患病，累病累死者不知凡几。骑兵比步兵也好不到哪儿去，掉队、脱节、与大部队失散，渐渐成为僧格林沁这边司空见惯的场景。
僧格林沁已经追成这般凄惨模样了，朝廷那边又是什么态度呢？
朝廷再次下旨，直斥僧格林沁有负君国，一个多月竟然追不上几个半死不活的捻子，你自己说，你的表现如何？
僧格林沁火气越来越大，感到疲惫迟钝的部属已经成了自己的累赘，他越来越频繁地甩掉队伍，只率少数精骑疾追新捻子。
到了这时候，围歼的时机成熟，新捻子终于开始合围了。
同治四年四月下旬，僧格林沁甩开自己的主力部队，只率五千精锐轻骑，追击新捻子到达山东菏泽西北的高楼寨。这时候前方犹如一片黑色的潮水，忽然间涌出不计其数的新捻子，让僧格林沁大大吃了一惊。
这时候，僧格林沁的义子陈国瑞上前牵住他的马缰绳，说：“父亲大人，我们中了捻子的奸计，马上传令后撤吧，等把大部队拉过来，再让这些不知死活的捻子好看。”
僧格林沁却摇头：“捻子多怕什么？正好一勺烩了，也免得让本王再费手脚。”——这番话说得悲壮，但实际情况，僧格林沁应该是内心极度悲凉。要知道，他可是咸丰皇帝的舅舅啊，当年咸丰在位的时候，对他那叫一个尊敬，上朝赐座，登殿不拜，谁又曾有如此尊荣？可现在，咸丰死翘翘了，朝中说话算数的小慈禧，根本不拿自己当回事，一而再，再而三地下旨严诘，这严重伤害了僧格林沁的心，也伤害了他的骄傲。
如果现在掉头回撤，说不定小慈禧那里又会说出什么尖酸刻薄的话来。眼下的僧格林沁根本没有其他选择，只有——拼却一死！
僧格林沁拔刀，长呼，率五千骑兵杀入新捻子的人山人海之中。可以确信，这时候他的义子陈国瑞应该是掉头向反方向冲杀，如果不是这样，连陈国瑞也不可能活着出来。这是场实力悬殊的歼灭战，僧格林沁及所率五千骑兵无一生还，只有陈国瑞虽然负伤，却是囫囵个地逃回来了。
逃到安全地带，陈国瑞想起僧格林沁视自己为己出的恩情，忍不住号啕起来。这厮也是当时的一个传奇人物，他本是良家子，被洪秀全的太平军所裹胁，在他心智还不成熟的时候，送他到战场上和清兵拼命。他作战勇猛，喜穿红衫，又长得眉目如画，玉树临风，人送外号“红孩儿”。后来他被清兵所俘虏，因其容貌俊俏，年龄又小，不忍心杀害，颠沛波折，最终被僧格林沁收为义子。现在僧格林沁战死沙场，以后他就无枝可依了。
悲伤过后，陈国瑞重返战场，匍匐而行，找到了僧格林沁的尸首。只不过，老僧王的脑壳被一名叫张皮梗的年轻捻子割走，拿去炫耀了。陈国瑞负僧格林沁的尸体而归，让这位终其一生横行战场的蒙古武士，好歹魂归故里。
早在僧格林沁穷追捻子，进入山东之后，新捻军诱而歼之的布局就已经明明白白了。始终密切关注这场追逐战的曾国藩，第一个发现了。朝廷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策，这时候如果僧格林沁后撤，寻找机会另行决战，小慈禧也未必非要辱骂他不可。但僧格林沁的心被伤透，他自己不想活了，这谁也没办法。
僧王之死，让朝廷好不尴尬。现在，朝廷唯一能够信赖的军事武装，就只有曾国藩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了。
9.卧底竟然叛变了
曾国藩接到朝廷命他北上剿捻的命令之时，正心乱如麻。
实际上，朝廷的命令还未至，曾国藩就已经心绪大乱了。这心绪之乱，与僧格林沁之死或是剿捻毫无干系，而是朝中突然杀出来一个小人物蔡寿祺，一举扳倒了多名重臣，连曾国藩也受到了无辜牵连。
