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打定了主意，要消灭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力量。为此，他极力投靠帝国主义，进行物质准备。
清朝政府的财源主要来自长江流域各省的赋税，当时称为京饷。辛亥革命后，南方各省的京饷大大减少，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北方各省的京饷，对于北洋政府庞大的军政开支，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不足以应付。北洋政府的开支主要是靠帝国主义各国的贷款和临时垫款，才得以维持的。仅1912年上半年袁世凯从银行团取得五次垫款，总计银一千二百余万两，其中除一部分用于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和解散南方军队外，大都直接作为北洋政府的军政费。①此外，一贯支持袁世凯的德奥军火商贩瑞记洋行在1912年至1913年还给袁三百五十万镑的军火贷款。正是由于有帝国主义的金钱源源不断地注入袁记国库，袁世凯才不仅能维持住政权，而且还能不断增强北洋军的实力。据《海关册》记载：1913年天津海口输入的军火，共值银四百九十余万两，较1912年增加百分之八十。
当袁世凯决定发动反革命内战时，他首先考虑的是，必须从帝国主义那里取得更大的财政支援，否则进行战争是很难想像的。因此，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于4月23日下令接受五国银行团（美国已于3月20日退出银行团）提出的苛刻的贷款条件。26日，即程德全宣布宋案证据的同一天，赵秉钧偕同陆征祥、周学熙赴东交民巷汇丰银行，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镑的巨额借款合同。合同规定，中国在财政、银行、币制、审计、国债等部门设置由银行团派定的外国顾问，监督财政开支。用全部盐税作借款的担保，由银行团指派外国顾问和会计，设置盐务稽核所，稽核收支，监督征解。
袁世凯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换取帝国主义的贷款。对于这笔贷款的反革命性质，列宁在当时就指出：“借给中国的新的公债被用于反对中国的民主派：'欧洲'拥护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中世纪反动势力实行联盟的。”并作出准确的预言：“（帝国主义）就会出动大炮，并与那个野心家，买国贼，反动势力的朋友袁世凯联合起来扼杀'落后'亚洲的共和制度！”②
自民国成立以来，政府所有对外借款都经过参议院审核通过，方为有效。袁世凯自知“善后借款”的政治条件过于苛刻，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是不会通过的，于是便不经国会审批，径行签字。这是袁氏公开蔑视国会的行为，因此激起国民党人激烈的抗议。国民党议员纷纷向袁政府提出质问。就是一些号称稳健的共和党议员也抱怨说：对借款他们并不反对，惟政府不俟议院议决，妄行签字，则不能承认。参议院正副议长张继、王正廷求见袁世凯，袁拒不接见。张、王被迫通电全国，声明政府违法借款，参议院概不承认。黄兴也致电袁政府，痛斥其“玩国民于股掌，视议会如寇仇”。赣、粤、皖、湘四省都督联名强烈要求袁世凯取消借款合同。
5月2日，袁世凯给国会咨文，硬说借款早在上年经参议院通过。实际上，上年12月27日，参议院仅听取了周学熙关于借款会议经过的口头报告，并没有通过。袁在咨文末尾这样写道：“此次合同签字，在势无可取消，倘国会能谅苦衷，固为国家之幸，否则惟有向国民代表引咎自谢，以明责任。”③“引咎自谢”是袁世凯用以威胁国会的惯伎，其实，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辞职。就在这时他已经公开地布置反革命武力了。
