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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赎情（2）
“沫若，有时真羡慕你的性格，比我开朗多了。你还记得，你去上海时我给你的信吗？”郁达夫笑道。
“怎不记得？你要我回上海之后，不要为十里洋场的流俗所染，更不要忘记了留在日本的安娜。真是语重心长，用心良苦啊！只是，依你之言，似乎沫若不是回国探索文学之路，而是去招蜂惹蝶似的！”
“达夫心直口快，冒昧了，得罪了！”
郭沫若大度地：“哪敢言得罪？是忠言才逆耳，不是朋友，谁给你说忠言？何况，我并不觉得它有多逆耳……噢，你先吃饭吧，要不凉了！”
郁达夫等护士又送了一份饭来，才和郭沫若一起吃。饭后，两人便在医院的小花园里缓缓散步，侃侃而谈。不知不觉中，夜色降临，淡淡的星光洒在他们的身上。
“沫若兄，上海新闻杂志界的情况怎样？”郁达夫问。
郭沫若摇摇头：“莫提起，提起心里就有气！上海的文氓字痞，懂什么文学！那些什么小报，《礼拜六》、《游戏世界》等等又大抬头起来，闹得挺欢，可都是些陈词滥调，而且无不流溢出麻雀牌和鸦片的气息！其他一些谈新文学的人，把文学团体来作工具，好和政治权势相接近。文坛的生存竞争非常险恶，他们那党同伐异、倾轧嫉妒的卑劣心理，比从前的政客们还要厉害。还有些讲哲学的人也是妙不可言，德文字母也不认识的，竟在那里大声疾呼什么Kant（康德）、Niezshe（尼采）。法文的‘巴黎’两字也写不出来的先生，在那里批评什么柏格森的哲学。你想，原著都没有读过的人，居然也能在那里大言不惭地批评！”
“这种情形，也难怪沫若兄义愤填膺！但是我国的鉴赏力，和这些文学的流氓和政治家，恐怕如鲍郎郭郎，正好相配。我们将来的杂志，若立论太高，只怕是阳春白雪，和者甚寡，孤立无援呢。”
“读者的鉴赏力当然要有所照顾，但也有赖我们去提高。再说，先驱者哪一个不是孤独之人？且尽我们的力量去做好了！”
“目下中国，青黄不接，新旧文艺闹作了一团，鬼怪横行，无奇不有。在这混沌苦闷的时代，若有一个批评大家出来叱咤风云，那些恶鬼，怕都要抱头鼠窜呢！”郁达夫情绪受到感染，激动地说。
“哈哈！那岂不快哉？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郭沫若开怀大笑，随即吟出自已新写的诗，“趁着我们的血浪还在潮/趁着我们的心火还在烧/快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全盘洗掉/新中华的改造/正赖吾曹！”
“沫若，你的新诗真的不错，说不定，能开创中国诗歌的新纪元呢！”
“有时候，觉得自已好生奇怪，每每有灵感袭来，就像生了热病一样，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笔来就战栗，几至写不成字！我的诗，不是做出来的，是写出来的，不，简直是它自已流出来的！”郭沫若说。
郁达夫点头：“达夫也有同感！对于文学，我志虽不大，却也足以冲破牛斗，目空一切。我既遇了故国的奇波险浪，又受了社会的许多明枪暗箭，觉得自已所走的道路，只有这一条了，不得已，也只好听天由命，认了这一种为千古伤心人咒诅的文字生涯。出院之后，达夫当竭力创作……噢，我带你看点东西。”
郁达夫迫不及待地将郭沫若带回病房，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叠手稿递给郭沫若。这是他完成不久的三篇小说，《沉沦》、《银灰色的死》和《南迁》。
“好啊！我们的杂志正好需要稿子，尤其是好的小说稿。你的小说再加上我新写的《女神》，我们刊物的作品将蔚为大观呢！”郭沫若翻着稿子，兴奋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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