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便以为“兵威既振，则国会政党不复足为轻重”。但是，他并没有立刻解散国会，这并不是由于国会在战争期间俯首听命于他，引起了他的好感，而是因为他还需要利用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以便名正言顺地进行统治。
“二次革命”前，国民党议员之所以敢于对袁世凯实行“监督”，主要是由于有南方数省的地盘和军队作后盾。“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变得七零八落，刘揆一、孙毓筠等公开分裂出去，另组“相友会”、“政友会”之类的小组织，成为袁世凯破坏国民党的别动队。一些号称“稳健派”的国民党议员，也不敢再倡言“监督”或“法律倒袁”了，但他们仍然抱着制定宪法以保卫民主权利的奢望，在国会进行活动。正当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力量大为减弱之时，进步党人却乘机扩张势力，用种种方法对付国民党议员，或吸收使入进步党，“或别设小团以容纳之”，很快取得“百余人”，①大有左右国会之势。袁世凯深知要攫取正式大总统的职位，必须得到进步党人的支持。他一面像过去一样暗中拨给进步党活动费，一面则设计新的骗局。
自赵秉钧辞职后，国务总理的职务一直由段祺瑞代理（仅7月中旬由朱启钤暂代过两天）。开始，袁世凯有把总理一职赏给段祺瑞或徐世昌的设想。但是，当这个消息已经传开时，他却以权术家的诡秘手段，突然舍弃段、徐，而于1913年7月31日选择了进步党人熊希龄；表面上他说除国民党“捣乱分子”以外，他都愿意“容纳”、“合作”，“示天下以大公”，骨子里却只着眼于利用。
当时，熊希龄正在承德担任热河都统，得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意外。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却认为这是扩张党势的大好时机，极力怂恿熊希龄就任，而且表示自己愿意入阁担任财政总长，给熊以实际支持。进步党人的愿望自然与袁世凯的本意不相符合。熊希龄一到北京，袁就把一张总长的名单交给他：外交，孙宝琦；财政，周自齐；交通，杨士琦；内务，朱启钤；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重要的部都由袁党占据，剩下农商、司法和教育三个部，让熊希龄物色人选。一年前，袁用这三个闲曹牢笼占据南方数省的同盟会，而今又用来给势力远逊于同盟会的进步党，在他看来，代价已经相当高了，所以，他对熊希龄以梁启超为财政总长的要求始终不肯答应，一直拖延到9月初，他才同意采取折衷办法，由熊希龄自兼财政总长，而将周自齐调交通总长，梁启超改任司法总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梁、汪和熊希龄都是社会名流，张謇则是全国闻名的实业家兼教育家。于是，这个内阁就被人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人才内阁”的成立，是进步党的黄金时代。梁启超为熊内阁起草大政方针宣言，拟定了许多改革政治的条例，企图在袁世凯手下实现宪政的宿愿。
原来，自国会开幕后，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就赶制宪法。国民党议员主张先制宪法，随后根据宪法再选总统，使国家走上法治的轨道。面袁世凯则企图在宪法产生之前当上正式大总统，以便取得宪法的公布权，把个人凌驾于国会和法律之上，使宪法变为自己的附属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袁世凯一方面唆使一些国会议员提出“先举总统”的动议，宣称“没有正式总统，列强不承认民国，随时有被瓜分或清朝复辟的危险”；另一方面则动员黎元洪联合十九省区都督、都统、民政长发出“先选总统”的通电，对国会施加压力。在内外夹击之下，国民党议员没敢进行激烈的争辩就放弃了原先的主张，国会于9月5日顺利地通过了先选举总统的法案。
袁世凯急于想在10月10日“国庆节”当上正式总统。他认为国会的动作缓慢，虽然有进步党人效劳，但毕竟不能直接指挥。于是，他指使梁士诒出面，用金钱收买了议员李庆劳、康甲臣等近百人，于9月18日拼凑成了一个公民党。公民党以梁士诒为党魁，叶恭绰为副，北洋政客、官僚纷纷加入，一时气势之盛，几乎与进步党、国民党有三足鼎立之势。
有公民党作打手，国会果然加快了步伐。10月4日公布总统选举法，10月6日就投票选举。这一天，多疑的袁世凯仍放心不下，派出大批军警临会监视。同时，拱卫军司令李进才和后路统领刘金标改穿便服，率领便衣军警一千多人，自称“公民团”，将国会团团围住，除外国人外，所有入场的人只准进，不准出。袁世凯搞的这套把戏，不仅使国民党议员满腹怨气，就是一些进步党议员也感到极为难堪。因此，会场气氛十分沉闷、紧张。
当天到会议员共七百五十九名，根据总统选举法，得满投票人四分之三者才能当选。第一次投票，袁世凯得四百七十一票，黎元洪得一百五十四票，没有人达到规定购当选票数，只得进行第二次投票。第二次投票结果，袁世凯得四百九十七票，仍然没有当选。时已至下午，有的议员要求回家吃饭，“公民团”把住前后门，不准离开，并大声叫喊：“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就休想出院！”一些议员看到公民团虽外穿便衣，但军裤、皮靴和短枪赫然可见，知形势严重，便放弃了消极抵制的意图，在第三次投票就袁世凯和黎元洪二人决选时，袁世凯才以五百零七票勉强当选。“公民团”完成任务后，“始高呼大总统万岁，振旅而返”。这时已是晚上九点，议员饥肠辘辘，仓皇而去。
第二天又选出黎元洪为副总统。
袁世凯如愿以偿，满心高兴。10月10日举行了隆重的就职典礼。这天上午，他先在前清皇帝登极的太和殿宣誓就职，随后由一大群文官武将簇拥着，乘坐肩舆至天安门阅兵。受检阅的部队包括拱卫军、禁卫军及京卫队等北洋精锐。
当天，袁世凯给“有功民国”的人物授勋，功劳簿上名列首位的是前清内务府总管世续和太保徐世昌，两人都得到勋一位。袁世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表明民国总统不是他从革命党手中夺取的，而是由清廷禅让给他的。赵秉钧也得勋一位。京官总长、次长以上和各省都督、民政长多得勋二位或勋三位。他还在总统府大张筵席，款待驻近畿北洋军官，营长以上均出席，以冯国璋、段祺瑞、段芝贵为首共数百人，虎狼成群，好不热闹。