事情的起因，说起来小到不能再小。时朝廷有个翰林院编修蔡寿祺，其人于朝中窝囊日久，终于圣上开恩，让他有了个去四川出差的机会。于是他一路上大捞特捞，直捞到四川，遇到了曾国藩的知交好友刘蓉。时刘蓉正治理四川，对于蔡寿祺这种小人得志的嘴脸最是厌恶，当即将蔡寿祺轰走。
刘蓉竟然不给面子，这让蔡寿祺很恼火，引之为奇耻大辱。回京之后他出任了御史，就琢磨利用御史可以闻风言事的规则，报复刘蓉。
但要采取报复手段，首先就必须要弄清楚对手的底细。说白了就是查出对手的后台是谁，如果只报复当事人而不触动其后台，正所谓打蛇不死，反噬其身，最终非但报复不了仇家，自己还会死得很难看。
于是蔡寿祺就开始查刘蓉的黑后台，这一查不要紧，他发现，刘蓉的黑后台竟然是曾国藩。
曾国藩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于蔡寿祺而言，随便找个理由参曾国藩一本，这是大清律赋予他的权力。只不过，听说这个曾国藩奇笨无比，出了名的一根筋，如此之人居然也能够立下攻破天京之大功，明摆着朝中有人罩着他，是谁呢？
再往下一查，嘿，这个蔡寿祺还真有点本事，曾国藩在朝中的两个黑后台，居然全都被他查出来了。一个是议政王恭亲王，另一个则是理学大师倭仁——这个倭仁，就是曾国藩在京城做庶吉士时的老师，实际上他的理学修为较曾国藩差得太远，但普天之下，人人都知道曾国藩师承于他，他自己更是坚定不移地这样认为，朝廷更希望能把汉臣曾国藩的功劳分给满人一点，为此倍加推崇倭仁。从此倭仁就成了曾国藩在朝中的内应，隔三岔五要写信指导曾国藩。曾国藩假装感激不尽，忽悠倭仁替自己在朝中做卧底，多给他透露点情报。
议政王恭亲王和大学士倭仁，是朝中最支持曾国藩的人，也是最信任曾国藩的人，不知帮曾国藩解决了多少麻烦。所以蔡寿祺断定，曾国藩就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巴结上了这两个权贵，才敢贪天之功据为己有的。
蔡寿祺是小人，小人之心，就是以为天下人全都是小人，也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当时正密切窥伺僧格林沁战局的曾国藩，又怎么料得到凭空会跳出来个蔡寿祺，专门来找自己的麻烦？
小人是最善于窥伺风向的。蔡寿祺早就发现，朝中说话算数的，慈禧算一个，恭亲王算一个。但慈禧个性极强，与恭亲王合作得磕磕碰碰，早就对恭亲王一肚子火了。
于是蔡寿祺抓住这个机会，摇摇摆摆出列，重力弹劾恭亲王。当时恭亲王就惊呆了，他怎么也想不到，朝中竟然有如此胆大妄为之徒，敢找他恭亲王的麻烦。当时他大吼大叫，要以重罪加之于蔡寿祺。
慈禧不失机宜地出场，以仲裁人的身份制止了恭亲王严打蔡寿祺的企图。虽然恭亲王位高权重，蔡寿祺不过是一介小爬虫，可这只爬虫却是御史。御史可以闻风言事，也就是不必理会事情之有无，只要听到点动静，就可以上奏折弹劾，而且朝廷必须郑重对待。对于那些被错误弹劾的官员，讲究的是有则改之，无则你受着，谁让你是做事的呢？做事的就活该让扯皮的修理，这就是古中国的言官制度，虽然不是那么合乎情理，可好歹也是对权力的制衡功能之体现。
所以恭亲王非但不能惩罚蔡寿祺，还要等调查组得出结论之后，再等待朝廷对他的处分——也就是慈禧对他的处分。
原本，慈禧是没权力处分恭亲王的，可被蔡寿祺这么一搅和，慈禧就有了这个权力。这就是蔡寿祺精心计算的结果，他为了报复仇家刘蓉，弄得恭亲王是躺着也中枪，根本无处说理去。