5月1日，赵秉钧因宋案不得不引嫌辞职，袁世凯认为愈避嫌愈会暴露，因此只准他请假，而派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段上台后，立即备战。5月6日、15日，接连召开两次军事会议，制定了对南方用兵的计划：由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两路分兵南下。津浦路方面，早在4月上旬袁世凯已密令驻扎兖州的张勋所部“辫子兵”和驻济南的第五师（师长靳云鹏）整军备战，候命待发。京汉路方面，5月9日袁命令第六师（师长李纯）由信阳开往武汉，向鄂、赣边挺进。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由保定开往信阳接防。同时，以海军大演习为名，命令长江及沿海各军舰一律北上，集中烟台停泊，以防海军起义，附和国民党。袁世凯对南方海军一直抱怀疑态度。
袁世凯并没有把全副精力用于调兵遣将，为使军事行动迅速奏效，他还搞了许多政治阴谋活动。
他十分注意争取和利用同盟军。在他的支持下，共和、民主及统一三党于5月29日正式合并组成进步党。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实际负责人是汤化龙、梁启超。进步党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一、拥护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候补者；二、改组现内阁；三、可先选总统，后制宪法；四、大借款在今日之财政上不能反对，只可监督用途；五、宋教仁案以法律解决之。”从五点声明可以看出，进步党人没有自己的独立主张，几乎全是重复北洋派的滥调。进步党理事张謇与国民党人在政治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而与袁氏暗通声气，他希望助袁统一，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5月底，当赵凤昌等催他到上海调停南北冲突时，他认为“统一与调和抵触”，拒绝离开南通，“假装生病，不加理采”。直到6月中旬他才改变态度，将汪精卫所提出的南北妥协方案转致袁世凯。大意是：国民党保证举袁为总统，宋案仅追究到应夔丞、洪述祖，袁在临时大总统任内暂不撤换皖、赣、粤、湘四省国民党都督。张謇认为汪拟条件“亦明达事理能顾大局之言”，并建议袁氏电请汪到北京，“俾指导其党之暴乱分子，使选举时稳静一致”。袁回电假惺惺地表示考虑张謇的意见，同时指使梁士诒电邀汪北上。
袁世凯认为，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黎元洪的态度至关紧要。5月初，他拨给湖北“军饷”一百万元，实际上这是一种收买。不久，黎元洪果然发来效忠电，他说：“元洪唯知服从中央……所有长江上下游，元洪誓死撑持，决无瞻顾。”这个电报使袁世凯大受鼓舞，他立刻回电赌咒发誓：“世凯苟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罪在不赦。”④此后，黎元洪接连发出通电，开始以“劝告”国民党讨袁派为名，行攻击之实；后来则和袁世凯异口同声地骂讨袁派“谋叛乱”，将其反动立场公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对国民党内各派系，袁世凯采取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反革命策略。当时，在北京的国民党议员大都主张“法律解决”。袁氏于4月8日按时召开了国会开幕大会，并派梁士诒为代表，重申尊重国会和约法。这就使国民党议员更增加了进行合法斗争以解决“宋案”的幻想，以致“二次革命”爆发时，仅有少数议员决然南下讨袁，大部分仍坐在国会大厅里从容论道。当然，袁还欺骗说：这场战争仅仅是要讨伐黄兴、李烈钧等几个叛乱分子，并非要消灭国民党。并命令北京警备地区司令官传讯国民党干事说：“如果不预逆谋，限三日自行宣布，并将该党叛逆一律除名，政府自当照常保护。”⑤为了换取“保护”，国民党北京支部长吴景濂便腆着脸“遵命”把黄兴、李烈钧等除名。
