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权谋曾国藩 > 第三篇 带队伍，有一支能打硬仗的团队是飞黄腾达的本钱 第十二章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曾胡治兵语录：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人们常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似乎不是科学的说法，但是，在一定时候、在一定情况下，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古人喜欢以“心力”解释自己的人生，从而从现实的痛苦挣扎中解脱出来。这就需要我们会“治心”。在曾国藩的军事思想里，也有“治心”的说法。但它不是真正的作战思想，而是在战争中，对心理的调整，或者说是一种释怀的方式。在老年时曾国藩更加重视心理的作用。当一个个困难猝然而来时，曾国藩能以一种淡定超脱的姿态面对一切，这就是他“心静如水”的外在体现。在晚清时代，只有曾国藩实现了用正确的判断力支撑起一支军队的神话。我不得不说这是时代的奇迹，是中国人精神发展的新境界。
太平天国以天京陷落而彻底灭亡。但这并不是说太平军被彻底消灭。在华北地区，依然有不可小觑的太平军残余部队，他们主要是赖文光部。后来，赖文光与皖北张宗禹率领的捻军会合，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军队，与清朝嫡系八旗部队展开了激烈斗争。此时，曾国藩方面正在全力裁军。因为朝廷对湘军的巨大势力始终心存疑忌，怕曾国藩功高震主。作为一个有儒家大师，曾国藩认为功成名就宜隐退休养，这才是明哲保身的最高境界。
为了实现这一梦想，曾国藩竭力劝说自己的弟弟曾国荃解散了他的军队。之后，湘军总兵力又削减了一半。朝廷看到这种局面，心中稍微安定。东南方一片太平时，西部和北方却依然有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本来清政府还不担忧这一股股分散的农民势力。但赖文光高举“光复太平天国”的旗号，回民起义军和在皖北发迹的捻军纷纷聚集到他旗下。赖文光迅速对这些军队进行了正规改编。改编之后的大军称作捻军，由于他们来自民间，每家每户的牲口都被牵来了，捻军的将士们每人都有一匹战马，甚至有人跨下有两匹。
赖文光不愧为太平军的英杰。他在军队中广泛配备马匹是为了提升部队的运动能力。他认为，中国疆域辽阔，先在国内运动起来，让清廷坐立不安。如果他们来进攻，捻军便施展他们擅长的运动战。清廷得知捻军势力已发展到非常强大的地步后，慈禧太后让朝廷唯一嫡系劲旅僧格林沁率部围剿。清政府觉得僧格林沁大军比湘军更强，所以剿灭捻军应如探囊取物一般。僧格林沁也跃跃欲试，非常轻傲。刚刚与捻军交锋，他便轻敌冒进。最后捻军拖着清军到处奔跑。一个月下来，清军跑了三四千里路。就连僧格林沁自己也马乏人疲，甚至连扬鞭策马的力气都没有，部队也不能集中在一起。
赖文光见时机已到，纵马回驰，疯狂砍杀清军。僧格林沁发现自己军队无心恋战，掉头就跑。此时，他已经筋疲力尽，浑身无力。捻军军士三步并两步，走到他面前，手起刀落，将僧格林沁的人头砍下来。僧格林沁阵亡的消息传到京师，慈禧太后惊愕无语。清廷唯一的王牌军就这样消亡了，慈禧太后在政治上的威信受到质疑。虽然黄河两岸已驻扎大量清军，但真正能打仗的，只有僧格林沁部。这支王牌军的全军覆没，让河南、山东，以及京津地区形势岌岌可危。
出于无奈，清廷不得不放弃对曾国藩的排斥和嫉恨态度，邀请曾国藩再次领军，破除捻军之大势。僧格林沁殉难五天后，朝廷向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连下五道谕旨，要求他率领湘军，克日起程，轻装上阵，北援剿捻。曾国藩接到谕旨，心中难免有所伤怀，因为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朝廷屡次对他打压，最终只能离开中央，在江南供职，并大幅度裁汰湘军。现在，朝廷又要他带兵打仗，发展湘军。他心中生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来。在激烈的心理斗争中，曾国藩安慰自己：无论形势如何，我都要静心，此为不惑之根本，我当识时务。就是说，曾国藩坚持“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的道理。之后，他毅然决定拖着老迈之躯，率军北上。在他心中，身为人臣，就要忠诚，即“守约”。
