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为《爱尔那尼》出力作战，后来又为《玛丽恩·德·洛尔姆》继续效忠的战士中间，哀内斯德· 德·萨克斯-辜步是最热烈的一员。他是美少年，无论到哪里，他英俊的相貌必定为人所注目。他母亲是希腊人，合乎雕塑的古典式美人；他很象他母亲，只多了撒克逊式的金黄色头发和蓝眼睛。他和母亲住在巴黎，父亲萨克斯-辜步公爵给他们母子一笔生活费； 他很少和人往还，几乎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然而在艺术活动上却很积极，爱发议论。在《爱尔那尼》的演出中，他每晚回家，在墙上乱写作者的名字。他常到乡间圣母堂路；雨果迁到让-古庸路之后，萨克斯-辜步不让塞纳河隔绝他和雨果的往还，也迁居到让-古庸路。
一八三二年三月，大家几天没有见到他，觉得奇怪，到他家去探望，原来他卧病在床。医生说，他害的是肺炎，但是无妨，只要人们说服他母亲按照医方行事。
可怜的母亲爱儿子爱到盲目地步。她认为医生要把她儿子饿死，固执地叫他进食，以为如此可以增加病人的体力，不知却增加了疾病的力量。雨果找她谈一次，她允许尊重医生的嘱咐，而其实不然。
有一天夜里，雨果突然惊醒，发现床前跪着一个白色的魅影，一面哀号，一面扯他的手臂。 那是萨克斯-辜步的母亲，她半身裸露，披着一头散发，求雨果快去救她的儿子。
“赶快，只有你能救他！立刻就去，立刻就去！”
雨果起身， 但是，萨克斯-辜步母亲身后跟着一个仆妇，她告诉雨果：——萨克斯-辜步已经死了。
在死者的房间里发生了惨绝的景象。可怜的母亲在世上只有这孩子是她唯一的亲人，她不信儿子已经死掉，硬说他只不过身上有些凉，爬上床，抱住他，给他和暖，发狂似的吻着象石板一样冰凉的脸颊。忽然，她觉得一切已经绝望，站起身，神色如狂，惨声叫道：“他死了。”
雨果伴着死者的遗体和他母亲熬过一夜。找来的医生，听说病人突然身死，深为吃惊。盘问的结果，知道当天晚上，病人又吃了一顿东西。
为了使母亲保留一点儿子的遗物，雨果把路易· 贝隆射找来，叫他画了死者的遗容。死者的丧葬等事也全由雨果料理，死者的父亲偿还了一切费用。
“先生：
你的来信给我带来了噩耗。我不能信这是真事，变故的不幸和突兀令我十分伤心。来信中叙述我亲爱而优良的哀内斯德临终的情景也使我十分悲伤。我此刻太激动，不能表达心头的情绪。
命运使他处在一种非正式的地位。他离开了我，使我不能朝夕表示我对他的关爱。我一直关怀着他的生活，来信所述他临终的情景证明他没有忘掉我。
来信谈到他的遗容，和为他建立的纪念碑，请你把这遗容和纪念碑的图样，连同一切费用清单寄给我。你所垫付的两千法郎即此奉还。
你为我亲爱的哀内斯德的患病，尽了友谊的关切，又为他不幸的母亲给了许多照料，请你接受我恳切的感谢。
怀着深厚的敬意，敬致——
男爵先生
哀内斯德·德·萨克斯-辜步”
很长时间，维克多·雨果不能忘却突如其来的死亡和哀痛绝望的母亲所留的印象。到了夜里，他不能独自坐在家里，需要起身活动行走。
这年年初情景异常凄惨。人们已经预知霍乱要来。到时果然来了。人们一天天听着它蔓延的消息；预计春天要传到法国。它果然按时而至。它在巴黎造成的第二个牺牲者是让-古庸路的一个门房。 第二天已有二十多人受了传染；第三天，人数就要以百计了。
疫病最猖獗的时期，雨果的儿子小查理被人从学校里送回家，脸色苍白，病了。他一连呕吐几次，护送的仆妇说，他在学校喝凉水，现在有人在送水的水桶里放了毒药，所以孩子中了毒……这是人民对于新疫病的解释。雨果家的常年医生路易说，这只是吃了东西不消化的原故，答允回头再来看他。孩子躺在床上，病势略减，大家安了心，让他睡一会。忽然听见饭厅里有声音，跑去一看，只见孩子爬在水龙头下面，自己开了水龙头，在大口喝水。人们想把他抱走，他不肯走，说：“我要喝水，让我喝水。”正在这时，医生路易回来了说：“这是霍乱”
不多一会，孩子身体已经僵硬、发凉，象死尸一样，眼珠陷进眼眶，两颊陷落、发青，手指发黑，螺子瘪下去。医生的医方指示：在别的治疗之外，需要用法兰绒烘热蘸火酒不停地摩擦病人的身体。父亲亲自担负起这项工作，一整夜，他往来于病榻和火炉之间，把法兰绒绒热，然后用力摩擦孩子的皮肤。孩子还不停地呕吐，要水喝。孩子妖嫩的肌肉脱了皮，流着血，他也不大觉得前，只说一次：“别这么碰我，我痛。”他不停口地叫：“我口渴。”他的皮肤虽出血，但仍旧是凉的。
到第二天清早，体温和感觉才恢复过来，脸上有了血色。三天之后，孩子病愈，一家欢欣。查理可以自豪，他第二次作了执拗的父亲的孩子。
在这一时期，雨果家来了一位年轻客人，他讲话带南方口音，长着黑头发，黑胡子，脸色深红，张着两只聪明的眼睛。客人告诉雨果说：
他名叫格拉尼埃·德·卡沙涅克，图卢兹人，他在本乡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在大学里当一名文学教师。 他每星期上两次课， 又创办了一种自由色彩的报纸，名叫《爱国者》。他工作得很好，忽然有一天接到一封信，信尾署名维克多·雨果。信上感谢他在讲课中提到《巴黎圣母院》和《爱尔那尼》，并且赞扬他有能文善谈的双重才华。来信使他诧异的地方是，请他把复信，不是寄给维克多·雨果本人，而是寄到他的一个朋友家中，并附有这朋友的住址。不管怎样，能和自己可钦佩的人通讯总是高兴的，从此书信往来，日益频繁。巴黎来信时常提到对一个有才学的人埋没在外省表示惋惜；劝他早日离开图卢兹，到巴黎来。但是他说，他在图卢兹有一个讲座，一个报馆，而在巴黎则一无所有。来信说，他的讲座和报馆可以放弃，因为人们已经给他在司法部谋得一个秘书职位，年俸五千五百法郎。他很慎重，在未得委任状以前，还不肯放弃原来的位置。委任状果然寄来了，上面有司法部的钤记，一应手续完备无缺。于是，他辞去教职，出卖报馆，赶到真正名人学士聚汇之所。一下车，他一径跑到司法部，但是司法部说没有这回事，结果他承认，是受了别人长期的捉弄。
雨果读过《爱国者》的文章，觉得颇有可取，不愿意他自己的名字被人利用，陷害一个有才学的人，写了一封信给贝尔当先生。《评论报》有一个编辑蒲格内受任为驻外使馆馆员，卡沙涅克接替了他的编辑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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