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 > 第19节 胡乔木回忆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的运动，包括各个部门和各级干部在内，文艺界和文艺工作者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文艺界的整风有文艺界的特殊内容。
按照中央领导的分工，文艺界的整风运动由毛主席分管。
当时延安究竟有多少文化人?没有做过详细统计，1944年春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说延安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成百上千”，又说“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这给了我们一个大概的数字。这些文化人的绝大部分都是抗战爆发后一两年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汇集到延安的。他们有的是受党组织的派遣，更多的则是出于对延安的仰慕心情投奔光明而来。
毛主席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领袖，深知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战线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所以自西北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后，他就分出一部分精力来抓文艺工作。同时，毛主席又是一位文学造诣很深的人，他的诗词和散文都具有很强的文学魅力，这又为他联系文化人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延安不少重要的文艺团体和单位，如中国文艺协会、西北战地服务团、鲁迅艺术学院、边区文化协会、抗战文工团、民众剧团等，都是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大力支持下成立和开展工作的。许多知名的以至不甚知名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每当毛主席看到一篇好的作品问世，他都会表现出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1938年5月，他得知诗人柯仲平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受到群众的欢迎，便立即索要诗稿，亲自批道：“此稿甚好，赶快发表。”不久即连载于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面。1939年5月，他看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据冼星海的描述：“当我们唱完时，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都站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这些无疑都是对文艺家们的巨大鼓舞。
在延安文艺运动兴起之初，毛主席就多次发表讲话，阐明他的文艺观点。
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县(今志丹县)成立时，他号召文艺家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
1938年4月10日，毛主席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典礼上论述“艺术的作用和使命”。他把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原苏区文化工作者称作“山顶上的人”，把由上海、北平等城市奔赴延安的文化工作者称作“亭子间的人”，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他要求这两部分人都不要以过去的工作为满足，都“应该把自大主义除去一点”。“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他还特别讲到：“亭子间的‘大将’‘中将’”到了延安后，“不要再孤立，要切实。不要以出名为满足，要在大时代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
4月28日，毛主席再次到鲁艺发表演说，论述怎样做一个艺术家。他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远大的理想”。“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第二，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艺术家的“大观园”是全中国，“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第三，要有“良好的艺术技巧”。技巧不好，“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
1939年5月，他为鲁艺成立周年题词，提出“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主张。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演，明确规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他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把毛主席上述主张同他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联系起来，不难看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作家应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这是他一贯坚持的文艺思想。
由于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重视和提倡，同时由于全民抗战热潮的推动与成百上千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抗日文艺运动获得蓬勃发展。正如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所说的：“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文艺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抗战事业的进行，繁荣了根据地的文化生活。
但是，就当时涌进延安的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来说，他们尚没有真正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化。他们的思想感情还需要有一个改造的过程，对革命根据地的生活还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问题上，还需要有一个从口头承认到彻底解决、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发展过程。就是说，在大多数文艺工作者身上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弱点。当抗日战争困难时期到来后，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他们之中一些人所具有的思想弱点，就更加突出地表现了出来。