为了让曾国藩安心打仗，朝廷敕谕让李鸿章代行其两江总督职务，并调遣淮军刘铭传部随曾国藩北上。曾国藩感情上虽然有所不满，但还是守臣道，心情平静地率军出发了。1865年9月23日，湘军六营和李鸿章淮军两万多人顺利抵达前线徐州。刚刚落定营盘，曾国藩便上书朝廷，现在捻军风头正劲，四处冲杀。但是，此时黄河水势汹涌，他们断然是不能渡河北上的。在直隶方面，淮军潘鼎新的十个水师乘轮船急驰而来，北京防务工作非常严实。皇帝和太后大可安心。但他又指出，捻军势力发展迅速，如要彻底消灭它，必须充实清军实力，只此一法，别无他途。为了能尽快剿灭捻军，曾国藩提出战略不能一成不变，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必要的战略调整。因为捻军打的是运动战。
上书之后，曾国藩迅速制订了作战计划。针对捻军运动战的行动区域。湘军方面制定了“重镇设防”、“布置河防”的战略，并兼行“查圩政策”。首先，湘淮军大军不习运动战，而捻军的运动在几个重镇之间。根据这一点，曾国藩在安徽临淮、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江苏徐州几个重镇设防，并在捻军的根据地皖北布置少量军队对其进行阻击，捻军运动到一地就在一地对其进行猛攻。然后，就是在水上做足文章。为了防止捻军渡河逼近京师，曾国藩在运河与沙河之间筑起一座水上堡垒。布防军队由湘军和淮军共同支持。上面两战术都是战场上的，还有一个配合战场作战的工作就是“查圩”。捻军中，大量士兵由农民充当。曾国藩通过建立群众档案，即“查户口”的方式要求国民不得与捻军有任何来往，否则格杀勿论。这一措施的出台，使捻军的兵源全部被截断。查圩制度的实施对捻军的打击超过正面战场。
捻军部队人数越来越少，而且兵源供应不上。在皖北打了一系列败仗之后，湘淮联军很快就要取得决定性胜利。但这时，清朝廷却被捻军吓破了胆。慈禧太后突然要求曾国藩从徐州撤出，前往许州驻扎，以保护山西、陕西。年迈的曾国藩非常懊丧，身边人要他抗旨不遵，但他却语重心长地教育属下：“只要心诚，万事都有解决的办法。”很明显，曾国藩是不想违抗谕旨的，但他却想用心志的力量来弥补清廷决策上的失误。晚年的曾国藩，非常重视心志的力量。他认为顺心会无所不能。只要在战争中用严密的思维梳理心志，这样就能让战争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最后就能获得胜利。这次，他首先“顺”着朝廷，这是做一个好臣子的最重要准则，然后他要求一切顺心。他觉得，“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就是这个道理。
曾国藩无奈，但也不怨愤地在许州指挥大军作战。在徐州、济宁和周家口、归德等地连连战胜张宗禹大军。张宗禹不得不与赖文光会合，伺机反攻。就在这时，湘军中出现了一次内讧，成大吉部因粮饷不济而哗变。赖文光乘机窜入湖北，将大量湘军士兵吸引过去，扩充了其军事实力。该军迅速攻克黄陂，然后又全歼黄冈境内的梁洪胜部队。同时，张宗禹在西面运动，吸引湘军的注意力。曾国藩见状，更加感到朝廷决策的错误性。但他依然不怨恨，尽心竭虑地筹划反攻。他把作战能力强的刘铭传部改编成游击部队，在黄冈一线紧紧地盯住赖文光。几次猛烈冲杀之后，赖文光不得不全线撤退，转入河南境内，在河南和安徽边界线上与湘军周旋。
但清廷又对曾国藩不信任了，重新起用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和鲍超。曾国荃充任湖北巡抚，鲍超很快就率领两千人来到湖北。曾国荃虽然是自己的弟弟，但曾国藩觉得朝廷调他来是对自己实力的怀疑。曾国藩心中再次失落起来。但他安慰自己，认真打仗，剿除捻匪是第一要务，我不在乎心外之物。他在日记也写过，“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精神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心态调整好之后，曾国藩又开始布防工作。此时，捻军集中在河南、山东地区，可能会强渡大运河东去。曾国藩下决心，在运河沿岸构筑坚固的防御体系。这个工作他交给山东巡抚阎敬鸣完成。1866年6月，曾国藩又在朱仙镇到正阳关、沙河、贾鲁河一线构起防御工事。这样，湘淮联军就建立起以济宁、徐州、临淮、周家口为重点的四面防御体系，捻军只能在一个圈子里活动。