当时，在上海进行“调解”活动的人很多，除张謇以外，另有国民党人谭人凤、王芝祥、汪精卫、蔡元培以及老官僚岑春煊等人。5月4日，岑春煊、谭人凤、王芝祥等十人致电袁世凯，提出以引渡洪述祖、赵秉钧出庭对质、大借款提交国会通过及政府不得干涉制定宪法等，作为“南北妥协”的条件。9日，袁回电一口拒绝，并就岑电所提各条逐一狡辩，说赵秉钧于宋案“尚无嫌疑可说”，借款上年已由参议院通过，政府干涉制宪“纯是猜疑”。当月下旬，谭人凤、王芝祥、伍廷芳和岑春煊的代表先后抵京，袁世凯一一接见，态度始终不变。他对自己的老政敌岑春煊尤为反感，在接见其代表蓝建枢时极不耐烦地说：“今日并非调和南北问题，乃系地方不服从中央、中央宜如何统一问题。宋案自有法院，借款案自有议会，我与岑君等皆不能说话。”⑥对于6月初由国外归来的汪精卫和蔡元培，袁世凯则故作欢迎姿态，先让梁士诒打电报邀他们进京讨论“和平办法”，稍后又亲自写信给汪精卫表白说，“鄙人以国事为重，激则召争，平则息事，一以淡字诀处之。”最后说：“执事道德学问如庆云在霄，俯视尘垢，如肯惠来，以罄心曲，必于国事有所裨益。”⑦但是，汪精卫因忙于在南方奔走，没有来得及北上，战争就爆发了。
对于国民党讨袁派，袁世凯心怀杀机，口出狂言。5月21日，他命令梁士诒、曾彝进转告讨袁派说：“现在看透孙（中山）、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梁士诒嘱曾彝进“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世凯又强调说：“我说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⑧完全是一付凶神恶煞的面孔！
为了孤立国民党讨袁派，袁世凯狡猾地迎合人们的心理，作了多种欺骗宣传。针对一些人的“厌乱”心理，他有意作出种种“宽容”、“忍让”的姿态，连篇累牍地发布文告，恶毒地污蔑讨袁派“潜谋内乱”、“破坏民国”，并极力表示非至万不得已，自己是不肯使用武力的。而且还特别强调，之所以“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不肯张皇武力”，“并非无力安良除暴”，而是“冀其悔悟”，因为“财力枯竭，民不聊生”，国家不堪再扰乱了。⑨袁世凯明明是发动内战的祸首，却把自己说成是“为民请命”的代表。针对讨袁派在上海“运动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的情况，他于5月13日急忙颁布了一道文告，命令各地文武官吏“保卫商民”。他说：“如有匪徒借端扰乱，损害商人，惟该都督、民政长是问。本大总统誓将牺牲一切，以捍卫我无罪之良民也。”7月13日，他又颁发“提倡实业”文告，侈谈“营业自由，载在国宪，尤应尊重”。⑩袁世凯是善于玩弄政治骗术的专家。他装作关心商民的命运，目的是为争取资产阶级一般群众离开革命。各地商民大都受了袁的欺骗。辛亥革命时，他们曾经踊跃捐助军饷，支援革命；而今除少数激进者外，大多数对“讨袁”表示冷淡，甚至加以抵制。后来，袁氏还“传令嘉奖”各地商会“拒乱有功人员”。[1]
为了消除人们对他击败民主派后恢复君主制的忧虑，袁世凯一再公开表示遵守誓言，效忠共和国。
5月底，他对入京探听情况的章太炎说：“吾以清运既去，不得已处此坐，常惧不称，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诬我，乃至于是。”[2]章太炎遂认为他无“帝国思想”，只有“终身总统之念”。[3]同时，袁世凯又特意接见上海《大陆报》记者弥勒。
弥勒问：“主张何种政体？”
袁：“自以共和政体为主张！盖共和既已告成，而又欲适用他种政体，其愚孰甚！”
弥勒：“近有人评论总统并不实心赞成共和，拟复君主制，有是事乎？”
袁：“予知此种谣传自不能免；然既为公仆，岂能逃诽谤乎！此种问题当留之以待后人之解决。余既为民国办事，必当尽余之能力，以求民国之成功！倘有破坏之危险，决非自余而生，必由于一般暴徒以破坏国家为主义者也。”
弥勒：“有人谓总统欲仿效拿破仑，信乎？”
袁（笑）：“余欲为华盛顿，非拿破仑也。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
弥勒：“现在中国最要之事为何？”
袁：“对内对外均以和平，此为最要之事。”[4]