对于主要是1940年以后延安文艺界暴露出的问题，在整风后期的一份文件中曾作了这样概括：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现在还是“杂文时代”。从这些思想出发，于是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的方面纠纷也是层出不穷。”这里的概括是符合实际的，其中列举的观点，有的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出来的，有的是作家们在同毛主席交谈时谈出来的，有的则是在文艺座谈会期间反映出来的。以下几方面问题尤为明显：
首先，是所谓“暴露黑暗”问题。一个时期，“暴露黑暗”、“不歌功颂德”、使用“讽刺笔法”、“还是杂文时代”等主张，几乎成为一种时髦。《解放日报》文艺专栏和一些文艺刊物上，也有宣传这类主张的文字发表。有人在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不歌功颂德的。”
其次，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以鲁迅艺术学院为例，其办学方针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从1939年强调“正规”和“提高”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倾向发展起来。大戏、洋戏充满了舞台，而且影响到延安的整个演出界。讲写作，就是契诃夫和莫泊桑的小说。鲁艺的新校址桥儿沟，紧邻农民的场院，但不少教师却关在自己的窑洞里，不与农民往来。前方的文艺工作者对鲁艺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堡垒里的作家为什么躲在窑洞里连洞门都不愿意打开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提高是否就是不叫人看懂或‘解不了’?”前方缺乏剧本、歌曲，但鲁艺提供出来的就是大、洋、古的东西。这是很尖锐的批评意见。延安整风开始后，鲁艺领导人也主动检查了这方面的问题。
第三，是学习马列主义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这在延安一些文艺工作者中也存在着模糊认识。作家欧阳山曾批评过“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的观点。但也有的作家主张不要把“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套在文艺上面。
第四，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相当多的作家由于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又只在知识分子中找朋友，所以就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甚至对知识分子的缺点也加以同情、辩护和鼓吹。反之，对工人农民则缺少接近和了解，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像毛主席所说的：“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文艺界没有真正解决为什么人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
第五，是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在文艺界发生的数不清的争论中，当然有些是有意义的，但也有许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甚至是彼此攻击，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挑起争端。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就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又被带到了延安，影响着文艺工作者的团结进步。
党中央和毛主席看到了上述种种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并没有构成延安文艺界的主流，但它们对抗战和革命事业是不利的，也阻碍着文艺本身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系统地制定党的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党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
如同解决其他重要问题一样，为了召开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他给许多作家写信，找了许多作家谈话，对有些人，信不止一封，谈话不止一次。他让作家们帮他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工作的意见。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代部长凯丰等也分别找作家谈话。根据一些当事者的回忆，毛主席约去谈话的文艺家有丁玲、艾青、萧军、舒群、刘白羽、欧阳山尊、草明，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多人。
丁玲是抗战前夕第一个从大城市到达陕北苏区的名作家，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者、领导者，在“文抗”、“文协”中都有职务。她到陕北后，写过不少以人民军队将领和群众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从1941年9月至1942年3月，她担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她的《三八节有感》，曾受到贺龙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批评。毛主席同丁玲有过多次交往，座谈会前同她的谈话，主要是就文艺批评问题交换了意见。
艾青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周恩来同志的鼓励和资助下，同罗峰等一起到延安的。不久，即先后受到张闻天同志、毛主席的接见，相继担任了“文抗”理事、《诗刊》主编、边区参议员等职务。文艺座谈会前，毛主席三次给他写信，两次约他面谈。交谈之中，毛主席对当时发表的某些文章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艾青恳切地要求毛主席亲自“开个会，出来讲讲话”，他并把自己写的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不仅自己仔细阅读了艾青同志的书面意见，而且把它交给几位政治局委员传阅。毛主席尤其在“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上，对艾青谈了自己的看法，艾青也就根据当时对毛主席所谈看法的理解，修改了他的书面意见，后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萧军1938年3月第一次到延安时，毛主席就曾亲自到招待所看望他。1940年6月第二次到延安后，担任“文抗”理事、《文艺月报》编辑、延安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等职。从1941年8月至1942年5月，毛主席写给萧军的信共有10封之多。其中4封写于1941年8月，4封写于1942年4月，两封写于文艺座谈会期间和其后。萧军性格豪爽，有才华，但固执、孤傲，看问题有些片面和绝对化，尤其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因为不赞成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的某些内容和《解放日报》没有刊登他们几个人同周扬商榷的文章，而负气要离开延安。他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对他作了开导，随后又于1941年8月2日写了第一封信。信写得非常坦率诚恳，既有批评，又有表扬，并指出了努力方向。信中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1942年4、5月的6封信，都同座谈会有关。毛主席还同萧军两次面谈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问题。