这一作战体系本来可以轻易将捻军消灭，然而天下动乱不断、国基不稳，就在四面防御工事快发挥作用时，陕西又发生农民起义，西面防线突然裂开一道大大的口子。这样，捻军又有了走逃之机。战斗在即，曾国藩又犯难了，因为兵力不够，他无法进行下一步作战计划。而现在对自己不满的人也越来越多。他感到了一种潜在的危险，但他依然坚持自己“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想法，努力地在战场上与捻军周旋。
捻军几次突围，想东渡运河，但都被湘淮联军坚固的防线阻挡回去。捻军全线撤回河南中部。由于被湘军断绝了兵源和粮源，捻军兵分两路撤退。一路由赖文光率领东行，仍在豫、鲁、苏、皖地区活动；一路由张宗禹、邱远才率领，向西进入山西、甘肃与回民起义军会合，另谋出路。
就在此时，那些对曾国藩不满的御史们开始参劾曾国藩，说他“怠慢军机”、“狂妄自大”、“刚愎自用”，要求朝廷撤除他钦差大臣之职。朝廷此时很不耐烦，将参劾奏章交给曾国藩看。这让曾国藩颜面丧尽，心中一阵阵伤感。８月月底，朝廷任命李鸿章督理湘淮军防务。10月，朝廷得知捻军攻入陕西，将发泄的矛头直指曾国藩，曾国藩顿时处水深火热之中。之后，朝廷干脆下谕，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总理前方战事。曾国藩被迫回到江南两江总督府。
在最后的日子里，曾国藩心中非常痛苦，但他没有抱怨，只是努力地让自己冷静下来。他一心坚持“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治心哲学。
临走之前，他要求李鸿章务必遵行河防战略。李鸿章如法贯彻，最终，湘淮联军彻底将捻军消灭，清王朝稍显回光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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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作坊老板和一位画家无意中谈到他的成功秘诀。原来，并不是作坊老板工资开的比别人高，也不是因为他那里有什么著名画家。他告诉那画家：到我们这里来，我对每一位画家都以月计工作量，而不是要求画家每天完成多少量。因为画画是非常有创造性、需要灵感的工作。每天持续让画家一刻不停地画画必然会降低画作质量。在我这里，画家没有感觉时可以休息几天，等思如泉涌时，再挥毫创作，他的画作质量一定更高，而且能高效率创作，反而比每天一刻不停的画家创作得更多。
世人知道这一秘密之后都非常感慨：原来这老板了解画家创作的心理，顺应创作规律做事。当画家们创作欲望骤生时，那工作起来自然效率更高。由此可见，这位老板的管理思路很特别，但很多老板急功近利，无法摸透画家的工作心理，所以才在竞争中一个个地落败下来。
在法国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是这样，在中国也同样如此。很多中国企业在竞争中渐渐意识到业绩能力与管理进步程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培养员工，让员工顺心顺意地工作是管理者最需要关注的问题。
在一家大型汽车销售公司，由于市场中院落很大，老板想在空地上摆设两座花山。老板亲自打电话到花市上订购了800盆鲜花。第二天，花农将花山铁架和800盆鲜花全部送到公司大院里。但沟通之后才发现，花农只送货，不负责布景。反复交涉后，花农依然坚持不布景。这下让老板的经理们犯愁了。于是一个部门经理上前道：“花已经买来了，不能不要啊。我们还是请员工来布景吧！”老板直了直腰板：“增加员工工作量会遭到非议的。”他停顿了一会，若有所思地又说：“但我觉得用好的激励方法，让员工建花山是可行的。”
老板觉得，如果硬将任务强加在员工身上，大家会反感，影响正常工作的情绪，会得不偿失。经过一番简单的商讨，老板毅然决定实施攻心战，即让员工成为主人，让他们像摆设自己家里花瓶一样布置花山。老板这考虑：现在我是老板，所以我想尽快布置好，但如果我让每一名员工都发挥主人翁精神，那一切就好解决了。按照计划，前期工作在午间休息时如期开始。