袁世凯一边搞政治阴谋，施放和平烟幕；一边已把军队集结完毕。6月初，北洋二、六两师已全部抵武汉。第六师前锋已至武穴田家镇。6月3日，直、鲁、奉、吉、黑、甘、陕、黔、滇等省都联名通电，猛烈攻击国民党讨袁派，声明“极端反对调合”。在京江西籍官吏，也以“人民代表”的名义上书袁世凯，要求制裁李烈钧。袁氏便以应“人民”的要求为辞，于9日突然下令免去李烈钧江西都督的职务，任命黎元洪兼任，并提拔李烈钧的部下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14日又下令调胡汉民为西藏宣慰使，免去其广东都督，提升陈炯明继任。30日又调柏文蔚为陕甘筹边使，免去其安徽都督，由民政长孙多森兼任。陈炯明、欧阳武都是国民党员，袁暂时任命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分化自己的敌人。
袁世凯的突然袭击，使讨袁派措手不及，李烈钧、胡汉民和柏文蔚都不得不遵命离职。本来，张謇“调解”的条件之一是暂不撤换国民党的都督。袁世凯断然宣布这种任免令，表明他已将战前的准备安排就绪，从6月16日他给张謇的信中可以得到证明，他说：“其依附伟人诸辈气焰熏灼，俨同贵胄。亦不惜屏声忍气，曲予优容。而经年以来，彼党执拗，动辄骂人，肆意诬蔑，凡与鄙人稍有情感者，莫不吹求痛击，体无完肤……种种奇闻，现于沪上，调人络绎，名曰维持，而暴烈分子仍不住手，无非革心鄙人，破坏民国。即不为一身计，宁不为一国计？为公为私，退无余地，唯有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倘伟人果肯真心息兵，我又何求不得，如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人非至愚，谁肯受此？”[5]
7月3日，袁世凯以江西湖口“匪党谋乱”为借口，命令第六师火速向九江推进。第六师二十四团（团长张敬尧）于5日进至九江附近沙河镇，与当地所驻赣军林虎旅交火。欧阳武急电袁世凯，恳请撤回北洋军。袁不仅置之不理，反而命令“六师后方各团及二师旅团、并第二混成旅团、海军各舰，迅速赴浔”。12日，李纯报告第六师进驻九江南门外，袁世凯当天任命他为九江镇守使。
当江西的枪炮声传到上海国民党总部时，国民党领导人仍然意见纷纭，没有统一的对策。孙中山见战火迫在眉睫，遂不顾党内一些人的反对，毅然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
李烈钧（1882-1946），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主张。在被撤职前，他已秘密筹款，联络粤、皖各省，准备抵抗。离江西到上海后，他协助孙中山制定了讨袁的军事计划。7月8日，奉孙中山之命潜抵湖口。当12日北洋军兵临九江城下，“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他以江西讨袁军总司令的名义首先举起义旗，发布讨袁檄文，痛斥“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借巨款……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最后向人民呼吁：“宜急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黄兴在一度犹豫之后，也决然投入讨袁战争。7月14日他到达南京，召集一、八两师军官，于次日强迫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并和柏文蔚等人一起推举岑春煊为讨袁军大元帅，企图通过岑扩大影响。17日，安徽宣布讨袁，十天后柏文蔚抵安庆就任讨袁军总司令。18日，陈炯明在广东宣布讨袁。同日，陈其美率领上海讨袁军开始攻击制造局。居正占领吴淞口炮台。接着，许崇智迫使福建都督孙道仁宣布讨袁，湖南都督谭延在蒋翊武等人的压迫下通电独立。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在重庆举兵讨袁；接着，张百祥在绵阳、王天杰在荣县先后响应。大江南北一时燃起讨袁的熊熊战火，形成相当大的声势，这对袁世凯的反动统治是一次巨大的冲击。