调查组出动，风餐露宿奔赴陕西——就这么会儿工夫，刘蓉已经从四川调到陕西去了——到地方一查，什么问题也没发现。没发现这就麻烦了，如果有问题，刘蓉肯定会服软，至少认错态度会好一些。可没发现任何问题，而且得知告恶状的又是小人蔡寿祺，刘蓉怒发冲冠。这一冲冠，刘蓉的麻烦就大了，不仅他的麻烦大，连累得恭亲王也惨了。
刘蓉对朝廷的态度不端正，就这一条，事情就基本上定了性。
刘蓉降职，恭亲王则被免去议政王头衔，谕旨云：“目无君王，诸多挟制，暗使离间，不可细问。其欲加之罪，尽集大成。”
曾国藩在京报上看到这条消息，才知道他已经被严打了，除了他之外，汉臣劳崇光、骆秉章、近视眼李元度、曾国荃、薛焕等统统遭受株连，无一漏网。只有倭仁见风使舵极快，躲过了凌厉一击。
这意外的事情让曾国藩心惊不定。他在江宁城外的中关见到弟子彭玉麟，二人独乘一舟，相对唏嘘。而彭玉麟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则称：“何物蔡寿祺丧心狂吠，以珰人之授意，竟敢害于忠良，倭公（倭仁）不侃侃而言，亦竟阿于取好，议政其周、召，若辈其管、蔡乎？天下有心人能不愤恨欲死！不才欲以首领进词，而爵相（曾国藩）极力劝阻，须俟城内动静，再作道理。兄不学无术，不平欲鸣，抑恨堇吐，其如愤火中烧何！”
彭玉麟的意思是说，在这节骨眼上，倭仁叛变投敌了，彭玉麟打算挑头上奏，但被曾国藩劝止。曾国藩的意思是，一动不如一静，等等看，再等等看。
等等看，等来的就是北上剿捻的命令。
10.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拱卫京畿唯一倚重的力量，已经随同僧格林沁埋骨于高楼寨了，可慈禧却还能截长补短地打掉恭亲王，这个女人够狠。狠过了，朝廷突然惊慌起来，僧格林沁骑兵覆灭，新捻子一旦动了游兴，杀往北京，沿途连个障碍物都没有，届时朝廷危矣。
慈禧下旨，命曾国藩接到谕旨之时，立即就要动身，不得有片刻耽搁。同时，慈禧也知道曾国藩这老头有个磨磨叽叽的毛病，所以一道谕旨而后，又是一道道谕旨催命符般而来，催促曾国藩马上北行。可是曾国藩是经历过大阵仗的人，谕旨这烂玩意儿，于他而言不算什么。在他做好全部准备之前，他是绝不会挪动一下脚趾的。
幸亏李鸿章也知道曾老师的这个毛病，急调淮军潘鼎新部，率军五千，乘轮船至天津，防范捻子北窜，朝廷这才长舒一口气。
有了淮军潘鼎新压场子，曾国藩坐下来，开始优哉游哉地研究新捻子的特点。经研究，他发现，新捻子这种新兴暴力武装，是洪秀全时代的太平军与流寇交媾生下来的怪异之物，似太平军又到处窜，像流寇又有据点。针对此，曾国藩先行制定坚壁清野的政策，严查各地圩寨，但有私通新捻子者，杀无赦。这样就断绝了新捻子与外界的联系，陷其于孤立之地。
接着，曾国藩根据新捻子连骑满万、机动性强的特点，又给这次战事划了一个四河防区：黄河以南，沙河以北，贾鲁河以东，运河以西。这四河交并的中间地带，是他为新捻子选择的埋骨之地。倘新捻子窜出这一带，就由沿路各地的地方督抚再把新捻子打回来。曾国藩要派精锐武装时刻不停地跟在新捻子屁股后面追杀，让新捻子没吃没喝，没日没夜又得不到休息，无法活动又无法立足，直到累死为止。
要歼新捻子于四河交并之域，曾国藩至少需要一万精兵。他首先相中的是刘松山的老湘营，认为这支部队作风过硬，经得起考验。