刘白羽当时担任“文抗”的支部书记。毛主席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要刘白羽找“文抗”的党员作家先行座谈，听取意见。在同毛主席交谈中，刘白羽提出人犯了错误怎么办的问题，毛主席回答说：在哪里犯的就在哪里改，如果是写了文章，影响更大些，应该是在哪里发表的就在哪里改正。
欧阳山尊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草明是该室研究员。毛主席同他们谈话中，除就作家的立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为什么人等问题交换意见外，还对草明提出的“文艺界有宗派”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宗派主义也是个原则问题，但只有确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到工农兵中去改造思想，宗派主义问题才能解决。
同鲁艺教员们的谈话，是集体进行的。谈话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有“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作家与群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幻想与牢骚，“人性”与“人类之爱”，李白与杜甫，《聊斋志异》与今人作品等多方面问题。
文艺座谈会于1942年5月2日下午开始举行，地点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会议室。请柬是以毛主席、凯丰两人名义在座谈会前几天发出的，上面说明开会的目的是“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除毛主席、凯丰以外，当时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康生等也都出席了会议。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文艺工作者连同中央和一些部门负责人，共一百余人。座谈会举行过三次全体会议，有几十位党内外作家发言，毛主席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三次会议。
在5月2日的第一次会议上，首先由毛主席作“引言”。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这种风趣的说法，不但形象生动，而且表明了他对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的一种崇高的评价。当然后来正式发表时，还是改成了更有概括性的语言：“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毛主席根据文艺工作本身的任务和延安文艺界的状况，提出立场、态度、工作对象、转变思想感情、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五大问题，要大家讨论。座谈会上，不少作家争先恐后地发言，有的谈自己的见解，有的对其他人的发言提出不同意见。这次会后，报纸并没有作报道。5月14日，萧军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之我见》，文章开头说：“五月二日由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举行过一次‘文艺座谈会’，作者为参加者之一”，这是第一次在出版物中报道了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消息。该文于6月12日由《新华日报》转载，又把这一信息传递到了国统区。
5月13日，延安戏剧界四十余人集会，座谈剧运方向和戏剧界团结等问题。会议从早到晚，开了整整一天，中心是“文艺运动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一两年来延安的“大戏热”是一种偏向，不适当地强调了提高，忽视了广大工农兵的需要，自觉不自觉地把观众对象局限于机关公务人员、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以后应更着重于普及工作。但普及与提高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呢?大多数人认为普及和提高是同一工作的两方面，要有精确的分工，又要有有机的联系；另一些人认为应把两者分开，使它们各自专门化起来。这次会议既是对毛主席“引言”的响应，又为他10天后作结论提供了重要资料。
5月16日召开座谈会的第二次会议。整天时间，毛主席都在认真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并不时地做着记录。有几个人的发言格外引起与会者的注意。一位作家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讲了一个多小时文学基本知识，引起大家的不满。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根据自己几年来在前线和农村工作、学习的体会，讲了前线部队和敌后群众对于文艺工作的迫切需要，以及实际斗争给予文艺工作者的教育，认为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分光，这样做似乎付出很多，但实际上学到的东西更多。他呼吁延安的文艺干部到前方去。从毛主席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发言很满意。柯仲平报告了民众剧团在农村演出《小放牛》受欢迎的情况，说：不要瞧不起《小放牛》，我们就是演《小放牛》，群众很喜欢，老百姓慰劳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都吃不完，装满了衣袋、行囊和马褡。他的发言引起大家的欢笑，毛主席也很高兴，但他说：如果老是《小放牛》，以后就没有鸡蛋吃了。会上继续有人发表“人类之爱”和“爱是永恒的主题”、“不歌功颂德”之类的言论。
5月23日召开的第三次会议，气氛更加热烈。朱老总在下午最后发言，他针对前两次会上出现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情绪指出：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得由工农兵群众批准。不要怕谈“转变”思想和立场，不但会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说，他自己就是看到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而由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共产党、八路军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朱老总的发言深入浅出，生动有力，很受文艺家们欢迎。他发言后，由摄影家吴印咸为与会者摄影留念。