从7月中旬起，袁世凯接连发出一道道文告、讨伐令、通缉令，诬蔑讨袁派为“乱党”、“暴民”，妄加“破坏民国，涂炭生灵”的罪名。他还故意把正义的抵抗说成是历史上“削藩召乱、移镇生变”的重演。好像讨袁派是分裂国家的罪魁祸首，只有他才是维护民族统一的“爱国者”和拯救人民的“救星”。在7月22日发布的命令中，他这样写道：“本大总统昔以仁柔姑息，延兹厉阶；今当以勇猛精勤，赎彼前慝。叛党欲破坏民国，惟本大总统责当保之，叛党欲涂炭生灵，惟本大总统责当拯之。垂涕伐罪，指心质天。纪纲所系，威信所关。虽怀痛悼，其安而已……本大总统老矣，六十老翁，复何所求？顾断不忍五千年神明古国颠复自我！但使一息尚存，亦不许谋覆国家之凶徒以自恣。冀与邦人诸友，含辛茹苦，冒险犯难，奠此国基，他日作共和幸民，扶杖山谷，以观治化，庶遂初志。”[6]
与此同时，袁世凯任命段芝贵为江西宣抚使兼第一军军长，督率二、六两师攻击湖口和南昌。任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兼第二军军长，督率四、五两师中杨善德、施从滨两旅以及雷震春、倪嗣冲各部，沿津浦路南下，攻占徐州、蚌埠后，分兵掠安庆、浦口。任命张勋为江北镇抚使，率辫子兵由兖州沿运河南犯，经清江南逼扬州，而后会合冯国璋军围攻南京。又派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海军舰队南下，攻击吴淞口，海军次长汤芗铭率领长江舰队攻击湖口、九江等地。
袁世凯自始至终亲自指挥北洋军作战，不仅为军队规定了进攻路线和攻击目标，还直接唆使北洋军进行野蛮屠杀。他下令对起义者斩尽杀绝，“使无噍类”，“凡遇有自称取消独立之军队，必勒令缴械，给资遣散，诛其渠魁。倘借口取消，持械观望，仍以叛军论，勿稍姑息为要。”[7]当时，独立各省的军队还没来得及集中，六万余北洋军所面对的仅是江西、江苏、安徽三省境内的四万余讨袁军，而这三省的军队又是分散的，没有统一的指挥。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袁世凯显然占了上风，而且他又有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及鄂、滇、黔、桂各省都督的输诚。如：黎元洪派兵威胁湖南。云南都督蔡锷派遣军队入四川，压迫熊克武。陆荣廷不仅镇压了广西境内响应讨袁的柳州起义，而且支援龙济光攻击广东。所以，袁氏自信在即将开始的决战中，会迅速击败对方，把局面扭转过来的。当血腥的杀气漫长江两岸时，他和妻妾乘画船在总统府南海上逍遥取乐，饮酒赋诗。每日必至瀛台一带漫步，“凡点缀风景之处，均亲自布置”。故意示人以闲情逸致。
各省讨袁军仓促应战，号令不齐，行动极不协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无视广大群众的力量，没有一个足以激发群众积极投入讨袁的政策。因此，在北洋虎狼军优势兵力的压迫下，很快陷入混乱。一些领导人首先动摇，“贸然一走，三军无主”，使军队失去了有效抵抗的能力。少数满怀革命激情的军官和士兵，在失去领导的情况下，浴血奋战，南京天保城五失五得，不少地方出现“孤城落日斗兵稀”的悲壮搏斗场面。然而，少数反袁勇士的英雄行为，终究不能改变历史性的悲剧。
如袁世凯所意料，北洋军节节取胜。7月25日，第六师马继曾旅和汤芗铭所率领的舰队联合攻陷湖口，袁世凯发犒赏银十万元。张勋怀着对辛亥革命时被打败的报复心理，倾其精锐南下，连陷徐州、清江，8月1日抵江北重镇扬州。同日，冯国璋陷蚌埠。7日，安徽第一师师长胡万泰被袁世凯收买，宣布取消安徽独立，呈上降表。11日，刘冠雄攻占吴淞口炮台。被袁世凯收买的龙济光所部粤军由梧州顺江东下，同一天进入广州。18日李纯陷南昌。倪嗣冲于28日兵不血刃地进入安庆。9月1日张勋、冯国璋攻陷南京。张勋入城后，纵兵烧杀抢掠三日。福建和湖南两省都督见势不妙，先后自行宣布取消独立。9月14日熊克武在重庆也遭到失败，讨袁军失去了最后一个据点。
仅仅两个月，南方各省反袁的力量全部瓦解，孙中山、黄兴、李烈钧、陈其美等被迫逃亡国外；蒋翊武、王天杰等被捕，惨遭杀害。资产阶级民主派遭到了一次灾难性的打击，辛亥革命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化为乌有。