这支部队作风果然过硬，闻听要北上剿捻，老湘营顿时炸了窝，士兵群起嚣闹，强烈要求退伍回家。刘松山怒而发飙，拔刀而起，噼里啪啦连砍数人，眼见他玩真的，士兵们吓呆了，这才乖乖听命。
于是刘松山率部开拔，行至清江浦，忽然间一声巨响，士兵们又呜嗷怪叫，喧闹了起来，纷纷要求补发朝廷拖欠的工资，还有的干脆连薪资也不要了，就乘这乱哄哄的当口，星夜逃走了。刘松山实在弹压不住，只好让那些太能闹的士兵离开，这才勉强把队伍拉到曾国藩为他指定的黄河故道。
接下来曾国藩调拨原来曾国荃的部队。这支部队共计十六营，原计划裁撤十二营，留下四营。曾国藩本打算从这四营中给自己建立一支亲卫队，却不料，闻知要北上剿捻，十六营战士纷纷写血书表态：让我回家，让我复员转业，我不想打仗了……
唉，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曾国藩仰天叹息。
勉勉强强才从湘军中凑出来九千人，曾国藩欲行剿捻，就只能寄望于李鸿章的淮军了。却不料，当李鸿章调刘铭传、张树声及周盛波三支队伍时，此三人齐齐上书称，他们是淮军，只认李鸿章，不晓得曾国藩是哪棵葱，坚决不乐意听从曾国藩指挥，请另请高明吧。
听了诸将的表态，李鸿章心里既兴奋又幸福，就苦口婆心地给兄弟们做工作，承诺他们虽然由曾国藩指挥，但如果他们对命令不满意，可以向自己投诉。这可好，曾国藩这边还没有开始，以后就只能听弟子李鸿章的指挥了。
湘军不想上战场，淮军不肯听指挥，这就够曾国藩喝一壶的了。但朝廷还嫌他这儿不够热闹，又把僧格林沁的残部，包括僧格林沁的义子陈国瑞，也送到曾国藩这边来了。
那陈国瑞是眼高于顶之人，谁的话也不听，只认老僧王。而且他受僧格林沁的影响，对湘军、淮军极度蔑视。此行来到长沟，忽见淮军刘铭传部人手皆一杆锃亮的洋枪，这让陈国瑞大怒，当即喝令手下杀人夺枪。
陈国瑞这么个搞法，由来已久了。此前他无论在任何人手下，只要看到不顺眼的，想抢就抢，想杀就杀。他人长得俊，被他杀了的苦主只能四处告状，可告状的肯定俊不过他，所以陈国瑞无论闯了多大的祸，都有人庇护。而他的手下更是骄横，听了命令就立即杀入刘铭传的队伍之中，大砍大杀，顷刻间数十名淮兵已经身首异处。
可是这刘铭传原本是淮上第一条好汉，也是大潜山第一个聚众竖捻之人。如果不是一阵怪风吹掉了旗子，刘铭传以为不祥，从此收手，否则这淮上天地，别的小捻子未必有机会。而且，自打刘铭传随李鸿章去了上海，就被李鸿章视为淮军第一利器，把刘铭传部交由英国人训练，其洋枪之犀利、将士之凶悍，比之盛时的湘军有过之而无不及。
眼见这陈国瑞竟敢老虎头上拍苍蝇，刘铭传大怒，当即下令开枪，只听砰砰砰之声不绝于耳，当场将陈国瑞手下五百死士统统打死，只余下陈国瑞一个人。这下子陈国瑞吓坏了，才知道刘铭传不是受人欺负的主，情急之下逾垣而走，被淮军包围，梯而下之。
刘铭传俘虏了陈国瑞，将其关在一间小黑屋里，每天只给半碗稀粥，饿不死你，却绝不让你吃饱。如此多日，陈国瑞哭泣告饶，说：“这五百死士，是我称雄沙场的全部本钱，如今被你突突突杀了个精光，以后我真的没咒念了。”
刘铭传哈哈大笑，放他离开，然后给曾国藩写报告投诉陈国瑞。而陈国瑞回去之后，也写报告向曾国藩投诉。
接到这两封投诉信，曾国藩皱起眉头，如此，还没到战场，这俩家伙先杀了个血流成河，倒是爽快，这件事可怎么处理妥当呢？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