在袁世凯政府建立之初，帝国主义各国没有立即承认它，其原因绝不像帝国主义所标榜的那样：“不干涉中国内政”；更不意味着它们拒绝支持袁世凯；恰恰相反，它们乃是以不承认作武器，敦促袁尽快消灭各省革命势力，完成所谓“统一”。关于这一点，早在1912年夏天英国政府就露骨地表示：“对于正式承认问题，应视其（袁世凯）权力能否强迫各省继续奉行前清所订条约，然后再行提议。”②袁氏没有辜负帝国主义的期望，他把全国各省置于北洋势力之下以后，在就任正式总统的宣言中特别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应恪守，及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对于外国人在中国“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③他不仅一口承认了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且就在他当选正式总统的前夕，还特地给了帝国主义一些新的权益，以换取“承认”。应英国的无理要求，他承认了英国在西藏的特权。在俄国的蛮横要挟下，他不顾全国人民的激烈抗议，悍然答应俄国在蒙古享有特殊的权益。日本则以“承认问题”和取缔革命党在日本活动问题挟制袁世凯，于10月5日取得了三条铁路（四平至洮南、长春至洮南、开源至海龙）的借款权，和两条铁路（洮南至承德、吉林至海龙）的借款优先权，把侵略势力由南满扩张到热河一带。④
因此，袁世凯一当选为正式总统，日、俄、英、德等国立即给予承认，发来贺电。美国早在5月2日先已承认。10月10日，袁世凯接见驻北京外交团全体成员，并“合影留念”。帝国主义在华最有影响的报纸《字林西报》发表社论说：“中国长期生活在旧制度之下，现在急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固定的领袖。列强支持明智的官方。”⑤
袁世凯一向重视外国顾问的作用，从北洋政府建立的那一天起，他就陆续延聘了不少外国人当顾问，除安置在政府各部的而外，仅作为总统顾问的帝国主义分子就有十多人，其中对袁世凯影响较大的有：
莫理逊（G.E.Morrison，1862-1920），澳大利亚人，清末为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实际作为一个英国人起作用。他是袁世凯的老朋友（详见第六章第二节），从1912年8月1日担任政治顾问，经常出入总统府，替袁世凯出谋划策。⑥
古德诺（F.Goodnow，1859一1939），美国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法学博士，专门研究德国法律。1912年7月来中国担任法律顾问。至1914年夏天回国，担任霍浦金斯大学校长。第二年7月又到北京。他与袁克定的关系十分密切。
有贺长雄（1860一1921），日本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国际法的研究者。1913年3月初到达北京，担任宪法及附属法顾问。
坂西利八郎，日本炮兵大佐。清末曾在天津任袁世凯的练兵顾问。1912年7月至北京，充当军事顾问。1915年7月解聘。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莫理逊、古德诺和有贺长雄这三个重要的政治法律顾问，都不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他们都带着帝国主义殖民者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人，几乎一致认为中国不可能建成真正的共和国。莫理逊虽然主张议会政体，但他认为中国必须由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实行独裁统治。古德诺则认定中国人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君主制度行之有效。中国在改革政体时，如若借鉴于西方国家的话，德皇威廉二世所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是最有价值的。有贺长雄更是一个十足的君主主义者，他认为议会政体是不理想的，中国能从美国和法国学习的东西极其有限，中国至少应把君主制和共和制融合在一起。只有如此“才能保持秩序和进步”，才能“使新旧两种势力谐调”。所以他到北京后“第一个建议就是恢复祭天典礼”。⑧当时，袁世凯的想法与这些顾问的观点大致是相同的。事实上，正是在顾问们的帮助下，袁氏一当上大总统就开始无情地破坏在辛亥革命中诞生的幼稚的民主共和制度，并一步一步地强化自己的独裁统治，直到恢复帝制。
注释：
①《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册，页424.
②《承认民国及中央权力》，《京津泰晤士报》（Peking＆TienisinTimes）社论。1912年6月19日。
③《政府公报》第516号，1913年10月11日。
④王芸生编：《六十年中国与日本》，第6册，页19.
⑤《北华捷报》，1913年10月11日。
⑥《莫理逊通信集》（TheCorrespondenceofG.E.Morrison）卷2，页1至528，剑桥大学1978年版。
⑦南里知树编：《中国政府雇用の日本人》，见《近代日中关系史料》第2集，东京龙溪书舍，1976年版。
⑧杨·欧纳斯特（ErnestP.Young）：《袁世凯与民初之自由与独裁问题》（ThepresidencyofYuanShik－K＇ai，LiberalismDiciatorshipinEarlsRepublicanChina），美国密执安大学1977年版，页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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