袁世凯趾高气扬，大奏凯歌。他高兴地介绍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周砥给“凯旋”归来的心腹大将冯国璋作夫人。他任命倪嗣冲为安徽都督，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李纯为江西都督，龙济光为广东都督兼民政长，张勋为江苏都督。后来又调张勋为长江巡阅使（驻徐州），而以冯国璋继任江苏都督。袁世凯对腆颜降服的谭延和孙道仁都放心不下，派汤芗铭接任湖南都督，李厚基为福州镇守使，刘冠雄兼福建都督。黎元洪本来派鄂军攻湖南，又协助李纯攻江西，并趁机对当年拥护他当都督的革命党人狠下毒手，大加屠戮。他为袁世凯效尽犬马之劳，本想希荣固宠，保佐地盘。但是，袁世凯认为他毕竟不是北洋派，便于1914年1月派段祺瑞南下，把他强行“请”到北京，专任有职无权的副总统，从而取消了他的地盘和军权。袁世凯先让段祺瑞署理湖北都督，后来改派段芝贵接任。北洋军阀囊括了长江流域各省，据张一所记：“凡南军所已溃之地，悉以北军充之，于是，直东皖三省之白丁，人人首其缨而腰其刀，走卒厮养皆为高官，皂隶舆台尽充末将。”[8]
在战胜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以后，袁世凯立即抽调兵力对白朗起义军展开围攻。白朗（1873一1914）是河南宝丰县人，从1912年末他就率领数百农民在鲁山、舞阳及宝丰一带“打富济贫”，到1913年下半年已发展到数千人，活动地区扩大、到豫、鄂、皖三省交界各县。袁世凯把白朗军视为大患，在他发布的围剿命令中，恶毒地诬蔑白朗为“狼匪”、“白狼”，可见他对起义农民是怎样的恨之入骨了。1914年初，他将镇压白朗不力的河南都督张镇芳撤职，派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并指令段赴信阳召开豫、鄂、皖三省会剿军事会议，制定围剿计划，限期消灭白朗起义军。由段祺瑞亲自指挥，参加围剿的北洋军共三万多人，除“豫南剿匪督办”赵凋所率领的毅军外，还有王占元第二师一旅，倪嗣冲一部，张勋一部以及王汝贤和陈文运各旅团。北洋军刚刚扑灭了“二次革命”，将悍兵骄，段祺瑞代表各将领致电袁世凯说：“扫靖匪氛，指日可待。”他们把白朗军切团围在商城、霍山、霍邱之间，妄想一鼓荡平。但是，事出袁世凯及北洋将领的意料，白朗军得到农民的支持，采取流动作战，从商城突破包围圈，风驰电掣般地向西挺进，从武胜关附近越过京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地区。3月中旬，突袭湖北老河口，缴获大批枪械弹药，队伍扩充至万人。白朗在此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避实击虚，乘胜入陕。攻占荆紫关后，由于受到孙中山派来的联络人员徐昂及沈姓参谋等人的影响，白朗整编了部队，改称“公民讨贼军”，自为“中原扶汉大都督”，接连颁布文告，传檄远近，怒斥“袁贼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号召人民援助讨贼军，推翻袁世凯政府。所部一度发展到二三万人。
帝国主义列强驻北京公使团要求袁世凯迅速扑灭白朗军，保护各国传教士。袁严词指责段祺瑞“军事迟缓”，他说“白匪久未平，各国报纸谓政府力弱，不足以保治安……续借款愈难办，关系全局甚重”。饬令段采取严厉措施，“克期扑灭”。
白朗军由荆紫关西进，于3月底和4月初接连攻克商南、龙驹寨（今丹凤）、商县、柞水，越秦岭，直逼西安。陕西都督张凤屡战屡败，“退守西安，一筹莫展”。当张凤调兵防守西安时，白朗乘渭南一带空虚，由子午镇附近疾驰西进，席卷县、、武功、乾县，“势如破竹，无当之者”。[9]在醴泉与陕军陈树藩旅激战后，回师袭取永寿、县，全陕震动。张凤十万火急地向袁世凯求援。
袁世凯见段祺瑞屡遭挫败，大损声威，遂调他回京，而派有“屠户”之称的陆建章为“西路剿匪督办”，率领新编第七师（由拱卫军12营和豫军8营改编而成）援陕，又派赵倜为会办，率领毅军五千入陕，继续尾追白朗军。同时，袁世凯命令川军第三师进驻汉中，扼秦岭各口隘，防白朗入川。又命令甘肃都督张广建调甘军及马安良所部回军至天水、平凉等地布防。又命张敬尧、陈文运、王汝贤各部由潼关、南阳各路堵截。袁世凯调集重兵，企图一举消灭白朗。白朗军在醴泉和县与陈树藩旅两次搏战，损失甚重，但由于陕甘一带哥老会纷纷归附，白朗的队伍很快得到补充，接连又攻克凤翔、千阳、陇县，进入陇中地区。甘军“临阵溃散”，白朗军纵横驰骋于通渭、陇西、天水、徽县、阶州（今武都）等地。