毛主席作“结论”时，已是晚饭之后。由于人数增加，会址只好改在广场上。在煤气灯光下，人们专注地听着毛主席的讲话。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全部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在对这个根本问题给以充分的马克思主义阐述的基础上，对座谈会之前和座谈会期间延安文艺界反映出来的思想观点，一一分析、辩驳。他希望文艺工作者积极投入整风运动，划清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种思想、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两种区域的界限，毫不迟疑地同新的群众结合起来，克服“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写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
座谈会后的一周内，毛主席又两次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对座谈会讲话内容作进一步申述。
第一次是5月28日在整风高级学习组的会议上。他指出：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一个“结合”问题，“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与工人农民结合、与军队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为了实现这几个“结合”，又必须“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即“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坏，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这是“结合的基础”。党的政策就是“要小心好好引导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艺术家，自觉地不是勉强地、慢慢地和工农打成一片”，“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如此才能写好工农，教育工农。他把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区别为两种，一种是某些作家发表了含有错误内容的文章、作品、言论，他认为这“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原因在于这些作家“根本都是革命的”，“某些时候或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部分的性质”。另一种是作家“头脑中间还保存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个东西如果不破除，让它发展下去，那是相当危险的”。这后一种是“最基本的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文学艺术为工农，服务于工农大众，向工农大众普及，再从向他们普及中间来提高他们，这些问题也都可以解决”。总之，毛主席这次讲话所强调的文艺界的基本问题，就是一个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这同全党整风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讲话中，毛主席还指出，在文艺创作上，不仅要反对只讲艺术性而抹煞革命性的倾向，也要反对只讲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的倾向，应该把革命性与“艺术形态”这两者很好结合起来。
第二次是5月30日在鲁艺。他提出著名的“小鲁艺”、“大鲁艺”的观点，提出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只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学习，这个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鉴于鲁艺曾有过的片面强调提高的倾向，毛主席说：长征经过的毛儿盖地方有许多又高又大的树，那些树也是从豆芽菜一样矮小的树苗苗长起来的。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
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事前备有一份提纲。提纲是他本人在同中央其他负责人和身体工作人员商量后亲自拟定的。讲话时有速记员作记录。整理的时候主要是调整一下文字顺序，使之更有条理。毛主席对整理稿表示满意。但稿子整理后并没有立即发表，其原因，一是他要对稿子反复推敲、修改，而他当时能够抽出的时间实在太少了；二是要等发表的机会。到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7周年时，讲话全文正式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由于受当时猛烈进行的“抢救运动”的影响，讲话稿发表时，加进了一些不适当的言辞。如说在中国，除了封建文艺、资产阶级文艺、汉奸文艺之外，还有一种“特务文艺”；在文艺界党员中，除了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以外，还有一批更坏的人，“就是组织上加入的也是日本党、汪精卫党、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特务党，但是他们随后又钻进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挂着‘党员’和‘革命者’的招牌”。这些原来讲话所没有、同全文精神极不协调的不实之词，在建国后把《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完全删除了。
谈到建国后毛主席对《讲话》的修改，除上面所说的情况及一些文字上的加工和引文的重新考订外，还应提到一些提法的改动。这些改动说明了毛主席对文艺上的某些重要问题作了进一步思考。这里只举两个例子。一是关于文学遗产的借鉴与继承问题。原稿的提法是：对古人和外国人的文艺作品，“我们必须批判地吸作为我们的借鉴”，“但这仅仅是借鉴而不是替代”。《毛泽东选集》相应的句子改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的借鉴”，“但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作。”这里虽然主要是加进了“继承”二字，但却是对一个文艺理论问题所作的原则性的变动。因为对文学遗产，有些就是只有继承，根本谈不到是什么借鉴。如诗体、语言之类。今人写七律，写菩萨蛮，就诗体而言，只是继承。各时代的语言尽管都有创新，但作家不可能离开历史形成的语言传统，另外创造一套语言。二是在论到一些文艺工作者“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问题时，原稿说：这些同志“与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有些不同的”。《毛泽东选集》把“有些”二字去掉，改为“是不同的”。这也是原则性的改动，划清了两种脱离群众的根本界限。