坐在员工中间，老板笑着说：“我们来讨论一下，谁能设计一个好看的花山布景？”老板身边的一个主管首先说了一下自己的想法。之后，员工们开始各抒己见，有的甚至提出独立的方案。老板看场面越来越热烈，于是站起来高兴地说：“好的，那我们分两组讨论，看哪个方案最切实可行。”上班之前，员工内部形成两个方案，老板拿在手上，皱着眉头：“哪个建起来更好呢？”员工们大声地喊：“不用评比，我们把它布置出来就知道孰优孰劣了。”老板看出员工个个跃跃欲试，觉得自己目标达到了。于是大声地道：“好的，那傍晚下班大家就比试一下。”员工们情绪激昂地点着头。
傍晚下班后，老板还没有到院子里，员工们就开始各自布置起花山了。他们一边布置一边讨论着，好像自己是一个专业的设计师似的。本来这是一个苦差使，但加入自己的设计理念，这个工作变得趣味无穷。两个小时下来，两座花山全部布置好了，老板走过来热情地拥抱每一位员工：“好了，你们打了个平手。”员工们看着自己的成果，心中更是美滋滋的。老板在花山前与员工合影留念，这小小的奖励让员工与老板的距离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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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法管理学：在生活中，人们常常说不能空穴来风，做事一定要扎实，有根据。是的，这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不注重主观上的变化，管理者和企业家们也很难在事业上有所作为。心顺了，一切就稳定了。一个团队也是如此，如果没有稳定团结的“心”，那它就无从获得成功。其实，世事都是如此。
向心力让一切靠“心”完成
在曾国藩的治军思想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那就是 “治心”。但这与传统的唯心是有思路上的区别的。因为曾国藩说“治心”是为了战争的需要。也就是说，在军事行动中，有很多认为可以控制的局面，在这方面，曾国藩总是用“治心”的方法来完成。例如，在建设全军士气上，曾国藩就有非常独特的一套方式。总的来说就是以上将之魄力影响全军。因此就能提升百战不殆的士气。但这里我们不说这个，我们只说曾国藩晚年带兵的“治心”哲学。
在剿捻军的战斗中，曾国藩用实干说话，却落得个落魄而归的结局。但是，曾国藩是有智慧的人，他在朝廷百般摆弄之下，依然保持自我。就是在朝廷任命李鸿章督理徐州前线军务时，曾国藩也没有乘机做动作。因为他知道，只要自己心静，那大局就静。这对剿捻战争至关重要。虽然他在内心深处不满于打压他的清廷。事实上，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实现一个目标，那就是使湘淮联军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一心作战。曾国藩认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如果有一念之差，导致大军军心动摇，那曾国藩必将从盖世功劳的显位上落到禽兽不如的地步。这也不符合他明哲保身的思想。
在今天，虽然我们不再依靠“治心”来实现工作上的理想。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忽视“治心”的力量。如果我们的管理者能从员工的心理渴望和需求出发，制定出人性化的管理机制，那企业的竞争能力就会明显增强，员工的工作热情自然而然会被调动上来，形成具有战斗力的向心力。
大量的企业管理实例告诉我们，管理员工的根本还是要切实为员工着想，由此，多少要将员工个人需求考虑进去。好的管理团队并不是无懈可击，而是它能随势而动、随时而动和随心而动。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在合作和竞争中打造企业向心力。曾国藩用顺从心志的方式提升军队的向心力、战斗力。在今天的企业中，我们更需要了解员工心理，然后顺应它，并切实可行地锻造企业向心力、竞争力。这就是因“心”打造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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