白朗原计划人川，因受到川军阻击，便从阶州折回。6月初，在伏羌（今甘谷）与赵倜军作战失利，白朗不幸负伤，遂决心带领队伍回河南家乡。6月中旬，经过几场激烈的战斗，白朗突破了北洋军在宝鸡附近的防线，进入陕西。北洋各军互相怨尤。“毅军诋甘军窳败不能战，甘将诋毅军不能遵围剿之约”致使白朗逸围而走。“毅军咎陆建章部下安守省垣，畏葸坐视，不出堵截。陆部下则嗤毅军徒事尾追，奔驰千里，不获一战，自疲兵力”。袁世凯闻讯震怒，于6月16日致电陆建章，饬今将失职人员从严参办。[10]不久，袁便以“纵寇殃民”为口实把张凤免职，召入北京，派陆建章接任。又将白朗所经过的商县、县、乾县等二十余县的县知事撤职，以北洋派官僚代替。陆建章大量裁减陕军，而把北洋第七师扩编为第十五、十六两个混成旅，以贾德耀、冯玉祥（陆的外甥）为旅长。从此，陕西省完全纳入北洋系统。
白朗军没有根据地，长期流动作战，给养不足，队伍疲惫不堪，军纪也渐渐松驰。在由子午谷越秦岭经商雒、由原路归河南途中，又遭到镇嵩军刘镇华部、张锡元部、张敬尧部和赵倜毅军的前后夹击，损失惨重。及回到家乡宝丰一带，战斗力大大削弱，只得分散为数股，隐蔽活动。8月初，白朗率领数百人在鲁山县石庄与张敬尧部殊死搏战，不幸阵亡，起义队伍遂瓦解星散。白朗起义坚持数年之久，在所到之处“打富济贫”，沉重地打击了地方封建势力，削弱了袁世凯的统治力量，但最终仍然不能幸免失败的命运。
白朗失败后，袁世凯严令北洋军“搜除余孽，务绝根株”。赵倜奉命“清乡严洗”，在西华、鲁山、宝丰、禹城各县分区驻扎重兵，大肆屠戮，纳起义农民于血海之中。9月，袁世凯发布褒功令，以赵倜为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张敬尧所部第二混成旅扩编为第七师，张升任师长。
至此，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买办阶级的支持下，袁世凯击败了资产阶级民主派，扑灭了农民起义军，消灭了国内一切企图推翻他的有影响的武装力量，实现了封建专制独裁的“统一”。他顾盼自雄，洋洋得意，自制了六扇红木屏，屏上精刻中国地图，陈设于卧室之中，纪念他“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北洋军阀集团从此气焰更为嚣张了。
注释：
①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页114-117.
②《列宁全集》，卷19，页83.
③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1926年上海广益书局第15版，卷1，页6.
④《爱国报》，1913年5月15日。
⑤《时报》，1913年8月2日。
⑥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页288.
⑦同③，卷7，页6.
⑧同⑤，1913年5月24日。
⑨同③，卷2，页41至46.
⑩同③，卷2，页45、43.
[1]同③，卷2，页69.
[2]《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章氏国学讲习会校印本。
[3]《章太炎致伯中书》，1913年7月3日。见《文物》，1976年第9期。
[4]同⑤，1913年5月29日。
[5]《袁世凯致张謇函》（原件），1913年6月13日。见《近代史料书札》第一函第一册，北京图书馆藏。
[6]同⑤，1913年7月27日。
[7]《袁世凯致冯国璋、张勋密电》，1913年8月3日。见《冯国璋收电簿》。
[8]张一：《心太平室集》，卷1，页28.
[9]《继修醴泉县志稿》，卷11兵事。
[10]《白狼猖獗记》，见《时事汇报》第8号，191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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