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把延安文艺家们的思想引入一个新的境界。文艺界的整风虽然在座谈会之前就已开始，但真正开展起来，则是在座谈会之后。从这时起，文艺界出现了一种从来没有的自我反省、相互批评的风气。
6月11日，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对她主编《解放日报》文艺专栏时允许《野百合花》发表及她自己的《三八节有感》一文在“立场和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作了检讨，并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了自己在整顿三风中的收获。她说：“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翻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然而，“这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她要“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快”。这段话表明了一位有成就、身上又有着小资产阶级弱点的作家，在毛主席的启迪下所发生的思想认识上的超越。这也正是丁玲后来在文艺创作上取得卓越成绩的新起点。
写过《还是杂文时代》的罗烽，把他来延安后写的几篇文章送交毛主席审阅。6月12日毛主席亲笔回信，对他既鼓励，又批评，希望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这对推动作家的进步，起了巨大作用。
6月中下旬，“文抗”和文协先后召开四五十人参加的座谈会，许多作家都进行了严格的自我反省，表示决心彻底扫除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延安的作家们还不可能立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大批地、长期地下厂、下乡、下部队，因为整风运动还在进行中。座谈会刚刚开过，艾青就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到前线去，毛主席回答他：目前还是“希望你蹲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再到前方，切实研究农村阶级关系。因此，一段时间内，作家们还只能是在整风学习中一面反省、一面探索。创作和演出大众化的作品，挖掘和运用民间已有的文艺形式，吸引更广泛的群众参加文娱活动，成为文艺家们的第一步追求。
1942年9月，延安文化俱乐部建筑街头艺术台，举办“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三种大型墙报，分别由张仃、艾青、鲁黎等负责编辑。音乐界也提出要使音乐活动“走向街头，面向工农兵”。10月，延安诗界举办诗歌大众化座谈会，提出由创作“大众化”的诗到创作思想感情语言都同于工农兵的“大众的诗”，以至帮助大众诗人创作“大众自己的诗”的主张。这些活动和主张都表明了文艺家们对贯彻文艺座谈会精神的积极态度。到1943年春节期间便出现了大规模的、为陕北人民喜闻乐见的“秧歌运动”。首先是鲁艺的秧歌队扭遍整个延安城，并演出街头秧歌剧《兄妹开荒》等，得到延安人民的欢迎。毛主席称赞他们已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之后，秧歌运动在延安普遍展开，由鲁艺而各剧团、各机关学校；又由延安而陕甘宁边区，由陕甘宁边区而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扭秧歌和演秧歌剧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喜爱和积极参加的艺术形式。
毛主席对大众化的秧歌运动极为重视。在1944年3月召开的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他特别称赞了秧歌剧所起到的教育作用，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早几年那种大戏、小说，为什么不能发生这样的力量呢?因此它没有反映边区的经济、政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慢慢的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有广大的群众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群众，真正的反映经济、政治，这就能够有指导作用。”他要求多组织秧歌队，一个区至少搞一个。恰在这时，艾青根据他在中央党校领导秧歌队的体会写了《秧歌剧的形式》一文，对如何创作秧歌剧的许多问题都作了论述。他认为：秧歌剧所以能够很快的发展，主要是因为它体现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与群众结合，内容表现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形式为群众所熟悉所欢迎。毛主席看到这篇文章非常高兴。5月，他专门写了一封信，赞扬文章“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几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建议除在报上发表外，还可印成小册子，以起“教本的作用”。他还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艾青遵照毛主席的意见，对文章作了一些改动，不久，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后又出版了小册子。
1943年3月，延安整顿三风学习基本结束，文艺界很快掀起下乡运动。此前，一些作家已开始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接近群众，创作反映工农兵形象的作品。1943年2月，文化界二百余人举行欢迎边区劳动英雄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表示接受劳动英雄们要他们“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意见。同月，艾青创作了长诗《吴满有》。他把诗稿首先念给吴满有听，征求吴本人的意见，直到吴满有表示没有意见为止。艾青由于写了这样一些优秀作品，后来被评为边区甲等模范工作者。青年木刻家古元，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创作了大量反映陕北农村生活的作品。他的木刻拿到大后方展出，引起了重庆文化界的轰动。
3月10日，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动员文艺界下乡。凯丰、陈云、刘少奇、博古等领导人都在会上讲了话。其中尤以陈云同志关于“文化人是以什么资格作党员的”讲话，给作家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陈云同志指出：绝不应抱着“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的态度，而应树立首先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分工”的观念，一不要特殊，二不要自大。
这次动员会后，作家们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拥护党中央的号召，并很快见诸行动。延安各剧团也几乎全部下乡巡回演出。这是延安文艺界的一个重大的举动，在中国文艺运动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的广阔的生活天地，给作家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使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毛主席以欣喜的心情注视着作家们在新的创作道路上取得的每一个成就。
1944年初，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毛主席观看后很快写信向他们“致谢”，如大家所知道的，赞扬他们把“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打破了旧戏舞台上把人民当成“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的局面，使“旧剧开了新生面”。他把这一工作同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的工作相提并论，说这“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
同年6月，丁玲、欧阳山尊在参加边区合作会议后，分别写了《田保霖》和《活在新社会里》。因为作品描写了新人新事(两文的主人公田保霖和刘建章都是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表明了作者在投入新的斗争生活后取得的进步，所以毛主席极感快慰，专门派人送信给丁玲、欧阳山尊。信中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毛主席不止一次表扬丁玲，说她下乡，到群众中去，写出了好的文章和小说。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主席的讲话，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界也发生了很大影响。1943年3月15日，《新华日报》正式刊登了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和毛主席发表讲话的消息。1944年1月1日，《新华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以摘录和摘要的形式刊登了讲话的主要内容。4月，林伯渠同志作为中共代表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何其芳、刘白羽同志奉命随同前往，作大后方文艺调查工作，并负责向那里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介绍座谈会和整风情况。他们遵照恩来同志的安排，到重庆后首先找到郭沫若同志作了详细介绍，然后由郭出面召集座谈会，介绍和学习《讲话》内容。郭沫若、茅盾、夏衍等都发表文章或谈话，畅叙体会，表示共鸣。郭沫若连续以《一切为了人民》、《向人民大众学习》、《走向人民文艺》等为题，发表多篇文章，号召进步作家“努力接近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生活、希望、言语、习惯，一切喜怒哀乐的外形和内心，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复到人民的主位”。夏衍对延安的秧歌剧十分赞赏，他认为三十年来的话剧历史，就是“三十年城市小市民的话剧历史”，只有在延安，文化才走上了“重点放在最大多数的工农之上”的道路，“这不单是现阶段文化文艺工作的正确指标，而且也是有了三十年历史的新文化运动划时代的转变，与最正确的解决”。
《讲话》也在世界各国受到众多进步作家、评论家的热情肯定和高度评价。1945年12月有了《讲话》的朝鲜文本，这是最早的外国文译本，几十年来已有五大洲几十个国家把它译成本国文字出版。
历史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五十年来中国文学艺术的整个历程与毛主席的讲话密切相关。《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种谷记》、《高干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原动力》……这一部部为人熟知的作品的名字和全国解放后众多的优秀文艺作品的问世以及它们创作的过程，说明了《讲话》对中国文艺事业的伟大推动作用。
《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期间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文学事业的发展，而且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讲话》主要有这样两个基本点：一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二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这两个基本点上，《讲话》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
当然，对《讲话》也不能搞“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那一套，因为《讲话》也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必然带有其历史局限的一面。对此，应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
《讲话》正式发表后不久，毛主席说：郭沫若和茅盾发表意见了，郭说：“凡是有经有权”。毛主席很欣赏这个说法，认为是得到了一个知音。“有经有权”，即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毛主席之所以欣赏这个说法，大概是他也确实认为他的讲话有些是经常的道理，普遍的规律，有些则是适应一定环境和条件的权宜之计。
比如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这是普遍的原则。但具体到一个专门家来说，如何贯彻这一原则呢?当时毛主席要求专门家去注意“群众的墙报”、“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和“小剧团”、“群众的歌唱”、“群众的美术”，要像“高尔基在主编工厂史，在指导农村通讯，在指导十几岁的儿童”一样(按：这一句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删掉了)，帮助与指导普及工作者，并向他们学习，从他们那里吸收群众的营养，来充实丰富自己。这种要求，在当时战争和农村的环境下，为了纠正文艺家们一个时期内比较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是有其合理性、必要性的；但这种要求从来没有贯彻过，也不可能做到。如果文艺家们都这样去做，就无法从事自己的创作了。艾青同志可以写出《秧歌剧的形式》的文章，但他不可能具体地去修改民间秧歌剧。再如，作家必须深入生活，这是普遍的规律，但要求每个作家都长期地下厂、下乡、下部队，也是不可能的。1944年春，毛主席提出“要搞七千知识分子下去”，“甚至可以把整个延大、整个行政学院解散下乡”，搞“放假旅行，真正学习本领”。这当然更是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权宜之计了。
五十年后的今天重读《讲话》，它的深刻的思想性和说理性，仍使我们每一个相信真理的人感到折服。它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基本内容，将使我们长久地受到教益。
(摘自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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